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我們——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6）

地震的啟示、研究與對策

孫荀英

 

一、地震的啟示

1976年唐山地震大家都經歷過，那時我在電力學院工作、在北京電建公司工人大學教書，我的學生們正在唐山陡河電廠工地實習，他們都住在木板房裡。地震前，他們因木板房太熱向公司黨委書記鬧着要搬到樓房去住。當半夜地震發生時，他們被震醒、都從床上震到地上，但沒有一個人受傷！砸死！

當震動停止後，他們開開門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整個村子不見了，他們連忙去救人，沒有工具就用手刨，但救出的人基本沒有活的！因為村子裡的人蓋房子都用爐灰渣和石灰泥將房頂抹一尺多厚，因為‘頭重腳輕’，自然經不起晃動！而當他們跑到在建的廠房經過招待所樓房時也嚇出冷汗：那個他們想住的樓房也不見了，支部書記留下一部分人挖招待所的人，他們用手挖，挖到手指出血，也沒有挖出活着的人，沉重的水泥預製樓板將住在裡面的人全都砸死了！另一部分學員到廠房去救上夜班的人，看到用預製水泥板建的廠房也大部倒塌，在倒塌的部分，被砸的夜班工人都大部被砸死，只有在沒有倒塌的廠房下以及在倒塌廠房被機器支着的小空間裡才發現活着的人。

地震過後不到一個月，我和我的同事們坐着公司的車到唐山去給公司的工人送物資，看到唐山地震造成的景象：電線杆還都立成一條線、兩邊是倒塌的廢墟，原來的樓房像壓縮餅乾似的癱在地上，僅存的幾個沒有倒塌的樓房一面牆已經倒塌、剩下的部分也已傾斜、裡面的家具也都順着樓板斜坡溜到邊緣，有些只剩一兩隻家具腳掛在樓板上。但是唐山城中小山上的亭子卻完好地立在那裡！

後來分析：學生們住的木板房是‘輕型’結構，經受整體搖晃能力強，亭子的屋頂是‘榫卯’結構，都能經受八級地震，而樓房、廠房、村房都不能承受大地震的原因是：1）樓板、廠房頂是預製板，預製板太重，它與其他結構物不能形成鉸鏈連接，遇地震這種連接就分開，就開裂倒塌，就砸死人！2）村房房頂太重，而牆又沒有承受搖晃的能力，所以一遇大地震，整個房屋就倒塌。3）建築物使用‘輕型結構’是最重要的！4）在結構的連接點使用‘榫卯’結構能承受大地震的變形。

 

二、研究地震

1979年我調回北大後，參加北京市地震地質會戰第七專題工作，在王仁先生課題組從事唐山地震後其鄰區是否會發生另一次大地震研究，用有限單元法對京津唐地區應力場及地震危險區進行研究，後來又對華北地區近700年地震序列進行了數學模擬研究，再後來又進行新豐江水庫區構造的三維數學模擬計算，並研究過珠江三角洲和鄰區的中強地震序列數學模擬及其地震危險區，上述研究分別寫成論文在中國科學及地震學報發表。下面僅就我所了解的有關地震的知識和對策寫給大家，以供考慮！

 

三、 地震知識

‘衣食住行’是每個人每天都不可或缺的事情，其中，‘住’的空間又是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時中的大多數時間必須占據的空間。因此住的安全與否是必須注意的問題。‘地震’是與‘住’的安全與否直接有關的！雖然地震是小概率事件，人一生中遇到的幾率不大，可是，一旦遇到，後果就不堪設想！！！因此，學習掌握一些有關地震的知識是必要的！

（一）、地震有‘震級’、‘震源深度’、‘震中距’、與‘烈度’等概念之分：

1、‘震級’是衡量地震本身大小的一把尺子，它與地震釋放出來能量有關，震級愈高釋放的能量越大，一個七級地震相當於32個6級地震，相當於1000個5級地震釋放的能量，地震釋放的能量與震級之間是指數關係；

2、‘震源深度’指發震部位到地表的距離，相同震級的地震，震源深度愈小則地震造成的地表破壞程度愈大、範圍愈大；震源深度小於60公里的稱為淺源地震、震源深度在69——300公里的稱為中源地震、震源深度大於300公里的稱為深源地震，同等震級的淺源地震對地表建築的破壞大於中、深源地震。

3、‘震中距’地面上離震源最近的一點稱為震中，地面上任意點到震中的距離稱為震中距，

4、‘烈度’是指地震造成的破壞程度，它是與到震中的距離成反比的：離震中距離愈遠破壞愈小，離震中距離愈近破壞就愈大，地震烈度是與地震震級、震源深度、震中距以及震區的地質條件等有關的量，我國把烈度分為12度，通常用羅馬數字表示。 從國家地震局的網站上可以看到中國地震震中烈度區劃圖

（二）、中國地震區分布、地震與斷裂帶：

我國位於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板塊、印度洋板塊和歐亞板塊的交匯處。這些板塊的運動構成中國的構造運動和地震活動的動力學背景。

地震發生在地殼中，而地殼又由於在地質構造力的作用下產生許多地塊，地塊的邊緣就是斷裂帶，而在中國斷裂帶又比比皆是，有些是活動斷裂帶，有些是多年未曾活動的斷裂帶，加之地塊的邊界受力方向及大小又受到周圍地塊的影響，因此可以將全國分出幾個地震區：它們各自分布着不同的斷裂帶。

1、在東北及華北、華東受太平洋板塊擠壓活動的影響；

（1）東北地區主要的斷裂有：營口-義縣斷裂、大石橋-金縣斷裂、北票-朝陽斷裂、北票-義縣斷裂。

（2）華北地區主要斷裂有郯廬斷裂、唐山-灤縣斷裂、滄東斷裂、三河-平谷斷裂、懷來-平谷斷裂、灤縣-北京斷裂、八寶山斷裂、漢沽-懷來斷裂、赤城-懷來斷裂、安次-涿縣斷裂、涿縣-陽原斷裂、河間-衡水斷裂、白洋淀斷裂、保定-石家莊斷裂、辛集-衡水斷裂、邢臺-寧晉斷裂、邯鄲-磁縣斷裂、安陽-清豐斷裂、紫金關斷裂、大同-寧武斷裂、靈丘-廣靈斷裂、靈丘-代縣斷裂、代縣-原平斷裂、太原-介休斷裂、霍縣-臨汾斷裂等。

2、華南受菲律賓板塊擠壓活動的影響；

華南主要斷裂分布在珠江三角洲有：韓江斷裂、榕江斷裂、大亞灣斷裂、蛇口斷裂、珠江口斷裂、西江磨刀門斷裂、開平-鎮海斷裂、均安斷裂、茂名-陸川斷裂、海口-南寧斷裂、南澎斷裂、麗水-海豐斷裂、蓮花山斷裂、邵武-河源斷裂、從化-陽江斷裂紫金-博羅斷裂、四會-吳川斷裂、合浦-玉林斷裂、欽州-靈山-梧州-韶關斷裂、珠江口盆地斷裂、廣東濱海斷裂、番禺-惠來斷裂、廣州-安流-汕頭-東山斷裂、韶關-尋烏斷裂、靈山斷裂、硃砂-高要斷裂等

3、西南地區受印度洋板塊擠壓、西北地區受歐亞板塊西部對東部擠壓活動的影響，在該區域內分布着的主要斷裂帶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斷裂帶、雅魯藏布江斷裂、以及塔里木盆地南緣及西緣、天山南緣、準格爾盆地南緣、阿爾泰山脈南緣；在該地區還有崑崙山脈南北緣、巴顏克拉山脈邊緣、柴達木盆地邊緣、阿爾金山南縁、祁連山脈邊緣。

 

四、國外防地震的啟示

（一）、發達國家（如美國）地震砸死人的數量比龍捲風造成的死人數量相對少，他們多用木片頂、中間夾鋸屑的木板牆的輕型結構蓋房屋，所以7級8級地震頻發也砸不死多少人。建在洛杉磯貝弗利山上的有錢人的房屋才可能是磚牆瓦頂！但那是專門設計的專門施工的房屋、院落，其抗震性能絕對不低！

（二）、南美發展中國家大地震頻發，但砸死人的數量少，究其原因是其房屋大多建在遠離斷層的地方，而且其人口較少，一家一戶蓋房屋，用的是‘輕型材料’。

 

五、在國內地震的對策與建議

本來地震造成的災害是不分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但由於國情不同（人員眾多、土地少），抗震的手段也要不同，因此對策也要不同，建議：

（一）、學習防震抗災知識！

（二）、購買和居住在儘量遠離斷層的房子！首先要學習一些地學知識，了解你所在的城市及其周圍地區都分布着哪些斷層？因為在居住權70年之內沒準就會發生地震！甚至會發生大地震！ 遠離斷層的房子破壞會小些！！砸死人的幾率也會小些！！！

（三）、儘量不要購買和居住在高層建築內，因為地震時樓層愈高晃動（震幅）愈大！危險就愈大！！！

（四）、不要購買和居住在用預製水泥板構建的房屋內，最好購買現場澆注的房屋。如果能長期住在屋頂有遮陽、能保溫、能抗風、抗冷、抗熱、帶廚衛的活動板房裡，那是非常理想的住所！

 

六、參考文獻

1、王仁、孫荀英、邢全友、蔡永恩，京津唐地區應力場及地震危險區探討，北京市地震地質會戰專題成果，第七專題組，15-26

2、王仁、黃杰藩、孫荀英，華北地震構造應力場的模擬，中國科學，B輯，1982,4,337-344

3、王仁、孫荀英、蔡永恩，華北地區近700年地震序列的數學模擬，中國科學，B輯，1982,8,745-753

4、丁原章、王仁、孫荀英、郭欽華，深層構造新活動性的影響——新豐江水庫區構造的三維數學模擬計算，中國科學，B輯，1992,2,194-205

5、孫荀英、黃新輝、丁原章，本世紀珠江三角洲和鄰區的中、強地震序列數學模擬及其地震危險區探討，地震學報，1996年2月，第18卷，第2期，102-110

 

Email：xunyings@pku.edu.cn

 

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1960年馬寅初對批判他的人口論的回應

 

 

一生“四不像”

唐文亮

   

我記得在北大讀書時, 周培源老師同銭學森先生對力學是屬於什麼學科有過很有趣的說法,一位說力學不屬於理科,也不是工科,是四不像,一位說四都像。回顧過去我一生的工作,應該算是做些打雜的工作了, 四不像。我是唐文亮,是廣東省珠海市唐家灣人,1935年11月生於漢口(今武漢市)。 抗日戰爭爆發後隨家逃難南遷到香港、澳門, 最後回到故鄉。故鄉原本是個小漁村,現定為中國歷史文化古鎮(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理唐紹儀、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唐國安、及洋務運動時期的實業家唐廷樞--對於他,李鴻章曾說過: 中國可以沒有李鴻章, 不能沒有唐廷樞、還有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常務次長、代部長唐悅良……等都是這個小村子的人)。我就是在這裡讀完小學的,抗戰勝利後隨父去上海,在中正中學讀初中,觧放後回故鄉讀初三,髙中是在廣州第二中學讀的,1954年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一) 1958年畢業後分配到山西大學物理系理論物理教研室任助教、講師、副教授(後來在廣東省1987年評為正教授)。是山西省力學學會的理亊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1958-1984年期間在山西大學工作了26年,"文化大革命"前在山西大學分別講授過物理系、數學系的理論力學、分析力學、流體力學、髙等數學、數學物理方法、計算方法等課;文革後講授過協合學、非平衡態、分析力學(這課是給山西省高等學校的理論力學教師暑期班講授的);還有後來在珠海講過電路分析課；特別是在1980-1981年,當時太原工業大學要給研究生及力學的老師們開一個新課,暫稱為"非線性波",找授課老師,剛好他們學校新的校黨委書記是原山西大學的校長,於是他們研究後就請我去授課。這個課沒有藍本,我只有邊收集資料編寫講義邊授課,完成了任務。對這個課,我付出很多,但也受益非淺,有了這個基礎, 後耒我寫了一些與非線性波有關的文章,特別是我把非線性波的研究擴展到化學反應體系、光纖維化現象、神經波傳遞及它的穩定性、神經波方程的修正等領域,並取得一些成果。可能是這些,致有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聘我評審過7項申請科學基金的課題,如1984年四川大學的"非線性理論及其應用",中山大學的"非線性水波對海洋結構作用力的數值方法",中國科學院的” 具有旋轉內能的氣體分子運動論及在流體力學上的應用”, 杭州大學的”動力系統的渾沌理論”，1985年北京大學物理系老師的"磁流體力學管流",浙江大學的” 旋轉流場數值計算研究和圖象處理”，1986年浙江大學的"伴有離析的反應流硏究"等。在評審中又讓我學到了許多知識。1984年調回故鄉珠海後, 由於工作性質的攺変及缺乏學研的環境和條件,在學業上我自認為是提前退休了, 但是能夠為家鄉工作, 心情特別舒暢。

