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反民主憲政的“毛左”逆流   嚴家偉（四川）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反民主的逆流，可謂甚囂塵上。如中共“人民大學”法學院退休的女教師楊曉青，公開發表〈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一文，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而要堅持中共一黨專制下的所謂“人民民主制度”。

 

　　與毛左大本營“烏有之鄉”齊名的“五柳村”網站頭子陶世龍也扯起了一面所謂捍衛人民民主制度的“大旗”，反對在中國實行民主憲政。而中共黨中央直屬的政治理論性刊物《求是》雜誌旗下《紅旗文稿》也不斷發表文章，竟然稱憲政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不屬於社會主義等等。污泥濁水一齊俱下，形成了一股反對普世價值，反對民主憲政的大合唱。   　　這些歪理謬論雖然千奇百怪，但究其總根只有一個，那就是一股正在掀起的復辟“毛左”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勢力。雖然禍國殃民的暴君毛澤東已經死去快四十年了。但其陰魂卻至今不散。這些反民主憲政的醜類都是以毛澤東的所謂“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承認又可叫“人民民主獨裁”）的謬論作為他們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他們聲嘶力竭地反對民主憲政，就是為了要維護當今中國的權貴資產階級和官僚特權階級的特殊既得利益，維護這一群比皇室貴族還更專制、更特殊的群體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是什麼“反資派”，而是一群保皇派。他們要維護的就是集體世襲的紅色專制制度。   　　

 

　　這批借屍還魂的毛左邪教徒，今年借老毛所謂“冥誕”120周年，掀起一股又一股“思毛”之陰風，煽起一堆又一堆“拜毛”的鬼火。在毛的故鄉湖南，這股“拜鬼”熱，還得到當地官方當局大力的支持與高度的讚頌。據《湖南日報》的報道說，湖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徐守盛更專程前往韶山考察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的籌備和設施建設情況。徐守盛甚至強調，要把思想統一到中央對紀念活動的相關要求和省委的具體部署上來，以此凝聚人心。可見已經成為了一項重大的政治話動了。而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更向中共的“人大”和“政協”提議將毛澤東的生日和忌日設定為全國性的法定假日。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從北韓“照抄照搬”來的“先進經驗”。從而引起毛左份子一片歡呼，也招來廣大網民的笑罵與嘲諷。   　　

 

　　由於中國大陸自1949年中共統治以來，一向都形成了看“上面臉色”行事的風氣。也就是所謂“上面放個屁，下面跑斷氣”。因而各地的毛左邪教徒見此情景就像打了雞血針、吃了搖頭丸一樣的興奮。他們不僅搞紀念毛的“拜鬼”活動，更拉標語，扯橫幅，拉幫結夥，成群結隊上街進行所謂示威活動。這幫子人一方面假所謂“愛國”之名，大肆煽動仇外、排外，尤其是仇美、仇日。更把一切贊成民主憲政，籲請當局結束一黨專制，實行政治改革的民主進步人士一律誣為“漢奸”、“賣國賊”、“帶路黨”等等。不僅使用流氓暴力語言，例如“整死你”、“殺你全家”。而且公然施暴。

 

　　北京的毛左暴徒韓德強，公然敢在青天白日眾目睽睽之下，將拳頭揮向一個是他父輩年紀的老人。就因為這個老人表達了不願崇敬暴君毛澤東的意思。而打人暴徒韓德強半年多後的今天仍逍遙法外。此外，毛左暴徒們對民主進步人士，進行學術交流、演講或發售新書的場地，也公然進行打砸破壞。更奇怪的是一向重視“維穩”，連展示橫幅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十君子”都視為“作亂犯上”，而抓你沒商量的“人民警察”，這時卻實然變得“溫柔”起來。他們不僅不對毛左暴徒果斷出手以“維穩”，甚至袖手旁觀甘當“縮頭烏龜”。其中奧妙實在費解。   　　

 

　　當然要“解”也不難，那就是毛左暴徒們的暴行是得到了當局的縱容與默許的。而這種縱容與默許更是與高層的相關“精神”分不開的。這個“精神”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所謂的“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這就明白無誤地給毛左份子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息：毛澤東暴政近三十年中所搞的各種殘害民眾的政治運動諸如什麼土改、鎮反、肅反、對知識人的所謂“思想改造”、對私營工商業者的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直到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不管當年搞得如何血腥殘暴，濫殺了多少無辜，亂整了多少人，乃至瞎指揮，亂冒進，造成大饑荒餓死了千百萬人，都是不能否定的。這當然就大長了毛左份子的“威風”，才使他們如此囂張。既然毛澤東暴政都不能否定，反右、文革、批走資派和修正主義，製造文字冤獄等等都不能否定。所以你們還膽敢要求什麼一人一票普選，三權分立，司法獨立……這一切按毛澤東暴政的“標準”，那就百分之百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行為了。   　　

 

　　所以當前國內、外的毛左勢力，都把這個“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講話精神當成了他們的尚方寶劍和聖旨。於是掛着共軍少將軍銜、官拜中共社科院黨組副書記與副院長的李慎明，更親自出馬，在“紅旗文稿”上拋出奇文公然叫嚷“說毛澤東時期一無是處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再次掀起一股崇“毛鬼”、反民主的惡浪。再接下來甚麼“七不講”之類的嚎叫也如幽靈鬼魂般地遊蕩於神州大地，弄得人心惶惶。

 

　　更有甚者，一個叫齊志平的毛左份子公然組成了一個名為“中國工人（共產）黨”的所謂政黨。自稱是“中國人民的先鋒隊,是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並稱：毛澤東思想是“綱”而“鄧三科”（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只是“目”。必須“綱舉”才能“目張”。甚至要起訴胡錦濤在十七大上未將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並列。奇怪的是按中共一黨專制的邏輯，這個未經中共允許成立的政治黨團，絕對屬於非法組織。但他們經常在網上招徭過市，甚至稱中共為“兄弟黨”，當局從來不敢對其採取行動。相比之下，民主知識份子哪怕成立個“讀書會”也會招來“妄圖顛覆政府”的大罪。“毛左”份子之猖狂由此可見一斑。   　　

 

　　不僅大陸國內如此烏煙瘴氣，海外的毛左份子也沒閒着。在美國以王希哲為代表的一群“薄黨”餘孽更打出擁護“薄熙來左派”的旗號，並狂叫“反右沒有錯”，“文革證明毛主席太英明偉大了”。對國內一切主張實行民主憲政，進行政治改革的人均被王希哲一夥定為，是“胡、溫右派”。並稱如果這些右派上台“比共產黨還壞”。並組成什麼“民主連線”，成天通過E-mail電郵向大陸知識人大量群發他們的“尊毛”、“挺薄”的文章。

