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贴：我们——北京大学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6） | ||||||||||||||||||||||||||||||||||||||||||||||||||||||||||||||||||||||||||||||||||||||||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4年10月25日18:04:28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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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六十年 李基义
五四上北大 数学力学系 同窗结友谊 五六分专业 攻读计算机 师生齐努力 五七搞反右 右派遭清洗 发配去各地 五八年毕业 全国大跃进 辞别奔东西 六零遭人祸 粮食大减产 生活不容易 六一困难时 计算班首聚¹ 会面话别离 六五元旦聚² 入学逾十年 交流叙友谊 六六文革起 国家陷动荡 师生皆恐惧 七五同学会³ 清华再相聚 反邓风刮起 七六三星陨 粉碎四人帮 举国共欢喜
七九相聚时 八七京津聚 五四数力系 师生共参与 八八首大聚 毕业三十载 举杯话佳绩 九四再大聚 入学四十年 退休或在即 九八北大聚 校庆百周年 欢歌与笑语 零四话友谊 同学五十载 跨越新世纪 零八齐欢聚 正逢奥运会 北京欢迎你 一三数学系 成立百周年 畅聊共回忆 一四六十载 白发过古稀 长寿再相聚 注：1.1961年11月困难时期，计算班在北京的同学，受龙世达之邀请，去德胜门外他家聚会。 2.1965年元旦，计算班在北京的同学，在十五所李基义和尹桂彬家聚会。 3. 1975年夏，计算班在北京的同学，在清华大学陈景良家聚会。 4.1979年秋，计算班在北京的同学，和分配去上海复旦大学的郭健民同学，在北京大学王选家聚会。 四班李基义写于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Email：lijiyi@sohu.com
力学，实现梦想的基石 李颐黎
1958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毕业后，在学校里焦急等待毕业分配消息。 1958年8月下旬，终于等来了消息：北京大学要求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去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参加协作任务。8月28日我到力学研究所报到，当得知将在中科院第一设计院参加我国人造地球卫星及其运载火箭设计时，我心花怒放！在北京大学学到的力学知识成为我实现一个个航天梦的基石。1958年11月第一设计院迁至上海，更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走上了要发射卫星就要从探空火箭起步的正确道路。那时，我在总体设计室空气动力设计组工作。组长分配我主管T-7探空火箭的动力外形（含尾翼）的设计。1959年1月我购买费奥多西耶夫·西亚列夫著的《火箭技术导论》，对于书中的反作用运动原理和基本关系、飞行中作用于火箭上的力和力矩、火箭的飞行轨道等章节做了仔细阅读，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火箭总体和空气动力构型设计的知识。我凭借北大学到的流体力学知识，比较快地学习了《旋转体空气动力学》一书，掌握了火箭筒体的气动力学知识。同时，我还多次去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大量的英文文献资料，比较快地掌握了亚声速尾翼升力计算方法，火箭稳定性导数计算方法。为了保证计算质量，我沿用了在北大学习数学和力学的习惯，对每步的计算公式都亲自完成了推导任务。 1959年的一年，全组同志鼓足了干劲，不但每天专心工作8小时，而且晚上几乎天天加班，入夜办公室灯火通明。经过全组的努力，我组在1959年底完成了一整套探空火箭空气动力计算方法，为完成各种探究火箭气动外形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0年初我们对T-7探空火箭主火箭选用了方案1至方案7共7种外形进行了计算，计算成本后经过讨论确定选用面积为0.75平方米的方案7作为T7主火箭的尾翼设计方案，并由我执笔于1962年2月编写了《T-7主火箭尾翼设计报告》，由于我在探空火箭空气动力方面做出了成绩，被评为1959年度上海机电设计院先进工作者。 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又搬迁到北京，更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我院的两项重点任务是从事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长征一号远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及我国第一批返回式卫星的总体设计，我当时担任总体设计室轨道组组长。1965年8月至1967年11月我带领组内同志完成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轨道设计；1966年初至1968年4月，我还带领组内同志完成了我国第一批返回式卫星的运行轨道和返回轨道设计。在这些设计中得益于北大学习过的数学和力学知识。 1974年5月至1978年5月我担任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回收技术研究室系统组的返回式卫星回收系统设计负责人，负责返回式卫星回收系统的系统设计。依靠在北大学习的力学知识及工作中经验的积累，我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卫星回收的关健技术问题，为我国1976年返回式卫星首次圆满回收成功作出了贡献。1992年至2002年，我担任神舟号飞船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兼应急救生分系统主任设计师，2003年担任神舟飞船主任设计师顾问，2008年担任神舟七号载人飞船专家组成员，主持或参与了多项神舟号飞船方案的判定、优化和实施。例如航天员座椅相对于飞船返回舱方位分析与确定，采用普通伞加开伞点风修正技术方案代替冲压式翼伞回收方案；发射段大气层外救生利用船上变轨发动机实现海上定区溅落的方案等，都离不开我在北大学习期间打下的力学基础。力学，是我实现飞天梦的基石！
钩 忆 廖祖伟
往事如烟，有些淡忘。六十年了，老同学相聚，不由得钩起许许多多的回忆。
一 幸运 1938年武汉遭日机轰炸，我随父母回到乡下，从那时开始记事了，老家位于现今赤壁市陆溪河北岸，一团坚固的明清建筑被日本鬼子烧毁残破，我母亲也在战乱中死去。我在外婆身边生活五年，念了四年私塾。对“三”、“百”、“千”“四言杂字”“增广贤文”“诗经”“四书”等我都熟背过。1945年缀学，1946年春在武昌进不了公立小学，外祖父领我和两个表弟走进了一个教堂，门前挂着“养真小学”牌子。校长面试，我用毛笔写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十个阿拉伯数字。于是我被编在三下年级。全校共有二十多个孩子分为二下、三下、四下和五下都挤在一间房子里，上课时只有一个老师轮番授课。 有一次我和表弟打闹，老师见了，用一道算术题处分我。他在黑板上写了“5×0”的竖式，我背后“五下”同学告诉我上去写一个“0”，我竟把这“0”写在“5”上头，当即闹了笑话，也把背后的同学给卖了。 1946年秋，我考入了“省一小”的四上班，级导师（班主任）是女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解放后是省实验小学的特级教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享年80，终生未嫁）。我受益非浅，成绩不错，考入了省实验中学（当时一百多新生中排列在第十一名）。但由于家庭贫寒，在二舅资助下，我只得进入可享受部分助学金的“省高职”，学着接棉纱线头，裁制解放帽和布帓子，踩缝纫机，踏织布机。学习了一年，大舅建议我到“武昌中学”以同等学历扦入初三年级。初中毕业后考入“省武高中”（二年级时与“武初”合并为“省武一中”）。三年高中，我参照题解对“平面几何”“范氏大代数”“葛氏三角”和“立体几何”等“学会”了一些解题方法。 由于日寇入侵，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家庭贫寒，只受到不连贯的中小学教育。我能考入北京大学力学系是因为有了共产党，使我非常幸运！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北大。
二 深情 1954年高考结束，我回到老家，由于解放后，国家处在百废待兴，家乡长期经受日寇烧杀抢夺后，又逢山洪爆发，尚存不多的房屋还浸泡在水中，进出都靠小木船。每隔二、三天区、乡政府干部下来发放一次救济粮。我苦熬了二十多天，返回武昌的铁路也被冲毁，发榜临近，在本家一个叔父的帮助下翻山涉水绕道嘉鱼，改乘小火轮。但等了两天未见轮船，只好随同行六人雇用一只木船避开长江航道，在茫茫的激流中经簰洲直插到武昌。两天后高考发榜，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大学录取。这时感到多日压在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父亲忙于防汛劳动，同乡们一起帮凑了些钱，让我随队北上。 当时到北京的路是艰难的，我们一行人较多，编成十人一小组，从汉口出发，沿汉水乘小火轮，次日上午抵滠口，再分头雇小木船涉十多里水路赶到孝感火车站，发现铁路已被水淹没，火车走走停停，走了一天一夜抵郑州车站，大家在候车大棚里又等了一天一夜方遇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搭上了到北京的火车，车上初次认识了张锦文同学。车厢中挤满了人，天气闷热，抵达北京，刚好是清晨，当走出前门车站“好凉爽啊！”我情不自禁喊出。张锦文同学也哈哈大笑了。 大学一年级我和张锦文同班同住在十一斋二楼，他住在下铺 我在上铺，他年龄大有时夜间失眠，但他对我在上铺的动作从来未提意见。他来自工农速中，听课困难很大，刘峙山和贺觉民专门帮他复习，整理笔记。他学习很刻苦，徐品新同学还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篇长诗，我们班还在全系文艺会演中作了汇报演出。 徐品新是多才多艺的，会唱京剧。由于他有腰椎病，体育免修，并可在小食堂提前用餐。晚自习他可早早赶到文史楼阅览室，用帽子、围巾、手套、书包、钢笔等占一大排坐位。同寝室的赵圣焱同学课余参加学生会美工社，以占位置现象创作了一幅漫画登在校刊上。我们见到了该校刊便哄堂大笑起来。这种警示，从此我们再也不让他占坐了。 我在中学对数学感兴趣，只是停留于解题。进入北大，学习数学感到特别幸运，老师们学识渊博，不少是全国有名的数学大家。我渴望向这些老师学习更多的真知硕见。但我在学习方法上却没有即时转变过来，课后不会深入复习，大量时间都花在完成作业上了。丁石孙先生教我们的《高等代数》还辅导习题课。后来担任我们小班的班主任，他找我个别谈话，指导我应带着问题听课。课后复习注意弄清概念，做到充分理解再去完成作业。还教我“要学会提问题，一个问题提得好，就等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此话与程民德先生在开学前夕告诉我们“读书是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过程”完全相通。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 江泽涵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长者，是全国知名的拓扑学家，教我们的《解析几何》，期末考试采取口试方式。我抽取题签后，在大教室里用了几十分钟做了书面解答，然后走进考场，江先生轻声细语地对我说：“你先把答卷给我看看，我再向你提问题，我们就这样进行好吗？”我原本紧张的心态顿时得到消除，使我平时所学的知识得到正常发挥。 初到北京，小班的第一个元旦晚会，由余慎之同学主持。丁先生也赶来参加了，并为大家讲了“楼下房东一夜未睡”的故事。还和大家谈了关于学习中的许多方法问题。第一个春节，正值放寒假，京外同学都没回家。大家凑了些钱，买了一些糖果和花生，在哲学楼借了一间教室，举办了一个温馨晚会。程民德先生带着他的孩子参加了我们的除夕晚会，还给我们带来一包酥心糖。家住在城里的同学们也都随同全班渡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之夜。深感这个集体似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春天到了，我们 步行去颐和园，作为劳卫制十公里行军的成绩。我们在谐趣园选择了一片僻静场地，围坐在一起联欢，班主任董怀允先生也来参加了，董先生拾来两根小树技，交给了大家传递，传递方式有两种：并拢或交叉。传递正确与否，由董先生裁判，可刚传了三个人，许绥文便拍手大笑起来，原来大家坐姿的两条小腿有的平行，有的交叉。顿时大家都为董先生的即兴设计和许同学的敏锐而感到格外开心。 我们这一班的团结友爱精神，在五四青年节受到全系的表扬。我们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一片深情友谊，使我永留心间。
三 怀念 六十年过去，全年级二百四十多名同学今天健在的均已近八十上下的耄耋之年。有不少人已辞世，我常怀念这些同学，由于篇幅所限，仅对下述几位寄托我的哀思。 马希文同学是我们年级最年幼的，是当年北京中学学生数学竞赛的状元，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出国交流访问时，因肾癌手术未能醒来。为他举行的追思会上我托罗志敬同学表达了我写的挽词： 数学神童，才华可歌 壮怀激烈，明星陨落。 王选同学1956年向科学进军时，进入刚刚创办的计算数学专业，后来他发明了激光照排技术，为我国印刷事业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当选为两院院士。他因癌病去世，在为他举办的追思会上，我献上挽联： 问道零壹有王选 ， 创新黑白成毕升。 朱建士同学原本身体很好，工程院院士，竟因误食芒果而过敏离开了为之奋斗核事业。在追思会上献挽联： 建核事业登录先贤榜，士途典型留给后人模。 张锦文同学，我们交往密切。当我回归数学教学工作后，曾得到他多方帮助。他在旧社会过着乞讨生活，解放后得到了学习机会。北京大学毕业后分在科学院研究数理逻辑。成为公理化集合论研究领域佼佼者。因食道癌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写下了挽联： 锦衣不忘飢寒岁月，文章竟登数理殿堂。 罗志敬同学，我俩人亲如兄弟。他在国家机要部门工作，默默无闻，为创建党和国家电子密码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他的墓前献上挽联： 志甘寂寞为严为实， 敬喜灵通求准求新。 还有，我们的学长张尧庭兄，他是当年数四的老大哥，是学校三好学生银质奖章的获得者，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毕业后留校教学，后到武汉大学为统计系主任。他在英文版《统计决策理论》一书中，系统介绍了贝叶斯学派理论思想方法。生活上还是孝子，将老母亲接到武汉，在轮船码头或在家住地，将九十多岁老母背上背下。从武汉调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写了多部金融数学著作，是一位资深学者。我与他交往十来年，深感相见恨晚。因中风两年，过早离开了人世。我为他献上挽联： 尧舜之道，为国为家忠孝为本， 庭芾之风，求今求古敬诚求新。
至此，还想多说几句，我认为怀念亲友最好方式是献上挽联和祭文以追忆逝者寄托哀思。这是文明古国的文化，值得提倡。至于祭文范文可参阅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下面《祭家父文》是我在父亲逝世三周年时的怀念和哀思。
祭家父文 伏维公元，二零一二，四月四日，暮春之初。 长子祖纬，谨领闔家，以清酌羞，祭于父墓。 呜呼恩父，一生劳苦，童年不幸，七岁丧母。 一子两挑，幸有伯母，十一岁时，伯母又没。 无依无靠，离家拜傅，烧茶煮饭，听从师母。 六年艰苦，堪能忍受，历经磨难，结业出徒。 十九还乡，伶仃孤苦，祖屋四间，小块田土。 成家不久，奔赴省府，全凭手艺，养家糊口。 日机轰炸，逃难返蒲，兵匪蹂躏，妻亡子幼。 沦陷生活，终日惶恐，水深火热，言语难诉。 日本投降，好景几许，工钱微薄，苛捐劳役。 幸得解放，当家作主，终日勤劳，恪尽职守。 技艺精湛，一丝不苟，行内口碑，贯为翘楚。 与世无争，不求虚荣，胸怀坦荡，嫉恶如仇。 子女教育，竭尽所有，克已持家，直至退休。 积极锻炼，健康长寿，无疾而终，九十有五。 驾鹤云游。遗留白骨，白云陵园，堪比故土。 呜呼恩父，慈容永留，离别三载，常夜梦晤。 生死两地，无有话语，追忆往昔，泪流如雨。 “少说多做”，为我财富，若有来世，仍为我父。 呜呼哀哉，尚饗，尚饗！
四 晚晴 1958年8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国防科研工作，承担冲压发动机燃油控制系统的研制任务。将自己一生中最旺盛的23个春秋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 1981年6月调到中央电大（今国家开放大学）从事数学教学工作（讲课、录课、编写教材等）。同时承担远程序教育的研究工作（教育测量与教材评估）也尽了自己一分力，并与学校远研所合作主编了一本《电大教材评估理论与方法》的著作。我在北大所学的数学，虽然不多，但都得到应有的发挥，并从张尧庭和张锦文二位仁兄处吸取了不少新的数学知识。我在1987年秋，大胆地应用自然推理系统的一套符号语言，在北航应用数学专业完成了一个学期《实变函数》课程的教学。1990年夏，以一篇《模糊逻辑代数的最小公理系统》参加了布拉格举行的控制与智能系统会议。 1995年4月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解除了繁重压力，可自由寻求自己感兴趣爱好。参加航天部老年大学的学习活动，10年间系统地学习了诗词书画知识，并参加了北京神州书画研究协会，也积极参与了学校组织老年书画班，为组织退休老人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贡献出一点力量。为初级班讲了楷书《九成宫》、篆书《中山王鼎》和《千字文》等；还为中级研讨班介绍了《圣教序》、《石豉文》等和诗词格律知识。其间在学员的推动下还编写一本《石豉诗书》（首次补全了718个字的完整本）。 退休后学习书画，同时还参与计算机仿真杂志的编委会的工作。从2004年开始全国计算机仿真大赛举办五届，我参加了五届命题工作和四届评委工作。 回首往事，我童年在红菱港世彩堂渡过。燕园是我学生时代最受益的地方。冲庄发动机是我23年青春美梦。为远程教育回归数学教学又渡过了十四个春秋。退休后常到玉渊潭散步，也多次去过三亚。 下面几首劣作算是我的一点晚晴感怀和学习心得。
诗词作品 彩堂 对岸峰岚坐，绿水门前过； 世彩书声朗，菱渠绕山歌。 牧童 顽童稚气横牛背，畈上陌阡一线蹄， 饭后相约欲何往，王各湖畔青草地。 乡行 一道长堤村里斜 堤伴荒蕪不见家 车过桥头天色晚 何时再来觅菱花 天净沙七首 一 老屋 雕梁画栋寒窗，阳旗犬马刀枪， 血泪浓烟火场，廖家湾状， 灾殃屈指天荒。 二 忆景 寒松晓月书声，钟亭桃李东风， 石舫湖光塔影，忆燕园景， 岂温馨更情深 三 美梦 来流扩压温高，直筒油雾燃烧， 尾部喉型喷道，高超音速。 神功剑斩魔妖。 四 神韵 课堂教室天空，电波数码书声， 学校师生万众，远程神韵， 树新人国家新， 五 玉渊 白杨夹道高天，拱桥南北边缘， 水面东西两片，樱花春艳， 游船戏鸭潭渊。 六 民乐 玉渊馨竹留春，曲廊民乐琴声， 周日方亭吉庆，游人仃踵， 轻歌慢舞知音。 七 三亚 白云碧水晴沙，阳光椰树鲜花， 一市双河数岔，凤凰三亚， 游人海角天涯。
