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對香港商報首席記者採訪提問的書面答覆

一

問：中國當下是否正經歷一場民族主義思潮的勃興？如果是，它的最高信念和主要訴求是什麼？它的發展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階段又向何處去？它與義和團運動、歐洲式國家社會主義和日本式軍國主義思潮有何不同？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是狹隘的、極端的、非理性的，那麼它有哪些全新的特點？

答：近代民族主義首先是在歐洲興起的。是伴隨着經濟上的重商主義和政治國家主義一起興起。因此西方人對民族主義應當比中國人更為熟悉。古典民族主義的核心原則主要是：國家獨立（經濟與政治）、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經濟自主、資源本國所有以及維護民族歷史、語言文化的原則。古典民族主義包括三個方面：政治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三世界形成民族獨立和解放的大潮，這是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勃興的時代。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系統的政治綱領，在中國近代最早應溯源於孫中山。孫中山提出三民主義，所謂“三民”的內容是：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即民主主義）、民生主義（接近社會主義）。這是孫先生的建國大綱、建國理想。三民主義包涵了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訴求（民有、民治、民享及均富），實際上接近於中共1945—1956十年間曾追求實施的“新民主主義”。所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說共產黨要“真三民主義”，也就是“新民主主義”。

我以為，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訴求就是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即以維持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作為崇高價值和至上原則。

關於所提到的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及軍國主義”）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當前中國並沒有這種傾向。但是，在某些西方國家（包括日本），新法西斯主義即排外的民族主義，尋求向海外軍事擴張的軍國法西斯主義確有抬頭和復活之勢，十分值得注意。

二

問：作為這一思潮最早的思考者之一，你認為在這一思潮中你曾經和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答：在我開始學術工作的時候，所面對的是三種似乎難以融合的理論及文化遺產：馬克思主義學術，西方學術以及中國傳統學術。多年來，我在學術上所作的工作就是試圖尋求和進行一種批判性的綜合。在政治文化上，我試圖探索和形成一套有效體現中國國家利益和民族特性的政治意識形態，此即以中國國家利益為本位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根基，以愛國主義為旨歸的政治意識形態。我之所以做此事，不是為了個人的幸進或其他，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

我知道知識界有些人一直在攻訐我。但我並不認為有必要為自己作特殊的辯護。因為我的著作已經放在歷史中。我相信歷史最終是公正的。

事實上，在很長的一個時期中，我不得不與知識界中流行的且為多數人所信奉的一些思潮對抗。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最初踏入學術界以來，在過去20多年的文化及經濟政治的思潮中，在一系列的辯論中，我已留下了自己的印跡。許多思潮之先緒由我而發，一些重大的辯論由我而起。包括文化保守主義及政治經濟的民族主義。

但是我也深深地知道作為個人的渺小性和局限性，所以“但開風氣不為師”。我做了自己應做的，但不能勝任自己所做不到的。我相信人類歷史及國家和個人，都有其固有的宿命與必然。

三

問：經濟全球化作為一種經濟進程，似已成為不爭之事實。但是， 全球化經濟一體化，資本的自由流動，是否能使國家間利益完全交叉重疊？從而令單一國家與民族利益模糊化？

答：英國經濟學家Alan Rugman說：事實上，全球化仍然只是一個神話，它沒有成為真正的現實。他說得有道理！真正實現的經濟全球化，應當是全球市場全面自由化、一體化，應當涵括全部基本經濟要素：資本、商品以及勞務和勞力的全面自由流動。而不僅是資本的國際自由流動，也應包括商品的國際自由流動，勞力及勞務的國際自由流動。

然而當前少數發達國家所鼓吹的經濟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資本市場的開放，僅僅要求資本項目的自由流動。發達國家始終嚴密封閉自己本國的勞務市場（嚴厲的反移民法，反外來勞工法及煽動排外的新法西斯主義情緒），同時又以各種非關稅壁壘保護着自己的商品市場；而只要求全球資本市場對發達國家自由開放。這裡實際確有一個陰謀，有一種陷阱。它是單方面有利於國際壟斷金融資本集團的。

九十年代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眼前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已經不斷用事實警示人們。在資本對資本的競爭中，在無其他因素介入及干擾的背景下，必然是大資本打敗小資本。科技實力強（即資本有機構成較高，投入資本較密集的資本集團）必然打敗科技涵量弱的資本集團。資本間的無序競爭必然導向大資本走向市場控制即壟斷。這都是經濟學中鐵的規律。

因此，少數發達國家當前所鼓吹的以資本自由流動為主題的全球化，最終只能是導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化，從而使發達國家主導和制勝於全球經濟競爭的一種戰略和手段。

四

問：未來的國際衝突，將主要源於國家利益的對立？還是文明之間的差異？

答：回顧近代史，全球化走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5—19世紀世界市場的開闢。但是隨之而到來的第20世紀，卻是一個逆反於全球化的世紀。在前半葉發生帝國主義戰爭，發生了主要工業帝國試圖分割和壟斷世界市場及原料、能源產地的兩次世界大戰，這是反逆於全球化方向的。

