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自觉”◆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三民主义”◆国共两党打民族主义牌和抗日战争◆毛泽东在大陆和共产世界玩民族主义牌◆邓小平和江泽民利用民族主义维护专制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亡国有两次，一次是蒙古人的入侵，元朝取代宋朝，一次是满州人入侵，清朝取代明朝（现在人们不愿意承认亡国，说那是不同民族争夺中央权力的朝代形式）。由于国力衰败，清末开始遭受西方国家入侵，直到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才告结束。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华大地一直没有间断外敌的入侵，这100多年来，割地赔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饱受战争的蹂躏，贫穷的煎熬，很自然滋养了国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两次亡国的经历并没有泯灭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反而由于中原文化对异族的同化，特别是对满族人的彻底同化，疆土面积的更大的扩充，更鼓励了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合群的自大”传统，自以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因此，当发生外族或外国入侵中国，甚至灭亡中国时，中国人也往往会寻找外界理由，也可以找出世界上野蛮民族对文明民族征服的事例，但从来不从本民族文化上找原因，甚至也不愿意从制度上找原因。

形成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一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沉迷在华夏优秀文化中，以为中国不仅是个大国、强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中国的文化也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在闭塞的国度中，沉醉于自己的文化和优越感中，即使不断受到周边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也同时不断侵略周边国家和民族），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始终没有丧失过，就象后文梁启超“自觉”的观点一样，尽管蒙古人、满族人灭亡了中国，但那是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如果局限于亚洲，局限于清朝以前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从来没有现代这样高涨，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特别的举国民族主义。问题在于我要说的第二点。

二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这才是真正掀起了近代和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与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不同，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门户，不同于蒙古人、满族人。本应该让中国人看清楚，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包括地理上、文化上），西方民族不是未开化的蛮夷，基督教文化并不落后于孔孟之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以及经济发展并不落后于中华帝国。但是，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总是抱着固有的华夏中心观念不变。义和团运动充分表达了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传统思想在民间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普遍的中国人还不能放下中华民族传统的臭架子，还在自吹自擂，自欺欺人。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恰恰是说明中国人自己感到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又不愿意承认落后，尤其不愿意承认自己传统文化落后的一面。从清朝皇帝到后来的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都是采取愚民政策，而中国百姓也都乐意接受愚昧的民族主义宣扬。尤其毛泽东时代，在科学上一直向人民灌输“四大发明”，“两弹一星”，“胰岛素”，“万吨轮”等中华民族的成就；在经济上，吹嘘粮食年年增产，甚至曾经用“大跃进”、“亩产万斤”、“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来欺骗世人，麻痹人民，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大吹大擂，“挽救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每年递增7——8%，人民安居乐业；在军事上，蔑视西方列强，鼓吹“人民战争”，宣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甚至鼓吹恐怖主义“超限战”；在政治上，顽固坚持专制制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掩盖制度落后的“皇帝新衣”。

专制制度依靠民族主义来维持，民族主义在专制政府煽动下走向极端。

梁启超的“自觉”

晚清戊戌变法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都被国人看作是民族耻辱。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咎于腐败的清政府，但决不是汉族人的失败。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可以比较的是日本是日本人的日本，而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是“鞑虏”满族人的中国，因而这种失败具有民族主义悲愤色彩在内。明治维新确定的天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统治，但是试图维护皇权地位的戊戌变法，却惨遭绞杀。假定清王朝不是满族人的王朝，皇帝是一个汉族人，就不会发生打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旗号的辛亥革命。所以，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就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梁启超也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大加称颂，这是民族意义所在。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中说，辛亥革命的意义简单可以归结为两点，“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中国人自发的结果。”他把“自觉”解释为：“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出来。”梁启超在80年前发表的这篇文章，其观点的确代表了中国整个民族（汉族）的心态。历史地看问题，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必须的。但是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来看，甚至如果将当时的民族主义拿到现在使用，那的确是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其中的成分中还含有种族主义。如今的中国，依然没有完全改变这种心态。

产生于西方的民主自由精神，民族平等精神，并没有被中国人接受。极端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是互为生存条件的，专制统治者利用民族主义强化专制制度，维持专制统治，而民族主义在专制制度下，可以滋生更极端的民族主义。请读者接下来耐心阅读梁启超文的论述：