石鼓韵律十首 一、吾车 车马全齐配，君员始邋游。 困围群母鹿，驱赶野公牛。 弓箭寺，趗趗鹿麀忧。 目标进射程，唯褚郧蟆� 二、汧 決堤河水泛，沼泽变深渊。 鰋鲤生长旺，君员喜乐添。 小鱼游汕汕，黄帛舞翩翩。 人群捞捕碌，巧用柳条穿。 三、 田车 田车要多安，四马应驯娴。 君员迉沃野，车马写坡沿。 士兵追獵物，鹿豕进围圈。 射杀改活擒，善意自君言。 四、銮车 秀弓彤矢炜，銮车漆真煌。 四马六缰骜，万兵千骑壮。 箭飞如雨急，君恐把麀伤。 闾乡贤碌事，獵物盛筵香。 五、灵雨 旱天心楚楚，及时雨濛濛。 洎洎汧阔，萋萋蒲草生。 河流常涨落，天氣有阴晴。 伊于水一方，吾梦见家门。 六、作原 贤能志氣大，治国育英才。 岁月如流水，君员斗塉苔。 梅栗棕榆植，鸣禽鹿豕耒。 悠悠猶我志，昱昱道盩開。 七、而师 戎车行齐整，矛似树林。 浩浩旌旗舞，滔滔队伍行。 獵丰恭贡品，创业表忠诚。 天子人臣乐，嗣王复古仁。 八、天虹 三星依次见，虹彩出天边。 芃芃芽幼嫩，迟迟马欣欢。 隐隐雉鸡立，雄雄意志坚。 武文齐努力，大小概追歼。 九、吾水 河流瀞又清，道路直仍平。 稻粱尗麦黍，福禄寿康宁。 吉日游原野，良辰敬祖庭。 瑞雪纷纷降，吉祥献国人。 十、吴人 吴人重爱心，朝夕顾西东。 君子亲临授，庶人艺寓逢。 园林牲畜旺，沿路鹿麀奔。 兴邦上下求，倡导有先君。
以上石鼓韵律十首于2013年参加首届当代中华律诗大赛获得特等奖（从一万六千多人中评出二十名特等级奖）。 2013年9月10日《北大数学百年》盛会时，我对访谈记者题写了《百年树人》四个字算是作为献给母校下述对联的横批： 未名湖晓月伴桃李 博雅塔寒松交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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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头老黄牛 林 埜(Lam Yeh)
我是林 埜, 英文名是 Lam Yeh, 福建福清人。 在福清上小学和初中, 1951 年到1954年在福州第九中学上高中。 1954年我以第一志愿考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被分在第一班, 荣幸地成为北大数学力学系 54 级的一员。 在北京大学的头三年, 学习生活各方面都算顺利。 北大数学力学系 54级以马希文, 陈天权, 张恭庆, 张景中, 杨路为代表的五大尖子非常突出, 加上众多的其他高手云集在54级, 大家经常听到尖子和高手们的传奇和轶闻, 这都给予我很大的触动。 我认识到必须努力学习, 兢兢业业, 才能尽可能地缩小与尖子和高手们的差距。 结果通过努力, 我的学业也取得相当的进步, 大多数课程都得到 “优等” 的成绩。 1956 年, 开始分专业。 因为我对数学比较有兴趣, 数学专业又是五年制, 所以我选数学专业, 被分在数三一班。 心里想在剩下的三年时间里, 好好努力, 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 可是树欲静, 而风不止。 1957年夏天, 毛泽东提出了整风运动, 说是要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号召大家提意见。 实际上, 这是一个”阳谋”。 社会上多少善良幼稚的人们都上了当, 他们本着帮助党整风的态度提了意见, 结果被打成了右派。 5 月19 日, 这股风吹到了北大。 一夜之间, 许多大小字报出现在大小饭厅的周围。 结果和社会上一样, 许多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数学力学系 54级是重灾区, 总共打了约 40 个右派, 约是54 级同学总数的1/6, 其中 3 个人被判刑劳改, 5 个人被劳动教养, 其余的是劳动考察或留校察看, 只戴帽而免于处分的很少。 不幸的是, 我也被卷进了旋涡。 暑期后,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主动通过班上一个党员向组织交代了整风中的言行。 我相信 ”坦白从宽” 的政策。 为了自己能够顺利过关, “将功折罪”, 1957 年秋天, 我还参加了对别的右派的批判斗争。 从而伤害了一些要好的同学。 后来, 每逢我回忆起往事时, 总感到十分惭愧对不起这些同学。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 向这些同学表示出自内心的道歉, 对不起。 尽管如此，在后来处理右派的阶段, 我还是劫数难逃, 1958 年2月1 日, 数三一班开了一个批判会, 把我划成右派。 这是北大最后划的一批右派。 我们年级不算力学专业的同学, 最后一批罹难的有六个。 1958 年在大跃进和 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 在运动和劳动中, 很快过去了。 1959 年, 数学专业学生毕业。 我被分配到内蒙古伊盟师范学校。 我积极工作, 努力改造自己, 1962 年初, 终于摘掉右派帽子。 我教过师专, 师专下马后教师范。 文化大革命中还教过小学。 那时候, 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 粮食定量不断减少, 副食品也十分缺乏。 同时那又是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 运动不断, 对我的 ”触及” 也就不断。 因此对我来说, 困难是双重的, 除了挨饿吃不饱以外, 政治上还常常挨批判。 但我平时还是积极工作, 努力做到见困难就上, 见好处就让。每逢有下乡等艰苦的事情, 我总是 ” 当仁不让 ”, 积极参与。 在闲暇的时候, 我就复习大学的课程, 做了好几千道高等数学的习题。 到运动时我能以平常心对待。 因而有同事感叹地说: “ 老林呀! 你真是抓革命的对象， 促生产的猛将呀!” 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秋天清理阶级队伍时, 因为我既有 “前科”, 爸爸和妈妈又都在香港, 被怀疑 “里通外国”。 于是被抄家, 关进牛棚, 天寒地冻, 每天劳动, 接受批判。 半年后总算平安无事, “解放” 出来。 1968 年, 妈妈不幸患上舌癌, 动了手术。 1974 年春天, 爸爸又检查出有胃癌。 爸妈身边没人照顾。 希望我能去香港照顾两位老人家。 我几经考虑, 决定申请去香港。 两个月后申请得到了批准。 我本想悄悄地离开学校南下。 可是在我临离开伊盟师范学校的前一天晚上, 我小小的窑洞宿舍里, 却挤满了老师和朋友们, 他们一双双充满着依依不舍的眼睛看着我, 一只只热情温暖的手紧握住我, 真是 “此时无声胜有声”。 第二天清晨, 我坐汽车去包头时, 许多老师和朋友还湧到汽车站给我送行, 一个老师还专门送我到包头。 此情此景到今天还历历在目。 我想起许多伊盟的朋友过年过节时, 晚上请我到他们家里一起欢度; 我又想到有些同学帮我到农村买食油, 鸡和肉, 以补充营养; 我还想到每逢我下乡遇到同学时, 他们总是登门问候, 再请回家里热情接待… 这时候, 我总是心潮澎湃。 此情此景, 我不能忘记, 也不会忘记。 现在伊盟已变为鄂尔多斯市, 是闻名全国的能源城市, 铁路已修通, 机场也有了, 伊盟师范学校也升格为职业学院, 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 每当我听到这些不断传来的好消息, 总是十分兴奋, 为伊盟人民而高兴。 至今, 我还和许多伊盟的老朋友保持联络。 1974 年 7 月, 我终于来到了香港。 幸运的是经过医生复查, 爸爸的胃癌被排除了。 不幸的是, 妈妈的舌癌在1975 年复发了, 虽然经过再次手术, 再配合放射治疗和化疗等, 依然不见起色。 1976 年妈妈终于弃我们而去。 而今, 爸妈都不在, 真是子欲养, 而亲不在。 呜呼! 来到了香港, 我开始了在香港的新生活。 因为内地的学历不被承认, 又不懂广东话, 英文也不行, 我就只好从事蓝领的工作。 我在一间墙纸公司做仓库保管员的工作, 经常要在仓库里爬上爬下存取墙纸, 还要经常跑东跑西送货给客户。 我还学会了裱画, 同时做裱画绢工作。 晚上跑去夜校补习英文。 夜里10 点才回到墙纸公司仓库, 还要给白天裱的画绢上明矾水, 这样画师在画绢上作画时, 上的颜色才不会散开。 每天晚上大概11 点后, 洗完澡就在仓库里睡觉。 在1976 年, 我申请就读香港理工学院的统计学高级证书课程, 这是一个两年的夜校课程, 共有8科。由于在北大打下的数学统计基础, 课程内容并不困难, 但是课程是用英语教的, 而且 侧重应用统计学。 因此通过这个课程我既学了统计知识, 又学了英文。两年后, 我 以 8科全优的成绩完成了高级证书的课程。 为了进一步深造, 1978 年, 我申请了英国和加拿大几间大学的统计学硕士学位课程, 并且成功了。后来我挑选了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因为它在伦敦, 而且还有宿舍, 免去转机和找住处的麻烦。 幸运的是我的选择是最优的, 因为帝国理工学院是一所世界的名牌大学, 在英国排名仅在剑桥牛津之后, 是第三名。 我感到很幸运。 因此十分珍惜这迟来的机遇。 我知道我的优势在于数学好, 统计强, 我的劣势在于年龄大, 英语差, 电脑不行。 说起来惭愧, 一开始电脑连Log in 都不会, 困难很大。 我明白那时候中国大学生还很少有机会到西方留学, 我是幸运的一个。 洋人们将从我身上来估量北京大学毕业生和中国大学生的质量和水平, 我绝不能给北大丢脸, 定要为祖国争光。 于是我一星期工作七天, 变星期天为星期七。 人家圣诞节开舞会通宵达旦, 我报名学习电脑程序; 同学复活节出外旅行,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学问学问, 一学二问”,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我还经常请教老师同学, 既学了专业, 又学了英文, 真是一举两得, 何乐而不为呢? 苍天不负有心人, 1979 年 4 月底, 在硕士课程的考试中, 我得到全年级第一名。 到了1982 年, 我的硕士论文还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统计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上。 在1979 年 10 月, 我拿到了Muriel Stott奖学金, 到曼徹斯特大学攻读运筹学博士学位课程。 英国的奖学金大多数是只能给英国人的。 Muriel Stott奖学金是少数可以颁发给非英籍学生的奖学金, 全校也没几个。 Muriel Stott奖学金的条件苛刻, 先只给一年, 第二年要根据第一年的表现来决定是否颁发, 而且至多给两年。 换句话说, 我必须在两年内完成博士学位课程。 我通过努力, 两年后, 于1981 年秋顺利取得了博士学位。 并开始了我新的教学工作。 在1982 年我在香港岭南学院教了半年书后, 就到国立新加坡大学数学系任讲师。 到1984年, 我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统计学系任讲师。 于1997 年升为教授并担任统计学系的系主任。 两年后, 我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 转任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客座教授。 从2001 年起, 我被聘请为香港大学统计及精算学系的荣誉教授, 兼职教一些课; 还被聘请为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双聘教授, 暑假时常常去秦皇岛访问或者参加会议。 同时, 我也逐步恢复了和老同学的联系, 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 新知旧雨友谊长青。 我也经常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 访问各地的学术机构。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看到祖国美丽的河山, 我怎能不更加热爱您呢? 我在1982 年, 终于迎来了晚来的春天。 从此, 我一直在讲台上从事教学工作, 教的课程包括统计概率和运筹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还培养了十几个博士和硕士生。 包括帮四川大学培养一个博士生。 这 30 年来, 我还坚持进行研究工作。 我出版了一本专著和发表了70几 篇论文, 绝大多数论文是SCI 检索的论文。 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几何过程及其应用。 我于1988年首先引进一个单调的随机过程 -- 几何过程, 研究了它的概率统计性质, 并深入地探讨它的应用, 特别是在可靠性中的维修问题的应用。 (2) 质量控制中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的问题。 过去利用把整数连续化的方法，可以得到一个近似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 为了得到精确的抽样方案, 也是在1988 年, 我提出一个有限的算法, 只需要经过有限步的运算, 就可以得到精确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 (3) 其他运筹学的问题。 包括 Consecutive-k-out-of-n 系统的可靠性, 排队论的适应性控制和水库控制等。 在2004 年出版的 ”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 第二版中, 我应主编们的邀请, 写了几何过程一篇文章, 添加到第二版中, 作为一个新条目。 这说明几何过程已经得到了世界统计学界的认可, 成为统计科学之 ”林” 中的一棵 “树”。 到了2007 年, 东北大学和香港大学联合帮我申请了国家教育部的自然科学奖。 在2008 年 1 月国家教育部颁发了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给我和我的合作者, 我是第一完成人。 获奖项目是 ”几何过程”。 这次获奖再一次肯定了我在几何过程上的创造性贡献。 在2007 年, 世界科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的专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它是我及我的合作者们20 年来在几何过程及其应用上的工作心血, 又是这方面工作成果的全面总结。 这本专著可做为研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参考书, 又可以做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书。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54 级老同学中比我聪明的有很多。 我只是幸运地有个出国留学的机会，再加上以勤补拙，可算是一头勤劳的黄牛，才能在科学的大海中捡到几个贝壳。 而今黄牛已老矣, 病矣, 但我还希望我这一头老黄牛, 在有生之年, 能勤勤恳恳, 继续做一些对祖国和人类有益的工作。
简历 林 埜, 福建福清人, 从事概率, 统计和运筹的教学和研究 30 多年, 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和专著 “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 一部。 在1988 年, 林 埜首次引进几何过程的概念和理论, 并研究它的应用。 也是在1988年, 在变量抽样方案的研究中, 林 埜提出一个有限的算法, 只须要经过有限步的运算, 就可以得到精确的最优变量抽样方案。在2004 年出版的 ”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第二版上, 因此增添了几何过程作为一个新条目。 接着在2007 年, 几何过程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
1954 年 — 1959 年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学士 1959 年 — 1974 年 伊盟师范学校教师 1974 年 — 1978 年 香港仓库保管员和裱画工人 1978 年 — 1979 年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统计学硕士 1979 年 — 1981 年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运筹学博士 1982 年 — 1982 年 香港岭南学院讲师 1982 年 — 1984 年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讲师 1984年 — 1999 年 香港中文大学 讲师, 高级讲师, 教授, 统计学系系主任 2000 年 — 2001 年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客座教授 2001 年 — 香港大学 荣誉教授
通讯处: 香港荃湾丽城花园一期二座34楼E 室 电子邮箱：ylam@saas.hku.hk
北大的沃土滋润我成长 刘宝镛
时间过得真快，从中学毕业考入北大至今已60年了，原来是 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了年近八旬的髦耋老人。我是最懒于写东西的人，尤其不愿写自己，因为确实没什么东西好写。考虑到同学相聚都来日不长，大家交流抒发心胸，就下决心做此汇报吧。
一、入校——出乎预料 运气很好 从中学到大学我是贪玩的学生，功课绝对一般。中学我在天津一中是学校话剧团的总务。又演抗美援朝的小话剧、又演三反五反的小话剧。因此，54年高考报名时，有同学就起哄让我报戏剧学院。我们有一个同学叫靳乃谦的后来就真的考上了中戏，但我脑子还算清醒，我觉得演戏只是玩一玩，哪能一辈子当演员，自觉不是那块料。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初中时1949年开国大典前，报纸发表了国旗的方案，我就用圆规和直尺画出了正五角星，让我母亲做好了国旗悬挂在门外。上高中时，我们的数学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一笔能画出非常正的圆，我很佩服。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比着做数学题，课外谁找了数学题大家都高兴作，所以考大学时很想学数学。但是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又想考个大专，快点参加工作。加上那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在轰轰烈烈地上马，宣传很多。这样就下决心学汽车制造，为我们国家造汽车。最后报名时，第一志愿就报了清华大学汽车制造系。第二志愿还是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54 年发榜时，买了一张光明日报，我在清华的录取名单中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我都吓得快哭了。还是同学提醒，问我你第二志愿报的是什么，于是我才在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录取名单中找，果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破泣而笑，看来我还是和数学有缘分。但是，当时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觉得数学还是太枯燥，不像是学工的那样真刀真枪地干。后来我自己也准备好了毕业后当老师，一直作数学研究我肯定没那个能力，我是急脾气坐不住，所以也不可能有那个耐性。开学前母亲给准备了行李，姨姨给点钱买了一个小帆布箱，作为自己人生起点的全部装备，第一次离开天津，第一次坐火车，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到达前门火车站，出站后看到了北京大学接站的大旗子，傍晚学校用大卡车把到站的各系同学一起送到了学校。