 

　　與此同時，也在美國還有個叫馬悲鳴的墮落文人，在六.四24周年之際，在他所辦的《周末文刊》上也對六.四慘案大放厥詞。公然在其文刊中無恥的為鎮壓八九愛國學生的當局辯護稱，“政府沒有錯，有錯的是學生”。將廣大愛國學生與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示威，誣衊為，學生“私占公共場地”才引來政府“武裝驅逐”，一切後果應由學生承擔。看來這個“文刊”的主編者馬悲鳴連起碼的中文知識也不具備。

 

　　現在就按大陸官方欽定的《新華字典》的解釋，私者，個人也。百萬學生與市民集會廣場反官倒，反腐敗，既是民眾的公共行為。更是憲法賦予公眾的權利，何能言“私占”？真是既不通法理，也不通文理。此人不但將六。四慘案淡化為“武裝驅逐”。更進一步把造成六.四慘案的罪行稱為是“法治”，是“武裝執法，就是憲政”。好一個“憲政”！但這是希特勒，斯大林的法西斯“憲政”。好一個“武裝執法”，但卻是法西斯份子用致命性武器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平民的反人類的“執法”。這種行為早被聯合國及人權憲章定義為反人類罪行。如此侮辱六四英靈與遇難者家屬。為法西斯反人類的罪行辯護。真是“世上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的。馬悲鳴的這個由電郵大量寄發的“文刊”，還得到大陸一些臭味相投的毛左份子們慷慨的施捨，為其出資捐助。   　　

 

　　這個馬悲鳴，原名劉曉陽安徽淮南人。1946年生。上世紀六十年代老毛搞大躍進造成全國大饑荒。他幾乎被餓死。逃往青海“勞教”期滿留場“就業”的叔父家，被叔父收養為義子。馬小時了了較聰明，心更比天高，曾許下弘願，要完成文學巨著而成為大作家。這當然沒有錯。但可惜基礎既差又眼高手低，自然壯志難酬。巨著，最後據說只完成了一個“序幕”，便夭折於襁褓之中。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返回城市參加高考，當時考大學非常容易，但此人因不學無術卻名落孫山。可謂窮愁潦倒。幸遇一位女士的垂憐，才有幸作為家屬隨該女士來到了美國。得到了民主自由世界對他的庇護與救濟。照理說，他也是嘗夠了專制社會壓迫之苦的人。他初到美國也抨擊過獨裁專制。曾是大陸已故著名作家王小波的朋友。可是近年來隨着中共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在海外統戰力度的加強，經濟上的滲透和收買，使這位落魄文人竟然一改初衷，一頭扎進“黨媽媽”懷裡，成了獨裁專制的謳歌者，加入到毛左反民主的大合唱中。如此墮落，只能令人齒冷。   　　

 

　　由此可見今日大陸的政治形勢正在急劇向左轉，新上任的最高層不但無心進行政治改革，一心只想保住權貴的“紅色江山”和既得利益。而且甚至向後倒退。連過去鄧小平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承認了的毛澤東暴政釀成的諸如“反右”、“文革”這些他們所謂的“失誤”，現在新的最高當局，也想反悔不認賬了。而代之以所謂“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這個所謂的“三個自信”一言以蔽之，就是“我黨”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無錯可言，所以“七不講”、“三自信”堪稱一幅“絕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毛左份子又死灰復燃，更形成海內外遙相呼應的態勢。他們反民主憲政，反政治體制改革，已成當今中國反對民主憲政的最猖狂的逆流。因此要在中國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憲政。必須堅決回擊這批保皇黨徒的復辟活動。只有擊敗這群兇惡的毛左份子的復辟逆流，才能迎來中國民主憲政燦爛的晨光！   　　

 

2013年7月30日完稿 -     作 者 :嚴家偉

出 處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3年8月2日22:59

 

 

余杰：擒賊不擒王，去薄不去毛

  

從近期習近平的一系列活動和言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習近平倒薄，僅僅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肅清權力場上的挑戰者，而不是反對薄操弄的毛主義路線。就“治國方略”而言，習近平與薄熙來完全一致：要保住黨國，非得重新請出毛來不可。習近平比薄熙來更為高明的地方在於，他在尚未掌控最高權力的時候，不會輕易暴露其親毛的本性。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自己的政治取向，甚至故意讓那些嚮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認為他會像他的父親一樣溫和而開明。而一旦他掌握黨政軍大權之後，便漸漸顯露出與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血緣關係。

 

通過無孔不入、無時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權力恐懼強加於每個被統治者，以此來享受行使絕對權力的快樂。這是極權制度異於其它制度的獨家創新，更是極權者異於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圓滿——把恐懼和施暴作為人生的最大享受。所以，只要與獨裁權力沾邊了的人群和土地，皆無法逃脫恐怖的陰影。

 

——劉曉波

 

芬蘭著名電影導演考里斯馬基回絕有人邀請他到中國訪問時說：“中國太遠了，飛機里又不能吸煙，除非派架專機。而中國有‘文革’。”

 

邀請者回答說：“可是‘文革’已經結束了。”

 

考里斯馬基反駁說：“是嗎？我看未必。”

 

一生沒有到過中國的考里斯馬基，卻比很多一輩子生活在中國的中國人更了解中國。在中國，“文革”並沒有結束。

 

短短數年間，薄熙來並未花太大功夫，就將重慶這座抗戰時期曾是國民政府陪都的、霧氣沉沉的城市，變成被一片紅色海洋所席捲的“紅都”——紅歌、紅舞、紅色短信……無處不紅。數千萬人口的重慶，大學有數十所，所謂的知識分子、文人學者，少說也數以萬計，有哪個人在薄熙來權勢熏天時，發出過一句異議之聲呢？

 

薄熙來倒台了。美國《大西洋月刊》評論說：“中國有着相當秘密和嚴格的領導層繼任人選拔程序，但薄熙來試圖顛覆這一程序，他希望藉助自己的個人號召力和贏得草根支持者的能力來另闢蹊徑躋身最高領導層，這是他犯下的大錯。”薄熙來為他的野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失去了權力，也失去了自由與名譽。但是，毛澤東的神光圈並未被破除，毛的旗幟從薄熙來手上轉移到習近平手上。

