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以前曾提到，林毅夫介紹了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麥克•斯賓塞所領導的世界銀行增長與發展委員會的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從二戰後到現在共有13個經濟體取得了“維持25年或更長時間年均7%或更高增長率”的成績。這13個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的特點：“……第四，都是市場經濟體；第五，都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

但這份研究報告也許會引發一個疑問：那麼在二戰以前就發展起來的發達經濟體是否不是由“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而是在“管得越少越是好政府”之下的市場自由主義主導下發展起來的呢？從前面對英、美、德、法四國的發展歷史簡析中，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即使英、美、德、法這類資格最老的發達國家，也同樣是在“有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其它歐洲國家和日本也無不如此。

我曾經有一種不大正確的認識，認為市場自由主義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還是適應某些國家的需要的；只是到20世紀世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後，市場自由主義才不適應社會需要了。

但進一步對一些老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史進行分析後，才意識到：我們只能說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階段比起20世紀世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後，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要相對小一些，但絕對不是不介入或介入得越少越好。英國主要是在重商主義時期發展為世界第一大國的，美國主要是在“美國學派”主導、經過“進步時期”和三十年代直至二戰後“大政府”時期發展起來的，德國主要是在“歷史學派”主導下後來居上、二戰後是在“社會市場主義”主導下穩步發展的，法國是在二戰後“威權主義”時期成為世界強國的。只是當私人大資本在政府扶植培育下翅膀硬到一定程度，就會操縱政局、社會和輿論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場自由主義，以使自己更為所欲為，不惜損害國家、全社會和大多數人的利益，來為自己謀取更多更大的私利。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美國的鍍金時期及兩次大危機之前的時期都是這種情況，也只是在這幾個時期，市場自由主義才可以說是居“主流經濟思想”地位。

所以還是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中說得對：“新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服務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而且現在看來，顯然它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支持。吸取這個教訓，或許是現在烏雲密布的世界經濟的一線希望。”

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在市場自由主義居主導地位時期，如英國的維多利亞時期和美國的鍍金時期及兩次大危機之前的時期，開始由於有老本可吃、或能夠向外轉移矛盾、或危害作用一面尚未完全展開，所以也還能有一二十年乃至二三十年的雖然混亂、腐敗、投機、貧富差距加大但仍能有所發展的時期，但最多二三十年後，要麼走下坡路，要麼發生嚴重的危機。

對英國維多利亞後期走下坡路做出制衡的，是英國工人運動和費邊社會主義等致力於社會公正和全民利益的政治力量；對美國“鍍金時期”腐敗混亂現象進行抵制清理的，是1890年代興起的“進步運動”；在美國兩次經濟大危機後收拾局面的，是左翼政治家、左翼經濟學家和廣大公眾的支持。我們還看到，亞洲幾個能進入發達經濟體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等，都是政府既能發展市場經濟又能或曾經能抑制私人大資本、注重社會公平公正。而其餘未能進入發達經濟體、或被稱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量亞非拉國家，並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市場機制，但缺少“一個高效並積極的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缺少足夠強的致力於公平公正的社會力量。

我國建國後，將社會主義等同於“公有制加計劃經濟”的觀念很快牢不可破。文革中，更是盛行“割資本主義尾巴”、“堵不住資本主義路，邁不開社會主義步”，市場經濟更被視為邪惡的異己力量，以至於文革結束後好幾年，人們仍然諱談市場。直到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才明確提出“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左派理論家再次高調提出姓“社”姓“資”的問題。他們所講的“社”、“資”，無非仍然是用公有與私有、計劃與市場來劃分。從這一原教旨社會主義立場出發，他們指責私營企業、指責市場經濟、指責改革開放。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提出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並再次強調：“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再次避免了向原教旨社會主義和斯大林體制的倒退。同年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並明確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但由於“鐘擺效應”，一些人的觀念和主張在擺脫了“左”的僵化教條束縛後，繼續向右擺動，很快成為只講“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而不講“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一時間“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幾成為主流聲音。這種聲音不僅在“協調市場經濟”國家不會有，就是在“自由市場經濟”力量最強大的美國，也只有極右翼人士才有可能這樣講。但當鐘擺擺到了極右點後，也就意味着該向回擺了。

