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論 作者：劉亞洲 

              發表於 2011-8-1 11:01:49

目錄

   第一章 世界中心

   第二章 伊斯蘭世界在衰落

   第三章 爭奪上黨

   第四章 另一個“西部”

 

        一百多年前，清朝政府內發生了一場大爭淪：要海防還是要塞防?當時的形勢是：兩方列強屢屢從海上打擊天國。俄國占伊犁，窺新疆。阿古柏起事，在喀什成立了獨立的汗國。新疆一時洶洶。李鴻章等人建議放棄新疆，全力經營海上長城。六十四歲的左宗棠憤而抗爭。他說：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目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西部安定，中國就等於安定了一半。慈禧太后支持左宗棠。左宗棠遂抬着棺材出玉門天。湖湘子弟定天山。兩部無虞，祖國大安。

再往上溯，自漢武帝始，漢族人就大規模挺進天山。霍去病、陳湯、班超，黃沙百戰。竇憲勒石燕然。匈奴自新疆西竄，引起了世界性的多米諾骨牌民族大遷徙。凡是強盛的中原王朝，無不向西用兵。中原板蕩時自做別論。小時候讀歷史，我就有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國歷代統治者要反覆爭奪那塊當時被人們看作的不毛之地?後來我想通了，那裡是中國的命¨所在。

用中國的眼光看中國，中國是一塊大陸。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國，中國是一個半島。美國歷史學家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說過，中國是“東亞大半島”。半島生存，需要縱深。古人沒有海洋視角，尚代代耕耘西部。、今天人們的地理視角已從海洋升騰到空間。地球已是一村。我們更要垂青西部。

 一、世界中心

地理即命運。

偉大的戰略家從來看重地理。麥金德的“世界島”理論(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心臟地帶，准統治了心臟地帶准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整個世界。)是對歷史上大戰略家的行為和軌跡的歸納與總結。大戰略冢們要麼控制世界中心，要麼創建一個世界中心，聚集財富和權力，並向周圍輻射。今天世界沒有大戰略家，但有大國。注視大國就等於注視世界。

 美國風騷已極。讀美國二百年史，可觸摸一條清晰的、明確輻射全球的戰略脈絡：首先建立清明公正的國內政治，清除一切自我抵消的因素，努力在北美創建一個世界中心；次後，將周邊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再而，一隻腳踏進歐洲。美國兩黨執政，各有其綱領，但在國家戰略方面一致得如同一人，並堅忍不撥地向前。美國利用了世界歷史上每一個機會，終於獨步全球。這樣的事實，讓世界上每一個超過二百年歷史的大國感覺羞愧。

二十世界中葉以後，美國的重大外交和軍事活動基本都是圍繞着中東和小亞細亞地區展開的，反之，都不會引起美國太大注意。二十世界九十年代至今，美國在此地連打幾仗。許多人以為它是為石油而戰，但全部意義肯定不在於此。根本的原因是：美國的戰略利益還沒有單純到這一步。如果在美國打第一次海灣戰爭時只相信它為石油而戰，你差不多沒希望了；如果在美國打下阿富汗後還相信它為石油而戰，你差不多就沒救了。世界今天不缺石油。如果我們不驚慌失措，石油就夠用。如果惶惶不可終日，石油就不夠用。石油也不是一個國家興衰的砝碼。缺油的德國和日本在戰後為何得以復興?富油的蘇聯為何解體?況且，石油總有用盡的一日，人類還要生存。英國開拓世界時是“商人”，美國開拓世界時不只是“商人”。有人說：石油是中東之寶，也是中東之禍。我說它完全是寶=如果中東有禍，禍在別處。莫把表象當本質。

本質何在?美國現已步入它全球戰略的關鍵一步：控制世界中心。哪裡是世界中心?中國歷代統治者認為中國是世界中心，其實中國從來不是世界中心。我們只要看一下世界地圖就一目了然：世界中心正好在中東。地中海是世界的肚臍。這裡的中東指的是“大中東”，是指西起埃及，東至阿富汗，北到巴爾幹的廣袤地區。這兒是八千年歷史的靶心。這兒是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來，偉大的征服者部把目光投向這裡。亞歷山大有實踐沒有理論。拿破崙有理論但來不及實踐。拿破崙把此地看作是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交通樞紐。從這裡回顧古代。從這裡瞻望未來。他若在歐洲大陸成功，下一步要做的事必然是通過中東把世界力量整合，以創造新的文明。拿破崙之前，彼得大帝為此地發狂。他寫過的《向南方的最後衝刺》著作，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情書。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為實現被得大帝的遺願奮鬥過，失收過。甚至連希特勒和日本人也遠遠地向它投來一瞥。日本人陷在中國和太平洋不能自拔，卻匆匆向印度進軍．就是此理。規律是，這個星球卜凡有能力的霸權問鼎者，均愛此處。

帝國生存，需要兩個條件：一是腹地，一是中心。今天，中國需要腹地，美國需要中心。美國的腹部已堅硬無比。美國是個有野心的國家。卡里金斯說：“如果說絕大多數美國人都有一種共同的品質的話，那就是，他們的目光始終面對着前方，遙望國力所及以外的遠方，關注着在視野那一邊的遠景，而且敢於邁開腳步奔赴那未知的前程。”尼采的話正是今天美國人的最好註腳：“就我本性來說，我是好戰的。攻擊，這就是我的本能：”可以不誇張地講，以阿富汗戰爭為發端，美國已開始收拾世界河山。“9·l l”之後，美國可打的地區很多，可選的敵人更多，卻一頭扎進阿富汗。它確實老謀深算。從這個意義上講，“9·11”對美國既是災難，更是禮單。蘇軍撤出阿富汗，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美軍進入阿富汗，則標誌着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伊拉克更是地緣政治中的龍頭。伊拉克(IRAQ)一詞就是古阿拉伯語“血管”的意思，可見其重要性。國際體系是訂出來的。國際格局是打出來的。美國發動伊拉克之戰，就是為了改變世界格局。這一戰也確實成了世界格局的轉折點。美國人對這一場戰爭的重要性認識比我們深刻多了。前中央情報局局—長沃爾賽認為：世界經過了三次大戰(第三次是冷戰)，現在進行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戰”。布什說：“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中東，是美國人的中東。”還有一位美國將軍說：“為了中東，美國人可以大量地流血。”我們從這些言論中看到了美國的雄心和決心。既來之，則留之。美國人正在做着一項從亞歷山大到拿破崙，從彼得大帝到勃列日涅夫誰都沒有實現的霸業。世界地緣政治的關鍵利益已轉入美國手中。世界地緣政治的天平已完全傾向美國。所以布什說：“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取得了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戰爭的勝利。”

地緣政治是美國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動力。我在仔細審視這場戰爭之後發現它還有另一種動力：回歸西方文明(今天也可以喚作美利堅文明)的源頭。後一個動力依然與地緣有關。歐洲文明的源頭在中近東，也就是距今天的伊拉克。不遠的地方。偏偏阿拉伯文明也發源在此地。十六世紀地理大發現前，阿拉伯文明強勢崛起。穆斯林遮天蔽日。基督世界被壓得透不過氣。十字軍一再東征，一再失收。君士坦丁堡陷落後，歐洲與亞洲的通道被阿拉伯人完全切斷。歐洲人看到了地獄。在生存的壓力下，歐洲人派出一批一批船隊，原想打通去美洲的道路，卻不料導致了偉大的地理大發現。由歐洲文藝復興和對阿拉伯文明恐懼所聚集起來的兩股能量交織震盪，終於由地理大發現來進行了釋放。美洲是基督世界的新天地。西方文明在次大陸站穩腳跟，反過來與阿拉伯文明算賬。二百年來，美國人就是自覺不自覺地走在這條道路上的。這也正是美國人始終把戰略重點放在歐洲的原因。這還是美國竭力扶持以色列，無論其對錯一概偏袒的緣故。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美國的宣傳機器一再向世界表白此戰與宗教無關，可我還是從中看到了兩個文明的衝突以某種方式尖銳地存在着。年輕而充滿活力的美國文明通過此戰已對阿拉伯文明建立了壓倒性的優勢。

從地緣政治上講，美國是地緣法西斯主義國家(挪威葛爾通語)。它雖然在國內實行民主，但對世界來說是法西斯。如果認為在國內實行民主的國家就不會產生法西斯，這是錯誤的。從文明角度講，美國則推行的是文明霸權，換句話說就是“道德霸權”(道德優越權)．令人驚詫的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也同樣擁有這樣的“道德霸權”。後者的道德感比前者更厲害。

在文明競爭中，地理環境一直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無法忽略的因素。中國與美國本來在地理上沒有衝突，但美國出擊中亞之後，這種衝突就凸現出來了。中國西部，既與拿破崙、彼得大帝渴望染指的印度比鄰，又與阿拉伯文明的核心圈子相銜。阿拉伯文明擴張時，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左衝右突。當它翻越那片亙古高原的時候，與強盛的大唐王朝迎頭相撞。唐朝節度使高仙芝率大軍與阿拉伯軍在今哈薩克斯坦一帶展開大戰。這是迄今為止中國與阿拉伯民族進行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戰爭。此戰唐軍大敗。伊斯蘭勢力遂進入新疆，直到今天仍呆在那裡。阿拉1日文明是在漢文明的拼死阻擊下才在新疆止住腳步的，否則它的兵鋒會抵何處，難說。