　　“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梁启超整篇文章都是自大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炫耀，充满了对“蛮夷”民族的鄙视。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人类幸福的源泉，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幸福扩大一分”，“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打肿脸充胖子”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惯用的手法，鲁迅描述的阿Q精神就是如此。明明是亡国了，还要吹嘘“骨子里已经是满州人被中国人征服”，明明甲午战争败给了日本，却硬埋怨是“满州人拖累中国打败的”。更可笑的是对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梁启超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认为“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

如果一个民族在被侵略、瓜分、欺辱的环境中，依然不去从自己的传统封建文化，自己落后的制度中找答案，甚至把落后失败归咎于外来原因，在文化上孤芳自赏，闭关自守，这个民族真的就难以救药。梁启超嘲笑犹太人、印度人不如汉族人，前者是“整个”不是“国民”，后者既不是“整个”也不是“国民”。但是他没有想到犹太人和印度人现在已经既是“整个”也是“国民”了。

梁启超的“自觉”观念也一直延续到共产党专制统治时代，如“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那么，当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批评时，中国政府就反驳说是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就是因为西方国家不是中国人，所以无权管中国的事情；但实际上中国人也无权管中国的事情。

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和“三民主义”

的确，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最主要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场革命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首先是要恢复汉人的统治，其次才是“三民主义”。虽说辛亥革命不仅仅是民族主义革命，其“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但民族主义口号是确保动员民众对革命的认同，因为民族主义是唤醒民众的唯一途径。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对“驱除鞑虏”纲领解说：“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巳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恢复中华”之解说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洽，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显然，孙中山所进行的辛亥革命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点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民族主义觉悟。如果用现在的观点看，孙中山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别说孙中山的觉悟程度在当时是最高的，唤醒中国人民觉悟的利器一定是民族主义。不以民族主义作为基本出发点，是不能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汉族人）拥护的。就是因为中国是被外族占领和统治的，作为有着深厚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汉族人，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民族仇恨是汉族人集体的仇恨。三民主义其中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要确定汉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尽管后来孙中山又进行了纠正，提出“五族共和”，但他始终顺从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五四运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以便割裂传统封建文化，图谋强国富民。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斗争一直围绕民族主义问题进行，各种政治力量都打“民族主义”这张牌，民族主义是唤醒中国民众觉悟的主要法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靠民族主义，国共两党的斗争也是将民族主义作为锐利的武器。固然从现在看，三民主义要比外来的共产主义好，但三民主义也是从西方民主思想、宪政思想来的。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的理想，从字面上看要实行的是一种民主政治，但实现“民族、民权、民生”却走的是专制的道路。孙中山逝世过早，就是他在世多几年，相信三民主义也是企图在专制制度下实现。原因是孙中山受俄国革命影响，模仿苏联一党专政制度，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主张（参阅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这就是“党国”的来源。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指出：“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蒋介石实行“训政”是遵循了孙中山的遗志，就是独裁，就是专制。不过，国民党实行独裁还算是公开的，并且承认其是过渡到宪政一个阶段。

辛亥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实际上能把满族人驱除到哪里？），但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又恢复帝制。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依然在进行瓜分中国侵略行经。民族矛盾的主流已经从“驱除鞑虏”转变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触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旗帜，又一次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北伐军的口号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这也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战争，当然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四分五裂，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北伐战争诉求的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目的。

