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次審判的實際過程，可以看得很清楚，這次審判的主要對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團”，林彪反革命集團僅僅是一個搭配。而在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中，主要又是審判江青。
把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稱之為“歷史的審判”，有三層含義：

首先，它不僅僅是對少數幾個人的審判，而是對一段歷史的審判，是對文化大革命這段歷史的審判。毛澤東自己說過，他一生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說是對毛澤東的這段歷史的審判。有人說：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與批判毛澤東的錯誤是兩回事。也許，他們主觀上認為這是兩回事；也許，他們希望群眾把這當成是兩回事；也許，他們這樣說僅僅是一個幌子，他們自己不相信，也不希望群眾相信。實際效果是，審判了江青，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至少把毛澤東建國以來，特別是一九五六年以後的歷史否定了。如果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果真犯有如此嚴重的“反革命罪行”，他們又得到毛澤東的如此信任、重用，他們的許多“罪行”又是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批准或同意，毛澤東豈能辭其咎。如果說，批准、同意的只是錯誤，執行的就是罪行，那麼，究竟有多少事，江青不僅是批准或同意而是親自執行者呢？

其次，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對高級官吏犯罪進行審判不乏先例。但是，因黨內路線鬥爭而對失敗的一方進行審判，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林彪集團發動“五七一反革命政變”，叛國出逃，有人提議對林彪集團進行審判，毛澤東認為，黨內鬥爭不能採取審判的形式進行。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可以說打破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紀錄，創造了用審判形式進行黨內鬥爭的先例。當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前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曾經多次對黨內的反對派進行審判，並判以重刑。然而，斯大林的這些錯誤，是被右派先生們經常作為攻擊的目標的。

再次，把所謂的“江青反革命集團”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搞在一起，併案審判，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創舉。按照“起訴書”的說法：1971年9月，林彪、葉群、林立果、周宇馳、江騰蛟等陰謀殺害毛澤東主席、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失敗，林彪等叛國外逃，以林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為首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繼續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直到1976年10月被揭露和粉碎。這時，逮捕他們，華國鋒宣讀的“中央決定”是這樣說的：“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可見，林彪的問題與江青的“問題”，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把兩件完全不同的事併案審判，既改變了林彪一案的性質，也改變了江青“問題”的性質。這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通過這次審判有三個實際意義：第一，進一步打擊“四人幫”及其幫派體系，使其永遠不能再搗亂；第二，打騾子驚馬，讓華國鋒徹底丟掉幻想，老老實實地就範，辭去現有的領導職務；第三，順利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判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完成政治上的撥亂反正。

2005年6月初稿
2006年3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