在山西大學理論物理教研室、光電子教研室工作期間,給我什麼課我都要講授好;還有一些上級指定給我的校外任務也要做好,各種任務迫使我在許多領域都要進行學習和研究,如等離子體、磁流體、強電磁場中有激光反應的流體、炮彈脫殼過程的預測、氣動自動穩壓理論、裝藥室的安全性、固體激光器的研製、細胞膜組分電泳及孤立波等,這些工作多在學報雜誌上發表過或在學術會議上宣讀交流過,有些即是內部資料。另外在山西大學創建光電子專業初期, 我和固體激光組的同亊們(大部份都是我們北大的校友)一起研製成一些激光器:如"紅寶石激光視網膜凝結機"(合作,山西醫學院附屬二院使用),"激光光譜微區分析儀"(合作產品,山西省地質局使用),"JG75-1型眼科治療機"(合作產品。臨汾無線電廠)；此外我還與太行儀表廠合作研製成"WZX-2氣動自動穏壓噐",這是通訉兵用的。在這些科研及文章中有10項獲過奨。

(二)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我不相信大躍進時的畝產衛星,大煉鋼鐵的產品質量及對當時的知識分子政策等說過一些現在看來是正確的話,被"紅衛兵"打成”現行反革命”,實行"群眾專政"迏十年之久。其間我住牛棚、掛牌遊街、兩派爭着揪去批鬥; 我挖過山洞、焼過鍋爐、焼過磚、做過木工、鉗工、機修工、泥瓦工、水暖工、架子工、看過大樓看過屍體……,有過多次幾乎死過去, 總算老天爺有眼, 我活下來了。更有甚者, 我第二個孩子出生都不准我回家看看, 我的妻子是北京大學54級的校友,山西大學化學系的教師張靚華,是中共黨員,當時她的組織逼她同我離婚,孩子妻子都抬不起頭做人,但是她相信我, 這才有今天的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我的兩個孩子都學業事業有成, 三個孫子都出國留學去了。

文革後期,直到1973年, 由於物理系教學與要創建光電子專業的需要,才把戴着帽子的我調回物理系去研製激光器,並給研究生授課。1977年山西省委組織部長到山西大學任黨委書記, 是他老人家執行政策,依法強行從物理系調出整我的全部材料,當着我的面焼掉了, 給我平了反!我萬分感謝幫助過我的人,特別感謝那位老書記,特別感謝鄧大人。我不恨那些整過我的人,不關他們的亊。這段磨難也是我的寶貴經歷。有話"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古今多少亊,都付笑談中"。

(三) 1984年調回到故鄉珠海市,由於當時珠海市還沒有高等學校(現在有十多所大學了,如北師大、吉林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 我沒法延續過去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了, 因此我常自嘲是提前退休,也就是說以後做的多是些社會服務了。當時珠海市的領導很關懷我,安排我去珠海教育學院做主管全面工作的副院長(沒有正院長), 學着做管理工作啦,在此期間還有兼職做的都是市科協、市政協、人大、學會…等社會工作,我被選為廣東省力學學會常務理亊兼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珠海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兼學術委員會主任(連任了三屆)、珠海市數學學會理亊長、首屆(1987年)珠海市高校教師中級職務評委會主任。此外還被選為珠海市香洲區第一屆第二屆的人大代表、珠海市第四屆人大代表兼科技專家組副組長、及市人大預算委員會委員、還選為珠海市第四屆政協委員兼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還被選為廣東省第七屆人大代表。剛回珠海時,北大的校友只有二十多人,我們組成了一個小小的校友會,與澳門、香港的校友交流聯歡。今天在珠海的北大校友己有數百人了, 校友會的領導班子更強大有力, 珠海還有一所北京大學的實驗中學。今天, 珠海教育學院也更名為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有六、七千多在校生。

    此外我參加過由國防工辦、由省科委、由市科委、由拱北海關等單位分別組織的科技成果鑑定會任主任、副主任、委員等職,也曾是第三屆全國生物力學學術會議的組織委員會副主任。還有在1991年我受國家教委的委託審訂了髙師物理專業的"理論力學"與"高等數學"兩個課程大鋼。

    (四) 1996年, 到期退休了! 今後就是人生最美好的時光!小時候有爹媽養,老了有退休養老金。我可以缷掉所有的工作,盡情去享受晩年生活了!

一生中我最懷念的是在北大讀書的四年,從老師的教誨和同學們相處中,以及當時北大的校風和學風的薰陶, 我感悟出一些信念,例如: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 勤奮學習持之以恆。 尋根問底追求真理……等, 並依照此做人、處亊、和工作, 雖然因此也曾使我受到過許多磨難與痛苦, 但是最終結果還是完滿的、美好的。我的座右銘始終是北大當時的校訓:”勤奮 嚴謹 求實 創新"。我還以為對人對亊都要順其自然,抱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態度。感恩北大! 感謝上蒼!

 

Email : twlzjh@hotmail.com

 

“一個人的一生會有很多機遇，但每個人在機遇面前可能會做出不同的選擇。也許，我們認為這些選擇都來自於自己的主觀願望，但是當你對生活的了解越來越深刻，你就會發現，外界的客觀因素其實對你影響很大，有時甚至超過了個人的主觀因素。所以我常常對我的學生講，不要以為你現在學的是數學，就會幹一輩子。很多時候，時間環境發生了變化，你就不得不隨之變化。任何時候，都會存在個人努力與時代需要之間的矛盾與統一。只有在整個時代獲得發展的大前提下，個人的充分發展才更具備條件與可能。”

——丁石孫談機遇與選擇

 

 

北大回憶

王開遜

 

今年是我們數力系54級同學入學六十周年。六十年在歷史的長河中雖只算一瞬間，可是對於一個人來說卻是一個不短的歷程。

從54年考入北大到59年畢業，這五年是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時光！現在我就把在北大期間至今我還記住的點滴往事寫在下面，錯誤或不正確的地方請大家指正。

記得我剛接到北大錄取通知書時，低班同學就向我祝賀，說我今後是華羅庚的學生了。華羅庚先生是我十分敬仰的大數學家，我一直沒有機會聽他講課。不過，我們剛入學時，華先生就和我們數力系新生見面並作報告，令人歡欣鼓舞。

1956年，錢學森先生剛從美國回國不久就來到北大，和我們數力系同學見面，並向我們介紹他的研究方向。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回國十分曲折的過程。只知道他是中國科學院新成立的力學所所長。

我們入學的那個年代，是全面向蘇聯學習的年代。我們用的教材是從蘇聯教材翻譯過來的。考試採用口試，評分採用5分制（實際上是優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個等級），我不知道這些是不是從蘇聯學來的。

提起口試，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江澤涵先生主考解析幾何的情景。我覺得口試能很好地判斷學生對考題的理解和對課程的掌握程度，因而是一種很好的考試方式（尤其是對於理科學生）。只是考試時間拉得太長，主考老師非常辛苦。

我們入學時，蘇聯展覽館剛落成不久，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展覽館還展示了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宿舍，布置得很好，令我們十分羨慕。那時，我們都堅信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我們在大學期間喜歡看蘇聯小說。提起蘇聯小說，我最先閱讀的是尼比留科夫所寫的《海鷗》。我們剛進北大時，數力系和化學系的新生在頤和園後山舉行一場登山比賽，我獲得女子組第一名。直到2004年，我才知道男子組第一名是9班的劉明華。系主任段學復先生送給我們蘇聯小說《海鷗》以資鼓勵。書上面有段先生題詞。這本書我看完後寄給弟妹們看，他們後來又借給同學看，最後要不回來了。十分可惜！因為那是段先生送給我的。

北大的文娛、體育活動都十分活躍。我記得剛入學不久便參加了跳傘運動。北大社團很多，國樂社招人，我又報名參加。整個國樂社只有我一個女生。國樂社請了外面的人指導。當時練習了二胡曲《金蛇狂舞》和雲南民歌《小河淌水》。我參加了一年（或一學期）便退出了。

我從入學開始就參加了北大田徑隊，一直到畢業才離開。田徑隊有專門的教練指導訓練。我在跳躍組（後來當組長），教練是體育教研室的管玉珊老師。管老師工作認真負責，除了訓練，還給我們上理論課。在北京大學生運動會中，北大田徑隊取得了不錯的成績。

北大田徑隊還組織我們去北京體院（現在的北京體育大學）參觀。並且把國家隊請到北大來和我們田徑隊交流。女子跳高選手鄭鳳榮（打破當時女子跳高世界紀錄）和男子舉重冠軍陳鏡開都和我們見了面。

北大的田徑水平比不上清華。我們北大是文理科，他們清華是工科，在身體素質上，學工科的一般比學文理科的要強一些。正因為如此，清華的田徑運動員顯得有些傲慢。記得有一年北京舉行西郊大學生運動會，我參加了100米比賽。清華跑百米的女生對北大參賽的不屑一顧，傲慢得很。比賽結果，我得了第三（第一、第二名是北京體院運動系學生），清華參賽者落在我的後面。我為北大爭了光，雖是第三，我當時的心情還是蠻不錯的。

田徑隊於58年夏組織了一次夜行軍活動。目的地是長辛店坦克三校。我們於夜晚12點在東操場宣誓出發，一路急行軍，天剛發白，到達盧溝橋。當時我對着橋下的河水，注視良久。這就是七七事變爆發的地方！從此，中國人民經歷了八年艱苦的抗戰，最終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日本最後無條件投降。

    在坦克三校，我們都鑽到坦克裡面去了，體驗在坦克裡面的滋味。

在我念北大期間，留學生大多來自蘇聯和東歐的國家。這些留學生和我們沒有什麼接觸。他們多半是來中國學中文之類的文科課程。不過，我在田徑隊時有兩個特殊隊員，一個在跳躍組，另一個在中長跑組。在跳躍組的本是朝鮮族，在物理系讀書。後來他去朝鮮探親，回來就改變了身份成為留學生，退出了田徑隊。另一個隊員是日本人，名叫首藤青茲。一次，他去校醫院看病，醫院的人問他看什麼，他以為問他姓什麼，他回答說“首藤”，醫院的人趕忙說“手疼看外科！"

