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父子的“藝術天才”與習近平的“文藝座談會”

楊光

一

極權國家都是相似的，正常國家各有各的不同；“偉大領袖”都是相似的，正常領導人各有各的不同。

毛澤東的擁躉們一直固執地認為只有他們的“偉大領袖”才是雄才大略絕無僅有、豐功偉績蓋世無雙的偉大人物，“世界一千年、中國一萬年才出一個”，正如希特勒、斯大林的擁躉們也曾經固執地認為他們“親愛的元首”、“慈父般的領袖”才是人類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人物。但是，讓毛左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東鄰朝鮮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一口氣產出了三位希斯毛級的“偉大領袖”（去年年底，金正恩的正式稱謂已經由剛接班時的“敬愛的金將軍”改稱為“黨和人民的偉大領袖”，該稱謂與其父、祖父同級），文韜武略，不可一世，超中趕蘇，後來居上。

據說金家三代都是神乎其技、無所不能的偉人。朝鮮的教科書上說，金日成輕功了得，曾踩着枯葉過大江；他家祖孫三代皆是天生的神童、神槍手，金日成的槍法曾打敗了中國抗日英雄楊靖宇（更神奇的是，朝鮮的射擊運動員見到了金日成打敗楊靖宇的那把手槍之後技藝突飛猛進，終於獲得了奧運會冠軍）。有人統計過金家祖孫三人的官方頭銜，計有1200多個，除了“偉大領袖”、“人民領袖”、“慈父領袖”、“紅太陽”、“偉大統帥”之類各國獨裁者“普適”的稱呼之外，還有“天賜大將軍”、“人類最高科學的擁有者”、“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等具有專業性質的別出心裁的頭銜。金正日是“朝鮮人民的藝術天才”、“偉大的畫家、音樂家、攝影家、戲劇家、電影藝術家”，他和中國的江青同志一樣愛看外國電影，更愛親自指導本國的歌舞演員和電影演員，大型歌舞劇《阿里郎》、《紅樓夢》即是其悉心指導之作。除親自兼任朝鮮各文藝院團的藝術指導之外，金正日還寫過《論攝影藝術》、《論歌劇藝術》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光輝著作”。

後起之秀金正恩更了不得，被朝鮮媒體譽為“天才中的天才”：2歲能背書，3歲會打槍，6歲會騎馬，8歲駕駛汽車跑長途，17歲成了精通7國語言的文武全才，經他視察過的農場產量立漲三倍（可惜這一“光輝業績”還是輸給了毛澤東“大躍進”之“畝產十萬斤”），他的下屬們當面吹捧他為“無可匹敵的最高司令官”、“精通所有領域的偉大領袖”。金正恩可以“指導一切”——農民種蘑菇，空軍打飛機，體操運動員拿大頂，婦產科醫生接生小孩——沒有什麼事情是他金正恩不會“指導”的，所以，朝鮮人民深情傳唱“除了您，我們誰也不認”、“沒有您，我們都會死”這樣充滿了“正能量”的主旋律歌曲。不久前，金正恩神秘消失四十多天，當他再次露面，立即轟動朝鮮，《勞動新聞》以幾個版面的篇幅註銷了《真的很想見！》、《太陽般的微笑》、《人民愛戴的領袖》、《心臟的告白》系列文章，抒發了朝鮮人民見不到領袖“度秒如度日”的渴慕之情。

二

朝鮮政治的荒謬，朝鮮人民的苦難，我們感同身受，因為朝鮮金家王朝正是中國毛時代的縮影。正因為此，金正恩成了中國網民的笑柄。對比朝鮮，也許我們真的應該感到慶幸：慶幸毛岸英死在了朝鮮，慶幸毛家王朝一世而亡。無論如何，鄧江胡再不濟，好歹也比金二、金三強。

然而，我們的慶幸缺乏根基，有時候會變得很不踏實。最近，習近平主席做了一件正常國家的正常領導人不會去做、也不敢去做，只有變態國家的“偉大領袖”才配做、才有資格做的事情——他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向一群術業有專攻、除了兩位“網絡作家”之外均已成名成家的文學藝術家“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這是最近中國外交部在談到香港占中運動時的兩個常用語），告訴他們應該寫什麼、唱什麼、演什麼，應該怎麼寫、怎麼唱、怎麼演。習主席如此英明神武，具有如此豐富的跨學科、跨專業的文藝知識，如此高超的藝術指導能力，恐怕不僅會讓東廂隔壁那位金家小子不服氣，也讓我們這些對毛時代尚心存餘悸的中國人倒吸一口涼氣。

