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真正亡國有兩次，一次是蒙古人的入侵，元朝取代宋朝，一次是滿州人入侵，清朝取代明朝（現在人們不願意承認亡國，說那是不同民族爭奪中央權力的朝代形式）。由於國力衰敗，清末開始遭受西方國家入侵，直到1945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戰爭才告結束。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中，中華大地一直沒有間斷外敵的入侵，這100多年來，割地賠款，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中華民族飽受戰爭的蹂躪，貧窮的煎熬，很自然滋養了國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兩次亡國的經歷並沒有泯滅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由於中原文化對異族的同化，特別是對滿族人的徹底同化，疆土面積的更大的擴充，更鼓勵了中國人自古就有的“合群的自大”傳統，自以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未開化的野蠻民族。因此，當發生外族或外國入侵中國，甚至滅亡中國時，中國人也往往會尋找外界理由，也可以找出世界上野蠻民族對文明民族征服的事例，但從來不從本民族文化上找原因，甚至也不願意從制度上找原因。

形成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基礎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大一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沉迷在華夏優秀文化中，以為中國不僅是個大國、強國，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中國的文化也是人類最優秀的文化，在閉塞的國度中，沉醉於自己的文化和優越感中，即使不斷受到周邊國家和民族的侵略（也同時不斷侵略周邊國家和民族），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始終沒有喪失過，就象後文梁啓超“自覺”的觀點一樣，儘管蒙古人、滿族人滅亡了中國，但那是落後文明徵服先進文明。如果局限於亞洲，局限於清朝以前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也從來沒有現代這樣高漲，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特別的舉國民族主義。問題在於我要說的第二點。

二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這才是真正掀起了近代和現代中國民族主義浪潮。與清朝以前的中國歷史不同，西方列強打開中國的門戶，不同於蒙古人、滿族人。本應該讓中國人看清楚，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包括地理上、文化上），西方民族不是未開化的蠻夷，基督教文化並不落後於孔孟之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以及經濟發展並不落後於中華帝國。但是，中國人並不這樣認為，總是抱着固有的華夏中心觀念不變。義和團運動充分表達了中國狹隘的民族主義傳統思想在民間根深蒂固，以至於直到現在，普遍的中國人還不能放下中華民族傳統的臭架子，還在自吹自擂，自欺欺人。其實，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恰恰是說明中國人自己感到落後於世界民族之林，但又不願意承認落後，尤其不願意承認自己傳統文化落後的一面。從清朝皇帝到後來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都是採取愚民政策，而中國百姓也都樂意接受愚昧的民族主義宣揚。尤其毛澤東時代，在科學上一直向人民灌輸“四大發明”，“兩彈一星”，“胰島素”，“萬噸輪”等中華民族的成就；在經濟上，吹噓糧食年年增產，甚至曾經用“大躍進”、“畝產萬斤”、“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來欺騙世人，麻□人民，改革開放以後更是大吹大擂，“挽救了亞洲金融危機”，經濟增長率每年遞增7──8%，人民安居樂業；在軍事上，蔑視西方列強，鼓吹“人民戰爭”，宣揚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甚至鼓吹恐怖主義“超限戰”；在政治上，頑固堅持專制制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掩蓋制度落後的“皇帝新衣”。

專制制度依靠民族主義來維持，民族主義在專制政府煽動下走向極端。

●梁啓超的“自覺”

晚清戊戌變法的失敗，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都被國人看作是民族恥辱。失敗的原因自然要歸咎於腐敗的清政府，但決不是漢族人的失敗。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可以比較的是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而中國不是中國人的中國，是“韃虜”滿族人的中國，因而這種失敗具有民族主義悲憤色彩在內。明治維新確定的天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加強了皇權統治，但是試圖維護皇權地位的戊戌變法，卻慘遭絞殺。假定清王朝不是滿族人的王朝，皇帝是一個漢族人，就不會發生打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民族主義旗號的辛亥革命。所以，我認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民族主義革命的成功。就是戊戌變法的主要領袖梁啓超也不得不對辛亥革命大加稱頌，這是民族意義所在。

始建於1911年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紅樓。新華社記者程攝（傳真照片） 梁啓超在《辛亥革命之意義》中說，辛亥革命的意義簡單可以歸結為兩點，“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結果。”他把“自覺”解釋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情。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這兩種精神，原是中國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間，受了國外環境和學說的影響，於是多年潛在的本能忽然爆發，便把這回絕大的自覺產生出來。”梁啓超在80年前發表的這篇文章，其觀點的確代表了中國整個民族（漢族）的心態。歷史地看問題，當時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必須的。但是如果按照現代觀點來看，甚至如果將當時的民族主義拿到現在使用，那的確是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其中的成分中還含有種族主義。如今的中國，依然沒有完全改變這種心態。