 

薄熙來導演的“小型文革”已經落幕，習近平導演的“大型文革”正在登台。比起飛揚跋扈的薄熙來，不顯山不露水習近平有着更加高超的政治權謀術。中國並沒有像某些樂觀主義者所評估的那樣“躲過一劫，安全着陸”。如今，對薄熙來的審判響亮開鑼，但其罪名中卻悄然不見“搞小型文革”這一條。因為，習近平的策略是：去薄不去毛。

 

薄督受審與毛像矗立

 

在薄熙來時代的重慶，豎立起一尊體量驚人的毛像。這尊在重慶醫科大學大學城竣工的毛像，高二十點六米，重四十六噸，若連底座在內，則高達三十七點四米，是目前全國最高、最大的一座毛像，方圓五公里內均可看見。光塑像的一隻腳，面積就達三平米左右，可容納六人坐在上面，幾乎可與樂山大佛媲美。

 

此前，全國最大的毛主席石雕塑像位於西藏貢嘎縣長沙廣場，它包括基座在內高十二點二六米、重三十五噸，雕像淨高七點一米。成都天府廣場的毛主席塑像，基座高七點一米，毛像高十二點二六米。而國內第一座毛主席塑像一九六七年在清華大學建成，包括底座在內總高度八米。

 

此次重慶醫科大學塑造的毛像，可以載入吉尼斯世界記錄。在四川大地震之後，塑像的設計和修建又作了一些修訂，特別是防震方面的級別大大提高。這尊毛澤東像是用三百噸吊車吊上去的，還用六十四顆五厘米直徑的螺絲固定，以“抗八級地震”，真是用心良苦。

 

毛澤東死後，全國有一段短暫的拆除毛像的時期。遍布全國的毛像大部分被拆除，大學中的毛像所剩無幾。只有那些思想最僵化的大學，毛像才保存下來。然而，在三十年後，重塑毛像又成為時髦。

 

據重慶醫科大學校園網息透露，有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開玩笑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啊，毛主席在窗外看着你們呢。”如果一名德國的大學教授如此對學生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啊，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窗外看着你們呢”，他的教職還能保留嗎？

 

重慶醫科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為心血管病專家雷寒。他的專業水準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從他推動塑造毛像的舉動便可以看出，此人乃是一名投機分子。如果不是薄熙來主政重慶導演“唱紅”的大戲，他又怎麼會突發奇想下令在校園內最好的地方塑造毛像？

 

重慶醫科大學資金困難，軟件和硬件建設問題多多，師生早已怨聲載道。作為一校之長，雷寒本該將辦學經費用到教學第一線。他卻悍然動用三百萬教育經費，用於塑造暴君之塑像。為了讓重慶醫科大學“出名”，讓自己出“政績”，進而得到薄熙來之青睞，此人機關算盡。

 

當年，為塑造樂山大佛，需要幾代人籌劃和募款；如今，塑造毛像卻能有充足的資金，從立項到落成堪稱指日可待。這能說明大學行政部門的高效率嗎？反之，這只能說明今日的大學淪為政治之婢女，淪為中共愚民教育之工具。具體到大學的管理體制上，辦學經費的使用，得不到有效的監管，廣大師生無從發表意見，只能任由掌權者一人說了算。

 

毛是雷寒飛黃騰達的敲門磚，正如毛也是薄熙來問鼎中樞的殺手鐧。薄熙來任職重慶之前，在大連、遼寧和商務部之任上，從未流露出對毛和“文革”的熱愛。他為何一夜之間變成毛分子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文章中指出：“中國西南部的重慶市黨委書記薄熙來力圖恢復毛澤東那種迷你個人崇拜，已經成為毛派分子的紅人。……薄顯然感覺到，利用大眾對毛的敬仰有助於讓他得到推力，使他能成就更大的事情。”德國《明鏡》周刊發表一篇題為《毛出現在你的手機上：一個新一代的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仕途建立在過去上》的報道。文章指出，薄熙來自從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以來，“毛澤東被重新供奉為守護聖人”。

 

在“文革”中，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飽受摧殘，薄熙來本人由不可一世的高乾子弟淪為任人踐踏的賤民。薄熙來對“文革”的記憶當然不會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麼，他為何要再來一次“文革”呢？道理再簡單不過，這是他在黨內獲得更大發言權的終南捷徑。薄熙來並非一個真心實意的毛主義者，他不過是將毛當作一張升官發財的王牌打出來。如果這張牌打好了，就有助於扭轉他在黨內鬥爭中的劣勢，進而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如今，薄督受審，而毛像依然矗立。如果在審判薄熙來的同時，啟動對毛的清算，推倒和剷除包括重慶醫科大學的這尊毛像在內的那些殘存的以及新造的毛像，那麼，對薄熙來的審判就是有道理的和有價值的。否則，倒薄不倒毛，只能表明中共將繼續走毛的邪路而死不回頭。

 

“重慶文革”不是薄熙來一個人的傑作

 

薄熙來時代的重慶，有年長的人驚呼：“文革”又來了！其實，不是“文革”又來了，而是“文革”從來沒有離開過。

 

中共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時，更多使用“共和國六十年”這個概念。習近平更是拒絕承認“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差異與斷裂，不願否定毛時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全然失敗。然而，若沒有“前三十年”的走投無路，哪有“後三十年”的更弦易轍？不是“文革”將中國推到即將崩潰的邊緣，何須七十年代末的“撥亂反正”？何為“亂”？何為“正”？

 

習近平將“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籠而統之的做法，分明是掩耳盜鈴之舉。“六十年一貫制”的提法，是為毛澤東遮羞，是為“反右”、“大躍進”、“文革”招魂，是打造共產黨一貫光榮、偉大、正確的神話。毛後的三十年，中國的經濟獲得高速發展，但思想上從未徹底清除毛的毒素。看看那些腰纏萬貫的民營企業家的言論和傳記，如華為之任正非、阿里巴巴之馬雲、巨人之史玉柱，哪一個身上沒有毛澤東的影子呢？毛澤東是中國人靈魂的主人，中國人是毛澤東思想的奴隸。

 

