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尤其是其中的“主流學者”，採取在《學習時報》、《財經時報》發表文章公開攻擊黨中央、人民群眾和社會主義等多種方式進行反撲說明了什麼？帶關鍵性的一點，是說明用科學發展觀取代庸俗發展觀的統攬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地位，擊中了他們的要害。
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腐敗嚴重、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三農”問題等等，在十六大之前的八、九年這段時間為什麼會急速加重，成為惡性循環的“老大難”？其中一個帶根本性的原因，是在於受庸俗發展觀的影響特別大，屬於“大災之年”。
庸俗發展觀之所以有這麼大的魔力，主要是因為：它的影響面極大。發展觀是對一切事物發展問題的總看法，是關於發展目的、動力、標準、道路、戰略等等的基本理念。所以，它是綱領、路線及方針政策的反映和體現，能統攬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局。在這個意義上說，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全黨全國全軍工作的總綱；堅持和推行庸俗發展觀，是資改派把我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個綱領。
它的欺騙性極大。由於現階段人民群眾企盼富裕起來和國家強大的願望特別強烈；由於馬克思主義確實非常重視生產力的發展；由於美國把推行新自由主義、實行經濟上的和平演變作為重要戰略舉措之一，因而以“最重視經濟建設”面目出現的庸俗發展觀，自然很能騙人。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人尤其是領導幹部相信庸俗發展觀最有利於經濟發展那一套，就說明了這一點。
它的危害性極大。和科學發展觀所主張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相反，庸俗發展觀所主張的是以物為本，單邊、畸形、泡沫式的發展，所以它必然逐漸滑向以資為本，以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為本；必然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論點即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根基。因此，如果用庸俗發展觀統攬全局，它就會給我們的事業造成全面的、帶根本性的危害。
由“郎顧之爭”引發的這場國企改革問題大討論，為破除庸俗發展觀打開了一個很好的突破口；破除庸俗發展觀，是解決國企及其他多種問題的治本之策。
那末，有哪些具體事實，能證明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呢？這裡僅從黨的路線的角度分析一下，看看實踐是怎樣檢驗“主流學者”的理論的，看看庸俗發展觀給我們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外交路線、組織路線造成了哪些危害。
第一，它用實用主義標準否定實踐標準，搞亂了黨的思想路線。
“一切向錢看”，就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實用主義標準觀。于光遠等人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宣傳過“只有低頭向錢看，才能抬頭向前看”之類觀點。一切為了錢，一切都靠錢，一切都看能撈多少錢，這就把撈錢當作了一切的目的、動力和標準。
李君如等人宣傳的“兩個不問”即“不問姓社姓資、不問姓公姓私”（《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認為為了把物質文明甚至把經濟指標搞上去，可以不擇手段、不講原則、不問是非、不顧人民利益，也是實用主義標準觀的一種表現形式。
實踐證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會發展規律是一致的，只有站在人民立場上才能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而站在極少數剝削者的立場上在不少問題上便不能真正實事求是。所以黨的思想路線，必須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統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是實踐標準和人民利益標準的統一。由於“一切向錢看”說到底是一切圍私轉，“兩個不問”說到底是主張從以物為本發展到以資為本，可見從根本上說，“主流學者”主張的思想路線，不是無產階級政黨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統一的思想路線，而是資產階級政黨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路線。
對於實用主義標準的危害性，連俄國的大富豪古辛斯基都悔恨地說：“崇高的目標是無法通過骯髒的手段來實現的。今天我確信了這一點”（《強國論壇》2005年8月31日）。
正是由於實用主義標準論的影響不斷擴大，一些地方和單位才會出現講實事求是最多，同時講空話、假話、套話也最多之類反常現象；才會使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用“資本價值論”取代勞動價值論及剩餘價值論，用“精英民主”之類屬於英雄史觀的主張取代人民民主這種屬於奴隸史觀的主張，不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是理論創新，從而使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擴大到建黨以來的最高點，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降到建黨以來的最低點；才會製造出建國以來的前30年是“停滯時期”、“公有制效率低”、計劃經濟“應該完全否定”之類最大的“冤假錯案”；才會出現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誠信危機、道德滑坡，使吸毒、賣淫、賭博等醜惡現象死灰復燃，使犯罪率連續創造最高記錄；才會造成使許多人分不清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和和平演變這種最大的思想混亂；才會使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受到思想文化上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主旋律逐漸被個人主義、資本主義、賣國主義所取代即被“換魂”這類最嚴重的創傷；才會將“遇到紅燈繞着走”、“政策可以變通”、“先生孩子後起名”、“不看成分（即不管公有制占不占主體地位）看貢獻”、“只要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當然包括外資、私有經濟）就姓社”即屬於社會主義經濟之類表面看來好像有理，實際上危害很大的機會主義、經濟主義、實用主義貨色，一批接一批地成了引領時代潮流的最時髦的觀點。所以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特邀顧問劉國光在談到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傾向性問題時說：“西方教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社會中的影響力在上升”，“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影響上升是當前的主要危險”（《環球視野》2005年7月15日。以下所引此文，只注“同上”）。以上這些鐵的事實，難道不能證明黨的思想路線被搞得混亂到了最嚴重的程度嗎？
