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對二戰後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思想的介紹和研究，我國已經比較多了。在我的記憶中，改革開放後不久，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思想在我國經濟學界和思想界已經很熟悉了。但不知為什麼，二戰後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法國的“威權主義（Dirigisme）”、北歐的“瑞典學派”在我國被介紹、研究得都不多。

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改革、法國的“威權主義（Dirigisme）”和北歐的“瑞典學派”應該說都是比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思想更左一些的經濟思想理論，因為這三種思想都更主張政府主導作用和部分國有化。當然，它們也都反對蘇聯式的全盤國有化和全盤指令性經濟計劃。

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和英國的社會民主主義、北歐的“瑞典學派”都是一些學者最初形成理論，然後被政治家支持、採用。而法國的“威權主義”則不是由學者先提出來的，而是政治家在經濟實踐中形成、推行的，這點與“美國學派”比較類似。

法國的“威權主義”與戴高樂的關係更重一些。1944年盟軍攻克法國後，戴高樂成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1945年9月，法國舉行全民公決，成立了第四共和國；11月，戴高樂被議會選舉為臨時政府總理。面對法國經濟恢復和建設的艱巨任務，戴高樂採用、推行了“威權主義”。但戴高樂這次執政時間不長，46年1月，他擬定了一部加強總統權力的憲法，遭到以法國共產黨為首的占議會大多數的左派的反對，被指責為“法西斯主義”，因而被迫辭職。這一下他一賦閒就是十二年。

在戴高樂在野的十二年間，由於憲法賦予了議會過大的權力，議會中黨派爭鬥激烈，動不動就把政府拉下台，在這十二年中竟然出現了21個內閣。但無論哪個內閣執政，經濟政策上仍基本執行了戴高樂奠基的“威權主義”路線。

法國人對議會中的爭鬥和政府的不穩定越來越不耐煩。在58年的阿爾及利亞（當時是法國殖民地）叛亂中，不穩定的政府更暴露出應對的無能。駐阿爾及爾的法國軍隊這時造了反，要求除非戴高樂上台，不然他們就進軍巴黎。議會答應了軍隊的要求，授予戴高樂全權。戴高樂修改憲法，加強總統權力和行政權力，在全民公決中以79.2%通過，成立了第五共和國。在隨後的總統選舉中，又以壓倒優勢獲選，之後在經濟政策上進一步推行“威權主義”。

“威權主義”意味着部分國有化。早在二戰前，法國和英國的經濟就已經落後於美國和德國。美國和德國都在政府保護、扶持下發展起一批高技術、高效率的大企業，而法國和英國仍然主要是分散、碎片化的私人經濟。二戰後，法國和英國都不約而同地用國有化的方式來整合、建立大企業。

法國在二戰後沒收了一批法奸的資產，所以法國搞國有化的條件要好於英國。美國二戰後實施“馬歇爾計劃”，對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達四年之久。有些西歐國家用這筆錢扶助私人企業，但法國幾乎都作為政府投資投入到基礎性部門。法國政府掌握了鐵路、港口、航空、造船、電力、天然氣、電信、國防、核能等行業，在汽車、製藥、建築、化工、金融等部門也有相當股份。法國的國有經濟占法國經濟比重一度超過三分之一。

“威權主義”還意味着政府主導。二戰後，法國也設立了“計劃委員會”，制定指導性五年計劃。這種指導性計劃與蘇聯指令性計劃不同，政府並不直接決定企業的投資、生產和分配，而是用政策和信息來激勵、誘導公私企業來適應國家需要和市場需求。二戰後，除法國外，還有日本也制定了若幹個四年指導性計劃，效果也十分顯著。我國改革開放後，也由原先蘇聯式的指令性計劃轉變為指導性計劃，進一步發展、成熟了指導性經濟計劃這一政府主導形式。

在奉行“威權主義”期間，法國經濟以年平均4.5%的速度強勁增長。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間，法國經濟一直不如英國，1950年法國的經濟總量僅為英國的77%。二戰後其實英國發展得也不錯，但國有經濟比例更高、政府主導作用更強的法國仍然在戴高樂執政時的1964年經濟總量超過了英國。與英國的差距在70年代擴大到115:100,80年代擴大到125:100。直到80年代中期法國放棄了“威權主義”，也“順應世界潮流”搞起了私有化和市場化，兩國差距才逐漸縮小。

