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已經99年了。“五四”運動最響亮的口號便是“民主”和”科學”。99年來，多少華夏兒女這兩個耀眼的目標去奮鬥犧牲。可是年復一年，中國還沒有實現民主法治，本土也沒有產生出科技諾貝爾獎。

眾所周知，民主和科學都起源於古希臘。“言必稱希臘”不僅發生在當年民國治下，也發生在蘇區延安。古希臘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的確是不可磨滅的。

不過發生在公元前399年雅典發生的處死哲學家蘇格拉底的事件，卻使我們不得不思考古希臘民主政治的另一面。法國畫家雅克-路易·大衛的不朽名作《蘇格拉底之死》一百多年來，一直給全人類帶來悲劇的啟示。

下面這篇網文，是對這一歷史事件前因後果的較完整介紹。

蘇格拉底之死與民主政治（轉貼）

2012-06-25 07:12:29

仰望歷史的星空，那些先賢聖哲雖然離我們十分遙遠，但他們以其深邃的思想，影響着一代又一代人。這些人，在他那個時代無論人們對其是毀是譽，是褒是貶，但是儘管時光流逝，他們的名字在歷史的長河中會愈發璀璨。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一個生活在貧困之中，並且死於非命的人，因其死亡而引起歷代先賢的思考，關於蘇氏之死的文章已經不少，囿於所限，我能拜讀的並不多，實在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對於蘇格拉底這個人，人們關心探討的絕大部分都是他的死。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蘇氏之死做了各種各樣的推測，主要的方面是從政治和法律的角度來考慮這件事。其中最偉大的作品就是斯東的《蘇格拉底的審判》，我也無緣看到這樣本，只是在網上看到一些節略。而我所考慮的是，我們自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民主是一個普世追求的價值觀念和一種政體，專政總代表是落後和野蠻。蘇格拉底死時已經70歲，象這樣的老人，思想深邃，悲天憫人，洞察人情事故，為何反對民主，並以生命為代價呢？本文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探討蘇格拉底緣何會如此反對民主，並認為是所謂的民主造成那個時代最善良、最聰明的人之死，由此對民主進行反思，並探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民主。

