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貼：我們——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6） | ||||||||||||||||||||||||||||||||||||||||||||||||||||||||||||||||||||||||||||||||||||||||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4年10月25日18:04:2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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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六十年 李基義
五四上北大 數學力學系 同窗結友誼 五六分專業 攻讀計算機 師生齊努力 五七搞反右 右派遭清洗 發配去各地 五八年畢業 全國大躍進 辭別奔東西 六零遭人禍 糧食大減產 生活不容易 六一困難時 計算班首聚¹ 會面話別離 六五元旦聚² 入學逾十年 交流敘友誼 六六文革起 國家陷動盪 師生皆恐懼 七五同學會³ 清華再相聚 反鄧風颳起 七六三星隕 粉碎四人幫 舉國共歡喜
七九相聚時 八七京津聚 五四數力系 師生共參與 八八首大聚 畢業三十載 舉杯話佳績 九四再大聚 入學四十年 退休或在即 九八北大聚 校慶百周年 歡歌與笑語 零四話友誼 同學五十載 跨越新世紀 零八齊歡聚 正逢奧運會 北京歡迎你 一三數學系 成立百周年 暢聊共回憶 一四六十載 白髮過古稀 長壽再相聚 註：1.1961年11月困難時期，計算班在北京的同學，受龍世達之邀請，去德勝門外他家聚會。 2.1965年元旦，計算班在北京的同學，在十五所李基義和尹桂彬家聚會。 3. 1975年夏，計算班在北京的同學，在清華大學陳景良家聚會。 4.1979年秋，計算班在北京的同學，和分配去上海復旦大學的郭健民同學，在北京大學王選家聚會。 四班李基義寫於2014年5月19日星期一 Email：lijiyi@sohu.com
力學，實現夢想的基石 李頤黎
1958年7月，我從北京大學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畢業後，在學校里焦急等待畢業分配消息。 1958年8月下旬，終於等來了消息：北京大學要求我和其他幾位同學去位於中關村的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參加協作任務。8月28日我到力學研究所報到，當得知將在中科院第一設計院參加我國人造地球衛星及其運載火箭設計時，我心花怒放！在北京大學學到的力學知識成為我實現一個個航天夢的基石。1958年11月第一設計院遷至上海，更名為上海機電設計院，走上了要發射衛星就要從探空火箭起步的正確道路。那時，我在總體設計室空氣動力設計組工作。組長分配我主管T-7探空火箭的動力外形（含尾翼）的設計。1959年1月我購買費奧多西耶夫·西亞列夫著的《火箭技術導論》，對於書中的反作用運動原理和基本關係、飛行中作用於火箭上的力和力矩、火箭的飛行軌道等章節做了仔細閱讀，從而提高了自己的火箭總體和空氣動力構型設計的知識。我憑藉北大學到的流體力學知識，比較快地學習了《旋轉體空氣動力學》一書，掌握了火箭筒體的氣動力學知識。同時，我還多次去上海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英文文獻資料，比較快地掌握了亞聲速尾翼升力計算方法，火箭穩定性導數計算方法。為了保證計算質量，我沿用了在北大學習數學和力學的習慣，對每步的計算公式都親自完成了推導任務。 1959年的一年，全組同志鼓足了幹勁，不但每天專心工作8小時，而且晚上幾乎天天加班，入夜辦公室燈火通明。經過全組的努力，我組在1959年底完成了一整套探空火箭空氣動力計算方法，為完成各種探究火箭氣動外形設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60年初我們對T-7探空火箭主火箭選用了方案1至方案7共7種外形進行了計算，計算成本後經過討論確定選用面積為0.75平方米的方案7作為T7主火箭的尾翼設計方案，並由我執筆於1962年2月編寫了《T-7主火箭尾翼設計報告》，由於我在探空火箭空氣動力方面做出了成績，被評為1959年度上海機電設計院先進工作者。 1965年上海機電設計院又搬遷到北京，更名為第七機械工業部第八設計院。我院的兩項重點任務是從事發射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長征一號遠載火箭的總體設計及我國第一批返回式衛星的總體設計，我當時擔任總體設計室軌道組組長。1965年8月至1967年11月我帶領組內同志完成了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的軌道設計；1966年初至1968年4月，我還帶領組內同志完成了我國第一批返回式衛星的運行軌道和返回軌道設計。在這些設計中得益於北大學習過的數學和力學知識。 1974年5月至1978年5月我擔任北京空間機電研究所回收技術研究室系統組的返回式衛星回收系統設計負責人，負責返回式衛星回收系統的系統設計。依靠在北大學習的力學知識及工作中經驗的積累，我創造性地解決了多項衛星回收的關健技術問題，為我國1976年返回式衛星首次圓滿回收成功作出了貢獻。1992年至2002年，我擔任神舟號飛船總體副主任設計師兼應急救生分系統主任設計師，2003年擔任神舟飛船主任設計師顧問，2008年擔任神舟七號載人飛船專家組成員，主持或參與了多項神舟號飛船方案的判定、優化和實施。例如航天員座椅相對於飛船返回艙方位分析與確定，採用普通傘加開傘點風修正技術方案代替衝壓式翼傘回收方案；發射段大氣層外救生利用船上變軌發動機實現海上定區濺落的方案等，都離不開我在北大學習期間打下的力學基礎。力學，是我實現飛天夢的基石！
鈎 憶 廖祖偉
往事如煙，有些淡忘。六十年了，老同學相聚，不由得鈎起許許多多的回憶。
一 幸運 1938年武漢遭日機轟炸，我隨父母回到鄉下，從那時開始記事了，老家位於現今赤壁市陸溪河北岸，一團堅固的明清建築被日本鬼子燒毀殘破，我母親也在戰亂中死去。我在外婆身邊生活五年，念了四年私塾。對“三”、“百”、“千”“四言雜字”“增廣賢文”“詩經”“四書”等我都熟背過。1945年綴學，1946年春在武昌進不了公立小學，外祖父領我和兩個表弟走進了一個教堂，門前掛着“養真小學”牌子。校長面試，我用毛筆寫了自己的名字，並寫了十個阿拉伯數字。於是我被編在三下年級。全校共有二十多個孩子分為二下、三下、四下和五下都擠在一間房子裡，上課時只有一個老師輪番授課。 有一次我和表弟打鬧，老師見了，用一道算術題處分我。他在黑板上寫了“5×0”的豎式，我背後“五下”同學告訴我上去寫一個“0”，我竟把這“0”寫在“5”上頭，當即鬧了笑話，也把背後的同學給賣了。 1946年秋，我考入了“省一小”的四上班，級導師（班主任）是女老師，對學生要求很嚴（解放後是省實驗小學的特級教師，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享年80，終生未嫁）。我受益非淺，成績不錯，考入了省實驗中學（當時一百多新生中排列在第十一名）。但由於家庭貧寒，在二舅資助下，我只得進入可享受部分助學金的“省高職”，學着接棉紗線頭，裁製解放帽和布帓子，踩縫紉機，踏織布機。學習了一年，大舅建議我到“武昌中學”以同等學歷扦入初三年級。初中畢業後考入“省武高中”（二年級時與“武初”合併為“省武一中”）。三年高中，我參照題解對“平面幾何”“范氏大代數”“葛氏三角”和“立體幾何”等“學會”了一些解題方法。 由於日寇入侵，戰亂不斷，社會動盪，家庭貧寒，只受到不連貫的中小學教育。我能考入北京大學力學系是因為有了共產黨，使我非常幸運！我懷着一顆感恩的心來到北大。
二 深情 1954年高考結束，我回到老家，由於解放後，國家處在百廢待興，家鄉長期經受日寇燒殺搶奪後，又逢山洪爆發，尚存不多的房屋還浸泡在水中，進出都靠小木船。每隔二、三天區、鄉政府幹部下來發放一次救濟糧。我苦熬了二十多天，返回武昌的鐵路也被沖毀，發榜臨近，在本家一個叔父的幫助下翻山涉水繞道嘉魚，改乘小火輪。但等了兩天未見輪船，只好隨同行六人雇用一隻木船避開長江航道，在茫茫的激流中經簰洲直插到武昌。兩天后高考發榜，接到錄取通知書，我被北京大學錄取。這時感到多日壓在心中的石頭落了地。父親忙於防汛勞動，同鄉們一起幫湊了些錢，讓我隨隊北上。 當時到北京的路是艱難的，我們一行人較多，編成十人一小組，從漢口出發，沿漢水乘小火輪，次日上午抵灄口，再分頭雇小木船涉十多里水路趕到孝感火車站，發現鐵路已被水淹沒，火車走走停停，走了一天一夜抵鄭州車站，大家在候車大棚里又等了一天一夜方遇上開往北京的火車。終於搭上了到北京的火車，車上初次認識了張錦文同學。車廂中擠滿了人，天氣悶熱，抵達北京，剛好是清晨，當走出前門車站“好涼爽啊！”我情不自禁喊出。張錦文同學也哈哈大笑了。 大學一年級我和張錦文同班同住在十一齋二樓，他住在下鋪 我在上鋪，他年齡大有時夜間失眠，但他對我在上鋪的動作從來未提意見。他來自工農速中，聽課困難很大，劉峙山和賀覺民專門幫他複習，整理筆記。他學習很刻苦，徐品新同學還以他為原型創作了一篇長詩，我們班還在全系文藝會演中作了匯報演出。 徐品新是多才多藝的，會唱京劇。由於他有腰椎病，體育免修，並可在小食堂提前用餐。晚自習他可早早趕到文史樓閱覽室，用帽子、圍巾、手套、書包、鋼筆等占一大排坐位。同寢室的趙聖焱同學課餘參加學生會美工社，以占位置現象創作了一幅漫畫登在校刊上。我們見到了該校刊便哄堂大笑起來。這種警示，從此我們再也不讓他占坐了。 我在中學對數學感興趣，只是停留於解題。進入北大，學習數學感到特別幸運，老師們學識淵博，不少是全國有名的數學大家。我渴望向這些老師學習更多的真知碩見。但我在學習方法上卻沒有即時轉變過來，課後不會深入複習，大量時間都花在完成作業上了。丁石孫先生教我們的《高等代數》還輔導習題課。後來擔任我們小班的班主任，他找我個別談話，指導我應帶着問題聽課。課後複習注意弄清概念，做到充分理解再去完成作業。還教我“要學會提問題，一個問題提得好，就等於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一半”。此話與程民德先生在開學前夕告訴我們“讀書是由薄到厚，再由厚到薄的過程”完全相通。這些教導使我受益終生。 江澤涵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和藹可親的長者，是全國知名的拓撲學家，教我們的《解析幾何》，期末考試採取口試方式。我抽取題簽後，在大教室里用了幾十分鐘做了書面解答，然後走進考場，江先生輕聲細語地對我說：“你先把答卷給我看看，我再向你提問題，我們就這樣進行好嗎？”我原本緊張的心態頓時得到消除，使我平時所學的知識得到正常發揮。 初到北京，小班的第一個元旦晚會，由余慎之同學主持。丁先生也趕來參加了，並為大家講了“樓下房東一夜未睡”的故事。還和大家談了關於學習中的許多方法問題。第一個春節，正值放寒假，京外同學都沒回家。大家湊了些錢，買了一些糖果和花生，在哲學樓借了一間教室，舉辦了一個溫馨晚會。程民德先生帶着他的孩子參加了我們的除夕晚會，還給我們帶來一包酥心糖。家住在城裡的同學們也都隨同全班渡過了一個難忘的除夕之夜。深感這個集體似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春天到了，我們 步行去頤和園，作為勞衛制十公里行軍的成績。我們在諧趣園選擇了一片僻靜場地，圍坐在一起聯歡，班主任董懷允先生也來參加了，董先生拾來兩根小樹技，交給了大家傳遞，傳遞方式有兩種：併攏或交叉。傳遞正確與否，由董先生裁判，可剛傳了三個人，許綏文便拍手大笑起來，原來大家坐姿的兩條小腿有的平行，有的交叉。頓時大家都為董先生的即興設計和許同學的敏銳而感到格外開心。 我們這一班的團結友愛精神，在五四青年節受到全系的表揚。我們師生之間、同學之間一片深情友誼，使我永留心間。
三 懷念 六十年過去，全年級二百四十多名同學今天健在的均已近八十上下的耄耋之年。有不少人已辭世，我常懷念這些同學，由於篇幅所限，僅對下述幾位寄託我的哀思。 馬希文同學是我們年級最年幼的，是當年北京中學學生數學競賽的狀元，畢業後留校當老師。在出國交流訪問時，因腎癌手術未能醒來。為他舉行的追思會上我托羅志敬同學表達了我寫的輓詞： 數學神童，才華可歌 壯懷激烈，明星隕落。 王選同學1956年向科學進軍時，進入剛剛創辦的計算數學專業，後來他發明了激光照排技術，為我國印刷事業掀起了一場技術革命，當選為兩院院士。他因癌病去世，在為他舉辦的追思會上，我獻上輓聯： 問道零壹有王選 ， 創新黑白成畢升。 朱建士同學原本身體很好，工程院院士，竟因誤食芒果而過敏離開了為之奮鬥核事業。在追思會上獻輓聯： 建核事業登錄先賢榜，士途典型留給後人模。 張錦文同學，我們交往密切。當我回歸數學教學工作後，曾得到他多方幫助。他在舊社會過着乞討生活，解放後得到了學習機會。北京大學畢業後分在科學院研究數理邏輯。成為公理化集合論研究領域佼佼者。因食道癌奪去了他的生命。我寫下了輓聯： 錦衣不忘飢寒歲月，文章竟登數理殿堂。 羅志敬同學，我倆人親如兄弟。他在國家機要部門工作，默默無聞，為創建黨和國家電子密碼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在他的墓前獻上輓聯： 志甘寂寞為嚴為實， 敬喜靈通求准求新。 還有，我們的學長張堯庭兄，他是當年數四的老大哥，是學校三好學生銀質獎章的獲得者，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畢業後留校教學，後到武漢大學為統計系主任。他在英文版《統計決策理論》一書中，系統介紹了貝葉斯學派理論思想方法。生活上還是孝子，將老母親接到武漢，在輪船碼頭或在家住地，將九十多歲老母背上背下。從武漢調到上海財經大學任教，寫了多部金融數學著作，是一位資深學者。我與他交往十來年，深感相見恨晚。因中風兩年，過早離開了人世。我為他獻上輓聯： 堯舜之道，為國為家忠孝為本， 庭芾之風，求今求古敬誠求新。
至此，還想多說幾句，我認為懷念親友最好方式是獻上輓聯和祭文以追憶逝者寄託哀思。這是文明古國的文化，值得提倡。至於祭文範文可參閱顏真卿的《祭侄文稿》。下面《祭家父文》是我在父親逝世三周年時的懷念和哀思。
祭家父文 伏維公元，二零一二，四月四日，暮春之初。 長子祖緯，謹領闔家，以清酌羞，祭於父墓。 嗚呼恩父，一生勞苦，童年不幸，七歲喪母。 一子兩挑，幸有伯母，十一歲時，伯母又沒。 無依無靠，離家拜傅，燒茶煮飯，聽從師母。 六年艱苦，堪能忍受，歷經磨難，結業出徒。 十九還鄉，伶仃孤苦，祖屋四間，小塊田土。 成家不久，奔赴省府，全憑手藝，養家糊口。 日機轟炸，逃難返蒲，兵匪蹂躪，妻亡子幼。 淪陷生活，終日惶恐，水深火熱，言語難訴。 日本投降，好景幾許，工錢微薄，苛捐勞役。 幸得解放，當家作主，終日勤勞，恪盡職守。 技藝精湛，一絲不苟，行內口碑，貫為翹楚。 與世無爭，不求虛榮，胸懷坦蕩，嫉惡如仇。 子女教育，竭盡所有，克已持家，直至退休。 積極鍛煉，健康長壽，無疾而終，九十有五。 駕鶴雲遊。遺留白骨，白雲陵園，堪比故土。 嗚呼恩父，慈容永留，離別三載，常夜夢晤。 生死兩地，無有話語，追憶往昔，淚流如雨。 “少說多做”，為我財富，若有來世，仍為我父。 嗚呼哀哉，尚饗，尚饗！
四 晚晴 1958年8月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從事國防科研工作，承擔衝壓發動機燃油控制系統的研製任務。將自己一生中最旺盛的23個春秋獻給了祖國的國防科研事業。 1981年6月調到中央電大（今國家開放大學）從事數學教學工作（講課、錄課、編寫教材等）。同時承擔遠程序教育的研究工作（教育測量與教材評估）也盡了自己一分力，並與學校遠研所合作主編了一本《電大教材評估理論與方法》的著作。我在北大所學的數學，雖然不多，但都得到應有的發揮，並從張堯庭和張錦文二位仁兄處吸取了不少新的數學知識。我在1987年秋，大膽地應用自然推理系統的一套符號語言，在北航應用數學專業完成了一個學期《實變函數》課程的教學。1990年夏，以一篇《模糊邏輯代數的最小公理系統》參加了布拉格舉行的控制與智能系統會議。 1995年4月從工作崗位退下來開始了新的生活，解除了繁重壓力，可自由尋求自己感興趣愛好。參加航天部老年大學的學習活動，10年間系統地學習了詩詞書畫知識，並參加了北京神州書畫研究協會，也積極參與了學校組織老年書畫班，為組織退休老人的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貢獻出一點力量。為初級班講了楷書《九成宮》、篆書《中山王鼎》和《千字文》等；還為中級研討班介紹了《聖教序》、《石豉文》等和詩詞格律知識。其間在學員的推動下還編寫一本《石豉詩書》（首次補全了718個字的完整本）。 退休後學習書畫，同時還參與計算機仿真雜誌的編委會的工作。從2004年開始全國計算機仿真大賽舉辦五屆，我參加了五屆命題工作和四屆評委工作。 回首往事，我童年在紅菱港世彩堂渡過。燕園是我學生時代最受益的地方。沖莊發動機是我23年青春美夢。為遠程教育回歸數學教學又渡過了十四個春秋。退休後常到玉淵潭散步，也多次去過三亞。 下面幾首劣作算是我的一點晚晴感懷和學習心得。
詩詞作品 彩堂 對岸峰嵐坐，綠水門前過； 世彩書聲朗，菱渠繞山歌。 牧童 頑童稚氣橫牛背，畈上陌阡一線蹄， 飯後相約欲何往，王各湖畔青草地。 鄉行 一道長堤村里斜 堤伴荒蕪不見家 車過橋頭天色晚 何時再來覓菱花 天淨沙七首 一 老屋 雕梁畫棟寒窗，陽旗犬馬刀槍， 血淚濃煙火場，廖家灣狀， 災殃屈指天荒。 二 憶景 寒松曉月書聲，鍾亭桃李東風， 石舫湖光塔影，憶燕園景， 豈溫馨更情深 三 美夢 來流擴壓溫高，直筒油霧燃燒， 尾部喉型噴道，高超音速。 神功劍斬魔妖。 四 神韻 課堂教室天空，電波數碼書聲， 學校師生萬眾，遠程神韻， 樹新人國家新， 五 玉淵 白楊夾道高天，拱橋南北邊緣， 水面東西兩片，櫻花春艷， 遊船戲鴨潭淵。 六 民樂 玉淵馨竹留春，曲廊民樂琴聲， 周日方亭吉慶，遊人仃踵， 輕歌慢舞知音。 七 三亞 白雲碧水晴沙，陽光椰樹鮮花， 一市雙河數岔，鳳凰三亞， 遊人海角天涯。
