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毛澤東在文革後期，發表過一個“最高指示”（當時特指毛的言論），謂之“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只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大多數民眾，整個陷入了一種教條和迷信盲從的狂熱之中，所以當時除了也像他的其它“最高指示”一樣，熱熱鬧鬧地宣傳歡呼，喊口號般地反覆嚷嚷了一陣後，也就如“耳邊風”一樣地刮過去，根本沒有人去領會他這句話後面的深刻含義，更不用說理解這句話裡面說出了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突破中國歷史總是重複的宿命的良苦用心、而能夠去加以正確的解釋和引導。終於導致那場運動在事實上得到了完全事與願違的災難性結果。毛澤東本人固然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但是作為社會主體的民主“大眾皇帝”們，卻根本不知道他的本意（正如西方格言所說“天才射出去的箭，常人連箭頭的方向都找不到”），把那場本來要想避免歷史重複的“文化（精神）革命”，搞成了一個最荒唐、最大規模的典型“窩裡鬥”，最後沒商量地要為國家和社會，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還要不斷產生影響的惡果損失“買單”。以新“人類社會學”理論的民主本質來看，完全是理所當然、應該如此的。
其實這句話是非常正確而有科學道理的。是只有具備毛澤東那樣天賦的才能、豐富的歷史知識，加上以領袖地位和條件來親身實踐的經驗體會，才有可能抽象、概括得出來的（而西方的某大哲學家，卻只能得出“歷史的教訓就是沒有教訓”，這樣“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膚淺、表象的結論）。
什麼是歷史？歷史就是每一個以國家或民族文化區分的特定社會，在時間的進程中，由許多對當時社會的上層建築或經濟基礎，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有代表性的具體事件的過程和結果的事實，按時間順序積累起來的“文字記錄”。而民間文學藝術傳說、故事、軼聞、則是從不同角度對歷史的補充。
眾所周知，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任何科學家或科學工作着，都十分懂得重視、利用或珍惜在研究進程中，由自己或前人積累的一些“實驗記錄”（包括科學文獻、書籍、資料），以便隨時用來總結過去的失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或摸索成功規律，啟發出更有效的新思路。甚至可以認為，西方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夠不斷的突飛猛進、不斷開創一個又一個新高度，就是因為他們懂得充分利用前人積累下來的、包括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的敘述或總結在內的“實驗記錄”，始終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進行攀登的結果。
可惜的是，西方文化具備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去思考、認識那些比自然科學要複雜得多的、有關人類和自己的社會的問題，又沒有足夠長、足夠多的歷史記錄，可以讓他們可以像在相對簡單的自然科學領域那樣，靠數學和統計學之類、所謂的科學方法，來得出對後來有參考價值的歷史經驗或教訓，卻只能挾自己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成功後產生的經驗主義，把自己當成只有共性沒有個性的東西或動物，搞出了一套完全錯誤、難以自圓其說、甚至根本經不起推敲或實踐檢驗的社會科學理論。非但不能促進人類精神文明領域裡的發展、進步，到頭來還只能撕破臉皮來推行動物世界的“叢林法則”，以高科技手段來進行原始野蠻的“肉體戰爭”，客觀上形成“越野蠻越文明”的悖論和尷尬。如果不是當局者迷的話，就算西方人用他們簡單的“理工科思維”，發現這個問題也是不難的。因為面對總是失敗的實踐，只能去懷疑自己所依據使用的（社會）理論是否有錯？他們本來早就應該發現，這是一個和不去創造“氧化論”求突破化學的瓶頸，反而要繼續堅持靠“燃素論”走到黑一樣，是同樣愚蠢的事情！