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說它可笑，卻笑不出來。按正常人的思維方式，這種事情朝鮮可以做、金家父子可以做、極權國家的“偉大領袖”都可以做，但習近平卻不應該做，因為我們多少還對他有一絲信念，覺得他不是金三胖那樣的人。可他偏偏就這樣做了。這件事提醒我們，“祖龍雖死秦猶在”，“偉大領袖”的幽靈仍有可能附身在中南海某位新主子的身上，興風作浪，大展餘威。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愛看戲，和許多梨園前輩有着平等、誠摯的友誼，從來沒聽說習仲勛以高官身份“指導”過京劇創作和演出；鄧小平喜歡陳景潤，是金庸小說的書迷，但從來沒有聽說過鄧小平對陳景潤如何選課題、金庸如何塑造武俠英雄發表過意見；鄧也曾召開全國科學大會，但聲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做科學家的領導，只做“後勤部長”；鄧小平倒是“親自指導”過足球，“要從娃娃抓起”，可惜並非專業高見，白花了納稅人不少錢，沒見到什麼效果；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也都曾與社會名流包括文藝科學名家打交道，但江澤民對巴金、周谷城、劉海粟，溫家寶對季羨林、錢學森、何澤慧，都是極其謙恭，“執弟子禮”，不敢召見，只能登門拜見，溫家寶更是對被拜見者作出近乎阿諛的當面頌揚。哪怕江澤民、溫家寶只是裝模作樣或者存心當“影帝”呢，也比習近平公然教訓後者“寫什麼、怎麼寫、為什麼人”更像個正常領導人的樣子。

共產黨對文藝已經管得夠多、夠寬、夠細了，黨中央有中宣部，國務院有文化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解放軍有總政治部，每個省、市都有省宣部、市宣部和網監，還有冒充“人民團體”的各級作協、影協、音協、曲協、舞協、書協等等，“我黨”還要怎麼樣呢？非要像江青、姚文元一樣，把文藝管死不可嗎？即使有些文藝家不知趣、不像話，有些文藝作品“反動”、“低俗”、“做市場的奴隸”，政府要管，也只該用法律來管，何須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馬？不是“偉大領袖”，你開什麼“文藝座談會”？顯然，習近平已經不滿足於像鄧江胡一樣“治國理政”。據說他並不喜歡東廂的金二金三，那麼，他此番言行，師從何人？看起來，那個人不是習仲勛，不是鄧江胡，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

兩年前，中共官方曾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其間，有包括莫言在內的整整一百位文藝名家接受某出版社的邀請，以聯袂手書的獨特方式向毛講話致敬。毛澤東一生講話無數、文章無數，而唯一單獨獲得周年紀念資格的，不是“兩論”，不是“老三篇”，不是“紅寶書”，也不是《炮打司令部》，而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來，有人說征服日本需降服其武士，征服中國需降服其文人，此言不虛。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成名成家的文人翹楚如此自輕自賤，將一篇把全國文人整體性降為體制附庸、貶作政治弄臣的暴君講話奉為圭臬呢？習近平之所以召集此次文藝座談會，大概正是受到了此事的啟發。

要想訓一篇話而數十年之後仍讓受訓者念念不忘，這話恐怕不能對工人、農民講，不能對警察、城管講，更不能對律師、法官講，只能對“文藝工作者”講。我們這個國家如此怪異，農民知道“為什麼人”而種地，城管知道“為什麼人”而打人，妓女也知道“為什麼人”而賣身，只有文藝工作者必須聆聽最高領導人訓話，方才懵懵懂懂有所領悟“為什麼人”而搞文藝。是的，“文藝座談會”不僅是訓話者的個人恥辱，也是受訓者的集體恥辱。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一些參會者因為“承蒙”召見、受到“習主席的重視”而“激動萬分”，周小平之類小人就不必說了，某些“德高望重”的長者也現出一副眉飛色舞、感激涕零的樣子，跟朝鮮女演員得了“偉大的金將軍”恩寵一樣的表情，文人這個群體是該猛醒了！

2014-10-20

王德邦：迴避時代苦難的文藝缺失良知與責任

日前，北京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先生親臨主持並講話，參加座談會的各文藝領域的首領紛紛表態，其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作了《牢記良知和責任》的發言，說「從古至今，那些偉大的作家們，從未放棄他們對家國天下、對民族命運的責任，他們作品呼應着人民的憂樂，深沉地表達着把中華民族從根本上凝聚在一起、使人們向上、奮進的思想和情感。牢記良知和責任」。

是的，從古至今的偉大作家無一例外地抒寫着時代的憂樂，記錄着時代的苦難，刻畫着時代的美醜，直陳着時代的善惡，吟唱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心聲。然而，今天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是否做到了這樣呢？或者更直接地問一句，參加該次文藝工作座談會的諸公有幾人做到了這樣？

