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牐牰�戰接近尾聲，當時美國對日政策有兩大問題急需考慮，一是日本會不會投降的問題，其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還要保留其天皇的問題，這兩大問題美國政府交給了傑出的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來研究。研究於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與刀》為名發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轟動，日本人甚至認為通過這本書他們才真正了解了自己，這本書現在是公認的人類學經典名著。這有點象托克維爾的《美國的民主》在美國引發的反應，《美國的民主》是社會學的經典著作。《菊花與刀》講了些什麼呢？　　　　　　　　

我認為，這本書最有價值的地方就是把日本文化定義為“恥感文化”，以下，我把這段經典的話不惜篇幅全文照抄：　　　　

“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則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羞恥是對別人批評的反應。一個人感到羞恥，是因為他被公開譏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覺被譏笑，不管是哪一種，羞恥感都是一種有效的強制力。但是，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罪惡感則不是這樣。有的民族中，名譽的含義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這裡，即使惡行未被人發覺，自己也會有罪惡感，而且這種罪惡感會因坦白懺悔而確實得到解脫。”　　　　　　　　對文化的理解，把握那種無所不至滲透於其中的情感取向尤為重要，這種情感取向模式是文化的血液，不識這種血液的流向，文化研究只不過是一堆符號堆積的整理。　　　　

日本人極其好鬥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卻又十分有禮，頑固但又善變，忠誠和背叛、勇敢與怯懦、異常保守驚人容新，令人不可思議地融合在一起。而這些表現，如果從“恥感”出發，往往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要說明恥感是什幺，莫過於解讀日本的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我現在就對這首敘事詩講一下大概意思：　　　　

大名(類似於中國的諸侯)淺野覲見幕府將軍，由於沒有向位居中樞的大名吉良送重禮，因此在淺野向吉良請教上朝禮儀時，故意把禮儀亂說一通，導致淺野在上朝時穿上完全違反儀式的服裝。這樣，就使淺野羞愧難當，在朝堂上拔刀砍傷吉良前額。雖然，淺野是履行了“對名分的情義”的正當行為，但在朝堂上拔刀是對將軍的“不忠”，因此，淺野必須按規定切腹自裁，才算是對將軍“盡忠”。淺野回到自己家裡，如式端坐，等到自己最有才智、最忠誠的家臣大石來了，兩人雙目久久凝視之後，就以刀刺腹，親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後來大石等四十七位家臣，為了麻痹吉良，用盡了各種手段，在這裡不再詳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家臣，把知道內情的妹妹給殺了，另外一位，為了籌集資金，竟然把自己的妻子賣到妓院去，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還有一位，為了獲得吉良家的內情，竟然把自己的妹妹送給吉良作侍妾，這不但要求她忍辱負重，而且在謀刺成功之後，還不得不自殺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這些在許多文化背景下，完全是悖離人之常情的事，在日本人看來，為了對“名分的情義”，是完全值得的，相反，在他們為了迷惑吉良而製造的煙霧下，人們以為他們不替淺野報仇了，他們毎個人可都讓人瞧不起呀。真到最後，在謀刺成功之後，他們被全日本視為英雄，但殺吉良並沒有經將軍同意，為了“忠”，這四十七士就在淺野墳前，用吉良的頭祭奠完吉良之後，全部切腹自殺。　　　　　　　　

在日本1937年的教科書上還這樣寫道：“他們為主君報仇，情義堅定，應為永垂範。幕府經過反覆考慮，命令他們切腹，真是一舉兩全之策。”《四十七士物語》在世界文學史上地位並不高，可為什幺卻能無比強烈地扣動日本人的心弦呢？　　　　　　　　

從這首敘事詩我們可以看出，日本人對禮儀十分重視，對違背禮儀的“恥感”十分敏感且強烈，否則就沒有淺野對在朝堂上對吉良的拔刀相向，而且代價是自己切腹自裁，這是他清楚的。這種對禮儀的重視超過了對生命的重視，這種“禮教殺人”的嚴苛絕不亞於傳統中國。不過我們馬上要問的就是：為什幺在中國沒有類似的由恥感激發的可以不惜生命的對榮譽的追求？　　　　其實在中國存在過這樣的恥感，翻開《史記》的《刺客列傳》，曹沬、專諸、豫讓、聶政，當然還有荊軻，他們視信義為無價、榮譽高於生命的品性，就連司馬遷都說：“自曹沬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這和《水滸》裡的好漢們是有天壤之別的，因生存的困境而逼上梁山，以忠義的旗號來行雞鳴狗盜之實，叫喊着替天行道其實想的是大秤分金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一定要造反和堅決受招安統一於榮華富貴封妻蔭子的利字當頭。　　　　　　　　