一、雅典民主政體的發展與形成

由於本文是以蘇格拉底為研究對象，故本文僅介紹在蘇氏出生之前及其生活的年代雅典民主政體的發展以及對雅典有影響意義的政治改革。蘇格拉底生活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470年（或前469），卒於公元前399年。雅典是希臘的城邦國家之一，當時的城邦多達數百，其中最強盛的是雅典和斯巴達。雅典和斯巴達儘管是同時代的國家，但其治理國家的方式非常不同，雅典是民主政體，斯巴達以軍事單位為基本組織的特殊的國家，是寡頭政治。在此時期，對雅典有重大的影響的幾件事是：希波戰爭和伯羅奔尼撒戰爭、俊倫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及伯利克利對民主制度的維護和加強。本文簡要介紹如下：
1、公元前490年，強大的波斯帝國在大流士的率領下，開始了第一次希波戰爭，以波斯失敗告終。前486年，薛西斯繼位。薛西斯以父親的失敗為恥辱，經過五年的準備，帥大批軍隊對希臘發動進攻。由于波斯過於強大，對整個希臘的城邦造成了心理和實際上的威脅，整個希臘團結在一起，共同對付波斯入侵。公元前478年，希波戰爭以雙方簽訂卡里阿斯和約而告結束，波斯帝國從此承認小亞細亞之希臘城邦的獨立地位，並且將其軍隊撤出愛琴海與黑海地區。
2、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是在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與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之間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從前431年一直持續到前404年，其中雙方幾度停戰，最後斯巴達獲勝。這場戰爭結束了雅典的經典時代，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強烈地改變了希臘的國家。幾乎所有希臘的城邦參加了這場戰爭，其戰場幾乎涉及了整個當時希臘語世界。在現代研究中也有人稱這場戰爭為古代世界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戰爭，在戰爭期間內政與外交息息相聯。雅典喪失了其強國地位。伯羅奔尼撒戰爭中，交戰的雙方都是非正義的。在爭奪霸權的這場較量中，斯巴達能夠獲勝，只不過因為其內部矛盾比之雅典相對小些、簡單些罷了。雅典人對自己的同盟者壓榨過甚，也為他們自己埋下了禍根，使自己最終輸掉了戰爭。
3、俊倫改革。俊倫是古希臘的賢人，在他從政期間，進行了著名的改革，時間是在前594年。改革內容主要有四項：一是頌布解負令，二是確立了財產等級制度，三是建立四百人會議，四是鼓勵和發展農工商業。
4、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前524年任雅典首席執政官。公元前508年，他聯合平民通過公民大會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設立10個地區部落，取代原來的4個氏族部落。雅典被分為城區、沿海和內地三大地區，各大地區再分為十部分，稱為三一區。通過抽籤，從每個大區中各抽一個三一區，合成一個地區部落。三一區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構成雅典公民政治、社會和宗教活動的基層單位。年滿18歲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隸屬的德莫斯內通過一定的入籍儀式便可取得公民權。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內取得雅典公民權。這樣，地域原則代替了血緣原則，削弱了氏族貴族在各方面的影響。其次，規定每個地區部落每年各選50名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五百人議事會，代替梭倫創設的四百人議事會，成為公民大會各項提案的起草機構，並負責處理國家日常行政事務。克利斯提尼還加強公民大會和民眾法庭的活動。根據他的建議，制定了貝殼（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5、伯里克利對民主制度的維護和加強。伯里克利是雅典民主派的代表，是希臘民主政治的著名領袖。從公元前443年到429年，一直擔任雅典十將軍委員會的首席將軍。從個人品質到政治、軍事能力上，這個人是無可挑剔的。在他當政期間，主要進行了以下四項改革：（一）剝奪戰神山議事會的政治權力，使之分別歸屬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此後，戰神山議事會只審理帶有宗教性質的案件和事務。公民大會、陪審法庭和五百人會議擺脫了戰神山議事會的牽制，完全成為雅典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執行機構。（二）各級官職向廣大公民開放。公元前457年後，第三等級公民取得擔任執政官的資格，第四等級公民後來事實上也被允許擔任此職。於是雅典全體男性公民基本上都獲得了不受財產限制，通過抽籤、選舉和輪換而出任各級官職的權利和機會。（三）實行公薪制。最初，由國家給予陪審法官每日生活津貼，後薪給制擴大到大多數公職，這就為貧苦公民參加政權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質保證。（四）限製取得雅典公民身份的範圍。前451年規定，凡父母雙方皆為雅典公民者才能獲得雅典公民權。
通過以上五個方面重大的事件和變革，雅典的民主制度基本上得以確立。波斯戰爭中雅典的勝利，被雅典人理解為雅典民主政體的勝利。戰爭奇蹟般的勝利，大大助長了平民的氣勢，也給民主思想的普及以極大的推動，民主制度得到了鞏固和加強。伯羅奔尼撒戰爭是一場耗時長久、非常殘酷的戰爭，在戰爭中，雅典及其同盟對雅典的民主制度進行了理論性很高的思考和總結。通過俊倫、克利斯提尼、伯利克利改革，雅典民主制度到以確立和完善。
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雅典是這樣的民主：一、民主的基礎。俊倫改革中的解負令，擴大了公民的基礎；克利斯提尼改革規定年滿18歲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隸屬的德莫斯內通過一定的入籍儀式便可取得公民權。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內取得雅典公民權；伯利克利改革規定雅典全體男性公民基本上都獲得了不受財產限制，通過抽籤、選舉和輪換而出任各級官職的權利和機會。並實行公薪制，為貧苦公民參加政權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質保證；但又規定凡父母雙方皆為雅典公民者才能獲得雅典公民權。二、雅典的政體。俊倫改革之前是貴族政治。掠奪和暴行激起了平民暴動，使雅典政局動盪。有着民主傳統的雅典選擇了俊倫，並在俊倫的帶領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通過以財產劃分等級制度，打破了貴族壟斷政權的局面，動搖了貴族政治的基礎，為雅典民主政治民主政治發展開闢了道路。建立四百人會議，進一步打破貴族專政。我們從荷馬史詩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臘的權力機構是公民大會。俊倫恢復公民大會為國家權力最高機關，削弱了貴族長老會權力。建立四百人會議，作為常設機構，實際掌握了最高統治權力。克利斯提尼規定每個地區部落每年各選50名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五百人議事會，代替梭倫創設的四百人議事會，成為公民大會各項提案的起草機構，並負責處理國家日常行政事務。伯里克利剝奪戰神山議事會的政治權力，使之分別歸屬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此後，戰神山議事會只審理帶有宗教性質的案件和事務。公民大會、陪審法庭和五百人會議擺脫了戰神山議事會的牽制，完全成為雅典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執行機構。三、司法制度。俊倫改革設立公民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他規定了司法的程序，即對違法行為進行審查、起訴、裁決，陪審員從四個等級中抽籤產生；克利斯提尼沿用了這項制度。在司法上增加了“貝殼放逐法”，以預防僭主復辟。伯里克利剝奪了戰神山議事會的權力，使陪審法庭不受牽制。