美國這個新型帝國與歷史上所有的帝國不同，它對別的國家沒有領土要求。對中國尤沒有領土要求。它追求的是勢力範圍而不是領土範圍。它希望世界按照它的意志行事。然而，文明是排他性的，所有的文明概莫能外。在美國人眼中，美利堅文明已成為全球“文明種群生態圈”中的主導文明．因此對其它文明缺少了寬容精神。有些美國人深信：“只存在着一條文明之河，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所有其它的文明之河或者從屬於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可以預見，戰勝伊斯蘭文明之後，它會向中華文明也就是儒教文明動手。雖然習國是歐洲文明的延續，但它已漸漸與母體拉開了距離。“歐洲像個落難的老人，完成了繁殖任務後，被性慾拋在一邊：”強勢文明對弱勢文明的侵略可以用暴力，也可以用非暴力，但不管用什麼手段．都會導致弱勢文明的一種被動性融合。而我不能不沮喪地指出，儒家文明是一個善於同化也善於被同化的文日月。這樣的前景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基督文明的標誌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向外擴張的。中華文明的標誌是太極圖，一陰一陽緊緊相抱，一團和氣，是向內相聚的。西方飲食用刀又，是向外用力；中華飲食用筷子，是向內用力。

 美國人已到門前!

 當我們全體用憂慮的目光凝視着東南方那個小島的當口，美國人已從背後悄莫聲兒地接近了我們。歷史上的文明衝突——如果我們覺得亨廷頓教授的說法太刺耳，不妨把它改稱為“文明對壘”——始終在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中激烈進行。中華的儒教文明數千年來一直以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態度冷漠地注視着它們的生死搏鬥。然而今天，這個搏鬥就在我們眼皮底下展開，至少在西部是這樣。我們還要作壁上觀？中國現在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地理樞紐。如果說的最終攤牌的時間提前的話．那麼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得手又使得中國捲入兩種文明的衝突的時間提前了。地緣形勢已使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

美國的霸業是超地理、超文化的。在這種大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信任美國，反過來任何國家也不可能被美國所信任。我們從美國的一系列舉動中看到了“歷史的精神”。美國期望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帝國聰明。它正大踏步向這個目標邁進。如果其它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歐盟不採取疆積極穩妥的應對方式，最多三十年，美國極有可能獲得成功。美國沒有對手。不能說今天的世界是“多極化”的世界。法車、俄羅斯所說的“多極化”，實際上只是它們的一種政策，一種主張，甚至更多是一種願望，但不是客觀存在的現實。當然，不是現實並不意味着我們不努力把它變成現實。現在的情形有點詭異：全世界都反對美國，又依賴美國。既恨美國，又愛美國。“9·l 1”之後各國都希望同美國保持關係，又都希望美國鎖定的對手不是自己。

中國須冷靜。我認為中國此刻應持兩種心態：其一，既然“戰爭”不可避免．不如提前走入“戰爭”。鞏固與擴大中華文化的根基，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進行碰撞，是歷史賦予中國的責任。否則．歷史就會選擇其它國家來承擔這個責任，印度就是候選人。我認為歷史選擇了中國和美國作為文明競爭的主要對手，因為它相信，“沒有最『』十·只有更好。”當然，中國重視西部，不是與美國爭奪世界地理上的中心，而是以進攻的姿態，構築對美國的第一道戰略防線。二十一世紀，中國若想實現民族崛起，要看我們能不能越過今天美國人給我們設的坎。有可能越過去，也有可能越不過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於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措施和中國的應對方式上。稍有不慎，中國將陷入毀滅的境地。凶此，應對美囤施加於中國的每一項戰略措施，中國都馬虎不得。中國將來如何對待美國要根據美國將來如何對待中國來確定。而美國將來如何對待中國又需要根據中國將來如何應對美國的戰略措施來確定，辟如台灣問題。這一點我後面還要談到。

其二，風暴越猛，越要有平和的心態。心態是一個民族成熟與否的標誌試舉一例：很多國家都有過受侵略受屈辱的歷史，但人家回顧歷史時，絕少有像我們這樣自虐式的、哭哭啼啼的、委屈到家的一味控訴。你笑，世界跟着你笑；你哭，只有你一個人哭。並且，哭過就忘掉。展望將來，又很少有人像我們這般自我感覺棒極了。

結論：美國搶占世界中心，是在占領世界陸地的戰略制高點。與此同時，美國已完成世界制空權、制海權的擁有．正在努力完成制太空權的確立。這是美國全球帝國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否還在追求全球的“制文化權”呢?這便是我在下面要探討的問題。

 

 

二、伊斯蘭世界在衰落

 

 

 

   這是一個命題，也是一個結論。它不僅對美國重要，對中國也同樣重要。

 

 

 

   歷史可以用正義書寫，國際政治卻是由實力來表達的。我們所講的“全球化”其實就是“美國化”。美國是以基督教為主流的國家，、，“美國化”部分等於基督教化。甚至，美國本身就是一種宗教。美國的宗教氛圍濃於它的母體歐洲。每次內閣會議都是由祈禱開始的總統宣誓就職一定要手撫《聖經》“911”發生的當天，大量驚慌失措的美國人潮水般地湧進教堂，進行祈禱．前不久，布什堅決拒絕了有人提出l的同性戀合法化的要求，並立即進行了懺悔，說：“我們都是罪人。”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前，他一不留神說漏了嘴，稱這場戰爭是“十字軍東征”(CRUSADE o我是在電視上看見他說此話的。那一刻，他臉上露出了一種救世主的微笑。儘管他後來改了口，可他的微笑深深嵌在我腦海里，成為我思索這場戰爭的符號。

 

 

 

   觸摸美國，你能夠感到在那個國家裡時刻涌動着一種宗教式的衝動。這種衝動有現實主義的成份，更有理想主義的成份。如果說科學與宗教有關係的話，那麼美國的強大、制度的優越、物質的極大豐富、科技的先進，部分也來源於這種衝動。我判斷美國在制定伊拉克戰爭的戰略時第一目標是現實主義的：伊拉克是阿拉伯世界中軍事實力最強的國家。征服伊拉克就意味着征服整個阿拉伯世界。而阿拉伯世界是東方的屏障。打掉這個屏障，東方再也沒有力量可以阻擋西方的步伐。第二個目標就是理想主義的：千年來，西方在與阿拉伯世界的爭鬥中一直未占上風。十字軍的夢魘一直壓在西方人的心頭。美國國防部最初就把對伊拉克作戰的代號取名為“無限正義”。這個代號充滿了宗教意味。有人認為，美國兵已不再是戰士，而是傳教士。他們的目標不僅是簡單地擊斃敵人，“而是驅逐邪惡，消滅異教徒”。

 

 

 

   我們務必理解美國人的感受。在很多美國人特別是思想家眼中，美國之所以成為美國，不能只從常識的層面來理解，而必須要從宗教的層面來理解。美國這塊土地是上帝賜予的，因而是神聖的。上帝創造了美國，並要通過美國來創造新世界。美國人民的宗教感特別濃烈．當美國強大到足以承擔拯救世界的責任時，它會義無反顧的。不管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它現在正是用“聖戰”的手段布道。對美國某些領導者來講，改變世界格局的衝動還不如征服異教徒的衝動來得猛烈。上個世紀國際共產主義者也有過類似的衝動。

 

 

 

   美國“干涉阿拉伯黑暗時代的第一步”邁得扎紮實實。美國已經推出“大中東”計劃。這實際是一個險惡的改造整個伊斯蘭世界的計劃。民主不能用槍桿子來強加，文明卻可以通過戰爭來移植。美國勝利固然是因為自己的強大，同時也得力於伊斯蘭世界的軟弱。歷史上，阿富汗每遭遇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擻而出。這一回，儘管塔利班仍以一種可歌可泣的精神戰鬥着，鮮有降者，戰至最後一刻也不討饒，可阿富汗還是史尢前例地陷落了。阿拉伯有諺：把敵人逼到死角，會造就最頑強的敵人。然而我們看到，伊拉克人早被逼到了絕境卻毫不頑強。

 

 

 

   穆斯林衰矣。

 

 

 

   穆斯林興起時，何其雄哉。今日何其頹也。伊斯蘭文明是世界文明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做出過無限貢獻。從當今穆斯林國家的分布就可以看到它過去的輝煌。伊斯蘭帝國的完成速度極怏，僅用了五十年時間就從一個小信徒集團變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大帝國。科學、藝術、文化均曾搶占人類巔峰。當歐洲籠罩於基督教黑暗之時，阿拉伯文明光芒四射。如果沒有地理大發現，今天我們的第一外語肯定是阿拉伯語。如果千年前有諾貝爾獎，那些獎項幾乎全部要歸穆斯林所得。阿拉伯人和蒙古人都曾橫掃世界，但比較二者的征服，大有不同。蒙古人像潮水一般湧來，又像潮水一般退去。什麼也沒有帶來，什麼也沒有帶走。而阿拉伯人足跡所至，當地民族紛紛改信伊斯蘭教．思想的改變帶來了生活方式的改變。生活方式的改變又帶來命運的改變。