戴高樂於1969年因提出的削弱參議院權力修憲案公投被否決，宣布辭去總統職務。那年法國人均GDP合2715美元，不僅高於英國的2032美元，也高於德國的2687美元（70年數字，我沒有找到69年數字）。戴高樂辭職後，曾任戴高樂總理的蓬皮杜當選為總統。蓬皮杜有一件事引人注目：他上任後不久，就聲稱學習美國的“先進經驗”，搞中央銀行獨立，並將中央銀行交給私人資本支配。人們認為，這與他54至58年期間任羅思柴爾德銀行行長的經歷有關。但在其它方面，蓬皮杜還是繼續奉行了戴高樂路線，包括經濟上的“威權主義”。法國經濟強勁的增長勢頭直到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機時才減弱。二戰後到70年代中期的這一時期為法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國力最強的時期之一，也是國民生活水平最高、貧富差距最小的時期之一，被稱為法國歷史上的“光榮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

蓬皮杜74年任內因病去世，之後是曾任戴高樂財政部長的德斯坦當選總統。德斯坦81年任滿後，左翼社會黨的密特朗當選總統。密特朗上任之初雄心勃勃地準備進一步推進國有化，宣布所有大銀行和2000人以上的大企業都要國有化。但不到兩年就遇到困難，這時又興起了新自由主義的世界性潮流，密特朗在這一潮流面前屈服了。他不僅停止了進一步國有化，也放棄了“威權主義”，轉而搞起了私有化和市場化，當然力度比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要弱一些。

到現在，法國的經濟情況在西方主要國家中還算可以，但也面對國債高、失業率高、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等困難。人們在惶惑也在爭論：這些困難究竟是“威權主義”的後遺症、還是放棄“威權主義”的結果？

（八）

近些年，一些研究者對自由市場經濟（liberal market economies）和協調市場經濟（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進行了比較研究。自由市場經濟是指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等國的經濟模式，又稱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協調市場經濟是指北歐五國、德國、法國、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瑞士等國的經濟模式，又稱萊茵模式。

1991年，法國出版了一本書《資本主義對抗資本主義：美國是如何讓對個人成就和短期利潤的執迷把它帶到了崩潰的邊緣》，作者是當時法國最大的保險公司Assurances Générales de France（FGF）的總裁、國際基督教企業總裁聯盟的主席Michel Albert。這本書迅速被翻譯成多種文字。

    該書中較早地對“萊茵”模式和“盎格魯—薩克遜”模式進行了比較。Michel Albert指出：“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以市場為目標，其他一切人類的價值和社會利益都可以為了市場而犧牲；“萊茵”模式則以人類的價值和社會利益為目標，把市場作為達到這些目標的手段，並在市場運作偏離這些目標時對之盡心馴化。他認為“萊茵”模式更為優越。

前幾年，有一家名為“新時代”的生物公司準備開設一家新的研發中心，該公司的CEO實地考察了德國和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五個方面進行了對比，最後選擇了德國。他進行對比的五個方面是：

1.在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公司與其它公司和雇員之間的談判都由公司自己進行。而在德國這類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各行業都有協會，同行業價格、工資等都由協會集體協商，這樣，不平等競爭、低工資競爭、罷工等都很少。

2.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強調自由、競爭，因此雇員、特別是專業人員流動很頻繁。而德國這類協調市場經濟國家比較注重長期乃至終身協議，這樣，公司就能夠在培訓、提高雇員水平能力上加大投入。

3.由於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人員流動性太強，所以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教育培訓體系只提供一般性技巧。而在德國這類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可以提供專門化的教育培訓，這對生物公司這類高科技公司尤為重要。

4.在德國這類協調市場經濟國家，由於有行業協會，所以更傾向於競爭者之間的合作，建立行業標準和質量控制也比較容易，與其它公司的供貨關係也比較穩定。而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由於完全沒有行業協會這種組織，一切都靠公司自己，所以不確定性很大。