我們欣喜地看到，今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新聞報道，標題是習近平總書記的話：《“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這明確傳遞了鐘擺回擺的信號，表明經過左右來回震盪後，至少領導層趨向適中理性了。這就是如薩繆爾森所講：“每個有效率並且講人道的社會都會要求混合經濟的兩面——市場和政府都同時存在。如果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現代經濟運作就孤掌難鳴。”“政府和市場，它們單獨任何一個，在沒有另外一個的幫助之下，都無法服務於公共福利。”

（十）

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或者說是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所起的作用，亞當•斯密有一個人們熟知的“守夜人”的比喻，就是說政府職能應限於國防、司法和某些公共設施領域，其餘經濟活動都應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如前所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於1776年出版後，雖然當時在思想界和學術界就有很大影響，但英國直到1830年代才基本實行了他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而美國的漢密爾頓和德國的李斯特都反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各自建立起了“美國學派”和“歷史學派”。

1920年代末起始的經濟大危機催生了凱恩斯的經濟思想。他一反當時古典經濟學強調市場機制、反對政府干預的傳統，主張政府應扮演舵手的角色，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抗經濟衰退和蕭條。他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救星”、“戰後繁榮之父”。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參與、引導經濟活動，但不提國有經濟，也不大提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所以凱恩斯主義與當初“美國學派”有些近似，但比德國“歷史學派”要“右”一些，當然比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更要“右”一些。

1930年代後反對凱恩斯主義、繼承發揚亞當•斯密自由經濟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主張一個以市場秩序為核心的社會，政府的作用是為市場活動和私人經濟行為提供秩序和保障。他的理論曾長期被冷遇，但到80年代受到撒切爾首相和里根總統的推重，我國的市場自由主義者也多採用他的理論。

另一位使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復活的主要人物是米爾頓•弗里德曼，由於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30年，形成一個“芝加哥經濟學派”，多人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因此他在包括我國在內的學術界的影響比哈耶克似乎還要大一些。但他並不完全認同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論，例如他堅決反對哈耶克等人關於自由裁量權與法治相衝突的觀點。他認為，在20世紀的確產生了大量無法事先決定的行政活動，如為了築路和建設新城市而需要強制徵用土地，在某些地區和部門需要關閉或合併多餘的企業，為了壓倒一切理由的公共政策的需要而禁止某種交易等等，如果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自由裁量權被認為同法治相互衝突的話，那完全是不顧客觀事實。因此他講：“回到與哈耶克或基頓（G.W.Keeton）的法治概念相應的‘守夜人’國家去太脫離現代民主社會的現實了。”他也不像亞當•斯密和哈耶克主張的那樣完全自由放任，而是主張用、並且僅用調控流通的貨幣數量來調節宏觀經濟活動，所以他的理論又被稱為“貨幣主義”。

在美國經濟學界與新自由主義相對抗的領袖人物是薩繆爾森，他比弗里德曼小三歲，也比弗里德曼晚去世三年。他是凱恩斯學派在美國的領軍人物，1970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是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已發行19版，被譯為40種語言。他長期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如同弗里德曼將芝加哥大學形成一個新自由主義重鎮一樣，他也將麻省理工形成一個新凱恩斯主義的重鎮，斯蒂格利茲、克魯格曼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都曾是他的學生。他曾與弗里德曼分別代表新凱恩斯學派和新自由主義學派在《新聞周刊》寫作每周專欄。他堅決指出：“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的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他最初也同凱恩斯一樣，不大講國有經濟，但在他《經濟學》教科書的最後幾版中，他反覆強調：現代國家的經濟應當是由私人經濟部門和國家管理的公共經濟部門組成的“混合經濟”，一個健康的現代國家經濟應該是市場價格機制和國家經濟干預的有機結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茲被認為是當代新凱恩斯主義領軍人物。當初哈耶克曾指出，蘇聯式中央計劃主要弊病之一是政府無法獲得充分的、不斷變動的市場信息，這一指責可以說是很正確的。但斯蒂格利茲指出：私人同樣無法獲得充分的、不斷變動的市場信息。他也正是因為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理論而獲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否定更為徹底，他講：“那隻手（指市場）可能看不見的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說它如果存在的話至少也是癱瘓的（palsied）。”他主張：“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可以乾脆由自己負起責任來。例如，如果政府認為，在提供醫療保健方面存在市場失靈，它可以對醫療部門實行國有化，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所做的那樣。如果政府認為，在空運和鐵路行業中存在市場失靈，它可以對這些行業實行國有化，或者，對這些行業中令人不滿的部分實行國有化，由政府來經營。”