 

 

 

   回顧歷史，一個現象顯而易見：文明越發達，衰亡越徹底。這適用於埃及文明，適用於伊斯蘭文明，是否也適用於今天的美利堅文明?伊斯蘭的衰落和它的興旺一樣神速。有趣的是，它雖然比蒙古文明優越，可它的衰落也正是首先由蒙古人造成的。蒙古風暴對中亞和西亞的伊斯蘭世界的摧殘特別嚴重。許多國家被蒙古鐵騎踏平，變成了大牧場。當游牧文明退出歷史舞台時，伊斯蘭教世界已殘破，幸運的倒是歐洲逃過一劫。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從另一個意義上挽救了歐洲。歐洲人反而稱游牧文明為“黃禍”，有點反諷的意味。

 

 

 

   伊斯蘭的衰亡史是一部啟示錄。它既啟示了西方，又啟示了東方。霍梅尼曾說過：“既不要西方，也不要東方，只要伊斯蘭。”正好從另一面變成了一個神秘的解讀。伊斯蘭教義與儒教有部分相似之處。解剖別人也正是解剖自己。敢於說明的人很多，善於說明的人卻很少。在西方，“伊斯蘭”兒乎成了一句罵人的話。在東方，儒教還被反覆稱頌着。今天競有一個大學教授要在全國青少年中推廣“讀經”運動。有人把西方對伊斯蘭世界的侵略和掠奪，看作是造成伊斯蘭國家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看不到這一點的人是愚蠢的。完全相信這一點的人則尤其愚蠢。美國印第安酋長“上尉傑克”曾說過一句沉痛的話：“我們不是談你們白種人打敗的，我們是被自己同胞打敗的。”此話用於伊斯蘭文明完全合適。我認為伊蘭文明衰落的主要原因有三：

 

 

 

   ①專制。世界上目前有六十個穆斯林國家，但沒有一個強國，這是因為伊斯蘭世界錯過了現代化的緣故。伊斯蘭文化從本意上強調服從，服從真主及使者．但同時，服從壓制了個性。對神的崇拜限制了對個人能力的重視和開發，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和創造力。根據時下流行的一些西方學說，許多伊斯蘭國家的人民尚未進入“現代生物階段”。人和個體生命是用來為宗教目的服務的。生命僅是生理的，憑藉本能在喘息、掙扎。阿拉伯聯盟共有二十二個成員國，現在沒有一個實行民主選舉。有選舉的也是偽選舉。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實行冢族專制統治的薩達姆竟敢於向全世界宣示自己能夠獲得民眾百分之一百的支持，這極大嘲弄了西方民主，從某種蒽義上講甚至刺激了美國提早發動戰爭的欲望。全票通過?我從不相信，那玩思罪小住。凡是專制的國家必定落後，耽像凡是崇尚新教的國家，經濟都比較發達一樣。宗教不僅與科學技術有聯繫，與經濟也有聯繫。從直布羅陀到波斯灣的廣大阿拉伯國家，基本上屬於現代化前社會。阿拉伯國家的文盲比例高達百分之三十九，甚至高於非洲，在全世界倒數第一。

 

 

 

   由於專制的魔力，阿拉伯各國都形成了單一民族、單一文化和單一信仰仇恨、排外、拒絕現代文明。對異己不寬容，思想封閉，是這種社會的基本形態。真正的思想總會催生更有活力的思想。單一思想必然使生命變得貧乏。而沒有鮮艷的生命，思想又在哪裡紮根呢?在專制的追殺下，思想無處藏身我們和阿拉伯人一樣，只記得歷史上的輝煌，卻肯定忘記了這種輝煌形成的原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沒有寬容和多元化，思想必然失蹤。與先秦中國那種思想茂盛的情形相比，今天思想成了奢侈品。先秦時，中國有思想，有哲學．先秦後，中國沒有思想，只有注釋．哲學還有，不過是反動哲學。

 

 

 

   伊拉克軍事上的失敗實則是專制的失敗。專制社會有點像今天的某些網絡論壇，人人都掩飾着自己的真面目，但又在掩飾中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甘。順從不等於擁護。民心向背具有重要意義。民心本身也是一種戰略資源，成為戰爭雙方爭奪的戰略制高點。無事時專制國家鐵板一塊。一旦有事則千瘡百孔。伊拉克外不能禦敵，內不能壓眾，一瀉千里，出現了典型的晚清症狀。專制的另一個副產品就是叛徒層出不窮。對這一點我們比任何民族都熟悉。薩達姆父子部是被叛徒出賣的。專制客觀上是鼓勵叛徒的。強權如果代表真理，叛徒就代表正義。暴力如果以法律的名義出現，卑鄙就以道德的名義出現。一切沒有是非觀的文化總是比髒水更髒。

 

 

 

   ②不團結。穆斯林帝國在歷史上經歷過兩次大崩潰，一次是古代阿拉伯帝國的崩潰，一次是近代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後一次崩潰對今天的伊斯蘭世界影響尤大。本·拉登在“9·l l”事件後曾充滿仇恨地說：“伊斯蘭世界決不會忘記他們八十年來遭受西方的羞恥和屈辱。”為什麼是八十年?因為八十年前正是奧斯曼帝國瓦解的年代。當今世界穆斯林共有十億人，接近中國，卻支離破碎得不成模樣。他們的今天正是中國明天要絕對避免的。弱者的天然口號是團結。越喊得響亮卻越不團結。既仇恨敵人，也仇恨自己人。我沒有的，你也沒有。共同都有的，我一定要比你多。這有點像某些國人，看起來每個人都追求幸福，實際上每個人追求的是比別人更幸福。

 

 

 

   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近半個世紀的戰爭最說明問題。中東衝突的過程，就是伊斯蘭世界從失敗走向失敗的過程兩大宗教在聖地問題上沒有可以溝通的餘地．俱拼死相爭。阿拉伯國家像烏雲一樣壓迫着小小的以色列，卻居然沒有贏得哪怕是一次戰爭的勝利。以色列與阿拉伯的戰爭史肯定鼓舞了美國人，所以它該出手時就毫無猶豫地出手。

 

 

 

   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個世紀內，伊斯蘭世界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力量的整體，因為他們中間的裂痕仍在擴大。先知穆罕默德曾說過一句近乎讖語的活：“基督教有七十二支，而伊斯蘭有七十三派。”就是在中國的穆斯林中，也是教派林立。有位記者曾經到西北某縣尋訪清真寺，向穆斯林詢問，而穆斯林的回答令記者驚愕不已：“你要找哪’』、派的寺?”記者說：大地上的清真寺都是真主的，哪一個都行。這下反過來讓穆斯林驚愕不已了。就在那個縣裡，兩個清真寺分屬不同教派，在門口競然寫着“××教派禁止入內”。兩個清真寺還各自架起高音喇叭，向對方論戰，看誰的調門高。有個阿訇向那位記者炫耀：“我在本寺呆了七年，七年來每逢禮拜，我都通過大喇叭和他們舌戰!”漢人的“文革”早已結束，穆斯林的“文革”如火如荼。這樣的伊斯蘭教已與穆罕默德創教時的初衷相差萬里。那位記者感慨道：穆斯林把烤羊肉串和葡萄乾帶到了全國各地，卻把伊斯蘭留在自己家裡。

 

 

 

   當今世界上，伊斯蘭世界的聲音很弱。如果說還未徹底沉默的話，那是因為石油之故。阿拉伯國家把石油當武器，實際是糟蹋了石油。石油告罄，民族如何維生?阿拉伯人短視得厲害。明宣宗朱瞻基講：“回回善營利。”今天的“回回”擁有優勢自然資源，卻在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分而治之下，把這種優勢喪失了個乾淨。美國支援阿富汗的伊斯蘭勢力消耗了老對手蘇聯。又利用以色列牽制整個阿拉伯世界。鼓動伊拉克進攻伊朗。明知伊拉克要吃科威特而袖手。杯盤已殘又出來重整江山。美國攻打阿富汗。最先幫助美國的競也是伊斯蘭國家。兄弟鬩於牆。與此同時，一艘又一艘滿載原油的巨輪喜氣洋洋地駛出了波斯灣。目的地：北美大陸。

 

 

 

   ③偏激與極端。得不到的總是美好的。逝去的總是輝煌的。阿拉伯世界在近幾百年中，替代往日打敗和征服別人的業績的，是被別人打敗和征服。越是處於悲劇性的境地，越是留戀往昔的時光。伊斯蘭宗教愈來愈呈現一種極端性，大部分原因就在於此。在西方的攻打下，伊斯蘭世界失去的不僅是領土，更重要的是信心和勇氣。他們成了當然的弱者。仇恨在弱者心裡積累，發酵。強者因為強，有仇就報，所以不會積累。強者的心理總是健康的。恐怖主義是弱者的行為：因為伊斯蘭世界弱，弱者才選擇了恐怖主義。伊斯蘭恐怖主義不是一個國家的，也不是一個地區的而是全世界的。除了中亞地區以外，在俄羅斯，在中國新疆，在印尼，在巴爾幹半島，在巴基斯坦，一小撮恐怖分子正試圖綁架一個偉大的宗教。中國人曾發明了世界上最殘酷的刑法，但今天這個“榮譽”屬於伊斯蘭極端教派和組織。國家法律尚有斬首之刑，恐怖分子砍人質的頭又何妨?