黨是毛的黨，國是毛的國。即便許多經歷過“八九”民運洗禮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現實中幾經挫折之後，也重新回到毛的懷抱。他們憧憬毛式暴力革命的壯觀與宏大，以及毛時代虛偽的平等與自由。北大中文系教師孔慶東便是最典型的代表。孔慶東在其博客上盛讚朝鮮金家王朝三代傳承，稱其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恨不得毛家在中國也能薪火相傳。而在奧運會開幕式上，張藝謀所使用的美學範式，也正是毛時代暴力美學和集體主義美學之變形，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日漸升溫的時刻，此種美學模式越來越具有市場價值和“政治正確”的崇高地位。

 

毛從未離開中國，“文革”從未在中國結束。看看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受到的歡迎程度就一清二楚了。難道薄熙來僅僅是靠他一個人的力量，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為什麼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步步建立的法治系統，居然如此不堪一擊？換言之，為什麼薄熙來及其手下，敢於如此明目張胆地破壞憲法和法律？

 

由此可見，“重慶文革”不是薄熙來一個人的傑作。不是薄熙來有三頭六臂，有超常的智商，有縱橫捭闔的權術手腕，而是他熟知群眾心理，熟知如何挑撥起人們心中最陰暗欲望。用民運先賢王若望的說法，“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薄熙來只是喚醒了人們心中蠢蠢欲動的“小毛澤東”。

 

而習近平比薄熙來更為高明的地方在於，他在尚未掌控最高權力的時候，不會輕易暴露其親毛的本性。他小心翼翼地隱藏起自己的政治取向，甚至故意讓那些嚮往民主自由的公共知識分子認為他會像他的父親一樣溫和而開明。而一旦他掌握黨政軍大權之後，便漸漸顯露出與毛在精神和思想上的血緣關係。

 

從近期習近平的一系列活動和言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習近平倒薄，僅僅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肅清權力場上的挑戰者，而不是反對薄操弄的毛主義路線。就“治國方略”而言，習近平與薄熙來完全一致：要保住黨國，非得重新請出毛來不可。

 

習近平在武漢視察期間，專程去拜謁毛當年多次下榻的東湖賓館，並在一幅毛的照片前駐足良久。習近平特意叮囑湖北的官員：“今年是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辦成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基地，特別是在對青少年一代教育中發揮更大作用。”顯然，無法改革、走投無路的習近平深信：除了毛以外，誰也不能救共產黨。鄧小平不能，習仲勛也不能。

 

故而，在中共黨內，薄毛、胡毛、習毛，遍地雞毛。在成都天府廣場，毛澤東的塑像威風凜凜、迎風而立；在毛的老家湘潭，人們在毛像面前焚香跪拜、痛哭流涕；在重慶醫科大學的校園裡，毛像成為一個讓師生們無處逃避的視覺污染；而在十三億被奴化的中國人內心深處，毛的幽靈仍然耀武揚威、橫行無忌。

 

審判毛澤東是中國人自救的第一步

 

薄熙來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了，但薄熙來的失敗，並不意味着毛澤東的失敗。

 

儘管薄督受審，但毛像猶在，“毛粉”更是層出不窮。經濟學家茅于軾指出，毛澤東是一個給中國人帶來大災難的罪人。這句大實話捅了馬蜂窩：毛派對其展開猛烈圍攻，威脅要提起公訴，呼籲當局宣判茅于軾為“賣國賊”。茅于軾所到之處，毛派如影隨形，甚至提前享有了上街遊行示威的權力——那些舉牌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維權者，紛紛被捕入獄；而那些舉牌鼓吹毛式暴政的“毛粉”，個個都安然無事。各地警察全都“選擇性執法”，對毛派擾亂公共秩序的惡行不聞不問。

 

那麼，究竟誰才是賣國賊？不是揭露毛的罪行的茅于軾，恰恰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割讓大量領土給蘇聯，以換取蘇聯對其政權的承認與支持；毛澤東為了幫助金日成的侵略戰爭，不惜讓四十萬中國官兵命喪異邦；毛澤東讚揚日本的侵華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讓中共免受國民黨圍剿之苦，得以在後方大肆發展，進而奪取天下——這樣一個只愛自己卻從不愛國、愛民的暴君，與五代十國時期的“兒皇帝”石敬瑭有何差別？給這樣一個賣國賊塑造巨像，才是情何以堪！

 

毛澤東更是自古以來殺死最多中國人的獨裁者。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從“大躍進”到“文革”，被毛殘害的中國人，難道只是一堆乾癟的、抽象的數字嗎？黃巢、張獻忠、洪秀全等屠夫所殺戮的中國人，加起來以不如毛澤東多——因為毛澤東掌控的是一架現代化的殺人機器。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悲慘的故事。但是，若干受害者的家人卻又心甘情願地充當毛的奴隸或奴才。比如，劉少奇的子女與毛澤東的子女把酒言歡，仿佛劉少奇不是被毛澤東害死的；再比如，儲安平的兒子、音樂家儲望華在悉尼歌劇院演奏毛時代的經典音樂《黃河大合唱》，仿佛“文革”中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那個人不是他的父親。習近平不也是如此嗎？

 

從茅于軾的遭遇可以看到，人們原以為，儘管不能公開批評“今上”，但至少爭取到了批判毛澤東的自由，實際上，這點自由是虛幻的，是隨時可能被收回的。辛子陵等“救黨派”披露的“中共政治局通過的去毛化決議”的消息，分明就是誤把美夢當事實，是一劑麻醉民間抗爭的迷魂藥。在習近平下令發布的媒體和學校必須遵循的“七不講”中，就有“不能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這一條，當然包括不能講毛的“錯誤”（準確地說，是“罪行”而非“錯誤”）。

 

時至今日，與其由中共主導，裝模作樣地審判薄熙來；不如由人民發起，貨真價實地審判毛澤東——如同紐倫堡法庭審判納粹戰犯、海牙國際法庭審判南聯盟獨裁者米洛舍維奇、伊拉克法庭審判薩達姆、柬埔寨法庭審判紅色高棉領導人一樣，早日將獨夫民賊毛澤東送上正義的審判席。學者陳奎德在《問責：三年大饑荒與毛澤東之責》一文中指出：“毛，以自己的狂想，害死三千多萬中國人，已經罪不可恕；但他因為要掩飾這一罪行，鞏固權力，又蓄意延長了該罪惡政策以及饑荒的時間，如此，又故意屠殺了更多的中國人。……如果這不是故意屠殺，什麼才是？如果這還不足稱為道德惡棍，何人才是？以毛的環環相扣層層擴展的暴行，比斯大林、希特勒有過之而無不及。……使毛澤東與希特勒、斯大林並列為二十世紀最大屠夫，鑄進史冊，是伸張歷史正義，祭奠千萬中國亡魂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我們必須時刻謹記的千秋大業。”是故，毛澤東塑像的倒掉、毛澤東崇拜的破產、毛澤東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乃是中國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先聲。