国共两党打民族主义“牌”和抗日战争

共产党历来宣传从井冈山的败退是北上抗日，那实际上是经不起历史真实记录的，北上抗日是共产党打出的民族主义口号的一张牌。这张牌恰巧时逢日本占领东北，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这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已经在国民党军队围堵下，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差不多已经濒临被完全消灭的地步。所谓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被迫退出井冈山，究竟是北上、南下还是西走，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只要能逃跑，能保存革命实力，去哪儿都一样。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围堵下，不得不在雪山草地这样艰苦的路径中北逃。三十万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马。但国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共之间的矛盾必然要让位于民族矛盾。当时的民心所向，是“驱除日寇，还我河山”。全国掀起的抗日救国运动，一致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蒋介石清楚，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如果给了共产党喘息的机会，必将后患无穷。所以“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是蒋介石不肯放弃的，但是这个策略由于得不到广泛支持，共产党不失时机把握了喘息的机会，在蒋介石集团内部策反，结果发生了震惊中外并且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本意不是反对蒋介石中国领袖的地位，但由于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使家乡东北顺利被日本占领，民族仇恨燃烧在他的心头，再加上周恩来的策反工作，头脑一热，就悍然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与张学良争论在于，前者认为第一个敌人是共产党，后者认为第一个敌人是日本，前者说“攘外必先安内”，后者说“攘外内自安”。张学良的观点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也代表了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将领的主张。民族主义是中国的第一主义，西安事变表明是民族主义在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停止了十年内战，结成了所谓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号召全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正面与日军周旋，使100多万日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蒋介石领导的国军牺牲巨大，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间，国民党军队曾发动大型会战二十二次，大型战斗一一一七次，小型战斗二万八千九百余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达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舰艇几乎打光。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就有二百位之多……（参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客观地说，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国军的鲜血写就的历史，当然共产党也同样在抗日，但是国共双方都向世人宣传攻击对方不抗日，也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共产党完全抹杀国军正面战场的作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主要是进行了游击战。毛泽东并非在全力配合国军抗日，并未进行什么大的战役，主要是利用抗日战争，韬光养晦，积蓄力量。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说彭暴露了毛泽东要“保存革命实力”，准备将来对付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而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时，表示感谢日本的侵略战争，造就了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由此可见，民族主义经常是国内政治斗争利用的一张“牌”。这张牌可以争取民心，可以被利用达到政治目的。我们承认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很精通，很有研究，在玩弄政治把戏中是无可比拟的高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都宣传自己是抗日英雄，都在攻击对手是汉奸卖国贼，利用民族主义争取民心。尤其是共产党已经在其统治区域实行专制恐怖统治，不像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还多少有一点民主自由。但由于当时国民党是强者，共产党相对是弱者；国民党控制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国内外舆论都关注国民党是否实行宪政民主，而没有关注集聚在穷乡僻壤的共产党实行的专制恐怖统治。“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句老百姓话表明，共产党非常注重对人民“洗脑”，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如果在二十年前你问抗日战争是怎么回事，中国大陆人会告诉你那是共产党的抗日战争，而国民党是汉奸卖国贼。大陆的中国人只能够知道平型关大捷，只能从《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鸡毛信》、《小兵张嘎》、《烈火金刚》、《沙家浜》等电影、戏剧和文学作品中认识抗日战争，里面从来没有国民党军队抗战的信息，甚至有意识把国民党军队同伪军、日本军混淆在一起，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污蔑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用谎言欺骗中国人民，说是共产党领导了八年抗战，而将蒋介石领导的国军与汉奸汪精卫相提并论，以至大多数中国人一直信以为真。最近网上流传一本书，题目是《中共壮大之迷》，书中揭露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尽量避开与日本军队大规模作战，而将主要精力用于招兵买马，扩大地盘，壮大军事力量的事实，还以历史真面目。

毛泽东在大陆和共产世界玩民族主义牌

其实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首先是专制主义者，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

蒋在退守台湾以后，依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与蒋介石没有区别，但毛泽东走的是极端民族主义道路，尤其是毛泽东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捏合在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专制制度找到了更好的理论依据。