首藤靑茲個頭不高，十分壯實。吃飯時他捧着一個大海碗，吃得很多。（以前聽別人說日本人吃得少，這裡給出一個反例。）他是哲學系的，平時參加哲學系的一切活動。後來哲學系同學下鄉，沒有讓他去。首藤是跟他舅舅來到中國的，聽說他舅父在日本的一家報社工作，長期待在北京。由於日本侵華的關係，以前我對日本人都很討厭，可是我對首藤的印象倒不壞。他為人很誠懇。

我在北大念書時，晚上大家都喜歡到大圖書館自修。由於座位不很多，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去搶座位。所以常常有同學打完飯一邊吃一邊往大圖書館方向快步走去。後來改成發座位牌子。由於僧多粥少，各班得到的牌子很少。記得有一次，我找到一個空位看書（我沒有牌子）。看了很久沒有人來，以為我可以一直看到下自修。誰知後來竟然來了一個人，他拿出那個座位的牌子給我看，要我讓座。不得已，我只好讓他。說來也巧，這位要我讓座的同學後來也參加了田徑隊，他是化學系的，他還記得那晚要我讓座的事，特意向我道了歉。我向他笑了笑，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以上所說都是一些陳年舊事。過去半個世紀了，至今回想起來，仍記憶猶新，回味無窮。

 

後記

雖然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老了，還是趕上科技突飛猛進的時代。如今互聯網發達，同學們雖各在一方，Email卻把我們的距離拉近。逢年過節，同學們互致問候，倍感溫暖親切。

58年時在北京參觀一個工業展覽，看到一個公路立交模型，感覺很好。如今，立交已在我國遍地開花。

54年我考進北大，從安慶到北京花了六天時間（在蕪湖下船申請路費耽擱一天）。如今，乘飛機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而火車、汽車更是四通八達，方便快捷。

過去我們十分羨慕蘇聯。如今我國的經濟已超過俄羅斯，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是當年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俄羅斯在航天事業上還走在我們的前面。我國起步晚，但如今已突飛猛進，有了巨大的成就。中國的航天員已數次上到太空，繞地飛行，不久的將來就要登上月球。

說到我國的航天事業，就不能不提到我們七班的班長李頤黎同學，自從畢業後，他就從事有關航天方面的工作，我國第一個上天飛行的航天員楊利偉還是他的學生，他教過楊利偉的課。對此，我為李頤黎感到驕傲。同時，我也為我們數力系感到驕傲，為我們北大感到驕傲！

我們數力系54級真是一個不平凡的年級，出了七位院士。王選同學更是三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他的激光照排技術為我國印刷事業開啟新的一頁。王選同學已經離開我們，我們全體同學會懷念他。

 

簡歷

1934年11月，出生於安徽省安慶市

1938年～1940年，在成都洞子口小學讀書

1940年～1946年夏，在重慶歌樂山讀了三個小學，畢業於歌樂山高店子小學

1946年夏～1949年1月，在南京二女中讀初一至初三上

1949年2月～1950年春，在安慶女中初中畢業，接着在該校讀完高一上

1950年3月～1951年5月，參加安慶地方幹部學校學習，後分配到安徽省岳西縣工作

1951年秋～1954年夏，回到安慶女中讀完高中

1954年夏～1959年夏，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學習

1959年夏～1972年底，在北京輕工業學院數學教研室工作，這期間在五七幹校勞動兩年

1972年底，隨校搬遷到陝西咸陽，學校名為西北輕工業學院

1981年1月，調動到華南師範學院（後更名為華南師範大學）數學系微分方程教研室

1990年夏，在華南師範大學退休

 

地址：廣州市華南師範大學高校教師村A座2208室（郵編：510631）

電話：（020）85213148

Email：honggb@scnu.edu.cn

 

 

 

 

回憶北大數學力學系的大學生活
王 選

初到北京的新鮮感

我於1954年考入北大數學力學系，當時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進入數學力學系的就有張恭慶、陳孝萱、羅時健和我4人。那年8月底，北大圖書館的一位老師來上海接新生，上海考入北大的同學包了一列火車的幾個車廂。北上的新生組成一個大隊，隊長是物理系新生周國生，他是調干生，入學前在上海一個區的團區委擔任負責人，周國生後任物理系的年級黨支部書記，品學兼優，不幸於1957年被劃成右派。由於我的中學學生幹部經歷，被任命為小隊長。

當時正值南方發大水，火車在南京附近時比走路還慢，兩旁看到的是大樹的頂部，從上海到北京共走了兩天三夜。在列車啟動離開上海北火車站時，車內不約而同地唱起了當時著名的蘇聯歌曲：“聽吧戰鬥的號角，發出警報，穿好軍裝，拿起武器；青年團員們集合起來，踏上征途，萬眾一心，保衛國家；我們再見了，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吧，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當載滿新生的大公共汽車進入北大西校門時，我被精雕細刻的大屋頂古建築物震驚了，因為在上海從未見到這類建築。當時哲學樓和大飯廳（現在的大講堂位置）之間是海淀區的一條街道，不屬北大，在街道上架起一座天橋，天橋以南是一大批新建的學生宿舍，24樓和25樓等剛剛蓋好（1994年李瑞環同志參觀北大方正時，說這批樓是他所在的施工隊蓋的）。54級的新生被安排在1齋到12齋的二層樓簡易房內居住，這些樓的位置即現在的電教中心所在地。我住在11齋，一間大屋子打成三個隔斷，每隔斷住8人，共住24人。冬天一個燃煤火爐把管子通到每個隔斷。負責燒火爐和打掃衛生的工友叫李錫友，他總是把洗臉間和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

第一次去頤和園印象很深，因為過去從未見過這樣宏偉的皇家園林。1954年秋遊人很少，大多數的殿都免費開放，殿內有很多展品，包括慈禧的畫像。當時的頤和園尚未修繕，保留了解放前破舊的狀況，與今天相比，倒有些原汁原味的意境。直到1956年，我才看到一批白髮的老畫工，冬天在長廊上燃起了爐火，一筆一筆地畫人物和花鳥畫，使長廊的畫貌煥然一新。“文革”開始破四舊時，我迫不及待地趕往頤和園，想再看一眼長廊的畫，可惜己被紅衛兵用漆塗掉了，大失所望。

北京的捷克造大公交車也使我覺得很新鮮，開關門是自動的。當時進城都走西直門，西直門到頤和園只有一班車，每次回校，都在西直門排長隊等車，長隊可達數百人之多，但很少有不守規矩加塞搶上車的。

當時普通話尚未普及，南方的廣播電台播送的都是當地語言，所以初到北京時語言上略有障礙，一位湖南來的同學，在大飯廳看電影時，碰到一位北京人一路喊“借光、借光”，他還以為是要借火抽煙。來自無錫的張紀泉同學去飯店吃餃子，對服務員說“要一盤兒餃子”，由於兒話音說得不標準，服務員給了他120個餃子。

 

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

54級新生共200多人，在數學系歷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級後來出了6名院士：張恭慶、周巢塵、胡文瑞、張景中、朱建士和我。200多位同學來自五湖四海，除西藏、新疆、台灣和香港外，內地各省和澳門均有入學學生。開起會來，不少同學說着方言，或帶當地口音的普通話。四年學生生活使我辨別和聽懂各省方言的能力大為提高。

一二年級不分專業，200多人分成9個班，其中有兩個班是考分高的，即6班和9班，但當時是保密的，學生均不知道自己的考分，也不知道哪個班是考分高的班。我被分配在6班，兩年後我才知道這是考分高的班。6班中成績最突出的是陳天權，他是上海中學考來的，中學期間就學了部分大學課程，並具備了閱讀英文和法文數學書的能力。上數學分析習題課時，他常常很快把題目做完，習題課老師吳文達就給他另出題目，吃偏飯。有一次在解析幾何習題課上，他出了一個奇招，使一個習題的結果極為簡潔，任課老師程慶民感到吃驚，思考片刻後肯定了他的結果，並加以讚揚。陳天權在二年級時就發表論文，我記得題目是《典型拓撲域上的黎曼可積性》，論文的內容均是課程中尚未學到的東西。程民德先生後推薦給其他教授，並評價“陳天權已掌握了有關領域的全部基本知識”。陳天權畢業後分配在內蒙古大學，改革開放後恢復學位，他成為內蒙古自治區第一個博士生導師，後調到清華大學任教。

9班中成績最好的是張恭慶和馬希文。張恭慶在中學時就已顯露出數學才華，當時《數學通報》上每期刊登難題，解出難題者的姓名公布在該雜誌上，張恭慶常常是解出全部難題者。所以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教務長趙憲初(後為校長、著名的數學特級教師、上海政協副主席)在我們中學畢業前的大會上說“張恭慶的本事比我大”。馬希文是北京四中考來的，入學時尚不足15歲，是帶着紅領巾進大學的。我入學後就聽說，北京報紙上把馬希文稱為“北京神童”，他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聰明的人。

馬希文很輕鬆地對付大學課程，餘下的時間就按自己的愛好發展，他學過蒙古文，用德文寫過詩，更大的精力放在音樂上，“文革”期間成為北大樂隊的作曲。1979年赴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在著名的人工智能專家、圖靈獎獲得者麥卡瑟手下從事研究，麥卡瑟有一公理系統長期以來有毛病，但始終找不出原因，馬希文只用兩周時間就發現了問題所在，麥卡瑟大為震驚。馬希文興趣太廣泛，未能專注於某個領域，他雖然取得了不少成績，但與其才華相比，這些成績是不相匹配的。馬希文於2001年患腎癌，在美國動的手術，由於手術中的失誤，不久就去世了。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張景中，他不僅成績好，文學水平也不錯，發表過詩作，他的政治課讀書報告曾作為範本張貼在牆上供大家學習。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劃為極右派，發配到新疆。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他仍不忘業務，與人合作，得了一個國家發明二等獎，後在機器定理可讀性證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績，當選為院士。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療期間，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團市委負責人的幹部來醫院探視，談起張景中，她說：“當時劃右派時就十分猶豫，因為他的功課太好了，很捨不得。”

 

充滿團隊精神的集體生活

50年代同學中互助友愛的風氣較盛，一年級時我班王樹桂同學(班上惟一的黨員)家庭困難，大家就湊錢買了絨褲，並由女同學繡上“王樹桂”的名字送給他。對學習困難的同學，大家也注意關心和幫助。每天下午4：30以後班上組織體育鍛煉，每周有一個下午是文娛活動時間，唱歌、跳舞，遊戲或排戲。數學力學系舉辦文藝會演，我班由文娛委員張紀泉主持排了反對浪費糧食的活報劇，得到了好評。那次文藝會演還有一個節目我印象較深，是由高年級學生劉婉如、常興華演唱的“小小行列式”，一開頭就唱道“行列式本是段(學復)先生教，我們姐妹倆來唱一唱啊!”下面就把行列式的一條條定理都唱了出來，例如“行列式一行等於兩行的線性組合，行列式啊!”