石鼓韻律十首 一、吾車 車馬全齊配，君員始邋游。 困圍群母鹿，驅趕野公牛。 弓箭寺，趗趗鹿麀憂。 目標進射程，唯褚鄖蟆Ⅻ/span> 二、汧 決堤河水泛，沼澤變深淵。 鰋鯉生長旺，君員喜樂添。 小魚游汕汕，黃帛舞翩翩。 人群撈捕碌，巧用柳條穿。 三、 田車 田車要多安，四馬應馴嫻。 君員迉沃野，車馬寫坡沿。 士兵追獵物，鹿豕進圍圈。 射殺改活擒，善意自君言。 四、鑾車 秀弓彤矢煒，鑾車漆真煌。 四馬六韁驁，萬兵千騎壯。 箭飛如雨急，君恐把麀傷。 閭鄉賢碌事，獵物盛筵香。 五、靈雨 旱天心楚楚，及時雨濛濛。 洎洎汧闊，萋萋蒲草生。 河流常漲落，天氣有陰晴。 伊於水一方，吾夢見家門。 六、作原 賢能志氣大，治國育英才。 歲月如流水，君員斗塉苔。 梅栗棕榆植，鳴禽鹿豕耒。 悠悠猶我志，昱昱道盩開。 七、而師 戎車行齊整，矛似樹林。 浩浩旌旗舞，滔滔隊伍行。 獵豐恭貢品，創業表忠誠。 天子人臣樂，嗣王復古仁。 八、天虹 三星依次見，虹彩出天邊。 芃芃芽幼嫩，遲遲馬欣歡。 隱隱雉雞立，雄雄意志堅。 武文齊努力，大小概追殲。 九、吾水 河流瀞又清，道路直仍平。 稻粱尗麥黍，福祿壽康寧。 吉日游原野，良辰敬祖庭。 瑞雪紛紛降，吉祥獻國人。 十、吳人 吳人重愛心，朝夕顧西東。 君子親臨授，庶人藝寓逢。 園林牲畜旺，沿路鹿麀奔。 興邦上下求，倡導有先君。
以上石鼓韻律十首於2013年參加首屆當代中華律詩大賽獲得特等獎（從一萬六千多人中評出二十名特等級獎）。 2013年9月10日《北大數學百年》盛會時，我對訪談記者題寫了《百年樹人》四個字算是作為獻給母校下述對聯的橫批： 未名湖曉月伴桃李 博雅塔寒松交鶚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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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頭老黃牛 林 埜(Lam Yeh)
我是林 埜, 英文名是 Lam Yeh, 福建福清人。 在福清上小學和初中, 1951 年到1954年在福州第九中學上高中。 1954年我以第一志願考進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被分在第一班, 榮幸地成為北大數學力學系 54 級的一員。 在北京大學的頭三年, 學習生活各方面都算順利。 北大數學力學系 54級以馬希文, 陳天權, 張恭慶, 張景中, 楊路為代表的五大尖子非常突出, 加上眾多的其他高手雲集在54級, 大家經常聽到尖子和高手們的傳奇和軼聞, 這都給予我很大的觸動。 我認識到必須努力學習, 兢兢業業, 才能儘可能地縮小與尖子和高手們的差距。 結果通過努力, 我的學業也取得相當的進步, 大多數課程都得到 “優等” 的成績。 1956 年, 開始分專業。 因為我對數學比較有興趣, 數學專業又是五年制, 所以我選數學專業, 被分在數三一班。 心裡想在剩下的三年時間裡, 好好努力, 爭取取得更大的進步。 可是樹欲靜, 而風不止。 1957年夏天, 毛澤東提出了整風運動, 說是要 ”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 號召大家提意見。 實際上, 這是一個”陽謀”。 社會上多少善良幼稚的人們都上了當, 他們本着幫助黨整風的態度提了意見, 結果被打成了右派。 5 月19 日, 這股風吹到了北大。 一夜之間, 許多大小字報出現在大小飯廳的周圍。 結果和社會上一樣, 許多人也被打成了右派。 北大數學力學系 54級是重災區, 總共打了約 40 個右派, 約是54 級同學總數的1/6, 其中 3 個人被判刑勞改, 5 個人被勞動教養, 其餘的是勞動考察或留校察看, 只戴帽而免於處分的很少。 不幸的是, 我也被卷進了旋渦。 暑期後, 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我主動通過班上一個黨員向組織交代了整風中的言行。 我相信 ”坦白從寬” 的政策。 為了自己能夠順利過關, “將功折罪”, 1957 年秋天, 我還參加了對別的右派的批判鬥爭。 從而傷害了一些要好的同學。 後來, 每逢我回憶起往事時, 總感到十分慚愧對不起這些同學。 今天我借這個機會, 向這些同學表示出自內心的道歉, 對不起。 儘管如此，在後來處理右派的階段, 我還是劫數難逃, 1958 年2月1 日, 數三一班開了一個批判會, 把我劃成右派。 這是北大最後劃的一批右派。 我們年級不算力學專業的同學, 最後一批罹難的有六個。 1958 年在大躍進和 教育革命的口號聲中, 在運動和勞動中, 很快過去了。 1959 年, 數學專業學生畢業。 我被分配到內蒙古伊盟師範學校。 我積極工作, 努力改造自己, 1962 年初, 終於摘掉右派帽子。 我教過師專, 師專下馬後教師範。 文化大革命中還教過小學。 那時候, 國家正處於困難時期, 糧食定量不斷減少, 副食品也十分缺乏。 同時那又是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 運動不斷, 對我的 ”觸及” 也就不斷。 因此對我來說, 困難是雙重的, 除了挨餓吃不飽以外, 政治上還常常挨批判。 但我平時還是積極工作, 努力做到見困難就上, 見好處就讓。每逢有下鄉等艱苦的事情, 我總是 ” 當仁不讓 ”, 積極參與。 在閒暇的時候, 我就複習大學的課程, 做了好幾千道高等數學的習題。 到運動時我能以平常心對待。 因而有同事感嘆地說: “ 老林呀! 你真是抓革命的對象， 促生產的猛將呀!” 文化大革命中, 1968年秋天清理階級隊伍時, 因為我既有 “前科”, 爸爸和媽媽又都在香港, 被懷疑 “裡通外國”。 於是被抄家, 關進牛棚, 天寒地凍, 每天勞動, 接受批判。 半年後總算平安無事, “解放” 出來。 1968 年, 媽媽不幸患上舌癌, 動了手術。 1974 年春天, 爸爸又檢查出有胃癌。 爸媽身邊沒人照顧。 希望我能去香港照顧兩位老人家。 我幾經考慮, 決定申請去香港。 兩個月後申請得到了批准。 我本想悄悄地離開學校南下。 可是在我臨離開伊盟師範學校的前一天晚上, 我小小的窯洞宿舍里, 卻擠滿了老師和朋友們, 他們一雙雙充滿着依依不捨的眼睛看着我, 一隻只熱情溫暖的手緊握住我, 真是 “此時無聲勝有聲”。 第二天清晨, 我坐汽車去包頭時, 許多老師和朋友還湧到汽車站給我送行, 一個老師還專門送我到包頭。 此情此景到今天還歷歷在目。 我想起許多伊盟的朋友過年過節時, 晚上請我到他們家裡一起歡度; 我又想到有些同學幫我到農村買食油, 雞和肉, 以補充營養; 我還想到每逢我下鄉遇到同學時, 他們總是登門問候, 再請回家裡熱情接待… 這時候, 我總是心潮澎湃。 此情此景, 我不能忘記, 也不會忘記。 現在伊盟已變為鄂爾多斯市, 是聞名全國的能源城市, 鐵路已修通, 機場也有了, 伊盟師範學校也升格為職業學院, 人均收入在全國名列前茅。 每當我聽到這些不斷傳來的好消息, 總是十分興奮, 為伊盟人民而高興。 至今, 我還和許多伊盟的老朋友保持聯絡。 1974 年 7 月, 我終於來到了香港。 幸運的是經過醫生複查, 爸爸的胃癌被排除了。 不幸的是, 媽媽的舌癌在1975 年復發了, 雖然經過再次手術, 再配合放射治療和化療等, 依然不見起色。 1976 年媽媽終於棄我們而去。 而今, 爸媽都不在, 真是子欲養, 而親不在。 嗚呼! 來到了香港, 我開始了在香港的新生活。 因為內地的學歷不被承認, 又不懂廣東話, 英文也不行, 我就只好從事藍領的工作。 我在一間牆紙公司做倉庫保管員的工作, 經常要在倉庫里爬上爬下存取牆紙, 還要經常跑東跑西送貨給客戶。 我還學會了裱畫, 同時做裱畫絹工作。 晚上跑去夜校補習英文。 夜裡10 點才回到牆紙公司倉庫, 還要給白天裱的畫絹上明礬水, 這樣畫師在畫絹上作畫時, 上的顏色才不會散開。 每天晚上大概11 點後, 洗完澡就在倉庫里睡覺。 在1976 年, 我申請就讀香港理工學院的統計學高級證書課程, 這是一個兩年的夜校課程, 共有8科。由於在北大打下的數學統計基礎, 課程內容並不困難, 但是課程是用英語教的, 而且 側重應用統計學。 因此通過這個課程我既學了統計知識, 又學了英文。兩年後, 我 以 8科全優的成績完成了高級證書的課程。 為了進一步深造, 1978 年, 我申請了英國和加拿大幾間大學的統計學碩士學位課程, 並且成功了。後來我挑選了英國帝國理工學院, 因為它在倫敦, 而且還有宿舍, 免去轉機和找住處的麻煩。 幸運的是我的選擇是最優的, 因為帝國理工學院是一所世界的名牌大學, 在英國排名僅在劍橋牛津之後, 是第三名。 我感到很幸運。 因此十分珍惜這遲來的機遇。 我知道我的優勢在於數學好, 統計強, 我的劣勢在於年齡大, 英語差, 電腦不行。 說起來慚愧, 一開始電腦連Log in 都不會, 困難很大。 我明白那時候中國大學生還很少有機會到西方留學, 我是幸運的一個。 洋人們將從我身上來估量北京大學畢業生和中國大學生的質量和水平, 我絕不能給北大丟臉, 定要為祖國爭光。 於是我一星期工作七天, 變星期天為星期七。 人家聖誕節開舞會通宵達旦, 我報名學習電腦程序; 同學復活節出外旅行, 我複習功課準備考試。 “學問學問, 一學二問”,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師。” 我還經常請教老師同學, 既學了專業, 又學了英文, 真是一舉兩得, 何樂而不為呢? 蒼天不負有心人, 1979 年 4 月底, 在碩士課程的考試中, 我得到全年級第一名。 到了1982 年, 我的碩士論文還發表在世界著名的統計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上。 在1979 年 10 月, 我拿到了Muriel Stott獎學金, 到曼徹斯特大學攻讀運籌學博士學位課程。 英國的獎學金大多數是只能給英國人的。 Muriel Stott獎學金是少數可以頒發給非英籍學生的獎學金, 全校也沒幾個。 Muriel Stott獎學金的條件苛刻, 先只給一年, 第二年要根據第一年的表現來決定是否頒發, 而且至多給兩年。 換句話說, 我必須在兩年內完成博士學位課程。 我通過努力, 兩年後, 於1981 年秋順利取得了博士學位。 並開始了我新的教學工作。 在1982 年我在香港嶺南學院教了半年書後, 就到國立新加坡大學數學系任講師。 到1984年, 我回到了香港中文大學統計學系任講師。 於1997 年升為教授並擔任統計學系的系主任。 兩年後, 我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 轉任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客座教授。 從2001 年起, 我被聘請為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的榮譽教授, 兼職教一些課; 還被聘請為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的雙聘教授, 暑假時常常去秦皇島訪問或者參加會議。 同時, 我也逐步恢復了和老同學的聯繫, 並結識了許多新朋友。 新知舊雨友誼長青。 我也經常參加國際國內的學術會議, 訪問各地的學術機構。 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長城內外。看到祖國美麗的河山, 我怎能不更加熱愛您呢? 我在1982 年, 終於迎來了晚來的春天。 從此, 我一直在講台上從事教學工作, 教的課程包括統計概率和運籌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 還培養了十幾個博士和碩士生。 包括幫四川大學培養一個博士生。 這 30 年來, 我還堅持進行研究工作。 我出版了一本專著和發表了70幾 篇論文, 絕大多數論文是SCI 檢索的論文。 我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幾何過程及其應用。 我於1988年首先引進一個單調的隨機過程 -- 幾何過程, 研究了它的概率統計性質, 並深入地探討它的應用, 特別是在可靠性中的維修問題的應用。 (2) 質量控制中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的問題。 過去利用把整數連續化的方法，可以得到一個近似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 為了得到精確的抽樣方案, 也是在1988 年, 我提出一個有限的算法, 只需要經過有限步的運算, 就可以得到精確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 (3) 其他運籌學的問題。 包括 Consecutive-k-out-of-n 系統的可靠性, 排隊論的適應性控制和水庫控制等。 在2004 年出版的 ”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 第二版中, 我應主編們的邀請, 寫了幾何過程一篇文章, 添加到第二版中, 作為一個新條目。 這說明幾何過程已經得到了世界統計學界的認可, 成為統計科學之 ”林” 中的一棵 “樹”。 到了2007 年, 東北大學和香港大學聯合幫我申請了國家教育部的自然科學獎。 在2008 年 1 月國家教育部頒發了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給我和我的合作者, 我是第一完成人。 獲獎項目是 ”幾何過程”。 這次獲獎再一次肯定了我在幾何過程上的創造性貢獻。 在2007 年, 世界科學出版社還出版了我的專著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它是我及我的合作者們20 年來在幾何過程及其應用上的工作心血, 又是這方面工作成果的全面總結。 這本專著可做為研究學者和實際工作者的參考書, 又可以做為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科書。 我是一個普通的人，54 級老同學中比我聰明的有很多。 我只是幸運地有個出國留學的機會，再加上以勤補拙，可算是一頭勤勞的黃牛，才能在科學的大海中撿到幾個貝殼。 而今黃牛已老矣, 病矣, 但我還希望我這一頭老黃牛, 在有生之年, 能勤勤懇懇, 繼續做一些對祖國和人類有益的工作。
簡歷 林 埜, 福建福清人, 從事概率, 統計和運籌的教學和研究 30 多年, 發表學術論文70多篇和專著 “ The Geometric Process and Its Applications ” 一部。 在1988 年, 林 埜首次引進幾何過程的概念和理論, 並研究它的應用。 也是在1988年, 在變量抽樣方案的研究中, 林 埜提出一個有限的算法, 只須要經過有限步的運算, 就可以得到精確的最優變量抽樣方案。在2004 年出版的 ” Encyclopedia of Statistical Sciences” 第二版上, 因此增添了幾何過程作為一個新條目。 接着在2007 年, 幾何過程項目獲得國家教育部自然科學獎的二等獎。
1954 年 — 1959 年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學士 1959 年 — 1974 年 伊盟師範學校教師 1974 年 — 1978 年 香港倉庫保管員和裱畫工人 1978 年 — 1979 年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統計學碩士 1979 年 — 1981 年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運籌學博士 1982 年 — 1982 年 香港嶺南學院講師 1982 年 — 1984 年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講師 1984年 — 1999 年 香港中文大學 講師, 高級講師, 教授, 統計學系系主任 2000 年 — 2001 年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 客座教授 2001 年 — 香港大學 榮譽教授
通訊處: 香港荃灣麗城花園一期二座34樓E 室 電子郵箱：ylam@saas.hku.hk
北大的沃土滋潤我成長 劉寶鏞
時間過得真快，從中學畢業考入北大至今已60年了，原來是 一個不懂事的孩子，現在已經成了年近八旬的髦耋老人。我是最懶於寫東西的人，尤其不願寫自己，因為確實沒什麼東西好寫。考慮到同學相聚都來日不長，大家交流抒發心胸，就下決心做此匯報吧。
一、入校——出乎預料 運氣很好 從中學到大學我是貪玩的學生，功課絕對一般。中學我在天津一中是學校話劇團的總務。又演抗美援朝的小話劇、又演三反五反的小話劇。因此，54年高考報名時，有同學就起鬨讓我報戲劇學院。我們有一個同學叫靳乃謙的後來就真的考上了中戲，但我腦子還算清醒，我覺得演戲只是玩一玩，哪能一輩子當演員，自覺不是那塊料。我真正喜歡的還是數學，初中時1949年開國大典前，報紙發表了國旗的方案，我就用圓規和直尺畫出了正五角星，讓我母親做好了國旗懸掛在門外。上高中時，我們的數學老師在黑板上用粉筆一筆能畫出非常正的圓，我很佩服。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經常比着做數學題，課外誰找了數學題大家都高興作，所以考大學時很想學數學。但是由於家庭生活困難，又想考個大專，快點參加工作。加上那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正在轟轟烈烈地上馬，宣傳很多。這樣就下決心學汽車製造，為我們國家造汽車。最後報名時，第一志願就報了清華大學汽車製造系。第二志願還是報了北大數學力學系。54 年發榜時，買了一張光明日報，我在清華的錄取名單中找了半天也沒找到自己的名字，我都嚇得快哭了。還是同學提醒，問我你第二志願報的是什麼，於是我才在北大數學力學系的錄取名單中找，果然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破泣而笑，看來我還是和數學有緣分。但是，當時心裡還是忐忑不安，覺得數學還是太枯燥，不像是學工的那樣真刀真槍地干。後來我自己也準備好了畢業後當老師，一直作數學研究我肯定沒那個能力，我是急脾氣坐不住，所以也不可能有那個耐性。開學前母親給準備了行李，姨姨給點錢買了一個小帆布箱，作為自己人生起點的全部裝備，第一次離開天津，第一次坐火車，來到了祖國首都北京，到達前門火車站，出站後看到了北京大學接站的大旗子，傍晚學校用大卡車把到站的各系同學一起送到了學校。
