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個人崇拜”是被寫入《決議》的毛澤東的另一罪狀。作者曾試圖尋找這一罪狀的證據。有關人民群眾自發地對毛澤東崇拜的例證比比皆是，但毛澤東自己搞個人崇拜的證據則無從尋找，倒發現了毛對到處建塑像作法的厭煩。

　　群眾對毛澤東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個過程。如果說井岡山時期至三次反圍剿勝利，人們對毛還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層面上的話，到達陝北後不久，根據地群眾對毛澤東的熱愛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中記述了如下情節：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就能在當地群眾中引起一片歡騰。很顯然，這其中已不再是簡單的尊敬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國後，伴隨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農村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城市工業化全面展開，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強國之夢終於看到了實現的曙光，人民的勞動熱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學家們紛紛歸故，人民群眾對毛澤東的崇拜也節節升溫。這種崇拜決不是盲目的，或經過輿論鼓動的，它是中國人民切身的感受。試想想，那些祖祖輩輩為別人家種地過活的農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些生活無保障的城市居民走進工廠並有了醫療退休保障，那些才華橫溢而報國無門的科學家們突然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和報國的機會(現在流浪在外留學生們應該能體會到)，窮人的孩子們無憂地走進學堂……，多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變成了現實。建國不久，中國更不得不參加了本世紀實力最懸殊的戰爭--朝鮮戰爭，那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強國為首的由十八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的對峙。戰爭的結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讓這個一百多年來屢戰屢敗的“天朝大國”重新尋回了大國的自信。所有這一切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現的。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的戰無不勝已無人懷疑。感激、熱愛、敬佩已不能函蓋人民心中對毛澤東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適的詞語。考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誕生過程，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一千年前，一門新宗教的誕生將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鮮戰爭，就不能理解為什麼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國際社會。朝鮮戰爭是典型的以弱制強的戰例，它無疑給弱小國家和民族追求獨立的鬥爭以極大的鼓勵。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全球炎黃子孫。

　　長期以來，留着大辮子、躺在床上吸鴉片，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韓戰結束後，美國學術界在政府充足經費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國的熱潮，從政治、軍事、歷史到文化藝術，誕生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世界首次對中國的全面深入認識。輕視甚至蔑視中國的現象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中逐步消失，這基於美國民族優越論的自然邏輯，那就是美國不應輸給一個劣等民族。當杜勒斯拒絕周恩來伸來的友誼之手時，那不是蔑視，而是難於接受一個他不得不承認的偉大民族。

　　韓戰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韓戰以來，世界上再也沒有那個國家將中國和中華民族等閒視之。當海外華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知是否還能意識到毛澤東的存在。

　　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這時，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說朝鮮對金日成父子的崇拜連一水之隔的中國朝鮮族人都不受影響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崇拜則波及外族。有人估計，“紅寶書”共發行了四十億冊，可能超越《聖經》而成為歷史上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其中約有不少於三億冊由外國發行。中國政府對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對推動海外崇拜浪潮產生大的作用。對毛澤東的研究及熱忱甚至波及美國大學校園。在清華大學就有數位當時從美國畢業後受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陸工作的台灣學子。他們從不為當初的選擇後悔；相反，他們對今日中國大學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

　　中華民族是一個含蓄而不狂熱的民族，即使對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實用但不執着的態度。但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民族卻異常的狂熱，到底誰之過？

　　在海外期間有機會和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小伙子接觸，他們總要和我談有關毛澤東的事。一個菲律賓年輕人坦率地說：“我最佩服毛澤東關於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論”。在五七年蘇共代表大會主席台上，毛的魅力甚至讓東道主赫魯曉夫沒勇氣走在毛的前面，雖然赫並不喜歡毛。美國重量級政治家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見毛時的感受：“女兒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帶來電磁般的衝擊，我承認我沒這種感覺；但在毛澤東面前，他確實給了我這種感受”。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因未能見到毛而淚流滿面地離開了北京。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沒有哪一位亞洲人像毛那樣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許並不喜歡。一些西方學者就毛澤東的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給予的評價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學者們所給予的讚譽。作者對《決議》內容的懷疑，也是由《決議》通過後不久一篇法國人的文章引起的；文章作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太低了。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異乎尋常的狂熱並沒什麼不正常，它正是這個災難深重、注重信義、知恩報恩的民族正常的反應。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這個民族的優秀素質和豐厚的文化積澱。他在東方的出現引起一陣興奮和騷動是完全正常的。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