 

 

劉少奇之死被刪去細節 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阿波羅新聞網 2013-08-04 訊】作者： 王友琴

 

劉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權力圈子中的第二號人物，1966年8月失去權位，1967年在中共報紙上被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8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為“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遭到長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宣布劉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3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與高官之死

 

“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沒有被北京封鎖之前，筆者曾經收到兩位讀者的來信。他們說，“網上紀念園”展示了大批身為普通人的文革受難者，他們的名字和悲慘遭遇，三十年來媒體從未提起，現在網站上被明確記錄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時，他們也問，為什麼這個網站沒有列出身居權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個就是劉少奇，還有陶鑄等人。

 

確實，1966年8月以前，劉少奇是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陶鑄則在劉少奇失去權位的同時上升為第四號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後悲慘地死去。

 

“網上文革受難者紀念園”所記錄的受難者，一般來說，都是普通人，不在權力階層中居於要職，這些普通人在文革後雖然得到“平反”，但是他們的名字和故事，從來不能在媒體上被公布和記錄。

 

百姓之死的被隱瞞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圖景因此而改變。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長期不被記載，文革的罪惡在歷史記載中因此變得輕淺。在筆者看來，千萬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景觀的中心，因此筆者在過去十多年中，盡力查訪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劉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難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廣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樣的折磨、他自己怎麼看待他的遭遇，卻成為極難澄清的事實。在民主制度的國家，獲選而上台的領導人，廣被人們所了解，他們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隱私權。在沒有選舉制的國家，情況恰恰相反——最高權力圈子始終是神秘的，領導人物絕對不被大眾所了解。

 

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為了保持未獲人民批準的權力。這種神秘性有助於強化那種權威。最高權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選舉的，也不受新聞媒體的監督。他們需要跟人民保持距離。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給普通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爭”、折磨、甚至殺戮；但是劉少奇和陶鑄這樣的高層領導人物，卻一直被另行監禁，是放在當時最高權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說，高層權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與他們“鬥爭”的“群眾”隔絕開來的。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數十萬北京的學生和市民，在中南外舉行了一個月的“揪劉”行動，這一行動得到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支持，卻始終沒有讓這些“造反派”見到劉少奇本人。劉少奇只被交給他身邊的中南海造反派“批鬥”，這是有紀錄片為證的。

 

至今，中共政府仍然不公開文革檔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關的檔案都不准人們閱讀，更遑論高層領導人，如劉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學的退休歷史教授范斯萊克，在他的中國歷史課上曾經講到，對中國上層領導人的行為，我們好像是在一個舞台前，幕布只升起來了一點點，我們只能看到一些腳在舞台上移動，卻看不到、也聽不到其他部分。

 

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只看得到一些腳的移動”。

 

2、一個被刪去的細節：癱瘓後被綁在床上的最後六個月

 

在毛澤東死去4年以後、劉少奇死去11年以後，1980年春天，中共中央為劉少奇“平反”，並且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同時，在官方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劉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績的文章。

 

就在那期間，一位老作家，告訴筆者一件事情：由於一篇和她有關的文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她去訪問該報總編輯胡績偉。他們在延安時代就認識。在胡的辦公室里，她偶然聽到了這位總編輯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電話上的談話。

 

她說，胡績偉和王光美在談修改一篇將要發表的文章，是關於劉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寫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以後，癱瘓了，還被綁在床上六個月，直到死亡。《人民日報》要刪去寫進文章中的這一細節，胡在電話上告訴“光美同志”，請她同意這樣做，為了“黨的形象”。

 

這位老作家對筆者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激動，她說不敢相信有這樣的事情：一個人已經癱瘓了，不能走了，還要綁在床上，真是不像話。她說，她為這個黨感到羞恥。

 

其實，報紙刪去這個細節，也是應該感到羞恥的。

 

筆者查閱了1980年給劉少奇平反前後的《人民日報》，果然沒有讀到任何文章中談及劉少奇最後6個月是被綁在床上的。這一個細節，已經被刪除了。

 

在同年年底發表的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工人日報》，1980年12月5-8日）中，也沒有提到綁在床上的這個細節。

 

但是，六年以後，在1986年出版的高皋、嚴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書中，寫道：“沒有人幫他換洗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頁）。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開出售。兩位作者在1989年流亡國外。筆者曾經詢問他們上述引文資料來源。他們說一定有出處，只是寫作此書的材料都留在北京無從查找。

 

1996年出版的《文革檔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一書中，也有這個細節（286頁）。這本晚出的書裡保留了這個細節，顯然因為不像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那麼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經過去多年，劉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審查者未再注意這樣的細節。

 

也許在有些人看來，劉少奇是否被綁在床上，相比於他被迫害至死，似乎僅僅是個細節問題罷了。

 

但是，《人民日報》刪除這個細節，在保衛“黨的形象”方面，確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個已經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唯一的解釋，是故意的殘忍，是虐待！

 

在劉少奇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其實還提到了一些別的細節，也相當可怕。其中一個是，1967年9月，把劉少奇的妻子逮捕並且把劉少奇的子女趕出家以後，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

 

中共其他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也住在中南海。在那裡連夜動工構築一堵禁閉牆，一座監獄，一方面當然是毛澤東等人可以為所欲為的，雖然聽起來就像春秋戰國篡位和奪權的故事，另一方面，難道也是因為他們喜歡就近欣賞劉少奇的悲慘境況？

 

《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重得多的後果。

 

《文革十年史》中寫道：（1969年10月）“患有糖尿病的劉少奇，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開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面被裡，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181－182頁）這本書的作者之一高皋是一位醫生，比一般人對疾病更有知識。

 

連夜築牆禁閉、禁止糖尿病用藥，也是很殘酷的手段，但殘酷程度，都沒有把已經癱瘓的老人綁在床上那麼直觀、具體，一聽就懂。所以，《人民日報》首先刪除這個細節，因為這確實是最為陰森可怕的一個細節。可以說他們“刪”得非常符合他們的用意。

 

《人民日報》在1978年以後的否定文革的過程中起了正面的推進作用。實際上，當時的中國，也只有他們能公開地發表聲音，絕大多數人民只有沉默。但是《人民日報》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滿篇謊言之後，沒有人會對這樣的刪改大驚小怪。