二、在校——頂級教授 精心培育 優美環境 全神貫注 報到後，到西校門和未名湖邊上轉了一下，學校太美了，感到特震撼，有山有水湖光塔影，亭台樓閣，全天津市也沒有這麼好的公園。幾年學習期間，一直處於優美的學習環境之中。走在路上花香撲鼻，每棵樹都有名牌，看到的是滿眼鬱鬱蔥蔥，聽到的是百鳥齊鳴。每天吃過晚飯，背着飯碗直奔大圖書館，放下書包來到未名湖邊稍事散步，真叫心曠神怡。這種環境能夠使每個學生塌下心來，全神貫注地投入學習。不像現在整天亂亂轟轟地，環境就造就了浮躁的氣氛。 頂級教授 精心培育 當年學校非常重視低年級的基礎教育，每門課都是全國最有名的頂級教授來上課，很多是中國科學院第一批院士（學部委員）。像江澤涵教授親自教一年級解析幾何課，他可是國內乃至世界著名的數學家，是哈佛大學的博士，四十年代曾任北大數學系主任，後又出國作研究工作，得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他克服重重困難，返回北大數學系。他是我國拓撲學的開拓者，他風度翩翩，吸着煙斗味道極香。他經常還給我們二班上習題課，說話不緊不慢，態度和藹可親，一點也沒有大專家的架子，有這樣的老師上課，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因此大家學習都非常努力。 我們的理論力學課是周培源教授親自講。他又是一位蜚聲海內外的科學家、教育家和國務活動家，他是我國最早研究相對論的科學家，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相對論的，他曾參加了愛因斯坦主持的有關相對論的研討班，他三十年代就在清華主講了理論物理相對論。周培源教授給我們講他親自寫的《理論力學》這本書，整整講了一學期。講課中一會兒用英語，一會兒用普通話，大家風範，令人景仰。 程民德教授教我們數學分析，他也是從國外回國不久的數學家。對我們第一次接觸微積分的學生來說，學習微積分不是很容易。但是程先生講課深入淺出，把伊普賽龍（ε）和德兒他（δ）講活了，講得非常清晰易懂。 當時的年青教師也都是出類拔萃的，像當時丁石孫先生給我們上高等代數課，他黑板寫得非常漂亮，邏輯性又非常強，上他的課簡直就是一種享受。給我們上數學分析習題課的陳永和先生，他的年齡跟我們差不多，可他已經當了老師，可見他異常聰明能幹，他的輔導課清清楚楚、乾淨利落。 特別是老師們還經常教育我們要多看課外的東西，培養自學能力。當時不少學習優秀的同學在老師的輔導下，已經開始了數學方面的研究。正是有了這麼多頂級的老師，從各方面一點一滴地給我們細心澆灌，使得我們才能獲得紮實的基礎知識，這是我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的。
三、離校——步入國防 尚知努力 58年畢業分配前，我正跟着胡遵素搞課題，我對無線電一竅不通，主要是向他學習。記得好象每個人填寫了分配意想，我填了去西部蘭州，到艱苦的地方當個數學老師。沒想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被分配去國防部，當時也沒多想，肯定是服從分配，去國防部也是去艱苦的地方，去國防部幹什麼也不知道。不久，來了一輛大卡車把我們幾個分配到國防部的同學一起拉走，這樣就告別了母校，當時確實是依依不捨。 開始工作時才知道，我們國家剛剛成立了國防部五院，是搞導彈的。單位保密要求很嚴格，不許對外說，要斷絕和外界的聯繫，這樣我就很多年和同學沒有來往。 導彈是什麼東西，當時都是新畢業的大學生，誰也不懂。因為，我們國家之前沒有哪個學校開過導彈專業課，因此，大家都在一個起點上。後來，國家用農產品換來了蘇聯援助的一種近程導彈的資料。我們先是翻譯，然後就開始學習。但是，資料上只有一堆公式和數據，公式怎麼來的不清楚。經過幾天的學習，我忽然想到老師教的偏微分方程，我就用學校學的知識試一試，因為公式很複雜，但是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把蘇聯資料沒給的東西全推導出來了。這可以說是參加工作的開門紅吧，也說明在學校打好基礎的重要性。 這樣，我就對導彈的知識一點一滴地不斷學習了一輩子。
四、今天——搏鬥病魔 健康生活 幾十年來，因為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的工作中，沒太關照自己，也沒太顧及家人，雖然有過一些危機時刻，但都順利度過了。直到2000年末在靶場主持發射任務，突然右眼睛睜不開了。2001年初回北京確診得了一種怪病，學名叫“重症肌無力”。為此，住院近兩個月，出院後接着吃藥近兩年，病算控制住了。這種病如果不及時治療，人體就不斷地癱軟，不能進食，就不斷地結束了。又熬過了十年，到2012年病又發作起來，開始表現是左眼睜不開，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又開始重複治療，2013年、2014年兩次住院，現在四肢也有反映，出院後每天吃藥，現在總的情況還可以。 我是樂觀主義者，每天堅持活動，吃飯、散步都正常，工作的事已經很少管了。我現在是生活無憂，快樂生活。希望到我們畢業60周年時大家再來相聚。 Email：liubyyx@vip.sina.com
難忘的回憶 劉朝芬
求學之路 我出生在重慶市北碚區農村的一個沒落地主之家，五歲死了父親。當時國民政府正在普及國民教育，一個保一所小學。在我住的大院裡，有一所只有一、二年級的小學。全校只有一個老師，一間教室。所有的二十幾個學生都擠在那間教室里，幾個孩子共用一張“課桌”，這還是周圍的人捐助的，方形的、長形的都有。一個年級上課，另一年級做作業。音樂課一塊兒上，老師教了不少抗日歌曲，我在那裡受了啟蒙教育。一個鄉有一所中心小學，六個年級全有，在一個離我家有五六里地的小鎮上，早出晚歸，中午帶點吃的。重慶霧大，清晨上學頭髮及布鞋常被露水濕透。下雨天沒雨鞋，光着腳丫兒在狹窄、濕滑的田坎上快走，走慢了易滑倒，一不小心就會摔到水田裡去。若下雨久了，將在爛泥地里一步一個坑艱難地前行。有一段路要與運煤的馬隊同行，路不寬，一邊是懸崖，一邊靠山，見那些釘有鐵掌、馱着兩大框沉重的煤的馬，簡直就是龐然大物，心裡很害怕，只能靠着山提心弔膽往前行。我在這裡上完了小學。 離家約七八里地，有一所梁漱溟辦的私立初級中學（勉仁中學）坐落在一座松林坡下，空氣新鮮，環境優美，設備簡陋。記得一年級時背了一袋米去交學費，初二時，學校給了獎學金，可以免交學費。想用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能當個鄉村教師就好、可以自食其力。 當時經濟非常落後，家裡、學校都沒有電燈，只能在桐油燈下做作業。醫療條件很差，記得有一次得了瘧疾，母親帶着我到廟上去“跑擺子”，拜了諸菩薩，還吃了一頓齋飯，到時間沒犯，高興地往家走，半路上發作了，發着高燒，抖得上牙打下牙，頭疼欲裂。 1950年北碚解放，1951年轉學到西南師範學院女子附屬中學插班，早晚在家吃飯，中午常不吃飯，在教室看書。不富裕的同學們看在眼裡，背着我湊錢為我買了食堂的飯票。學校知道後，當月就給了助學金，並在校住讀。從此生活、讀書有了保障，很感激黨和人民的培養，決心報效國家。1954年畢業於這所中學。
大學生活片段 蜀道難 1954年考入北大，正值長江發大水，無法走水路。重慶考到北京的學子齊集市區，成渝路又被大雨沖斷了，最後決定由解放軍的一個連隊護送我們約二百多人經秦嶺到寶雞。隨身自帶行李，走不了了就找地方借住。好不容易坐上由寶雞加開的悶罐車，大家席地而坐，一般見車必讓，悶在車裡，不知日夜地到了北京。從北碚到北京共走了13天！到校後，同學們開會去了。我渴望睡覺，也不管幾點了，到宿舍後扔下行李，倒在光板床上，伸直了腿，一覺睡到同學們開會回來，到吃飯時間了，我已迫不及待，到食堂一口氣吃了三個大饅頭，以後再也沒指望打破這個記錄了。 宿舍拾零 隨着老化，記憶力隨之減退，但有幾件事始終定格在腦海中，每次不經意地想起，心裡總有一股甜絲絲的感覺。 我們54級的女同學從入學開始就住在26齋，直至畢業。大家青春年少，充滿活力，朝夕相處，團結互助，同窗情誼深厚。 “你說道，家裡有小九妹……” 不知誰發現樓香林會唱越劇，大家一定要她教，扭捏一陣後，她在前唱，其他人跟着，沒一會，大家笑得前仰後合，集體跑調！其中學得最來勁兒，笑得最燦爛的是張學琴。她的音容笑貌至今猶在。 夜半驚雷 一天深夜，強烈的閃電雷鳴把同學們驚醒，突然，一聲震耳欲聾的轟鳴，鄰床的吳慶寶被嚇得鑽進了我的被窩。大家安慰她，這時的她，真像一個小妹妹。 廣東月餅 一個中秋夜，同學們從圖書館、教室背着書包陸續的回到宿舍，突然，吳慶寶帶回了月餅，大家歡呼了一聲。不知誰精心的將月餅按人切成牙。我沒吃過廣東月餅，拿着這皮均勻的薄，五仁餡厚，色澤金黃，發出誘人香味的月餅細細品嘗，真是色香味俱全的佳品。幾十年過去了，再沒找到這麼好吃的月餅。
九所五十年 1963年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九所，正值九所準備搬遷草原，人事凍結，1964年初決定不搬了，二月份才正式報到。 參加兩彈實驗 報到後，周毓麟先生給我談話及介紹情況。到了科研室，有幸趕上了原子彈首次實驗的最後理論設計，大家齊心協力，為實驗提出最佳設計方案。這時的九所，無論書記或所長，都不稱官職，稱鄧稼先為老鄧，稱于敏為老於，官兵平等、融洽。1964年10月，我跟大家一起慶祝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重心轉到了氫彈實驗，原子彈成了扳機，如何去點燃氫彈？原理和結構都需探索。為給設計提供計算工具，64年底，領導讓我解決炸藥爆轟過程的數值計算。這時周光召正在講爆轟物理，我正好補了這一課程。經過多次失敗、修正，終於完滿完成任務。於65年11月作為氫彈原理設計的程序之一交付使用。 儘管文化大革命擾亂了科研秩序，但我們還是在法國人之前成功地空爆了氫彈。 在三線的日子 軍宣隊進駐九所，69年底，將一部分人送到五七幹校（農場勞動），一部分人遷到三線。我和明笙的第三個孩子即將出世，被分到三線。在山溝里不具備工作條件，不拖家帶口的人員陸續返回北京出差。我們留在山溝里，白天搞運動，開批判會，晚上種地，回到家裡，沒水，沒電，還要去附近的河邊打水。 第三個孩子出生時，明笙帶着兩個孩子走到幾里地外的縣醫院迎接新家庭成員，一家人在那裡過了一個難忘的除夕夜。 由於沒有煤，無法做飯，所有的人都吃食堂，偷偷弄了個小電爐，給孩子煮點雞蛋什麼的，還被抄家抄走了。幼兒園嬰兒室的阿姨造反了，領導令有嬰兒的媽媽們輪流值班當阿姨。明笙兼任幼兒園採買，每天早上五點鐘（天沒亮）就出發，那時物資很缺乏，晚了就買不着了，他騎車沿着崎嶇狹窄的山路行走，還要橫穿一條小河（夏天有發山洪的危險），到縣城奶站買一大桶新擠出來的牛奶，運回來後分給大家，有嬰幼兒的家庭優先。 一歲的孩子得了肺炎，高燒41度，明笙採買去了，我把孩子用帶子捆在背上翻山越嶺到醫院，經過一個農家院時，一隻大黃狗大叫着撲了過來，我慌忙撿起一個土塊扔過去，黃狗退了幾步後又撲過來…相持良久，它撲不過來，我也過不去，主人出來才解了圍。上午十一點多，心急火燎地趕到醫院，全院卻沒有一個醫生，只有兩個護士值班，其他的人都去開批鬥會了，兒科主任陪斗。護士就給了我一個冰枕頭、一個冰袋給孩子降溫，直到下午五點多鐘大夫才回來，見事嚴重，幾個醫生搶救到快天亮才脫離危險。 計算機在深挖的、潮濕的山洞裡轉不起來，老鼠咬壞線路，成了一堆廢品。 我們渴望工作，明笙提前回了北京，溝里幾乎就剩下娘子軍了。我於72年初帶着被褥和孩子私自回到北京，要怎麼處置隨便了！還好，軍管批評幾句後，肯定我還很有用就算了。五口之家終於能住在一間不到九平米的筒子樓里，煤爐放在走廊。從此開始了長時間沒有戶口的“出差”。 小型化 回北京後，領導讓我搞中子反應群截面。我補學了中子輸運理論，與組裡幾個學數學的同事合作建立了程序包。十幾年中，我們與學物理的同事密切配合，處理了大量的數據，為這一時期的武器小型化及中子彈等的研究提供了可直接由磁帶調用的多群截面及少群截面。 搞民品 所里為了賺錢，鼓勵大家搞民品。我參加了“863”計劃的TOKMAK型“裂變、聚變混合堆”的能源可行性研究，課題是提供包層中子學設計的程序並參加部分包層中子學設計，九所幾個學物理的和學數學的人員成立了一個小組，牽頭單位（科學院合肥等離子體所）要求我們開發國外的反應堆程序。我們在美國的程序庫中選擇了三個美國的定態中子輸運程序，一個日本的燃耗程序。我們研究資料，考察有關幾種計算方法的優缺點，開發程序，進行計算。後將程序交付使用。 我參加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管理軟件系統的建立。並管理了當年的項目申請。 留給九所的最後一項工作 有一天，所長叫我回所參加有關所里工作的座談會，由於工作的需要，考慮到計算機條件已基本具備，是建立非定常二維中子輸運方程程序的時候了（這也是杜明笙的遺願）。我在所里做了方法和實際計算可行性分析報告後，得到大力支持，調來了原杜明笙組編制和應用定態程序的主要成員，1995年2月成立了新組，所里將之定為重點項目。在小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這個大型程序的基本功能年底就完成了。在我的協調下，1996年完成了程序的初步試算，取得了滿意的結果。 這一項目後繼有人了，該退休了，我離開了九所，這是我和明笙留給九所的最後一項工作。 這項工作在我的合作者與後任者們的繼續努力下，所產生的程序已經是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主要程序之一。獲得了2000年全軍科技進步一等獎，並和另一程序一起獲得2008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簡歷： 1951-1954 西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學習 1954-1959 北大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 1960-1963 北大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學習 1964-1996 北京九所工作 1996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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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星雜憶 劉峙山
1 畢業後分配到呼和浩特教師進修學校。覺得教學內容很簡單，教着不過癮。過了些時候，主任讓我多聽老教師的課，還要到校外聽課，並且建議我聽聽同學梁維慶和翁方愚的課。聽過之後，覺得老教師講的太淺顯，梁和翁講得也不比我好。 2 61年調到與梁，翁同一單位，呼和浩特師專。年終教學總結，全校有3名教師受到表揚，梁維慶是其中之一。梁聽過我的課，批評我就畫一個圓表示球體不直觀，並告訴我怎樣講課才能重點突出，我挺服氣。 3 梁維慶脾氣大，我怕他三分。學校搬家時，他負責部分具體工作。他讓我找爐子煙筒生火，我找來的爐子和煙筒一看就不配套，梁大怒。翁方愚啞然失笑找來了一副合適的爐子煙筒。 梁維慶生活上很照顧我，困難時期，給過我大概是從香港寄來的衣物，出門一塊吃飯，總是他花錢掏糧票。 4 范少堅分配到內蒙工業學校，他的同事告訴我范是他們的骨幹，數學上有問題大家都問他。61年他回海南支援農業，托我給他收寄英文畫報，丟失很多，懷歉至今。 5 林埜在東勝講課挺有名氣，經常到外面舉辦觀摩課。他想搞科研但不知研什麼，就把吉米多維奇逐題做完。劉訓善說：這管什麼用？ 6 我到過土默特，只要跟那裡教師打聽羅時健，就都說羅是他們那裡的數學權威。 7 退休後李浩介紹我到仰恩大學代課，李浩那年給全校幾百老師講過教學經驗。李的性格依舊。教研室討論選微積分課本，一位教微積分的副校長要用簡單課本，李本來不教微積分，卻插嘴說不宜用簡單課本，不然人家要笑話咱們不敢教正規教材。副校長滿臉通紅不讓李發言，李不管那一套。下來我問李，你真的主張是什麼？他說那要看副校長說甚麼，他說換教材，我就說不換，他要說不換，我就說換。 李告訴我兩件事。齋堂勞動時，同屋中文系黨員是管右派的，老讓李刷鍋洗碗，李幹了一周說下周該你啦，那黨員沒想到李敢造反，上報給丁石孫先生。丁聽完說：看來你們倆住在一塊不行。讓那黨員搬走了。 肖樹鐵老師到齋堂主持工作時說：你們右派也不必老是檢查沒完，沒有進步就永遠改造不好，進步也可以講。時逢煤礦透頂，大家紛紛後撤，李浩卻表現勇敢。於是，開會時李就自動地開始了勞模報告。報告還沒完，翹起來的尾巴就給群眾揪住了。 8 李浩說，他在北京學校組織到校外聽公開課。不期而遇，講課人是同學胡耀鼎。 9 我在仰大教書時，帶的孫子極不聽話，到處亂跑，仰大到處是兩三米落差的危險地帶，害得李浩經常屁股後面追他。李跟我說：要知道你有這麼淘氣的孫子，我就不叫你來了。 10 在仰大遇到一位曾在北京任教的退休老師，他說起余慎之和徐元洪：“他倆是我實際上的老師，他們在數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教給我的太多了。” 11 動亂時與康繼鼎通信研究數學題，這是我寫論文的開始，論文課題及投稿都賴康出力。 78年朱必文引導我搞圖論，一直堅持到今，不過是小打小鬧。 12 林埜剛入北大，每天背個破書包邊走邊吟：“上北大，大為不妙;學數學，狼狽不堪”。可是後來沒看他費多大勁，學習就竄到前面了。76年以後，他對不少同級同學給過各方面的幫助。他對年輕人總抱有重大期望，我在美國遇到他的一個學生，這個學生囑咐我千萬不要把他的現狀告訴林老師，不然林會說他不爭氣。林到科大訪問時，特別找到並囑咐我的孩子要學好英語和統計，這對我孩子後來起了重大作用。 13 戴佑健在菲律賓熱情接待過我和林埜，可惜後來失去聯繫。 14 我在清隊時被隔離，工宣隊到內大外調，王雲波和劉景麟讓他們失望而歸。 15 十餘年前，王選到內大訪問，王邀老同學一起會餐，領導要跟王選坐在一起，被王謝絕，王曰“還是我們同學坐在一起聊天方便。” 16 我在北大分專業後有點顧不上理論力學，班裡偏科的人也挺多。記得上理論力學習題課時，周錦君同學坐在最前，我當仁不讓第二，不過同列第二的有很多人，並且和周隔了好幾排，我們後面是靠牆的一排，致使周培源老師對我們中間幾行都是零元素的奇異矩陣頗不滿意。其實我們不是矩陣，證明如下：因為扶手椅的可搬動性，經過大家後移變換，不難一眼看出，顯然最後一行的元素數目大於其餘任一行的數目。我們布下的二龍戲珠陣固若金湯，周先生始終無法達到底線。課後，有的同學夸周錦君：到底是解放軍，衝鋒在前，有的同學還不服氣：“本來嘛，人家解放軍哪能跟咱老百姓搶最後一排呀！”我想插一句嚴肅的話：周錦君是一位實心眼的好人。 17 十三陵勞動中，讓我陪同一位腳受傷的部隊進修同學離隊慢走。我發現他並不政治掛咀，於是每次路上都跟他海闊天空瞎聊一氣，還跟他合唱京劇；“這錠銀，三兩三……”。每天既開展了文娛活動，又完成了護送解放軍傷病員的光榮任務。 18 在教師進修學校時，那裡老教師多，他們多數都有歷史問題，卻不知我57年也有問題，使我覺得很輕鬆，領導也不歧視我，62年，我還當上了市三好青年。但是真讓我思想放下包袱是66年，到全國串聯，一看，沒有一個地方的老革命，老領導不是反革命的。我何必老是檢查自己，譴責自己呢？甚至懷疑我57年說的當真錯了嗎。 19 76年年前，我覺得最難熬的日子是剛到中學教課，學生下課大鬧，上課小鬧。雖然他們對我並無惡意，那我也受不了。使我覺得最受屈辱的日子是糖廠工宣隊成天改造訓斥老師。不過，工宣隊有位任師傅很好，我挨斗的時候很軟弱，紅衛兵一摁我腦袋我就低頭，可是我一低頭，任師傅就把我腰扶直。可嘆，幾年之後聽說任師傅下崗了。當然，我不是對那些訓我們的工宣隊員被買斷下崗就解氣，他們一樣可嘆。最讓我逍遙的一年是75年，我下放到大青山里一個叫做白銀吉勒格的地方，那個村子很和諧，我們去了將近一年，從沒遇到過紛爭，很大的村子看不出誰是地主。上級來人檢查出很多社員房前屋後有資本主義尾巴，讓他們把那些莊稼毀掉，村幹部每一個給上級幫腔。有些老鄉帶我們探親訪友，我們也會被熱情接待食宿。令我驚奇的是他們竟然說根本沒有感到3年困難時期。挺遺憾，我在那裡短期下放晚了15年。 20 北大師資力量強，這是我工作多年以後的感受。此外，北大社團活動豐富多彩，質量也高。蔡元培提倡大學生要發展德，智，體，美。可惜，我美育太差。其實，不少同學有課外愛好。鄭嘉炘跟我說過，京劇不懂我能給你講，我5歲就聽京劇。劉訓善說，鄭嘉炘在《搜孤救孤》裡就是跑龍套的。的確，北大高人太多了。有一次看外國電影弄不清情節，羅時健就給我講解過。 大家看英文電影都拉上范少堅，英語專業的同學聽不懂的地方，范都能給大家翻譯。 21 在北大，我政治課學習認真，但是內容後來用處不大，聯共黨史重新寫了，革命史很多內容也不提了，比如，國家是某種機器的說法再也聽不到了。不過政治學習在鑄造我的思想方面起過很大作用，我參加過許多鬥爭，傷害過別人。歷史是長河，長河有漩渦，回流是正常的，但不能都是漩渦回流，沒有一條河就是一個大漩渦兒不往前流動的。 22 我們曾經有位同學叫劉訓善，他分配到內蒙古大學，由於是右派，四清時下放到卓資山中學，他的女人對他不好，劉在政治上經常受到批評，里外受氣。於是由不喝酒變成酗酒。一日中午，同事見他門帘不摘，煙筒不冒煙，破門進去，才發現他俯臥在炕上，手伸向鍋台，人已經斷氣。大家趕忙到校外把他女人找來，這個女人連男人都沒細看，收拾細軟揚長而去。學校只好把劉的哥哥從唐山叫來料理後事。劉訓善數學學得不錯，愛好象棋，京劇。他不能再為我們寫什麼了，這一段就算是我代他寫的吧。