實踐告誡我們，要真正全面、徹底地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做到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就要敢於面對歷史，運用一分為二的方法，把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總結出來；敢於面對現實，實事求是地擺出庸俗發展觀帶來的種種問題。
第二，它用新自由主義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搞亂了黨的基本路線。
庸俗發展觀主張以物為本、以資為本，這就決定它必然要“改革”社會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也就是說，名義上肯定實質上否定黨的政治路線、基本路線。
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集中體現，它必然成為黨的基本路線的一個基本點。“主流學者”要“改革”社會主義，搞亂基本路線，自然要否定四項基本原則。
“主流學者”在講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準時，只從作用角度講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不從性質角度講標準即是否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講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時，只講它的任務使命，不講它的制度特徵即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文化制度，這就逐漸淡化、模糊、抹煞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搞亂了什麼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結果便造成群眾所說的“堅持社會主義沒方向”。
“主流學者”一面宣傳我國由於生產力水平低，現在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必須實行公有制和私有制並存；一面宣傳早已完成了只有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即剝削階級的消滅。蘇東劇變的最大教訓之一，是不能否認在社會主義階段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唯其如此，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特別強調了“復辟”的問題。而“復辟”就意味着資產階級重新上台。“主流學者”宣傳資產階級不僅早已消滅而且將來也不會再產生，這就使我們在抓階級鬥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時，失去了階級對象。結果便造成群眾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沒對象”。
“主流學者”通過否定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餘價值論，否定了現階段的資本主義剝削；通過否定在社會主義階段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否定了反對資本主義復辟鬥爭的革命性質；通過否定資產階級的存在，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職能，這就從根本上破壞了黨的先進性建設，削弱了黨的戰鬥力和執政能力。結果便造成群眾所說的“堅持黨的領導沒力量”。
“主流學者”在否定剩餘價值論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塊馬克思主義基石的基礎上，宣傳公有制不僅“效率低”而且“必然產生官僚主義和腐敗”；無產階級專政是“極權主義”、“暴政”；堅持馬克思主義是“限制思想自由”、“實行文化專制”。同時，宣傳私有制“最有利於生產力發展”；西方的民主制“代表了歷史潮流”；西方的文化“符合人的本性”。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先進性，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反動性、腐朽性，動搖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信念。結果便造成群眾所說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沒信仰”。
但是，由於這些資改派的論點有一定的欺騙性，他們便得以把四項基本原則“虛置化”，即當作一句最大的空話、套話、假話，甚至反過來使用包括專政在內的種種手段，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志扣上“極左”、“反對改革”、“破壞穩定”等帽子加以打壓。同時，卻把美國為維護霸權、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對世界人民進行階級報復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或明或暗地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大力推行。在這個意義上說，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成了他們一塊最大的“遮羞布”。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手硬、一手軟”問題在“大災之年”不僅解決不了而且不斷加重，原因正在於此。
