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政治-評西蒙佩雷斯講話

以色列前總統西蒙佩雷斯的講話（附文），是賊喊捉賊。以色列占領了巴勒斯坦的土地建國，然後對巴人說要調解，要和平，還拿諾貝爾和平獎，真是無恥之極。

就像你家被賊人占了，當你要搶回來時，賊要調解，叫你滾到外邊去住，這才能實現和平一樣。猶太人一千年前由摩西帶出耶路撒冷，徹底放棄了這土地。但摩西未能救他們到底，不但被希特拉殺害，現在還要食回頭草，殺人掠地，行為和希特拉如出一轍。猶太人和蘇格蘭人不一樣，蘇格蘭人一直在原土地生活，沒有放棄他們的權利，所以他們要求獨立是理所當然的。而猶太人就沒有這權利，只是靠美國來復國的。阿拉法特走和平路線是不得已而為之。因巴人打不過以色列。但是也有其他巴人反對的，如哈馬斯，要作長期鬥爭的。我想ISIS的崛起和以色列有關, 這些極端分子對以色列和美國極端仇恨, 對和平路線不滿,但又自知打不過以色列, 於是向其他弱國發展壯大, 以圖有終一日打敗以色列.

西蒙佩雷斯的講話也沒明確什麼是政治. 最有關的一句是：調解是政治最重要的任務。他又說‘政治為何重要，它促成建立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友好關係，使之牢固足之使爭執的問題找到共同解決辦法‘。講了一大堆，也說不出究竟什麼是政治。後來他又說：’二百年來有兩個重要人物拿破崙和甘地。他們代表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則，拿破崙代表戰爭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也就是說政治不單是調解，還有戰爭與和平。

政治就是權術。調解，和平是要以實力為後盾的。不是單靠嘴巴的。佩雷斯，拉賓等人有權力調動軍隊，是先把阿拉伯打趴後，才來談和平的。和平是各方權力鬥爭平衡的結果. 在佩雷斯看來，政治就是欺騙奸祚之術。

在社會中，政治是第一的，它涉及你的自由權，生存權。除非你躲在深山中。在民主社會中，你會覺得政治與我無關，我不問政治照樣活，那是因為政治保障了你的人權。如你在大陸中，沒有言論自由權，分分鐘封艇拉人。文言獄等着你呢。俗語說：你不問政治，政治還來問你呢。就是說如你不關心自已權益，就會出問題。

最後佩雷斯倒說出權的實質來了。他說：最後人們有權夢想，就像他們有權吃和喝。

我重申：政治是：有關政權（國內外）的權力，權力的實施和權力的鬥爭。

作者：DavidSheh佘

什麼是政治

西蒙•佩雷斯

先讓我們用另一種方式來提這個問題：如果政治不起作用，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歷史給我們做出了一個清楚而嚴肅的回答：如果什麼時候人們不能夠就他們的政治目標達成一致共識，那麼什麼時候就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他們不是用政治言論而是用武器進行戰鬥——為了土地，為了金錢和財富，或者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為了將來誰擁有支配權。人們能夠為他們所喜歡的思想犧牲一切，既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完全能犧牲別人的、擋住他們去路的人的生命--如果沒有人居間調解的話。居間調解是政治的最重要的任務，所以它不可以失敗。

因為如果調解失敗，那麼這很快便涉及生與死，涉及戰爭與和平。由於錯誤的政治很快便能忽然變成一場災難，所以我特別想奉行好的政治。此外，我之所以重視這一點，是因為在我的祖國以色列與我們的鄰國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埃及，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關係中，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問題：我們奉行什麼樣的政治以避免戰爭？雖然戰爭只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的一種錯誤的政治的結果，但是，這樣你也許就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為什麼重要：它應該促成建立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友好關係，使之牢固到足以使有爭執的問題也能找到共同的解決辦法。這樣看來，在私人生活中也可能會有政治。所以在80年前，像著名的德國科學家馬克斯•韋伯談及“一個力求駕馭其丈夫的聰明女人的政治”。我們成年人知道，就是一樁婚姻都難以有一種完美的關係。所以人們很容易就能想像，我們在這裡所談論的政治要艱難得多：這是許多國家之間的政治，是幾百萬不同的人賴以生存的政治。這麼多人的各種願望當然難以協調一致起來。

所以在政治中總有不相同的意見互相碰撞。對於世界應該是什麼樣的，每一個政治家都會有自己的想法。由於他完全是因為有某種想法才被選舉出來任職的，而他的同事們卻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所以他們之間一再有政治紛爭。如果來自不同國度的政治家相聚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完全相異，那麼情況就會變得特別複雜。不過他們也必須試圖取得一個共同的結果。

儘管如此，政治還是常常失靈的，這並不奇怪。尤其是在中東，這裡的一切無論怎樣都比在你們德國那兒複雜。“為什麼？”你會問。因為在這裡，在我們居住的地方產生了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而且它們在政治中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可惜宗教就是這樣的：它們幾乎不容許任何妥協。每一種宗教都深信，它已經為人類的幸福找到了惟一正確的道路。你們一定要牢牢記住：信仰開始之時，便是理智停止之日。而這在我們這裡卻是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最需要的莫過於理智了。