每年春遊是最高興的事，既盡了興，又增加了同學間的友誼，櫻桃溝、碧雲寺、八達嶺均是我做學生期間春遊去過的地方。有一次我班還打牙祭，自己做紅燒肉吃，由金旦華同學負責，我和尹桂彬同學則去棉花地(現在的五四操場)的住戶家借爐子和鍋，居然如願以償。我第一次在東來順吃涮羊肉也是和一批同班同學一起去的，因為沈立同學已先吃過一次，回來一番形容引得大家垂涎欲滴，便一起前往。沈立同學成績很好，“文革”期間力學系遷往漢中分校，在一次執行施工任務中他不幸遇難。

 

在大飯廳聽報告

50年代北大校長是馬寅初，當時已年過七十，人們都尊稱“馬老”。由於他威望高，面子大，所以常能請到領導人來北大演講。例如1957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時，周恩來總理來北大演講。周總理還多次陪同外國領導人來北大；李富春同志曾作過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陳毅同志曾作過關於亞非會議的報告。馬老介紹陳毅時說：“他不僅會打仗，是總理外交上的得力幫手，還會寫詩，是個詩人。”介紹完演講人後，馬老總是搬一把椅子，橫放在演講人小桌子邊上，邊聽邊記。陳老總上台的第一句話就說：“今天是馬寅老掐着我的脖子讓我來的”。接着十分生動地介紹當時剛閉幕的亞非會議一些內幕，有一個情節最精彩，陳毅說，會議結束時某國家的領導人說：“這次會議大家都犯有錯誤，只有中國的周恩來沒有錯誤。”此話引起我們的熱烈掌聲。

胡耀邦同志當時剛滿四十，任團中央書記，精力充沛，講話時表情和動作很生動，有時還在台上轉360度的一個圓 。講到京劇演員杜近芳等赴歐演出大受歡迎，不亞於當年梅蘭芳出國演出的盛況，他開玩笑地說，“杜近芳取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近似’梅蘭芳，而出國演出受歡迎的程度超過她老師，說明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1 9 5 7年康生出訪南斯拉夫後，受馬老邀請來北大介紹南斯拉夫情況。他一上台就用山東口音宣布：“今天的報告不准錄音，不准用速記記錄，你們若不同意的話，咱們見個面，我就回去了(意思是報告不作了)。”當時就感到康生久經運動，生怕報告中有什麼辮子被人抓住。

50年代江隆基同志任北大副校長，後又兼任黨委書記，是北大的實際負責人。他是一位教育家，對北大頗有貢獻。我們聽他的報告次數最多，但有時他也會不顧場合發表長篇講話，記得有一次陽曆除夕晚會上，大家都等着看節目和聯歡，他卻從國際形勢講到國內形勢，足足講了四十分鐘。江隆基後任蘭州大學校長，“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50年代時，馬老臉色紅潤，身體十分健康。一位與馬老共事的蘇聯專家自以為已通曉漢語，本意是想讚揚馬老健康得像個小伙子，卻說出了不倫不類的話：“你真是個老小子啊!”鬧了個笑話。馬老講話時自稱“兄弟”，說話隨便，沒有套話，也不帶官腔。一次講話中他抱怨說，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洗冷水澡的八大好處”，投給北大學報被退回，說這篇文章不是學術文章。他為此而不平，可見北大作風之民主，校長的文章也可退稿拒登。馬老所作的報告給人印象最深的無疑是1957年的“人口論”，那次報告中他對人口過多的負擔十分憂慮，講話語調非常激動，並不時拍打桌子。在報告中他舉例說明深入調查的重要性。他說他從美國留學回來後看到農村的公廁只有半截牆，外面能看到上廁所的人的臉，他覺得不文明，應加高圍牆或改成封閉式的。後來農民告訴他：“你是美國博士，但你不懂得，我上廁所時要看住我放在外面的扁擔，以免被人偷走。”馬老說，這番話使他恍然大悟。馬老在報告中特別強調了人口數據統計的重要性，他說現在的數據都是static (靜態的)，一定要有dynamic (動態)的數據才能反映人口發展趨勢。馬老“人口論”的 遠見卓識已被歷史證明，當然那次講話中，馬老在情急之下，也說了一些容易被抓住辮子的話。例如他說“日本、德國因為面積小，人口多，所以要出去尋找Living space(生存空間)，”“由於人口劇增，中國下一代領導人還能不能提倡和平共處?”對於一時的不妥之詞，馬老後來也接受了批評，但對人口論的基本觀點始終堅持真理不做妥協，這是值得欽佩的。

 

令人難忘的一年級基礎課老師

大學一年級的三門基礎課解析幾何、數學分析和高等代數，把我們從中學數學一下子帶進了高等數學的殿堂。這是一個很大的台階，沒有老師們的精心教導，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這一跨越的。解析幾何由江澤涵先生講授，他當時已年過半百，是北大的一級教授，由此可見當時北大對基礎課教學的重視。江先生的教材是自編的油印講義，因為當時尚無成熟的教材(包括蘇聯的)。我至今還記得，課間休息時，江先生總要抽一種散發香味的煙斗。 教授數學分析這門主課的程民德先生，當時是37歲的正教授，他講課循序漸進，十分嚴密，培養了我們嚴格思維的習慣。

50年代中期一批品學兼優的高級知識分子入黨，周培源、程民德先生也在其列。我記得程先生入黨的會議是晚上在哲學樓的大教室內舉行的，主持人是當時的系總支書記林建祥，先由程先生介紹自己的歷史，後由入黨介紹人吳文達作審查報告，再投票表決。這次會議領導很重視，主持北大日常工作的江隆基副校長出席了會議，也邀請了一些學生幹部參加。表決後有一段自由發言時間，學生中張景中即席發言，他把“程民德先生入黨”說成“程民德先生入團”，因為他的河南話講得很快，所以並未引起哄堂大笑。最後由黨委書記史夢蘭講話。“文革”前程先生任數學系黨總支書記，“文革”中受到很大的衝擊。1980年，程先生當選為學部委員，打倒四人幫後他開創了模式識別和指紋識別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雲院士在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貢獻。

教高等代數的先是聶靈沼先生，後是丁石孫先生。丁先生畢業於清華大學，北大數學系主任段學復表示不惜用6個人去換丁石孫一人來北大，可見他才華之出眾。丁先生教我們時才27歲，後接替陳杰先生擔任系秘書職務。當時年輕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很融洽，丁先生對54級情有獨鍾1956年時曾與54級同學一起划船游頤和園，並在石舫講了話，他說：“現在的青年學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大家都有理想。”確實，50年代時，我們對未來的美好前景充滿了憧憬。我至今還保留着當年遊園的照片。

丁石孫與化學系桂琳琳老師的婚禮是在俄文樓二樓舉行的，不少同學都參加了，主持人是吳文達先生，他專門帶來一個手搖鈴，並解釋說：“桂琳琳結婚後就改稱丁琳琳(叮呤呤)了。”代表54級學生發言的是吳慶寶，她在這種場合特能發揮，當場還送了一個洋娃娃，祝他們早生貴子，引起哄堂大笑。婚禮的壓軸戲是吳文達策劃的“新郎給新娘上口紅”。 1958年丁石孫先生三十歲剛出頭，正處在創造的最高峰時卻遭到了厄運，受到了批判和處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衝擊，與一批“黑幫”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隊勞動，只見他面色陰暗發黑，只有兩隻眼睛還炯炯有神，略顯當年的神采。“文革”結束後，丁先生在教學和教材編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擔任北大數學系主任和校長期間大力推動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經費最困難的時期，有些事情想辦也辦不成。他在任校長期間，對激光照排系統給予了大力支持，這一項目也是在丁石孫任校長期間從科研成果轉化成產業的，但北大方正給北大的大量回報則是丁校長離任後的事情了。

一年級習題課的老師也很優秀，數學分析習題課由吳文達、陳永和擔任。吳文達先生生性樂觀，講話有趣。1958年在蘇聯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間更是作為計算數學專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而被批鬥，但他都挺過來了。“文革”結束後創建北京市計算中心並任主任，還擔任北京市科委委員。1999年底我們54級的老學生為吳文達先生慶祝七十大壽時，他仍充滿風趣和說話幽默，註定是一個健康長壽的樂觀人。

高等代數習題課老師是郭悅成，他與陳永和均是數學系專修課畢業生中的尖子，當時都是單身，兩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 樓(筒子樓)的一間房間中。他們兩位專注於數學，不大注意房間衛生，我班的課代表常去兩位老師宿舍交作業本，回來後總要繪聲繪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內的髒亂情景。陳永和很有才華，“文革”前數學系曾想派他去法國深造，後因“文革”而作罷。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陳永和受到殘酷迫害，跳樓身亡。這是很可惜的，否則今天他也許有可能當選為院士。

解析幾何習題課老師是程慶民，他是年輕教師中的三好積極分子。他的習題課很有特色，尤其是一學期末的一堂總結課，真是十分精彩。他用高的觀點，深入淺出地把一學期的內容串在一起並加以提高，大家聽後受益匪淺。後來55級的一位同學也向我提起過程慶民先生的總結課，也是讚不絕口。我一年級閱讀的第一篇文獻是程先生提供的，當我按文獻內容作完我一生中第一個學術報告後，程先生鼓勵了一番，同時指出我的一個毛病：身體老擋住黑板，使大家看不見黑板上的字。

程先生曾擔任過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他曾組織過數力系教師籃球隊與54級學生隊比賽結果我們贏了。一年級時我班發展的第一個團員是康繼鼎同學，程先生來參加這次發展團員的會議，會議結束時作了一個不短的發言，主題是“要經常總結和調整自己的思想，與黨保持一致”，並說經常會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他的講話給我印象很深，我覺得程先生作為一名黨員，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工作很勤奮；但同時他又是具有很多獨立思想的人。反右時程慶民被劃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轟動，因為大家對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錯。聽說有一位教師曾說自己願意代替程慶民去當右派，因為程慶民當右派太可惜了。對程慶民先生的處分是最輕的，留校察看，但他自己要求下鄉勞動改造。“文革”中程慶民又上升為反革命分子，受盡折磨，四人幫倒台後，終於平反。上學時我就知道程慶民酷愛文學，他在我班聚會時介紹過蘇聯小說《茹爾賓一家》中的故事，但想不到60年代程慶民成了作家，他的作品在電台中被配樂朗誦，龔雪早年主演的電影《祭紅》就是根據程慶民的小說改編的。

帶領我們進入計算機領域的專業課老師

二年級下學期末開始分專業，張恭慶、陳天權、張景中、楊路(楊九高)、洪允楣等一批成績最突出的同學選了數學專業。計算數學專業那年剛成立，我因為看到了計算機的前景而選擇了這一專業，當時的專業主任是徐獻瑜先生。

徐獻瑜先生教過我們兩門課程：微分方程和程序設計。他講課風趣生動。例如在講授朗斯基行列式的特點，即“行列式內有一點為0，則統統為0”時，他打比方說，好比學校內有一個人傷風，則全校所有人統統都傷風。此話引起了哄堂大笑，使我至今仍記住朗斯基行列式的這一特點。

1960年我作為無線電系的教員到738廠搞技術革新，數學系的徐獻瑜、吳文達先生也同時下到738廠。當時100多人睡在738廠一個倉庫的地板上，每人的鋪蓋只能占到身體寬度的1.5倍，非常擁擠。徐先生也和我們一樣過這種艱苦生活。有一次開會，738廠的一位領導感慨地說：“聽說北大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也睡在倉庫的地板上，我們覺得很過意不去。”徐先生今已年過九旬，仍腰板挺直，這與他達觀的性格是分不開的。

另一門專業課“電子計算機原理”則是張世龍先生講授的。張先生是一位絕頂聰明和事業心很強的人，他於1956年開始獨立設計一台電子數字計算機，所參考的資料只有十分簡單的外文文獻。他的這門課大部分內容就是他主持設計的這台完整的串行計算機，從邏輯到電路都很具體。他大概是中國第一個獨立設計一台完整的電子數字計算機的人，但由於磁鼓存儲器不過關，機器未能運行。而科學院計算所夏培肅先生主持設計的小型計算機，由於有計算所磁心存儲器研製組的有力配合，後來者居上終於率先運行，成為我國計算機發展史上真正的第一。