 

 

 

   造成伊斯蘭世界偏激的另一個原因是把信仰推向極端。雖說千年的時間足以證明一個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但我不能不指出，伊斯蘭文明史上始終沒有出現過理性運動。穆斯林相信自己的極端主義思想和行為是使人類擺脫一切苦難走向天國的唯一正確道路。這幾乎成了一種幻覺。如果這種幻覺僅停留在個人體驗的層面上，大抵無害，但如果用自己的信念去要求別人，強迫別人和自己保持一致，這個世界就要遭殃了。任何一種宗教文明都不能取代其它的宗教文明。伊斯蘭如此。基督教也如此。文明的多元化就包括着宗教的多元化。

 

 

 

   極端主義往往走向狹隘民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反過來又壯大了極端主義。越是集權的國度越容易產生民族主義。越是腐敗的國家越容易產生民族主義。中國也不乏極端主義。伊斯蘭的極端主義是信仰極致造成的。中國的極端主義是信仰真空造成的。世界哲學的前沿部已發展到生命哲學階段，我們的哲學停留在生存哲學階段。“文化大革”就是以文化的名義製造的歷史性動亂，是極端主義的頂峰。惡傳染給惡，善傳染給善。今天的“憤青”們即使不比父輩們走得更遠，也落得不遠。看上去，現在中國民間議論之風日趨強烈，但浮躁和偏激有餘，寬容與理性不足。很多人認為自己在思考，其實只是在重新安排自己的偏見。兩千年來，相當多中國人一直是情緒的奴隸。

 

 

 

   還想補充一點：伊斯蘭的樂土在中國。我指的是中國內地：當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之光漸漸黯淡之際，中華文明的回族和回教之光卻分外明亮。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內地要比進入新疆地區早很多，因而也幸運得多。伊斯蘭在中國已經完成了本土化，其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在明、清之際誕生的罕見的民族一回族。這個民族是伊斯蘭與中華文化交媾後生出來的混血兒。回民有宗教，但沒有語言，他們使用漢語。他們的宗教自浸濡了漢文化之後也變得面目全非。辟如中國穆斯林推崇男女平等，這在阿拉伯世界是犯罪。回族沒有共同的地域寧夏也是回漢雜居。回族和漢族居住地一樣遍布全國。中國絕大多數縣、市都有回民居住，但絕大多數縣、市都沒有清真寺。穆罕默德曾經告誡他的弟子他們說：“知識即使遠在中國，亦當往求夕、，，他不愧是真正的先知。漢民族對任何外來民族都是寬容的，只對本民族苛刻。漢文化對任何外來文化部不排斥．只改造他們。回族為中華民族的延續有不俗的貢獻。明太祖朱元璋就崛起於皖西穆斯林地區。他的部分將領包括他的妻子都是穆斯林。漢族人口在增加。穆斯林人口在減少。因為穆斯林在漢文化的感召下變成了非穆斯林。印度有本著作《中國為什麼在各個方面領先於印度》中居然這樣寫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摧毀了穆斯林力量，而印度拒絕這樣做。1936年，中國有四千八百萬伊斯蘭人口，現在卻不超過一千萬。1947年，Elj度有三千六百萬伊斯蘭人口，現在總數為一點五億……印度只有剷除伊斯蘭才能進步。”這個作者既無知，又無恥。

 ⑧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識。知識即力量。中國老百姓有一種仇富心理。中國一些有權者有一種仇智心理。世界銀行“年度報告”中指出：“貧困不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費’，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機會，營養不良，健康差。意味着沒有發言權和恐懼等。”中國不缺乏真理，中國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思想的風暴引發了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風暴毀滅了思想的火種。我們缺少現代極為珍貴的反思意識。思想投降了。真理無處容身。今天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但主導世界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沒有思想，談什麼“解放思想”?沒有思想，專制就大行其道，像“文化大革命”那樣。專制制度最要害的中心是：不許討論。舉凡攸關民族命運的問題，都不允許公開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都是小問題。其實小問題無需討論就可以處理，大事才需要公開討論。鄧小平當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那樣激盪着中國人的心。這場討論還在民眾心中種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國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論述力。

 

 

 

                                                                                2004年10月19日～1O月29日於長沙

 

三、爭奪上黨

   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上黨東扼太行山，西控河東，南俯中原，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戰國時期，趙、韓、魏等國的戰略思想始終是圍繞着上黨來構想的。秦國為吞併關東六國，與六國反覆爭奪上黨，在那裡發生了無數慘烈的戰役，長平之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六國爭上黨以攻秦，秦奪上黨以滅六國。最後秦勝。可以把上黨看作是秦國霸業的地理基礎。在秦以後兩千多年裡，中國共發生了七百餘起戰役，大部分圍繞着河南也就是中原展開。上黨仍是戰略要地。自古就有“上黨天下脊”之說。毛澤東說起上黨，也形象地將其比作一個盆子，說這盆里“有魚有肉”。解放戰爭的第一槍——上黨戰役也是在這裡打響的。古語還云：“得上黨者得中原。”

 

 

 

   我把西部比作上黨。

 

 

 

   中國西部是一個偉大的空間。向西，不僅是我們的戰略取向，而且是我們的希望，甚至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優異的地理位置(接近世界中心)給了我們強大的動力。我們應當把西部看作是我們前進的腹地而不是邊疆。腹地，肚子啊。還有什麼能比它重要?

 

 

 

   感謝祖先，為我們掙下了這樣一塊特殊的土地。當我凝視中國地圖的時候，總是久久地把目光粘在西部。有人說中國地圖像公雞，我卻看它像雄鷹。它展開翅膀的時候，向東應該覆蓋太平洋，向西應該覆蓋中東。當它飛翔時應當叼起整個地球：如果說東部是它的頭，西部則應當是它的重心。沒有重心它是飛不起來的：這塊重心的地理位置極出色：廣袤遼闊。天山。阿爾泰山和阿爾金山猛烈隆起。塔里木、準噶爾款款躺下。這就是著名的“三山夾兩盆”：這裡遠離海洋，像一把鐵矛刺入亞洲腹地。這個環境絕佳的特殊地理單元本身就是中亞的一部分。美國和當年的彼得大帝做夢都想控制的“中亞走廊有相當一段就在這裡。

 

 

 

   此地的文化魅力更大。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範圍最廣泛、影響十分深遠的文化只有四個，那就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再也沒有第五個了。季羨林認為，這四個文化的交匯處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西部(新疆和敦煌)。我覺得從文化角度還有另一個意義：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兩千多年中，中國出現過三個黃金時代．一、漢朝劉徹時，“武皇開邊意未己”．中國疆土擴大一倍；二、唐朝貞觀之治；三、清朝康熙和乾隆時，疆土再翻一番。這三個朝代都有一個特徵：對西部擁有無可爭議的控制權，一如左宗棠所言：“中國強盛之時，無不掩有西北。”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發於南，興於西，而決勝於東北。看來西部是中華崛起的必由之路。西部有了底氣，東部才能拼得起。

 

 

 

   我不認為美國在圍堵中國，但中國現在確被結結實實地包圍着。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到：中國是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着。俄羅斯和蒙古都變成了這個圈子裡的成員。這才是中國安全戰略地位發生變化的最要緊的原由。不斷有人說“戰略突圍”問題，如果真存在“突圍”問題的話，那還是只能選擇西部。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七個被稱作“斯坦”的國家都放棄了社會主義但又沒有全盤“西化”。弱國需要強國。美國現在是做正餐的大廚，俄羅斯是刷盤子的。中國介乎二者之問。美國已經對“斯坦”們動手了。甚至在其中一個“斯坦”境內還部署了戰機，十幾分鐘就可以飛臨新疆上空。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斯坦”與我們有“血緣”關係。他們需要我們。我們也需要他們。一個國家如果在自己國境線外沒有一點戰略縱深，就只有被動挨打。

 

 

 