二戰後又發生了冷戰。冷戰導致第三世界對全球化的分裂即脫離殖民主義的全球化體系，殖民地國家紛紛起而鬥爭，尋求政治獨立民族解放和經濟自主，尋求走向現代化以及爭取工業化的鬥爭。這種運動，本質上是以民族主義為主題的運動，也是逆反於全球化的。

但是，冷戰的結果是次工業化國家（前蘇聯及東歐陣營）以及非工業化的第三世界，遭遇整體政治失敗和戰略失敗。冷戰結束後，前社會主義及第三世界國家原有的意識形態、宗教及政治制度壁壘紛紛被拆除或破碎化，這為美英發動意識形態包括宗教和文化的全球性進攻提供了空間，由此才導致所謂“文明的衝突”。美英等少數發達國家正試圖從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發起新一輪的全球化衝擊波。從而完成所謂“世界新秩序的重建”（亨廷頓理論）。這就是當前的“全球化”熱潮。

所以，冷眼觀之，當前的全球化乃是對20世紀歷史的一次清算和逆反。“反者道之動”，歷史總是向反面發展的。

五

問：全球化是否會形成一種超越國界的各國共同利益？“地球村”的構想在可見的將來會否成為現實？已往地緣政治思維是否已經過時？

答：儘管由金融全球化以及跨國公司帶來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在迅速發展。但許多民族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阿根廷），近年來卻在從全球化進程中自身所遭受的打擊和損害中反省，從而認識到，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保持以強有力的政治主權和國家管制形式而存在的社會管理組織，不僅仍有必要，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應該加強。

當前的這次全球化浪潮與19世紀不同，就是興起了一個惟一的超級大國，一個超級金融大國，超級資本大國，超級科技大國，以及超級軍事技術大國。這個大國試圖以自身作為全球軸心，以武力為後盾重建全球新秩序。

當前的全球化中還有一種反工業主義、反第三世界現代化的趨勢很值得注意。據說1995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曾召開一次極為秘密的全球政治、金融和高技術寡頭會議（費爾蒙特飯店會議）。戈爾巴喬夫主持會議，喬治?布什、撒切爾夫人、弗里德曼、索羅斯、比爾蓋茨、布熱津斯基、奈斯比特等世界精英均出席，討論全球化戰略問題。

據說此會確立了一個在全球保20棄80的方針。即以布熱津斯基提出的所謂“餵奶化”（tittyainment）的辦法，通過分隔和孤立，最終實現棄置以至消滅占全人類80%的不發達民族及貧困人口的國際運動。看來尼采所鼓吹的以少數“超人”精英統治和淨化人類的時代正在降臨（包括使用“乾淨”核武器在不大規模破壞地球環境的條件下，使用核武器淨化和約簡全球人口）。國外有論者評論此會所確定的“全球化”主題是“反民主”與“反福利”主義。這次關係全人類之前途和命運的會議議題是如此之重要，可是卻很少被國內樂於侈談全球化的人們所注意。

六

問：在美國對阿戰事大局已定的背景下，美國總統布什即將訪華。你認為未來中美關係可能向何種方向演變？中美是否有可能修改戰略夥伴關係？

答：布什總統上台以來，美國實施的國際政策十分急迫。美國似乎急於搶時間，搶在俄羅斯復活、歐洲及中國變得強大之前，占據領袖全球的獨霸地位。它試圖以高科技支持下的軍事技術達到這一目標。近幾年來，它已經制訂了新的全球戰略。它甚至準備拋棄它的一些老盟友。為此，它竟然不惜使用極其危險的戰爭邊緣政策。這種邊緣政策就是把對手逼到死角，要麼投降，要麼挨打。

它試圖以這種邊緣政策解決經濟問題，甚至包括意識形態、價值和文化問題，來建立所謂全球“新秩序”。

所謂“恐怖主義”、所謂“邪惡國家”的概念，都是在政治上極其含混的概念。美國戰略家提出這樣一類概念，實際是在“反恐怖”、“反邪惡”的旗幟下（現在的重點似已不是“民主”、“自由”、“人權”），圈定了非常不確定（可以自動生成和擴大）的一系列潛在打擊對象。

美國試圖在國際司法實踐中將國內法變成國際法，將全球化變成美國化，即美國領導下的全球經濟政治一體化。但世人並非都是傻瓜。現在各國都已感到心驚膽戰，怕惹火上身。結果美國在全球樹敵。

在冷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當人們尚未從企盼永久和平的夢想和安眠藥中甦醒過來之前，人們突然驚恐地發現整個世界又一次被推到戰爭甚至核戰爭的危險邊緣。所以，最近的柏林電影節重新推出新版的“大獨裁者”是一個有趣的象徵，也是頗為意味深長的。

