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牎�對薩斯瘟疫和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熱烈關注，使我幾乎忘了五四中國青年節的到來。我本來早已是“人到中年百事哀”了，青年的節日與我有什麼關係呢。“中年況味苦於酒，少年情懷儘是詩”，青年的節日徒加我“老大徒傷悲”之慨嘆罷了。又一想到，五四是與新文化運動、五四社會運動聯繫在一起的，豈一個“青年節”所涵蓋，這節日便也可與我發生關係。 　　五四被作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也是中國現代文明的濫觴。中國五千年的文化的自然延續在這裡發生巨變，而開始呈現了新的品質。從此後的中國文化思想便有了兩個傳統：漫長歷史的古典傳統，和至今才近百年的五四新傳統。兩個傳統不無內在的聯繫，但內涵的差異的確很大，新的傳統對此後的社會無疑更有着巨大的影響力，或者說，我們基本上生活在新的五四傳統中。 　　

�犑颤N是五四新傳統？傳統指一直延續並活潑地影響着我們生活的精神和生活方式，它是在對過去的認知下發展的。按慣常說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學”，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五四社會運動的精神是“愛國救亡”，兩者又是聯繫在一起的。可把五四傳統精神稱為三個：“民主”、“科學”、“愛國救亡”。就這樣來看，近百年來，五四傳統給我們帶來了社會的巨大變化。西方的“賽先生”，科學技術完全普適性地在中國生了根，中國已經逐步發展成了科技大國。亡國滅種的焦慮已經隨着國力的強大起來而淡化，救亡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仍煥發着力量，成為推動民族復興的巨大動力。五四開創的三個傳統中，只有 “民主”一項還沒有真正落實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但作為精神傳統資源，“德先生”仍然流動在活的記憶中。可能就是“三缺一”的緣故，後人對五四多有反思性的批判。 　　

�犽S着五四這個日子的臨近，中文網絡論壇中，可以漸漸看到一些談論五四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被轉貼在各處，到處受着讀者歡迎，作者是台灣同胞李敖，標題就叫《李敖論五四》。並不是新作，但受歡迎表現了它契合當下人的心態。李敖的這篇論五四文章，實際上寫於1989年4月29日，該文有不少仍不合當下大陸“時宜”的地方，因此大陸版的《笑傲五十年》把它刪掉。憑着互聯網的開放性，它得以流傳，成為眼下談論五四的文章中的佼佼者，受到讀者的喜愛。 　　

�犈c許多對五四精神持批判性反思的文章一樣，五四的“民主”、“科學”、“愛國救亡” 傳統精神在現實中落實的“三缺一”，是集中關注的話題。為什麼“民主”沒有在中國成為社會生活的方式和現實力量？對這個問題的不同求索，產生着對五四的各種各樣的批判。傳統是在對過去的認知下發展的，人們在傳統之中，又在對過去的認識中發展着傳統，因而對過去的反思和批判，對傳統精神的重新理解，都是正常的現象。 　　李敖的這篇文章帶着對此問題的強烈意識。他對“民主”的仍然缺失痛心疾首：“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為祖國帶路，試驗過君主立憲、試驗過開明專制、試驗過保皇、試驗過革命、試驗過勤王復辟、試驗過再造共和、試驗過新華春夢、試驗過金陵春夢、試驗過北京紅樓夢。什麼都試驗過”；“我們走了七十年的遠路，如今自由無緣、繁榮沒份，在上者專政，在下者渾沌”。而對此問題的求索影響到他對慣常說法的五四“精神”的異議和批判。他自言要“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李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流雖然是民主與科學，但是“達成這些主流的基礎，不是別的，乃是個人的解放。而個人的解放的前提，乃是思想的解放”。這顯然是對的。他指責，五四社會運動的“救亡”是新文化運動的一條岔路，影響了中國的民主道路，是至今“民主”不能落實的原因。 　　

�犂畎教岬剑�胡適寫的《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回憶說：“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蔡元培先生在民國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學一宗門之教義梏其心’的原則了。他後來辦北京大學，主張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百家平等。在北京大學裡，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和陳獨秀、錢玄同等同時教書講學。別人頗以為奇怪，蔡先生只說：‘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這樣的百家平等最可以引起青年人的思想解放。”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啟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救亡’，是政治的、進而擁黨自肥的、洗別人心革別人面的。”後者壓倒了前者，結果“右派法西斯的國民黨逃到台灣、左派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得到大陸。中國人付了幾十年‘救亡’的代價，最後，中國站起來了，可是中國人卻垮了。”這便是我們熟悉的“救亡壓倒啟蒙”的論調，但象李敖將“救亡”的五四社會運動否定，思想界不多見。 　　

�犎绻�說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說還比較中庸，李敖則走了極端。李澤厚承認了救亡有一定的合理性，李敖則幾乎否定了救亡的意義。李敖引證王照的話為自己說理。戊戌政變時，與康有為同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後回憶說：“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只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說：‘列強瓜分就在眼前，你這條道路如何來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來得及，來不及，是不貼題的話。” 王照說得含糊，李敖卻由此表達自己的觀點：“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各路英雄來救國，中國是不是會更糟呢？會一定等不及了呢？”李敖顯然是事後諸葛亮，站着說話不腰痛，不理解具體環境中的前人就算了，而否定了救亡的合理性，與劉曉波的中國最好還來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論了。 　　

�爢栴}是，五四的“民主”精神確實至今未落實成現實力量，應該怎麼辦？只能“補課”了。李敖說：“在幾十年的浩劫下，中國人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已經面目全非、奇慘無比。從外在的壓力看，中國人陷入集體主義的制度下，殊少個人的自由和顯示個性主義的條件；從內在的突破看，中國人中的匹夫匹婦固然氓之蚩蚩多是混蛋；至於其它出類拔萃之士，在‘衝決網羅’（譚嗣同語）方面，表現得也一塌糊塗。五四於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精神，又在那裡？”只從大陸來說，又過了十四年了，李敖的這段話顯然誇大着說，仍還振聾發聵。怎麼補課？啟蒙，興建“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基礎”，便是他的結論了。 　　

�牞F在，我們迎來2003年的五四，五四的“民主”、“科學”、“愛國救亡”傳統精神在現實中落實仍是“三缺一”。紀念五四，“缺一”的“民主”當是集中關注的話題。啟蒙，興建“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基礎”，是我們的要義之一。但我補充和校正說，“民主”既為五四的傳統精神之一，並且傳統在發展中成為傳統，“科學”和“愛國救亡”已經為“德先生”的真正登堂入室地到來，做了絕大部分的準備了，包括啟蒙。我們僅缺少的就是再次發出邀請函的勇氣，以及有迎出十里長亭的誠意。 　　200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