1949年共产党改国号以后，长年战争的浩劫，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经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人民渴望休养生息，在和平的环境中重建家园，对共产党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支持。朝鲜战争让共产党得到一次煽动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机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中国出兵朝鲜的口号，这个口号得到了当时刚得到实惠的中国农民、工人积极响应。本来“输出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纲领，就是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援助那些正在斗争的国家人民。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运用共产主义理论来发动群众，而是用“保家卫国”的民族主义口号来作为出兵朝鲜的理由。因为在共产党宣传下，中国人民都相信，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朝鲜胜利，意味着美国威胁中国的国家主权，意味着蒋介石集团将很快反攻大陆，人民将失去土地，失去到手的革命成果，“还乡团”打回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朝鲜战争的“胜利”（实际上不存在胜利）满足了中国人民民族主义心理，共产党在穷苦百姓中的声誉提高，也同样为巩固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建立民族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害极大。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毛泽东的确想一鼓作气拿下台湾，但朝鲜战争削弱了共产党的实力，同时也由于朝鲜战争美国也决心保卫台湾，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使得解放台湾成了一句口号。这时毛泽东暂时把台湾问题放在一边，全力进行国家建设。实际上毛泽东又一次开始了韬光养晦，准备积蓄力量，争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位置，企图确立毛泽东个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领袖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掀起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同时也再次将蕴藏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华夏中心”观激荡起来。斯大林去世后，苏联“老大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崇高地位并没有改变。毛泽东总想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政党，使自己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思想与中国历代帝王的思想一样，其野心可以与袁世凯半斤八两相比。不过不同的是，中国历代帝王的野心都在中国，以为中国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国。毛泽东可比历代中国皇帝的野心大，他是想借助于共产主义思潮，把中国变成世界革命的中心，把世界变成中国的天下，让自己成为世界人民的领袖。所以毛泽东根本瞧不起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瞧不起“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是不是中国人？）等，他还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怎样实现自己的野心呢？身在中国，首先要中国人承认，然后才能推向全世界。

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只有利用民族主义才能确定自己独裁者的地位。民族主义经常要以爱国主义来作为表现形式，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必须在民族冲突、国家冲突中显示出来，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等方面体现出来，甚至是在侵略、扩张、称霸等形式中得到确认。

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到了大跃进年代，更是荒谬到了极点，企图“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赶美”。毛泽东曾预言，“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1962年是三年大饥荒的最后一年，中国已经有3000万人被活活饿死。不知道是不是历史巧合，这一年10月发生了中印边境战争。中国人民在饥寒交迫中，依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共产党专制制度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由于浮夸风引起的贫穷、饥荒等国内社会矛盾被转移到民族矛盾上来。不仅如此，共产党利用控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灌输饥荒来源于“自然灾害”和“苏修”的逼债的谎言，以此煽动对苏联的民族主义仇恨。而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民的确被共产党愚弄和欺骗了。郭沫若有《满江红》吹捧毛泽东与苏联对抗和鼓动民族主义：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粲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吕大渝在《走近往事》一书中回忆：“关于那场灾难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直言不讳指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三条，即政策偏差、苏修逼债和自然灾害。但传达给老百姓的信息却是：因为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苏联利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暂时困难，单方面撤退了援助中国经济建设项目的专家，并向中国逼债所致。百年来，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导致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苏联这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不义之举，不只激发了成年人的民族情、爱国心。就连我这样十几岁的少年人也有着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就像《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和许多人一样，在每次讨论粮食定量的会议上，我也自愿地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决心分担一些毛主席肩上的重任。”由此可见，共产党和毛泽东就是利用了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来掩盖他们对人民和国家所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欺骗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在民族主义精神驱使下，容忍和接受了共产党的暴政统治，甚至维护专制制度和毛泽东的独裁，相信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大救星。

毛泽东嘲笑苏联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鼓吹暴力革命，嫉恨苏联与西方和解，攻击苏联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以此确定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序幕的1965年秋天作了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表达了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国，但还是在1964年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接下来又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和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都极大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自尊心。毛泽东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思想，使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盟友和支持者，加上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就更显得孤立。中国周边都是敌人，苏联是敌人，朝鲜也是修正主义，日本、南韩、台湾、印度、南越等国家和地区都是敌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敌人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越是敌人多，越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毛泽东就在这种孤立的环境下，煽动中国人民“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并积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实际是想称霸——作者注）”。

文化大革命再次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最狂热的时期。当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非常自信，他们说，“今天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统帅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向最后胜利冲去了，资产阶级要彻底完蛋了！”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 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00支队，1976年9月14日等）