二、蘇格拉底的生平及其政治觀念


蘇格拉底大約生於前470年，於前399年6月飲鴆而亡。為能從感性上了解其生活的時代，我們先了解與其有關的一些事件和史實。公元前11到前9世紀，是荷馬時代，古希臘產生了原始的民主制度。前594年，俊倫改革。公元前560年，庇西特拉圖憑藉武力，建立僭主政權，俊倫被迫出走。前508年，克利斯提尼進行改革。前495年，波斯人第一次入侵希臘。前490年至前479年，波希進行了長時期的戰爭。前443至前429年，伯里克利擔任十將軍委員會首席將軍。前431至前421年，雅典與斯巴達進行了十年戰爭，此後於前415年至前413年進行了西西里戰爭，前413年至前404年進行了德凱利亞戰爭，這三次戰爭，史稱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戰敗，三十僭主的統治取代了民主政體。一年後，民主制度得以恢復。
蘇格拉底生於雅典的一個中等家庭，父親是雕刻匠，母親是助產婆。他相貌奇醜，在對人體美要求程度非常高的古希臘估計是他受到不少的嘲諷。三十歲左右，作過道德教師。四十多歲開始，參加了保衛雅典民主政制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做戰勇敢。他生長在希臘文化中心的雅典，能夠接觸和觀察到當時希臘社會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問題；他本人極愛追求知識，特別是喜愛哲學、法律和倫理方面的知識，是當時最有名的哲學家之一。他喜歡與人探討哲學、法律、倫理方面的知識，以辯論出名。在政治上，他站在了奴隸主貴族一邊，他的弟子中就有僭主，他最得意的弟子伯拉圖是貴族政治的忠實的支持者。在斯巴達戰勝雅典之後，親自參加了對雅典十將軍的審判，並在辯論中表現出反對民主派政權的頑固態度，在雅典公民中激起了極大的反感。具體一些，我們可以看到蘇格拉底一生中做的主要事情：
辯論。雅典作為一個城邦國家，人口高度聚居，雅典的民主制度為有辯論傳統的雅典人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設在雅典城郊普尼克斯崗上的公民大會，每月至少舉行兩次，多則四次。陪審法庭的活動次數和參加的人數就更多。會上人們可以自由發言，自由辯論。蘇格拉底無論從辯論的技巧還是掌握的知識，在同時代都是很少有人能望其項背的。使人不快的是，他在不停的找人辯論，雖然他的口頭語是自己是無知的，但通過辯論之後會使對方明白自己的無知，因此他因辯論一定得罪了不少人。
教授學生。蘇氏在教學方面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不是以收費為目的，而是為了傳授自己的思想，他從不收費。第二，他的教學方法很獨特，他從不將自己的思想強加於誰，而是通過提問辯論的方法使學生接受他的思想。第三，他的學生中出現了許多在當時很重要的人物，比如產生了一些僭主；他最得意的弟子是柏拉圖，這個人與蘇格拉底一樣，在人類思想史上是永遠不會被遺忘的。第四，蘇氏平生述而不做，他自己沒有留下一部作品，我們知道他的思想，基本上是通過其學生的作品而來。
參加了伯羅奔尼撒戰爭。據說他在做戰中很勇敢，為保衛民主政體的雅典做出了努力。
反對民主政體，但並不支持僭主政治，政治主張上傾向於貴族政體，並對自己傾心的政體大肆宣揚，取得了一部分人的支持。
蘇氏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民主雅典以公民審判的方式判處死刑，對他的審判牽動了整個雅典，無論從事件的本身以及自他死亡之後對這場審判的思考。