我想，政治必須這樣起作用——每一個人保持自己的特性、自己的信仰，也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依然與自己的鄰居和睦相處。如果新的千年給予我們的期望從這裡能夠得到，那麼歷史將不再像現在經常發生的那樣，不是用血腥的墨水寫成，而是用和平條約的綠色墨水寫成。為了可以簽署儘可能多的和平條約，我們就需要許多好的政治家。

你會問：什麼是一個好的政治家？這麼說吧：他應該有教養，但尤其應該有好奇心。他不必是他那一個領域裡的專家。譬如為了獲得成功，一個司法部長不一定非得是個律師，一個教育部長不一定非得是教師。比這重要得多的是，他善於把聰明的、有才幹的同事們組織到自己的工作班子中來。他獨自擬定目標，並在最後他自己做出決定，但他不是獨自一人進行準備，也不是獨自一人執行決定。只有當他與那些給他出主意並為他作準備工作的聰明人合作時，他才能成為一個好的政治家，因為政治家們面臨的任務是艱巨的。

我們是全體人民的僕人、代言人、使者，在議會裡，在政府里，面對別的民族和國家。我知道，我在描述這種責任時，我在說些什麼——我已經在以色列政界工作了五十多年。然而每逢我回顧這段歷史時，我總是清楚地知道，這幾十年裡的政治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從前，權力還握在政治家的手中，今天它由群眾自己掌握了。無論如何是握在大眾傳播媒體的手中了。在這期間，每一個進行政治協商的地方都裝有擴音器。政治家們在大的會議廳里會面，並不是直接地交談，而是用麥克風互相對話，電視攝像機把這一切都拍攝下來。就這樣，漸漸地是由電視和新聞媒體在搞政治了。這樣說並不是過甚其詞：我們比它們弱，所以需要更多的顧問和專家，以便我們在搞這種政治時能夠有發言權。

雖然我們之中的某些人漸漸地學會了新的政治才幹，但是有一點我們卻不可以忽略：政治正在漸漸地失去影響力。我們只要看看聯合國就知道了，地球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加入了這個組織。這聽起來好聽，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的，因為仔細一看，聚集在聯合國里的國家主要都是這個世界上的窮國。那麼富國的代表呢?他們寧可自己呆在一起，在完全不同的地方聚會。

所以誰也不會把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看做是全世界的總統。如果說是什麼總統的話，那麼他就是這個地球上窮國的、受苦受難的人民的總統，而絕不是富國的總統。可惜情況就是這樣的。如果說有一樣東西可以在世界範圍內有決定權，那麼這便是經濟。各大企業集團用它們所做出的決斷，規定了世界事務在什麼框架內進行。在這方面，連聯合國也比不上。

但是，即使政治的影響在消減，這也不意味着我們可以放棄政治。相反，它必須在窮國和富國居間調解；它必須設法使財富得以公正分配；它必須做出努力，總有一天讓所有的人都得到同樣的機會，實現他們的人生目標。

最後我還想說明一下，政治家們有多大的差異。在近二百年裡有兩位重要的人物：一位是法國人拿破崙；一位是印度人甘地。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特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拿破崙有驚人的統治才能，但是他首先是一名鬥士，所以他會殺人。甘地跟他截然相反。他向世界證明了，人們能夠不用暴力來達到重大的政治目標。比較一下這兩個人，可以看出他們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則——拿破崙代表戰爭和暴力，甘地代表和平。從長遠來看，誰會更強烈地影響歷史呢？當然是甘地，因為每一個人都清楚地知道，人們不應該互相屠殺，而是應該以不使用暴力的方法來解決別人的困難。

所以，甘地這位偉大的和平政治家是我的榜樣。如果我的孫兒們問我，他們自己如何才能成為和平政治家，我就會說：“永遠睜大你們的眼睛。別被你們所看到的痛苦和災難嚇住了。你們必須使自己明了，大多數人都十分喜歡回憶往事：他們向後看，不是向前看。但是只有把目光投向未來，人們才能重新安排和改造世界。當然，你們不應該忘記過去，但是你們要有勇氣希望得到點什麼，你們可以想像這個世界，你們最希望世界成為什麼樣子。為此而經受一切艱難困苦也都是值得的。你們要永遠忠於你們的理想，不要因失敗和挫折而泄氣，不要因絕望和恐懼而氣餒。你們要永遠像你們自己那樣平凡，永遠像你們的願望那樣偉大。”

最後我會勸我的孫兒們：“人們有權夢想，就像他們有權吃和喝。讓你們的想像力馳騁起來吧，你們不久就會意識到，人們看到、覺察到你們了：‘是一個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的人。一個把目光投向未來的人！’

(筆錄：納奧米•布比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