改革開放是黨的基本路線的另一個基本點。但在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私有化改革觀的影響下，“公有制效率低”、“一股就靈”、“只有私營經濟才有活力”的思想嚴重泛濫，直至“主流學者”敢於公開宣傳私有化。例如，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景北，就一直在呼籲“公開的私有化”，要求“儘快對私有化立法”（《較量》第94頁）。這使絕大多數國有企業越改效益越差，數十萬個國企被以低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賣給甚至白白送給了極少數人。結果，“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有數以十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毛繼東，《主人公論壇》2005年9月9日），即全國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剝削去7000多元；導致數千萬吃着窩窩頭、勒緊褲腰帶大干苦幹，為人民共和國做出巨大貢獻的工人下崗失業，淪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這無疑是最大的分配不公，是建國以來廣大工人受到的最大損失。
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市場化（即市場調節面越大越好，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甚至可以完全放棄宏觀調控職能）改革，使“不找市長找市場”、“看不見的手一抓就靈”、“市場萬能”思潮的影響急速擴大，使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滯後性的消極作用得以興風作浪。這樣，便造成了惡性競爭泛濫、低水平重複建設嚴重、地方保護主義猖獗、假冒偽劣產品增多、生產過剩危機四伏、損人利己傾向滋長、消極腐敗現象蔓延等嚴重後果。
例如，醫療的市場化改革，使“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更加嚴重了。據衛生部公布的材料，前些年醫藥費平均每年漲13%以上，是人均收入增長率的3倍多。衛生部長高強指出：“有48.9%的人應就醫而不去就診，有24.6%的人應住院而不住院”。主要原因是“公立醫療機構運行機制出現了市場化的傾向”（《文匯報》2005年8月5日）。“2000年，在衛生籌資與分配公平性的評估排序中，中國位居第188位，在191個成員國中排倒數第4位”。“90%的人對10年來醫療體制方面的變化感到不滿意”（《中國青年報》2005年8月22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說：“商業化、市場化的道路不符合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規律和要求 是一個早已被理論和各國實踐充分證明了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問題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經被認定為錯誤的道路。這種傾向必須糾正”。“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與做法都值得商榷”（《新京報》2005年8月6日）。
教育的產業化改革，使問題越來越多。教學質量下降，學生“高分低能”，思想政治素質不高；“破牆開店、文憑批發”，腐敗成風；出國留學者大部不歸，使國家遭受重大損失等問題，有目共睹。“一個大學本科生4年的學費相當於貧困農民35年的收入”（《新京報》2005年8月10日）。“從支付能力看，中國大學收費全球最貴”（新華社《每日電訊》2005年7月18日）。“在1994至2000年間，全國教育亂收費總額已超過2000億元”（《發展論壇》2005年7月15日）。“北京師範大學2002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22.3%，比1992年減少5.7個百分點”（《新民晚報》2005年2月14日）。平民百姓尤其是工人、農民的孩子上不起大學，只能靠借債維持，成了相當普遍的現象。教育的不公平，是一種起點的不公、前提的不公。就是說，它將使有錢有勢者永遠成為“上等人”，平民百姓永遠作“弱勢群體”。因此，這是一種長久的危害。可見，在一定意義上說，教育領域確實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資本化、精英化、貴族化、洋奴化”的傾向。教育部長周濟2004年1月6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敗筆”就是教育產業化問題。“‘政策原因是教育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課題組在日前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青年報》2005年6月27日）劉國光同志說：“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教學體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高頻率地引進外國經濟學教材”；“經濟專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不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考西方經濟學。這是教育方針的問題，這樣的教育方針是根本錯誤的！”（同上）
在住房改革中，出現了由於房價太貴使平民百姓根本買不起、大批別墅式建築成了爛尾樓、不少人靠搞房地產暴富、大量農民失去土地等問題。“房地產的回報率達100%”。“參與房改的房屋，都是職工自己的勞動積累，要職工再花錢去買回來，是一次性的掠奪”（《強國論壇》2005年9月10日）。因此，有人把住房、醫療、教育的問題，叫做“新的三座大山”。
在科技改革中，科技開發的投入是大幅下降的。科技部副部長程津培在中國化學學會年會上指出，從科技開發的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看，我國1950至1979年年均1.28，而1980至1993年則只有0.64（《中國科技報》2005年7月31日），顯然是最低的時期之一。“我國企業用於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是1：0.078”。“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有90%是‘三資’企業實現的”（陳至立，《主人公論壇》2005年9月10日）。海信集團常務副總裁郭慶春強調：“技術空心化是最大的危險”。日本學者科隆重說：“中國一直有人主張以市場換技術，但現在市場開放了，技術並沒有換來。”（《經濟學消息報》2004年12月17日）這使我國的科技發展受到很大影響。至於對廠領導、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的技術攻關組織，對群眾性的技術革新活動，對通過大協作進行重大科技項目的開發，對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等等的干擾破壞，那就更大了。所以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光召提出：“從滿足於跟蹤西方、模仿西方、為西方外圍打工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強國論壇》2005年8月30日）