 

這只是筆者極偶然聽到的一個情節。　

 

作為紅牆外的老百姓，應該問，還有什麼被刪節了？還有什麼從來都沒有寫下來？

 

實際上，不會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這種對歷史事實刪節和對文革罪惡的刪節，繼續在進行。

 

３、解釋劉少奇之死

 

從官方媒體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劉少奇的最後經歷大致如下：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變成了第八號。不久以後，學生“造反派”貼出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

 

1967年1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裡面被“斗”，劉的專用電話被拆除。4月，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華大學被30萬人“鬥爭”。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牆外“揪劉”一個多月，劉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會“鬥爭”並且被毆打。9月，劉的妻子王光美被逮捕關進監獄（12年後才被釋放），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劉被新築的高牆禁閉在原住處。

 

1968年夏，劉少奇病重。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宣布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1969年10月，劉少奇處在隨時可能死亡的病危狀態，被送到河南開封，放在開封政府的大院內，繼續監禁。11月13日，劉少奇死亡。

 

7年以後，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亡，毛死後又過了三年半，劉少奇得到了“平反”。劉的罪狀，也都一風吹了。

 

人民不准詢問：這一切是到底為了什麼？

 

中國官方很快就有一套關於文革和劉少奇之死的理論：主要責任在林彪四人幫，不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

 

接着，在1980年新發行一百元鈔票上，印上了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的四個側面頭像。有人覺得這種排列很奇怪，為什麼周恩來在劉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劉後面的，也有人說，周在林彪死後，也是第二號人物，和劉一樣。其實，這也是一般人無可置喙的，人們不過議論議論罷了。在沒有電腦互聯網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書面文字討論這樣的問題，只在口頭談談而已。

 

官方把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稱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共產主義者”、“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鈔票上，他們四個人緊緊相依，親密無間，好像陰謀、迫害和謀殺，從來沒有在他們之間發生過。

 

有一本名為《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巨型畫冊，在1988年出版，編輯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華通訊社”。其中有“劉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關於劉少奇在1967年，只有一句話：

 

“1967年7月18日，趁毛澤東離開北京之機，江青、康生、陳伯達擅自組織批鬥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88，285頁）

 

已經1988年了，還在如此煞費苦心地製造這樣的謊言，為毛澤東的責任開脫。這是為了什麼？

 

如上所述，打倒劉少奇，是一個長期策劃運作，並且不惜發動全國性運動乃至內戰的一個過程。從劉少奇失去第二號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間有三年多的時間，全國的所有人都被動員起來高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1967年7月中旬那幾天毛澤東不在北京，就能說明這一切不是毛澤東策劃的嗎？

 

何況，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說，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舉行了對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鬥爭會”後的第三天，毛澤東叫李乘專機飛到杭州來見他，面陳在中南海的批鬥會情景。那天的“鬥爭會”拍了紀錄電影。那記錄電影從未公開放映過，當時攝製的目的顯然只供最高領導人觀看的。至於那天對劉少奇的暴力攻擊，低頭彎腰，毆打，都是當時所有“鬥爭會”的程序，已經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後，劉少奇開始被單獨監禁，直至死亡。

 

到了1999年，新版的一百元鈔票又改變成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頭像了。也許歲月流逝，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劉少奇是誰了，何必還要提這個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對文革的記憶和疑問呢？毛澤東一個人足以象徵、代表權威。

 

歷史如果不被紀錄，不被分析，就會在人們的記憶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圖景。隨着時間推移記憶淡化，謊言反覆講述，不同聲音被禁止，對劉少奇的官方解釋，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３、斯大林主義的中國版本？

 

劉少奇一案，是第一號人物和第二號人物之間的殘酷鬥爭，應該怎樣解釋？

 

劉少奇死前說過什麼，至今沒有任何報道。這是很奇怪的。現在官方報道的劉少奇最後的話，就是“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後給他平反時說出來的。他們被強制分開，直至劉少奇死亡，中間有兩年多的時間。他在最後的兩年裡說過些什麼，從來沒有見到任何記載。顯然，他所受到的監禁非常嚴密，沒有同情者可以接近。

 

在二十世紀，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這種血腥殺戮，發生在蘇聯、中國、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內部。斯大林是這方面的鼻祖。斯大林在“農業集體化”和“肅反”中殘酷迫害了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權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個成員，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殺，就是被刺殺，或者被判處死刑。這六個成員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1937年布哈林被投進監獄。1938年2月，對布哈林和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了公開審判。布哈林在審判中承認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處死刑，在1938年14日被槍決。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認有的罪行，是因為他的小兒子才兩歲，為了保護家人，他不得不這樣做。也有人說，那是布哈林上了斯大林的當，以為合作認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幫助斯大林製造謊言，但是仍然被處死。

 

1967年劉少奇被禁閉在中南海的時候，他的最小的女兒只有六歲。劉少奇分別在1966年10月和1967年7月作了兩次“檢討”。他沒有對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斯大林的另一個手法，是起用某個人來清洗別人，然後再起用另一個人，把這個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裡，他一直使用這樣的手段。斯大林先與布哈林聯合行動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後又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然後是布哈林自己。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頭目也如此數度替換：先是雅戈達，然後殺了雅戈達任用葉若夫，又殺了葉若夫任命貝利亞。

 

中國的情況相似。1966年5月4日到5月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文革的指導性文件“516通知”，清洗了高層領導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李雪峰在1998年發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中寫道：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少奇、小平、總理都做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沒有回來參加。……聽見有人在後面拿着什麼材料念。彭真一聽就火了，態度激昂，回過身來朝着後面大聲說：‘誰是第一個喊叫萬歲的！’證明歷史上是他先喊主席‘萬歲’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後接任彭的北京市領導人的職務。原文發表於《百年潮》，1998年，第四期。收入《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37－38頁）

 

在劉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會上，彭真表白他第一個喊“毛主席萬歲”，結果無濟於事。而且，一年以後，輪到劉少奇來做這樣的辯白了。

 

據劉少奇的子女說，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攻擊劉少奇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劉少奇非常氣憤，對他的兒女說：“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見上引《勝利的鮮花獻給您》）

 