簡歷 1937.7.9我生於河北省宛平縣麻峪村。 1948年 在該村小學畢業後升入門頭溝介壽中學，49年改為北京九中。51年入北京四中。 1954年 升入北大數力系。 1959年 分配到呼和浩特教師進修學校教書。 1967年 該校解散，到19中教課。
1978年 調到師專，後改為教育學院。1998年退休，2000年到泉州仰恩大學代課。2011年從仰大辭職。
Email：zhishanliu37@126.com
數學力學伴我一生 龍世猛
1957年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當衛星經過北京上空時,仰望衛星的軌跡,我在感嘆科技進步多麼神奇的同時,也在心中默默的想:我國什麼時候才能造出自己的地球衛星?屆時我們學的專業能派上用場嗎? 做夢也沒有想到,1958年畢業前夕,我被告知學校已將我調出去參加我國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工作。同時被調的還有李頤黎、薛鐵轅和我系下一屆的董松野、黃文生、邵玉芳。報到是在動物園附近的西苑飯店，見到的都是從學校出來的年青人，主力是當屆清華力學班的研究生。當時正是我國大躍進年代，記得那天已是晚上12點左右，要求拿出一個初步方案。為了計算彈道，我和董松野、黃文生借了自行車連夜到北大實驗室藉手搖計算器。它就是我們參加衛星研製工作使用的第一個計算工具。 以後，北京這批年青人到了上海，集合了各方的年青人,組建了上海機電設計院，院長是楊南生研究員，總設計師是王希季教授（現工程院院士）。當時的想法是要自力更生從運載火箭開始研製我國的地球人造衛星。設立了總體室、結構室、發動機室和控制室,以後增設了回收室。總體室和力學的關係非常密切，除負責總體方案、各分系統協調外，還要承擔火箭外形設計、彈道分析計算和提供設計參數（空氣動力產生的升力、阻力、載荷和氣動加熱產生的熱流）。在總體室中成立了氣動組和軌道組，氣動組中包括我共有四位北大學子，有我系56屆的孔祥言、57屆的李思強和張德華。我開始時承擔了氣動加熱的任務，以後又承擔了載荷計算工作。 氣動加熱現象是有粘性的空氣和高速飛行器表面強烈摩擦產生的，空氣的粘性只在靠近飛行器表面很薄的一層（附面層）內才顯著。將空氣粒子抽象成數學質點，可建立無粘流和附面層的動力學方程組。氣動加熱的計算要先求解附面層外的無粘流場（速度、壓力、密度、溫度），以此作為附面層內求解傳熱係數的邊界條件。不難看出這樣的數學模型在當時求解是相當困難的。我對它投入了全部精力，可以說是日思夜想。經過多次失敗後，找到的解決途徑是:避開精確求解附面層方程,從最簡單的附面層方程（定常不可壓速流繞平板流動）入手，解出表面摩擦係數和傳熱係數，再用近似方法計入高速和壓縮性的影響。 運載火箭的研製也有類似的經驗。開始時是想搞推力較大的運載火箭，但搞了一段時間後發現了不少問題。最後經過全院大辯論，決定從小的探空火箭起步，因為“麻雀雖小，肝膽俱全”。1960年2月探空火箭首次發射成功,同年11月七機部仿製蘇聯的導彈東風一號也發射成功了。1965年，上海機電設計院（搞火箭和衛星的部分）併入七機部，更名為八院，我也從上海回到北京。從此，我國的人造地球衛星的運載火箭就由導彈改裝，並且衛星的研製任務也由七機部承擔。 1968年2月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正式成立,人員由七機部一院、八院、中國科學院抽調。我國衛星研製正式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此之前，錢學森先生曾召集八院總體室四位組長（包括我）布置任務，要我們為載人飛船鳴鑼開道，搞個飛船方案，並為飛船起名曙光一號。這樣我們就成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飛船室的骨幹。1970年1月東方紅衛星發射成功，1975年11月返回式衛星發射成功。但由於我國經濟實力還不夠，曙光一號飛船始終未能提上議事日程。這樣，在1980年底曙光一號下馬，飛船室和返回衛星室合併，我們參加返回式衛星研製工作。 載人飛船涉及眾多空氣動力學和軌道飛行力學。在1968年到1980年底的漫長歲月里，除下放勞動煅煉和抓革命外，其餘時間都是這些力學課題陪伴着我。 首先是飛船的外形和返回式衛星不同,要採用大阻力外形,完全要依賴空氣動力學進行優化。 當時我們對我國風洞情況作了調研，發現我國的風洞基本能保證研製出我們自行設計的飛船外形，所以確定了借鑑美國飛船外形，自主研製我國飛船外形的思路。但當時沒有經費進行這些風洞試驗，只能做些初步的理論探索。記得當時提出的氣動理論課題有：返回外形氣動力靜穩定性分析、飛船流場和壓力分布計算、動導數理論分析、燒蝕對氣動力的影響和飛船熱流分析計算等。拿飛船的氣動加熱來說，由於瞬間熱流比返回式衛星大，熱流計算還要考慮以下因素：高速高溫下氣體的分解和化學反應；附面層狀態是層流、湍流或轉捩；返回時再入角（飛船質心速度方向和返回彈道切線之間夾角）的選擇。總之，空氣動力學和軌道飛行力學不僅要為飛船的結構設計和姿態控制提供精準的設計依據,還要保證飛船的姿態穩定和人能承受的過載。一旦飛船上馬,我們應當掌握的知識是太多了。這段時間除擴大自己的專業知識面外，我重點放在熱流的工程計算方法上。由於缺乏試驗數據驗證，沒有形成成果，這是我今生最遺憾的。唯一值得安慰的成果是我在1983年中國空間科學技術雜誌上寫的《確定製動火箭參數的近似方法》。 我和李思強到返回衛星總體室後,任衛星總體副主任設計師，協助主任設計師做些和衛星總體有關的設計、協調工作。那時返回式衛星尖兵一號已發射成功，幾乎每年都要發射一顆，由我和李思強輪流負責。1985年發射時，我有機會到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加了衛星發射的全過程。記得發射衛星的最後一道程序是防熱塗層處理、關閉衛星密封艙門。在這一工作完成後，發射架才脫離運載火箭，我們才最後離開發射架撤到安全地方。站在發射架的頂端，這是緊張又激動的時刻，我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機會，近距離地見到衛星發射如此壯觀的場面。事後我才意識到，我一生中最大的夢想，已在我親眼見證下實現了。在這次執行任務中,還有一件值得高興的事:在以往發射中，程控指令要在發射前做最後修訂，修訂結果都是用手抄寫；這次，我編了一個程序，把這一工作交由微機完成，結果是滿意的。從手搖計算器到微機，說明衛星技術的發展離不開計算機科學。 上世紀80年代初，微型計算機問世，它不僅有可代替大型計算機的高速運算功能，而且有處理圖象和處理文字的功能，是數學科學的重要成果。組成圖像的像素和組成文字的點陣通過編碼變成抽象的數，這些數按不同的應用程序在微機中進行高速運算後，就可以完成各種實際的圖像和文字處理工作。顯然這些應用程序就屬於數學科學的範疇。我對微機應用產生了興趣,開始學習微機的編程技術，想在軍品任務外抽空搞些民品。正好桂林的同學要我幫忙推廣微機應用，我們接了桂林東風服裝廠研製微機服裝輔助設計系統（放樣推檔）的任務，主要是編寫應用程序和配置設備,於1986年5月交付該廠使用。積累了一些經驗後，又接了研製提花紋版自動化系統的任務,除編寫應用程序外,還要控制提花織機。1989年11月成功交付雲南曲靖絲綢廠《絲綢提花紋板微機輔助設計製造系統》一套，並被評為國家級新產品。這時領導要將這一項目作為單位重點民品項目，1991年5月我被調到民品處搞民品。 由於領導更換，1996年底，提花項目下馬。1997年初我被從民品處調回軍品飛船室(1992年以後組建)，但我已經沒有機會圓我的飛船夢了。1997年7月正式通知我退休，我開始安度晚年。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準備一台微機伴我養老。因為當時已經開發成功很多應用程序，有了微機就可以很方便的分享這些以數學科學為基礎的科技成果。例如可以做像冊、編輯錄像、Email等。我還用它學會了太極拳，現在每天早上我都要堅持打三套拳。後來發現ipad攜帶方便，外出時帶上它可以很方便的分享衛星照像的成果，指路和乘車都很方便。近來我還用上了微信，國內國外一家人建立一個朋友圈，互通信息、發布照片，大大縮短了相互間的地理距離，養老再也不感到孤單了。當今，在日常生活中是處處離不開數學科學的應用成果了。 我選擇了數學力學，我一生和它相伴，我為它的應用鋪磚添瓦，我分享了它應用的最新科技成果，雖然一生中也有遺憾，但吾今生知足矣。
簡歷 1954年 9月—1958年 7月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 1958年 7月—1965年 9月 上海機電設計院總體室氣動加熱組。 1965年10月—1968年 2月 七機部八院總體室載荷組。 1968年 3月—1980年11月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飛船總體室參數組。 1980年12月—1991年4月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返回衛星總體室。 1991年5月—1996年12月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民品處，提花紋版微機輔助設計系統項目。 1997年 1月—1997年 6月 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飛船總體室。 1997年7月 退休。
通訊處:北京海淀區知春路82號10樓1205室 Email: shim_long@163.com 電話：010-82132483 2014．4．16
毋忘我的志願 毋忘母校教誨 陸祖建
1954年我就讀於蘇州中學高中，臨近高考時在學校召開的座談會上，我不知深淺地說出自己的志願是夢想在數學園地里留下一點自己的工作。當年的高考作文題正好是“我的志願”，我也被第一志願錄取進入北大數學力學系。 北大數學力學系54級是擴大招生後人最多的一屆，也是由4年制改為5年制的第一屆,校、系都十分重視，基礎課的大課都由一些著名教授講授，如江澤涵教授教解析幾何，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教理論力學，程民德教授教數學分析，徐獻瑜教授教常微分方程，在一二年級時得到了很好的基礎訓練。進入三年級情況就變了，先是反右派，後是大躍進、大煉鋼鐵，正常的學習被中斷了。到五年級時學校才採取措施，把同學按專業分為幾個方向，我分在馬氏過程小組，共6名同學，由著名教授許寶騄帶病在他家中為我們講課。許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位大師，入學不久我就從校史展覽上看到許先生在三、四十年代就在概率統計領域發表過許多重要論文，是首批當選院士的數學家，他也是一位仗義執言的著名教授，為了營救因愛國而被捕的學生與其他教授聯名提出交涉。四十年代末以來許先生雖身患多種疾病仍一心撲在事業上，是我國概率統計學科帶頭人，能得到許先生親自授課當然是十分高興的事。我與許先生還有另外一點緣分，那就是在四年級時張堯庭老師讓我承擔為許先生去中科院數學所借書工作，許先生在校內董府(我入學時這裡是校醫務室) 的住所曾去過多次。許先生的住所也就是兩間房，裡邊一間是臥室，外邊一間是客廳也就是為我們講課地方。許先生講的是馬爾可夫鏈，是他自己編寫的、並無現存材料。許先生一邊講一邊寫黑板，條理非常清晰。那年學校並無要求寫畢業論文，我還是寫了，一篇是根據國外期刊上的文章，減弱了一個條件，得到同樣的結果，另一篇是將許先生講的部分內容作了歸納。我把這兩篇論文交許先生審閱，此時畢業分配工作己經進行，再次去許先生家時，先生指出了第二篇論文中的一個錯誤，並說論文還是很有意思的，但跟你以後的工作關係不大，就把論文留下吧。此前羅志敬曾代表系裡跟我談了畢業分配問題，通知我分配到炮兵，並說:“這雖不是你的志願但你會喜歡的” 。從許先生和羅志敬的話里可以認為他們對我以後的工作是清楚的，但我自己並不清楚。 1959年我分配到炮兵技術部。炮兵技術部是根據蘇聯專家建議新組建的一個部門，是地地導彈部隊的領導機關，我是按彈導參謀的編制要來的。能到這樣一個掌握尖端技術並十分保密的部門來工作是沒有想到的，也非常高興，對許先生和羅志敬的話也理解了。但時間一長我發現除了參加導彈飛行試驗結果分析，新型號論證和為領導、同事講數學課外，所做的都是機關事務性工作，很難用到所學的數學知識。1962年機關要精簡，我就此提出到學院去當教員的要求。1963年領導決定送我去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 進修導彈總體專業一年半，留在炮兵技術部。 1965年炮兵技術部撤銷，人員分到炮兵司令部、後勤部和新組建的炮兵第一研究所三個單位，我分到研究所。曾領導我參加導彈飛行試驗結果分析和新型號論證的席力被任命為研究所付所長兼我所在室的主任。他對我也比較了解，跟我談到研究室的工作設想，鼓勵我說、將來會有許多工作可做，並一定能做出成績來，我也非常期盼，我的夢也具體化了。可是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因站在炮兵司令員吳克華一邊、被認為反對林彪、反對三軍而被隔離審查。1969年勸退出黨，並以有害首都安全為由(按當時從那裡來到那裡去的復員政策，我應安置在北京)復員至老家吳縣。 在吳縣農機廠擔任車工、鑄工，那時還能有什麼夢。913事件後組織上對我的處分逐步改正，從留黨察看到撤銷處分。廠里也把我調任為廠辦負責人、廠工會付主任。這時我又看到了希望，一面積極爭取返回研究所工作，一面主動提出為青工上數學課、給工人師傅講優選法。 1979年調回二炮第一研究所，不久組織上要我承擔導彈可靠性的研究工作。我承擔導彈可靠性研究的第一個課題，就是我國首次開展的導彈貯存延壽研究課題。在開展導彈貯存延壽研究時，首先要碰到一個問題，就是延壽的含意是什麼？導彈是長期貯存一次使用的武器裝備，延壽也就是要延長其可以貯存的時間。在20世紀80年代初，召開的一次某型導彈延壽會議上，當時還沒用貯存期這一名詞，而是把它稱作保險期。會上就這一名詞的含意發生了爭論，第一種意見認為“導彈的保險期是指產品從出廠之日起，生產方對使用方在規定的保管和使用條件下負責保修、保用的期限” 。按照第一種意見對保險期內的導彈雖然生產方承擔了保修、保用的責任，但對究竟有多少發導彈能完成作戰任務是毫無所知的。為此我提出了第二種保險期的定義“導彈的保險期是把產品從出廠之日作為計時起點，在規定的保管維護(包括按技術條件規定的更換備件、排除故障)和使用條件下與一個較高可靠性指標相對應的壽命時間。” 第二種保險期定義的核心是把保險期與一個較高可靠性指標聯繫到一起。它不但明確了保險期的具體年限，還要求產品在整個保險期內其可靠性指標不能低於某個值。有了這樣的保險期，才能對服役的導彈武器有多少發導彈能完成作戰任務做到心中有數。會後我撰寫了“導彈保險期之管見”一文,指出導彈保險期必須與一個較高的可靠性指標聯繫在一起，這是保險期定義的核心，如果保險期不與可靠性指標聯繫起來，這樣的保險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隨着可靠性與延壽工作的逐步開展，人們認識到用貯存期代替保險期更為合適一些。 1995年在制定國軍標貯存期評定方法時，又一次出現了關於貯存期定義的爭論。在我起草提交評審的貯存期評定方法草案中，貯存期定義與第二種意見一致。在評審會議上，有人提出第三種意見認為“貯存期是指產品在規定的條件下貯存時，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 。但多數人不同意這種意見，認為這個貯存期的含意很不明確。例如，有一批導彈N發，那貯存期是指這批N發產品都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還是指其中的一發產品能滿足規定質量要求的時間長度。 當然，會議上關於貯存期定義的爭論是社會上對貯存期概念不同認識所引起的，從這段時間一些公開出版物上就能看到。例如，1997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中對武器裝備貯存期定義為“武器裝備在正常使用和規定貯存條件下、生產單位向使用單位保證的能滿足戰術技術性能要求的存放期限，是武器裝備的重要質量指標” 。而2007年出版的“裝備貯存延壽技術” 對貯存期定義為“一項合格產品在規定的貯存條件下、滿足規定貯存可靠度要求的貯存壽命(時間長度) ，稱為‘貯存期’ 或 ‘可靠貯存壽命’ ” 。前者是關於貯存期定義第一種意見的翻版，後者則是關於貯存期定義第二種意見的翻版。針對上述情況我又撰寫了“導彈貯存期”一文，除繼續強調貯存期必須與一個較高可靠性指標聯繫在一起外，指出貯存期指標應是一個指標體系，且與貯存期定義中所述的一系列“規定”緊密相依的。 事實上，對導彈貯存期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如對導彈貯存期定義中“相對應”的“一個較高可靠性指標” 指的是什麼？