1959年反右傾時，張世龍剛滿三十，正是風華正茂之際，卻被作為右傾的“黨內專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處分。“文革”期間又因“特嫌”而隔離審查，因為他自知沒有問題，所以泰然處之。張先生“敢為人先”的勇氣影響了我後來的科研生涯。

董鐵寶先生是從力學專業轉入計算專業的，他稱得上是“中國第一個程序員”。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國Illinois大學的Illiac I計算機上解了大量題目，而Illiac I是美國最早的計算機之一，後來的Illiac IV則十分有名，是平行計算巨型機的先驅。董先生帶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礎服務性程序，還帶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執筆的關於存儲程序概念的報告(Preliminary Report，後稱為Von Neumann報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這一報告就是董先生帶回來的。張世龍先生在設計計算機時很重視董先生的意見，認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過計算機的專家。董先生為人耿直，比我大2 0歲，我們後來成了忘年交。董先生離開美國時留下一筆錢給王浩教授(著名的數理邏輯專家、哲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定理機器證明的先驅)，由他按時把Communications of ACM雜誌寄給董先生。這一雜誌我在60年代時每期必讀，有些載有重要文章的雜誌就是從董先生那裡借來，並長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期，上面刊載Rump Group Seminar(美國一個討論班)的一系列關於ALGOL 60編譯的文章。DJS 2l機上ALGOL 60編譯系統中關於換名參數的處理方法完全是從該期上學來的。我至今仍保留着董先生的一部分Communications of ACM雜誌。源語言一級上的有力調試措施是DJS21編譯系統的重要特色。15年我把這一方案向董先生詳細介紹，並徵求他意見時，他肯定地對我說：“不敢說百分之百，但絕大多數程序故障都能通過這一系統查出”，使我很受鼓舞，後來這些措施深受用戶歡迎。

文革開始，已經有少量點董鐵寶名的大字報，我見到他時勸他“不要怕，事情總會過去”，他回答說“有點怕”，當時已看出他比較緊張。清理階級隊伍時，他作為“特嫌”被隔離，不堪受辱上吊自盡。後來王浩等美藉華人回國聞知此事時深表惋惜。

四年的大學生活正是“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憶；但也經歷了反右派“人斗人”的殘酷場面，許多成績優秀的同學，如張景中、楊路、洪允楣、於劭、陳孝萱、趙立人都成了右派，受了二十年的苦難。這使我想起夏衍的一首打油詩：“敢想容易敢說難，說錯原來非等閒，一頂帽子頭上戴，搬他不動重如山”。幸運的是，當我們四十歲左右時，迎來了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的春天，許多人在後半輩子做出了新的成績，當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勞動模範和單位的骨幹。受盡磨難的我們這一代人聚會時都毫無例外地談到：數學力學系學生時代為我們後來的成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我們終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原始出處：《北京大學數學學院九十年》

 

  

 

為何成了“六不像”的人？    

王有志

 

【開篇】北大的數學力學 + 部隊的教學科研 + 接連驀然轉向六次，造化成六像六不像之人。

【教學】1959年從概率論專門化畢業，不成想被分配到部隊院校。國慶前懷着忐忑赴西安報到，分配到基礎教研室教高等數學。那學院基於中專剛剛組建，已有教員中具大學資質者寥寥，一行十幾個應屆畢業生就成了大王，徑直推上大教室主講。

對教學質量，要求得好生嚴格，領導層層聽講，學員月月評講。月餘下來，反映“語調平淡；但邏輯嚴謹，語言簡練。”語調天生，只能揚長避短：講課“演講化”：推敲再三、諳熟於心，追求課堂上不能增刪一字；板書“排版化”：量測黑板尺寸，能寫幾行、一行幾字，文圖預先設計妥當，除在課間擦去下節課不再使用的部分外，力爭課堂上不擦黑板。幾輪評比，當上院級“郭興福式教學標兵”。

【插曲】1960年3月一天，教研室主任約談：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了；院領導高瞻，斷定今後得不到俄語資料而只能靠英語文獻了；檔案中見你一外是英語，你就對教員兼教英語吧。“馴服工具”早沁入心脾，哪能說不？奔書店幸得一本英語句型圖解冊子，便從背去的原版數學書中摘出一批批句子，依句型斷續分解了兩仨月；自己把7大句型是整明白了，聽者收穫天知道。

【運籌】正當沉浸在爭取編上兩三本像樣教材，憧憬評上個中校、教授時，部隊組建研究所，1967年突接調令回京搞軍事運籌。轉到研究，一要了解專業動態，二要掌握專業基礎。對於動態，美英雖各有一種運籌學雜誌，但有關文章鳳毛麟角；只能訴諸AD（軍事技術文獻）和PB（政府出版物）兩大報告。一查之後，方知什麼領域的生詞都有，詞彙量頓成瓶頸，原有的3千詞《英語最低限度詞彙》哪夠，就學8千的、1.5萬的，仍然難以應付，索性讀鄭易里的3萬詞《袖珍英漢詞典》。經過持續兩年的“半隱式”（將藍綠塑封換成紅寶書皮，唯恐被聯繫地主出身戴上“白專”）傻記，到囫圇吞棗知其八九成時，終能較自由查詢索引，寫出了動態綜述並譯出幾篇重點文章。同時惡補專業知識（武器、效應和算法），實地考察調研，提出了系統模型和圖解方法，與美國運籌學雜誌同期發表的模型相比，複雜度居然高出一兩個量級。適逢全國科技大會召開，評上了一等獎，軍報跟着報道一篇，又補缺研究室主任。

【軟件】這種模型屬於稀疏馬爾科夫鏈，階數甚高。為配合剛引進的自動化指揮小型試驗系統，總結出此鏈轉移矩陣構造算法（因而具有可計算性），寫出以此為基礎的專家系統方案。呈送所長並請求配人設計程序時，說是方案雖好，可計算機科班所里只有六位，到哪抽人給你編程？只好戰戰兢兢去學上機。原來在大學各門課中，最怵的就是計算機，煩透了地址、指令什麼的都得寫成機器碼。可現在有了Fortran 4，看一陣後寫5個小程序，一次通過四個並打出漂亮結果。遇到這種半公式半英語的高級語言，猶如久旱逢雨。趁勢探查出此語言還有漢字-整數碼轉換、控制盲文字符（可以此拼出地圖示意）等10余條未披露的指令（是後來Fortran 77指令集的雛形），以此設計出綜合計算-漢字-圖形的專家系統，演示後有人稱奇。獲軍隊科技進步一等獎。日後連同前面的科技大會獎，當了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帖。

【科管】見此情景，在1982年引進大型自動化指揮系統時，受命擔任軟件談判組組長。半年內通讀了該系統20余本軟件資料，系統總體大體知曉。採購談判順利，合同訂得圓滿。恰遇編制調整，所長熱門人選，大跳級到更高位置；不才居然小跳級成為黑馬。業績不過爾爾，但改革試點、軍民兩用產品紅火，創收令人艷羨，加之人緣尚好，到了換屆時，便一再連任。

【勇退】始終認為搞技術管理本非所願，只是應幾年景。到了1989年，當七八年所長後，眼見有人對這小官位十分上心，也覺着再當幾年難撿回業務，決意請辭，未獲立准，答：“年齡不到任職上限，平白無故怎給你打報告免職？”。未幾峰迴路轉：“今有機遇，去考高級訪問學者（後聽說是碰上了出訪年齡上調到35-55歲，而部隊一連兩年送考的英語都沒過關，廢了名額）；你若考上，自然就好重回業務了。”通過考試和培訓後，原分配去加拿大；但為引進設備去美國參訪過，十分嚮往英國。周巢塵得知此情，主動幫忙聯繫到曼徹斯特科技大學(UMIST)。出訪還得有身份，又找到陳家鼎，請求認作北大概率統計系名義教授。1991年7月，得以近54歲之身留英。臨行前夕，好心人指點：“你訪問回來面臨退休，在部隊爭取項目很難。發揮你基礎知識優勢，到地方去闖吧”。“你英語可兼翻譯。”

【訪英】不錯！搞翻譯能把學來的“六藝”整合起來。於是在英國的一年零七個月，除必要學術活動外，重點放在磨練語言。用的不外乎窮辦法：鑽圖書館；免費參加英語聖經討論班；節假日隨學聯組織的參訪，或背小包乘大巴“自由行”，英國近70個城市去過2/3。英國人矜持得很，同車並坐兩三個小時始終不會理你，可不恥下問請教英語或英國文化時，他們話匣子立馬打開，一路上你耳朵就別想清淨。通過主動接觸native speaker，在講、譯英語上壯了膽，也積累些感性知識。一次到訪南海岸中部的樸茨茅斯，與同路男子搭訕：“您從美國來吧？”“不，我當地人。”“可您滿口美國腔啊！”“我本地口音。”回去借書一查，48個音標中，那裡有45個與美音相同，特別是帶r音節的兒化音。美音出自何方一直是個謎，誰料謎底是樸茨茅斯。

【編審】1993年2月回來。因原單位在國內計算機上率先用上漢字，並制定漢字點陣字模國標，與信息產業部標準研究院有長期協作關係。受聘為其信息技術標準化專家組成員。翻譯、譯審有關信息技術的國標、軍標200餘項；特別是（重）譯了《國際標準化組織  信息技術詞彙》、《信息技術美國國家標準辭典》。又應朋友之邀任清華大學出版社特約編審，主編《漢英數學詞彙》，復終審書籍約100部。薦舉為第二炮兵軍語編審特約專家，承擔二炮軍語、軍事百科條目英語配詞的審定和補詞工作。

【譯理】1997年5月退休後，將譯審中的點滴陸續提煉成文，試圖將運籌學方法（對系統作分析、量化、優化）引入科技術語、辭書的翻譯理論。先後在《中文信息學報》、《科技術語研究》雜誌上供稿《信息技術名詞定名的系統分析》、《英漢科技翻譯中的術語定名規則探討》《科技術語定義的特點與常見問題》、《海峽兩岸信息技術術語異同與優化》等。以所列最後一篇為例略加說明。因屬於全國信息技術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海峽兩岸信息技術術語協調特別工作組成員”，得見台灣的《電子計算機名詞》。信息技術術語量約二十萬條，兩岸術語逐一比對不是辦法。但組合語占5/6，組詞法同一；因此選出1千個術語元（組詞成分），不難分成幾類：同名同義的（如“嵌入”）、異名互懂的（如“交互”︱“互動”），異名同義的（如“固件”︱“韌體”），同名錯指的（如“列column︱row”）等（此即分析）。對不同類別的“易交流度”賦予同的值（此即量化）。前兩類約占7成，總體易交流度目即達70 %。對於影響交流的後幾類，分別採用“互納為同義語”和按“直譯首選”、“避讓既占”等規則統籌另行定名（此即優化）之後，易交流度可達86  %  -  91 %。對比“英語圈”，因其涵蓋多國、一詞多義、虛實混同三因素影響交流，分析量化後推知其易交流度為90 % - 92 %。可見“漢語圈”要達到這樣的水平，絕非不可企及。

此期受聘全國科學技術審定委員會通信委員會委員，《中國科技術語》雜誌編委，參與制定《通信科學技術名詞》。另總結了《科技術語語法》系列報告，並受託作了《如何寫出純正科技英語》講座；隨接中國外文局教育培訓中心兼職教授聘書。

【尾聲】教學-運籌-軟件-科管-編審-譯理，六個階段，六個領域，人說都帶着“北大”印記。不過業績差強人意，充其量“高不成低能就”而已。

年輕時太過貪玩，非業務又虛度太多光陰。到老來對那些都失卻興趣，最怕閒來無事。牛津加韋氏（兩詞典系列），奉為聖賢典。不時勤瀏覽，似與聖人言。消遣又頤養，豈非活神仙？