   世事如棋。世界就是一個大棋盤現在最有資格落子的就是美國。我心中草繪了一幅未來的藍圖：應當有四個棋手——美國、歐洲、俄羅斯和中國。也就是說，天下四分。一個大國，是站在世界的立場看地域。一個小國，是站在地域的立場看世界。這就是大國和小國的區別。大國必須具備的素質有三：“有膽量去容忍那不能改變的事，有勇氣去改變那可以改變的事有智慧去區別上述兩類事。”新疆套用布什對中東的描述，我說：中原，是中華民族的中原；新疆，是中華民族的新疆。新疆除了在地緣政治上占了鰲頭外，還是支持中國二十一世界持續發展的資源替補地。一是人們常說的“黑白兩道”。黑是指石油，白是指棉花，俱是新疆的強項。還有水資源。本世紀，“對水資源的激烈爭奪可能成為衝突和戰爭的根源”。這是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最近一份報告得出的結論。我曾經提出中國和印度的衝突在將來最可能會因為雅魯藏布江的水資源分配而加劇。文明總是在水邊崛起。幾乎沒有一個城市不依水而建。中國最不缺人。越不缺人就越缺水。水的問題有一天可能迫使中國遷都。窮亦水。富亦水。生亦水。死亦水。有識之士已經疾呼：“明天我們還有水喝嗎?”西部那片高地上是不缺水的。中國的兩條母親河都發越源自那片高地上。新疆亦富水。新疆的水只是沒有利用好而已。林則徐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新疆還有可能成中國人口的終極出路。西藏環境太險惡，不適於人類生存。而新疆太適合人類生存。十幾億漢人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中是很難生存的?新疆的事情辦好了，中國的事情就辦好了一小半。開發西部首先要開發新疆。我看最要緊的有兩條：第一、西部大開發應當“反向進行”。先開發新疆，或與東部同日蚜發，而後在中部會師。左宗棠認為回疆不保，蒙疆就不保；蒙疆不保，西藏三面環敵也難保回、蒙疆不保，京師亦不保。中國就有可能回到傳統的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朝廷中去。左大帥是從政治上講新疆的重要性，我認為完全適用於其它方面，包括生存與自然。對中國而言，西部太大．太荒涼：搞好了，它會為中國增加無窮的活力；搞不好，它一定拖中國的後腿。第二，給政策。當年深圳從不毛之地上崛起，依託的就是中央給予的特殊政策。沒有政策就沒有深圳。我們同樣可以說．沒有政策就沒有西部大開發。

 

 

 

   今天新疆看上去有點問題，但我相當樂觀。西藏看上去比較平靜，但問題大於新疆。

 

 

 

   ①我黨民族政策在新疆深入人心。這個政策的核心就是“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是一種魚水與唇齒的關係。世界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像新疆自治區人民政府那樣恰當地處理民族事務。不管是什麼仕會福利，都要優先考慮少數民族的利益。由於政策得當，在新疆反對民族分裂最有力的恰恰是少數民族。南疆幾次平亂，都是民族幹部和由少數民族為主體的部隊打先鋒。許多維吾爾族同胞說：“我的上半截身子是維族，下半身身子已是漢族了。”舉一個小例於，在烏魯木齊市，受過教育的維族人講普通話比許多漢族人都地道。新疆是全國普通話最標準的地方之一。美國馬羅蘭州大學專門研究維吾爾族的教授陸德生說：絕大部分維吾爾人對漢族友好。從事暴力活動的“激進人士”少而又少，整個新疆“只有二三十人”：對這個數字我持疑問，但他確是這麼說的。“9．1 l”之後，“東突獨”分子改變了策略，變恐怖手段為和平手段，這種傾向更值得注意。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說：對搞恐怖活動的分裂分子要打擊，對用和平方式從事分裂活動更要打擊，後者是“會下蛋的雞”，比前者更厲害。

 

 

 

   （2）有人說新疆有可能會變成第二個車臣，這是夢囈。談及獨立的可能性，西藏甚至比新疆都大。西藏是單一民族、單一宗教和信仰、單一文化。地域封閉，歷史完整。歷史不能像黑板一擦而淨。西藏併入中國版圖的時間要大大晚於新疆。新疆則是民族眾多，關係複雜，地域交錯。與新疆毗鄰的哈薩克斯坦，國家不大，競有一百三十一個民族。新疆的問題只聚焦在南疆。南疆是新疆的重中之重。地理位置也特別要緊。南疆不出事，全疆無事。

 

 

 

   （3）維吾爾民族性格具有兩面性，有時非常懶惰，有時又非常勤奮；有時非常講理，有時又非常不講理。熱情時陽光燦爛，冷淡時冰封雪蓋。可以做朋友，也可以做敵人。有維吾爾幹部在平定叛亂時犧牲，也有維吾爾幹部白天掛出國旗，晚上取下來用腳踩一遍。在漢族眼中他們是弟弟，在其它少數民族眼中他們又是哥哥。大部分很純樸，一但學習了漢人的狡黠則變得分外惡劣。我認為這樣的民族像股洪水。治水不能用堵的辦法，而應當是疏導。疏導的時候一定要小心，但必須大膽。

 

 

 

   ④新疆有一個偉大的“生產建設兵團”。一代代漢人已在新疆生根。新疆已經成為他們的家鄉。生產建設兵團遍布全疆，所轄土地達七萬餘平方公里超過兩個台灣。退一萬步說，假如新疆自成一“國”，生產建設兵團也必然是“國中之國”——漢人自治區。其實僅依靠生產建設兵團的兵力，就能阻止新疆獨立勢力。

 

 

 

   我在《大國策》中曾建議，將來如有可能，重新劃分新疆及西藏的區域使“疆獨”和“藏獨”分子失去動輒賴以利用的地域條件。此議如不可行我還有一想法：是否可考慮讓新疆和西藏的宗教進一步豐富多彩。伏爾泰曾說過，只有一種宗教的國家就會有壓迫；有兩種宗教的國家就會有內戰；而有一百種宗教就會有和平。江澤民主席高瞻沅矚，早就提出要同梵蒂岡建立正常關係。讓另一些成熟的宗教漸進式地進入西部，使新疆的多元化宗教更加多元化，使西藏的單一宗教變成多元化。這對上述地區的人民來講，也許是一次精神革命。

 

 

 

   我們的儒教、道教，都被歷史證明無法進入西部。中國沒有成熟的宗教。痛苦的人民需要宗教。基督教鼓勵人民對現世採取逆來順受的態度。它鼓勵人民接受現實，漠視現世，把注意力放在來世上。這客觀上有助於社會秩序與格局的穩定。中國的三個宗教基本上都是世俗文化，人們沒有虔誠的信仰與敬畏意識。中國人的精神危機有兩個：一是沒有倫理底線，即沒有罪惡感和羞恥感。一切腐朽的東西部由此而生。二是什麼都不信。如果你什麼都不信，憑什麼讓人家信你?信仰是一種高懸在天空中的偉大的東西。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從信仰的角度得到解釋。有調查資料顯示：全世界60人，不信教的有近13億人中國有13億人，不信教的有12億多。因此，全世界絕大多數不信教的人在中國。人如果沒有信仰的話，就會變成“消費之軀”，或變成一個純粹的排泄系統。人一定要信。只有信的人才會在制定遊戲規則時不只替自己着想。不能像一些政客那樣，當總統時就要選擇總統制，在野時就要內閣制=也不能像一些政黨那樣，在野時要民主，一旦執政卻要搞專政。

 

 

 

   基督教為什麼比別的宗教影響力大?為什麼信仰基督教的國家大都是發達國家?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估計在三十年之內中國哲學界和科學界會在一場大爭淪。中國人尚未成為個體。嚴復說：“身貴自由，國貴自主。”人只有成為個體，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才能具有真正的罪責意識。主體意識和罪責意識的缺乏構成了中國文化的致命缺限。這種缺欠在二十世紀達到高峰，“文化大革命”進一步毀滅了中國人那點殘存的、可憐的良知和道德。只有對苦難的感受權，沒有對苦難的知情權。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審判正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化的主流意識。中國人的人際關係那麼險惡，爭鬥那麼兇猛，內戰那麼殘酷，是因為我們不具有健全的人格。沒有恥感和罪感，就無法造就獨立的人格。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獨立的思想。中國歷史上的強權政治的形也與此有關。自己無罪，別人有非。只有壓迫別人才能不為別人所壓迫。只有殺人才能不被殺。在強權政治前面沒有任何神聖的東西。

 

 

 

   我在成都任職時，陝西部分部隊歸成都戰區管轄，我下部隊時屢去關中，基督教在關中發展甚猛。為什麼?曾經風調雨順的三秦大地，近些年變得持續乾旱。許多曾經是產糧的大縣，居然出現了想收點麥草餵豬部沒有的情況。資價格飛漲。糧價不斷下瀉。這讓他們無所適從。再加上基層組織腐敗，人民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生活異常艱辛。他們迫切需要精神上的支柱。而宗教在此時出現恰好給了他們一種“畫餅充飢”的滿足感。農民們探詢的目光指向天穹。而基督教教義中的原罪說，正好符合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情感要求“是我們有罪，上帝在考驗與懲罰我們。”只有信上帝；苦修行，才能換取永生。與此相反，沿海富足地區，為什麼又多信佛教?因為很多人鑽政策的空子，靠走私一夜暴富。當他們面對自己也數不清的金錢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只能認為是前世修來的福，是佛祖保佑的緣故。

 

 

 