開始認為就是貯存檢測完好率，後來認識到應是人們最關心的有多少導彈能夠完成作戰任務，我們稱此為導彈貯存可靠度Rz，它是貯存檢測完好率Rw、發射準備成功率Rc、發射可靠度Rfa、飛行可靠度Rfc 4項指標的函數Rz=f(Rw，Rc，Rfa，Rfc)。為此我撰寫了“導彈貯存可靠度的物理模型與評估方法”一文。 在導彈可靠性評估中也存在着許多自己的特色。導彈是有許多部件組成的系統，對系統可靠性的評估在己往的文獻中通常討論的是串聯繫統、並聯繫統、貯備系統等。應該說在評估導彈的發射可靠度Rfa，飛行可靠度Rfc時以串聯繫統模型來處理是合適的，但在評估貯存檢測完好率Rw時就不合適了。這是因為有一類部件它們平時並不裝在彈上，每次定期檢測時都要對所有的部件進行檢測，這樣就可以把合格的部件裝在由其它部件組成的彈體上，組成合格的導彈。對於這樣一個系統顯然不能稱作串聯繫統，我們稱此為“配套系統”。為此我撰寫了“導彈貯存可靠性評估”一文。當我們把該文投給某刊物時,審稿人認為該系統仍應視為串聯繫統並表示如同意改為串聯繫統該文即可發表，而我認為稱作串聯繫統不合適。在這樣相互堅持下不得不把該文投到另一刊物上發表。 可靠性評估中的另一個問題是在評估產品任務可靠度時是否應把產品已工作過的時間考慮進去？在產品壽命分布遵從指數分布時是不需要考慮產品是否已工作過，這是由指數分布具有缺乏“記憶”的特性所決定的。對其它壽命分布的產品，例如威布爾分布的產品就必須把產品已工作過的時間考慮進去。在一次討論可靠性評估方法的研討會上就這個問題發生過爭論，此前也有發表的論文中出現此問題。為此我撰寫“威布爾型產品可靠性評估中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一文，強調威布爾型產品的任務可靠度與已工作過的時間有關。針對有些評估方法中將形狀參數m任意確定的情況我撰寫了“威布爾分布無故障數據的可靠性評估” ，“威布爾分布非同時開始刪失數據的可靠性評估” 等文，給出形狀參數m確定的方法，對任意確定形狀參數m的情況提出置疑。針對系統可靠性評估中，將部件的非成敗型數據折合為成敗型數據時一律將失敗數折合為零的現象，我撰寫了“系統可靠性評估中的數據轉換” 一文，希望能規範評估中的數據轉換。此外針對貯存可靠性評估中較多碰到的可修產品可靠性評估問題，我撰寫了“可修產品的貯存可靠度” 一文，以引起對可修產品可靠性評估特殊性的重視。 導彈武器作為一種威懾力量，具有長期貯存、一旦使用要求其能穩、准、狠地打擊敵方的特點。因此更長的貯存期，更高的貯存可靠度是對導彈的必然要求。那麼怎樣才能得到更長貯存期、更高的貯存可靠度的導彈呢？這是需要着重研究的問題。我們認真總結了國內開展導彈貯存延壽研究工作的經驗，吸取了國外的成功經驗，撰寫了“延長導彈貯存期提高貯存可靠度的基本途徑” 一文。文中指出為了得到更長貯存期、更高貯存可靠度的導彈，必須遵循以下幾點:1。 作戰需求為牽引，必須提出明確的貯存期指標要求;2。 精心設計是根本，必須強化貯存期設計;3。 生產工藝是關鍵，生產工藝是實現貯存期指標要求重要一環;4。 試驗研究促提高，通過試驗激發故障，針對故障加以改進是實現貯存期指標重要手段;5。 嚴格管理是保證，做好上述四方面的工作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必須嚴格管理才能實現;6。 堅持創新為靈魂，由於對導彈貯存期的認識還不一致，體制上還沒有理順，政策上還不配套,影響了獲得更長貯存期、更高貯存可靠度的導彈，必須用改革的思維、創新的手段來化解上述問題。 作為導彈武器的使用方在“延長導彈貯存期提高貯存可靠度的基本途徑” 一文中提出的六個方面中應該並能做些什麼呢？針對笫1方面 作戰需求為牽引，我撰寫了 “根據作戰使用要求進行可靠性設計”、 “武器系統可靠性指標的模糊決策與分配” 、“蘭徹斯特方程與作戰模擬” 等文。強調指標論證的重要性，指出應加強敵我在對抗條件下的指標論證。 “基本途徑”文中提出的其它幾個方面雖然主要應由設計、生產方來實現，使用方仍有許多工作可做。例如試驗研究雖然主要由設計、生產方來實施，使用方則可在導彈貯存延壽研究試驗中發揮作用，因為該試驗的直接目的是延長導彈的服役期，理應由使用方來實施。通過這項工作我撰寫了“導彈貯存延壽研究的五個結合” 一文，總結了導彈貯存延壽研究的經驗，這就是1。 試驗件安排上的全彈貯存與平貯件貯存相結合;2。 研究工作上的試驗與設計研究相結合;3。 延壽措施上的挖潛與對產品的二次開發相結合;4。 信息利用上的貯存試驗信息與戰鬥彈貯存信息相結合;5。 評定方法上的工程評定與統計評定相結合。而我撰寫的“對導彈貯存期指標的論證控制和鑑定研究”中所提出對貯存期的控制、鑑定和評定都是為了加強管理。撰寫的“淺論導彈武器裝備的二次開發”、 “以技術創新推進裝備現代化” 、“導彈武器裝備全壽命周期部隊試用階段初探”等文，則是試圖通過改革、創新來實現上述目標。 2009年與人合作編寫出版了“武器裝備可靠性評定方法”一書。 我所做的這些工作就是表達自己用所學知識解決一些實際問題的心願，並在此向母校匯報。
簡歷 1951—1954年就讀於蘇州中學。 1954—1959年就讀於北大數學力學系。 1959—1965年就職於炮兵技術部(含炮兵部隊當兵半年、北京工業學院進修一年半、導彈部隊代職半年) 。 。 1965—1969年就職於炮兵第一研究所。 1969—1979年就職於吳縣農機廠。 1979—1996年就職於二炮第一研究所，主要從事導彈可靠性、延壽和武器裝備伩息管理系統研究工作。 1996年退休。
住址（永久通訊處）北京海淀清河毛紡路26號燕清園1號樓1B1301 (100085) 電話010 82818286 手機 13718137869 Email Lzj5401@163.com 2014．5
聚會紀念幻方 馬承安
我喜歡聚會，也參加了很多次，感覺一次比一次成功。想當年在校期間，講的是同學之間要有“革命”的情懷，因運動太多同窗間的友情都有所保留，通過一次次的聚會交流，這種真實的友誼逐漸釋放出來，也還原了不少真正的北大精神。
北大2014年度《5401》年級聚會紀念幻方
=2014 說明: 1， 該幻方和為2014，聚會年號 2， 九階幻方表示9月份 3，中心數10，表示日數 4，最小三個數10、30、60均有含義：
2014年9月10日是教師節30周年紀念日幻方
1954年入學紀念幻方
說明： 1，1954年號 2，尾數均為1，表示入學一年級，5401是北大當年第一系。 3，該幻方是尾數為1的素數幻方
=1954 Email： chh_zhou@sina.com 獻詩一首 馬亁初
未名湖畔塔影邊， 物換星移六十年； 北大學子強國夢， 青春白首喜團圓。
通訊處： 武漢理工大學（余家頭校區）聯盟小區3棟1門202號 郵編 430063 電話：027-86581309
穆達智同學的近況 王樂民
北京大學數學系1954級聚會籌備組 尊敬的廖老師：您好！ 這次組織60年老校友聚會活動，是一次可貴難得的機會。青絲華發60年在人生的道路上是個漫長的歲月。老同學老校友相聚一室會格外親切。 能參加聚會的同學一定是精神矍鑠老者不老，可敬可畏。 很遺憾的是穆大智（現名穆達智）因病不能前往。他因多次腦梗塞致全身癱瘓，不能自理，生活起居除我照顧外，請護工護理，已連續住院七年。 “五十年情懷”一書我們早已收到，很珍貴，我們經常閱讀翻看，愛不釋手。 我家信箱（原鞍山西道風湖裡9號樓7門101號）因多家使用很亂，不斷發生丟失現象。以後聯繫請寄往：河西區南京路19號增1號建設銀行天津市分行（審計分部四處）王欣收，王欣是我女兒。 我代表穆達智向老同學校友表示問候和敬意！
穆達智老伴 王樂民 2014.6.26 王樂民 女 73歲 天津中學退休 手機號：156 021 06127
穆達智 全國解放前夕（1949年3月）為解放全中國，黨中央從中學生中徵集人員參加南下工作團。在“跨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口號下，愛國青年學生積極行動響應黨的號召。正在南開中學讀高三的穆達智參加了這一行列。 他熱血沸騰，不顧母親的阻止，毅然穿上軍裝，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一員，實現了他的愛國大志。並很快適應了部隊生活（當時部隊沒有回民伙食）。 因各方面都優秀，部隊於1954年選送他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進修學習。北大的學習給他聰明的頭腦插上了翅膀。在數學王國里吸吮營養，成長自己，他如魚得水努力學習，這為他以後幾十年的教學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使他終生受益。北大學習結束後回部隊仍從事數學教學工作，他治學嚴謹，撰寫論文，編寫教材、書籍出版。由於工作努力優秀多次立功受獎，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多次。並多次獲得過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堅信黨的領導。文革中被貼了“數學系祖師爺”的大字報。因保守派和造反派發生了爭鬥，“祖師爺”倖免一劫。 穆達智1982年轉業地方，回津任天津市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基礎部主任，仍教數學，副教授；1986年晉升為教授，帶領這一部分教師為高教事業努力拼搏。1994年因患腦梗塞離休。後又多次梗塞，不斷住院治療，現已全癱，仍在醫院治療中。現屬天津工業大學離休教授。 來信寄天津工業大學離退休辦公室（新校區）也可。
往事鈎沉 潘軺湘
一 初到湖北 58年“戴冠”離校，被分到了湖北。恰逢大躍進高潮之際，各省都在大上快上，超英趕美, 大量新機構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中科院武漢分院也應運而生。人員呢，挑些畢業或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和高中生，轉業一批官兵，就開張了，大約人還是不夠，所以我這個殘次品，也就此混了進來（除我之外，還有固體班的陳守義學兄）。工資自然是沒資格拿的，只有生活補助費，每月兩百七十五大毛，好在我是光棍一條，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右字號”是沒資格搞科研的，於是，先是到分院《冶金辦》去煉鐵，但大煉鋼鐵的高潮一過，分院也沒地呆了，我和守義兄就被轉到鄂城的旭光（公社）鋼廠，加入了省委宣傳戰線正在那裡改造的右派隊伍。 在分院“老右”可是眾目之的，稍不注意就會挨批判，而鋼廠儘管因為有定額，勞動強度較大，但我畢竟溶入了右派大家庭之中，已不再是稀有動物了，只是被放牧的羊群中的一頭小羊而已，所以我倒反覺得壓力小了，睡覺也香些。 我實在不想多提那個非常時期的苦難，倒不是我忘記了或者不堪回首，正相反，多年之後，我還偶爾會在夢中重回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卻渴求何日才能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毛時代，醒來不由地慶幸那只不過是個噩夢而已。但平心而論，不止是我們這些被歷次運動打入另冊的“賤民”，就是依然在“人民內部”的普通老百姓，當年也何嘗不是在無處不在的戴莫克利斯之劍下呢！79年我回北大去領畢業證書，在系辦公室遇到了闊別多年的丁石孫老師。他竟然還記得我並問及我的情況，我簡單地匯報了離校後的經歷後，他言簡意賅的說了一句令我終身難忘的話：“其實，不止是你，我們也和你們差不多”。確實如此，丁老師也經歷了“ 挨批鬥—開除黨（團）籍（如果有的話）—下鄉（廠）勞改 ”這一“標準程序”。千真萬確，小托爾斯泰在《兩姐妹》扉頁從聖經里抄錄的“在清水裡泡三次，在血水裡浴三次，在鹼水裡煮三次”，在新中國可是大多數人，特別是臭老九所親身感受的。 在鋼廠，除了我和守義兄是學生右派外，大多是作家、演員、記者、編輯、畫家、播音員、黨校教員等等，就是管教我們的下放幹部，後來我知道他們也多是有其他問題（包括中右）或不願與右派丈夫劃清界限而跟着下放的，與他們相比，我們只能算是小右，好在大家都有帽子，瘌痢不嫌禿子亮，說不上誰嫌棄誰。也許是同病相憐吧！我很快就和老右們混熟了。所以除個別者外，管教倒不那麼狠。
二 亦農亦工 工人沒當幾個月，就要轉業當農民了。原來省里當官的感到菜籃子變輕了，要讓菜籃子重新沉起來，就得有自己的農場。土地倒好辦，劃撥一點並非難事，但勞動力從那來？畢竟是領導，高瞻遠矚，立刻想起了我們這些很聽話的廉價勞動力。很榮幸我也被選上回武漢打前站，開始是到武昌東湖之濱的磨山（現在已是五星級旅遊風景區，可那時卻還有大片小荒丘），開了幾畝生荒地，但因季節不對，只能種紅苕（山芋）。說也怪，59年夏，武漢奇熱，土地幹得冒火，我們天天挑水抗旱，紅苕總算沒枯死，但收穫時卻大多是又瘦又小的蹩腳貨，看來莊稼也欺生。大約是初戰不捷，眼看右派大隊伍也馬上就要回來，磨山土地太少，施展不開。59年冬，我們就奉命轉戰到更東面的一大片瘦瘠的荒山，守義兄留在東湖撈湖草積肥，我則被分到基建隊木工班，從此開始了我亦農亦工的新生活。 建場之初，總要搞三通罷，首先是修路，我們用洋鎬、鐵鍬、扁擔，當然還少不了大錘和鋼釺，硬是在一周以內在山脊上開出了一條汽車道。我不想提當時有多累，反正是天不亮出工，頂着星星回來，三餐飯是在工地上吃的，回農舍（來不及搭棚子，先借住老鄉家）後，洗也不想洗，倒地就睡。路修通後，運進了大量建材，基建隊就正式開工了。因為都是生手，特請了兩位師傅，泥木工各一位。用毛竹、蘆席、油毛氈在山坡上搭棚子，熟練後搭的很快，沒多久就搭了一大片。60年初春，大部隊進場，正式掛出了《湖北省宣農牧場》的牌子，先後成立了農業、養豬、基建等專業隊，大夥摩拳擦掌，開荒建房，好一片熱火朝天的躍進新氣象。 60年上半年到還風調雨順，坡麓的生荒地也變成了一畦畦的菜田。看來這回大概有個好收成了。可沒料到入夏後，一場罕見的龍捲風徹底擊碎了這並不出格的夢想。記得那天很悶熱，傍晚開始就電閃雷鳴，入夜更下起了雷暴雨，無定向的狂風把我們的蘆席棚吹得直搖晃，碗口粗的竹柱、梁格格的響。基建隊王隊長叫我們一人抱住一根柱子，想頂過去。但風是愈刮愈大，棚子終於倒了。幸虧蘆席屋面早已被卷的七零八落、到處見洞，大家鑽出屋面，冒着瓢潑大雨，荒不擇路，濕淋淋地就往山下奔，風大雨大，坡上的水流的象小河一樣，我們是連滾帶爬，硬生生被水衝到了山腳下的場部。第二天雨停後，出去一看，唉！真是滿目瘡痍，倒塌的竹棚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好不容易開出來的菜地也被山上衝下來的泥漿和碎石（若干年後，我參加了中科院東川泥石流治理戰鬥隊，才曉得這應叫泥石流）沖得七零八落，幾個月的辛勞付諸東流，幸虧我們還是吃皇糧，有工資（生活費）的非農戶口，要不然真是要討飯了。 我們着急，盼菜籃子加重的公僕也着急，看來山坡上的生荒地沒多少指望了，還是再換個地方吧！正好，58年大躍進時武漢發動廣大軍民在漢口北郊的東西湖圍湖造田，一望無邊的湖底那可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於是省委宣傳部在那裡劃了一大片地，60年深秋，打前站的基建隊就雄赳赳，氣昂昂地跨過揚子江，直奔東西湖去也。
三,轉戰東西湖 剛到新戰場，看着眼前那一片長滿枯（蘆）葦的荒地，想到前兩次創業的失敗，可真有點茫然，不知這次運氣怎樣？因為沒有農戶，也無從借宿，十來個打前站的（兩位師傅早已離開了，滿師了嘛！）就擠在一頂帳篷里，開始了第三次創業。 這裡是一馬平川，又恰好在漢（口）孝（感）公路邊，交通方便。但一地淤泥似的黑土，修一條到擬建場部的汽車道，談何容易？好在不過半里多路，算了，路邊就是貨場，一趟趟搬唄！依然是搭竹棚，輕車熟路嘛，不久就豎起了一排排的工棚，並着手建造磚木結構的場部。接着就是大部隊進場，大生產開始了。 為了提高菜籃子的質量，農牧場的攤子鋪的很大，在原有的各專業隊以外，又增加了牛羊、養蜂放鴨、副業（釀酒）等隊伍。東西湖可是個好地方，一鍬下去，翻出來的黑土油亮亮的，據說三年都不用施肥。湖草是不用撈（也無處撈）了，守義兄就從植物（湖草）學轉向動物（牛羊）學，不久就練就了一手騸羊的好手藝，還多次為牛羊接生，端的是位年輕有為的獸醫了，我聽他模仿牛羊的叫聲，公、母和牛崽羊羔，其音各異，惟妙惟肖，是為一絕。 基建隊也不是光當工人，亦工亦農嘛，我們其他活可也沒少干。因為其他隊都出工了，就剩下我們在場部舞（泥）刀弄斧，所以裝卸活自是當仁不讓。開始我只是個小勞力，紅磚一塊5斤多，別人一次挑24塊，還跑的飛快，我搖搖晃晃也只能挑16塊，好在大夥都很講義氣，一點不嘲笑我。不過很快我就趕上來了，以後在漢江邊搬磚，也能24塊磚幾里路不歇腳（左右換肩）。最近看到國強兄發來的“往事回憶”，說到他當時被下到有天府之國之稱的四川資陽，在公社大食堂吃飯，頓頓是紅苕配地瓜（紅苕別名也）蔓果腹，還要扛石頭走山路，真不知他怎麼捱過來的。與他相比，我可算是幸運的，勞動量雖大，但肚子不癟。場領導還真不錯，照實際工種而不是按老五（地、富、反、壞、右嘛）上報，替“場員”爭取到按工種定量，泥木工是38斤/月，菜農是35斤/月。當然糧票是到不了自己手上的，但至少不會寅吃卯糧。加之農場自產的蔬菜供應充足，除武漢規定的半斤肉外，畜牧隊偶爾還會貢獻點肉食，打打牙祭，所以我們可真沒餓到肚子，患流行病（浮腫、肝炎）的也不多。 東西湖地勢低洼，怕澇不怕旱，除了加深排水溝外，抽水泵特別重要。我們既然是裝卸隊，那抬泵的活自然免不了。一台水泵，連同柴油機和枕木機架，足有千把斤重，八個人扛，每人只攤上百多斤，喊着號子慢慢走，好像還行。但田邊小路泥濘不堪，有時還被水淹沒了，根本看不見，我們經常是深一腳淺一腳的摸着走，肩上的分量也時重時輕。如果一下子感到竹槓沒重量了，那可別高興，馬上就會加倍地壓回來，有幾次硬把我壓的豆大的汗珠一顆顆直往下掉，但咬着牙也得頂住，實在吃不消了，才會找個平點的地方歇歇腳。 一到農忙，那肯定是全場齊動員，特別是盛夏雙搶季節，割（早）谷栽（晚）秧，那可是兩頭不見天，四餐(添了頓夜宵)都在田頭解決。插秧到最後大家都覺得腰好象斷了似的，恨不得跪着插。割谷算是個輕省活，得留給老弱婦幼干,我們可是棒勞力，負責挑“草頭”（帶穗的稻穀）上（谷）垛。稻田離穀場很遠，有好幾里路，路遠無輕擔啊，每次收工累得都像散了架似的，腿都抬不起來。用沖擔（兩頭有鐵尖的扁擔）挑草頭也很有講究，一定要兩頭差不多重，插草頭時，先對準一捆草頭，使勁插進去，還得高高舉起來，用另一頭去插另一捆大小相仿的。為避免朝下的穗粒會灑落，上了肩就不能放下來了，一氣挑到穀場後，上垛的木梯很陡，爬梯時得一手扶沖擔一手扶木梯，免得掉了下來。記得有幾回已經下雨了，但田頭的草頭還沒挑完，濕漉漉的草頭被雨澆得愈來愈沉，好不容易上了垛頂，一下子卸掉了千斤重擔，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啊！那輕鬆的可是畢生難忘。