三、蘇格拉底所反對的雅典的民主政體


歷來的學者，都將其注意力放在對蘇格拉底的審判上，產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品。雅典人如此聰明，也可以說充滿智慧，為何容不下一個年近七旬、並無“犯罪事實”的老人？他的死是罪有應得嗎？
事實上，雅典人對這個人並不喜歡，他的死也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和機會的問題，我們可以從對他進行起訴的理由可以看出。他的罪名有兩個：一個是不敬神，一個是腐蝕青年。不敬神，在當時的雅典是罪不可赦的，僅這一個罪名就足夠了。雅典的十將軍委員會的首席將軍、帶領雅典人對抗伯羅奔尼撒同盟、當時最有權勢的伯里克利的妻子曾被人控告“不敬神”，在伯里克利苦苦哀求之下，才免於一死。而腐蝕青年，這個罪名所指內容非常不具體，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必然導致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在第一個罪名提出之後，這個罪名實在是多此一舉。聰明的雅典人為什麼要多此一舉呢？
我個人認為，起訴的理由中，以第一個理由處死蘇格拉底不是雅典人真實的想法，真正導致蘇格拉底死亡的恰恰是沒有實質性內容的第二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是真實情況是這樣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將整個希臘拖入了曠日持久的戰爭之中，雅典的繁榮不再。將雅典帶入黃金時代的伯里克利個人也不能倖免，家人在瘟疫之中死去，個人先是被罷免首席將軍的職務，在雅典最緊要的關頭，雅典人自己罷免了最優秀的領袖，而在他恢復職務不久也染上瘟疫而死亡，雅典的民主政體岌岌可危。這個時候，蘇格拉底以其高超的辯論水平，在民眾中宣傳鼓動，反對民主政體，鼓吹貴族政治，造成雅典的社會心理和思想非常混亂。
就象我們現在所說的“言必稱希臘”一樣，古希臘在哲學方面的確是在他之後思想的源頭之一。而他所創立的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陪審法庭，是可以與現代民主國家的議會、政府、法院“三權分立”政體相媲美的。是民主政體給雅典以精神和力量，使他以一個小小的城邦在古希臘數百城邦中傲視群雄，一度成為這些城邦的實際領主。是這種民主政體，使雅典出現了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繁榮，伯里克利曾自豪的說：“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雅典的民主制度給後世創立了民主國家的一個模式。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的國葬典禮》上這樣說：“我要說，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從我們鄰人的制度中模仿得來的。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範，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人。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擔任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具有真正的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就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我們從他的講話中可以了解到，“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這一點是非常偉大的，他確立了主權在民的思想，這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由於在一篇文章之中要想全面描述一種政治制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以要點的方式，並結合第一部分，簡要介紹一下雅典的民主政體：