   基督教進入中國已有幾百年了。在儒教衛道士們強烈阻擊下，基督教生存艱辛。有一種觀點認為，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國起義，是基督教用武力進行擴張的非理性嘗試，結果失敗了。我不認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督教，它只不過是打着上帝和天父名義的一種邪教罷了。但曾國藩以宋明道學理論為指導，以封建政權為依託，以湘軍為武裝力量，對抗以基督教為名義、神權政治為依託，以太平軍為武裝力量的洪秀全，則也有一點兩種宗教衝突的味道。這種衝突充滿了血腥。曾國潘和他的師祖王陽明、朱熹等“大儒”一樣，個個都是冷血殺手。

 

 

 

   新疆歷史上是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衝撞的前沿，也是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碰撞的前沿，西方宗教文明尚未染指過它。新疆是有胸懷的，不妨把它作為試驗田。西藏是否也有這種胸懷?自中世紀起，西方教界就傳說說在遙遠的東方有一片樂土，那裡有大片的羊群等着放牧。尋找這片樂土成為為許多傳教士孜孜以求的夢想：近二百年，傳教士們蜂擁至亞洲腹地，一次又一次地叩響西藏的大門。在他們看來，如果能讓藏族人皈依他們的神，“可能就是最為偉大的勝利了。”

 

西藏

這裡是一片強者的土地。只有擁有強悍的意志和生命力者才能在這裡生存青藏高原的隆起，完全改變了地球的命運和面貌，為今天的中國乃至亞洲揚起了生命的風帆。青藏高原是千河之源。

 

我在成都戰區任職兩年，深入西藏六次。我的研究成果是：若想穩固西藏，必須改變西藏；若想改變西藏，必須改革宗教。在西藏的公路上行進，看見藏民“磕長頭”，用腳板一寸寸丈量蕾去拉薩的道路。在大昭寺前，看見成群的藏民轉經，跪拜，一拜就是數月：這兩個情景都讓我重新對生命的意義展開思索。生命既是有意義的．又是無意義的。生命有意義是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人類整體的一員，是人類延續的一分子．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人類應當改變自然。生命的無意義是因為人的個體的渺小，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在生存環境異常惡劣的青藏高原，個體顯得那麼無助，那麼無奈，那麼痛苦，不得不依靠精神上的寄託來抗拒肉體上的折磨，又用肉體上的折磨來強化精神上的寄託。然而令我沮喪的是，西藏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寄託是有些落伍的，與現代精神俗格不入的。西藏民族本來是相當強悍的。吐蕃強盛時，兵鋒曾達到盧龍(今北戴河一帶)。今天我們進藏，無論是走青藏線還是川藏線，都難於登天。可遙想古代，吐蕃大軍出藏，歷經萬難，戰鬥力還那麼強。這種民族精神，能不令人感慨!可自從佛教傳入西藏後，這個民族的勇悍精神被一點點吞噬了，佛教愈深入人心，人心愈麻木，民族性越孱弱。人民那麼困苦，卻建造了世界上最高大的銅佛，建造了世界上鑲嵌寶石最多的佛像。不要說開拓，民族生存都遇到了危機。無情的事實是：最優秀的男人都送進寺廟去了，連傳宗接代都成問題。解放軍進藏時，西藏人口不足百萬。現在有二百六十萬。是共產黨救了西藏。

 

 

 

   但，在西藏有人並不這麼認為。尤其是宗教界上層，即那些擁有特權的喇嘛們，更是如此。他們一邊獲取內地的大量援助和資金，為自己修寺廟，享受着紙醉余迷的牛活，一方面又對漢人橫加指責，說漢人占了他們的土地。毛澤東曾讓他們明白：西藏是西藏人民的．也是中國的，絕不是他們的。他們在西藏已經攫取了過多的財富，卻沒有對西藏做出過什麼貢獻。我們應該沿着毛澤東的路走下去，支持普通藏族百姓，而非特權者。

 

 

 

   然而，這一小撮特權者對廣大藏民卻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因何?因為宗教。西藏不少老百姓說：“共產黨對我們是好，但能拯救我們的來世嗎?’，可見宗教力量對藏民族精神世界滲透之深。西藏問題絕對不是經濟問題。援助再多資金也不解決問題。我們有相當一邵分負責民族事務的幹部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仿佛有錢就能處理好民族關係。西藏有個異見分子說：“如果給人警和食物，卻逼着人每天罵自己的父親，能讓人產生感激之心嗎?”這裡的父親當然是指達賴。這個事實說明民族問題的根本在於精神文化層次上面，而不在物質層面上。現在西藏看起來比新疆平靜，西藏一些人表示抗議也總是用和平方式，情急之下頂多扔幾塊石頭。新疆一些恐怖分子的表達方式則用槍支和炸藥。但我把西藏比喻成一個．“高壓鍋”。它的平靜是風暴來臨前的平靜。一旦有突發事件或重大變故，難保這口鍋不爆炸。處理西藏問題一定要顧及藏人的宗教情懷。這一點對漢人最難。中國是一個無宗教國家，起碼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漢族人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即使有，也是實用主義極強的宗教。如果你告訴人們只要砸毀佛像就一定能夠換來幸福，那麼大家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拿起石塊。中國的宗教經得起任何褻瀆。這使得漢人在與其它有強烈而虔誠宗教信仰的人民進行交往時往往面臨着一個不可逾越的精神阻隔而這個阻隔之大，比起讓一個男人理解孕婦的生產痛苦更有甚之。這就是有些地方政府處理不好民族問題的癥結所在。

 

 

 

   西藏問題的癥結是爭奪主導權的問題。、是政教合一，還是政教分離，是我們在新世紀必須做出的選擇。把西藏養起來，不如讓西藏“活”起來。把一個宗教供起來，不如讓別的文化精神擠進來。西藏才不是無縫的雞蛋呢。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原子彈”就對西藏進行地過地毯式的轟炸。“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開展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其餘省份均鎩羽，唯在西藏大放光彩。西藏不能沒有神：一個神置換為另一個神是完全可能的。西藏人民對毛澤東表達的儀式化的崇拜行為，與對達賴和班禪的儀式化崇拜行為十分接近：家家掛毛澤東像，每天手捧紅寶書背誦最高指示。設在山口的瑪尼堆被水泥的“毛主席語錄牌’取代，藏人仍自覺地繞其轉圈。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進藏，重新確定了我黨的對藏政策尤其最要害的兩條：一、加強藏文化的地位；二、漢族幹部要讓位給西藏民族幹部。我黨治藏方式至此發生重大轉折。毛澤東在藏民中神的地位崩潰了，新神不存在，藏民們自然又轉回舊神達賴再次成為精神上的皇帝。

 

 

 

   一個強大的民族首先是一個自信的民族。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國內時，我們看到的是“藏獨”勢力；當我們把目光投向世界時，我們看到他們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成員。他們再鬧也是“家務事”。況且他們還是我們與相關地區和國家聯繫的紐帶。西藏的土地不能搬走，新疆的土地也不能搬走。只要它們和中國土地連在一起，就不可能脫離中國。對西部，我們應當具有偉大的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種讓你衝破限制的推動力。一個人不必行走在高原大漠，但內心一定要海闊天空。

 

 

 

   談西藏，不能不花些筆墨談談印度。

 

 

 

   中印本無事，印度卻擾之。千年來，兩國人民隔喜馬拉雅山相望。印度人怕寒不上山。中國人怕熱不下山。印度獨立後野心發達，競撞泰山，頭破血流。近代印度唯一一次敗仗就是中國造成的，所以它愈恨中國。半個世紀來，它熱烈擴軍，以求賺回自尊。

 

 

 

   印度大變。軍力嗖嗖地瘋漲。為了國防建設，印度國防部長現在還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蘇聯的老車，把錢用在購頭蘇三0和潛艇上。而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後，連美國飛行員都驚訝我海軍××飢場的招待所那麼高級。印度利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機會，肢解了巴基斯坦。還想趁中國處理台灣問題時再打動。中印本部屬海軍弱國，以馬六甲海峽為界，以西則中國海軍不去，以東則印度海軍不來。可現在印海軍居然到南中國海來搞演習了。這一切，又使印度的野心更肥。尼赫魯說：“印度以它現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就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就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印度的悲劇在於，它太迷戀於自身獨特命運與使命的虛擬神話，太沉溺於做“亞洲中心”的烏托邦狂想，也太低估了美國對印度的戰略意圖。同時它還高估了中國的野心。世界挺有趣，對印度好像都不大提防，但對中國卻很是顧忌。其實美國對印度一直是警惕的。

 

 

 

   中印邊界反擊戰後，中國喚醒了印度。現在是否到了印度喚醒中國的時刻呢?有人說，中國是“封閉的心靈，開放的體系”；印度是“開放的心靈，封閉的體系”。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印度軟件業走到世界前面。美國、日本乃至中國部紛紛跑到印度去搜羅軟件人才。我倒不覺得這有什麼可怕。我顧慮的倒是另外兩點：其一，印度的教育更多地側重培養獨立自由的思考能力。從美國大學裡看，印度裔的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普遍高於華裔學生；其二，印度人民的心態比印度政客成熟。在印度的報紙和網絡上談及中國，除西藏問題外，部比較客觀。相同的情景發生在日本。中國網上對日駕聲震天。日本呢?即使在右翼網站和報紙上．反華言淪也不多見。原因是日本沒有把中國當對手看。中國還沒有達到成為日本對手的資格。