在機構改革中，由國家財政供養的人員總起來說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加。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說：“中國實際由國家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准公務員性質的人員超過7000萬人，官民比例高達1：18。”（《聯合早報》2005年6月14日）這使我國成為全世界官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外貿和資本流動自由化改革，大大增加了我國在這方面的自由開放度。這使我國的政策特別是對外政策受到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相當大的制約，給我國的經濟安全帶來最大的風險；使“多黨制才能有效防止腐敗”、“西方式的權力制衡才能避免執政黨的決策失誤”、“精英民主才適合中國國情”的輿論甚囂塵上；使宣揚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美國影片、書籍等到處占領陣地，宣傳賣國主義、殖民文化、色情暴力的作品隨處可見，漢奸賣國賊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俠客術士一起充斥舞台；使崇洋媚外、叛變投敵、充當特務等現象的滋長蔓延程度，都達到或接近於建國以來的最高記錄。
與此相聯繫的價格體制改革及分配體制改革，問題更嚴重。“1988年發起的價格闖關，就與貨幣主義大師弗里德曼的建議直接相關。而這次價格改革因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只維持了半年就宣告失敗”（鄧聿文，《中國青年報》2005年8月30日）。“6年來（1996-2002），農產品價格下降了22.6%，農民損失3000億至4000億元”（《明報》2002年月12月16日）。“中國高收入者167萬人，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但繳稅僅占個人所得稅的20%”（《每日經濟新聞》2005年9月1日）。“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全世界是最輕的”（《環球時報》2005年8月5日）。
文化、新聞、出版、司法、幹部、體育、旅遊等方面的改革，由於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影響，在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破壞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方面，起了特別惡劣的作用。例如：
它使富人的驕奢淫逸達到了極點。“中國的富人可以花幾千萬元買一所豪宅，可以花3000多萬買一艘私人遊艇。他們還常在國外豪賭，一晚上輸100萬美元依然情緒高漲。”（《中國與世界》2005年第5期）
它使比闊氣、講排場之類鋪張浪費達到了極點。“中國政府每年鋪張浪費折算的金額損失在3000億人民幣以上，世界第一”。“中國政府每年公用車費折算的金錢數目高達2000億人民幣以上，世界第一”（《主人公論壇》2005年9月8日）。
它使黃、賭、毒、黑、邪，坑、蒙、拐、騙、偷等歪風邪氣囂張到了極點。“中國目前的賣淫嫖娼規模如此之大，恐怕早已超過‘性產業’合法的歷朝歷代”。“中國‘人口買賣’的規模，已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中國與世界》2005年第5期）至於見利忘義、見死不救，在公共汽車上歹徒當眾強姦婦女，數十條男子漢眼睜睜地看着，連個屁都不放之類現象，更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百多年來中國受列強欺辱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一盤散沙；共產黨對中華民族最重大的貢獻之一，是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庸俗發展觀最嚴重的危害之一，是消蝕了這種凝聚力，使各人顧各人的冷漠心態大量滋生蔓延。
這樣，就使越來越多的幹部群眾提出這類問題：“如果醫改的結果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的結果是老百姓的子女上不起學，房改的結果是老百姓賣不起房，企業改革的結果是老百姓沒了飯碗，那還要改革幹啥？這樣的改革只能是少數人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大多數人的血汗養肥了少數老闆。”（黃草坪，《強國論壇》2005年4月7日）也就是說，大家逐漸認識到，“主流學者”所主張的改革，實質上是改向（改變社會主義方向）、演變，或者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我們要用科學發展觀統攬改革開放，使改革堅持以民為本，從而真正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就必須旗幟鮮明地破除資本主義改革觀，樹立社會主義改革觀。
經濟建設是黨的基本路線規定的工作中心，“主流學者”對它的干擾破壞也特別歷害。他們常常把20多年來尤其是“大災之年”的經濟發展，歸功於庸俗發展觀，以此作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張“王牌”，這是必須而且完全能夠打掉的。
當然，對於黨和人民在這期間艱苦奮鬥取得的成就，對於多數人的生活確有改善的事實，對於廣大幹部群眾企盼經濟快速發展、國家儘快強大的良好願望和為此做出的辛勤努力，必須首先和充分地肯定。但當前特別需要的是打破禁區，講清問題，用一分為二的方法對“大災之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一次實事求是的總結，用建國以來的實踐對“主流學者”的理論進行一次檢驗，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避免蘇聯黨垮台、國解體的悲劇在我國重演。從這個角度說，庸俗發展觀的嚴重影響，使“大災之年”的經濟發展具有如下特點：
（一）這是社會成本最高的一種發展。美國《商業周刊》報道：“中國每年由於環境污染在生產力以及衛生保健方面大約損失1700億美元。”（《參考消息》2005年2月6日）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說：“國企包括集體企業改革的最大成本是下崗、減員增加形成了下崗洪水和失業洪水。從1996年到2002年，國有、集體單位在崗人員累計減少了5500萬人”。“當實際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時，就形成了所謂‘奧肯損失’”。“1997年因下崗引起的奧肯損失占GDP比重為5.2%-5.6%，2000年達到7.4%”（《強國論壇》2005年6月3日）。“健康不安全給中國帶來的經濟損失十分驚人，僅2002年就高達八千多億元，相當於當年GDP的百分之七左右”（《百度快照》2005年1月26日）“儘管中國的工資部分（勞動力成本）極其低，但中國的物流成本並不低，大約占貨品成本的30%左右，據報比西方國家還高出3倍”（《中國與世界》2005年第5期）。