雅典的民主是一種直接的民主。什麼是直接的民主呢？當時雅典有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和陪審法庭。在雅典，年滿20周歲的公民都有權參加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民大會可以對國家大事進行表決、制訂法律，選舉罷免官員。500人議事會是雅典在他的十個區中每區中以抽籤的方式選出50人，組成500人會議，500人議事會是負責處理雅典的日常事務，議事會實行十個部門(三分區)的50人團輪流擔任主席團的制度，每個主席團任期約一年的1/10。主席團中每天由抽籤選出一名總主席，負責保管國家金庫、檔案和廟宇的鎖鑰和國璽；並在民眾大會、500人會議開會時任主席。但總主席任職只一日夜，不得延長，也不得再度任此職。為了防止議事會權力過大，雅典成立了陪審法庭。審判官人數六千，由公民抓簽選出，當時雅典公民分為十區，每區選六百人。但審判時，審判官未必全體出席。出席人數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若是偶數，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數，以免投票不能表決。所有的這些審判官任期只有一年，一年後將重新選出，每個公民一生中只能擔任兩次審判官的職務。
上述三個機構的議事原則都是少數服從多數。從雅典人設計的制度上看，在公民大會、500人議事會、陪審法庭，每個人的權利是平等的，無論參加的人在當時擔任何種職務，也無論貧富貴賤。
雅典人對法律的信仰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公民大會制訂法律，陪審法庭依照法律進行審判，並且陪審法庭還兼理對法律的修改的決定權，防止法律被有權勢的人篡改。如何有人提出修改法律，經陪審法庭審查被駁回的，提出的人將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雅典人會遵從法律的審判，很少去違背已定的裁決。馬拉松戰役的指揮者阿里斯泰德被判處流放，他本人就執行了這個決定。
我們可以從以上可以看出，雅典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主權在民，輪番為治。雅典人崇尚法制，禁絕人治。但這種直接的民主出現的問題也不少，比如在公元前483年，馬拉松戰役的指揮者阿里斯泰德，這位被雅典人稱為“公正者”的優秀統帥，在公民大會的表決中就被判處流放。當時有一個故事很值得回味。雅典的公民大會對權勢者的流放採用的是陶片放逐法，就是公民將認為應該判處流放的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上，放成一堆，然後進行統計，票數多的就是被判處流放的人。有個農民是文盲，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但他有公民權，他有權利決定那些大人物的命運。阿里斯泰德在他身邊，他請阿里斯泰德把這位將軍的名字刻在上面。阿里斯泰德問他：“您都不認識他，為何贊成放逐？”農民的回答更是讓人害怕，他說“經常聽人歌頌他為"公正者"，很煩人，乾脆將放逐算了。”阿里斯泰德真的滿足了農民的要求，將自己的名字刻上，結果阿里斯泰德被判放逐了，他本人也執行了這個決定。從這則故事我們可以看出雅典的直接民主是存在問題的。阿里斯泰德真的應該放逐嗎？但是，大多數人決定了，他就被放逐了。這就是在此以後許多政治家和法學家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多數人的意見一定就是對的嗎？多數人的意見就是真理嗎？對於我個人而言，這也是我長期思考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民主與真理的關係。在雅典，不止這個一例子說明這種民主可能會辦壞事。最著名的一個例子是雅典人對海軍大將的審判。公元前406年，海軍提督柯農率雅典海軍在小亞細亞海岸大破斯巴達海軍，不過雅典因遇暴風雨也損失了25艘戰船。退兵時因狂風沒有收回陣亡士兵的屍體；8位將軍（其中兩位戰後沒有回希臘）被指控不必要地讓士兵在殘破的小艇中溺亡。蘇格拉底作為審判主席（1天時間）坐在審判席上，在那次大會上，蘇格拉底力排眾議，堅決反對把阿吉紐亞海戰中獲勝的十名海軍大將處死。阿基得墨斯得煽動民眾的情緒，導致公民大會違反了數條正當審判的程序；最終那6位將軍未經正當的司法審判程序甚至沒有機會陳述而被宣判死刑（包括伯里克利的兒子）。我們應該注意這個時間，是在公元前406年，戰爭還沒有結束，數萬軍隊還在前方，而他們的首領卻被自己人處死了。處死自己勇敢的大將的結果是導致了戰爭很快結束，雅典最終失敗了，整個雅典沒落了。這同樣也是雅典民主的結果。據說這些將軍被處死後，雅典人也後悔了，但人死不能復生，雅典的命運也就無法挽回了。如此民主，難道我們不應該反思嗎？