贫穷而孤立的中国，凸显出“中华民族屹立在东方”，凸显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从此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潮。中国的孤立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从两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位置。首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从屈居于苏联老大哥小老弟的地位一跃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平起平坐并且意思是高于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地位。其实能够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对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集团，也仅有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中国尽力拉拢的共产主义国家只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越南、北朝鲜等为数极少且从中观望、调解和得到中苏斗争实惠的国家。中国主要还支持那些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的原教旨马克思列宁主义游击队，在全世界煽动武装叛乱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争，在思想、组织、物资和金钱上予以大力支持。凡是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各国共产党组织，一般在共产党名称后面的括弧里填上“马”字，以表明组织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组织，是进行武装斗争的组织（毛派组织）。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前，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叛乱，大都隶属于毛泽东思想麾下。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亚洲临近国家，武装叛乱一直威胁所在国政权和社会稳定。这些都是要表明，中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和领导地位，极大地煽动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直到现在毛泽东武装颠覆思想依然存有市场，尼伯尔毛派游击队已经咄咄逼人，威胁着尼伯尔民主政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其次，中国要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并且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中扮演第三个准超级大国的角色。这些都是旨在确定国际社会承认中国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正像何新先生得意地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的：“1949—1966年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和体现了我们民族百年来的许多理想，当时中国洗刷了它在近代所遭遇的民族屈辱。……我不能忘记，当时的中国总体形象旷傲而崇高，民风虽愚鲁却醇厚，思想虽幼稚却赤诚，国家虽贫困却有耻有格——自有其庄严神圣伟大的气象。”（何新《孤独与挑战》第一部）

毛泽东喜欢冒险，喜欢拿中国人民的生命冒险，煽动极端民族主义，以满足个人野心。正值文化大革命时的1969年“珍宝岛”事件，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时期，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冒险与强大的苏联军事对抗，的确也满足了中国人民族主义心理膨胀需求；1974年，中国又在西沙群岛与美国支持的南越发生了军事冲突，再一次鼓动中国的民族主义。凡是中国对外发生战争时，共产党政权就得到人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就是对共产党专制统治制度的支持，就是对领袖个人野心的支持。民族主义成了专制统治的强心剂。

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利用民族主义加强专制制度

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对外扩张，凡是能够以战争形式扩张中国领土或主张以武力解决与邻国争端的，往往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民族英雄一般都是在中国与他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对民族英雄的景仰，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毛泽东时代进行的战争，也为毛泽东冠上民族英雄称号，而且所进行的战争都是中方胜利，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反正在宣传上都一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些都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朝鲜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美国，甚至可以说是战胜了联合国；中印边境战争也是中方胜利，而且对这场战争的描绘，是印度军队不堪一击；“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以胜利者的姿态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有南沙群岛对南越的海上战争。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很快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实际最高权力。显示邓小平权力的不仅是解放思想，否定毛泽东，否定“两个凡是”和架空华国锋，更重要的是邓小平通过教训越南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杀鸡给猴（苏联）看，显示了中国作为强大国家的形象，煽动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确定了他作为中国总设计师的“英明伟大”。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实际上就是要否定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否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性，使共产主义理论成为随意解释、随意理解的主义。这与毛泽东发动对苏联的“九评”，反修防修，将中国自我孤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是异曲同工。是以民族主义作为基础，以大中华作为世界中心，试图渐进国际称霸。因为所有这些往往都会得到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民众的支持，从而起到了加强和巩固专制制度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的闭关自守和邓小平的对外开放，都基于民族主义。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承认私有制，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华民族复兴是完全必要的。中国一百几十年的战争和动乱，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黑暗，国家和民族伤痕累累，已经大大落伍于世界民族之林。压抑中的中华民族终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所以在改革开放短短的二十多年中，经济发展之迅猛，国家实力增长之迅速，让西方国家目瞪口呆。于是，共产党利用人民休养生息迸发出来的创业成果，硬是贴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脸面上，以此证明共产党专制制度的优越。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人们看到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在滋生高傲自大的民族主义，甚至许多人沾沾自喜。公布的2002年中国的GDP世界排名第六，并且预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12年超过德国，本世纪中叶，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毛泽东“赶英超美”的愿望似乎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在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中国人民已不仅仅是扬眉吐气了，而将更加意气风发地站在世界前端，成为发展的强者。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每一个中华儿女，将会拥有怎样一份自豪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1日《华东新闻》版）显然，中国的每一进步都使民族主义者引以为豪，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是否以实行专制制度引以为豪？如果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结为兄弟，民族主义就有专制制度帮凶的嫌疑。共产党就是制造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结合人。