（二）這是整體效益最差的一種發展。例如，中科院現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指出，中國“全員勞動生產力、能源使用效率、人均國際貿易、農業勞動力比重、服務業勞動力比重和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等6個指標仍排名世界第80以後”；中國“2001年GDP和GNP的世界比重不到4%，比1960年的世界比重還低一些，排名也與1960年一樣”（《瞭望新聞周刊》2005年第33期）。上海中國電動工具協會的材料證明，中國“目前生產數量占全世界電動生產工具數量的80%，銷售金額占20%，利潤僅占1%”（《強國論壇》2005年9月1日）。
（三）這是泡沫水分最多的一種發展。不僅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下海經商熱、股市熱等等造成的泡沫不少，而且正如國家統計局長李德水所說，全國省級的統計數據就有39%以上的水分。如此長期地、大規模地製造經濟泡沫，是其他任何時期都難以相比的。
（四）這是欠內債外債最多的一種發展。“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累計引進外國資金超過1萬億美元”（《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5月30日）。中國擁有“一個非常高的投資率——超過了其國民生產總值的40%，這個國家的固定資產投資，可能是一個大的經濟體所能達到的最高的”。“而這個國家幾乎是全球最高的不良貸款水平，就已經告訴你這是一種多麼糟糕的投資。國際標準和貧困率機構最近估計中國的銀行已經放出了大約價值650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或者大約40%的末償還貸款。”（《改革內參》2005年第21期）加上其他內外債，各種形式的“負債已經達到13萬億左右”，即全國平均每人頭上都掛着一萬元左右的債務。（《世紀沙龍》2004年12月7日）
（五）這是貧富差距拉得最大的一種發展。中央黨校教授吳忠文寫道：“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瞭望》2005年8月10日）“實際上的城鄉收入差別應為6倍左右，這一比例大大超過了世界各國”（《社會科學報》2005年6月23日）。可見中國無疑屬於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拉開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六）這是對外商外資依賴性最大的一種發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張宗燕說：“中國外貿依存度已經達到80%，成為世界上外貿依存度最高的國家”（《新華社》2005年9月10日電）青年經濟學家左大培說：“目前中國出口的一半以上由外商投資企業控制，形成了一種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主人公論壇》2005年7月20日）“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5月30日）。國際經濟學家長谷慶太郎聲稱：“中國離不開日本的產品，、技術和投資，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強而不會越來越弱，這意味着日本越來越有能力控制中國。”（《參考消息》2004年5月30日）
（七）這是受國際壟斷資本剝削最重的一種發展。“有人這樣概括在中國的外國投資商，他們拿出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中國的資本只能拿30%的利潤。而那種貼牌生產，有專家估計，外國人拿走了92%，中國最多拿到8%。所以，已經有媒體將中國企業比作‘國際民工’。”（《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9日）“在美國有人估計，過去10年來，廉價的中國商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中國與世界》2005年第5期）。
（八）這是腐敗最嚴重的一種發展。在腐敗的人數、幹部級別及造成的損失等方面，都創造了建國以來的最高記錄。“官方統計的1999-2001年10類腐敗經濟損失達到GDP總量比重的14.5%-14.9%”（這實質上意味着一年平均從全國每一個人身上剝削去1000多元）。“腐敗的經濟損失是難以在現有的國民經濟賬戶中予以反映的。這賬戶的計算不僅是‘人為’的，而且只是‘加法’或‘加法累計’，故它只是統計意義上的名義GDP，與真正意義上的真實‘國民福利’相差甚遠。”（胡鞍鋼，《民主與法制》2004年第4期）
（九）這是留下隱患最多最大的一種發展。比如，“一年大的群體性事件就有6萬件左右”（溫鐵軍，《主人公論壇》2005年6月29日），就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各種問題的一種反映。再如，隨着世界經貿規則的實施，在明年之後，我們的銀行及其他重要行業，將更多地控制在外資手裡。一有風吹草動，那時我們即使能夠挽救危局，也難免會受到巨大損失。
以上所引用的數據，難免有不實之處。因無法核實和找到更精確的材料，只能引用它們作參考。但基本事實無疑能夠說明，受庸俗發展觀影響的發展，勢必會程度不同地發生以物為本，單邊、畸形、泡沫化等問題；勢必導致真正有質量、有效益的經濟增長率，比公布的GDP增長率要低得多。正因為這樣，一些外國學者提出了中國的實際增長速度不快的問題。他們說：“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中國經濟增長得多麼迅速，而是多麼緩慢”。“鑑於中國充足的機會和投資，它本應比其所做到的更快地提高其生活水平”（《改革內參》2005年第21期）。現在我們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經濟發展的實際速度肯定會比“大災之年”快得多。可以說，認為庸俗發展觀“最有利於經濟發展”，是目前欺騙性最大、危害性最大、破除起來阻力最大的一種迷信。使多數人從這張“王牌”的影響下警醒過來，是樹立科學發展觀最關鍵、最根本、最有深遠影響的一項任務。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完成這一任務還要經過深入的教育、反覆的爭論、艱苦的鬥爭。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僅從以上的初步分析中便可以看出，庸俗發展觀的頑固堅持者用新自由主義否定科學社會主義，把黨的政治路線、基本路線搞得多麼混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多麼大的危害。不撥亂反正，怎麼得了！
第三，它用和平主義否定反帝鬥爭，搞亂了黨和國家的外交路線。