 

 

 

   西藏問題與印度問題緊密相聯。重曲部必重西藏。重西藏必重印度。

 

 

 

   ①印度是“藏獨”集團賴以生存的土壤。西藏獨立對中國是災難性的。從中國的地形特點看，是一個自西向東不斷傾斜的階梯狀斜面。西高東低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地緣戰略的制高點在西部，尤其在西藏。西藏一旦被“藏獨”分子控制，或被印度乃至美國控制，中國內陸可能就會受到“泰山壓頂”的威脅。兩條大河的源頭也就為別人所控制。看看孟加拉的情況就能想象我們的高地被他人控制的前景：孟加拉處於恆河下游。前些年印度在上游修了攔河大壩，孟加拉便開始了苦難的日子。南亞地區的雨季，印度開閘放水，孟加拉頓成澤國；而天旱的時候，印度又蓄水，孟加拉大地皴裂。

 

 

 

   ②張文木說：“國家安全”的概念應該是“安全邊界”和“邊界安全”在國際鬥爭中，沒有外延空間保證的安全是絕對靠不住的。安全邊界的擴張並非領土的擴張，而是國家利益的邊界利益走到哪兒，國家的安全邊界就應當到哪兒。美國的安全邊界極大，覆蓋全世界，印度把西藏看成是它的安全邊界。我們自然也要把印度看成是我們的安全邊界。

 

 

 

   ③在當今世界上，印度是唯一一個以邊界實際控制線作為邊界的國家，表明印度對國際法和周邊國家的藐視，也是我們“慫恿”的結果。隨着中越邊境和中蘇邊境的最後劃定，西南部成了我們最後的也是唯一的可能擴展的領土。這是風險，也是機遇。本世紀和下世紀，中國崛起後不僅需要太平洋，也需要印度洋。中國西部開發也需要一個出海口。同時，一個全球性的大國也應有一塊進入印度洋的跳板。從地理上講，我們距E1J度洋並不遙遠。我來自西南戰區，我深知對印度不能完全採取守勢。巴頓說：“只有進攻，才會有牲利；只有進攻，才會有安全。”古代蘇美爾人曾做過“從大海擴張到大海”H勺偉業，我們也未必不能。當然我指的是國家影響力。

 

 

 

   西部對中國而言是“上黨”；西藏對西部而言是“上黨”；巴基斯坦、緬甸，甚至尼泊爾，對西藏而言又是“上黨”。巴基斯坦是印度的天敵，卻是中國的“全天候”朋友。巴基斯坦這些年的戰略出現了重大失誤，即全力支持阿富汗塔利班政權。“9·l 1”事件則徹底葬送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苦心經營多年的戰果。巴基斯坦成了阿富汗戰爭的最大輸家。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原是為了對付印度，建立自己的“戰略縱深”。然而彈指之間，“戰略縱深”變成了戰略災難。中國應當充分利用這一契機援助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幾乎是一個波斯灣國家。這是中國大國影響進入印度洋和中東的重要時機。巴基斯坦對印度的牽製作用，遠大於印度對中國的制衡作用；巴基斯坦之需要中國，又遠甚於印度之需要美國。緬甸是中國掣肘印度的砝碼?一個親華的緬甸政府將成為阻止印度勢力擴張的最佳屏障。我親自到中緬邊境做過詳細調查。出雲南畹町，走史迪威公路，到達印度東北部，十分順暢。路況甚好，一些路段甚至可以起降飛機。多數路段能行駛汽車、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遠征軍曾在印度、緬甸與日本血戰。考察這段歷史．我發現中印兩國最理想的陸軍決戰戰場就在此地——曼德勒平原。中國軍隊一旦出現在緬甸，曼德勒平原就無險可守。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時，我軍從雪山往下壓，勢如破竹。到平原後更無阻擋，戰士們越打越怏，半路上把棉衣都甩了。

 

 

 

   緬甸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軍人當政。軍閥林立。緬共不存，割據依舊。經濟奇差。西方打壓。一旦出現大規模動亂，印度一定不會旁觀。它也許還有一個夢：把緬甸變成錫金和不丹。中國務必及早準備。印度不動，我不動；印度動，我必動。兩國如果都出兵，甲午戰爭前在朝鮮的一幕或重演，也未可知。

 

 

 

   尼泊爾理應進入我們的視線。這個喜馬拉雅山角的偏僻小國對中國無威脅，對印度卻威脅極大。我指的是地理位置。舉個例子：印度占了中國九萬平方公里土地，成立了所謂“阿魯納恰爾邦”，那是西藏最富饒的地方，林木蔥籠，氣候宜和，水網縱橫，是西藏的江南。但印度在此布兵不多。而中國控制的有爭議的三萬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新疆的阿克賽欽地區，雖然土地貧瘠，杳無人跡，但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從地圖上看，除了接近克什米爾，還正對着恆河平原，直接威脅新德里。印度在此駐兵很多。印度前陸軍副參謀長在闡述印軍的作戰思想時講得更十分直接：印軍取得對華戰爭的主動權的最主要一環在於“打進西藏，切斷阿克賽欽地區和整個西藏同中國內地聯繫的戰略出路”。尼泊爾如果為我所用，必成印度心中的芒刺。我們不應當學習趙國，把喜馬拉雅山僅作為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喜馬拉雅山只是一道山崗，是我們俯瞰歐亞大陸的一個制高點。我們已經擁有了它，就應當好好利用它。美國人已開始插足尼泊爾事務了。前不久美國軍事顧問團進駐了尼泊爾。這一舉動令人震驚。

 

 

 

   面對美國的攻勢，我不敢樂觀；面對印度的攻勢，我不敢悲觀。印度的弱點很多。

 

 

 

   ①殖民時代英國人愛說的一句話是：印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片大陸，如同非洲、美洲一樣。因為印度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形成一個民族國家。印度缺少強悍的歷史。研究印度的人都感嘆：沒有人準確知道其國內有多少民族部落，操多少種語言，有多少種五花八門的宗教，以及四大種姓內有多少分支。

 

 

 

   ②印度人大部分生活在精神(過教)世界裡，善冥想，所以軟件業特發達，因為軟件正好是一種虛擬產品。印度的思想在於宗教，而不在於科學。可另一方面，印度有着百分之四十的文盲率。我在印度考察時，看過他們的選舉。由於文盲太多，選票上只能用圖畫和符號來代替政黨，如代表人民黨的就畫一盞油燈，代表國大黨的就畫兩頭牛拉一個犁。還有的政黨用獅子、猴、老鼠等動物表示。

 

 

 

   ③印度是產生佛教的地方。現在它雖然少了佛教徒，但其它宗教也大都是平和的。印度的蚊子非常多，但非常愚笨，輕易就能打到它。為什麼呢？這源於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印度人大都信仰“非爆力，不殺生”，印度教徒對蚊子、蒼蠅和野狗有極大的容忍和包容心。我從未見過印度人劈里啪啦地打蚊子。我親眼看到尼赫魯大學一個教授抓住一隻蚊子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屋外去。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的蚊子，自然缺乏自我防範意識。哪像中國的蚊蠅，精得流油。印度窮人很多，但犯罪率很低。一年全國判死刑的犯人只有十來個人。這簡直是個奇蹟?

 

 

 

   ④印度軍隊與中國軍隊相比，局部占優，整體劣勢?中國軍隊是長期內外戰爭中成長起來的勁旅，印軍則是英國埴民地軍隊的沿續。它的一個曾經參JJ口過火燒圓明園的部隊在中印邊界戰爭中被全殲，毛澤東拍案：“百年國恥!”尤其是，印軍是脫離民眾的特殊階層，當兵掙錢是專門職業而非義務。不錯，印單是買了大批武器，但軍事裝備不是修怫像，必須買得起，用得起，修得起。I伐c我記得宋宜昌先生有幾篇精彩的關於印度的文章，我在成部戰區任職時曾把它刊印成冊，發給部隊蒯讀。宋宜昌是民問戰略家，不穿軍裝的軍人：

 

 

 

   一句話，印度這個鄰居要想成為我們真正的對手還早，正如我們要想成為美國真正的對手還早一樣。當年印度就想利用台灣叫囂“反攻大陸”時撈一把，今天它仍想利用我被台灣問題所困而有所作為。選擇戰爭固然是外交的失敗，但當外交失敗的損失必須由戰爭來彌補時，迴避戰爭就意味着選擇失敗。五十年前，尼赫魯的底牌是以為中國不敢打他。他哪裡知道毛澤東曾對着地圖上的印軍據點沉思片刻，然後一揮手，用高亢的湖南腔說：“掃了它!”毛渾東不在了，中國仍是中國。上世紀中印之戰，喜馬拉雅山成了印度人的“哭牆”本世紀它仍是。

 

 

 

   西進與東守

 

 

 

   在東部，中國背負着一座島嶼前行。

 

 

 

   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新世紀中國的戰略側重點究竟是“東急西重”，還是“東西並重”，或“東緩西急”?我贊同最後一條。我認為解決中國問題應逆時針方向而動，先解決塞防，再解決海疆。西部和東南沿海當然是一種互動關係，但我要說：台灣與大陸同種同族同文化，即使出了問題，將來也會回來。新疆和西藏是多民族，一旦出去，回來的可能性甚徽。