二、在校——顶级教授 精心培育 优美环境 全神贯注 报到后，到西校门和未名湖边上转了一下，学校太美了，感到特震撼，有山有水湖光塔影，亭台楼阁，全天津市也没有这么好的公园。几年学习期间，一直处于优美的学习环境之中。走在路上花香扑鼻，每棵树都有名牌，看到的是满眼郁郁葱葱，听到的是百鸟齐鸣。每天吃过晚饭，背着饭碗直奔大图书馆，放下书包来到未名湖边稍事散步，真叫心旷神怡。这种环境能够使每个学生塌下心来，全神贯注地投入学习。不像现在整天乱乱轰轰地，环境就造就了浮躁的气氛。 顶级教授 精心培育 当年学校非常重视低年级的基础教育，每门课都是全国最有名的顶级教授来上课，很多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院士（学部委员）。像江泽涵教授亲自教一年级解析几何课，他可是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四十年代曾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后又出国作研究工作，得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克服重重困难，返回北大数学系。他是我国拓扑学的开拓者，他风度翩翩，吸着烟斗味道极香。他经常还给我们二班上习题课，说话不紧不慢，态度和蔼可亲，一点也没有大专家的架子，有这样的老师上课，我们实在是太幸运了，因此大家学习都非常努力。 我们的理论力学课是周培源教授亲自讲。他又是一位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国务活动家，他是我国最早研究相对论的科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相对论的，他曾参加了爱因斯坦主持的有关相对论的研讨班，他三十年代就在清华主讲了理论物理相对论。周培源教授给我们讲他亲自写的《理论力学》这本书，整整讲了一学期。讲课中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普通话，大家风范，令人景仰。 程民德教授教我们数学分析，他也是从国外回国不久的数学家。对我们第一次接触微积分的学生来说，学习微积分不是很容易。但是程先生讲课深入浅出，把伊普赛龙（ε）和德儿他（δ）讲活了，讲得非常清晰易懂。 当时的年青教师也都是出类拔萃的，像当时丁石孙先生给我们上高等代数课，他黑板写得非常漂亮，逻辑性又非常强，上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给我们上数学分析习题课的陈永和先生，他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可他已经当了老师，可见他异常聪明能干，他的辅导课清清楚楚、干净利落。 特别是老师们还经常教育我们要多看课外的东西，培养自学能力。当时不少学习优秀的同学在老师的辅导下，已经开始了数学方面的研究。正是有了这么多顶级的老师，从各方面一点一滴地给我们细心浇灌，使得我们才能获得扎实的基础知识，这是我们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
三、离校——步入国防 尚知努力 58年毕业分配前，我正跟着胡遵素搞课题，我对无线电一窍不通，主要是向他学习。记得好象每个人填写了分配意想，我填了去西部兰州，到艰苦的地方当个数学老师。没想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被分配去国防部，当时也没多想，肯定是服从分配，去国防部也是去艰苦的地方，去国防部干什么也不知道。不久，来了一辆大卡车把我们几个分配到国防部的同学一起拉走，这样就告别了母校，当时确实是依依不舍。 开始工作时才知道，我们国家刚刚成立了国防部五院，是搞导弹的。单位保密要求很严格，不许对外说，要断绝和外界的联系，这样我就很多年和同学没有来往。 导弹是什么东西，当时都是新毕业的大学生，谁也不懂。因为，我们国家之前没有哪个学校开过导弹专业课，因此，大家都在一个起点上。后来，国家用农产品换来了苏联援助的一种近程导弹的资料。我们先是翻译，然后就开始学习。但是，资料上只有一堆公式和数据，公式怎么来的不清楚。经过几天的学习，我忽然想到老师教的偏微分方程，我就用学校学的知识试一试，因为公式很复杂，但是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把苏联资料没给的东西全推导出来了。这可以说是参加工作的开门红吧，也说明在学校打好基础的重要性。 这样，我就对导弹的知识一点一滴地不断学习了一辈子。
四、今天——搏斗病魔 健康生活 几十年来，因为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工作中，没太关照自己，也没太顾及家人，虽然有过一些危机时刻，但都顺利度过了。直到2000年末在靶场主持发射任务，突然右眼睛睁不开了。2001年初回北京确诊得了一种怪病，学名叫“重症肌无力”。为此，住院近两个月，出院后接着吃药近两年，病算控制住了。这种病如果不及时治疗，人体就不断地瘫软，不能进食，就不断地结束了。又熬过了十年，到2012年病又发作起来，开始表现是左眼睁不开，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又开始重复治疗，2013年、2014年两次住院，现在四肢也有反映，出院后每天吃药，现在总的情况还可以。 我是乐观主义者，每天坚持活动，吃饭、散步都正常，工作的事已经很少管了。我现在是生活无忧，快乐生活。希望到我们毕业60周年时大家再来相聚。 Email：liubyyx@vip.sina.com
难忘的回忆 刘朝芬
求学之路 我出生在重庆市北碚区农村的一个没落地主之家，五岁死了父亲。当时国民政府正在普及国民教育，一个保一所小学。在我住的大院里，有一所只有一、二年级的小学。全校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所有的二十几个学生都挤在那间教室里，几个孩子共用一张“课桌”，这还是周围的人捐助的，方形的、长形的都有。一个年级上课，另一年级做作业。音乐课一块儿上，老师教了不少抗日歌曲，我在那里受了启蒙教育。一个乡有一所中心小学，六个年级全有，在一个离我家有五六里地的小镇上，早出晚归，中午带点吃的。重庆雾大，清晨上学头发及布鞋常被露水湿透。下雨天没雨鞋，光着脚丫儿在狭窄、湿滑的田坎上快走，走慢了易滑倒，一不小心就会摔到水田里去。若下雨久了，将在烂泥地里一步一个坑艰难地前行。有一段路要与运煤的马队同行，路不宽，一边是悬崖，一边靠山，见那些钉有铁掌、驮着两大框沉重的煤的马，简直就是庞然大物，心里很害怕，只能靠着山提心吊胆往前行。我在这里上完了小学。 离家约七八里地，有一所梁漱溟办的私立初级中学（勉仁中学）坐落在一座松林坡下，空气新鲜，环境优美，设备简陋。记得一年级时背了一袋米去交学费，初二时，学校给了奖学金，可以免交学费。想用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当个乡村教师就好、可以自食其力。 当时经济非常落后，家里、学校都没有电灯，只能在桐油灯下做作业。医疗条件很差，记得有一次得了疟疾，母亲带着我到庙上去“跑摆子”，拜了诸菩萨，还吃了一顿斋饭，到时间没犯，高兴地往家走，半路上发作了，发着高烧，抖得上牙打下牙，头疼欲裂。 1950年北碚解放，1951年转学到西南师范学院女子附属中学插班，早晚在家吃饭，中午常不吃饭，在教室看书。不富裕的同学们看在眼里，背着我凑钱为我买了食堂的饭票。学校知道后，当月就给了助学金，并在校住读。从此生活、读书有了保障，很感激党和人民的培养，决心报效国家。1954年毕业于这所中学。
大学生活片段 蜀道难 1954年考入北大，正值长江发大水，无法走水路。重庆考到北京的学子齐集市区，成渝路又被大雨冲断了，最后决定由解放军的一个连队护送我们约二百多人经秦岭到宝鸡。随身自带行李，走不了了就找地方借住。好不容易坐上由宝鸡加开的闷罐车，大家席地而坐，一般见车必让，闷在车里，不知日夜地到了北京。从北碚到北京共走了13天！到校后，同学们开会去了。我渴望睡觉，也不管几点了，到宿舍后扔下行李，倒在光板床上，伸直了腿，一觉睡到同学们开会回来，到吃饭时间了，我已迫不及待，到食堂一口气吃了三个大馒头，以后再也没指望打破这个记录了。 宿舍拾零 随着老化，记忆力随之减退，但有几件事始终定格在脑海中，每次不经意地想起，心里总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 我们54级的女同学从入学开始就住在26斋，直至毕业。大家青春年少，充满活力，朝夕相处，团结互助，同窗情谊深厚。 “你说道，家里有小九妹……” 不知谁发现楼香林会唱越剧，大家一定要她教，扭捏一阵后，她在前唱，其他人跟着，没一会，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集体跑调！其中学得最来劲儿，笑得最灿烂的是张学琴。她的音容笑貌至今犹在。 夜半惊雷 一天深夜，强烈的闪电雷鸣把同学们惊醒，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邻床的吴庆宝被吓得钻进了我的被窝。大家安慰她，这时的她，真像一个小妹妹。 广东月饼 一个中秋夜，同学们从图书馆、教室背着书包陆续的回到宿舍，突然，吴庆宝带回了月饼，大家欢呼了一声。不知谁精心的将月饼按人切成牙。我没吃过广东月饼，拿着这皮均匀的薄，五仁馅厚，色泽金黄，发出诱人香味的月饼细细品尝，真是色香味俱全的佳品。几十年过去了，再没找到这么好吃的月饼。
九所五十年 1963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九所，正值九所准备搬迁草原，人事冻结，1964年初决定不搬了，二月份才正式报到。 参加两弹实验 报到后，周毓麟先生给我谈话及介绍情况。到了科研室，有幸赶上了原子弹首次实验的最后理论设计，大家齐心协力，为实验提出最佳设计方案。这时的九所，无论书记或所长，都不称官职，称邓稼先为老邓，称于敏为老于，官兵平等、融洽。1964年10月，我跟大家一起庆祝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重心转到了氢弹实验，原子弹成了扳机，如何去点燃氢弹？原理和结构都需探索。为给设计提供计算工具，64年底，领导让我解决炸药爆轰过程的数值计算。这时周光召正在讲爆轰物理，我正好补了这一课程。经过多次失败、修正，终于完满完成任务。于65年11月作为氢弹原理设计的程序之一交付使用。 尽管文化大革命扰乱了科研秩序，但我们还是在法国人之前成功地空爆了氢弹。 在三线的日子 军宣队进驻九所，69年底，将一部分人送到五七干校（农场劳动），一部分人迁到三线。我和明笙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被分到三线。在山沟里不具备工作条件，不拖家带口的人员陆续返回北京出差。我们留在山沟里，白天搞运动，开批判会，晚上种地，回到家里，没水，没电，还要去附近的河边打水。 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明笙带着两个孩子走到几里地外的县医院迎接新家庭成员，一家人在那里过了一个难忘的除夕夜。 由于没有煤，无法做饭，所有的人都吃食堂，偷偷弄了个小电炉，给孩子煮点鸡蛋什么的，还被抄家抄走了。幼儿园婴儿室的阿姨造反了，领导令有婴儿的妈妈们轮流值班当阿姨。明笙兼任幼儿园采买，每天早上五点钟（天没亮）就出发，那时物资很缺乏，晚了就买不着了，他骑车沿着崎岖狭窄的山路行走，还要横穿一条小河（夏天有发山洪的危险），到县城奶站买一大桶新挤出来的牛奶，运回来后分给大家，有婴幼儿的家庭优先。 一岁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烧41度，明笙采买去了，我把孩子用带子捆在背上翻山越岭到医院，经过一个农家院时，一只大黄狗大叫着扑了过来，我慌忙捡起一个土块扔过去，黄狗退了几步后又扑过来…相持良久，它扑不过来，我也过不去，主人出来才解了围。上午十一点多，心急火燎地赶到医院，全院却没有一个医生，只有两个护士值班，其他的人都去开批斗会了，儿科主任陪斗。护士就给了我一个冰枕头、一个冰袋给孩子降温，直到下午五点多钟大夫才回来，见事严重，几个医生抢救到快天亮才脱离危险。 计算机在深挖的、潮湿的山洞里转不起来，老鼠咬坏线路，成了一堆废品。 我们渴望工作，明笙提前回了北京，沟里几乎就剩下娘子军了。我于72年初带着被褥和孩子私自回到北京，要怎么处置随便了！还好，军管批评几句后，肯定我还很有用就算了。五口之家终于能住在一间不到九平米的筒子楼里，煤炉放在走廊。从此开始了长时间没有户口的“出差”。 小型化 回北京后，领导让我搞中子反应群截面。我补学了中子输运理论，与组里几个学数学的同事合作建立了程序包。十几年中，我们与学物理的同事密切配合，处理了大量的数据，为这一时期的武器小型化及中子弹等的研究提供了可直接由磁带调用的多群截面及少群截面。 搞民品 所里为了赚钱，鼓励大家搞民品。我参加了“863”计划的TOKMAK型“裂变、聚变混合堆”的能源可行性研究，课题是提供包层中子学设计的程序并参加部分包层中子学设计，九所几个学物理的和学数学的人员成立了一个小组，牵头单位（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所）要求我们开发国外的反应堆程序。我们在美国的程序库中选择了三个美国的定态中子输运程序，一个日本的燃耗程序。我们研究资料，考察有关几种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开发程序，进行计算。后将程序交付使用。 我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软件系统的建立。并管理了当年的项目申请。 留给九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有一天，所长叫我回所参加有关所里工作的座谈会，由于工作的需要，考虑到计算机条件已基本具备，是建立非定常二维中子输运方程程序的时候了（这也是杜明笙的遗愿）。我在所里做了方法和实际计算可行性分析报告后，得到大力支持，调来了原杜明笙组编制和应用定态程序的主要成员，1995年2月成立了新组，所里将之定为重点项目。在小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大型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了。在我的协调下，1996年完成了程序的初步试算，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这一项目后继有人了，该退休了，我离开了九所，这是我和明笙留给九所的最后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在我的合作者与后任者们的继续努力下，所产生的程序已经是该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主要程序之一。获得了2000年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和另一程序一起获得2008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简历： 1951-1954 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学习 1954-1959 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 1960-1963 北大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 1964-1996 北京九所工作 1996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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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杂忆 刘峙山
1 毕业后分配到呼和浩特教师进修学校。觉得教学内容很简单，教着不过瘾。过了些时候，主任让我多听老教师的课，还要到校外听课，并且建议我听听同学梁维庆和翁方愚的课。听过之后，觉得老教师讲的太浅显，梁和翁讲得也不比我好。 2 61年调到与梁，翁同一单位，呼和浩特师专。年终教学总结，全校有3名教师受到表扬，梁维庆是其中之一。梁听过我的课，批评我就画一个圆表示球体不直观，并告诉我怎样讲课才能重点突出，我挺服气。 3 梁维庆脾气大，我怕他三分。学校搬家时，他负责部分具体工作。他让我找炉子烟筒生火，我找来的炉子和烟筒一看就不配套，梁大怒。翁方愚哑然失笑找来了一副合适的炉子烟筒。 梁维庆生活上很照顾我，困难时期，给过我大概是从香港寄来的衣物，出门一块吃饭，总是他花钱掏粮票。 4 范少坚分配到内蒙工业学校，他的同事告诉我范是他们的骨干，数学上有问题大家都问他。61年他回海南支援农业，托我给他收寄英文画报，丢失很多，怀歉至今。 5 林埜在东胜讲课挺有名气，经常到外面举办观摩课。他想搞科研但不知研什么，就把吉米多维奇逐题做完。刘训善说：这管什么用？ 6 我到过土默特，只要跟那里教师打听罗时健，就都说罗是他们那里的数学权威。 7 退休后李浩介绍我到仰恩大学代课，李浩那年给全校几百老师讲过教学经验。李的性格依旧。教研室讨论选微积分课本，一位教微积分的副校长要用简单课本，李本来不教微积分，却插嘴说不宜用简单课本，不然人家要笑话咱们不敢教正规教材。副校长满脸通红不让李发言，李不管那一套。下来我问李，你真的主张是什么？他说那要看副校长说甚么，他说换教材，我就说不换，他要说不换，我就说换。 李告诉我两件事。斋堂劳动时，同屋中文系党员是管右派的，老让李刷锅洗碗，李干了一周说下周该你啦，那党员没想到李敢造反，上报给丁石孙先生。丁听完说：看来你们俩住在一块不行。让那党员搬走了。 肖树铁老师到斋堂主持工作时说：你们右派也不必老是检查没完，没有进步就永远改造不好，进步也可以讲。时逢煤矿透顶，大家纷纷后撤，李浩却表现勇敢。于是，开会时李就自动地开始了劳模报告。报告还没完，翘起来的尾巴就给群众揪住了。 8 李浩说，他在北京学校组织到校外听公开课。不期而遇，讲课人是同学胡耀鼎。 9 我在仰大教书时，带的孙子极不听话，到处乱跑，仰大到处是两三米落差的危险地带，害得李浩经常屁股后面追他。李跟我说：要知道你有这么淘气的孙子，我就不叫你来了。 10 在仰大遇到一位曾在北京任教的退休老师，他说起余慎之和徐元洪：“他俩是我实际上的老师，他们在数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教给我的太多了。” 11 动乱时与康继鼎通信研究数学题，这是我写论文的开始，论文课题及投稿都赖康出力。 78年朱必文引导我搞图论，一直坚持到今，不过是小打小闹。 12 林埜刚入北大，每天背个破书包边走边吟：“上北大，大为不妙;学数学，狼狈不堪”。可是后来没看他费多大劲，学习就窜到前面了。76年以后，他对不少同级同学给过各方面的帮助。他对年轻人总抱有重大期望，我在美国遇到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嘱咐我千万不要把他的现状告诉林老师，不然林会说他不争气。林到科大访问时，特别找到并嘱咐我的孩子要学好英语和统计，这对我孩子后来起了重大作用。 13 戴佑健在菲律宾热情接待过我和林埜，可惜后来失去联系。 14 我在清队时被隔离，工宣队到内大外调，王云波和刘景麟让他们失望而归。 15 十余年前，王选到内大访问，王邀老同学一起会餐，领导要跟王选坐在一起，被王谢绝，王曰“还是我们同学坐在一起聊天方便。” 16 我在北大分专业后有点顾不上理论力学，班里偏科的人也挺多。记得上理论力学习题课时，周锦君同学坐在最前，我当仁不让第二，不过同列第二的有很多人，并且和周隔了好几排，我们后面是靠墙的一排，致使周培源老师对我们中间几行都是零元素的奇异矩阵颇不满意。其实我们不是矩阵，证明如下：因为扶手椅的可搬动性，经过大家后移变换，不难一眼看出，显然最后一行的元素数目大于其余任一行的数目。我们布下的二龙戏珠阵固若金汤，周先生始终无法达到底线。课后，有的同学夸周锦君：到底是解放军，冲锋在前，有的同学还不服气：“本来嘛，人家解放军哪能跟咱老百姓抢最后一排呀！”我想插一句严肃的话：周锦君是一位实心眼的好人。 17 十三陵劳动中，让我陪同一位脚受伤的部队进修同学离队慢走。我发现他并不政治挂咀，于是每次路上都跟他海阔天空瞎聊一气，还跟他合唱京剧；“这锭银，三两三……”。每天既开展了文娱活动，又完成了护送解放军伤病员的光荣任务。 18 在教师进修学校时，那里老教师多，他们多数都有历史问题，却不知我57年也有问题，使我觉得很轻松，领导也不歧视我，62年，我还当上了市三好青年。但是真让我思想放下包袱是66年，到全国串联，一看，没有一个地方的老革命，老领导不是反革命的。我何必老是检查自己，谴责自己呢？甚至怀疑我57年说的当真错了吗。 19 76年年前，我觉得最难熬的日子是刚到中学教课，学生下课大闹，上课小闹。虽然他们对我并无恶意，那我也受不了。使我觉得最受屈辱的日子是糖厂工宣队成天改造训斥老师。不过，工宣队有位任师傅很好，我挨斗的时候很软弱，红卫兵一摁我脑袋我就低头，可是我一低头，任师傅就把我腰扶直。可叹，几年之后听说任师傅下岗了。当然，我不是对那些训我们的工宣队员被买断下岗就解气，他们一样可叹。最让我逍遥的一年是75年，我下放到大青山里一个叫做白银吉勒格的地方，那个村子很和谐，我们去了将近一年，从没遇到过纷争，很大的村子看不出谁是地主。上级来人检查出很多社员房前屋后有资本主义尾巴，让他们把那些庄稼毁掉，村干部每一个给上级帮腔。有些老乡带我们探亲访友，我们也会被热情接待食宿。令我惊奇的是他们竟然说根本没有感到3年困难时期。挺遗憾，我在那里短期下放晚了15年。 20 北大师资力量强，这是我工作多年以后的感受。此外，北大社团活动丰富多彩，质量也高。蔡元培提倡大学生要发展德，智，体，美。可惜，我美育太差。其实，不少同学有课外爱好。郑嘉炘跟我说过，京剧不懂我能给你讲，我5岁就听京剧。刘训善说，郑嘉炘在《搜孤救孤》里就是跑龙套的。的确，北大高人太多了。有一次看外国电影弄不清情节，罗时健就给我讲解过。 大家看英文电影都拉上范少坚，英语专业的同学听不懂的地方，范都能给大家翻译。 21 在北大，我政治课学习认真，但是内容后来用处不大，联共党史重新写了，革命史很多内容也不提了，比如，国家是某种机器的说法再也听不到了。不过政治学习在铸造我的思想方面起过很大作用，我参加过许多斗争，伤害过别人。历史是长河，长河有漩涡，回流是正常的，但不能都是漩涡回流，没有一条河就是一个大漩涡儿不往前流动的。 22 我们曾经有位同学叫刘训善，他分配到内蒙古大学，由于是右派，四清时下放到卓资山中学，他的女人对他不好，刘在政治上经常受到批评，里外受气。于是由不喝酒变成酗酒。一日中午，同事见他门帘不摘，烟筒不冒烟，破门进去，才发现他俯卧在炕上，手伸向锅台，人已经断气。大家赶忙到校外把他女人找来，这个女人连男人都没细看，收拾细软扬长而去。学校只好把刘的哥哥从唐山叫来料理后事。刘训善数学学得不错，爱好象棋，京剧。他不能再为我们写什么了，这一段就算是我代他写的吧。