這至少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認為我們所處的不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鄧小平同志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53、385頁）。這顯然是反對把當代定性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時代的性質，是由國際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決定的。正是因為當代國際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是國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矛盾的集中表現即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才決定我們所處的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和一個國家內的情況是一樣的。拿蘇聯來說，在兩個階級的矛盾中，無產階級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是社會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居於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就演變成了資本主義國家。
“主流學者”不顧這些客觀事實，主張用生產和需求的矛盾取代社會階級矛盾的地位，這就給我們的事業包括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危害：
——導致在許多原則問題上得出錯誤結論，使黨的指導思想受到嚴重影響。例如，許多“主流學者”認為，蘇聯發生和平演變主要是因為經濟沒搞上去和體制僵化。這方面的原因確實有，但不能把它當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原因。因為這顯然忽略了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集團推行現代修正主義路線所起的更帶有直接決定性的作用；顯然不能回答東德、捷克、南斯拉夫這些或相當發達或相當靈活的國家也會發生和平演變的問題，顯然無法解釋比蘇聯的經濟差得多或體制更僵化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客觀事實。
——導致“趨同論”的影響不斷擴大。認為包括基本制度在內的社會主義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可以實現“共存、共榮、共贏”，其核心就是“趨同論”。這顯然是受到了老修正主義的“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新思維”之類謬論的影響；顯然是在調和階級矛盾、敵我矛盾。
——導致“洋孫哲學”暗流涌動。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慎之曾公開宣傳“跟着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觀點，提出中國“要給美國當孫子”（《戰略與管理》1995年第4期）。但是，更多的“主流學者”和“政治精英”則在私下傳播“如果不抗日，中國就是今天的日本；如果不把蔣介石趕出大陸，中國就是今天的台灣；如果不反帝反殖，中國就是今天的香港”這樣的奇談怪論。
——導致“社會主義勝利渺茫論”嚴重泛濫。“主流學者”把鄧小平同志關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誇大為像孔子至今已有70多代那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也需要2000多年。這種主觀臆想，從根本上動搖了相當一部分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的理想信念。
二是把改革開放建立在“跟着美國走”的基礎上，嚴重損害了我國的獨立主權、民族尊嚴和根本利益。在釣魚島及其他海島的主權、東海油氣田的開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美日公開準備軍事干涉我國解放台灣這一內政、我國的使館被炸和飛機被撞、美國公開把軍事戰略重點轉移到西太平洋地區、極力構築對我國的鐵桶式軍事包圍圈等問題上，都說明美帝國主義在蘇聯解體後實質上一直把我國作為主要敵人；說明在國際上不提帝國主義、不提反對世界人民共同敵人的鬥爭，並不能騙得了敵人；說明增加經濟聯繫並不能使戰爭狂人不敢發動戰爭；說明軟弱退讓不僅不會消除反而會助長敵人的囂張氣焰，增加戰爭危險。我們當然希望和平發展，和平當然對我們有利。但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和平往往要靠鬥爭去爭取；軟弱可欺往往會增加戰爭的危險。滿清政府軟弱腐敗並把姑息養奸看作計高一籌，正是導致戰爭和失敗的重要原因。如果重走這條老路，必將因招致更大的失敗而成為千古罪人。
三是背離國際主義原則，放棄對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應有支持，使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大業受到重大損失。自從在“大災之年”從黨章中砍掉了一直存在的“國際主義”之後，這種支持便大大削弱了。這引起第三世界國家和全世界人民的極大失望、疑惑、悲痛和不滿。“從1945年到20世紀末，美國試圖推翻40個以上的政府，鎮壓了30次以上的民族、民主運動。這期間美國在造成數百萬人失去寶貴生命的同時，也迫使更多的人陷入了痛苦和絕望的境地。”（《美國的貪慾》張善明、袁秀凡著，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2003年初，美國公然拋開聯合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這就是說，根據其“先發制人戰略”，它不僅可以想打誰就打誰，而且可以先下手為強。有小布什等“精英”參加的一次會議認為：“由於現代世界財富的絕大部分，僅由20%的優秀人口和優秀文明（以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為代表）所創造，所以必須設法消滅和淘汰那些無能力創造新價值的‘群畜’。”（《論政治國家主義》第133頁）這就是說，除了西方國家的白種人之外，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地球上80%的人都是他們要消滅和淘汰的“群畜”。所以，說帝國主義也是愛好和平的，如果是認識問題，那就是最大的糊塗蟲；如果是有意宣傳，那就是最危險的罪犯。因此，必須以社會主義國家為小核心，以中國、巴西、委內瑞拉、伊朗等第三世界國家為中核心，以中、俄、印為大核心，結成在某種程度上包括歐盟、加拿大等在內的最廣泛的反霸統一戰線，同霸權主義進行不可避免的鬥爭，是我們黨和國家外交路線的基軸。否則，在美國採用把中國分成七、八塊，列強們誰占領算誰的，即組織新的八國聯軍瓜分中國時，我們就可能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到那時即使人們泣血成河，也悔之晚矣！