四、對民主的反思


我手邊沒有翔實的資料，無法了解當時的情形。從上面看到，前406年，雅典經過了長年的戰爭，內外交困，早已沒有昔日的輝煌，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伯里克利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雅典進入了一個非常混亂的時期。審判十大將的這一天，蘇格拉底恰好是審判主席，坐在主席台上。這個閱歷豐富，洞察世事的智者非常清醒的意識到，海軍大將是不應被處死的，況且前線戰事正緊，雅典何異是自殺啊！但是，民眾的情緒被政客阿基得墨斯得左右，失去了正常的理智，在違反審判程序的情況下宣判海軍大將死刑。當時民眾是興奮的、激動的，他們認為，海軍將軍拋棄了陣亡將士的屍體，是應該被處死的。這其中的每一個人對這件事的本身以及它的影響都做過認真的思考嗎？答案是否定的。
那麼，曾經把雅典帶入輝煌的民主政制為何又把雅典帶入災難呢？是制度的失敗還是雅典人自身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剖析一下雅典的民主。
人類的歷史從遠古到今天，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從人猿輯別的那一天起，人類告別了動物的群體，形成了社會。社會就要有一定的秩序，無序狀態的社會是不能長久存在的。因此，人類就要有自己治理自己的形式。這便是我們考慮到的政體。
什麼叫社會？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處於特定區域和時期、享有共同文化並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按照一定的行為規範相互聯繫而結成的有機總體。民主是社會的產物，在本文中，我們所談的民主是指一種國家制度和行使國家權力的程序和方式。前一種即民主政體，後一種即民主原則。雅典是第一個典型的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這個國家在行使國家權力時是以民主的原則進行的。民主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雅典的民主，就是直接的民主，它將民主的原則擴大到最大化，使一切有資格的人參加國家事務，決定國家大事。第二種是代議制民主制度。代議制是由選舉產生權力機構，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是一種間接的民主。
毫無疑問，雅典的民主在蘇格拉底生活的年代變成了極端的民主。這個論點我們可以從對阿里斯泰德和海軍大將的審判中可以看到。那個請阿里斯泰德幫忙的農民，僅因為這位將軍的正直，使他覺得厭煩，就把這個正直的人流放了。雅典只有這一個這樣的農民嗎？公民大會裡有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沒有應有的思想，沒有理性，僅憑個人好惡，也可以說僅憑一時的情緒，他們會為了眼前不顧未來，為了一己之私不顧大局，讓這樣的人主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難道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嗎？蘇格拉底說：“一個民主的城邦由於渴望自由，有可能讓一些壞分子當上了領導，受到他們的欺騙，喝了太多的醇酒，爛醉如泥。而如果正派的領導人想要稍加約束，不是過分放任縱容，這個社會就要起來指控他們，叫他們寡頭分子，要求懲辦他們。”
在這裡就有必要說一下人性的弱點，這在本篇文章中看似有點偏離中心，但社會就是由人組成的，社會是人的社會，所以非常有必要對人的本性進行研究。人都是雙面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也就是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類為了更好的生存，就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人類是靠秩序來使每個人更多的表露出善的一面，壓制惡的一面。因為，如果每個人都不受約束，不遵從法律或習俗，社會就會失去秩序，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無從談起。但是，每個人都會主動自覺的遵守法律嗎？都會模範的遵從公認的道德準則嗎？答案是否定的。除非聖人，只要有機會，人的魔鬼一面就要顯露出來。孔子有句話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這句話可以說明人只有受到制約才不犯錯誤，只有當他能夠認識到守法才有利時才會守法。