 

簡歷

河南省南陽市人, 1936年9月生。

1954年7月南陽中學畢業。

1959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概率論專門化畢業。

1959.09 — 1966.06第二炮兵工程學院訓練部高等數學教員。1966.07 — 1989.12 第二炮兵第二研究所從事運籌學、計算機專家系統研究，後任研究室主任、所長。

1991.07 — 1993.02 英國曼徹斯特科技大學（UMIST）高級訪問學者。

1997.06 退休，轉入英漢科技翻譯、科技術語的理論、實踐和方法研究。

 

通訊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西土城路8號院 交通部水運院 安環部 陳俊峰轉（郵編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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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136 4120 1518  137 1890 5773

 

 

 

 

 

徐獻瑜老師長壽百歲，晚年按時起居，飲食適度。白天讀書、寫字、下圍棋，晚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子女們勸他多做一些運動，他一本正經地反問：是愛動的猴子活得長，還是不動的烏龜活得久？

根據徐獻瑜女兒徐泓回憶《父親徐獻瑜》

 

 

相識甲子憶教學

王振東

 

    相識一甲子，燕園情懷深。離開燕園的五十六年，我先後在三所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現主要就有關教學科普上的一些經歷，寫給入學六十年聚會的《六十年情懷》文集，以向老師和同學們匯報交流。

我1937年6月28日出生在南京下關離長江邊不遠的乙興里1號。1937年12月13日，日寇在南京瘋狂地進行了大屠殺，母親用鍋灰抹黑了臉，抱着五個半月的我匆忙乘小船逃到八卦州，又逃避到江北六合縣的瓜埠,才躲過了這場屠殺浩劫。懂事後，母親對我說，逃走時只拿了幾塊尿布，而家所在的乙興里已全被日本兵燒毀了。1940年回到下關，住入重建的復興街9號，復興街（“復興”二字可能指浩劫後，在廢墟上重建的意思）是一條短街，從中山北路算起，不多遠就是另一個街名二板橋。

4歲半時，父親送我到復興后街的私塾接受啟蒙教育，第一次到私塾時，先向孔夫子畫像磕頭，再給老師磕頭行拜師禮。老師讓先學握毛筆寫字的姿勢，用小手指夾握着小紙團用筆，以後再撤去紙團，小手指仍須旋空、不能挨上手掌。握毛筆姿勢不對、或背不出書，都要挨扳子打手心。約半年後滿5歲離開了私塾，去龍江小學上一年級。

龍江小學在下關火車站（曾稱南京西站，現己不作車站，準備改建為南京鐵路博物館）附近的原靜海寺舊址，教室是屋頂很高的舊寺廟房子。靜海寺是明成祖朱棣，為表彰鄭和下西洋的功績而修建的，賜名“靜海”，㝢意四海平靜、天下太平。1842年，清政府被迫與英國在此簽訂了“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從這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開始，1842年到1949年的107年間，中國與外國共簽訂了1100多個不平等條約。所以，靜海寺是中國近代史起點的見證地之一。為紀念香港回歸祖國，拆除了這裡的校舍及房屋，於1997年重修了靜海寺，並鑄建“警世鐘”，成為一處人文景點。

1953年在南京市第八中學讀書時，讀了一本翻譯的航空科普小冊子，所說飛機為什麼會飛的道理，激發了對流體力學的興趣。1954年在南京八中高中畢業考大學時，因父親在蘇州振亞絲織廠做工，哥哥去了鄭州工作，都不在南京，母親未上過學不識字，也沒有對我報考學校和專業的志願發表意見。所以就按自已對流體力學的興趣，報考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北大數力系1954級200多人在一起聽名師講大課，按小班上習題課、開展活動。我一年級在八班、二年級在七班、三年級在力三三班、四年級在流體班，先後與約100位同學同在過一個小班，得到了向許多同學學習的機會。記得剛到北大時，個子還不到1米7，大學一年級長到了1米8。在北大的四年，既受到嚴格的科學訓練，又受到了科學、民主精神的薰陶。北大老師的熱情誠懇、誨人不倦、以身作則，他們言傳身教使我學會了怎樣做人、怎樣做學問。

1958年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畢業，分配從事教學工作。先後在西安交通大學（1958—1961）、河北大學（1961—1986）、天津大學（1986至今）任教。

1961年到河北大學工作時，拜物理系的二級教授馬灃先生（1897—1966，192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26年獲英國里茲大學碩士學位，1927年任河北工學院機械系主任）為師，進修流體力學，主要學習Milne-thomson的名著 Theoretical  Hydrodynamics 。馬先生要求每次都要用英文寫閱讀筆記、作書內所附英國著名大學的研究生考題，交先生審閱。一次演算時，得到橢圓長軸與來流垂直時為穩定平衡位置的結論，馬灃先生笑着說：這就是唐詩中的“野渡無人舟自橫”。隨後就去圖書館找（清）蘅塘退士編的《唐詩三百首》，查到了韋應物的七絕“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初次認識到古人早己對所算流體力學題目的結論有所認識，1963年在河北大學舉行的科學報告會上，我所作的“二維流動的複變函數方法”報告，指出了中唐詩人韋應物的詩句“野渡無人舟自橫”，描述的正是流體力學的現象，這洗鍊的詩句里凝聚了詩人對力學現象的洞察力。

1972年初，軍宣隊讓我去白洋淀旁的河北大學五七農場種水稻，在當時的特殊歷史環境下，勞動之餘不能讀業務書，但可以看領䄂喜歡的唐宋詩詞，就帶了唐詩三百首、宋詞一百首等幾本古代詩詞書，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王力教授的《詩詞格律十講》，在勞動之餘閱讀，很受啟發，領悟到像“野渡無人舟自橫”那樣，不少唐宋詩詞的作者是用力學遠動景象來抒發情思。過去人們是從老子、莊子、墨子等一些思想家的著述中，去尋找古代的力學思想，卻不知唐宋詩詞中也有一些佳句，是古人對力學現象的精湛描述。當時還寫了一點讀書筆記和打油詩，如挖溝渠澆灌稻田時，在插入渠中的鐵杴後面看到了清晰的卡門渦街，就寫下了“挑溝常見卡門渦，給排渠水思流力”。這些為日後撰寫力學詩話的文章作了準備。

作為教師，應當努力將不容易明白的事情，使學生不僅能弄懂，而且還饒有興趣。1987年給天津大學力學系1985級講“流體力學”課，12月底最後一堂課的下課前夕正好講到“理想不可壓縮流體無旋運動”，經過計算得到一個結果，就在黑板上寫了韋應物的七絕“滁州西澗”，指出這正是“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這時全班同學突然響起熱烈的掌聲。這件事鼓舞了後來將自己對唐宋詩詞中關於力學現象觀察和描述的佳句，和近代力學的發展交融在一起闡述，陸續寫出來放在雜誌上，提供給更多的大學生和讀者閱讀和欣賞。

1997年天津《今晚報》刊登了博導徵文啟事，我以“野渡無人舟自橫”為題寫了一篇短文應徵，刋於1997年9月20日《今晚報》副刊“日知錄”攔目。這篇短文主要是引了幾首唐詩，說明古代詩句中也反映了不少力學道理。

南開大學出版社的李正明編審見到《今晚報》上文章後，邀為他們的“大學生叢書”寫一本書，於是與武際可同學商量，將我們倆人多年在《力學與實踐》雜誌“身邊力學的趣話”欄目中發表的20篇文章，略加修改補充並加一些插圖，於1998年10月合作出版了《力學詩趣》一書。1998年是母校北京大學建校百年，我們在序言中寫了以這本書獻給母校北大百年華誕。《力學詩趣》出版後，收到了王仁、馮元楨等前輩老師來信讚揚。《力學詩趣》於2001年5月獲得了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中國作家協會共同頒發的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二等獎。

我2002年11月退休，2006年8月送走了最後一位博士生畢業。從教40多年，曾教過一千多名本科生、一百多名研究生。1996年11月獲天津市教學成果一等獎，1997年10月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北大老師對科學教育事業的獻身精神一直教育着我，也為在退休及進入古稀之後怎樣繼續做好一名教師作出了榜樣。

1991年10月周培源老師（1902—1993）來天津大學參加我們主辦的“第三屆全國湍流與流動穩定性學術會議”，以九十高齡作了題為“非壓縮性流體的湍流理論”的大會學術報告。原計劃報告時間是35—40分鐘，可是周老師越講興致越高，一直站着、不停地講了75分鐘。按照“祝九”的習俗，中午我們在學校42齋招待所餐廳為周老祝了九十大壽，他在祝壽時高興地介紹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治學、做人的4條經驗：“獨立思考、實事求是、鍥而不捨、以勤補拙”。沒想到這次大會報告竟成了周培源老師一生作的最後一次學術報告，後來按錄音整理發表於《力學與實踐》雜誌。至今我還保留着周老1991年5月寄來用毛筆所寫為會議的題詞：“積極開展流體湍流運動的實驗、理論與應用的研究，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1999年5月，我受聘擔任中國力學學會和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力學與實踐》雜誌的主編。為想在雜誌上多刊登高水平科普文章，宣傳力學對科學、技術、國防和經濟建設的貢獻，便去向擔任過中國力學學會理事長的王仁老師（1921—2001）匯報這個想法，先生當場確定以“反演的力學”為內容帶頭寫科普文章。7月寄來了“力學的反演、反演的力學”,2000年2月又寄來第2篇科普文章“‘小洞不補，大洞吃苦’―論機械設備的‘健康檢測’”，2000年8月先生去美國參加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大會回北京不久，體檢發現胰腺癌，在病魔纏身時，忍着腹部疼痛又趕寫出第3篇科普文章“力學模型及其局限性”。2001年3月23日下午，我與老同學武際可、邵秀民，以及陳耀松老師去協和醫院看望先生。王仁先生在短暫清醒時，用插有輸液針頭的右手緊握着我的手說：“第4篇還沒寫完……”。我聽後心裡十分難受，也為先生在彌留之際，仍惦念尚未寫完的力學科普文章而感動。王仁老師用生命詮釋了對科學事業無私奉獻的崇高品格！

周光坰老師（1919— ）雖退休多年，近八十歲時還領着北大、復旦、中大三位教師編著了高水平的《流體力學》教材；2010年4月底他從美國回來，來天津大學時告知正在撰寫《流體力學史》一書。裝了心臟起搏器又拄着拐仗的九十一歲老人，還在精心著書，真讓學生肅然敬佩。

由於北大老師們的言傳身教，我退休以後一直筆耕未輟，以書面形式在面向更廣的“課堂”上,將教學的心得、體會和有關資料與年輕教師和學子交流。不斷為京、滬的《力學與實踐》、《科學》、《自然雜誌》等期刊撰寫力學科普文章，並將一些文章放到《科學網》、《天益網》、《中國力學學會網》等網站的電子文集中，以文會友，進行交流。2008年作為《大眾力學叢書》的一種，將己發表的一些科普文章結集為《詩情畫意談力學》出版。2013年《力學詩趣》又應邀參加“中國科普大獎圖書典藏書系”再版。今年還將近幾年新發表的一些科普文章，結集為《趣話流體力學》交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希望這幾本力學科普書，能使讀者體驗力學趣味、感受力學魅力，以詩情畫意之美，增益力學之美，以力學之美，體驗詩情畫意之美。

六十年前，我是受到一本科普小冊子的影響，對流體力學產生興趣，報考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來到燕園學習的。希望我所寫的力學科普小冊子，也能啟迪一些年輕學子,有興趣來學習、應用和研究力學。

2014年6月寫於天津大學新園村

 

