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毛泽东在文革后期，发表过一个“最高指示”（当时特指毛的言论），谓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多数民众，整个陷入了一种教条和迷信盲从的狂热之中，所以当时除了也像他的其它“最高指示”一样，热热闹闹地宣传欢呼，喊口号般地反复嚷嚷了一阵后，也就如“耳边风”一样地刮过去，根本没有人去领会他这句话后面的深刻含义，更不用说理解这句话里面说出了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突破中国历史总是重复的宿命的良苦用心、而能够去加以正确的解释和引导。终于导致那场运动在事实上得到了完全事与愿违的灾难性结果。毛泽东本人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作为社会主体的民主“大众皇帝”们，却根本不知道他的本意（正如西方格言所说“天才射出去的箭，常人连箭头的方向都找不到”），把那场本来要想避免历史重复的“文化（精神）革命”，搞成了一个最荒唐、最大规模的典型“窝里斗”，最后没商量地要为国家和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要不断产生影响的恶果损失“买单”。以新“人类社会学”理论的民主本质来看，完全是理所当然、应该如此的。
其实这句话是非常正确而有科学道理的。是只有具备毛泽东那样天赋的才能、丰富的历史知识，加上以领袖地位和条件来亲身实践的经验体会，才有可能抽象、概括得出来的（而西方的某大哲学家，却只能得出“历史的教训就是没有教训”，这样“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肤浅、表象的结论）。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每一个以国家或民族文化区分的特定社会，在时间的进程中，由许多对当时社会的上层建筑或经济基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有代表性的具体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的事实，按时间顺序积累起来的“文字记录”。而民间文学艺术传说、故事、轶闻、则是从不同角度对历史的补充。
众所周知，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任何科学家或科学工作着，都十分懂得重视、利用或珍惜在研究进程中，由自己或前人积累的一些“实验记录”（包括科学文献、书籍、资料），以便随时用来总结过去的失败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或摸索成功规律，启发出更有效的新思路。甚至可以认为，西方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够不断的突飞猛进、不断开创一个又一个新高度，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充分利用前人积累下来的、包括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叙述或总结在内的“实验记录”，始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攀登的结果。
可惜的是，西方文化具备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去思考、认识那些比自然科学要复杂得多的、有关人类和自己的社会的问题，又没有足够长、足够多的历史记录，可以让他们可以像在相对简单的自然科学领域那样，靠数学和统计学之类、所谓的科学方法，来得出对后来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经验或教训，却只能挟自己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功后产生的经验主义，把自己当成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东西或动物，搞出了一套完全错误、难以自圆其说、甚至根本经不起推敲或实践检验的社会科学理论。非但不能促进人类精神文明领域里的发展、进步，到头来还只能撕破脸皮来推行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以高科技手段来进行原始野蛮的“肉体战争”，客观上形成“越野蛮越文明”的悖论和尴尬。如果不是当局者迷的话，就算西方人用他们简单的“理工科思维”，发现这个问题也是不难的。因为面对总是失败的实践，只能去怀疑自己所依据使用的（社会）理论是否有错？他们本来早就应该发现，这是一个和不去创造“氧化论”求突破化学的瓶颈，反而要继续坚持靠“燃素论”走到黑一样，是同样愚蠢的事情！
可以认为，历史就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实验（践）记录”。任何一个社会，都可以通过研究、比对自己的这份“实验记录”，从过去的失败的教训或成功的经验中，找到对未来如何“趋利避害”的借鉴或启发。比如拿德国当年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谣言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来对比美国在发动对伊战争前后的舆论，就知道手法如出一辙了。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和重要性，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记录”完全一样，甚至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利害而更重要。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就是看到了这一点，预感到中国历史可能再次重复的危险，主观上希望加以避免而采取的措施。而他的最后失败，完全是因为在“只知其然”的层次上认识问题的缘故。根据新“人类社会学”的认识论观点，认为在这样认识层次上提出的解决办法，必然要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之所在，但是却不能因此说他对历史经验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相反，未来的历史很可能会以事实来证明毛的担心是对的，中国人将因为不重视历史经验，而再次受到惩罚！
更可以认为，中国历史是中华文化为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或创造出的一笔价值不可估量的“知识财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可能正在沿着中国历史的轨迹“前进”，虽然具体的表现因物质文明提高的影响而有很大的差别（如战争的方式和规模），但本质上确是绝对相似、一一对应的，甚至可以把今天的世界当成是一个“放大了的历史中国”来加以讨论。不信请看：
今天世界的格局，类似于周朝末年的战国时代，到处烽烟四起，个个都想自立为王，联合国像被霸权狭持的“周天子”；现在的美国就像当时强大的秦国，有称霸的野心和实力，却遭到其它国家明里暗里的反对、抵制。连双方采用的策略都仿效两千多年前“合纵、连横”的“中国模式”；而且如果有人愿意搜集当前国际上各方采用过的所有策略和行为模式，将会发现它们无一不是源自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或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的“盗版”（没有向中国交“知识产权使用费”）：更不用说今天包括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弄虚作假、不讲诚信，或“莫须有”“指鹿为马”之类的霸道行为，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策略。只能说明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有更深层的社会理论认识问题，是我们现在沿用的、错误的社会理论根本不能认识和解释社会问题，更不能正确指导社会实践造成的结果。可以不客气地指出，有人经常说美国“文化优秀、制度先进”，是其它国家的“楷模和榜样”之类论调。这完全是牵强附会的、类似“势利眼、以貌取人”似的胡说八道。其实它的发达和强大，说穿了只不过是它有意无意地在按“扬长避短”的中国策略行事的结果（欢迎驳斥）。而以这样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甚至其它国家未来的成功或失败，也是绝对正确有效的。所以，如果世人非要将中国的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落后”，那等于是自取其辱，说明自己居然愿当“落后文化”亦步亦趋的“跟屁虫”！
所以，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或看穿某些冠冕堂皇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或“阴谋诡计”，甚至还可以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趋势，提醒世人及早“未雨绸缪”，不要事到临头而悔之晚矣。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不断重复，以及毛泽东试图打断这种重复、却彻底失败的历史经验，结合近代世界历史经验的研究对比中，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或启示，那就是中华文化的确是代表当前人类精神文明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却没有达到可以制约或平衡物质文明片面发展的必要水平。当务之急的，就是找到一种科学而正确的社会理论，来释放和正面充分利用这种文化的全部能量。只要避免重蹈中国历史经验的覆辙，就一定能重新开创出属于全人类的光明前途！
而除非我们因为“麻木”或顾及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故意装做“视而不见”，否则这种理论事实上已经找到，并且正摆在我们的面前，等着接受任何“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推敲检验、甚至跃跃欲试地要发动一场“精神战争”呢。这种理论就是从实践中来、又准备回到实践中去的新“人类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