中国人虽然没有自由，虽然还受专制制度压迫，但“华夏中心”感的自我狂热，依然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段时期来，竟然也可以煽动民众陶醉于“中国可以说‘不’”，可以向西方和美国以“超限战”进行狂热的民族主义吹嘘。“中国可以说不”和“超限战”理论在中国大有市场，显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要超过民主主义力量。其结果是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起来，那正是共产党专制政权所希望的，它似乎是在向中国人宣示，只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才能够维护民族主义，才能够满足民众的民族主义心理要求。共产党也认识到，只有发展经济，只有让知识分子成为共产党统治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的富裕阶层，才会让人们淡忘1989年的屠杀，才会磨灭人们的怨恨；也只有民族主义才能使草根阶层默默承受专制压迫，压抑社会矛盾。共产党从来都会抓住利用民族主义巩固专制统治的机会。有两次事件被共产党利用进行民族主义鼓动，一是“五八”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轰炸，二是中美飞机南海相撞事件。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致使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中国记者失去生命，中国政府在数小时之内就对外发表谴责声明，并指使学生上街游行，有意识激起中国民众强烈的爱国心和反美情绪，学生在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前的示威抗议非常激动，情况差点失控。北京大学示威游行的学生代表在美国使馆门前宣读抗议书：“玩火者必自焚！中国不可欺！中华民族不可辱！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学生向美国大使馆玻璃窗投掷砖头、石块、汽油弹、涂料等。广州市近五万学生、工人、市民游行涌往美、英等国驻穗领事馆。示威群众焚烧美国国旗，喊出了“不要麦当劳”等抵制美货的口号，而广东电影公司则宣布全面撤出正在其院放映的两部美国影片，成为抵制美货的首个具体行动。严重的是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愤怒的示威群众不仅投掷石块等，还冲入领事馆内放火烧毁签证署的一个房间，总领事康尼斯•柯尔的住处亦被烧，四、五辆领事馆人员的车亦被破坏。公安要出动催泪弹驱散示威人群，使馆人员也要迁出暂避。2001年4月1日愚人节发生了南海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一架中国F-8歼击机与一架美国EP-3型军用侦察机在海南岛东南方向104公里上空相撞，中国飞机坠落，飞行员王伟失踪，美国飞机机头严重受损，被迫降落在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对此事件，中国媒体报道说美国侵犯了中国领空，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自然激起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南中国海并不是中国的海，就像印度洋不是印度的海洋一样，中国在1996年就承认了海洋国际公约，陆地或岛屿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中美飞机相撞是在国际空域，并不存在美国飞机侵犯中国领空问题。不过，这次事件中国政府虽然阻止了学生上街游行，却通过媒体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尤其利用飞行员王伟的失踪（死亡）激起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包括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在内，中国的网上黑客组织了“红色红客联盟”，向美国发动了网上战争，攻击了美国包括白宫在内的众多政府网站，当然美国黑客也进行了网上反击。

抗议美国就必然要站在中国政府（共产党）一边，就必然要爱国，爱国就要爱政府、爱党，这就是共产党煽动民族主义的目的。自由社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行为并不一定要与爱政府或者爱某一政党相关，甚至可能相反，民族主义可能激起反对政府的浪潮，但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都是与热爱共产党、热爱领袖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共产党专制统治的严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历史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但同时又是反政府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自由社会的香港，人们可以上街游行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如保钓抗议游行，但在大陆就不行，民众的民族主义是被党和政府控制的。这种控制就是党和政府将民族主义作为工具，需要时就煽动，不需要时就压制，所谓需要就是对维护专制政权有用。

民族主义要不要？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本文的观点决不是要否定民族主义，只是要揭露专制主义利用民族主义来维护专制制度的本来面目，而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确成了专制制度的强心剂。所以我们在反对专制制度的同时，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基于顺应世界潮流，基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尊重人权，倡导民主法制社会的建立。

2003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