可見，如果讓主張背離國際主義、放棄應有反帝鬥爭的和平主義自由泛濫，勢必把中華民族拖到“最危險的時候”。因此，每一個稍有民族感的炎黃子孫都應堅決反對。
第四，它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搞亂了黨的組織路線。
科學發展觀反映和體現的是科學民本主義發展路線即實質上的社會主義路線，這決定和要求它必須把真正主張人民當家作主、自覺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安排到領導崗位上。庸俗發展觀反映和體現的是庸俗物本主義發展路線即實質上的資本主義路線，這決定和要求它必須把主張資本家及其代理人等“精英”當家作主、自覺把剝削階級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安排到領導崗位上。正因為這樣，儘管受到不少堅持原則的好同志的抵制和反對，但由於庸俗發展觀的影響很大，所以在“大災之年”以下“四種人”仍相當得勢。這“四種人”是：
——腐敗分子。他們在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已占相當的比重。這是因為，一方面，庸俗發展觀的以資為本，必然引導人們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必然引導國家由公有制為主體滑向私有化、由人民民主滑向“精英民主”；必然引導社會陷入貧富分化，使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成為新貴，使大多數工人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另一方面，資改派們為了推進資產階級自由化，必然要用庸俗發展觀來侵襲幹部群眾的思想；必然要用腐蝕拉攏等手段收買領導幹部；必然要積極配合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如果不肯和不敢治這個本，姑息遷就，它便必然成為腐敗日益嚴重的病根。
——官僚政客。買官賣官、唯書唯上、明哲保身、見風使舵、吹拍逢迎、高高在上、脫離實際、蔑視群眾、專橫跋扈、文過飾非、“政績工程”等現象的廣泛存在，都說明領導幹部中的官僚政客作風非常嚴重。以資為本的庸俗發展路線能夠得以推行，黨內不少監督制約制度的失靈，黨的“三大作風”在一些地方變質為“理論聯繫實惠、密切聯繫領導、表揚與自我表揚”，都和一批領導幹部官僚化、政客化有關。
——既得利益者。在黨內那些以政治特權、經濟特權、文化特權謀私的人；那些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從黨的同路人逐漸變成社會主義革命反對者的“老革命”們；那些新入黨的私營企業主中繼續殘酷剝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者等等，便屬於這類人。僅從數年前中國社科院課題組的重要報告敢於公開提出要使私營企業主發揮“主導作用”這一點上，便不難看出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已相當大。
——資改派。最近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接連發表吉力、秦德君等的文章，進行反攻倒算。黨中央強調要注意總結經驗教訓，他們卻強調要“警惕和防止往回看”。胡總書記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他們卻把建國以來的前30年說成是“計劃經濟時代以平均主義為特點的‘社會和諧’”時期（2005年6月6日）。胡總書記認為當前要突出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要以人為本，推進發展和改革，他們卻認為“建立並完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一定要堅持，不能改；事關中國改革與發展方向、道路的各項指導原則和戰略方針也一定要堅持，不能改”（2005年6月20）。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新形勢的需要，不斷進行開拓創新，他們卻要求中央領導人像曹參對皇帝建議的那樣，“照着前人既定的做”，還告誡“領導者‘沒水平’沒關係，要緊的是不要把自己的‘沒水平’展覽給社會、殃及給社會——如果是這樣，那就是真正的‘沒水平’”（2005年7月18日）。黨中央強調要實施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戰略，他們卻批判道：“有人要以其他發展戰略來代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2005年9月19日）。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講的反“左”，都是帶引號的“左”。這是特指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左實右分子（因為全世界共產黨有史以來都認為，左的思想是指革命思想，左派是指革命派）。可是他們卻說：“改革開放前，受左的思想影響”如何如何壞，公開提出要反左。（2005年9月19日）中央政府部門和人民群眾都說醫院、學校等都實行市場化是錯誤的，他們卻大講：“不論是一些學校，一些醫院，還是別的什麼部門中的一些部分或全部，搞市場化都沒有錯。”（2005年9月19日）《中國改革》主編新望說：“現在這種反對市場反對改革的潮流，從民間到高層都有”；“改革到了現階段，政府基本職能差不多喪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評改革，原因在政府（廣義的政府）”。《財經時報》編輯言揚尖銳地提出了“如何面對來自高層和底層的反對改革、反對市場的潮流”問題。《財經時報》的編者按提出：“一些人借着市場化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而全盤反對市場體制，甚至反對整個改革，是很值得警惕的”。對於公開大講私有化“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通過程序還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麼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的張維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戰略寫手薛兆豐稱讚他“是為產權改革的大是大非做判斷”，而且隨之宣揚私有化是條“高速公路”。長期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劉軍寧則公開為張維迎一次便接收顧雛軍為其特定目的支付的一場演講費8萬元辯護道：“單純地做交易掙錢是很正當的。如果拿了錢還不替人家說話，這是另一種不道德。” （以上均見2005年9月5-11日《財經時報》）
在答“主流學者”的前三篇拙文里，我大量引證了厲以寧、吳敬璉、邢賁思、周其仁、王東京、高尚全等人的自由化言論。問題是，這些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資改派，在“大災之年”不但沒有被清除出黨，相反卻或者壟斷話語權，成為聲名顯赫的“主流學者”；或者步步高升，成為手握大權的高中級領導幹部；或者一夜暴富，成為頂級公司的老總。這些事實，都足以證明黨的組織路線被干擾破壞的嚴重程度。