四，“被改造”眾生相 我們既然不屬於人民，勞動自然就不是目的，而只是改造我們的手段。但說句良心話，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體力勞動，特別是繁重到幾乎吃不消的強體力消耗，怎麼就能讓我解開 “胡風是反革命嗎？”、“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效果不好就是動機不純嗎？”等等使我墮入“陽謀” 的“司芬克斯之謎”呢？每天從早上出工到傍晚收工，除了三餐飯外，幾乎沒多少可以用來思考的時間。晚上除了每周安排的學習（讀報或大家相互作批判和自我批判）外，大多數人寧可擺龍門陣或在通鋪上假寐（睡覺時間是有規定的），也不想去互揭傷疤。近來讀了一些“前（或“原”，記不清了）右派”（這可是雲南昭通某紅頭文件里給我們這號人戴的新冠，決非在下杜撰）的回憶錄，在為他（她）們的不幸遭遇擊節痛嘆外，也為我所曾處的改造環境深感慶幸。相對而言，《湖北省宣農牧場》的領導還是不錯的，正場長姓肖，游擊隊長出身，看來墨水沒吃多少，言行舉止風風火火，依稀還保持當年的習性。初次接觸，覺得這些領導不苟言笑，階級鬥爭的弦好像繃得很緊，但相熟以後，發現他們私下還是比較和氣的。肖場長閒談時就常透露一些他對老右們才華的惋惜，有兩件事更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60年春，我們還在武昌的荒山坡上戰天鬥地，新來幾個青年知識分子，大約是來勞動鍛煉的吧，分在食堂幫廚。看到我們這些右字號，界限倒是劃得十分清楚，但卻很有點頤指氣使的架勢，好在與我不同組，不理睬他們就是了。但有一天開大會，肖場長在談到右派改造問題時，忽然大發雷霆，點名批評某位青知太不像話。原來此君竟然要一位在食堂餵豬，幾可作他爺爺的老編輯曾君替他倒洗腳水。肖場長說，右派雖是在政治上犯了錯誤，但只要改造好了，還是有前途的，右派也是人，人格不容辱。這下可把這幾位青知打回了原形，以後也老實多了。 賈君是位從劍橋大學學成歸國的光學教授（研究員），也不慎入了“陽謀”之殼，60年農場組織學習 “列寧主義萬歲”，他竟然“大放厥詞”，公然懷疑社會主義是否必然戰勝資本主義。我很為這位滿頭花白的老教授捏把汗，沒料想肖場長在全場大會上卻說，賈君思想固然反動，但他是暴露了真實思想，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反動思想不容易改過來，再說，他雖然年齡是右派中最大的，可勞動卻十分認真，從不偷懶，比一些年輕人還要強云云，似乎還有點評功擺好的味道。所以，後來也沒對賈君怎麼樣，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既然勞動只是改造我們的手段，所以農牧場對我們的改造自然也不會放鬆。晚上如果不加班，就在大通鋪上排排就坐，就着半明半暗的小馬燈，或聽班長宣讀重要文章（例如“紅旗”上的大篇社論），或準備各人的自我批判（改造小結），要不就是每周、月的例會（就是批判與自我批判會）。總之，白天勞動，晚上改造就是了。至於工間休息，那可屬於閒聊時間，聽他們天南海北地談種種軼事，從名演員的秘聞扯到八大菜系，極長知識。 這些文化人開小結會或年終鑑定會（那可是重頭戲）時的舉止，十分有趣，說穿了，其實都是在演戲，只是我當時並不明白，但後來一回味，那才真是佩服到家了，一句話，互保比互咬好啊！同為井中人，想靠踩別人肩膀出井會遭眾怒的，後果也不會好到哪去，只有互幫共助才是上策。所以，大家在談自己的罪行時，痛心疾首，言辭懇切；批判別人時，深挖根源恰到好處，分析動機條理分明，絲絲入扣；但是在最後各人的小組評語要成文時（這才是關鍵，前面只是襯托），卻字字推敲，反覆修改，充分發揮漢語博大精深，語滙豐富的特點，力求做到個個滿意。整個過程，可謂是暴風驟雨忽變為細雨霏霏，用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來描述，最貼切不過。例如，59年秋，還在武昌磨山務農時，吳場長忽然找我談話（那時就怕領導個別談話，十有八九是禍事），說有人拾到內容有問題的一封信，懷疑是我沒發出而丟失的，希望我交代清楚。我可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根本記不起來我曾寫過而且丟失了一封充滿不滿情緒的信。其實，因為我在初到湖北時，就因與右派同學通信而受到批判，深知我們並不享有“通訊自由”，所以平日寫信十分小心，怎麼會寫這麼一封信？何況又落入領導手中呢？我當然矢口否認，但又不敢公然與領導對抗，萬一我真丟失了信，而且其中有片言隻語又被上綱到某種程度呢？百思不得其解後，只有要求領導把信給我看，以解疑惑。然而奇怪的是，從此就沒了回音，一切仿佛都已過去，但可苦了我也，我就好像相聲里那位等樓上摔下第二隻鞋的倒霉蛋，見天等着開我的批判會呢！那年的年終鑑定，我也考慮是不是要說這件事，但實在不知該如何講，所以最後依然決定不提。小結會上大家針對我的自我小結提了不少意見，卻根本沒提那封要命的“信”，本以為評語不會好，然而出乎意料，評語還真可以，除了一句“抱着自己年輕，不懂事的包袱”外，就沒有什麼負面的東西了，當然，還少不了加幾句希望和今後應努力勞動，加強改造等經典的結尾語。直到今天，我還是不知道那封令我迷茫了個把月的“信”。究竟是怎麼回事？ 其實我在校被劃右時，還真不理解為什麼說我是反黨？我只不過是在班級開的鳴放會上就我搞不清的一些問題提了些疑問，在一些大字報上簽了學號，對楊路等被劃右派表示不理解嘛！也許問題出在我唯一的一張認為馬列主義並不能包容所有真理，唯心主義哲學裡也有合理的內核（如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大字報《馬列主義恆等於真理嗎？》（批判我時上綱上的很高）。但來湖北後，特別是聽了這些文化人批判自己的“反黨罪行”後，我倒有點服氣了。原來他們的問題可以說絕大部分與黨的政策無關，都是些對本單位某領導有意見啦，對本單位某項工作有不同看法啦，跟錯了人（那時“站錯隊”這名詞好像還沒創造出來）啦，嚴重點的就是理解錯了雙百方針，宣揚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等等。壓根就沒有牽扯到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吳君原是省出版社的文學組組長（79年後曾任省文學研究所所長、省書法家協會會長），其主要罪行之一就是向舊派武俠小說家向愷然（筆名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俠傳火燒紅蓮寺的作者）約稿。延安魯藝出身的總編輯江女士被定為省出版社的右派集團首腦，跟着她的好些編輯也就順理成章地入了伙。電台的戴女士，因為拒絕了黨支書的追求，也就成了反黨的右女。看來，和他（她）們比起來，我可是有不少言論的，劃我的右可並不算冤。 59年建國10周年大慶，中央決定特赦一批戰犯和摘去少部分表現好的右派的帽子，我知道自己的表現，自然沒奢想，直到61年底，第三批摘帽時，我才跳出“右”列，從此告別了每月兩百七十五大毛的生活費，可以有資格領工資（足足有五百三十大毛呢！）了。記得宣布名單時，絕大多數在名單內的人並不太激動。因為我們畢竟還沒有糊塗到忘掉身份的地步，其實，我們只不過是從 “右派”集合轉到了“摘帽右派”的集合而已。水滸里的豹子頭，臉上的金印可是去不掉的，最多貼塊膏藥罷了，“摘帽”就是塊膏藥，隨時可以揭去的，正所謂“帽子拿在群眾手裡，隨時可以給你戴上”，就好比印度的種姓一樣，賤民是脫不了籍的。也正因為我始終沒忘記我身處的“賤民集合”，被調回武漢力學所後，也從不敢忘形（我可從沒得意過），因此才算是安全度過了以後的歷次運動。當然，所有的勞動鍛煉、下鄉插隊，作為老運動員的我從未被遺忘，但我依然是甘之若飴。因為，莫談精神壓力沒法比，就是其勞動強度，也比農牧場差遠了，來一句樣板戲：“有您（農牧場）這一碗酒墊底，怎麼樣的酒我都能對付”。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一段小插曲，71年初，我剛從宜賓某鐵路滑坡工地回所，春節回滬探親，可才到上海沒幾天，所里就來了電報，要我立即返所，為此我年過花甲的母親特別緊張，再三問我是不是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犯了什麼錯誤等等，我自忖這些年來自己可始終是夾着尾巴縮着腦袋過日子的，即使是在造反派當政，戰鬥隊林立的1967年，我也是以不變應萬變，堅持作逍遙派的。那年有次偶遇分院植物園曾在農牧場一起戰天鬥地的“摘帽右派”馮君（他比我足大了上十歲），他因積極響應偉大領袖親自發動的史無前例，已當了某造反組織的小頭目。也許是熱昏了頭（其實已值深秋），他竟然說要參加什麼“右派甄別”。我可是心如止水，絲毫沒有動心，當時還替他捏把汗，料到他大約前景不妙。果然，不久後，武漢的造反派紛紛旗倒人散，據說他也重做楚囚了。再說，文革期間，所里的革命派在所內大抓革命，我大部分時間卻在各個工地大促生產，從泥石流到滑坡，從雲南到川南。還加上參加許多臨時的勘探任務，哪有心思顧及其他呢？帶着疑團我年初三前後就立馬回所，剛進所門，就見牆上貼滿了大紅的申請書，原來是要響應偉大領袖的五七號召，爭當五七戰士下鄉插隊落戶去也，這等好事豈能缺我？於是連忙弄張紅紙寫了堅決要求去大有作為的申請書，找了塊空擋貼了出去，又給上海打了個報平安的長途電話。可惜申請書還是貼晚了，首批名單早已公布，上面寫的是經領導（實際上就是支左的軍代表）研究，接受下列同志作光榮的五七戰士的申請云云。我當然榜上有名，軍代表畢竟是水平高，太了解我了，無須本人申請，就知道我一定會堅決要求享有這份光榮的。不幾天，浩浩蕩蕩的五七大軍就從武漢出發，直奔廣闊天地——南漳而去，記得當時分院車隊還配有醫生護士，原來五七戰士有久病的老人，甚至還有殘疾（不是最高指示有“除老弱病殘者外”嗎？怎麼還有？？？），還是領導想的周到啊！ 閒扯了許多，打算收筆了。至於加入“摘帽右派”集合後的經歷，不想多囉嗦，一言以蔽之：雜活不少，好的無幾。文章若干，湊（提職稱）數居多。
小傳亂彈 小子姓潘，常州祖籍；淞滬戰起，一九三七，父母逃難，顛沛流離；長沙生我，一路奔西。西康雅安，童年暫居；日寇投降，始回原籍。中學六年，石頭城裡；高考成績，並不咋的。北大錄我，承蒙不棄；級是五四，系名數力。數力大系，全國唯一；教授多多，良師雲集。九個小班，人才濟濟；階梯教室，猶嫌擁擠。同舍室友，九高巢塵，小班學長，際可蘇基。五五五六，基礎學習；思維方法，終身受益。科學進軍，摩拳擦掌；五七風雲，意料未及。你鳴我放，辯論日激；同窗學友，分崩離析。小子糊塗，狂言無忌；忝入右列，追悔莫及。 五八離校，南下荊楚；三年農耕，得蒙脫冠。東湖之濱，小洪山麓；放下扁擔，重握筆桿。岩土力學，純門外漢；硬起頭皮，邊學邊干。上午啃書，下午試驗；常跑野外，工程鑽探。幾年打雜，甘之如飴；縮頭夾尾，小心翼翼。文化革命，史無前例；大小字報，鋪天蓋地。造反保守，派系林立；一心逍遙，任爾東西。五七指示，豈敢不依；插隊落戶，南漳山區。修補地球，三年鄂西；蒙召返所，轉回戶籍。生產我上，革命靠你；滑坡泥流，穩定分析。 四人幫垮，正氣重張；七九改正，感謝耀邦。撥亂反正，人心所向；改革開放，惠及城鄉。嶺南特區，國之櫥窗；一聲令下，轉戰珠江。特區甫建，百廢待興；核電填海，三灶拓荒。 一九八八，重返北大；共話經歷，不勝唏噓。花甲退休，再赴廣東；新會番禺，築路跨溪。青海湖畔，海拔三千；沙柳河上，架橋填堤。 零四返漢，不再征戰；偶然提筆，鈎沉往昔。古稀早過，又近八十；龍鍾老朽，齒松發稀。獨有一樂，上網伊妹, 鼠標在手，天涯可及。往日同窗，海北天南，交流近況，共享信息。老年唯靜，萬事皆虛，諸事寬待，健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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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情永難忘 邱乃賢
時間過得真快，今年已是2014年。對1954年進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的同學來說，今年正好是入學六十周年。而我是1953年入學的，與54級同學本不是同級，但由於56-57學年我在校脫產工作一年，因此，大四那一年我是和54級同學在一起學習，一起畢業的。茫茫人海，能同期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已很不容易，更何況我們又同屆畢業。這不能不說我們很有緣分。我珍惜這種緣分。 自1958年畢業離校之後，由於工作地點、領域的不同，又忙於各自的工作，就很少聯繫了。很多同學畢業之後就沒有再見過面。聯繫少，未再見，不等於同學之間的情誼就遺忘了。同窗之誼，即便平時不思量，自是終生永難忘。 從進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至今，已整整過去了一個甲子。當年的青年學子，如今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就短暫的人生而言，我們已活到八十上下，也算是不錯了。更何況在過去六十年中，我們差不多都經歷過這樣那樣的曲折，遭遇過不同程度的折騰、衝擊或不幸。過去的，都已過去了。所好者，我們還健在。仍能歡聚在母校美麗的燕園，在這充滿詩情畫意的未名湖畔。我們是幸運的。更值得慶幸的是，在我們晚年，還能親眼看到我們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巨大進展。 不論人生之路多坎坷，但為國家建設多作貢獻的心願終不變。不論境遇如何、崗位如何，始終是不惜精力，不計報酬，勤勤懇懇，認認真真，為做出奉獻而努力。在我們54級同學中，有不少同學為國家做出了傑出貢獻，為我們母校北京大學爭了光。作為同學，由衷地感到高興，並引以為榮。 我們之所以能夠堅持不懈，努力做出奉獻，這與我們六十年前有幸進入北京大學是分不開的。北大的精神與傳統，已潛移默化地深植於我們的心底。老師們為人做事的言傳身教，使我們終生受益。能進北大這樣的高等學府，能遇到這麼多名師，是我們的幸運。衷心感謝我們的母校！衷心感謝我們的老師！ 歲月如流，六十年已匆匆過去。我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早已退休，一定要多加保重。讓我們開開心心，快快樂樂，過好每一天。 祝母校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好更多的貢獻！ 深切懷念已離我們去了的老師和同學！ 祝老師和同學們健康長壽，闔家幸福！！
簡歷： 1953-1958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56-57學年脫產工作） 1958-1982先後在北京原子能所、四川樂山西南物理所從事受控核聚變與等離子體物理理論研究，是《中國環流器一號》物理設計主要研究人員之一。 1982-2000杭州電子工業學院從事教學和教學管理。研究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2000-2013 退休後，在浙江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受聘任院長教學顧問。
地址：杭州市翠苑三區2幢1單元201室 郵編：310012 電子郵箱：1529062416@qq.com 電話：0571-88869848 手機號碼：13588472300 六十年回顧 邵秀民
自1954年進入北大，至今已過了整整六十年。這六十年實際上就是我的數學和力學生涯的全過程。回首望去，可看到一路走來留下的一串串腳印。 這一過程是從1954年秋的一個深夜我獨自一人跨入北大西校門開始的。我的中學是在江南一個不大不小的城市——鎮江上的。那一年，南方發大水，好像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後，我就和班上幾個也被錄取到北京的同學一起登上了北上的火車。火車鐵軌泡在水裡，前方不斷傳來鐵軌被大水沖走的消息，火車一路走走停停，不知過了多少天，終於在一個深夜到達了北京。同行的同學都被各高校派來的迎新車接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前門火車站的廣場上。離家時父母給了我幾個月的生活費帶在身上，於是我就叫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向北大進發了。出了西直門後，只見一條大路通向遠方，兩旁是大樹和田野，到處一片漆黑，空曠無一人。現在回想起來，這情景還真有點恐怖，但當時年少不懂事的我，竟然以為在首都北京，一切都是美好的，我非但不覺得害怕，還懷着對名校北大的嚮往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感覺十分興奮。三輪車終於到了北大西校門，車夫放下我就走了。我一人面對緊閉的大鐵門，邊喊邊用拳頭敲門。過了很久，一個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來給我開了門，他看見一個年輕女孩半夜站在門口，大為吃驚，他設法聯繫上了數力系的迎新負責人邱乃賢，邱乃賢又派了比我們高一個年級的女同學伊增馨到西校門來接我。那時我們年級的同學一個都還沒有報到，伊增馨就把我安頓在她的宿舍里。當年傻乎乎的我就這樣傻乎乎地開始了大學生活。 剛到北大時並不是一切都能適應的。在生活方面，首先是對北方乾燥的氣候不適應，經常嘴唇乾裂，鼻子出血。另外，在南方吃慣了米飯，到北方吃麵食也不習慣，饅頭在嘴裡轉來轉去，就是咽不下去。但這點困難對當時的我來說簡直算不上什麼。真正的不適應還是由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的轉變。中學學的初等數學簡單而又具體，大學的高等數學從一開始就向我們展現了它的抽象性、嚴格性和邏輯思維的嚴密性。我記得程民德老師第一次給我們上數學分析課（也是我們大學階段第一堂課）時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什麼是數學？“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中數量關係和空間形式的科學。”他用恩格斯的這一名言將我們引入了高等數學的殿堂。接着就是一系列新概念和ε-δ的描述方法，邏輯性強而又十分精細。丁石孫老師的代數課將我們從習慣的二、三維問題引導到一般的N維問題。江澤涵老師的解析幾何課不僅幫我們建立了幾何空間的概念，還教會了我們如何用分析的工具來描述幾何問題。……。這些內容在幾十年後的今天，對我們來說就像吃飯、穿衣一樣的習慣，但對當時剛跨出中學校門的我來說，還不是那麼容易接受的。