9·11後的全球形勢一度極為險惡。如果美國始終堅持目前這種邊緣政策不變，那麼在這個世紀的前50年可能觸發核戰危機，可能觸發毀滅人類、毀滅文明的戰爭。（美國已宣布，取消對無核國不使用核武器的禁令）。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中東當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實施的毀滅性打擊，實際從一開始就是包涵在其預設戰略之中的。沙龍主義就是以戰爭解決問題的主義，就是以強凌弱的軍事強權恐怖主義。現在沙龍端出的不過是早已為阿拉法特準備好的一席“最後的晚餐”。

美國作為以色列的後盾和盟國，對此更是心知肚明的。但許多善良的人們還在等待美國出來主持公道，真是可悲之極。其實目前在巴勒斯坦發生的事，很象1931年9?18後在中國發生的事（當時中國也無望地期待“國聯”來主持公道）。在以色列，那一波波絕望地走向自殺的人與被他們殺死的無辜者都是那樣地令人悲憫！

在這個世紀之初發生這一系列事件是極其不祥的預兆。這個高科技的新世紀前景似乎並不令人鼓舞。全人類正不得不面對一個很難想象的“恐怖主義”未來。

七

問：抑或中美不可避免會爆發更大的衝擊，甚至戰爭？如果是，潛在的引爆有哪些？

答：中國對美政策可以有三種選擇：

（1）放棄防禦，內外政策隨美俯仰。則中國必會走上內亂和分裂之途，執政黨會逐步失去政權。

（2）強制對抗，走軍國主義的道路，閉關鎖國備戰。則中國將遭遇全球封鎖，重新陷入禁錮狀態。內部壓力不可解決，最終也是毀滅。

（3）因此，中國政府力求避免與美衝突，防止關係破裂的方針，是明智的方針。此外，中國經濟現在已參與到全球化中，中美之間，中國與各發達國和世界市場已具有相當緊密的利害聯繫。從戰略上來講，中美不發生直接衝突為上算。但是，人們也必須看到，在美國一方，確有主張及早用武力解決中國問題的一派（如赫爾姆斯參議員）。

我認為中國應全力維護和平。但千萬不要忘記先古的教訓：“國家雖強，好戰必亡。國家雖安，忘戰必危。”（《資治通鑑》卷15）中國對外永遠不要主動言戰。不妨持老聃之道，“我不敢進寸而敢退尺”。但另一方面，必須形成足夠的國防和自衛實力，使任何潛在的對手們認識到，如果真的將中國逼上死角，發生軍事衝突，就會付出極其巨大的代價。這是中國惟一的自存和求安之道。

從根本上看，中國未來的前途，將取決於能否作到這一點。

八

問：台灣的現政府正在推行一種“不宣而獨”的漸進式政治路線，對此，你認為大陸採取何種對策為宜？

答：我個人認為，台灣問題已發展為一個涉及全球化中的大國戰略的問題，其意義客觀上已超出中國本國之內政及內戰範圍。它牽涉到在亞太地區的大國戰略利益，正在形成複雜的多邊戰略角逐。故其未來前途，既非大陸單方面主動的政策調整所能決定，也不是台島內“獨派”或“統派”任何一方所能決定的。台灣問題正日益成為大國戰略遊戲中的一局博弈。由於中國目前處於戰略相對弱勢和守勢之地位，台灣內部確有不宣而獨以及通過公民投票推動台獨的趨勢。但這種趨勢一旦極端化，會把中美關係逼上死角，使台海危機成為全球危機之焦點，會破壞美國的全球戰略大局，至少目前的時間表不對。所以這種情況，在目前或短期內還不會發生。中國愈強，則愈不會發生。

我認為國家當前對台採取深化經濟關係，冷卻政治對峙，靜觀其變，蓄勢待時的方針是極其明智的。

九

問：你對《中國可以說不》、《全球化的陰影下的中國之路》、《超限戰》等書籍有何評價？

答：關於你談的這幾本書我知道，但我沒有認真看過。我也不認識那些作者。劉賓雁曾說有的書是何新寫的。他是恭維我。這一些書在國外的影響可能比在國內大。時下學風有戲謔、浮躁、輕率之弊。我懷疑其中有的書對其作者本來只是一種半遊戲之作（所謂政治“戲說”而已）。引起外間如此關注，可能把作者們也嚇了一跳。

十

問：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有哪些主要的價值取向和不同立場？你分別有什麼評價？

答：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園。“五四”以後激烈的反封建、反傳統，以及西方勢力和日本人的入侵，激發了一次又一次激進主義的大革命。這種“革命”最終在毛澤東發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頂峰並走向自己的反面。

從上世紀初葉以至延續到八十年代，中國文明所固有的傳統及其理性精神，發生了嚴重的破碎化（“解構”）。現代主流意識形態曾以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精神支柱，但近二十年來這一支柱也已坍塌了。所以，中國當代的人文知識界一直處在巨大深刻的傍徨、困惑和重新探索中。人們在尋求新的價值體系。但是近十年來，在歐風美雨的東漸中，在對過去20年、100年以及5000年的深刻反思中，有一批人睜亮了眼睛，清醒過來了。如果這些人能在未來歷史中形成養育出一種新的民族精神，這個民族和國家會是大有希望的。

我寄希望於更年輕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