简历 1937.7.9我生于河北省宛平县麻峪村。 1948年 在该村小学毕业后升入门头沟介寿中学，49年改为北京九中。51年入北京四中。 1954年 升入北大数力系。 1959年 分配到呼和浩特教师进修学校教书。 1967年 该校解散，到19中教课。
1978年 调到师专，后改为教育学院。1998年退休，2000年到泉州仰恩大学代课。2011年从仰大辞职。
Email：zhishanliu37@126.com
数学力学伴我一生 龙世猛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当卫星经过北京上空时,仰望卫星的轨迹,我在感叹科技进步多么神奇的同时,也在心中默默的想:我国什么时候才能造出自己的地球卫星?届时我们学的专业能派上用场吗? 做梦也没有想到,1958年毕业前夕,我被告知学校已将我调出去参加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同时被调的还有李颐黎、薛铁辕和我系下一届的董松野、黄文生、邵玉芳。报到是在动物园附近的西苑饭店，见到的都是从学校出来的年青人，主力是当届清华力学班的研究生。当时正是我国大跃进年代，记得那天已是晚上12点左右，要求拿出一个初步方案。为了计算弹道，我和董松野、黄文生借了自行车连夜到北大实验室借手摇计算器。它就是我们参加卫星研制工作使用的第一个计算工具。 以后，北京这批年青人到了上海，集合了各方的年青人,组建了上海机电设计院，院长是杨南生研究员，总设计师是王希季教授（现工程院院士）。当时的想法是要自力更生从运载火箭开始研制我国的地球人造卫星。设立了总体室、结构室、发动机室和控制室,以后增设了回收室。总体室和力学的关系非常密切，除负责总体方案、各分系统协调外，还要承担火箭外形设计、弹道分析计算和提供设计参数（空气动力产生的升力、阻力、载荷和气动加热产生的热流）。在总体室中成立了气动组和轨道组，气动组中包括我共有四位北大学子，有我系56届的孔祥言、57届的李思强和张德华。我开始时承担了气动加热的任务，以后又承担了载荷计算工作。 气动加热现象是有粘性的空气和高速飞行器表面强烈摩擦产生的，空气的粘性只在靠近飞行器表面很薄的一层（附面层）内才显著。将空气粒子抽象成数学质点，可建立无粘流和附面层的动力学方程组。气动加热的计算要先求解附面层外的无粘流场（速度、压力、密度、温度），以此作为附面层内求解传热系数的边界条件。不难看出这样的数学模型在当时求解是相当困难的。我对它投入了全部精力，可以说是日思夜想。经过多次失败后，找到的解决途径是:避开精确求解附面层方程,从最简单的附面层方程（定常不可压速流绕平板流动）入手，解出表面摩擦系数和传热系数，再用近似方法计入高速和压缩性的影响。 运载火箭的研制也有类似的经验。开始时是想搞推力较大的运载火箭，但搞了一段时间后发现了不少问题。最后经过全院大辩论，决定从小的探空火箭起步，因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1960年2月探空火箭首次发射成功,同年11月七机部仿制苏联的导弹东风一号也发射成功了。1965年，上海机电设计院（搞火箭和卫星的部分）并入七机部，更名为八院，我也从上海回到北京。从此，我国的人造地球卫星的运载火箭就由导弹改装，并且卫星的研制任务也由七机部承担。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人员由七机部一院、八院、中国科学院抽调。我国卫星研制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此之前，钱学森先生曾召集八院总体室四位组长（包括我）布置任务，要我们为载人飞船鸣锣开道，搞个飞船方案，并为飞船起名曙光一号。这样我们就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飞船室的骨干。1970年1月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11月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但由于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曙光一号飞船始终未能提上议事日程。这样，在1980年底曙光一号下马，飞船室和返回卫星室合併，我们参加返回式卫星研制工作。 载人飞船涉及众多空气动力学和轨道飞行力学。在1968年到1980年底的漫长岁月里，除下放劳动煅炼和抓革命外，其余时间都是这些力学课题陪伴着我。 首先是飞船的外形和返回式卫星不同,要采用大阻力外形,完全要依赖空气动力学进行优化。 当时我们对我国风洞情况作了调研，发现我国的风洞基本能保证研制出我们自行设计的飞船外形，所以确定了借鉴美国飞船外形，自主研制我国飞船外形的思路。但当时没有经费进行这些风洞试验，只能做些初步的理论探索。记得当时提出的气动理论课题有：返回外形气动力静稳定性分析、飞船流场和压力分布计算、动导数理论分析、烧蚀对气动力的影响和飞船热流分析计算等。拿飞船的气动加热来说，由于瞬间热流比返回式卫星大，热流计算还要考虑以下因素：高速高温下气体的分解和化学反应；附面层状态是层流、湍流或转捩；返回时再入角（飞船质心速度方向和返回弹道切线之间夹角）的选择。总之，空气动力学和轨道飞行力学不仅要为飞船的结构设计和姿态控制提供精准的设计依据,还要保证飞船的姿态稳定和人能承受的过载。一旦飞船上马,我们应当掌握的知识是太多了。这段时间除扩大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外，我重点放在热流的工程计算方法上。由于缺乏试验数据验证，没有形成成果，这是我今生最遗憾的。唯一值得安慰的成果是我在1983年中国空间科学技术杂志上写的《确定制动火箭参数的近似方法》。 我和李思强到返回卫星总体室后,任卫星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协助主任设计师做些和卫星总体有关的设计、协调工作。那时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已发射成功，几乎每年都要发射一颗，由我和李思强轮流负责。1985年发射时，我有机会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加了卫星发射的全过程。记得发射卫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防热涂层处理、关闭卫星密封舱门。在这一工作完成后，发射架才脱离运载火箭，我们才最后离开发射架撤到安全地方。站在发射架的顶端，这是紧张又激动的时刻，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机会，近距离地见到卫星发射如此壮观的场面。事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已在我亲眼见证下实现了。在这次执行任务中,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在以往发射中，程控指令要在发射前做最后修订，修订结果都是用手抄写；这次，我编了一个程序，把这一工作交由微机完成，结果是满意的。从手摇计算器到微机，说明卫星技术的发展离不开计算机科学。 上世纪80年代初，微型计算机问世，它不仅有可代替大型计算机的高速运算功能，而且有处理图象和处理文字的功能，是数学科学的重要成果。组成图像的像素和组成文字的点阵通过编码变成抽象的数，这些数按不同的应用程序在微机中进行高速运算后，就可以完成各种实际的图像和文字处理工作。显然这些应用程序就属于数学科学的范畴。我对微机应用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微机的编程技术，想在军品任务外抽空搞些民品。正好桂林的同学要我帮忙推广微机应用，我们接了桂林东风服装厂研制微机服装辅助设计系统（放样推档）的任务，主要是编写应用程序和配置设备,于1986年5月交付该厂使用。积累了一些经验后，又接了研制提花纹版自动化系统的任务,除编写应用程序外,还要控制提花织机。1989年11月成功交付云南曲靖丝绸厂《丝绸提花纹板微机辅助设计制造系统》一套，并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这时领导要将这一项目作为单位重点民品项目，1991年5月我被调到民品处搞民品。 由于领导更换，1996年底，提花项目下马。1997年初我被从民品处调回军品飞船室(1992年以后组建)，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圆我的飞船梦了。1997年7月正式通知我退休，我开始安度晚年。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准备一台微机伴我养老。因为当时已经开发成功很多应用程序，有了微机就可以很方便的分享这些以数学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成果。例如可以做像册、编辑录像、Email等。我还用它学会了太极拳，现在每天早上我都要坚持打三套拳。后来发现ipad携带方便，外出时带上它可以很方便的分享卫星照像的成果，指路和乘车都很方便。近来我还用上了微信，国内国外一家人建立一个朋友圈，互通信息、发布照片，大大缩短了相互间的地理距离，养老再也不感到孤单了。当今，在日常生活中是处处离不开数学科学的应用成果了。 我选择了数学力学，我一生和它相伴，我为它的应用铺砖添瓦，我分享了它应用的最新科技成果，虽然一生中也有遗憾，但吾今生知足矣。
简历 1954年 9月—1958年 7月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 1958年 7月—1965年 9月 上海机电设计院总体室气动加热组。 1965年10月—1968年 2月 七机部八院总体室载荷组。 1968年 3月—1980年11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飞船总体室参数组。 1980年12月—1991年4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返回卫星总体室。 1991年5月—1996年12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民品处，提花纹版微机辅助设计系统项目。 1997年 1月—1997年 6月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飞船总体室。 1997年7月 退休。
通讯处:北京海淀区知春路82号10楼1205室 Email: shim_long@163.com 电话：010-82132483 2014．4．16
毋忘我的志愿 毋忘母校教诲 陆祖建
1954年我就读于苏州中学高中，临近高考时在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我不知深浅地说出自己的志愿是梦想在数学园地里留下一点自己的工作。当年的高考作文题正好是“我的志愿”，我也被第一志愿录取进入北大数学力学系。 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是扩大招生后人最多的一届，也是由4年制改为5年制的第一届,校、系都十分重视，基础课的大课都由一些著名教授讲授，如江泽涵教授教解析几何，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教理论力学，程民德教授教数学分析，徐献瑜教授教常微分方程，在一二年级时得到了很好的基础训练。进入三年级情况就变了，先是反右派，后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正常的学习被中断了。到五年级时学校才采取措施，把同学按专业分为几个方向，我分在马氏过程小组，共6名同学，由著名教授许宝騄带病在他家中为我们讲课。许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位大师，入学不久我就从校史展览上看到许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就在概率统计领域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是首批当选院士的数学家，他也是一位仗义执言的著名教授，为了营救因爱国而被捕的学生与其他教授联名提出交涉。四十年代末以来许先生虽身患多种疾病仍一心扑在事业上，是我国概率统计学科带头人，能得到许先生亲自授课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我与许先生还有另外一点缘分，那就是在四年级时张尧庭老师让我承担为许先生去中科院数学所借书工作，许先生在校内董府(我入学时这里是校医务室) 的住所曾去过多次。许先生的住所也就是两间房，里边一间是卧室，外边一间是客厅也就是为我们讲课地方。许先生讲的是马尔可夫链，是他自己编写的、并无现存材料。许先生一边讲一边写黑板，条理非常清晰。那年学校并无要求写毕业论文，我还是写了，一篇是根据国外期刊上的文章，减弱了一个条件，得到同样的结果，另一篇是将许先生讲的部分内容作了归纳。我把这两篇论文交许先生审阅，此时毕业分配工作己经进行，再次去许先生家时，先生指出了第二篇论文中的一个错误，并说论文还是很有意思的，但跟你以后的工作关系不大，就把论文留下吧。此前罗志敬曾代表系里跟我谈了毕业分配问题，通知我分配到炮兵，并说:“这虽不是你的志愿但你会喜欢的” 。从许先生和罗志敬的话里可以认为他们对我以后的工作是清楚的，但我自己并不清楚。 1959年我分配到炮兵技术部。炮兵技术部是根据苏联专家建议新组建的一个部门，是地地导弹部队的领导机关，我是按弹导参谋的编制要来的。能到这样一个掌握尖端技术并十分保密的部门来工作是没有想到的，也非常高兴，对许先生和罗志敬的话也理解了。但时间一长我发现除了参加导弹飞行试验结果分析，新型号论证和为领导、同事讲数学课外，所做的都是机关事务性工作，很难用到所学的数学知识。1962年机关要精简，我就此提出到学院去当教员的要求。1963年领导决定送我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进修导弹总体专业一年半，留在炮兵技术部。 1965年炮兵技术部撤销，人员分到炮兵司令部、后勤部和新组建的炮兵第一研究所三个单位，我分到研究所。曾领导我参加导弹飞行试验结果分析和新型号论证的席力被任命为研究所付所长兼我所在室的主任。他对我也比较了解，跟我谈到研究室的工作设想，鼓励我说、将来会有许多工作可做，并一定能做出成绩来，我也非常期盼，我的梦也具体化了。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因站在炮兵司令员吴克华一边、被认为反对林彪、反对三军而被隔离审查。1969年劝退出党，并以有害首都安全为由(按当时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的复员政策，我应安置在北京)复员至老家吴县。 在吴县农机厂担任车工、铸工，那时还能有什么梦。913事件后组织上对我的处分逐步改正，从留党察看到撤销处分。厂里也把我调任为厂办负责人、厂工会付主任。这时我又看到了希望，一面积极争取返回研究所工作，一面主动提出为青工上数学课、给工人师傅讲优选法。 1979年调回二炮第一研究所，不久组织上要我承担导弹可靠性的研究工作。我承担导弹可靠性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导弹贮存延寿研究课题。在开展导弹贮存延寿研究时，首先要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延寿的含意是什么？导弹是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武器装备，延寿也就是要延长其可以贮存的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召开的一次某型导弹延寿会议上，当时还没用贮存期这一名词，而是把它称作保险期。会上就这一名词的含意发生了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导弹的保险期是指产品从出厂之日起，生产方对使用方在规定的保管和使用条件下负责保修、保用的期限” 。按照第一种意见对保险期内的导弹虽然生产方承担了保修、保用的责任，但对究竟有多少发导弹能完成作战任务是毫无所知的。为此我提出了第二种保险期的定义“导弹的保险期是把产品从出厂之日作为计时起点，在规定的保管维护(包括按技术条件规定的更换备件、排除故障)和使用条件下与一个较高可靠性指标相对应的寿命时间。” 第二种保险期定义的核心是把保险期与一个较高可靠性指标联系到一起。它不但明确了保险期的具体年限，还要求产品在整个保险期内其可靠性指标不能低于某个值。有了这样的保险期，才能对服役的导弹武器有多少发导弹能完成作战任务做到心中有数。会后我撰写了“导弹保险期之管见”一文,指出导弹保险期必须与一个较高的可靠性指标联系在一起，这是保险期定义的核心，如果保险期不与可靠性指标联系起来，这样的保险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随着可靠性与延寿工作的逐步开展，人们认识到用贮存期代替保险期更为合适一些。 1995年在制定国军标贮存期评定方法时，又一次出现了关于贮存期定义的争论。在我起草提交评审的贮存期评定方法草案中，贮存期定义与第二种意见一致。在评审会议上，有人提出第三种意见认为“贮存期是指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贮存时，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 。但多数人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个贮存期的含意很不明确。例如，有一批导弹N发，那贮存期是指这批N发产品都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还是指其中的一发产品能满足规定质量要求的时间长度。 当然，会议上关于贮存期定义的争论是社会上对贮存期概念不同认识所引起的，从这段时间一些公开出版物上就能看到。例如，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对武器装备贮存期定义为“武器装备在正常使用和规定贮存条件下、生产单位向使用单位保证的能满足战术技术性能要求的存放期限，是武器装备的重要质量指标” 。而2007年出版的“装备贮存延寿技术” 对贮存期定义为“一项合格产品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满足规定贮存可靠度要求的贮存寿命(时间长度) ，称为‘贮存期’ 或 ‘可靠贮存寿命’ ” 。前者是关于贮存期定义第一种意见的翻版，后者则是关于贮存期定义第二种意见的翻版。针对上述情况我又撰写了“导弹贮存期”一文，除继续强调贮存期必须与一个较高可靠性指标联系在一起外，指出贮存期指标应是一个指标体系，且与贮存期定义中所述的一系列“规定”紧密相依的。 事实上，对导弹贮存期的认识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如对导弹贮存期定义中“相对应”的“一个较高可靠性指标” 指的是什么？开始认为就是贮存检测完好率，后来认识到应是人们最关心的有多少导弹能够完成作战任务，我们称此为导弹贮存可靠度Rz，它是贮存检测完好率Rw、发射准备成功率Rc、发射可靠度Rfa、飞行可靠度Rfc 4项指标的函数Rz=f(Rw，Rc，Rfa，Rfc)。为此我撰写了“导弹贮存可靠度的物理模型与评估方法”一文。 在导弹可靠性评估中也存在着许多自己的特色。导弹是有许多部件组成的系统，对系统可靠性的评估在己往的文献中通常讨论的是串联系统、并联系统、贮备系统等。应该说在评估导弹的发射可靠度Rfa，飞行可靠度Rfc时以串联系统模型来处理是合适的，但在评估贮存检测完好率Rw时就不合适了。这是因为有一类部件它们平时并不装在弹上，每次定期检测时都要对所有的部件进行检测，这样就可以把合格的部件装在由其它部件组成的弹体上，组成合格的导弹。对于这样一个系统显然不能称作串联系统，我们称此为“配套系统”。为此我撰写了“导弹贮存可靠性评估”一文。