 

 

 

一個人的眼界有多寬，一個人的辦法就有多少。一座山對於一個生活在山中的山民來說，是永久的障礙；但對於一個遠離它的人來說，則不過是一個山崗，很容易可以繞過它。我們寧可站在遠處看山崗，不要站在山中看遠處。戰略需要有長遠的思考並且要考慮一切可能突發的情況。戰略思維要從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出發。中國現階段只有一個戰略目標，不能有太多的目標。降低目標就是降低風險。分散目標就是分散風險。“要注意維持目標的有限性。”

 

四、另一個“西部”

 

 

 

    我一直想提出一個說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能否比喻成社會政治領域內的“西部”?地理上的西部廣袤、荒蕪，待開發，但充滿了希望，甚至是中國最後的希望。政治體制改革何嘗不也如此嗎?它也充滿希望。

 

 

 

    中國的出路在於政治體制改革。西部的根本出路也在於我黨的政治體制改革。制度先進必帶來經濟發達。經濟發達必帶來邊疆穩定。前一節談到的西進與東守的問題，也涉及到此。陳水扁今年五月當選“總統”後，此問流傳着一個笑話：陳水扁為何能當選?數字會說話。陳水扁得票6471970張，與藍營勝負差0．2 2 8個百分點。陳上台一靠“6 4”，二靠“7 1”，三靠“9 7”，四靠“2·2 8”。我覺得此笑話倒反映了一個嚴肅問題：台灣問題是與中國自身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的。

 

 

 

    大陸的開放與台灣的開放是差不多同時進行的，論時問大陸還略早於台灣。鄧小平的改革政策俘虜了全世界的心，蔣經國受到刺激，遂奮馬揚鞭。大陸在經濟上追趕台灣。台灣在政治上追趕大陸。進入新世紀來，全球化洪流滾滾，世界在變小。大洋在變窄。可為什麼台灣海峽反而變寬了呢?

 

 

 

    大陸能否統一台灣的關鍵在大陸。台灣能否願意被統一的關鍵在台灣。內心的變革是最偉大的變革。台灣應當深入了解大陸的內心。大陸應當深入了解台灣的內心。台灣人有一種悲情意識。台灣認為自己是被中國拋棄的。在《明史》中，台灣競被列在外國列傳中。甲午戰敗，“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二戰後，蔣介石收台灣，開門見血。“2·2 8”的淚一直流淌至今。中美建交，台灣頓成“棄嬰”。1996年，大陸向台灣北部海域發射導彈。這一年正是甲午戰爭百年祭，台灣的悲情至此登峰造極。百年悲情正好成為李登輝的競選資源。

 

 

 

    化解悲情就是化解仇恨。武力無法化解悲情。經濟也未必行。前些年的事、實是：經濟越熱，政治越冷。化解悲情是政治層面的任務。兵法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對台灣，我們不能用民意對抗民意，也不能用法律對抗法律。他連你的家門都不進，你的“家法”對他有何約束力?化友為敵易。化敵為友難。使台灣心儀偉大祖國，經歷了由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三代領袖的艱苦努力，耗費了無盡心血；而把台灣推向仇敵，只須一念之差。我們對台灣壓力越大，台灣離美國越近，對美國依賴越大，被美國壓榨越多。台灣曾有人質問：“連一個國際衛生組織的觀察員，部不讓台灣有。為什麼香港可以有?”台灣老百姓會怎麼看?能不投反對派一票嗎?掌握台灣民眾的心態，是為了更好地為我所用。例如，中國存在着分裂問題，台灣也同樣存在着分裂問題。以台灣中部的濁水溪為界，北面是國民黨的勢力，南面是民進黨的勢力。南北兩地的民眾在價值觀和政治取向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別。早有台獨分子說，乾脆把台灣一分為二得了，成立兩個國家。此態勢完全可被利用。想當年，拿破崙就利用均勢手段製造了一個時代。為了打擊英國，他主動把路易斯安那讓給美國。美國領土一夜間擴大一倍。拿破崙在英國的西面再造一個大國，終於把英國徹底趕出北美大陸。

 

 

 

    我仔細研究了這些年台灣當局的運行軌跡，得出如下結淪：台灣正在用“民主”對抗統一。台灣人認為，在實力懸殊之下，台灣對大陸最大的優勢不是獨立訴求，而是“民主”成就。中共壓力愈大，台灣愈要把“民主”建設好。獨立不會贏得世界，“民主”卻能賺取人心。它還看到，美國作為一個新教國家，其核心價值是向全世界推廣自由和民主。與其說美國會為了自身戰略利益遏制大陸，不如說美國會為了自由和民主保衛台灣。這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台灣人民現在把所謂“民主”看得重於溫飽，就是此理：台灣的教訓是：民主一定要自由主義做基礎，否則就是暴民政治。台灣的民主充滿了暴力。陳水扁用兩顆子彈打出一個“總統”，對台灣民主是極大的反諷。台灣現階段只有民主形式，而沒有民主的品質。李登輝、陳水扁都不是正人君子，選舉時有意出術，因此勝得相當可恥．

 

 

 

    香港問題與台灣問題性質不同，但香港對台灣的影響不可低估：香港回歸祖國七年，行走仍蹣跚。大病不見，“感冒”不斷。潘屹說：“台灣一開選，香港就動亂。是巧合，還是美、英聯手，‘聞選起舞’?”當年有個港澳辦領導講：…一國兩制’的根子還是‘一國一制’這與鄧小平思想相去甚遠。有這個思路，還想取台灣?李敖說：“共產黨過去真會宣傳，把國民黨陣營里的人都宣傳到對面去了。現在共產黨一點部不會宣傳了，連我李敖一個人都不如”挺深刻。對台灣要恩威並重。威不夠，恩也就不夠；恩不夠，威也沒有用。

 

 

 

    談台灣，就必須有勇氣面對台灣民主轉型這一事實。民進黨“台獨”的訴求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民主的訴求來操作的，而不是我們以往習慣的一小群人在宮殿裡爭權奪利。今天最嚴峻的事實是，大陸並不占有台灣的民心。兩岸政治體制一旦對立，差距就會越來越大。這一差距的直接後果是，我們這一邊完全失去了對對手的感覺。對手是誰呢?要幹什麼?完全懵懂不知。

 

 

 

    大陸需要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另一個“上黨”。

 

 

 

    新千年，民族競爭酷烈。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暴力和戰爭，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上海一位領導同志講得好：“上海的下一輪競爭對手不是倫敦、紐約、東京，而是上海自身!’．把這個意思放大開來，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對手不是美國，不是日本，而是我們自己。尼采說：“每個人都距離自己最遠。”戰勝自己比戰勝別人難一千倍。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地球上的各種變化，速度不同：每隔十年，可以看到政治的變化；每隔百年，可以看到社會的變化；每隔千年，可以看到文明的變化。有學者預言，隨着改革的深入，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我們不僅要用經濟的眼光看政治，還要用政治的眼光看經濟。也許你不關心政治，但是政治要關心你。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向前看，前途無限；向後看，一步深淵。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盡，剩下的都是最困難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闖地雷陣。蘇聯的改革則是由難到易。他們已經走過了最難的一關。中國最難的一關尚未過呢。現在我們有些同胞笑俄羅斯，有點笑得如井底之蛙。蘇聯的教訓任何時候部是中國的鏡子。蘇聯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制度競爭中被打垮了。一個制度如果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當年蘇聯所有的問題部是體制上的問題。下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蘇聯也曾強調穩定。把穩定看成了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實現穩定的手段，不動如山。穩定壓倒一切，結果卻激化了矛盾，一切反過來都可以壓倒穩定。

 

 

 

    ①觀念的力量。政治體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專制政治。絕對權力和絕對依附，是中國傳統政治的最大特徵。非指今天，而指千年。中國的專制政治，奠基於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就是獨尊皇權。由於中國和西方政治權力不同的特徵，決定了千年來中西政治制度演變的不同途徑。正因為這種背景差異，使得百多年來中國多次借鑑西方的政治改革部半途而廢。改革在其它領域都能大顯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領域，馬上就寸步難行：最後總會爆發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軍潰敗。鄧小平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也曾下定決心。但隨着形勢的發展，政治改革與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現出來，導致了波及全國的動亂。最後，黨的領導人只能面臨兩條出路：要麼放棄政治改革，要麼放棄政治權力?

 

 

 

    ②制度的力量。中國無法模仿西方，也無法模仿俄羅斯。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硅谷，也不在於市場經濟，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後的制度。“正是這個制度可以使每一個人充分發展而不淪是誰掌權。”遠的不說，冷戰以後，美國每一代領導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臨的問題都比前任要嚴重的多，但美國照樣前進。美國制度被詡為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一種壞的制度能夠使好人做壞事；一種好的制度也能夠使壞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極要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當然也不受歷史限制。中國的精英們要有為後代尋找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切實可行的制度的勇氣。不一定要成為先烈，但一定要成為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