簡歷

1937年6月 出生於江蘇南京市

1942—1948年 南京下關龍江小學學習、畢業

1948—1949年 南京下關惠民中學學習

1950—1954年 南京市第八中學學習、畢業

1954—1958年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學習、畢業

1958—1961年 西安交通大學數理力學系工作

1961—1986年 河北大學數學系工作

1986年起 天津大學力學系工作

2002年11月退休

 

通訊處

300072 天津市天津大學新園村14樓1單元402室

電話：022-87892446 ，手機：13642072748

電子郵箱：wangye@tju.edu.cn

 

 

無奈與自豪

——未必虛度的40年

翁方愚

       

在北大畢業時，我單純、幼稚，以極大的熱情響應黨的號召：到祖國的邊疆去！與另外十三位同學去了內蒙。從此開始了四十年的教師生涯（退休後由於工作需要，還返聘了三年）。教過大專、大學、高中、初中、中專。雖然沒有當過小學老師，卻也教過“小學數學教材教法與研究”，指導過中師生在小學的實習，稱得上全能教書匠了。不但教過書，也當過教研員，做過行政工作、中學副校長，也曾兼任“鐵道部中專普通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兼任數學組副組長”。算得上教育戰線上的通才了。但是唯獨沒有幹過我的本行——概率論，每次工作調動時，領導都是說，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新的工作似乎除了我，再也找不到人了。而他們似乎從來也沒有考慮過我的專業是什麼。

       回首往事，感慨萬千，北大培養了我，可在專業上毫無建樹，有愧於師長，但是黨指向哪裡我戰鬥到哪裡，而且幹得不比這個領域的內行差，完全得益於北大所培養的我的能力。這又無愧於師長。下面的幾個方面，權作對這一段文字的詮釋吧。

      

一、喧賓奪主

       在柳鐵二中舉行的周總理追悼會上，我代表年級組致的悼詞獲得了校領導的好評，很多鐵路系統基層單位，紛紛來借用。從此我校的大批判組多了一支筆桿子。寫寫大批判文章倒也好辦，因為那都是些黨八股：以最高指示開道，以N個萬歲結尾，中間按照人民日報社的調子，上掛下聯，隨便喊上幾句，反正這種文章的可讀性極差。沒有幾個人會認真看的。不過核對卻要十分用心，萬一把毛字寫成劉字，那可是滔天罪行、死有餘辜了。而且寫這種文章，那是政治任務，可以堂而皇之在上班時寫（鐵路學校是坐班制），所以在吹牛、說笑聲中，很輕鬆地完成了。一點也不影響我晚上學習DOOB的《隨機過程》。

       誰知道好景不長，不久鐵路局文藝匯演，由於我校革委會主任，思想解放，敢想敢幹，在自力更生創建農村分校的過程中，走出了一條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所以要大力弘揚這種精神，鐵路局領導把它定為重點節目，校領導把這個光榮任務交給了我。其實，我哪有什麼文藝細胞，更沒有想到一炮走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打倒四人幫後，由於這位革委會主任，本是團幹部出身，一路提拔上來，所以緊跟形勢搞宣傳是拿手好戲，這項任務又落到了我頭上，打倒四人幫，普天同慶，大家都十分喜悅，雖然任務十分艱巨，但也十分樂意。這次大量查閱了四人幫的材料，還查閱了武則天和慈禧太后的材料，編了一個活報劇。主管我們學校的鐵路局工程處（工程處主管學校，看似天下奇聞，其實卻是落實偉大領袖關於外行內行論斷的結果）很快審查通過，由我們年級組長帶了一幫學生到鐵路局各個基層單位（含鐵路沿線）去巡迴演出，我由於還要上課，所以沒有跟去。編導和這幫學生不住添油加醋，甚至無中生有添加了許多細節，雖然失去了嚴肅性、真實性，卻也譁眾取寵，產生了轟動效應。從此我校名聲大振。

       為了完成這些任務，我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別人不了解，都說：他聰明，辦事塊。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其實套用魯迅先生的一句話：我是把別人看連續劇的時間全用上了，其實不看電視劇倒也無所謂，最可惜的是《隨機過程》的學習變得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往往幾天也沒有翻過一頁。勉強堅持到了恢復高考，就壽終正寢了。可憐，沒開花就夭折了，可惜，二十幾年的努力，付諸東流，悲愴問蒼天：誰之過！

       幾十年來，對於領導分配的工作，我都是二話不說，只有一次例外。因為那明顯是個不可能的事件。徐遲關於哥德巴赫猜想的報告文學發表之後，我校那位敢想敢幹的校革委會主任突發奇想，親自到辦公室來找我說：翁老師，你能不能帶5個高中生苦幹半年把這顆皇冠上的明珠摘下來，向國慶獻禮。我頓時驚得目瞪口呆，緩過來之後，趕忙向他解釋，他以為我在拿架子，又說：只要你們發揮沖天幹勁，我們後勤保障供應，互相配合，肯定能完成任務。真是秀才遇着兵了。其實他的所謂後勤保障，無非是吃飯時，多加點肉之類的生活措施，真要研究的話，我校圖書館連一本數論的通俗小冊子都沒有。我只好向他攤牌：不要說翁方愚帶5個高中生，就是陳景潤帶5個翁方愚也解決不了。

 

二、高考指揮棒下的拼命三郎

       一個有責任感的中學教師，很難不圍着高考指揮棒轉的，因為他不能眼睜睜看着未來的精英被摒棄在大學門外，而當今社會，如果不進大學，好像一顆天才的種子，落在了鹽鹼地上，雖然也可能發芽成才，但畢竟是大打折扣了。

       為了提高升學率，教師們除了提高教學質量外，還有很多其它事情要做，“功夫在課外”，其中有高考預測會，分析各地的模擬試卷，甚至還有注意有關領導人的講話……，這時充分發揮了鐵路的優勢——因公出差，可開免票，不但增加很多的外出機會，而且只要“酒香”，天涯海角也要去。

       功夫不負有心人，1979年是我分析當時的形勢加強了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培養，我也毫無保留地在鐵路系統的分析會上，談了看法，但別人（尤其是排名第一的那所學校的老師）都不以為然，結果拉開了距離，在高考數學卷中，僅大題中就有二題是聯繫實際的，占了三十多分，而我校做過同種類型題。為了加強雙基練習，我又編輯出版了一本習題集。由於對高考方向摸得正確，所以取得了明顯效果，全市數學80分以上有32人，我班占了8人，超過了自治區的重點學校。在滿分100的題目中，“猜”對了37分，其中一道立體幾何，竟然一模一樣。由於我市很多學校也選用了這本習題集，所以全部的數學成績明顯超過了其它地市。我也就小有名氣了，並理所當然地當了柳州市數學會付理事長、廣西數學會理事。更巧的是，當年暑假，在赴京的火車上偶然碰到了北京海淀區教師進修學院一位數學老師，他問我是否知道柳鐵二中的翁方愚老師，因為他編了一本很好的習題集。

 

三、錯失良機

       由於我的一些表現，使幾所高校的領導留下美好印象，他們紛紛來要我。

1.廣西師大一位副校長（數學副教授），來柳州講學，其中有幾個錯誤的地方，下課後，我悄悄與他交流，其中一個問題是（0，1）與｛0，1｝能否一一對應，我說兩者是能夠的，他說“怎麼可能呢?”明明少了兩個點，我講了二種一一對應的方法，他驚訝萬分，馬上要我去師大。

2.一次高考改卷，數學科正副組長是廣西大學的數學系主任和一位將要被提拔為副校長的數學教師，我則是一道大題的組長，由於答卷中，經常有一些非標準答案的做法，當他們拿不定主意時，就來與我研究，最後他們說：你乾脆來西大算了。

3.1979年，某些領導不知出於何種目的，決定對全市的數學教師進行一次統考，由於他們教學知識的貧乏，考題竟然選用了某一本國際奧林匹克競賽的題目，他們以為一共才6題，二小時足矣（殊不知原來是三個半天），各校領導唯恐本校考得太差，紛紛採取措施，鐵一中是有教師出面抵制，我校領導則走後門，偷偷抄來試題連夜拿來，叫我第二天給教師講解，我用5個小時做出了4題半（包括高校在內，這是自治區最好成績了），當時的市二中數學組長，馬上要去了答案，後來他當了柳州教育學院的院長，自然立馬要我了。

       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我重新燃起了去高校的願望，但學校總是不肯放，無奈，只好去找柳州鐵路局分管教育的副局長。他表示無論如何不會放我，因為柳州局只有我一個北大畢業生，放我走了，別人會認為我們局連一個北大畢業生都容納不下，影響太壞。正式調動是不可能了，但仍有機會，西大領導問我，你北大畢業證還在不在，我說在，他說：行了，你淨身出局（鐵路局）就行了。但是我從小膽怯，小學六年，每學期的成績單上，總有膽怯這個缺點，到了中學，雖然成績單上沒有了，但並不是我改了，而是這種小兒科的缺點不能登大雅之堂，周圍也有人勸我“時不我待”，但是我總怕沒有檔案成為黑人黑戶，萬一有個風吹草動，飯碗就砸了。還是捧個鐵飯碗算了。終於對着高校大門望而卻步。

 

四、教而優則官

1984年廣西各個學校領導班子大調整，葉副局長準備重用我了，派了一個調查組到我校來了解民意，在座談會上，調查組長問：你們認為誰可以當副校長？異口同聲答：基辛格。組長問：基辛格？眾笑答，就是翁方愚。我雖然不想當副校長，但是一旦落到自己頭上，還是竭盡全力去做的。我上任連一把火都沒有，因為我覺得不需要。但是應該把我的基本想法，尤其是那些與前任領導在想法上與做法上有很大分歧的問題，儘快告訴大家，主要有二點：一是對教師的態度，改突然襲擊為立足於幫；二是衡量教師標準除了“老黃牛精神”外，強調教學水平，在應試教育的一統天下，也要看升學率。以往領導的聽課都採取了突然襲擊的目的是使教師處於緊張狀態，對教案不敢有絲毫馬虎，其實完全是形式主義。我則完全不同，立足於幫，一上任我就在大會上宣布，準備聽每一位教師的二節課，一節代表你的最高水平，自選內容，自定時間，可以充分與別人包括我討論，儘量把你的特色顯現出來；另一節課則是隨機聽，看看你的一般情況。不管是哪種課，我事先都做充分準備（要求教師嚴格按進度進行），聽課之後約好時間，與講課老師充分討論。由於我刻苦鑽研，所以即使聽非數學課，最後的評價都能使對方心服口服，一名物理老師說:他從教二、三十年來從來未聽說有這樣的領導，收穫很大。

       在提高課堂教學的同時，也狠抓升學率，由於柳鐵二中是非重點學校，學生是經自治區和市二級重點學校選剩下的，校內存在着嚴重的悲觀情緒。我經過仔細分析，提出了一個觀點：只要柳鐵一中（區重點）有一個沒考上，而我校考上一個，就是偉大的勝利。“為考上一個而奮鬥”大大增強了師生的信心。隨即頂住壓力，嚴格按成績編成文理各一個重點班。並實行末位淘汰的年滾動機制；調集全校最好的教師擔任重點班的教學工作，又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戰略上提出“主動放棄10分”（難題）（類似于田忌賽馬）。

       由於思想對頭，方法正確（針對應試教育而言），所以取得了極大的成績，竟然錄取了五十多人，這個數字意味着什麼？它不但直逼兩所市屬重點學校，而且是其它十幾所非重點學校錄取學生總和的3倍多。要知道當時非重點學校的校長們都怕高考“光頭”而日夜忐忑不安呢！從此市里也對我校刮目相看，把我校納入到四大家族範圍（區、市重點共四所）成為五虎上將之一。鐵路系統的很多家長紛紛要求把自己的孩子從重點學校（非重點班）轉入我校，這種逆向行為，使我們非常欣慰，忘卻了一切疲勞。