当我们把该文投给某刊物时,审稿人认为该系统仍应视为串联系统并表示如同意改为串联系统该文即可发表，而我认为称作串联系统不合适。在这样相互坚持下不得不把该文投到另一刊物上发表。 可靠性评估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评估产品任务可靠度时是否应把产品已工作过的时间考虑进去？在产品寿命分布遵从指数分布时是不需要考虑产品是否已工作过，这是由指数分布具有缺乏“记忆”的特性所决定的。对其它寿命分布的产品，例如威布尔分布的产品就必须把产品已工作过的时间考虑进去。在一次讨论可靠性评估方法的研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争论，此前也有发表的论文中出现此问题。为此我撰写“威布尔型产品可靠性评估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强调威布尔型产品的任务可靠度与已工作过的时间有关。针对有些评估方法中将形状参数m任意确定的情况我撰写了“威布尔分布无故障数据的可靠性评估” ，“威布尔分布非同时开始删失数据的可靠性评估” 等文，给出形状参数m确定的方法，对任意确定形状参数m的情况提出置疑。针对系统可靠性评估中，将部件的非成败型数据折合为成败型数据时一律将失败数折合为零的现象，我撰写了“系统可靠性评估中的数据转换” 一文，希望能规范评估中的数据转换。此外针对贮存可靠性评估中较多碰到的可修产品可靠性评估问题，我撰写了“可修产品的贮存可靠度” 一文，以引起对可修产品可靠性评估特殊性的重视。 导弹武器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具有长期贮存、一旦使用要求其能稳、准、狠地打击敌方的特点。因此更长的贮存期，更高的贮存可靠度是对导弹的必然要求。那么怎样才能得到更长贮存期、更高的贮存可靠度的导弹呢？这是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我们认真总结了国内开展导弹贮存延寿研究工作的经验，吸取了国外的成功经验，撰写了“延长导弹贮存期提高贮存可靠度的基本途径” 一文。文中指出为了得到更长贮存期、更高贮存可靠度的导弹，必须遵循以下几点:1。 作战需求为牵引，必须提出明确的贮存期指标要求;2。 精心设计是根本，必须强化贮存期设计;3。 生产工艺是关键，生产工艺是实现贮存期指标要求重要一环;4。 试验研究促提高，通过试验激发故障，针对故障加以改进是实现贮存期指标重要手段;5。 严格管理是保证，做好上述四方面的工作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严格管理才能实现;6。 坚持创新为灵魂，由于对导弹贮存期的认识还不一致，体制上还没有理顺，政策上还不配套,影响了获得更长贮存期、更高贮存可靠度的导弹，必须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手段来化解上述问题。 作为导弹武器的使用方在“延长导弹贮存期提高贮存可靠度的基本途径” 一文中提出的六个方面中应该并能做些什么呢？针对笫1方面 作战需求为牵引，我撰写了 “根据作战使用要求进行可靠性设计”、 “武器系统可靠性指标的模糊决策与分配” 、“兰彻斯特方程与作战模拟” 等文。强调指标论证的重要性，指出应加强敌我在对抗条件下的指标论证。 “基本途径”文中提出的其它几个方面虽然主要应由设计、生产方来实现，使用方仍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试验研究虽然主要由设计、生产方来实施，使用方则可在导弹贮存延寿研究试验中发挥作用，因为该试验的直接目的是延长导弹的服役期，理应由使用方来实施。通过这项工作我撰写了“导弹贮存延寿研究的五个结合” 一文，总结了导弹贮存延寿研究的经验，这就是1。 试验件安排上的全弹贮存与平贮件贮存相结合;2。 研究工作上的试验与设计研究相结合;3。 延寿措施上的挖潜与对产品的二次开发相结合;4。 信息利用上的贮存试验信息与战斗弹贮存信息相结合;5。 评定方法上的工程评定与统计评定相结合。而我撰写的“对导弹贮存期指标的论证控制和鉴定研究”中所提出对贮存期的控制、鉴定和评定都是为了加强管理。撰写的“浅论导弹武器装备的二次开发”、 “以技术创新推进装备现代化” 、“导弹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部队试用阶段初探”等文，则是试图通过改革、创新来实现上述目标。 2009年与人合作编写出版了“武器装备可靠性评定方法”一书。 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就是表达自己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心愿，并在此向母校汇报。
简历 1951—1954年就读于苏州中学。 1954—1959年就读于北大数学力学系。 1959—1965年就职于炮兵技术部(含炮兵部队当兵半年、北京工业学院进修一年半、导弹部队代职半年) 。 。 1965—1969年就职于炮兵第一研究所。 1969—1979年就职于吴县农机厂。 1979—1996年就职于二炮第一研究所，主要从事导弹可靠性、延寿和武器装备伩息管理系统研究工作。 1996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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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纪念幻方 马承安
我喜欢聚会，也参加了很多次，感觉一次比一次成功。想当年在校期间，讲的是同学之间要有“革命”的情怀，因运动太多同窗间的友情都有所保留，通过一次次的聚会交流，这种真实的友谊逐渐释放出来，也还原了不少真正的北大精神。
北大2014年度《5401》年级聚会纪念幻方
=2014 说明: 1， 该幻方和为2014，聚会年号 2， 九阶幻方表示9月份 3，中心数10，表示日数 4，最小三个数10、30、60均有含义：
2014年9月10日是教师节30周年纪念日幻方
1954年入学纪念幻方
说明： 1，1954年号 2，尾数均为1，表示入学一年级，5401是北大当年第一系。 3，该幻方是尾数为1的素数幻方
=1954 Email： chh_zhou@sina.com 献诗一首 马亁初
未名湖畔塔影边， 物换星移六十年； 北大学子强国梦， 青春白首喜团圆。
通讯处： 武汉理工大学（余家头校区）联盟小区3栋1门202号 邮编 430063 电话：027-86581309
穆达智同学的近况 王乐民
北京大学数学系1954级聚会筹备组 尊敬的廖老师：您好！ 这次组织60年老校友聚会活动，是一次可贵难得的机会。青丝华发60年在人生的道路上是个漫长的岁月。老同学老校友相聚一室会格外亲切。 能参加聚会的同学一定是精神矍铄老者不老，可敬可畏。 很遗憾的是穆大智（现名穆达智）因病不能前往。他因多次脑梗塞致全身瘫痪，不能自理，生活起居除我照顾外，请护工护理，已连续住院七年。 “五十年情怀”一书我们早已收到，很珍贵，我们经常阅读翻看，爱不释手。 我家信箱（原鞍山西道风湖里9号楼7门101号）因多家使用很乱，不断发生丢失现象。以后联系请寄往：河西区南京路19号增1号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审计分部四处）王欣收，王欣是我女儿。 我代表穆达智向老同学校友表示问候和敬意！
穆达智老伴 王乐民 2014.6.26 王乐民 女 73岁 天津中学退休 手机号：156 021 06127
穆达智 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3月）为解放全中国，党中央从中学生中征集人员参加南下工作团。在“跨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下，爱国青年学生积极行动响应党的号召。正在南开中学读高三的穆达智参加了这一行列。 他热血沸腾，不顾母亲的阻止，毅然穿上军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一员，实现了他的爱国大志。并很快适应了部队生活（当时部队没有回民伙食）。 因各方面都优秀，部队于1954年选送他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进修学习。北大的学习给他聪明的头脑插上了翅膀。在数学王国里吸吮营养，成长自己，他如鱼得水努力学习，这为他以后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他终生受益。北大学习结束后回部队仍从事数学教学工作，他治学严谨，撰写论文，编写教材、书籍出版。由于工作努力优秀多次立功受奖，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多次。并多次获得过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坚信党的领导。文革中被贴了“数学系祖师爷”的大字报。因保守派和造反派发生了争斗，“祖师爷”幸免一劫。 穆达智1982年转业地方，回津任天津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基础部主任，仍教数学，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带领这一部分教师为高教事业努力拼搏。1994年因患脑梗塞离休。后又多次梗塞，不断住院治疗，现已全瘫，仍在医院治疗中。现属天津工业大学离休教授。 来信寄天津工业大学离退休办公室（新校区）也可。
往事钩沉 潘轺湘
一 初到湖北 58年“戴冠”离校，被分到了湖北。恰逢大跃进高潮之际，各省都在大上快上，超英赶美, 大量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中科院武汉分院也应运而生。人员呢，挑些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转业一批官兵，就开张了，大约人还是不够，所以我这个残次品，也就此混了进来（除我之外，还有固体班的陈守义学兄）。工资自然是没资格拿的，只有生活补助费，每月两百七十五大毛，好在我是光棍一条，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右字号”是没资格搞科研的，于是，先是到分院《冶金办》去炼铁，但大炼钢铁的高潮一过，分院也没地呆了，我和守义兄就被转到鄂城的旭光（公社）钢厂，加入了省委宣传战线正在那里改造的右派队伍。 在分院“老右”可是众目之的，稍不注意就会挨批判，而钢厂尽管因为有定额，劳动强度较大，但我毕竟溶入了右派大家庭之中，已不再是稀有动物了，只是被放牧的羊群中的一头小羊而已，所以我倒反觉得压力小了，睡觉也香些。 我实在不想多提那个非常时期的苦难，倒不是我忘记了或者不堪回首，正相反，多年之后，我还偶尔会在梦中重回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却渴求何日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毛时代，醒来不由地庆幸那只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平心而论，不止是我们这些被历次运动打入另册的“贱民”，就是依然在“人民内部”的普通老百姓，当年也何尝不是在无处不在的戴莫克利斯之剑下呢！79年我回北大去领毕业证书，在系办公室遇到了阔别多年的丁石孙老师。他竟然还记得我并问及我的情况，我简单地汇报了离校后的经历后，他言简意赅的说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其实，不止是你，我们也和你们差不多”。确实如此，丁老师也经历了“ 挨批斗—开除党（团）籍（如果有的话）—下乡（厂）劳改 ”这一“标准程序”。千真万确，小托尔斯泰在《两姐妹》扉页从圣经里抄录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在新中国可是大多数人，特别是臭老九所亲身感受的。 在钢厂，除了我和守义兄是学生右派外，大多是作家、演员、记者、编辑、画家、播音员、党校教员等等，就是管教我们的下放干部，后来我知道他们也多是有其他问题（包括中右）或不愿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跟着下放的，与他们相比，我们只能算是小右，好在大家都有帽子，瘌痢不嫌秃子亮，说不上谁嫌弃谁。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很快就和老右们混熟了。所以除个别者外，管教倒不那么狠。
二 亦农亦工 工人没当几个月，就要转业当农民了。原来省里当官的感到菜篮子变轻了，要让菜篮子重新沉起来，就得有自己的农场。土地倒好办，划拨一点并非难事，但劳动力从那来？毕竟是领导，高瞻远瞩，立刻想起了我们这些很听话的廉价劳动力。很荣幸我也被选上回武汉打前站，开始是到武昌东湖之滨的磨山（现在已是五星级旅游风景区，可那时却还有大片小荒丘），开了几亩生荒地，但因季节不对，只能种红苕（山芋）。说也怪，59年夏，武汉奇热，土地干得冒火，我们天天挑水抗旱，红苕总算没枯死，但收获时却大多是又瘦又小的蹩脚货，看来庄稼也欺生。大约是初战不捷，眼看右派大队伍也马上就要回来，磨山土地太少，施展不开。59年冬，我们就奉命转战到更东面的一大片瘦瘠的荒山，守义兄留在东湖捞湖草积肥，我则被分到基建队木工班，从此开始了我亦农亦工的新生活。 建场之初，总要搞三通罢，首先是修路，我们用洋镐、铁锹、扁担，当然还少不了大锤和钢钎，硬是在一周以内在山脊上开出了一条汽车道。我不想提当时有多累，反正是天不亮出工，顶着星星回来，三餐饭是在工地上吃的，回农舍（来不及搭棚子，先借住老乡家）后，洗也不想洗，倒地就睡。路修通后，运进了大量建材，基建队就正式开工了。因为都是生手，特请了两位师傅，泥木工各一位。用毛竹、芦席、油毛毡在山坡上搭棚子，熟练后搭的很快，没多久就搭了一大片。60年初春，大部队进场，正式挂出了《湖北省宣农牧场》的牌子，先后成立了农业、养猪、基建等专业队，大伙摩拳擦掌，开荒建房，好一片热火朝天的跃进新气象。 60年上半年到还风调雨顺，坡麓的生荒地也变成了一畦畦的菜田。看来这回大概有个好收成了。可没料到入夏后，一场罕见的龙卷风彻底击碎了这并不出格的梦想。记得那天很闷热，傍晚开始就电闪雷鸣，入夜更下起了雷暴雨，无定向的狂风把我们的芦席棚吹得直摇晃，碗口粗的竹柱、梁格格的响。基建队王队长叫我们一人抱住一根柱子，想顶过去。但风是愈刮愈大，棚子终于倒了。幸亏芦席屋面早已被卷的七零八落、到处见洞，大家钻出屋面，冒着瓢泼大雨，荒不择路，湿淋淋地就往山下奔，风大雨大，坡上的水流的象小河一样，我们是连滚带爬，硬生生被水冲到了山脚下的场部。第二天雨停后，出去一看，唉！真是满目疮痍，倒塌的竹棚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好不容易开出来的菜地也被山上冲下来的泥浆和碎石（若干年后，我参加了中科院东川泥石流治理战斗队，才晓得这应叫泥石流）冲得七零八落，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幸亏我们还是吃皇粮，有工资（生活费）的非农户口，要不然真是要讨饭了。 我们着急，盼菜篮子加重的公仆也着急，看来山坡上的生荒地没多少指望了，还是再换个地方吧！正好，58年大跃进时武汉发动广大军民在汉口北郊的东西湖围湖造田，一望无边的湖底那可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于是省委宣传部在那里划了一大片地，60年深秋，打前站的基建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扬子江，直奔东西湖去也。
三,转战东西湖 刚到新战场，看着眼前那一片长满枯（芦）苇的荒地，想到前两次创业的失败，可真有点茫然，不知这次运气怎样？因为没有农户，也无从借宿，十来个打前站的（两位师傅早已离开了，满师了嘛！）就挤在一顶帐篷里，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这里是一马平川，又恰好在汉（口）孝（感）公路边，交通方便。但一地淤泥似的黑土，修一条到拟建场部的汽车道，谈何容易？好在不过半里多路，算了，路边就是货场，一趟趟搬呗！依然是搭竹棚，轻车熟路嘛，不久就竖起了一排排的工棚，并着手建造砖木结构的场部。接着就是大部队进场，大生产开始了。 为了提高菜篮子的质量，农牧场的摊子铺的很大，在原有的各专业队以外，又增加了牛羊、养蜂放鸭、副业（酿酒）等队伍。东西湖可是个好地方，一锹下去，翻出来的黑土油亮亮的，据说三年都不用施肥。湖草是不用捞（也无处捞）了，守义兄就从植物（湖草）学转向动物（牛羊）学，不久就练就了一手骟羊的好手艺，还多次为牛羊接生，端的是位年轻有为的兽医了，我听他模仿牛羊的叫声，公、母和牛崽羊羔，其音各异，惟妙惟肖，是为一绝。 基建队也不是光当工人，亦工亦农嘛，我们其他活可也没少干。因为其他队都出工了，就剩下我们在场部舞（泥）刀弄斧，所以装卸活自是当仁不让。开始我只是个小劳力，红砖一块5斤多，别人一次挑24块，还跑的飞快，我摇摇晃晃也只能挑16块，好在大伙都很讲义气，一点不嘲笑我。不过很快我就赶上来了，以后在汉江边搬砖，也能24块砖几里路不歇脚（左右换肩）。最近看到国强兄发来的“往事回忆”，说到他当时被下到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资阳，在公社大食堂吃饭，顿顿是红苕配地瓜（红苕别名也）蔓果腹，还要扛石头走山路，真不知他怎么捱过来的。与他相比，我可算是幸运的，劳动量虽大，但肚子不瘪。场领导还真不错，照实际工种而不是按老五（地、富、反、坏、右嘛）上报，替“场员”争取到按工种定量，泥木工是38斤/月，菜农是35斤/月。当然粮票是到不了自己手上的，但至少不会寅吃卯粮。加之农场自产的蔬菜供应充足，除武汉规定的半斤肉外，畜牧队偶尔还会贡献点肉食，打打牙祭，所以我们可真没饿到肚子，患流行病（浮肿、肝炎）的也不多。 东西湖地势低洼，怕涝不怕旱，除了加深排水沟外，抽水泵特别重要。我们既然是装卸队，那抬泵的活自然免不了。一台水泵，连同柴油机和枕木机架，足有千把斤重，八个人扛，每人只摊上百多斤，喊着号子慢慢走，好像还行。但田边小路泥泞不堪，有时还被水淹没了，根本看不见，我们经常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摸着走，肩上的分量也时重时轻。如果一下子感到竹杠没重量了，那可别高兴，马上就会加倍地压回来，有几次硬把我压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直往下掉，但咬着牙也得顶住，实在吃不消了，才会找个平点的地方歇歇脚。 一到农忙，那肯定是全场齐动员，特别是盛夏双抢季节，割（早）谷栽（晚）秧，那可是两头不见天，四餐(添了顿夜宵)都在田头解决。插秧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腰好象断了似的，恨不得跪着插。割谷算是个轻省活，得留给老弱妇幼干,我们可是棒劳力，负责挑“草头”（带穗的稻谷）上（谷）垛。稻田离谷场很远，有好几里路，路远无轻担啊，每次收工累得都像散了架似的，腿都抬不起来。用冲担（两头有铁尖的扁担）挑草头也很有讲究，一定要两头差不多重，插草头时，先对准一捆草头，使劲插进去，还得高高举起来，用另一头去插另一捆大小相仿的。为避免朝下的穗粒会洒落，上了肩就不能放下来了，一气挑到谷场后，上垛的木梯很陡，爬梯时得一手扶冲担一手扶木梯，免得掉了下来。记得有几回已经下雨了，但田头的草头还没挑完，湿漉漉的草头被雨浇得愈来愈沉，好不容易上了垛顶，一下子卸掉了千斤重担，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啊！那轻松的可是毕生难忘。