5.美國這類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公司的決定權主要在公司股份持有者手中，因此公司戰略傾向於短期的、直接的利益。而德國這類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公司的決定權主要在管理委員會（supervisory board）任命的經理人員手中，因此公司戰略更傾向於長遠的發展。

在其它對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市場經濟進行比較的研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方面還有：

當前美國的人均GDP雖然高於德國（2013年美國人均GDP為53101美元，德國人均GDP為44010美元），但德國有東西德合併的因素，在協調市場經濟國家中是較低的；法國人均GDP為42999美元，在協調市場經濟國家中也較低，但要高於英國的39567美元；一些協調市場經濟國家人均GDP要高於乃至大大高於美國，如挪威（105478美元）、瑞士（80473美元）、瑞典（60020美元）、丹麥（58668美元），另一些協調市場經濟國家人均GDP與美國也所差無幾，如奧地利（49844美元）、芬蘭（48707美元）、荷蘭（48091美元）等。

但在上世紀60、70年代，美國人均GDP要大大高於上述國家、乃至高出一倍多，如1970年美國人均GDP為4998美元，瑞典為4404美元，瑞士為3648美元，挪威為3283美元，丹麥為3366美元，德國2687美元，法國2821美元，荷蘭2711美元，芬蘭2436美元，奧地利2055美元。與當前經濟情況相比，這兩類市場經濟所導致效果的一升一降是很明顯的。

而且美國GDP的相當一部分是金融和房地產泡沫；而協調市場經濟國家這兩類泡沫很低，實體經濟很多方面強於美國。2009年，著名企業諮詢家Hermann Simon出版了一本《隱藏着的冠軍》，稱世界中小市場的領軍企業，80%分布在德國和斯堪底納維亞地區。

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強調競爭，傾向於把任何領域、任何形式的壟斷都視為障礙；而協調市場經濟國家注重信息分享和企業合作，對某些行業和某些形式的壟斷，特別是對能源、電力、電信、鐵路等部門的國家壟斷持理解態度。即使在競爭性領域，他們也允許、推行價格協議等方式，避免過度競爭、嚴重內耗。

自由市場國家企業活動的中心目標是股東利益最大化；而協調市場國家企業活動還要兼顧社會和職工利益，重要事項由政府、同行業雇主協會和工會共同協商。在每個稍具規模的企業中都要建立代表全體職工的工作委員會，董事會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職工代表。這樣看來好像是損害了資方利益，但由於勞資糾紛和罷工很少，儘管這些國家職工工資普遍高於美國，但利潤率並不低。

當經濟不景氣時，自由市場國家經理們的第一反應就是裁減員工。而協調市場國家的企業普遍的做法是：當生意好時，職工加班的加班費不發給工人，而是存在企業設立的賬戶中；當經濟不景氣時，工時和工資都降低，這時把積存的加班費還給工人，這樣等於工人半休假而工資基本不減。而且不景氣時企業如果不裁人，政府也給與一定的福利和補貼。這樣，經濟波動對社會、企業和職工的影響明顯不像自由市場國家那樣大。

但對富人來說，住在協調市場經濟國家可能就沒有住在自由市場經濟國家好了。德、法和北歐國家的最高稅率都是50%以上；而美國奧巴馬大講增稅，也不過準備將最高稅率提高到39%。協調市場經濟國家都有部分國有經濟，按國內市場自由主義者的說法：“擠壓了民營企業發展空間”。這些國家國有企業的高管收入都不算高，例如德國商業銀行實行部分國有化後，高管年薪被限定不得超過50萬歐元，僅為普通員工的12倍，其它協調市場經濟國家有的更低。

研究者普遍承認，在一個項目上美國要優於所有協調市場經濟國家，那就是科技創新。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和生物工程的發明和應用為主要標誌，這些基本都發端於美國。但有研究者指出：這些新的發明和應用最初多是與軍事需要有關，因此不大可能出現於二戰後的歐洲；空間技術實際上最初出現在前蘇聯，所以這些新的發明和應用與國家實力和軍事實力有關，與是否自由市場經濟沒多大關係。更何況，即使在美國，原子能、電子計算機、空間技術、生物工程這些發明和應用也都是在政府主導或扶持下、而不是單靠私人企業和市場發展起來的。（我們也不要忘了，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是政府主導、適度國有，但那時德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優於所有國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