文章來源：中國社會學
原標題：中國老師的日子為什麼那麼難？
辭去美國的教職參加復旦已經四年，從大陸高校最勝利的通識教導到現在的兩級管理改革，我親自感想了復旦大學在中國教育改革上的種種勇敢和正確的嘗試。但是，我想大家是想聽聽批駁與建設性的意見。因此，下面我會聯合我自己做美國的學習與教學經驗，談一些我們可能進一步改良的處所。
在美國，我在哲學系，我們系和英語系(兩個系共近40名教師)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兩個系共用一名秘書，一切井井有條。回到中國，看到我們學院乃至學校有宏大的行政班子，以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務，但是發現自己豈但要做很多在美國由行政人員做的事情，還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國大學裡從來不用做的事情，舉例如下。
1、在美國，我有與教學相關的複印需要，由幾個系共用的服務中心解決，就在我們辦公室所在的樓里。我們只需要把要複印的課程提綱、閱讀材料留在那裡，到時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復旦想給學生複印閱讀材料，被告知去複印店裡自己掏錢去弄。
2、在美國，每個老師的辦公室里都裝備了電腦和電話，辦公相關的用品可以去系裡秘書那裡免費領取(不必填任何表格)，辦公室也有專人打掃。回到國內，才知道這些東西都要用自己申請經費去買、報銷。開端我與一名同事共用辦公室，終於有一天才發現是這位同事倒的我們共用的垃圾桶，格外羞愧。
3、在美國，每隔3年有一學期帶薪的學術假。回到中國，發現素來沒有人休學術假。後來被告訴假是有的，但是所帶的薪是工資表上的工資部分。但是，中國大學教師每月固定收入的絕大部分是各級政府和學校的補助，以及績效考核。所以，中國“帶薪”的學術假，實際上近乎無薪的學術假。除非傍上大款，誰敢休呢?學校假如真的想讓老師有時間研究，是否保障休學術假期間，各項主要補貼照發不誤呢?
4、在美國，老師要教新課，跟系主任說一聲就可以了。在中國，開新課要填各種申請表，由教務處審核通過。並且很多不在所謂造就籌劃里的課程，很難申請下來。美國也有培育方案，但是它更多是模塊性的。比方哲學專業必需在古典哲學模塊里選一門課，但是對老師開的詳細課程並不限制，這門課算哪個模塊由院系自定。美國大學的教務處是服務機構，只負責備案。但在中國，教務處成了審核與管治機構。可是，我們想想，教務處的審核人員大多沒有當過老師，更不是相關專業的專家，為什麼由他們決議院系老師(他們才是專家)的課程是否能夠開設呢?我們的二級治理改革，在這一點上，要把培養打算以及課程制定的權力真的下放到院系，讓教務處成為真正的服務部門。
5、在美國，固然有年度教師這樣的榮譽，但是它是學生自己組織授予的。在中國，我們有各種精品課程的評比，是填各種報表，由不知道哪裡的專家評審的。我們還有各種課程建設。這些建設所給予的經費支持，是要報銷的。關於報銷的血淚，我想大家都是有親身領會的。這樣的成果呢，就是讓老師忙於申報精品課程，沒有時間去精品其課程;忙於報銷建設費，而不去建設課程。我們能不能少評選和“建設”課程，把騰出來的人力放在服務教師上，把騰出來的錢，直接以現金形式，發給老師，尤其是人文類的老師，因為我們教課的“裝備”就是我們讀書思考的大腦，我們需要的是多一點讀書的時間，少擔憂些柴米油鹽?
6、最後，就是科研經費。回國半年，有朋友問我做了什麼學術工作，我說我填了很多表。當然，這麼說很是不識好歹。在中國大學，能申請到種種經費，是被重視的象徵。但是，從填表以及準備很多折騰人的材料，到中期考察，乃至結項，占據了許多真的科研的時間。有時候去文科科研處，看着他們辦公室里堆積如山的資料，對那裡的老師也很同情，也清楚了我們這麼多行政職員在忙什麼。拿到經費以後，還要有報銷的種種血淚。好比，用本人的經費出國開會，還要用公務護照，事先層層申請，才幹終極報銷。我辦了一個英語授課的、針對外國學生的中國哲學碩士項目，得到了經費支持，但其中沒有現金額度，而我需要的恰正是付給外校老師、助管、助教現金，這又逼着我們施展我們的“主觀能動性”!
凡此種種，其中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從國家各級部委到大學，管治(包括評比與“建設”)占據了主導。我不是說管治不對，而是說管治應該讓專家來做，即去行政化。但這不是說讓教學進入行政系統，成了新的官僚。這裡是說，比如在對教學與研究上，教師自己和各院系是專家所在，所以應該把管治權儘量給他們。
這包含研究經費，儘量要“藏富於民”、藏富於大學老師。我在美國，從來不申請國家經費，因為我的工資足夠我進行各種科研相關運動。而中國，國富民窮在教育上的表示，是國家掌握了太多資源，這些資源由各級官僚、聯同各級學閥，進行尋租。有限的教育經費養了很多給學者添麻煩的官員，發到學校、學者手上也是很多麻煩。當然，這種情形，我們一個大學沒方法改什麼，為了保證能占占有限的資源，我們也不得不參加各項評比。但是，復旦大學增強二級管理，是我們自己可以做到的。我希望，這種加強，是本質的加強。比如，國家對學校影響不大的經費、評比，我們能不能儘量少加入?校內的各種官方評比、建設可否少一些?尤其是人文學科(理科與社會科學可能確切需要很多設備和經驗研究經費)，能不能儘量將支持的經費以現金的形式發給院系和老師，讓他們自行支配(我們從非官方渠道取得的光華人文基金，就是直接支持青年教師的)?我們的經費管理，能不能儘量聽取院系意見，儘量簡化，儘量在可能的前提下增大現金額度，而不是在國家不公道的劃定上還要層層加碼？
自殺性地埋怨了很多，不是說復旦相對全國其他高校做得多不好。恰好相反，我以為復旦很多事件做得多比其餘高校更好一些。學哲學的，喜歡幹的事情是想像一個理想世界應該是怎麼樣的。當然，我這裡的理想世界不太遙遠，美國做到了。我們要超英趕美，能不能在這些地方真正地趕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