每個人因為生活環境、經歷不同，會有不同的思想，有些人通過自己的學習，不斷的加強自身修養，會變得品德高尚，具備了較高的理性，而大部分人還是只要有機會就會為個人謀取私利，有時可能會損人不利已。他們的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有自己的利益，讓這樣的人治國行嗎？同樣，由於他們沒有自己的思想，就容易受到別人的蠱惑，被人利用，成了害人的工具。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有部看了令人絕望的小說，名字叫《蠅王》。書中真實地描述了人性的醜惡，人的理性生存的難度要遠遠大於人的獸性。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國家，以殘酷的方式進攻別國，慘殺他國人民，其主力就是這幾個國家的國民。這些人，在戰爭中成了魔鬼。
另外還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民主與真理的關係。之所以要說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有個假設，首先認定民主是對的。那麼，多數人執政或參與國家治理上正確的，是民主，這些多數人的意見一定是對的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有句話是“好人難當”。在一個單位，品行較好、工作能力較強的人是單位的支柱，但是大部分是會喜歡他嗎？十之八九，人們並不是真正喜歡他。因為他做的好，就會把別人比的不好。因為他品德好，他會不喜歡不正當不道德的事，別人會感到不舒服。誰願接受約束呢？同樣，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大多數人的意見並不一定對，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當雅典的海軍大將被判處死刑時，民眾認為，正義得到了申張，這時坐在審判台上的蘇格拉底不這樣想，他想改變民眾的不理智的想法，但民眾被一種不健康的狂熱的情緒主宰着，海軍大將被處死經，雅典也失去了戰爭，從此走向沒落。可見，民主並一定產生真理，而是產生了多數人的暴力，造成了可怕的結局。
美國人尼布爾說過：“人有不公正的傾向，民主成為必要；人有公正的傾向，民主成為可能。假如人們只是將民主視為一種實現“不公正傾向”的手段，那麼這樣的偽民主只會成為道德淪喪的代名詞，在這種暴政之下所有人都不能倖免”，馬拉松戰役的指揮者阿里斯泰德因為自己公正，讓人感到很煩，被判處流放。當雅典人在行使自己的投票權時，他們是公正的嗎？事實上是，在民主的形式下，使得不公正的傾向得以實現，造成了不公正的結果。我們沒有見到文字記載，但可以想象得出，阿里斯泰德當時一定是無可奈何，公正成為錯誤，真讓人無所適從。
同樣，對於司法來說，一味的追求民主也會造成事實的不公正。司法公正的實現要靠法學家憑其法律素養，獨立公正的地做出判斷。司法追求的是公正，民主追求的是平等。目標不同，因此，民主不一定能帶來公正。英國人柯克認為：“法律乃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司法的目標就是公正，而民主的本質是人民主權。”“多數人的決定代替法律和理性的判斷，對公正的追求變成對平等的追求，基於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考慮而估出的選擇。”。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的一段話更精彩：“當美國人民任其激情發作，陶醉於理想忘形時，會感到法學家對他們施有一種無形的約束，使他們冷靜和安定下來。法學家秘而不宣地用他們的貴族習性去對抗民主的本能，用他們對古老事物的尊崇去對抗民主對新鮮事物的熱愛，用他們的謹慎觀點去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們對規範的愛好去對抗民主制度的輕率，用他們處事沉着的習慣去對抗民主的急躁。法院是法學界對抗民主的最醒目工具。”
由此看來，蘇格拉底如此聰明，他會支持雅典的民主嗎？文章到這裡，基本上演變成了柏拉圖《理想國》的推理。就是我們要什麼樣的治理形式，是民主或是專政？專政是非常可怕的，任何人都明白專政會造成什麼樣的局面，因此，我們不怕會出現專政，因為絕大多數是不答應的，沒有這樣的土壤。下一步我們就是要考慮的要什麼樣的民主，以及在這種民主制度下國家的治理形式。就是由誰來做領導人，領導人與民眾的權利與義務。柏拉圖認為最好的治理形式是由哲學家當政，來治理國家，我個人認為是正確的。在現代民主國家，同樣需要哲學家來當政，或者當政者是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