老師們苦口婆心，在大課和習題課上反覆強調基本概念，用反例不斷糾正我們的錯誤理解，遇到我們出現漏洞時就抓住不放，毫不客氣地“剋”，還舉一反三。我自己就有過這樣的經歷。一次是在丁石孫老師主考代數時。在此之前，我的數學分析和解析幾何考試都得了“5”分，代數覺得還比較有把握。在答完抽籤的題後，丁老師又問我別的題，還追問了一些概念，我終於暴露出了一個大漏洞，丁老師毫不客氣地給了我“3”分，並說：“你如果要爭取全優，開學後還可以重考一次。“我真心感到我的代數學得太差了，於是假期沒有回家，把代數重學了一遍，開學後順利通過了考試。同一概念錯誤我以後再也沒有犯過。類似的事情還聽說過和經歷過不止一次。經過兩年這樣嚴格的訓練，終於使我們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數學基礎，這是我一生事業的基礎。 三、四年級選專業和專門化時，我選的是力學專業固體力學專門化。因為有了一、二年級的基礎，後面的課學起來就比較輕鬆了。 回憶大學幾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最懷念的就是我們的老師。系裡給我們年級配備了超強的師資陣容，除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基礎課老師外，徐獻瑜、陳杰、周培源、吳林襄、王仁、葉開沅、孫天風等老師都給我們上過基礎課或專業課，他們的業務水平和教學水平都是一流的，而且極其敬業。上習題課的輔導老師也都年輕優秀。這樣的陣容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而且與其他高校比起來，可能也是絕無僅有的。但對於老師的“好“，我是在工作之後才有愈來愈深的體會的。當年傻乎乎的我竟然認為北大老師好是理所當然的，沒有像一些優秀同學那樣積極主動向他們學習，想起來都後悔不已。 畢業後我們與老師們還保持着聯繫。丁石孫老師在擔任民盟中央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後，住進戒備森嚴的大院，過着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我們54級部分同學與53級的同學一起，每年春節都去看望他。與我們四班的同學聯繫最多的是吳文達老師，他後來雖擔任領導職務，工作十分繁忙，但他為人熱情，待人十分隨和，我們班的同學常到他家裡去聊天。特別是大家都退休後，班上的同學每年聚會一次，大多數時候吳老師都會來參加，有幾次我們乾脆就在吳老師家聚會，吳老師和師母姚曼華老師每次都為我們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我們天南海北，無所不談，毫無顧忌，十分盡興。前幾年吳文達老師不幸因病去世，姚老師仍每年參加我們的聚會。 一、二年級時，我被分在四班，這是一個人員組成最為多樣化的班，光調干生就有五位之多，他們的情況各不相同。這裡我想回憶我們班已故的大姐錢璘，以此作為對她的紀念。錢璘在中學學習時就參了軍，入北大時已成為部隊高級首長的夫人和兩個孩子的母親，上大學時還生了兩個孩子。但她的學習並不困難，考試時一般可得4分或5分的成績，這是由於她每星期一至星期六在學校認真學習和有比較好的悟性。在她生孩子期間，程昌鈞和我課後分頭為她整理課堂筆記，她讀後也就懂了。她對班上的同學很關心，頗具大姐風範。她有時假期把我接到她家住幾天。她的老公不僅是一位軍人，還是一位作家，寫了幾部小說，因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錢璘曾給我看過她老公寫給她的一些情詩，溫馨而又浪漫。所以我認為她的婚姻不是影視劇里那種“首長看中了一位女學生，黨組織找這位女學生談一次話，女學生就成為首長夫人”的模式，而是基於愛情。有的同學由於對錢璘不了解或是開玩笑，有時稱她為官太太，我心裡很不以為然，她的作風不是人們心目中那種官太太的作風，她對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也是有要求的。畢業後，錢璘被分配到水利科學院，她的老公調到蘭州軍區，為了堅持工作，她與老公分居了幾年。 四班大部分同學是高中畢業直接考入北大的。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楊路同學。他思想活躍，看問題敏銳，談吐幽默，學習成績優異，是年級幾大才子之一。他的人生像過山車一樣大起大落。眾所周知，他因獨立思考，反右後飽經磨難。幸好文革後的三十年他又重新回到了高峰，在教學和科研崗位上作出成績，被一些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所競相聘請為教授、研究員、系主任。在重新見面時感覺他的音容笑貌依舊，但銳氣卻被磨掉了不少。畢業後四班同學中成就最大的要算周巢塵了。他是四班唯一的科學院院士。改革開放後中科院各研究所選派了一批人出國，他們都需參加院裡統一組織的英語考試，據可靠消息，周巢塵得了全院第一名。在國外期間，他曾經擔任聯合國所屬的一個研究所的所長，據報紙報導，他是中國在聯合國機構工作的“官員”中職位最高的。四班的同學在校時學習都很努力，參加工作後很多人工作都很出色，有的人擔任二炮研究所的所長，有的人是計算機總設計師，還有不少人是優秀教師和博士生導師，為國家培養了不少人才。 我自己的大學生活相對來說是比較平淡的。在學習方面，雖然5分占的比例不小，但僅僅是把老師講的東西學懂而已。聽說有的同學在大學期間已經在做研究工作，寫了論文，我覺得可望而不可及。在政治方面，我一向相信黨相信組織，循規蹈矩，沒有任何越軌的思想和行為，理所當然地屬於段學復系主任在畢業典禮上所說的“非右派同學的集合”。多年後當我有了相當的人生閱歷後，我體會到一個人各方面的情況都在很大程度上和他（她）的成熟程度有關。我的那些傑出的同學之所以那麼傑出，除了因為他們特別聰明、特別勤奮外，還因為他們成熟得早。上大學 時十幾、二十歲的我還處於比較“傻”的階段。傻有傻福，我政治上沒有受什麼衝擊；傻也有傻憂，就是學習上還沒有開竅，影響了我吸取更多的知識。 有北大數力系54級學習和生活四年，我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了什麼是“好”。四年中我遇到了那麼多才華橫溢、能力超群的同學以及學問好、道德高尚的老師，他們都為我的一生樹立了標杆。在以後的幾十年中，他們的榜樣激勵我不斷奮鬥，而每當我工作比較順利，取得一點成績時，這些標杆就會在我的腦中浮現，使我知道我還差得遠呢，要繼續努力。 1958年9月，我從北大畢業，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跨出了我人生的第二大步。 我到數學所純屬偶然。早期的數學所是以純粹數學聞名於國內外的研究所，每年只向高校要幾個數學專業的畢業生。我畢業時正逢全國大躍進，全數學所的人都下到生產實際單位去搞實際課題了，當時叫“搞任務”。但所搞的任務大部分都與力學有關，所以數學所就到北大去要了兩個力學專業的畢業生，一個學固體力學，一個學流體力學，於是我和管楚洤就到了數學所微分方程室。幾十年來，我們共同奮鬥，互相鼓勵，成為了摯友。 開始時，我們和全所同志一起到處去搞任務，包括參加了三峽課題。1959年，數學所恢復了正常的研究工作，但實際問題仍不斷向數學所提來，我們倆人義不容辭是要承擔的。這時我們碰到一個難得的機遇。1956年制定的全國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確定數學發展的重點方向是微分方程、概率統計和計算數學。我們的室主任吳新謀先生早年在法國師從著名數學家Hadamard多年，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回國後自然就成了全國偏微分方程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大躍進後全國很多高校都派人到數學所來學習偏微分方程，進修教師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本所的人數。當時微分方程室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進修教師，這成了我和管楚洤學習偏微分方程的大好機會。我們聽了給進修教師開的全部課程，參加了很多討論班。吳新謀先生對我們十分愛護，稱我們為數學所的“寶貝”和“理論聯繫實際的橋梁”，為我們的成長創造了各種條件。微分方程室早幾年已“入道”的年長同志也不斷與我們聊他們對數學、特別是微分方程的領悟和體會，對我們極有幫助。為了彌補我們微分方程知識的不足，我和管楚洤組織了兩個人的偏微分方程討論班，兩人互相做報告，丁夏畦（現已為院士）聽說後每次都來參加，給我們指點，堅持了有半年之久。在討論班結束時吳新謀先生親自給我們出了考題。這幾年在方程室的學習對我以後幾十年的工作影響非常大。我除了在學校學的力學外，有了第二個基本功——偏微分方程。 1961和1962年在華羅庚所長的主持下，數學所搞了一個全所範圍的“考、提、調”。首先舉行了全所研究實習員（占當時全所人數的90%以上）都參加的數學考試，考題全所統一，分兩場，一場側重數學基礎知識，一場考思維能力和靈活性。然後根據考試成績和平時研究工作的情況，提拔了少數人為助理研究員，大批人被調離了數學所。我和管楚洤這兩個非數學專業出身的“異類”在大調動中本應是首當其衝的，但卻被留了下來，說明我們的數學基礎和工作表現得到了認可。 1964年全所同志到農村參加四清。1966年初數學所搞四清，主要內容是批判吳新謀等三位老專家，實際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緊接着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9年至1972年數學所大部分人分批下放到湖北潛江五七幹校。幹校所在地原為一勞改農場，該地區是血吸蟲病重災區，所以勞改犯全部撤離了，由中科院幾個所的人取而代之。在幹校和我同一個班的應玫茜就是因為得了血吸蟲病而過早去世了。 幾十年來，我不止一次地思考過一個問題：怎麼這麼“湊巧”，北大、清華、中科院等著名的大學和科研院所下放勞動的地點都被選在血吸蟲病重災區？到底是誰作的決定？誰應為著名物理學家王竹溪、我們的同學陳景良、我的同事應玫茜等優秀知識分子的死亡負責？我相信，歷史的真相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 文化大革命後的1972年數學所又恢復了正常工作。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我這時思想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重新思考了很多問題，對很多事情都有了新的看法。經歷是人生的寶貴財富，歲月催人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逐漸走向成熟。在我思想開始開竅的同時，我也認真思索了今後在數學所的路該怎麼走。和北大一樣，在數學所也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人，他們中不乏成功的範例。但別人的情況和我都不同，他們成功的經驗我無法複製。我想，首先我應當融合到周圍的環境中，從周圍吸取營養，不斷提高自己，也就是說逐漸向數學靠攏；其次，我應發揮我的特長和優勢，也就是說充分利用我的力學背景和偏微分方程基礎；第三，計算機在各領域中越來越廣泛應用、包括在數學和力學研究中應用已成為一個趨勢，連數學所從事純粹數學研究的人都在做這方面的嘗試。大家都剛剛起步，我從頭開始也不算晚。基於這些考慮，我選擇了計算數學中的偏微分方程數值解作為我的研究方向。這時，數學所各室也都有一些人對計算數學產生了興趣，我們在所里統一組織下，成立了計算方法組，後來發展成數值分析室。我在這個方向工作了近三十年，直到本世紀初。這是我數學力學人生跨出的第三大步。 三十年的實踐證明，我選這個方向選對了。這個方向對於我的知識結構、我的能力和興趣來說都比較適合，幹起來還比較順手。而且計算數學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我的工作成為了數學所工作的一部分，我不再是數學所的孤立奇點了。1988年，我被提升為數學所的研究員，隨後被評為博士生導師，參與了培養了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工作，並應邀到多個國家（地區）去做了學術訪問。至此，一切關係都理得比較順了。 三十年中，雖然我完成了不少實際課題，搞了一個大型程序系統和若干中小型程序，但這些工作都是因為實際需要而做的，並不是我最看重的工作。我真正在意的、認為有價值的是在計算方法研究及其理論分析方面的工作。我選題的標準是，一方面，它們應有明確的應用目的性，而實際問題本身應該是重大的或重要的，而且所研究的數學問題對於實際問題來說應是關鍵的；另一方面，從數學的角度來說，它們也應是數學中的難點和熱點。我儘量按這標準去做。三十年來，我做的主要工作有： 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我從事橢圓型偏微分方程數值解法的研究，主要研究有限元法，做了兩方面的工作： 一是有限元的快速算法。我與武際可等合作，研究了一種快速算法，可用於計算橢圓型方程各種邊值問題，被國內計算數學界和工程界稱之為循環矩陣法。該方法利用循環矩陣的性質，將方程的求解問題變為計算傅氏變換加上一低階線性代數方程組。由於傅氏變換可利用FFT（快速傅氏變換），這種方法的計算速度比通常的有限元法要快得多。尤其是對於無界區域問題和含奇點的問題，我利用循環矩陣的性質和廣義傅氏級數解離散後形成的無窮階線性代數方程組，將其變為低階線性代數方程組的求解，這就為這兩類難度較大的問題提供了一種快速有效的計算方法。 我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對各種有限元方法剛度矩陣條件數的階給出了估計，從而確定了有限元法中各種因素對計算誤差影響的階。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主要研究微分方程反問題並將其應用於醫學和石油工業。 我和趙似蘭合作，利用房室模型研究了藥物動力學中提出的常微分方程組未知係數反問題。即由血液中藥物含量的已知測量數據求出反映藥物滲透率的常微組的係數，其目的是比較不同藥物和不同用藥方式的療效。我又與德國醫學教授 Von Baeyer合作，將上述數學模型用到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謝問題中，利用柏林自由大學醫學系及其醫院所積累的血液中膽固醇的測量數據，計算出常微組的未知係數，此時這些係數反映被測試者的膽固醇代謝能力，可判別測試對象是否患有疾病。在此過程中我和我的一些合作者討論了此類問題的可辨識性問題。我還提出了上述反問題的兩種計算方法，即漸進收斂法和正規化迭代法。前一種方法是構造一個偏微分（帶有雙曲型和拋物型性質）——積分方程組的正問題，證明了此正問題的解在其中一個參數趨於無窮時漸近收斂到上述反問題的解，並給出了其數值解法。此方法有極快的計算速度，曾被國外著名數學家在其文章中加以介紹。由於反問題的解對已知數據的敏感性，而醫學中的測量數據數量少且精度差，求出的反問題的解精度亦很差。所以我的上述工作到目前為止只能用於動物實驗，尚不能用於臨床。 我還研究了石油工業中提出的利用古溫度記載評估油田石油儲量的問題，其數學模型是拋物型方程未知邊界條件的反問題。此問題的解是不唯一的，原因是實際中不可能給出足夠的定解條件。我證明了此問題的解集在某些函數類中的投影是唯一的，並給出了計算這些投影的方法，求出了我們所需要的近似解。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我和我的學生們根據石油地震勘探的需要，研究了無界區域上多種複雜波動方程的數值計算方法，並解決了一些對實際計算極為重要的理論問題。例如： 構造了各種波動方程的吸收邊界條件，即無界區域用有界區域代替時所加的邊界條件，使得新的有界區域上的定解問題等價於原無界區域上的定解問題，至少新問題的解是原問題解的近似。關於一些十分複雜的波動方程的吸收邊界條件，在我們的結果發表前，尚未見到任何文章。而對於一些稍簡單的方程，我們提出的邊界條件也優於現有的條件，更便於數值計算和程序設計。 我們還討論了具有吸收邊界時波動方程的初邊值問題有限元法(一階吸收邊界條件)和差分法（一、二階吸收邊界條件）的精度和穩定性，給出了穩定性條件，即Courant-Friedrich-Lewy數的上界，這一結果也是現有文獻中所沒有的。 2001年我從數學所退休。剛開始時還制訂了一個退休後的研究工作計劃，但終因家裡有病人需要照顧，女兒生孩子需要幫忙，加上我逐漸年老體衰，大病小病不斷來襲，不得不終止了工作，我的數學力學生命就此畫上了句號。但我的自然生命還在延續，我將以別的方式報效社會。
簡歷 1937年6月18日生於浙江省杭州市。 1954年畢業於鎮江市立第一中學。 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 1958年畢業分配至中科院數學所工作。 2001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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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思考，實事求是， 鍥而不捨，以勤補拙。 ——周培源先生座右銘
往 事 沈國鈞
北大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己入學六十年了，最近我常在想，北大給了我們什麼？ 通過下面這件往事，我認識到母校北京大學，潛移默化中讓我領悟到一個做人處事的信條：堅定的信念，獨立的人格。 這件往事，已然過去近五十年，沒想到今年六月十一日，北京衛視播出《袁隆平的田園夢》節目，介紹了袁隆平先生研究雜交水稻的風風雨雨，坎坷歷程。北京衛視提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袁隆平在湖南安江農校正遇到劫難時，是國家科委九局發文到湖南教委，要安江農校保護好袁隆平這項對國家有深遠影響的基礎研究。萬幸，保護了袁隆平先生，保住了剩餘的雄性不孕株。 北京衛視播出的這件往事，引出了我的一段與之相關的回憶。國家科委九局發文的事，我是參與者，見證者。當時我們得知袁隆平處境困難，深知袁隆平先生是受冤的，作為基礎研究的管理局，當然要保護研究者，保住科研成果。但要這樣做，當時風險又很大，時處政治運動敏感時期，一生為中國基礎科學研究而奮鬥的九局趙石英局長，一定會堅決維護基礎科學研究，可惜他己靠邊站了。 我們這些年輕幹部，一致同意發文支持袁隆平，並保住了給袁隆平的國家支持發放的科研經費，使得袁隆平先生雜交水稻的研究工作可繼續進行下去，沒有間斷。 在這件事上，我有機會站在正確的立場，深深感到母校北京大學給予的教誨的力量。 今天社會上有一股浮躁，急功近利之風，這麼浮躁還能搞基礎研究嗎？我們國家沒有基礎研究行嗎？但願優秀的年輕人，為咱們的國家，投身於創造性的基礎科學研究！