四，“被改造”众生相 我们既然不属于人民，劳动自然就不是目的，而只是改造我们的手段。但说句良心话，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体力劳动，特别是繁重到几乎吃不消的强体力消耗，怎么就能让我解开 “胡风是反革命吗？”、“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效果不好就是动机不纯吗？”等等使我堕入“阳谋” 的“司芬克斯之谜”呢？每天从早上出工到傍晚收工，除了三餐饭外，几乎没多少可以用来思考的时间。晚上除了每周安排的学习（读报或大家相互作批判和自我批判）外，大多数人宁可摆龙门阵或在通铺上假寐（睡觉时间是有规定的），也不想去互揭伤疤。近来读了一些“前（或“原”，记不清了）右派”（这可是云南昭通某红头文件里给我们这号人戴的新冠，决非在下杜撰）的回忆录，在为他（她）们的不幸遭遇击节痛叹外，也为我所曾处的改造环境深感庆幸。相对而言，《湖北省宣农牧场》的领导还是不错的，正场长姓肖，游击队长出身，看来墨水没吃多少，言行举止风风火火，依稀还保持当年的习性。初次接触，觉得这些领导不苟言笑，阶级斗争的弦好像绷得很紧，但相熟以后，发现他们私下还是比较和气的。肖场长闲谈时就常透露一些他对老右们才华的惋惜，有两件事更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60年春，我们还在武昌的荒山坡上战天斗地，新来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大约是来劳动锻炼的吧，分在食堂帮厨。看到我们这些右字号，界限倒是划得十分清楚，但却很有点颐指气使的架势，好在与我不同组，不理睬他们就是了。但有一天开大会，肖场长在谈到右派改造问题时，忽然大发雷霆，点名批评某位青知太不像话。原来此君竟然要一位在食堂喂猪，几可作他爷爷的老编辑曾君替他倒洗脚水。肖场长说，右派虽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只要改造好了，还是有前途的，右派也是人，人格不容辱。这下可把这几位青知打回了原形，以后也老实多了。 贾君是位从剑桥大学学成归国的光学教授（研究员），也不慎入了“阳谋”之殼，60年农场组织学习 “列宁主义万岁”，他竟然“大放厥词”，公然怀疑社会主义是否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我很为这位满头花白的老教授捏把汗，没料想肖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却说，贾君思想固然反动，但他是暴露了真实思想，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反动思想不容易改过来，再说，他虽然年龄是右派中最大的，可劳动却十分认真，从不偷懒，比一些年轻人还要强云云，似乎还有点评功摆好的味道。所以，后来也没对贾君怎么样，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既然劳动只是改造我们的手段，所以农牧场对我们的改造自然也不会放松。晚上如果不加班，就在大通铺上排排就坐，就着半明半暗的小马灯，或听班长宣读重要文章（例如“红旗”上的大篇社论），或准备各人的自我批判（改造小结），要不就是每周、月的例会（就是批判与自我批判会）。总之，白天劳动，晚上改造就是了。至于工间休息，那可属于闲聊时间，听他们天南海北地谈种种轶事，从名演员的秘闻扯到八大菜系，极长知识。 这些文化人开小结会或年终鉴定会（那可是重头戏）时的举止，十分有趣，说穿了，其实都是在演戏，只是我当时并不明白，但后来一回味，那才真是佩服到家了，一句话，互保比互咬好啊！同为井中人，想靠踩别人肩膀出井会遭众怒的，后果也不会好到哪去，只有互帮共助才是上策。所以，大家在谈自己的罪行时，痛心疾首，言辞恳切；批判别人时，深挖根源恰到好处，分析动机条理分明，丝丝入扣；但是在最后各人的小组评语要成文时（这才是关键，前面只是衬托），却字字推敲，反复修改，充分发挥汉语博大精深，语汇丰富的特点，力求做到个个满意。整个过程，可谓是暴风骤雨忽变为细雨霏霏，用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来描述，最贴切不过。例如，59年秋，还在武昌磨山务农时，吴场长忽然找我谈话（那时就怕领导个别谈话，十有八九是祸事），说有人拾到内容有问题的一封信，怀疑是我没发出而丢失的，希望我交代清楚。我可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根本记不起来我曾写过而且丢失了一封充满不满情绪的信。其实，因为我在初到湖北时，就因与右派同学通信而受到批判，深知我们并不享有“通讯自由”，所以平日写信十分小心，怎么会写这么一封信？何况又落入领导手中呢？我当然矢口否认，但又不敢公然与领导对抗，万一我真丢失了信，而且其中有片言只语又被上纲到某种程度呢？百思不得其解后，只有要求领导把信给我看，以解疑惑。然而奇怪的是，从此就没了回音，一切仿佛都已过去，但可苦了我也，我就好像相声里那位等楼上摔下第二只鞋的倒霉蛋，见天等着开我的批判会呢！那年的年终鉴定，我也考虑是不是要说这件事，但实在不知该如何讲，所以最后依然决定不提。小结会上大家针对我的自我小结提了不少意见，却根本没提那封要命的“信”，本以为评语不会好，然而出乎意料，评语还真可以，除了一句“抱着自己年轻，不懂事的包袱”外，就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了，当然，还少不了加几句希望和今后应努力劳动，加强改造等经典的结尾语。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那封令我迷茫了个把月的“信”。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在校被划右时，还真不理解为什么说我是反党？我只不过是在班级开的鸣放会上就我搞不清的一些问题提了些疑问，在一些大字报上签了学号，对杨路等被划右派表示不理解嘛！也许问题出在我唯一的一张认为马列主义并不能包容所有真理，唯心主义哲学里也有合理的内核（如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大字报《马列主义恒等于真理吗？》（批判我时上纲上的很高）。但来湖北后，特别是听了这些文化人批判自己的“反党罪行”后，我倒有点服气了。原来他们的问题可以说绝大部分与党的政策无关，都是些对本单位某领导有意见啦，对本单位某项工作有不同看法啦，跟错了人（那时“站错队”这名词好像还没创造出来）啦，严重点的就是理解错了双百方针，宣扬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等等。压根就没有牵扯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吴君原是省出版社的文学组组长（79年后曾任省文学研究所所长、省书法家协会会长），其主要罪行之一就是向旧派武侠小说家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火烧红莲寺的作者）约稿。延安鲁艺出身的总编辑江女士被定为省出版社的右派集团首脑，跟着她的好些编辑也就顺理成章地入了伙。电台的戴女士，因为拒绝了党支书的追求，也就成了反党的右女。看来，和他（她）们比起来，我可是有不少言论的，划我的右可并不算冤。 59年建国1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特赦一批战犯和摘去少部分表现好的右派的帽子，我知道自己的表现，自然没奢想，直到61年底，第三批摘帽时，我才跳出“右”列，从此告别了每月两百七十五大毛的生活费，可以有资格领工资（足足有五百三十大毛呢！）了。记得宣布名单时，绝大多数在名单内的人并不太激动。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糊涂到忘掉身份的地步，其实，我们只不过是从 “右派”集合转到了“摘帽右派”的集合而已。水浒里的豹子头，脸上的金印可是去不掉的，最多贴块膏药罢了，“摘帽”就是块膏药，随时可以揭去的，正所谓“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就好比印度的种姓一样，贱民是脱不了籍的。也正因为我始终没忘记我身处的“贱民集合”，被调回武汉力学所后，也从不敢忘形（我可从没得意过），因此才算是安全度过了以后的历次运动。当然，所有的劳动锻炼、下乡插队，作为老运动员的我从未被遗忘，但我依然是甘之若饴。因为，莫谈精神压力没法比，就是其劳动强度，也比农牧场差远了，来一句样板戏：“有您（农牧场）这一碗酒垫底，怎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段小插曲，71年初，我刚从宜宾某铁路滑坡工地回所，春节回沪探亲，可才到上海没几天，所里就来了电报，要我立即返所，为此我年过花甲的母亲特别紧张，再三问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犯了什么错误等等，我自忖这些年来自己可始终是夹着尾巴缩着脑袋过日子的，即使是在造反派当政，战斗队林立的1967年，我也是以不变应万变，坚持作逍遥派的。那年有次偶遇分院植物园曾在农牧场一起战天斗地的“摘帽右派”冯君（他比我足大了上十岁），他因积极响应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已当了某造反组织的小头目。也许是热昏了头（其实已值深秋），他竟然说要参加什么“右派甄别”。我可是心如止水，丝毫没有动心，当时还替他捏把汗，料到他大约前景不妙。果然，不久后，武汉的造反派纷纷旗倒人散，据说他也重做楚囚了。再说，文革期间，所里的革命派在所内大抓革命，我大部分时间却在各个工地大促生产，从泥石流到滑坡，从云南到川南。还加上参加许多临时的勘探任务，哪有心思顾及其他呢？带着疑团我年初三前后就立马回所，刚进所门，就见墙上贴满了大红的申请书，原来是要响应伟大领袖的五七号召，争当五七战士下乡插队落户去也，这等好事岂能缺我？于是连忙弄张红纸写了坚决要求去大有作为的申请书，找了块空挡贴了出去，又给上海打了个报平安的长途电话。可惜申请书还是贴晚了，首批名单早已公布，上面写的是经领导（实际上就是支左的军代表）研究，接受下列同志作光荣的五七战士的申请云云。我当然榜上有名，军代表毕竟是水平高，太了解我了，无须本人申请，就知道我一定会坚决要求享有这份光荣的。不几天，浩浩荡荡的五七大军就从武汉出发，直奔广阔天地——南漳而去，记得当时分院车队还配有医生护士，原来五七战士有久病的老人，甚至还有残疾（不是最高指示有“除老弱病残者外”吗？怎么还有？？？），还是领导想的周到啊！ 闲扯了许多，打算收笔了。至于加入“摘帽右派”集合后的经历，不想多啰嗦，一言以蔽之：杂活不少，好的无几。文章若干，凑（提职称）数居多。
小传乱弹 小子姓潘，常州祖籍；淞沪战起，一九三七，父母逃难，颠沛流离；长沙生我，一路奔西。西康雅安，童年暂居；日寇投降，始回原籍。中学六年，石头城里；高考成绩，并不咋的。北大录我，承蒙不弃；级是五四，系名数力。数力大系，全国唯一；教授多多，良师云集。九个小班，人才济济；阶梯教室，犹嫌拥挤。同舍室友，九高巢尘，小班学长，际可苏基。五五五六，基础学习；思维方法，终身受益。科学进军，摩拳擦掌；五七风云，意料未及。你鸣我放，辩论日激；同窗学友，分崩离析。小子糊涂，狂言无忌；忝入右列，追悔莫及。 五八离校，南下荆楚；三年农耕，得蒙脱冠。东湖之滨，小洪山麓；放下扁担，重握笔杆。岩土力学，纯门外汉；硬起头皮，边学边干。上午啃书，下午试验；常跑野外，工程钻探。几年打杂，甘之如饴；缩头夹尾，小心翼翼。文化革命，史无前例；大小字报，铺天盖地。造反保守，派系林立；一心逍遥，任尔东西。五七指示，岂敢不依；插队落户，南漳山区。修补地球，三年鄂西；蒙召返所，转回户籍。生产我上，革命靠你；滑坡泥流，稳定分析。 四人帮垮，正气重张；七九改正，感谢耀邦。拨乱反正，人心所向；改革开放，惠及城乡。岭南特区，国之橱窗；一声令下，转战珠江。特区甫建，百废待兴；核电填海，三灶拓荒。 一九八八，重返北大；共话经历，不胜唏嘘。花甲退休，再赴广东；新会番禺，筑路跨溪。青海湖畔，海拔三千；沙柳河上，架桥填堤。 零四返汉，不再征战；偶然提笔，钩沉往昔。古稀早过，又近八十；龙钟老朽，齿松发稀。独有一乐，上网伊妹, 鼠标在手，天涯可及。往日同窗，海北天南，交流近况，共享信息。老年唯静，万事皆虚，诸事宽待，健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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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情永难忘 邱乃贤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已是2014年。对1954年进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的同学来说，今年正好是入学六十周年。而我是1953年入学的，与54级同学本不是同级，但由于56-57学年我在校脱产工作一年，因此，大四那一年我是和54级同学在一起学习，一起毕业的。茫茫人海，能同期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我们又同届毕业。这不能不说我们很有缘分。我珍惜这种缘分。 自1958年毕业离校之后，由于工作地点、领域的不同，又忙于各自的工作，就很少联系了。很多同学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联系少，未再见，不等于同学之间的情谊就遗忘了。同窗之谊，即便平时不思量，自是终生永难忘。 从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至今，已整整过去了一个甲子。当年的青年学子，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就短暂的人生而言，我们已活到八十上下，也算是不错了。更何况在过去六十年中，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这样那样的曲折，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折腾、冲击或不幸。过去的，都已过去了。所好者，我们还健在。仍能欢聚在母校美丽的燕园，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未名湖畔。我们是幸运的。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晚年，还能亲眼看到我们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进展。 不论人生之路多坎坷，但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的心愿终不变。不论境遇如何、岗位如何，始终是不惜精力，不计报酬，勤勤恳恳，认认真真，为做出奉献而努力。在我们54级同学中，有不少同学为国家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我们母校北京大学争了光。作为同学，由衷地感到高兴，并引以为荣。 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努力做出奉献，这与我们六十年前有幸进入北京大学是分不开的。北大的精神与传统，已潜移默化地深植于我们的心底。老师们为人做事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终生受益。能进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能遇到这么多名师，是我们的幸运。衷心感谢我们的母校！衷心感谢我们的老师！ 岁月如流，六十年已匆匆过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早已退休，一定要多加保重。让我们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 祝母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 深切怀念已离我们去了的老师和同学！ 祝老师和同学们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简历： 1953-1958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56-57学年脱产工作） 1958-1982先后在北京原子能所、四川乐山西南物理所从事受控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理论研究，是《中国环流器一号》物理设计主要研究人员之一。 1982-2000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从事教学和教学管理。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000-2013 退休后，在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受聘任院长教学顾问。
地址：杭州市翠苑三区2幢1单元201室 邮编：310012 电子邮箱：1529062416@qq.com 电话：0571-88869848 手机号码：13588472300 六十年回顾 邵秀民
自1954年进入北大，至今已过了整整六十年。这六十年实际上就是我的数学和力学生涯的全过程。回首望去，可看到一路走来留下的一串串脚印。 这一过程是从1954年秋的一个深夜我独自一人跨入北大西校门开始的。我的中学是在江南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镇江上的。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好像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和班上几个也被录取到北京的同学一起登上了北上的火车。火车铁轨泡在水里，前方不断传来铁轨被大水冲走的消息，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不知过了多少天，终于在一个深夜到达了北京。同行的同学都被各高校派来的迎新车接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前门火车站的广场上。离家时父母给了我几个月的生活费带在身上，于是我就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向北大进发了。出了西直门后，只见一条大路通向远方，两旁是大树和田野，到处一片漆黑，空旷无一人。现在回想起来，这情景还真有点恐怖，但当时年少不懂事的我，竟然以为在首都北京，一切都是美好的，我非但不觉得害怕，还怀着对名校北大的向往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感觉十分兴奋。三轮车终于到了北大西校门，车夫放下我就走了。我一人面对紧闭的大铁门，边喊边用拳头敲门。过了很久，一个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来给我开了门，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半夜站在门口，大为吃惊，他设法联系上了数力系的迎新负责人邱乃贤，邱乃贤又派了比我们高一个年级的女同学伊增馨到西校门来接我。那时我们年级的同学一个都还没有报到，伊增馨就把我安顿在她的宿舍里。当年傻乎乎的我就这样傻乎乎地开始了大学生活。 刚到北大时并不是一切都能适应的。在生活方面，首先是对北方干燥的气候不适应，经常嘴唇干裂，鼻子出血。另外，在南方吃惯了米饭，到北方吃面食也不习惯，馒头在嘴里转来转去，就是咽不下去。但这点困难对当时的我来说简直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不适应还是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转变。中学学的初等数学简单而又具体，大学的高等数学从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现了它的抽象性、严格性和逻辑思维的严密性。我记得程民德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数学分析课（也是我们大学阶段第一堂课）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是数学？“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他用恩格斯的这一名言将我们引入了高等数学的殿堂。接着就是一系列新概念和ε-δ的描述方法，逻辑性强而又十分精细。丁石孙老师的代数课将我们从习惯的二、三维问题引导到一般的N维问题。江泽涵老师的解析几何课不仅帮我们建立了几何空间的概念，还教会了我们如何用分析的工具来描述几何问题。……。这些内容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对我们来说就像吃饭、穿衣一样的习惯，但对当时刚跨出中学校门的我来说，还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老师们苦口婆心，在大课和习题课上反复强调基本概念，用反例不断纠正我们的错误理解，遇到我们出现漏洞时就抓住不放，毫不客气地“剋”，还举一反三。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是在丁石孙老师主考代数时。在此之前，我的数学分析和解析几何考试都得了“5”分，代数觉得还比较有把握。在答完抽签的题后，丁老师又问我别的题，还追问了一些概念，我终于暴露出了一个大漏洞，丁老师毫不客气地给了我“3”分，并说：“你如果要争取全优，开学后还可以重考一次。“我真心感到我的代数学得太差了，于是假期没有回家，把代数重学了一遍，开学后顺利通过了考试。同一概念错误我以后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事情还听说过和经历过不止一次。