“四種人”中是有不少交叉的，就是說，不少人是“雙料貨”甚至“三料貨、四料貨”。但他們的共同特點之一，就是把個人私利放在第一位。他們的以權謀私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像蘇共中的“四種人”那樣以國謀私。美國著名教授科茲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中講的一段話，確實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刻骨銘心：“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這裡所說的“精英集團”，指的是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約10萬高中級幹部。當時，82%以上即近兩億人民群眾主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但由於7-6%即7萬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中級幹部手中有權，便使資本主義得以復辟。可見，用“精英民主”否定人民民主，會帶來多麼大的危害！
反面教員有時更能教育人。蘇聯黨垮台、國解體這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史以來最慘痛的教訓告誡我們，對“四種人”姑息遷就甚至委以重任，那就是自我演變，就是葬送社會主義，就是自取滅亡。所以劉國光同志以共產黨人的責任感大聲呼籲：“當前要切實地檢查和清理，因為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包括國家的財經系統的一些領導崗位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的領導崗位還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才手裡。”（同上）
綜上所述，可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最能教育人的課堂。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就能加深認識以下幾點：
一是，“跟着美國走”，是資改派的國際綱領，“補資本主義的課”，是他們的國內綱領，而庸俗發展觀，則是這兩個綱領的理論依據和集中反映。在這個意義上說，庸俗發展觀必然成為多種問題的病根。
二是，庸俗發展觀堅持以物為本、以資為本，必然把社會主義庸俗化為一場單純發展生產力的運動，一場單純發展經濟的運動。因此，它所主張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庸俗社會主義。這種假社會主義，最終必然滑向資本主義。
三是，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必然主張走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堅持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目的、動力、標準，必然主張樹立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作為生產關係，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作為科學理論，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國家政權，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科學發展觀才能統攬全局。
四是，資改派是一夥政治騙子。他們天天喊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恢復已存在幾千年的陳舊私有制，並把我國重新變成西方的殖民地；他們天天大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際上這些人正是致使腐敗嚴重、分配不公、治安惡化、國資流失這些極大地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的罪魁禍首；他們天天標榜自己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實際上這些人大多是巧取豪奪的腐敗分子、一夜暴發的富翁、瞧不起老百姓的老爺、崇美親美的洋奴。勞師斧同志說得好：“中國的老百姓從來就不怕吃苦，也能吃苦。可是這些善良的廣大人民，是最痛恨欺詐的。”（《強國論壇》2005年9月10日）資改派驚呼高層和底層都出現了“反改革的潮流”，不僅說明他們把鬥爭矛頭既指向了中央又指向了群眾，是多麼的狂妄，也說明他們那頂“反改革”的帽子再也嚇不倒人了，他們那面“改革”的旗子再也騙不了人了。這樣，他們的日子就不好過了。
五是，當前必須實行反右防“左”的方針。劉國光同志鄭重建議：“目前的主要傾向是什麼，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重大的問題，中央應當考慮”（同上）。如果再不實行這一符合實際的正確方針，將給黨和人民造成巨大損失，將犯極大的錯誤。
六是《學習時報》、《財經時報》組織力量進行的反撲，決不是一個孤立的、偶然的、個別的事件，而是一場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大反攻的信號。對此掉以輕心，書生氣十足，就會真的發生“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那樣的悲劇。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的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每一個稍有黨性的共產黨員、稍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稍有人格的炎黃子孫，都應當警醒過來，“該出手時就出手”。當前，我們務必要逐個領域、戰線、地方、單位地揭發庸俗發展觀帶來的問題；務必要以最大的決心解決群眾不滿意的問題，堅定地站在人民一邊；務必要維護團結穩定的大局，堅決反對以任何藉口製造分裂和動亂。這樣，我們才能掌握主動，穩操勝券。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只要稍微接觸一下老百姓，便可知今日之民心，時代之潮流。所以儘管資改派還有一定的力量，但由於他們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代表腐朽的思想文化、代表極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實質上也是一隻紙老虎，終究難逃失敗的命運。謂予不信，拭目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