簡歷 1954─1959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學習、畢業 1959─1965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教師 1965─1974 國家科委九局 幹部 1974─1984 中國科學院科技局、計劃局 幹部 1984起 四通集團公司 任董事長等職 通訊處： 北京海淀板井路世紀金源囯際公寓6單元12A 郵編： 100049 電話： 010─62564632
沒有白白地走一遭 宋雲嫻
在朱自清的散文“匆匆”中寫道“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時光飛逝，六十年過去了，年華漸逝，容顏漸凋，但是，我們並沒有白白的走一遭。 我從天津54年考入北大。60年畢業的前一年，我找到了終身伴侶----王永正，我們互敬互愛，互相幫助，相濡以沫，相伴永遠。去年在上海黃浦區軍休一所慶祝了金婚。 我倆1960年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參軍，到當時剛組建的空軍工程學院工作。大學生先下放當兵，女學生有八人分到空軍獨三團（北京西郊機場，因該部隊有女飛行員），在各大隊當機械兵。61年下放結束後，到西北工業大學進修理論力學，聽課輔導、上習題課共一年半。63年在北京空軍學院（現空軍指揮學院）工程系教理論力學。1964年回到西安空軍工程學院訓練部任教。1970年“文化大革命”複課鬧革命時，基礎與專業合併，我被調到航空軍械工程系，先教工程力學，後改教電子學。編寫了半導體晶體管和電子線路教材（因在大三時，我去過科學院中關村電子所搞超聲波，畢業設計是激波管的激波電路測試,做電子管放大器等，故有些電子學方面的基礎）。74年調到航空電子工程系，在電子技術教研室任教。擔任各種期班的電子線路、模擬集成電路等課程的教學任務。 自1985年以來，進行計算機輔助教學的研究。教學軟件《模擬電子技術》1988年由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電子線路實驗模擬系統》、《電子線路通用試題庫系統》等，1991、1992年由電子工業出版社和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從而形成了計算機輔助教學系列。 自1990年以來從事多媒體技術研究,將多媒體技術應用於教學。《多媒體應用系統》1993年獲全軍軍地成果博覽會銀獎。主持研製了《無線電超短波電台維護模擬訓練系統》和《蘇27整機概論》等多媒體應用系統。1997年《多媒體數字電路CAI》獲第二屆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計算機輔助教學系統一等獎。承擔“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96－750）《電子技術基礎課程學習輔導系統》，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獲2002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二等獎。 我先後承擔了教育部立項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國家八五、九五、十五規劃軍隊級重點課題，軍隊重點網絡課程建設項目。1998年8月15日開始在中央電視台七頻道, 主講軍事教育節目----“多媒體製作”，分20講播出，並被製作成VCD在軍隊配發。參加了教育部“新世紀網絡課程建設工程”的工作，研製的《數字電子技術基礎網絡課程》，通過教育部驗收,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完成了《遠程在線考試系統》、《教學資源管理系統》、《實驗模擬系統》等。 在空軍工程學院從事教育事業一輩子，四十五年來，擔任過各種期班的教學任務，指導研究生，指導本科生第二課堂活動等。多年來， 出版過一些有關多媒體的書和教學系統軟件，得到過各種獎勵。1974年到航空電子工程系任教，1992年評為教授，1993年10月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於2001年7月被聘為空軍級專家。幾十年的工作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取得了一些成績。為空軍部隊培養了一批一批的航空機務軍官，為部隊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2004年11月底退休。 時間飛逝，在空軍工程學院工作了一輩子，雖然至今我們退休將近十年，但是每到一地，經常會有過去的學員來看望我們，在上海學生們聚會也邀請我們參加，這是我們最感欣慰的。 因我們的獨生女早在上海定居，2008年我被上海黃浦區民政局接受，落戶上海，成了新上海人，成了黃浦區軍休一所軍休幹部。 2004年我和老伴同時退休。退休後，無論在上海還是在西安原單位，我們的生活都是多姿多彩的。我們曾去俄羅斯旅遊,乘遊輪出海。國內許多地方我們都沒有去過，現在有時間可以游山逛水了。 八十年代，我家有了自己的鋼琴。老伴從小就會彈，只要有空，他就彈奏些曲子，我就在旁邊欣賞。雖然我在中學音樂課也學過些，時間長了，不練習早忘了。在老伴的指導下，有時也彈奏些簡單的曲子，從沒有系統學習過。現在退休了，有時間可以自己安排生活，兩年前我報名參加了上海軍休中心老年大學的初級鋼琴班，當一名學生。同學中有三位八十歲以上的，有不到六十歲的，大家齊聚一堂。每周一次課，下次課每人要完成作業---回琴，幾乎每天都要練習練習。軍休一所每兩周一次唱歌學習，有專門老師教發聲、演唱。我參加過建軍節的演唱會。軍休所每兩周組織一次唱歌，每月一次組織生活。跟軍休所在上海附近旅遊、參觀，每逢節日，如八一建軍節、國慶節、重陽節、春節等都組織活動。平時看自己喜歡的書和雜誌。豐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使我們真是“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我們要過好每一天，親眼目睹偉大的祖國實現“中國夢”。祝同學們健康快樂！ 2014年6月
簡歷 天津人，1954年畢業於天津第二女子中學同年考入北京大學。 1960年畢業，統一分配參軍到空軍工程學院。 2004年11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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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以後 蘇乙波
57年10月被劃‘右派’。在全年級40名右派中，唯一受‘免予處理’的。58年 9月分到遼寧。去瀋陽見到了蔣巍。他當時休學在家，但也被戴上‘右’帽。我去看他時，他愛人有孕在身, 處境也為難。10月我被分到大連工學院。正值大煉鋼鐵，深翻地。我參加勞動結束，分到理論力學教研室。開始聽老教師課，輔導，上習題課。感謝北大老師們的教導，教給的知識，對工科院校的力學課程，是能勝任的。不久就讓我上大課。任過機械，水利等系的理力課程。61年‘摘帽’時，好象記得有句好話‘工作量較大’。帽是摘了，但一切好象變化不大。 63年 6月通知我說已被調到錦州師範學院。後來才知道62年遼寧調整師範院校，遼西地區整合成立‘錦州師範學院’。缺乏師資。用院領導的話，就是要到各老院校去‘揀漏’，我是被揀去的。揀來是要上課的，所以一來就安排準備理論力學課，有一年的備課時間。其實我大部分時間用來看閒書了，如‘圖論’之類。從64年 9月到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給錦師院物理62、63兩個年級上過理力課。 文革開始。我自然是‘消遙派’。所有活動按學校領導（行政部門，紅衛兵組織，……）安排去參加。後來發生‘武鬥’。我住的教工集體宿舍位於火力圈內，人去樓空（後來我再入住時，發現個人所有物品被劫一空）。當時我只有回南京老家，呆了幾個月。到部隊支左，革委會成立，我才能回到學校。以後就進入‘清隊’階段。氣氛緊張，入夜時聞各類叫聲。我也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好在平安過去。文革是要觸及靈魂的，我幸運尚未觸及皮肉，只是被小將‘傳換’兩次，第一次問些周知的問題，第二次就告我還要去揭發別人了。（註：多說兩句。過堂時，我一進屋就放下心了。當時紅衛兵分兩派，雖說都是革命的，但對軍宣隊言，對‘擁’那派要委以重任。而另一邊又不能閒着，得找點事干，找我吧。那些同學過去和以後到現在他們和我關係都不差。） 69年吧。錦州地區出了個名人，白卷先生張鐵生（其實不完全是白卷，有幾分的）。在讀書無用論影響下，70年錦州市撤消了錦州師範學院。理化部分併入在朝陽的‘遼寧第一師範學院’( 遼一師 )。該校‘五七大隊’分機械廠，農場兩部。我被分到機械廠鑄工車間，當翻沙工。造型，澆鑄。技術活，體力活一起干。累一點，不去想其他，睡的好。特別後來招進來一些知青，待遇有所改善，每月發點肉票什麼的。在一起幹活，他們干一氣，歇一兩氣，我們跟着就行了。彼此間關係不錯。領導還要我準備點鑄造常識給青工講講。我還抱了一陣‘鐵碳合金圖’的佛腳，結果也未用上。其間廠領導為了上新設備，到南方取經，也讓我參加。 到74年錦州師範學院又重新恢復。我又回到錦州。在理化系工作，後來又派到數學系給工農兵學員上物理課。那段時間和數學系領導及老師關係不錯。工作和政治學習按安排進行。 78年右派問題改正後，我請調回家鄉南京。我一直單身在外，家貧親老。過去由於我的問題，誅連弟妹升學和工作。現在該我伺侯老母親晚年了。但系領導告我，不能主動為我聯繫單位，要我自找。78年夏我利用暑假回南京，聯繫了兩個願接受的中專單位。回錦州和系裡說了，系領導認為不合適。問題僵在那裡。9 月下旬我突然接到一封電報：‘南航已來函調擋’。沒有具名。我雖然是南京土生土長，但入學離校後，因身份關係從不和舊知聯繫。此時學院組織部門領導也通知我，確有其事，並徵求我意見，我喜出望外，當然表示願意。後來知道是我一位在南京的學生，幫我聯繫的。78年江蘇高考物理考卷在南航判閱，他參與時和南航教師談及我事，南航人事部門就發函了。錦師院把我檔案寄出，但沒附體檢表和個人鑑定。我是不懂這些手續的，只好跑有關部門辦理，寄出。我只有等待了。 79年初不料當我再次去問時，那位工作人員竟才告我：‘你死了這條心吧！某副院長已叫要把你檔案要回’。我無語了，只好去找一把手了。他知道我為人，我表示了回家鄉的決心。他點頭了。我也很感謝院領導們想留下我的好意，可我歸心似箭。在等調令那段時間，我也很忙，給市里出高中物理競賽題，去師專上課，給學生做科普報告，還得輔導系領導的小孩高考複習……。 79年 4月我拿到調令。系裡開了歡送會，會上聽到了這20多年來從沒有聽到過的讚譽之詞。這是說我嗎？我真臉紅了。我認為‘過猶不及’都是在應該有的‘實事求是’的區間之外了。 5月1日，我乘車去陝西我妹妹家，看望老母親。下旬去南航報到。理論力學教研室是屬於基礎部。主任是北大數學系畢業的學長. 到教研室最初是輔導‘分析力學’，然後教‘理論力學 ’，‘分析力學’，‘運動的穩定性’等課程。 80年 3月我成家了，時年過半百。 到南航以後，我感到我真是人民了。工作，學習各方面的安排一視同仁，也給我創造向前的機會。由於我個人原因，人又疏懶，現在想來，辜負了他們的希望和好意。評上副教授，帶了幾屆碩士生。 90年退休。現在已是耄耋之年，中年時經歷坎坷，隻身在遼寧。窗外之事知之很少，孤陋寡聞。那年莊國強來師院看我。我是非常高興，難友重逢。這之前我只和蔣巍，潘韶湘，張敦灝通過信。交流情況，我發現在同一政策下，具體執行者不同也有差異。後來我回南方後，聽到過一句話‘把政策用足’，意思是在政策範圍內，儘可能照顧群眾利益。比較之下，因執行者而異，也是可能的。 我工作單位不是高校，就是科研單位（入學前在南京水科所工作，54年作為調干生考入北大），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在大躍進，放衛星，教材改革，超聲波，煤氣化……，我參與過的有：風力發電，編教材（要打倒‘牛家店’從分析力學開始編動力學。註：那也是外資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想法。我態度是分給我個人任務，我完成。大夥一起干的，跟着干。不懂的，象搞超聲波，用一根玻璃管中放點鋸木屑用薄膜封口，就用來測土製的超聲波發生器（其本身我無法形容）頻率。我不知其他人明白不？。反正我不懂，說我是臭老九，此是一例吧。那麼多人，白天黑夜幹這些，算是後來的領導人所說的‘不要再折騰’中的折騰吧。 離校後到文革結束，目睹許多場面，多是發生在學校中事。清代吳敬梓寫了本‘儒林外史’。現代在那一轟轟烈烈的時代在知識分子層中見聞之事，如作為‘儒林內史’的素材，是不會少的。有些現在想起，也梃令人發笑的。 已進入暮年。這一生沒有做過好事，只是本分的工作，許多還是‘虛功’。但自省也沒做過壞事。現在算是‘頤養天年’。但困難也不少。一切聽其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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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後的絮語 孫傳儀
渾渾噩噩的進入了望八之年，感謝幾位學兄的熱心提醒，讓我記起了入學北大已滿一個甲子了。記得入學報到後，首先領到一個布袋裝的搪瓷碗和一雙筷子，然後入住5齋那個二層小樓。只記住了吃和住，可見我是一個沒有出息的吃貨。 學習方面只記得第一學期的期末考試，實行的是五分制的口試，丁先生把我排在了第一個。由於沒經歷過口試，心情自然緊張，考前一晚謝衷潔同學特意把他的手錶借給我，可由於從未帶過表，我把錶帶反了，半夜將三點半誤看成六點一刻，匆忙起床，結果可想而知。丁先生給了4分後，語重心長的告誡我不要貪玩，虛擲光陰，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這次讓丁先生失望的經歷，愧疚至今。 到了那一年（就是官方竭力讓我們忘記的那一年）被認定為廣場集團骨幹、實幹派，雖無言論仍榮膺極右分子封號，既未因言獲獎，就是無言而來，自應無聞而去，可二十年“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棣則心惕息”的別樣生活總要帶上一筆，那就說一件奇葩的事吧。 勞教人員和勞改人員住在同一個高牆大院內，受同一群軍警的保護，同一時間整隊集合去勞改，某一天大院中的勞改隊員們都已集合完畢，還聽不到我們隊長吹集合的哨聲，直到勞改隊員們都出工走完了，才聽到哨聲和“集合了”的喊聲。出了監舍來到院中，發現氣氛與往日大不相同，不但四周增崗加哨，牆頭還架設了幾挺機槍，因而集合時隊伍里較往日安靜了許多。集合完畢，隊長開始訓話：“今天要進行選舉！你們雖然犯了嚴重的罪錯，但和勞改人員還是有區別，你們還是有公民權的，要感謝黨和政府。下面發選票，每人一張，選票上有候選人的名字，在上面打勾，然後把選票投到那邊的票箱裡。”由於是第一次享受這樣的待遇，受寵若驚的人們，亂鬨鬨的奔向票箱，我趁亂將領到的選票揉成一團，偷放到口袋裡，準備出工後扔到地里。當然這一舉動是不能被別人看到的。選舉完成後，重新整隊帶上工具出工。在出工的路上，我不免有些擔心，我的行動若被發現，就會變成破壞選舉的罪行。後來事實證明，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當局根本不屑於統計選票，也就無從發現我的罪行。在忐忑不安中度過了兩天之後，一切又都歸於平靜。可能是朝廷也覺得這種把戲太可笑，因而以後再也沒有賞賜過這種“選舉權”。 在那先皇盛世，高牆之外還有更高的牆，許多暫居牆外的同學也都在勞動中接受改造和工農的再教育，而高牆之內的我也享受過前面描述的社會主義民主，幸福感應該是差不多的。 龍御上賓之後，蒙嗣皇恩典獲頒改正右派封號，並以多舛之身在荒漠小鎮獲一西席，記得當時有過小小的激動，還按七絕的樣子湊了幾句：“先皇盛世鹿馬難，重聞仙樂已蒼顏，回首陽關春去處，染整雙鬢事少年。”在那以後實在是乏善可陳。 離開北大後，二十多年一直從事着“被革命”的工作，並被教育要脫胎換骨，但值得慶幸的是胎未脫而骨仍健，苟活至今。古人有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兩句顛倒一下對我或許更合適，我是一個空有北大學生光環而懷中無玉的匹夫，愧對老師和學長們。能有一個絮語的機會，再次感謝京中熱心的學長們。
簡歷 丙子年生於北京，家庭雖無顯赫門第，卻亦不乏書香，自幼接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傳統人倫教育。十八歲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丁酉年躬逢先皇陽謀之盛舉，獲頒賜右派分子封號。朝廷特為此類分子制訂勞動教養刑律，遂於丁酉除夕於“爆竹聲中一歲除”之際，與諸多北大學子同系獄，此後廿餘年，服苦役於興凱湖與清河兩勞改農場，後又遠戍新疆，胼手胝足以求生。己未年嗣皇上諭，謂：丁酉之禍乃將數人擴大至數十萬之誤，並對此數十萬中之存活者，恩授改正右派封號。余忝列其中，乃得以多舛之身，在邊陲小鎮獲一西席，執教於新疆兵團農二師電大，並於又一個丙子年退休，苟活至今。 北大校慶日於燕園曾湊得仄韻七絕以答學友之問： 湖光塔影春依舊，如夢似煙學句讀。 識字清風今何在*，西疆古道駝鈴驟。 *註：清初徐述夔《一柱樓詩》中有詩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為此於乾隆四十三年釀成又一文字獄大案。 現暫居成都，與張景中、楊路、苟興華三位學兄同城。 電子郵箱：scy1000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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