保羅•克魯德曼2008年因貿易方面的理論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被認為是凱恩斯之後文筆最好的經濟學家。他認為有助於提高私人跨國企業競爭力的事情對全人類其實沒什麼幫助，甚至是負面作用。他指出：當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後，為避免經濟衰退和社會動亂，只能鼓勵大家過泡沫式的借貸生活，而泡沫和債務的積累總有災難無法避免的一天。他特別注重社會公正，主張對富人加稅並封堵太多的稅收漏洞。08年金融危機時，他主張部分銀行國有化。

當然，同任何人一樣，他的話也不總是那麼對的，例如他對新加坡經濟的評價就不能說很客觀。但他2009年曾受邀來中國，講了一番令當時東道主很不愛聽、但現在看來明智得令人汗顏的話：“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際貿易收支存在不平衡，而中國是貿易盈餘最大的國家，這並不是中國高儲蓄率單一原因造成的，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匯率政策。中國的匯率政策的目標之一就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為了保持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穩定，中國購買大量的外匯，並只能凍結這些美元。中國採取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無異於逆流而上：一方面私營資本流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正在把資本輸出到國外。而且這不是自然市場的結果，而是政府政策影響的結果。這對於中國自身也是一種資源的浪費，儘管中國具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但中國本身並不富裕，錢應該留着自己用。”

我們或許可以說，這些新一代凱恩斯主義者的主張與德國歷史學派比較近似，比現在德國基民盟和基社盟所奉行的“社會市場主義”要稍“左”一些；但比一些國家的社會民主黨要稍“右”一些，因為他們並不大主張高福利，也不主張工資上漲過快。但在私人大資本和工會力量都很強大的美國，他們的主張能否實現還是很難講的。

我國的市場自由主義者似乎從未試圖駁斥凱恩斯主義、特別是現代新一代凱恩斯主義者的理論和主張，他們只是採取迴避、淡化、置之不理的策略，把頭埋在自己的理論思維邏輯中，自說自話。

他們比弗里德曼還要右一些，基本回到了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理論立場，主張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維護安全和秩序、保護自由、保護財產權。但在早已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中，政府仍堅守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不適應的“守夜人”的角色，能行得通嗎？所以我國一些市場自由主義者感嘆道：“現在全球都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包括美國。”如果連市場自由程度最高之一、私人資本力量最大之一的美國都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那我們只能說，這些市場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真正的市場經濟”不僅脫離了我國的實際，而且也脫離了世界的實際。

薩繆爾森曾講：“一個好的混合經濟應當是、且必須是有限制的混合經濟。那些希望將政府縮減為警察加燈塔的人只能生活在夢幻的世界中。”

我國的市場自由主義者雖然自稱或被稱為經濟學家，但看起來他們對現代經濟運作漠不關心。他們提出的政策、措施都不過是從某種理念和教義出發力圖對現實世界進行剪裁，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刻舟求劍、削足適履。他們理想中的“真正的市場經濟”，如一些人所講，其實是一種“空想資本主義”，只能是生活在自我構建體系的“夢幻的世界中”。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