在《水滸》大行其道，而《刺客列傳》被人遺忘的中國，我們要感謝日本人，要感謝這旁支的兄弟，還保持着古漢人的血脈和精神。不過問題馬上就來了，為什麼在中國這種恥感差不多消失殆盡？下面我嘗試從倫理和制度兩個方面來解釋這個問題。　　　　　　　　

倫理是對人和人之間關係和人的行為的規範，儘管中日兩國文化在倫理上都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但倫理對人的要求還是有所不同的。　　　　

首先，中國的倫理在內容上表現得更為細密，日本倫理好象是中國倫理的一個不完整摹本，強調要忠君和中國差不多一樣，但象盡孝就要為父母守墳三年這樣的規定，日本是沒有的。另外，在性方面的禁忌，日本也要比中國寬鬆許多，本尼迪克特說，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一些行為，就是從西方人的角度來說，也可以稱為浮蕩的。　　　　　　　

　可以說，日本在性方面相比許多民族的寬鬆，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忍受其它行為要被嚴苛規範的倫理要求。當我們看到他們用處女當“菜盤”的“女體盛”時，我們會覺得他們變態，但我們更多地了解了他們象如工蜂似螞蟻的社會生活後，就會覺得這种放縱在日本文化背景下，應該是相當有道理的。　　　　　　　

　社會倫理應該有松有緊，中國傳統倫理對人的要求就是過於嚴格，忠孝義悌節，無一不是對人高標準嚴要求，沒有象日本那樣開個口子讓人有喘氣的機會。自從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生活在中國，不是讓人麻木就是成了口是心非的偽君子。恥感我認為正是從那時起就開始鮮見，到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理學倫理觀盛行的時代，中國社會更是無恥到了極點，這只要讀讀明史都會明白的。當然，我要強調一點，作為哲學存在的理學應該說還是很有價值的。不過，日本倫理並不是鬆緊適度的倫理，大和民族的災難和成功其實都可以在這個社會的倫理造就的性格中找到原因。　　　　　　　　

最近發生在西安的事情，我認為，那四個日本人根本不是想要侮辱中國人，只是把在日本認為是習以為常的舞蹈搬到西安，沒想到犯了中國社會的大禁忌。　　　　

而中國學生過激的，沒有分寸的反應，恰恰是他們恥感欠缺的表現。有恥感的人，是不容易被侮辱激怒的，尤其不會被對比自己處於弱勢的對手激怒；有恥感的人，如果被激怒，是不會把利害得失放在眼裡的，甚至連自己的生死很多時候都置之度外。　　　　　　　　

有恥感的人，不會上午去美國使館抗議，下午又到那裡去辦簽證；不會口口聲聲打倒小日本，卻一心一意要去那裡留學；不會哭着喊着熱愛祖國，但一有機會到國外定居，就比誰都跑得快。　　　　

在群體的狂熱下，不會是知恥而擁有的勇氣；在得到變相的默許後，才有怒不可遏的奔涌，不會是年青人純潔的剛烈。　　　　　　　　

有恥感的人，天然和內省結伴而行，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地方能夠表現他們的這一特性。茶道、花道、劍道、棋道等等，與其說是娛樂，不如說是一種自省修練的方式，而面對櫻花時外表的沉靜和內心的激昂，可以看成是恥感文化的美好象徵。這種能夠內省的一面，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說的“菊花”的一面，有了這一面，大和民族和任何民族成為兄弟，都不會貶低那個民族，自然也包括中華民族。　　　　　　　　

大和民族的“菊花”品格，保證了他們能夠忠誠地對待自己的倫理道德，固然，“羞恥感要求有外人在場，至少要感覺到有外人在場。”但是內省與恥感同行，保證了在日本人的倫理道德範圍內，他們具有相當高的誠信。　　　　　　　　