可以認為，歷史就是社會科學領域裡的“實驗（踐）記錄”。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通過研究、比對自己的這份“實驗記錄”，從過去的失敗的教訓或成功的經驗中，找到對未來如何“趨利避害”的借鑑或啟發。比如拿德國當年的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名言“謠言說一千遍就變成真理”來對比美國在發動對伊戰爭前後的輿論，就知道手法如出一轍了。其對社會發展的意義和重要性，和自然科學中的“實驗記錄”完全一樣，甚至因為直接關繫到人類自身的利害而更重要。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革”，就是看到了這一點，預感到中國歷史可能再次重複的危險，主觀上希望加以避免而採取的措施。而他的最後失敗，完全是因為在“只知其然”的層次上認識問題的緣故。根據新“人類社會學”的認識論觀點，認為在這樣認識層次上提出的解決辦法，必然要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之所在，但是卻不能因此說他對歷史經驗的判斷也是錯誤的，相反，未來的歷史很可能會以事實來證明毛的擔心是對的，中國人將因為不重視歷史經驗，而再次受到懲罰！
更可以認為，中國歷史是中華文化為世界做出的重大貢獻，或創造出的一筆價值不可估量的“知識財富”。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跡象表明，人類社會可能正在沿着中國歷史的軌跡“前進”，雖然具體的表現因物質文明提高的影響而有很大的差別（如戰爭的方式和規模），但本質上確是絕對相似、一一對應的，甚至可以把今天的世界當成是一個“放大了的歷史中國”來加以討論。不信請看：
今天世界的格局，類似於周朝末年的戰國時代，到處烽煙四起，個個都想自立為王，聯合國像被霸權狹持的“周天子”；現在的美國就像當時強大的秦國，有稱霸的野心和實力，卻遭到其它國家明里暗裡的反對、抵制。連雙方採用的策略都仿效兩千多年前“合縱、連橫”的“中國模式”；而且如果有人願意搜集當前國際上各方採用過的所有策略和行為模式，將會發現它們無一不是源自孫子兵法、三十六計、或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的“盜版”（沒有向中國交“知識產權使用費”）：更不用說今天包括美國和西方世界在內的國際社會，普遍存在的貪污腐敗、弄虛作假、不講誠信，或“莫須有”“指鹿為馬”之類的霸道行為，以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統治策略。只能說明這不是一個個別的文化現象，而有更深層的社會理論認識問題，是我們現在沿用的、錯誤的社會理論根本不能認識和解釋社會問題，更不能正確指導社會實踐造成的結果。可以不客氣地指出，有人經常說美國“文化優秀、制度先進”，是其它國家的“楷模和榜樣”之類論調。這完全是牽強附會的、類似“勢利眼、以貌取人”似的胡說八道。其實它的發達和強大，說穿了只不過是它有意無意地在按“揚長避短”的中國策略行事的結果（歡迎駁斥）。而以這樣的角度來探討中國甚至其它國家未來的成功或失敗，也是絕對正確有效的。所以，如果世人非要將中國的問題歸咎於中國文化“落後”，那等於是自取其辱，說明自己居然願當“落後文化”亦步亦趨的“跟屁蟲”！
所以，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我們不僅可以發現或看穿某些冠冕堂皇的行為背後的真實意圖或“陰謀詭計”，甚至還可以預見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趨勢，提醒世人及早“未雨綢繆”，不要事到臨頭而悔之晚矣。
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不斷重複，以及毛澤東試圖打斷這種重複、卻徹底失敗的歷史經驗，結合近代世界歷史經驗的研究對比中，總結出一個重要的結論或啟示，那就是中華文化的確是代表當前人類精神文明可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卻沒有達到可以制約或平衡物質文明片面發展的必要水平。當務之急的，就是找到一種科學而正確的社會理論，來釋放和正面充分利用這種文化的全部能量。只要避免重蹈中國歷史經驗的覆轍，就一定能重新開創出屬於全人類的光明前途！
而除非我們因為“麻木”或顧及眼前的既得利益，而故意裝做“視而不見”，否則這種理論事實上已經找到，並且正擺在我們的面前，等着接受任何“橫挑鼻子豎挑眼”的推敲檢驗、甚至躍躍欲試地要發動一場“精神戰爭”呢。這種理論就是從實踐中來、又準備回到實踐中去的新“人類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