劉少奇在1945年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個說法，對抬高毛澤東的權力地位有大功勞。但是，取代他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在1960年代發明了一大套關於毛澤東的辭令和生活儀式以及規則，比如“四個偉大”、“頂峰”、“萬壽無疆”、“天天讀”、揮舞小紅書、到處建立毛澤東的巨型塑像，到處張貼毛澤東語錄，等等。彭真和劉少奇在這一方面要跟林彪競爭，顯然是劣勢。

 

林彪紅極一時，被稱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在共產黨黨章里寫進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過他在其位只有5年，然後遭到毛澤東的廢黜，1971年9月逃離中死於外蒙。

 

重要的是，儘管在旁觀者看來，這種權力圈子中諂媚最高統治者的競爭，顯然已被證明會給競爭者帶來災難，但他們卻依然竭盡全力。

 

這樣的歷史讓人驚異：毛澤東不但可以使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被餓死、被打死、被槍斃，被“鬥爭”、被侮辱，而且，對政權的第二號人物，從劉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讓他們悲慘地死去，而且極其順利，不遭到任何抵抗。這在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毛澤東若不在1976年死亡，一輪一輪的清洗還會繼續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這種恐怖。蘇聯也如此，斯大林死亡以後，最為積極執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貝利亞被處死，此後政治局委員們不再被殺戮。

 

指出劉少奇之死和斯大林時代的事件的這種類似性，不是為了證明這種事情是普遍發生不足為奇的，而是為了說明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是偶發事件，這樣的高層殺戮和社會制度以及意識形態緊密相關，是獨裁和專制的產物。

 

不過也不盡然僅僅是相似。斯大林雖然殺害政治局委員，但是並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全國的學校都停課三至六年，讓學生參與“揪劉”和對劉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澤東為其“打倒劉少奇”的事業而讓老百姓付出巨大經濟和道德代價的做法，是斯大林望塵莫及的。

 

４、毛澤東對文革的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是文革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他對文革不但作整體性控制，也做細節性指導。

 

毛澤東親自撰寫“516通知”這樣的文革綱領、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紅衛兵、提拔無限吹捧他的林彪當“接班人”、建立以他妻子江青為“第一副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發動“打倒劉鄧陶”、支持所謂“一月奪權”、組織“革命委員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等等，這些無疑都是對文革的總體性的指導。另一方面，他顯然對指導細節也相當有興趣。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北京五所大學的五個“造反派組織”的領袖。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入大學。就在結束談話之前，毛澤東的話題忽然轉到了劉少奇的身體上，他說：

 

“聽說劉少奇也救活了。劉少奇、薄一波幾乎死了，得了腎炎、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四種病。四、五個醫生搶救，兩個護士才救過來，脫離危險期了，你們聽說了嗎？”

 

這段話有文法錯誤，但基本意思是相當清楚的。

 

毛澤東的長篇談話就結束於此。這段話和前面的談話內容並不相銜接，突然轉到劉少奇身上，顯然是因為毛澤東的心裡在牽掛此事。這一談話發生在劉少奇被連夜建築的高牆隔絕一年之後，距離劉的死亡也還有一年多的時間。看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狀況了解得很清楚，連有幾種什麼病都記得很清楚。

 

在劉少奇的子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提到，1972年他們給毛澤東寫信，請求見父母。毛澤東批示讓他們到監獄見母親，批示的開頭一句是“父親已死”。

 

從這個情節可知，毛澤東對劉少奇死後子女探監見母親這樣的細節，也是親自控制的。

 

另一個例子，是林彪乘飛機出逃時，其女林立衡沒有隨從，而是向上報告了她父母的動向。但她後來也被監禁。據《我所知道的葉群》（官偉勛，中國文學出版社，北京，1993，180頁）說：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有區別。’”

 

張清林是林彪夫婦生前為其女兒選好的“對象”。這段批示也顯示毛澤東親自控制林的女兒與其對象來往這樣的細節。那時候林彪已經死了三年。

 

這樣的細節令人可以推斷，為禁閉劉少奇而連夜築牆、停發他服用的糖尿病藥、他癱瘓後還把他綁在床上，以及最後在渾身發臭的情況下運送到開封囚禁，也都可能直接來自毛的命令，而不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張的。

 

還有一個例子。1966年7月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北京大學“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遭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學生的皮帶抽打、戴高帽子、坐“噴氣式”（指被反剪雙手彎腰低頭被斗的姿勢）。8月17日，毛澤東的指示被傳達：“張承先可以和工作組一塊出來（指離開北大）。張承先有心臟病，有錯誤不要整死。”（見《北京大學紀事》，6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張承先文革後發表的文章也提及此事。）張承先地位沒有劉、林那麼高，是一個省部級幹部。

 

毛澤東就是這樣直接地、細緻地控制某一個人是否應該“整死”。

 

上述幾例，僅僅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被大大刪節過了的歷史事實。毫無疑問，大量更多的陰暗恐怖的細節，則由於明顯有損於毛澤東或者共產黨的形象，而始終被掩蓋着，或以某種手段永遠抹掉了。

 

對迫害過程中細節的這種關注，體現了毛澤東的個人風格。這種關注的後面是一種對迫害過程的欣賞，他不僅欣賞對從普通人直到他的戰友、輔臣的生殺予奪，也欣賞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絲絲痛苦。

 

這種施用權力於他人並欣賞對方的痛苦的心理傾向，可能很多人都有，並不奇怪。但是，在常規情形下，殘害、施暴於他人，是被法律、道德制約並制裁的。在中國的專制底下，毛澤東有無上的權力，沒有法律也沒有任何人能制約他，他內心的殘忍惡劣的願望可以肆無忌憚地發泄。文革更是給這種迫害心理提供了宣泄和暴露的極大機會。

 

毛澤東年輕時代就崇尚不受制約、為所欲為的哲學。１1970年，他告訴美國記者斯諾他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斯諾不懂這句歇後語的意思，理解為毛澤東覺得自己像一個孤獨的雲遊世界的和尚。）後來審判“四人幫”的時候，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法庭上還傲慢地引用毛澤東的這句話。

 

“無法無天”，就是既不遵循法律，也不受制於道德。傳統中國人相信，每天行為是善是惡，都在“天”的監察之下，對“天”的畏懼使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奉行“無法無天”的哲學，那麼就沒有任何惡行是不敢做的了。毛澤東嚮往並實施“無法無天”，也許正是傳統在中國崩解的一個明顯例證。他用“無法無天”所作的自白，提供了一個角度來解釋為什麼從1966年到1971年，毛澤東不但害死了無數普通的中國人，也把他身旁的兩個第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整死”，他卻從來沒有感到驚恐、負疚或罪惡感。這種自覺追求的“無法無天”哲學該是他支柱之一。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描寫那些以迫害人為職業的“肅反”工作人員時，有一段議論，他說，弗洛伊德把人的基本欲望歸結為飲食和性是不夠的，應該加上一項：權力。他引述了托爾斯泰是怎樣描寫當一個人對自己面前的另一個人有生殺大權時的那種快樂，這也就是那些“肅反”人員所得到的快樂。