最近六十多年來，中國大地經歷了世所罕見的人間災難，從土改到反右，從大躍進到文革，從反自由化到八九學運，從清理敵對勢力到全民維穩，從勞教到黑監獄等等。至今在歷次災難中，這片土地上已經公開披露出的受難人數從55萬多右派，到三年大饑荒三千多萬被餓死的民眾，到十年文革近千萬被害死者，以及八九學運中成千上萬人的傷亡者，直至今天奔走於中國大地數千萬的被勞教與被關黑監獄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中華大地，半個多世紀來，已經找不出多少他本人或他的親戚朋友沒有受到過這樣那樣政治運動的迫害的人。如此災難深重的一個時代，至今我們有多少文字對此進行過記錄？有多少文藝工作者對此深懷悲憫而直筆著書？請問參加座談會的諸公，在這個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你們為那些受難者做了多少良知的呼喚與道義的擔當？當然，我不否認，在參加座談會的諸公中，確有一些為反映這個時代的苦難做過努力，如陳道明最近主演的《歸來》等。但是，僅就文學領域來看，相對於楊繼繩寫《墓碑》，楊顯惠寫《夾邊溝紀事》，野夫寫《江上的母親》，譚合成寫《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等等，在坐的諸公所做的顯然尚有不足。

良知與責任對於一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的確是至關重要，所謂文以載道，如果一個時代的文藝人物不能擔當起應有的良知與責任，那麼那個時代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藝，而只有媚俗與媚權，那些所謂從事文藝工作的人無非就是些謀名謀利的另類市儈而已。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真正良知與責任的擔當者又是哪些人？我想那些不計名利，不顧個人安危，敢於揭露這個時代黑暗，敢於直斥這個時代的偽詐醜惡，敢於為民請命，敢於捨身衛道者，如劉曉波、劉賢斌、陳西、趙常青、郭飛雄、郭泉、楊天水、陳衛、丁家喜、許志永、朱虞夫、呂耿松、姜力鈞、劉萍、魏忠平、李思華、李化平、張林、周維林、孫德勝、袁小華、張寶成等等，等等，以及那些為這個時代人權與民主進步甚至獻出生命的人，如林昭、張志新、王申酉、八九死難者、李旺陽、曹順利等等，等等。他們以犧牲自身的自由乃至生命來推進這個時代進步，來捍衛這個時代的尊嚴，所以，他們才是這個時代良知與責任的真正擔當者。這些身體力行的時代良知人士，他們為民族進步所作出的努力與犧牲，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中有多少給予了反映？我們這些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列身於座談會上的諸公，有多少對此雖身不能為而心嚮往之者，並真誠地力所能及地利用各種形式來宣講與紀念這些良知與責任堅守者？若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真切地反映這個時代追求進步者的苦難，那何以叫牢記良知與責任？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一個時代能夠堅守良知與責任的文藝工作者，起碼應該具有如下兩種質量：其一、求真。一個時代真正的文藝，應該直書時代真實的歷史，反映時代真切的苦難，體現時代真正的憂樂，而絕不能曲意粉飾，更不能肆意欺瞞，不可為權者歌，為利者唱。即，文藝工作基本的，也是首要的是講真話，寫真相，反映真實客觀的時代。在這個謊言與恐懼統治的社會，「真」成為衡量文藝工作者起碼的標準。如果，文藝工作者都做不到真，那麼就失去了起碼的良知與責任；其二、倡善。堅守良知與責任的文藝工作者應該捍衛善，倡導善。我們這個時代的善就是人性之善，是遵從人類固有的價值準則，是道德之善，是仁義禮智信中的價值追求。這種善不應該服從服務於一個時代的政治評判，而應該成為矯治矯正一個時代政治評判標準的工具。這種善是人類延續之根，是人類賴以存在之本，是人類相處的底線。所以，文藝工作者要堅守這種善的標準，要能經受得住時代的風浪，在什麼時候都不能喪失這種善的守護。本着這種善的目標，一個時代的文藝作品應該記載那個時代的苦難，揭露那個時代的黑暗，以喚起世人的關注與警惕，從而使更多的人起來為結束苦難與黑暗而努力。

如果一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迴避那個時代的苦難，不敢直面那個時代的黑暗，那就喪失了起碼的良知與責任。而當大批良知人士陷身牢獄，一些良知作品只能塵封或者尋求境外出版時，我們這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如果依然在為時代唱讚歌，如周小平之流，那麼我們就喪失了基本的做人的良知與責任，而充當起了幫凶與幫閒。當類似劉曉波等良知人士仍陷身於牢籠時，當《墓碑》等作品不能公開發行時，當楊繼繩、楊顯惠、野夫、陳合成等等一批直面歷史的作家沒有列身於座談會時，這個時代文藝的良知與責任顯然是缺席的，是需要我們這個時代深刻反省與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