產生於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民族平等精神，並沒有被中國人接受。極端民族主義與專制制度是互為生存條件的，專制統治者利用民族主義強化專制制度，維持專制統治，而民族主義在專制制度下，可以滋生更極端的民族主義。請讀者接下來耐心閱讀梁啓超文的論述：

“原來一個國家被外來民族征服，也是從前歷史上常有之事，因為凡文化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遷，流於糜弱，碰着外來游牧驃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躪。所以二三千年來世界各文明國，沒有那一國不經過這個苦頭。但結果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覺心的強弱如何。所謂自覺心，最要緊的是覺得自己是‘整個的國民’，永遠不可分裂，不可磨滅。例如猶太人，是整個卻不是國民；羅馬人是國民卻不是整個；印度人既不是國民更不是整個了。所以這些國家從前雖然文化燦爛，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難爬得轉來。講到我們中國，這種苦頭，真算吃得夠受了。自五胡亂華以來，跟着什麼北魏呢，北齊呢，遼呢，金呢，把我們文化發祥的中原鬧得稀爛。後來蒙古、滿州，更了不得，整個的中國，完全被他吞沒了。雖然如此，我們到底把他們攆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來的這份財產，畢竟還在咱們手裡。諸君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請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們平輩的國家，如今都往那裡去了？現在赫赫有名的國家，都是比我們晚了好幾輩。我們好象長生不老的壽星公，活了幾千年，經過千災萬難，如今還是和小孩子一樣，萬事都帶幾分幼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我們自古以來就有一種覺悟，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樣，拿快利的刀也分不開；又覺得我們這一族人，在人類全體中關係極大，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這種觀念，任憑別人說我們是保守也罷，說我們是驕傲也罷，總之我們斷乎不肯看輕了自己，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別的民族地底下。這便是我們幾千年來能夠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國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滿州人做了皇帝嗎？到了後來，面子上雖說中國人被滿州人征服，骨子裡已經是滿州人被中國人征服，因為滿州漸漸同化到中國，他們早已失了一個民族的資格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異族統治的名義，也斷斷不能接受。這並不是爭什麼面子問題，因為在這種名義底下，國民自立的精神總不免萎縮幾分。黃梨洲、王船山、張蒼水這一班人，把一種極深的觀念傳給了後輩，未嘗斷絕。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敗了，我們覺得這並不是中國人打敗，而是滿州人拖累中國打敗的。恰好碰着歐洲也是民族主義最倡的時代，他們的學說給了我們極大的刺激，所以多年來磅礴鬱結的民族精神，盡情發露，排滿革命，成為全國人信仰之中堅。那性質不但是政治的，簡直成為宗教了。”

梁啓超整篇文章都是自大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炫耀，充滿了對“蠻夷”民族的鄙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世界人類幸福的源泉，把“我們的文化維持擴大一分，就是人類幸福擴大一分”，“確信我們是世界人類的優秀分子”。“打腫臉充胖子”是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慣用的手法，魯迅描述的阿Q精神就是如此。明明是亡國了，還要吹噓“骨子裡已經是滿州人被中國人征服”，明明甲午戰爭敗給了日本，卻硬埋怨是“滿州人拖累中國打敗的”。更可笑的是對於西方的民主憲政制度，梁啓超不以為然，嗤之以鼻，認為“政治上自由、平等兩大主義，算是我們中國人兩千年來的公共信條”，“恐怕中國人民治主義的根底，只比歐洲人發達得早，並沒有比他們發達得遲；只有比他們打疊的深，並沒比他們打疊得淺。我們本來是最‘德謨克拉西’的國民，到近來和外國交通，越發看真‘德謨克拉西’的好處，自然是對他的本性，起一種極大的衝動作用。”

如果一個民族在被侵略、瓜分、欺辱的環境中，依然不去從自己的傳統封建文化，自己落後的制度中找答案，甚至把落後失敗歸咎於外來原因，在文化上孤芳自賞，閉關自守，這個民族真的就難以救藥。梁啓超嘲笑猶太人、印度人不如漢族人，前者是“整個”不是“國民”，後者既不是“整個”也不是“國民”。但是他沒有想到猶太人和印度人現在已經既是“整個”也是“國民”了。

梁啓超的“自覺”觀念也一直延續到共產黨專制統治時代，如“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情。”“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那麼，當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對中國批評時，中國政府就反駁說是干涉了中國內政。其實就是因為西方國家不是中國人，所以無權管中國的事情；但實際上，中國人也無權管中國的事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