经过两年这样严格的训练，终于使我们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数学基础，这是我一生事业的基础。 三、四年级选专业和专门化时，我选的是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因为有了一、二年级的基础，后面的课学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回忆大学几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最怀念的就是我们的老师。系里给我们年级配备了超强的师资阵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基础课老师外，徐献瑜、陈杰、周培源、吴林襄、王仁、叶开沅、孙天风等老师都给我们上过基础课或专业课，他们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都是一流的，而且极其敬业。上习题课的辅导老师也都年轻优秀。这样的阵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而且与其他高校比起来，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但对于老师的“好“，我是在工作之后才有愈来愈深的体会的。当年傻乎乎的我竟然认为北大老师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像一些优秀同学那样积极主动向他们学习，想起来都后悔不已。 毕业后我们与老师们还保持着联系。丁石孙老师在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住进戒备森严的大院，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54级部分同学与53级的同学一起，每年春节都去看望他。与我们四班的同学联系最多的是吴文达老师，他后来虽担任领导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为人热情，待人十分随和，我们班的同学常到他家里去聊天。特别是大家都退休后，班上的同学每年聚会一次，大多数时候吴老师都会来参加，有几次我们干脆就在吴老师家聚会，吴老师和师母姚曼华老师每次都为我们准备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们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毫无顾忌，十分尽兴。前几年吴文达老师不幸因病去世，姚老师仍每年参加我们的聚会。 一、二年级时，我被分在四班，这是一个人员组成最为多样化的班，光调干生就有五位之多，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这里我想回忆我们班已故的大姐钱璘，以此作为对她的纪念。钱璘在中学学习时就参了军，入北大时已成为部队高级首长的夫人和两个孩子的母亲，上大学时还生了两个孩子。但她的学习并不困难，考试时一般可得4分或5分的成绩，这是由于她每星期一至星期六在学校认真学习和有比较好的悟性。在她生孩子期间，程昌钧和我课后分头为她整理课堂笔记，她读后也就懂了。她对班上的同学很关心，颇具大姐风范。她有时假期把我接到她家住几天。她的老公不仅是一位军人，还是一位作家，写了几部小说，因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璘曾给我看过她老公写给她的一些情诗，温馨而又浪漫。所以我认为她的婚姻不是影视剧里那种“首长看中了一位女学生，党组织找这位女学生谈一次话，女学生就成为首长夫人”的模式，而是基于爱情。有的同学由于对钱璘不了解或是开玩笑，有时称她为官太太，我心里很不以为然，她的作风不是人们心目中那种官太太的作风，她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也是有要求的。毕业后，钱璘被分配到水利科学院，她的老公调到兰州军区，为了坚持工作，她与老公分居了几年。 四班大部分同学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北大的。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杨路同学。他思想活跃，看问题敏锐，谈吐幽默，学习成绩优异，是年级几大才子之一。他的人生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众所周知，他因独立思考，反右后饱经磨难。幸好文革后的三十年他又重新回到了高峰，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作出成绩，被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所竞相聘请为教授、研究员、系主任。在重新见面时感觉他的音容笑貌依旧，但锐气却被磨掉了不少。毕业后四班同学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周巢尘了。他是四班唯一的科学院院士。改革开放后中科院各研究所选派了一批人出国，他们都需参加院里统一组织的英语考试，据可靠消息，周巢尘得了全院第一名。在国外期间，他曾经担任联合国所属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据报纸报导，他是中国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官员”中职位最高的。四班的同学在校时学习都很努力，参加工作后很多人工作都很出色，有的人担任二炮研究所的所长，有的人是计算机总设计师，还有不少人是优秀教师和博士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 我自己的大学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在学习方面，虽然5分占的比例不小，但仅仅是把老师讲的东西学懂而已。听说有的同学在大学期间已经在做研究工作，写了论文，我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在政治方面，我一向相信党相信组织，循规蹈矩，没有任何越轨的思想和行为，理所当然地属于段学复系主任在毕业典礼上所说的“非右派同学的集合”。多年后当我有了相当的人生阅历后，我体会到一个人各方面的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和他（她）的成熟程度有关。我的那些杰出的同学之所以那么杰出，除了因为他们特别聪明、特别勤奋外，还因为他们成熟得早。上大学 时十几、二十岁的我还处于比较“傻”的阶段。傻有傻福，我政治上没有受什么冲击；傻也有傻忧，就是学习上还没有开窍，影响了我吸取更多的知识。 有北大数力系54级学习和生活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什么是“好”。四年中我遇到了那么多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的同学以及学问好、道德高尚的老师，他们都为我的一生树立了标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们的榜样激励我不断奋斗，而每当我工作比较顺利，取得一点成绩时，这些标杆就会在我的脑中浮现，使我知道我还差得远呢，要继续努力。 1958年9月，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跨出了我人生的第二大步。 我到数学所纯属偶然。早期的数学所是以纯粹数学闻名于国内外的研究所，每年只向高校要几个数学专业的毕业生。我毕业时正逢全国大跃进，全数学所的人都下到生产实际单位去搞实际课题了，当时叫“搞任务”。但所搞的任务大部分都与力学有关，所以数学所就到北大去要了两个力学专业的毕业生，一个学固体力学，一个学流体力学，于是我和管楚洤就到了数学所微分方程室。几十年来，我们共同奋斗，互相鼓励，成为了挚友。 开始时，我们和全所同志一起到处去搞任务，包括参加了三峡课题。1959年，数学所恢复了正常的研究工作，但实际问题仍不断向数学所提来，我们俩人义不容辞是要承担的。这时我们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1956年制定的全国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确定数学发展的重点方向是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和计算数学。我们的室主任吴新谋先生早年在法国师从著名数学家Hadamard多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回国后自然就成了全国偏微分方程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大跃进后全国很多高校都派人到数学所来学习偏微分方程，进修教师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本所的人数。当时微分方程室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进修教师，这成了我和管楚洤学习偏微分方程的大好机会。我们听了给进修教师开的全部课程，参加了很多讨论班。吴新谋先生对我们十分爱护，称我们为数学所的“宝贝”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为我们的成长创造了各种条件。微分方程室早几年已“入道”的年长同志也不断与我们聊他们对数学、特别是微分方程的领悟和体会，对我们极有帮助。为了弥补我们微分方程知识的不足，我和管楚洤组织了两个人的偏微分方程讨论班，两人互相做报告，丁夏畦（现已为院士）听说后每次都来参加，给我们指点，坚持了有半年之久。在讨论班结束时吴新谋先生亲自给我们出了考题。这几年在方程室的学习对我以后几十年的工作影响非常大。我除了在学校学的力学外，有了第二个基本功——偏微分方程。 1961和1962年在华罗庚所长的主持下，数学所搞了一个全所范围的“考、提、调”。首先举行了全所研究实习员（占当时全所人数的90%以上）都参加的数学考试，考题全所统一，分两场，一场侧重数学基础知识，一场考思维能力和灵活性。然后根据考试成绩和平时研究工作的情况，提拔了少数人为助理研究员，大批人被调离了数学所。我和管楚洤这两个非数学专业出身的“异类”在大调动中本应是首当其冲的，但却被留了下来，说明我们的数学基础和工作表现得到了认可。 1964年全所同志到农村参加四清。1966年初数学所搞四清，主要内容是批判吴新谋等三位老专家，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9年至1972年数学所大部分人分批下放到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干校所在地原为一劳改农场，该地区是血吸虫病重灾区，所以劳改犯全部撤离了，由中科院几个所的人取而代之。在干校和我同一个班的应玫茜就是因为得了血吸虫病而过早去世了。 几十年来，我不止一次地思考过一个问题：怎么这么“凑巧”，北大、清华、中科院等著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下放劳动的地点都被选在血吸虫病重灾区？到底是谁作的决定？谁应为著名物理学家王竹溪、我们的同学陈景良、我的同事应玫茜等优秀知识分子的死亡负责？我相信，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 文化大革命后的1972年数学所又恢复了正常工作。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我这时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重新思考了很多问题，对很多事情都有了新的看法。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岁月催人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渐走向成熟。在我思想开始开窍的同时，我也认真思索了今后在数学所的路该怎么走。和北大一样，在数学所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中不乏成功的范例。但别人的情况和我都不同，他们成功的经验我无法复制。我想，首先我应当融合到周围的环境中，从周围吸取营养，不断提高自己，也就是说逐渐向数学靠拢；其次，我应发挥我的特长和优势，也就是说充分利用我的力学背景和偏微分方程基础；第三，计算机在各领域中越来越广泛应用、包括在数学和力学研究中应用已成为一个趋势，连数学所从事纯粹数学研究的人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大家都刚刚起步，我从头开始也不算晚。基于这些考虑，我选择了计算数学中的偏微分方程数值解作为我的研究方向。这时，数学所各室也都有一些人对计算数学产生了兴趣，我们在所里统一组织下，成立了计算方法组，后来发展成数值分析室。我在这个方向工作了近三十年，直到本世纪初。这是我数学力学人生跨出的第三大步。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我选这个方向选对了。这个方向对于我的知识结构、我的能力和兴趣来说都比较适合，干起来还比较顺手。而且计算数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我的工作成为了数学所工作的一部分，我不再是数学所的孤立奇点了。1988年，我被提升为数学所的研究员，随后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参与了培养了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工作，并应邀到多个国家（地区）去做了学术访问。至此，一切关系都理得比较顺了。 三十年中，虽然我完成了不少实际课题，搞了一个大型程序系统和若干中小型程序，但这些工作都是因为实际需要而做的，并不是我最看重的工作。我真正在意的、认为有价值的是在计算方法研究及其理论分析方面的工作。我选题的标准是，一方面，它们应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性，而实际问题本身应该是重大的或重要的，而且所研究的数学问题对于实际问题来说应是关键的；另一方面，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它们也应是数学中的难点和热点。我尽量按这标准去做。三十年来，我做的主要工作有： 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我从事椭圆型偏微分方程数值解法的研究，主要研究有限元法，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有限元的快速算法。我与武际可等合作，研究了一种快速算法，可用于计算椭圆型方程各种边值问题，被国内计算数学界和工程界称之为循环矩阵法。该方法利用循环矩阵的性质，将方程的求解问题变为计算傅氏变换加上一低阶线性代数方程组。由于傅氏变换可利用FFT（快速傅氏变换），这种方法的计算速度比通常的有限元法要快得多。尤其是对于无界区域问题和含奇点的问题，我利用循环矩阵的性质和广义傅氏级数解离散后形成的无穷阶线性代数方程组，将其变为低阶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求解，这就为这两类难度较大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快速有效的计算方法。 我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对各种有限元方法刚度矩阵条件数的阶给出了估计，从而确定了有限元法中各种因素对计算误差影响的阶。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反问题并将其应用于医学和石油工业。 我和赵似兰合作，利用房室模型研究了药物动力学中提出的常微分方程组未知系数反问题。即由血液中药物含量的已知测量数据求出反映药物渗透率的常微组的系数，其目的是比较不同药物和不同用药方式的疗效。我又与德国医学教授 Von Baeyer合作，将上述数学模型用到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问题中，利用柏林自由大学医学系及其医院所积累的血液中胆固醇的测量数据，计算出常微组的未知系数，此时这些系数反映被测试者的胆固醇代谢能力，可判别测试对象是否患有疾病。在此过程中我和我的一些合作者讨论了此类问题的可辨识性问题。我还提出了上述反问题的两种计算方法，即渐进收敛法和正规化迭代法。前一种方法是构造一个偏微分（带有双曲型和抛物型性质）——积分方程组的正问题，证明了此正问题的解在其中一个参数趋于无穷时渐近收敛到上述反问题的解，并给出了其数值解法。此方法有极快的计算速度，曾被国外著名数学家在其文章中加以介绍。由于反问题的解对已知数据的敏感性，而医学中的测量数据数量少且精度差，求出的反问题的解精度亦很差。所以我的上述工作到目前为止只能用于动物实验，尚不能用于临床。 我还研究了石油工业中提出的利用古温度记载评估油田石油储量的问题，其数学模型是抛物型方程未知边界条件的反问题。此问题的解是不唯一的，原因是实际中不可能给出足够的定解条件。我证明了此问题的解集在某些函数类中的投影是唯一的，并给出了计算这些投影的方法，求出了我们所需要的近似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和我的学生们根据石油地震勘探的需要，研究了无界区域上多种复杂波动方程的数值计算方法，并解决了一些对实际计算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 构造了各种波动方程的吸收边界条件，即无界区域用有界区域代替时所加的边界条件，使得新的有界区域上的定解问题等价于原无界区域上的定解问题，至少新问题的解是原问题解的近似。关于一些十分复杂的波动方程的吸收边界条件，在我们的结果发表前，尚未见到任何文章。而对于一些稍简单的方程，我们提出的边界条件也优于现有的条件，更便于数值计算和程序设计。 我们还讨论了具有吸收边界时波动方程的初边值问题有限元法(一阶吸收边界条件)和差分法（一、二阶吸收边界条件）的精度和稳定性，给出了稳定性条件，即Courant-Friedrich-Lewy数的上界，这一结果也是现有文献中所没有的。 2001年我从数学所退休。刚开始时还制订了一个退休后的研究工作计划，但终因家里有病人需要照顾，女儿生孩子需要帮忙，加上我逐渐年老体衰，大病小病不断来袭，不得不终止了工作，我的数学力学生命就此画上了句号。但我的自然生命还在延续，我将以别的方式报效社会。
简历 1937年6月18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54年毕业于镇江市立第一中学。 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 1958年毕业分配至中科院数学所工作。 2001年退休。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展春园西路3号院3号楼1单元1101室
独立思考，实事求是， 锲而不舍，以勤补拙。 ——周培源先生座右铭
往 事 沈国钧
北大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級己入学六十年了，最近我常在想，北大给了我们什么？ 通过下面这件往事，我认识到母校北京大学，潜移默化中让我领悟到一个做人处事的信条：坚定的信念，独立的人格。 这件往事，已然过去近五十年，没想到今年六月十一日，北京卫视播出《袁隆平的田园梦》节目，介绍了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风风雨雨，坎坷历程。北京卫视提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正遇到劫难时，是国家科委九局发文到湖南教委，要安江农校保护好袁隆平这项对国家有深远影响的基础研究。万幸，保护了袁隆平先生，保住了剩余的雄性不孕株。 北京卫视播出的这件往事，引出了我的一段与之相关的回忆。国家科委九局发文的事，我是参与者，见证者。当时我们得知袁隆平处境困难，深知袁隆平先生是受冤的，作为基础研究的管理局，当然要保护研究者，保住科研成果。但要这样做，当时风险又很大，时处政治运动敏感时期，一生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而奋斗的九局赵石英局长，一定会坚决维护基础科学研究，可惜他己靠边站了。 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一致同意发文支持袁隆平，并保住了给袁隆平的国家支持发放的科研经费，使得袁隆平先生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可继续进行下去，没有间断。 在这件事上，我有机会站在正确的立场，深深感到母校北京大学给予的教诲的力量。 今天社会上有一股浮躁，急功近利之风，这么浮躁还能搞基础研究吗？我们国家没有基础研究行吗？但愿优秀的年轻人，为咱们的国家，投身于创造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简历 1954─1959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学习、毕业 1959─1965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教师 1965─1974 国家科委九局 干部 1974─1984 中国科学院科技局、计划局 干部 1984起 四通集团公司 任董事长等职 通讯处： 北京海淀板井路世纪金源囯际公寓6单元12A 邮编： 100049 电话： 010─62564632