 

關於這一點，索爾仁尼琴只寫了短短的一頁。他並沒有試圖建立新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學理論。不過，不但蘇聯的故事可以給他的說法提供大量證據，中國文革的故事也可以為其提供大量證據。僅本文提及的幾例毛澤東很瑣碎的批示便顯示，對毛來說，那是相當有樂趣的。

 

５、劉少奇和文革暴力

 

1966年8月劉少奇從第二號人物一下子跌到第八的時候，他被指責為派出“工作組”，壓制了學生運動，阻礙了文革。這種說法當時占有絕對強勢。由於沒有清算文革歷史，這種說法在文革以後還有相當影響。

 

劉少奇子女的《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中還在強調，派工作組到大學中學的決定是劉少奇請示毛澤東以後作的。劉少奇的子女要說明，對劉少奇的指責不符合事實，劉少奇沒有自作主張去作毛澤東不喜歡的事情。他們在為其父辯解時所用的邏輯是，如果派工作組是毛澤東同意了的，就不是劉的錯。他們不把法律和道德當作評判事情的準則。

 

事實上，如果承認文革是罪惡，那麼對劉少奇以及繼任他的位置的林彪來說，他們的主要罪責應是他們在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上時，都充當了毛澤東推動文革的第一號助手，也就是第一號幫凶。

 

事實非常清楚，派工作組就是為了發動對教員和學校領導人的攻擊。若僅僅是為了“壓制學生運動”，依靠原來的學校領導人足矣。1957年，大學領導人把大批學生劃成“右派分子”並對他們實行嚴厲的處罰和迫害，非常順手，毫不困難。　

 

上文已經說到，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制定“518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裡“奪權”。

 

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麼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

 

在劉少奇和工作組的領導下，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都被“排隊”和“分類”，一大批人被劃作“階級敵人”。他們還用劃取各類人的百分比來對“運動”進行安排和控制。這種整人的“數學”及其代表的殘酷和荒謬，至今仍未得到清算。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

 

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

 

“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

 

“先斗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

 

“要斗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斗，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里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鬥爭”這個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

 

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在筆者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不但在北京，連遙遠的雲南邊疆思茅專區，交通落後，學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學教員都翻山越嶺召集起來，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們“交代問題”。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批判”“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暴力事件，後來被稱為“618事件”。那一天，在全校範圍內，一些學生和工人“鬥爭”了幾十個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黑幫分子”：把他們拉到高台上下跪，撕破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戴高帽子，把廁所的污物簍子扣在他們頭上，對他們拳打腳踢，等等。

 

筆者訪問過“618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他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他說，幾個學生衝到他前面，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35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移動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並不因此止步，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鬆弛一點繩子的緊勒，沒被窒息。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不經過他們批準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

 

“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斗”，但反對“亂鬥”。

 

一個多月以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緊接着，1967年8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文件（編號是中發［66］392號）撤銷載有劉少奇上述批語的文件。

 

這是文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大規模的暴力迫害立即從北京大學興起並迅速發展到全國。“618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一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8月下旬，暴力迫害發展到北京每天有三位數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市民被紅衛兵打死。屍體堆積在火葬場來不及焚燒。這是文革中最血腥的階段之一，這是中國和世界文明史上少見的殘酷事件。

 

劉少奇也在此時失去了他的第二號人物的地位。事情的發展過程很清楚：發動暴力迫害和罷黜劉少奇，是同時發生的。通過罷黜劉少奇，激發了文革暴力。

 

劉少奇並沒有反對毛澤東的文革計劃。他積極推行“516通知”，甚至親自組織北師大一附中“斗”校長劉超，他只是反對北大“618事件”，反對“亂鬥”。當他因工作組之事被毛澤東指責之後，他很快作了自我檢討，他沒有表示異議——至少我們至今看不到這樣的史料。

 

劉少奇平反後發表的文章里，描寫了1967年8月5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被“鬥爭”後押回辦公室時，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表示抗議。

 

這一抗議似乎義正詞嚴，場面也夠戲劇性，但讀者們卻會質疑：這時候劉少奇想到憲法了，他早幹什麼去了？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都發生了，包括他對女兒的學校校長的“鬥爭”，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做了什麼？難道劉少奇真的以為，那部憲法並不需要實行，而是要等到他這個國家主席失去自由了，才需要實行？

 

老百姓並不糊塗。不過，這種質疑不會被發表在報紙的“讀者來信”里。

 

６、“揪劉”的“造反派”的下場

 

１1967年7月8月，在中南海的紅牆外面，發生了當時稱作“揪劉行動”。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二十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牆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一行動的是北京建築工業學院的“造反派”，他們甚至舉行了“絕食”行動（假的）以製造轟動效果。

 

當時的場景是頗為壯觀的。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貼在紅牆上的大標語一張紙只寫一個字。剛成立不久的新權力機構“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給學生提供大量紙張印刷報紙和傳單。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援。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一行動的一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這是從毛澤東的詩句“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三十一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牆外的行動配合，紅牆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的一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

 

“清查516運動”的邏輯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已經被“打倒”，戚本禹曾經出面直接支持“揪劉”，學生領袖在“揪劉”中和他接觸，所以就是參與了“反革命活動”。在當時關於這一事件的正式“報告”中，一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一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的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關於圍困中南海事件：初步揭發、交代、調查情況》，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1970年夏天，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一戰鬥團”的頭頭之一，曾經是非常出名和活躍的人物。但是，在上一段所引的報告中，沒有提及她的死亡。劉少奇是大人物，對他的死需要不斷進行編造、歪曲和粉飾，董臨平的死卻在一開始就被認為無需記錄。

 

文革的沉重鐵輪碾死了第二號人物劉少奇以及曾經攻擊劉少奇有功的20歲的年輕大學生。董臨平的死亡，其實和劉少奇的死亡有內在聯繫。一個有權力的人，在整個社會奉行非正義的時候，也可能會成為犧牲品，而如果他未曾試圖制止非正義，則他只是他自己的祭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