我們再來考察日本的社會制度，日本向中國學習，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說是全盤照抄，但日本沒有引入中國的科舉制度，我倒是認為，這對日本維護其恥感文化來說，是一件幸事。為了不淡化主題，這方面的原因我就不再細談，我只強調一點，恥感文化有賴於社會等級的神聖性，象中國諸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一個變種，中國知識階層沒有獨立性和偽君子特別多，應該說與此有關。恥感文化和日本的門閥制度是相輔相成的。　　　　　　　　

二戰以後，日本的企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日本企業的管理模式卻是其它任何國家不能模仿的，道理就在於其它國家沒有日本恥感文化的背景。我認為，恥感文化對日本企業管理方式的影響，至少體現在以下三點：　　　　

其一，“忠”和“情義”與等級制度的有機融合。我們知道，日本絕大多數公司對員工實行的是“鐵飯碗”，終生不解僱，而且升遷十分講究論資排輩。這一套在日本有很好的效果，為什麼在中國行不通？現在有的管理學家在中國已準備宣講儒家倫理，準備用在公司管理上，不過，我是認為，儒家的義理容易宣講，但要在中國培養“恥感”，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沒有“恥感”的義理宣講，孔子不早就說過，“如禮何？如樂何？”　　　　　　　　

其二，日本產品的精良，我認為這和他們重視禮儀的一絲不苟是分不開的。在《四十七士物語》中，禮儀上的疏漏足以使人付出生命的代價，而這種對細節講究的民族性格，很容易演變成為踏實細緻的工作風格。　　　　

最後，日本的誠信品質，我認為是和這種恥感分不開的，無論是在企業和其它社會生活中，恥感都起了類似於宗教的作用。也正是有了在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誠信，才有了日本人的安全感和歸宿感。　　　　　　　　

我認為，日本把儒學和他們傳統的神教結合起來，反而把儒學對社會的正面意義發揮到了最大限度。日本人文雅、高潔、細緻、嚴謹、忠信誠敬以及勤奮刻苦的品質，這是由於其文化和制度的特點都有利於恥感的形成。這也就是日本人性格中“菊花”的一面。　　　　　　　　

但是，“真正的恥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儘管日本人能在其它人不在場時也能保持內心的恥感，而且這種恥感成為了他們構建道德自我的原動力，我們還是應該看到，在他們的倫理範圍和道德要求外，他們不能認清何為罪惡。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沒有康德所說的“絕對的道德律令”。而他們的殘暴、貪婪、好鬥、嗜血的一面，正是他們有恥感而無罪感的表現。　　　　　　　　

本尼迪克特正是基於對日本文化的認識，懂得對這把刀的控制人，依靠的是“恥感”。只要是天皇決定投降，日本人認為自己已經“盡忠”，他們就不會再繼續抵抗。美國占領軍沒有在日本遭到一次襲擊，這令人驚訝，但我們在了解了日本文化決定的性格特點之後，是不會感到奇怪的。　　　　　　　　

能夠理性地對待用原子彈炸自己的人，這說明日本人能夠忍辱負重，“包羞忍辱是男金”，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們也象古代中國人。而現代的中國人似乎已經把恥和辱混淆不分了。　　　　　　　　

為什麼要在日本保留天皇制，因為天皇在日本是“恥感”的核心，沒有了天皇，社會秩序可能都不容易維持正常。麥克阿瑟說天皇抵得上若干裝甲師，這絕非虛言呀。而在天皇名義下的任何現代化變革，總能順利完成，這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困難重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是，日本人要為南京大屠殺之類的罪行反省和懺悔是困難的，因為這些事並不能激發他們的恥感。他們的恥感只有在他們的倫理體系內部才能感受得到。　　　　　　　　

在燦爛無垠的星空下，上帝了解人的一切罪惡。大和民族和漢民族都歷經苦難，實際上都是兩個民族罪孽深重，而且都不知道反省的原因。只不過，漢民族更加糟糕，漢民族連恥感都至為淡薄。　　　　　　　　

日本人是很遭中國人恨的，但我卻恨不起來，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比現在的漢族人更象漢族人的祖宗。　　　　

對大和民族我給予的只能是深深的祝福，就象祝福一個比自己優秀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