没有白白地走一遭 宋云娴
在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中写道“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时光飞逝，六十年过去了，年华渐逝，容颜渐凋，但是，我们并没有白白的走一遭。 我从天津54年考入北大。60年毕业的前一年，我找到了终身伴侣----王永正，我们互敬互爱，互相帮助，相濡以沫，相伴永远。去年在上海黄浦区军休一所庆祝了金婚。 我俩1960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参军，到当时刚组建的空军工程学院工作。大学生先下放当兵，女学生有八人分到空军独三团（北京西郊机场，因该部队有女飞行员），在各大队当机械兵。61年下放结束后，到西北工业大学进修理论力学，听课辅导、上习题课共一年半。63年在北京空军学院（现空军指挥学院）工程系教理论力学。1964年回到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任教。1970年“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时，基础与专业合并，我被调到航空军械工程系，先教工程力学，后改教电子学。编写了半导体晶体管和电子线路教材（因在大三时，我去过科学院中关村电子所搞超声波，毕业设计是激波管的激波电路测试,做电子管放大器等，故有些电子学方面的基础）。74年调到航空电子工程系，在电子技术教研室任教。担任各种期班的电子线路、模拟集成电路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自1985年以来，进行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教学软件《模拟电子技术》1988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电子线路实验模拟系统》、《电子线路通用试题库系统》等，1991、1992年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从而形成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系列。 自1990年以来从事多媒体技术研究,将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多媒体应用系统》1993年获全军军地成果博览会银奖。主持研制了《无线电超短波电台维护模拟训练系统》和《苏27整机概论》等多媒体应用系统。1997年《多媒体数字电路CAI》获第二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一等奖。承担“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96－750）《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学习辅导系统》，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我先后承担了教育部立项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八五、九五、十五规划军队级重点课题，军队重点网络课程建设项目。1998年8月15日开始在中央电视台七频道, 主讲军事教育节目----“多媒体制作”，分20讲播出，并被制作成VCD在军队配发。参加了教育部“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的工作，研制的《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网络课程》，通过教育部验收,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成了《远程在线考试系统》、《教学资源管理系统》、《实验模拟系统》等。 在空军工程学院从事教育事业一辈子，四十五年来，担任过各种期班的教学任务，指导研究生，指导本科生第二课堂活动等。多年来， 出版过一些有关多媒体的书和教学系统软件，得到过各种奖励。1974年到航空电子工程系任教，1992年评为教授，1993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于2001年7月被聘为空军级专家。几十年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为空军部队培养了一批一批的航空机务军官，为部队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4年11月底退休。 时间飞逝，在空军工程学院工作了一辈子，虽然至今我们退休将近十年，但是每到一地，经常会有过去的学员来看望我们，在上海学生们聚会也邀请我们参加，这是我们最感欣慰的。 因我们的独生女早在上海定居，2008年我被上海黄浦区民政局接受，落户上海，成了新上海人，成了黄浦区军休一所军休干部。 2004年我和老伴同时退休。退休后，无论在上海还是在西安原单位，我们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我们曾去俄罗斯旅游,乘游轮出海。国内许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现在有时间可以游山逛水了。 八十年代，我家有了自己的钢琴。老伴从小就会弹，只要有空，他就弹奏些曲子，我就在旁边欣赏。虽然我在中学音乐课也学过些，时间长了，不练习早忘了。在老伴的指导下，有时也弹奏些简单的曲子，从没有系统学习过。现在退休了，有时间可以自己安排生活，两年前我报名参加了上海军休中心老年大学的初级钢琴班，当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三位八十岁以上的，有不到六十岁的，大家齐聚一堂。每周一次课，下次课每人要完成作业---回琴，几乎每天都要练习练习。军休一所每两周一次唱歌学习，有专门老师教发声、演唱。我参加过建军节的演唱会。军休所每两周组织一次唱歌，每月一次组织生活。跟军休所在上海附近旅游、参观，每逢节日，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重阳节、春节等都组织活动。平时看自己喜欢的书和杂志。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使我们真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我们要过好每一天，亲眼目睹伟大的祖国实现“中国梦”。祝同学们健康快乐！ 2014年6月
简历 天津人，1954年毕业于天津第二女子中学同年考入北京大学。 1960年毕业，统一分配参军到空军工程学院。 2004年1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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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以后 苏乙波
57年10月被划‘右派’。在全年级40名右派中，唯一受‘免予处理’的。58年 9月分到辽宁。去沈阳见到了蒋巍。他当时休学在家，但也被戴上‘右’帽。我去看他时，他爱人有孕在身, 处境也为难。10月我被分到大连工学院。正值大炼钢铁，深翻地。我参加劳动结束，分到理论力学教研室。开始听老教师课，辅导，上习题课。感谢北大老师们的教导，教给的知识，对工科院校的力学课程，是能胜任的。不久就让我上大课。任过机械，水利等系的理力课程。61年‘摘帽’时，好象记得有句好话‘工作量较大’。帽是摘了，但一切好象变化不大。 63年 6月通知我说已被调到锦州师范学院。后来才知道62年辽宁调整师范院校，辽西地区整合成立‘锦州师范学院’。缺乏师资。用院领导的话，就是要到各老院校去‘拣漏’，我是被拣去的。拣来是要上课的，所以一来就安排准备理论力学课，有一年的备课时间。其实我大部分时间用来看闲书了，如‘图论’之类。从64年 9月到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给锦师院物理62、63两个年级上过理力课。 文革开始。我自然是‘消遥派’。所有活动按学校领导（行政部门，红卫兵组织，……）安排去参加。后来发生‘武斗’。我住的教工集体宿舍位于火力圈内，人去楼空（后来我再入住时，发现个人所有物品被劫一空）。当时我只有回南京老家，呆了几个月。到部队支左，革委会成立，我才能回到学校。以后就进入‘清队’阶段。气氛紧张，入夜时闻各类叫声。我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好在平安过去。文革是要触及灵魂的，我幸运尚未触及皮肉，只是被小将‘传换’两次，第一次问些周知的问题，第二次就告我还要去揭发别人了。（注：多说两句。过堂时，我一进屋就放下心了。当时红卫兵分两派，虽说都是革命的，但对军宣队言，对‘拥’那派要委以重任。而另一边又不能闲着，得找点事干，找我吧。那些同学过去和以后到现在他们和我关系都不差。） 69年吧。锦州地区出了个名人，白卷先生张铁生（其实不完全是白卷，有几分的）。在读书无用论影响下，70年锦州市撤消了锦州师范学院。理化部分并入在朝阳的‘辽宁第一师范学院’( 辽一师 )。该校‘五七大队’分机械厂，农场两部。我被分到机械厂铸工车间，当翻沙工。造型，浇铸。技术活，体力活一起干。累一点，不去想其他，睡的好。特别后来招进来一些知青，待遇有所改善，每月发点肉票什么的。在一起干活，他们干一气，歇一两气，我们跟着就行了。彼此间关系不错。领导还要我准备点铸造常识给青工讲讲。我还抱了一阵‘铁碳合金图’的佛脚，结果也未用上。其间厂领导为了上新设备，到南方取经，也让我参加。 到74年锦州师范学院又重新恢复。我又回到锦州。在理化系工作，后来又派到数学系给工农兵学员上物理课。那段时间和数学系领导及老师关系不错。工作和政治学习按安排进行。 78年右派问题改正后，我请调回家乡南京。我一直单身在外，家贫亲老。过去由于我的问题，诛连弟妹升学和工作。现在该我伺侯老母亲晚年了。但系领导告我，不能主动为我联系单位，要我自找。78年夏我利用暑假回南京，联系了两个愿接受的中专单位。回锦州和系里说了，系领导认为不合适。问题僵在那里。9 月下旬我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南航已来函调挡’。没有具名。我虽然是南京土生土长，但入学离校后，因身份关系从不和旧知联系。此时学院组织部门领导也通知我，确有其事，并征求我意见，我喜出望外，当然表示愿意。后来知道是我一位在南京的学生，帮我联系的。78年江苏高考物理考卷在南航判阅，他参与时和南航教师谈及我事，南航人事部门就发函了。锦师院把我档案寄出，但没附体检表和个人鉴定。我是不懂这些手续的，只好跑有关部门办理，寄出。我只有等待了。 79年初不料当我再次去问时，那位工作人员竟才告我：‘你死了这条心吧！某副院长已叫要把你档案要回’。我无语了，只好去找一把手了。他知道我为人，我表示了回家乡的决心。他点头了。我也很感谢院领导们想留下我的好意，可我归心似箭。在等调令那段时间，我也很忙，给市里出高中物理竞赛题，去师专上课，给学生做科普报告，还得辅导系领导的小孩高考复习……。 79年 4月我拿到调令。系里开了欢送会，会上听到了这20多年来从没有听到过的赞誉之词。这是说我吗？我真脸红了。我认为‘过犹不及’都是在应该有的‘实事求是’的区间之外了。 5月1日，我乘车去陕西我妹妹家，看望老母亲。下旬去南航报到。理论力学教研室是属于基础部。主任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学长. 到教研室最初是辅导‘分析力学’，然后教‘理论力学 ’，‘分析力学’，‘运动的稳定性’等课程。 80年 3月我成家了，时年过半百。 到南航以后，我感到我真是人民了。工作，学习各方面的安排一视同仁，也给我创造向前的机会。由于我个人原因，人又疏懒，现在想来，辜负了他们的希望和好意。评上副教授，带了几届硕士生。 90年退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中年时经历坎坷，只身在辽宁。窗外之事知之很少，孤陋寡闻。那年庄国强来师院看我。我是非常高兴，难友重逢。这之前我只和蒋巍，潘韶湘，张敦灏通过信。交流情况，我发现在同一政策下，具体执行者不同也有差异。后来我回南方后，听到过一句话‘把政策用足’，意思是在政策范围内，尽可能照顾群众利益。比较之下，因执行者而异，也是可能的。 我工作单位不是高校，就是科研单位（入学前在南京水科所工作，54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北大），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大跃进，放卫星，教材改革，超声波，煤气化……，我参与过的有：风力发电，编教材（要打倒‘牛家店’从分析力学开始编动力学。注：那也是外资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想法。我态度是分给我个人任务，我完成。大伙一起干的，跟着干。不懂的，象搞超声波，用一根玻璃管中放点锯木屑用薄膜封口，就用来测土制的超声波发生器（其本身我无法形容）频率。我不知其他人明白不？。反正我不懂，说我是臭老九，此是一例吧。那么多人，白天黑夜干这些，算是后来的领导人所说的‘不要再折腾’中的折腾吧。 离校后到文革结束，目睹许多场面，多是发生在学校中事。清代吴敬梓写了本‘儒林外史’。现代在那一轰轰烈烈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层中见闻之事，如作为‘儒林内史’的素材，是不会少的。有些现在想起，也梃令人发笑的。 已进入暮年。这一生没有做过好事，只是本分的工作，许多还是‘虚功’。但自省也没做过坏事。现在算是‘颐养天年’。但困难也不少。一切听其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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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的絮语 孙传仪
浑浑噩噩的进入了望八之年，感谢几位学兄的热心提醒，让我记起了入学北大已满一个甲子了。记得入学报到后，首先领到一个布袋装的搪瓷碗和一双筷子，然后入住5斋那个二层小楼。只记住了吃和住，可见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吃货。 学习方面只记得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实行的是五分制的口试，丁先生把我排在了第一个。由于没经历过口试，心情自然紧张，考前一晚谢衷洁同学特意把他的手表借给我，可由于从未带过表，我把表带反了，半夜将三点半误看成六点一刻，匆忙起床，结果可想而知。丁先生给了4分后，语重心长的告诫我不要贪玩，虚掷光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次让丁先生失望的经历，愧疚至今。 到了那一年（就是官方竭力让我们忘记的那一年）被认定为广场集团骨干、实干派，虽无言论仍荣膺极右分子封号，既未因言获奖，就是无言而来，自应无闻而去，可二十年“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棣則心惕息”的别样生活总要带上一笔，那就说一件奇葩的事吧。 劳教人员和劳改人员住在同一个高墙大院内，受同一群军警的保护，同一时间整队集合去劳改，某一天大院中的劳改队员们都已集合完毕，还听不到我们队长吹集合的哨声，直到劳改队员们都出工走完了，才听到哨声和“集合了”的喊声。出了监舍来到院中，发现气氛与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岗加哨，墙头还架设了几挺机枪，因而集合时队伍里较往日安静了许多。集合完毕，队长开始训话：“今天要进行选举！你们虽然犯了严重的罪错，但和劳改人员还是有区别，你们还是有公民权的，要感谢党和政府。下面发选票，每人一张，选票上有候选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后把选票投到那边的票箱里。”由于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受宠若惊的人们，乱哄哄的奔向票箱，我趁乱将领到的选票揉成一团，偷放到口袋里，准备出工后扔到地里。当然这一举动是不能被别人看到的。选举完成后，重新整队带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担心，我的行动若被发现，就會变成破坏选举的罪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当局根本不屑于统计选票，也就无从发现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天之后，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可能是朝廷也觉得这种把戏太可笑，因而以后再也没有赏赐过这种“选举权”。 在那先皇盛世，高墙之外还有更高的墙，许多暂居墙外的同学也都在劳动中接受改造和工农的再教育，而高墙之内的我也享受过前面描述的社会主义民主，幸福感应该是差不多的。 龙御上宾之后，蒙嗣皇恩典获颁改正右派封号，并以多舛之身在荒漠小镇获一西席，记得当时有过小小的激动，还按七绝的样子凑了几句：“先皇盛世鹿馬難，重聞仙樂已蒼顏，回首陽關春去處，染整雙鬢事少年。”在那以後实在是乏善可陈。 离开北大后，二十多年一直从事着“被革命”的工作，并被教育要脱胎换骨，但值得庆幸的是胎未脱而骨仍健，苟活至今。古人有云“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两句颠倒一下对我或许更合适，我是一个空有北大学生光环而怀中无玉的匹夫，愧对老师和学长们。能有一个絮语的机会，再次感谢京中热心的学长们。
简历 丙子年生于北京，家庭虽无显赫门第，却亦不乏书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传统人伦教育。十八岁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阳谋之盛举，获颁赐右派分子封号。朝廷特为此类分子制订劳动教养刑律，遂于丁酉除夕于“爆竹声中一岁除”之际，与诸多北大学子同系狱，此后廿余年，服苦役于兴凯湖与清河两劳改农场，后又远戍新疆，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谕，谓：丁酉之祸乃将数人扩大至数十万之误，并对此数十万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号。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边陲小镇获一西席，执教于新疆兵团农二师电大，并于又一个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 北大校庆日于燕园曾凑得仄韵七绝以答学友之问： 湖光塔影春依旧，如梦似烟学句读。 识字清风今何在*，西疆古道驼铃骤。 *注：清初徐述夔《一柱楼诗》中有诗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为此于乾隆四十三年酿成又一文字狱大案。 现暂居成都，与张景中、杨路、苟兴华三位学兄同城。 电子邮箱：scy1000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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