 

五、外行給內行做報告

1.教育學輔導報告  我非師範生也沒有正規學過教育學，但卻要給很多師範生以及沒有經驗的老師做教育學輔導報告，難度可想而知，我經過精細準備，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以前全校教師開會，嗡嗡聲不斷，而且出來進去，穿梭不斷，而我這次報告完全不同，全程鴉雀無聲。散會後，好幾個人告訴我，很多老師都捨不得上廁所，唯恐漏掉一點，有十幾位老師先後借了我的講稿，說回去與家人共同研讀。

2.給分局教育辦領導和各校校長講“教育評價”。

 

六、因禍得福

由於官場腐敗，柳州分局的正副分局長為了安排自己的親信，把沒有後台的我校領導連鍋端了。由於這二位分局長，平時口碑極差，此次變動又瞞着柳州局，所以局長很惱火，也覺得對我不太公正，所以在我去了柳鐵運校之後，竭力向鐵道部推薦我當了鐵道部中專普通課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兼數學組副組長。這件事的直接副作用就是使鐵道出版社的有關人員在編寫教材和練習冊的過程中了解了我，先後幾次約我出書，終於使一個中專教師，能夠出來四本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基礎》；《數學與數學家的故事》；《高等應用數學》（高職高專規劃教材）；《高等應用數學學習指導與技能訓練》（高職高專規劃教材）。在北大眼裡，這幾本書，實在太小兒科了，但是對於中專教師來說，正規出書比“蜀道”還難，我是十分幸運的。

 

簡歷：

1936.8.23（農曆七月初七） 出生於浙江嘉興

1942.9-48.2  上海市延平路小學（因跳級故少半年）

1948.2-48.7  上海市晉元中學

1948.9-54.8  上海市育才中學

1954.9-59.8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9.9-62.7  呼和浩特師專，呼和浩特大學教師

1962.7-65.9  呼和浩特教師進修學校教研室教研員

1965.9-75.10 呼和浩特回民中學

1975.10-90.4 柳州鐵二中教師，副校長

1994.4-95.5  柳鐵運校

1995.6-98.7  退休後返聘3年

 

實事求是，認真嚴謹   

                      段學復先生座右銘

 

 

六十年情懷

吳烈詡

 

北大對我的重大影響：

    北大老師同學及整體環境使我養成了：自信 、獨立思考、 創新能力 。創新是我一生不滅的追求和理想。

    入學第一天，我記得遇到同時報到的沈立同學，我們剛一放下行李，他就抱起蘭球去球場鍛煉了，這種朝氣深深感染着我。

    馬寅初校長的一次講話 ，我實踐了三年洗冷水澡 ，身體好了，精神好了，為了健康的堅持洗冷水澡，我深刻體會到“循序漸進”的辦事準則很是重要。他搞科研的實事求是精神，影響了我後半生。

    錢學森的一次講演和在“科學學報”上的一篇文章談到數學基礎對於應用科學的影響和重要性，並介紹了應用科學研究過程中思考數學摸型的經驗，這些每時每刻都指導和影響着我的科研創新活動 ，受益頗豐。

    曹維璐（畢業後他在計算所我在機械院經常去計算所算題）的一句話“計算機什麼問題都能解”，讓我下定了使用計算機的決心。我把遇到的物理問題寫成數學模型和公式，親自動手編寫計算機程序 ，經計算機演齲�充贩Nっ髕湔�確和實用，享受到內心無限地喜躍和滿足。我在電科院電子管計算機上整夜像工人一樣的上機用自己編的程序完成了12萬5千千瓦大型汽輪犮電機組柔性轉子臨界轉速的計算任務，和其它計算。

    借用今年春晚的一句話，“時間都去哪兒了”？我想高興地說，我是看着、用着、追隨着計算機、追隨着三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的迅速崛起同步走過來的。如果把我用過的計算機都一一拍攝下來，回憶就太精彩了。真想收集這些影像作品。

    工農速成中學一起入學的同學張錦文，第一時間介紹給我的扎德的模糊集合文章，甚得其益，我喜歡新概念 並很快用於當時的工作，我用模糊集合和它的隸屬函數，編程實現了“智能模糊擬合”解決了“地震資料處理自動化”。我帶的學生黃中玉，他寫出一篇“模糊擬合”大學畢業論文，獲得優秀論文姟Ｗ髡攖/span>Zadeh是控制論教授，維納、錢學森也都是最早的控制論大師。這說明現代世界進入信息社會，智能社會，航天技術大犮展時代，控制論的作用很突出。

    百年校慶偶遇王選我叫了一聲王教授引發的囘應，親切、平易近人，至今難以忘懷。這是不是就是“北大的精神”，也是咱年級時代精神的最好的詮釋。五分制口試考試制度我認為是學蘇聯的好方法， 口試前三天的復習是最有效率的，因為學一門課程最需要的是全面系統思考、認識才深刻 ，這一學習方法貫穿在我後來多次轉行中 ，受益匪淺 。這也是我每轉行一次成功一次的奧秘 。

    王仁教授領導我們畢業論文的討論班太好啦。 科研創新沒有一個經常的討論班、沒有一個團隊、 團隊沒有一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是不行的 。看看維納的控制論中提到的計算機産生過程就是證明 ，我在“符號位技術”的創新過程就能體驗到這一點 ，反對意見往往是創新的巨大推動力 ，因為它推動我更用心去尋找最明確的證明方法 。 我寫的“符號位處理方法的原理與應用”就是一例 ，當然正面的參與合作對新生事物的推動更重要 。這方面常迥是大師，他和他的學生引用我的“符號位快相關速度譜”，並發表了他們的新方法。 這是科學大師的風範，十分令人敬佩。

    地震資料的信息處理技術，從國內自主研發初期到中期，北大數力系的許多老師，許多學友全面參加功不可沒，他們為石油部培訓了一大批計算機硬件、軟件人員 。還培養了一批方法研究人員和資料處理人員 。 150計算機的研製成功和在物探局的應用對後來國外引進裝備起了了不起的決定性作用 ,這段歷史在我國石油勘探史上不會忘記,不應忘記。我是後來才去的 。寫不出這段歷史的全部 ，但我有深刻體會，我願意提到幾位人們經常提到的人， 閔嗣鶴老教授學問大 、人品高令人欽佩 。我記得我到物探局計算中心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閔教授捐贈的數學書，使我深深感受到北大教授們的這份支持石油事業的真摯感情。崇尚頂天立地的校友陳乾生教授 ，數學功底雄厚能力強 ，在石油勘探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我們方法室的同志都親切地叫他“陳老乾”，都願意和他討論科研中遇到的問題，我也不例外 。我們年級的周煒同學在研製150計算機工作中的表現也讓大家讚不絕口。今年高考試卷有組合數學題，我到書店發現作者周煒寫的“組合數學”，我立馬買下，我以一種非常愉快的心情讀完這本書。在徐水用的北大我系的百萬次計祘機，也有許多故事。邊設計邊製造邊培訓，使我們用起來十分得心應手。為加快符號位相關的計祘速度，徐水計算中心只用了幾天就加上了異或邏輯指令。在徐水那段時間吸引了科學院華羅庚院士、科大龔昇教授䓁名人來徐水指導研究工作。同時又從科學院、五院和十五所調入了許多研究人員，活躍一時。當然也引起國外商家的注意，隨後就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1974-1985年正值文革結束。國家急需石油又喜逢科技第二春，1981年又恢復了六五國家計劃的實施，1986年總結科研成果時物探局牽頭獲得了國家娎�，有三项硶覃特兵d惶岬郊瘩R在田的“波動方程偏栘”、吳烈詡的“符號位技術”、和周興源（我系校友）的“同態反褶積”。這個奨是對所有參加這一時期勘探人員的奨項，包括北大數力系的功勞和貢獻。

    1985年我調囘北京，1988年我從亞運會計算機組臨危受命調到北京自動測試技術研究所任所長，直接在計委和王陽元院士的領導下工作，我們所研製的集成電路測試設備對航天工業也有很大關聯，當時我和劉寶鏞院士的聯繫也多起來，只可惜時間不給我機會。我這一輩子和北大很結緣，令我感覺還是原來數力系在一起時好。有理科的數學基礎，再去從事物理應用和工業生產活動，最符合信息時代創新需求。

    在北大四年學生生活過程中前兩年一心讀書，後兩年是大風大浪不平靜的兩年，就這樣我覺得在這所名校環境中有名師、名學生、社會名流，使我們見多識廣，使我們鍛煉出許多新的人生觀、明白了許多有用的人生哲理，北大人的性格就是就應該是：不計較名利，不圖虛名，只做實事。嚴於律己，與人為善，追求科學、追求技術創新心無雜念。帶着這些名校的妤影響走向社會，我覺得我換過許多不同單位，都有着北大人的骨氣。所以在我走過的單位都留下了無悔的印跡。尤其在石家莊熱電廠當了四年工人，不但給電廠留下許多值得回憶的技術創新成果和故事，對我本人收穫也是巨大的。電廠工人是真正的現代產業工人，做人無半點虛偽，做事極其認真，因為在電廠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否則立刻出大事故，甚至出人身傷害，守則就是一本血的課本。這四年我生活在完全和諧的健康愉快的氣氛中，我學到了“每天做好一件事”的格言並實踐之。我學了電廠自動化調節和儀器儀表的全面知識，極大的鍛煉了我的動手能力。這四年是我生活最愉快的四年。

 

簡歷：

1952天津新華中學高中畢業被留校任教員，後調往平原省教育廳分配到省工農速成中學。平原省歸入河南省後更名為河南工農速  成中學

1952-1954   河南第二工農速成中學 教員

1954-1958   北大數力系力學專業調干生

1958-1970   一機部機械科學院強度室課題負責人

1970-1974   石家莊熱電廠儀表及自動化下放工人 獲得多項創新成果。

1974-1985   石油部物探局計算機中心方法室曾授"敢於創新的技術員”

1985-1996  北京市科委 北京城市計算機總體組北京自動測試技術研究所研究員 ， 所長， 推動“七五” 國家任務 ，“大規模集成電路測試設備”的研製任務及“大規模集成電路測試程序數據庫”的建立任務。 並完滿完成。完成了辦公大樓和職工宿舍的建設任務，爭取並開始了八五國家計劃項目。

1996-----   退休在家。

               

    六十年前開始的四年大學生活，這四年應該說是緊張並快樂着。工作後生活在動盪的大時代，我換了四個單位，抓住了機會，每個單位都有些創新成果，做為一個社會的自然人 ，客觀上是脫離不了時代和環境的影響 ，只要努力了也就人生無悔。退休後是我的黃金時刻，可以從容不迫的學習思考再學習再思考，收穫最大的是盡享新科技成果應用的樂趣，但也有遺憾 ，失去了社會的聯繫和需求 。但畢竟快樂多多。

    五十年情懷， 我只寫了一句話“人生苦短”。十年很快又過去 ，世界技術進步之快令人振奮。

六十年情懷 ，我最想說的只有“健康第一”了。

 

 

 

我沒有辜負老師們的教誨

吳慶寶

 

    我個性比較外向，沒心沒肺，說話大大咧咧、直來直去，有時難免會“得罪”人，碰到好的領導，他們會相信我，放手讓我去做事，碰到不好的領導，他們就會處處刁難我，不過了解我的同學和同事，對我都很好，也就是說我的人緣還是很好的。在我畢業後的五十多年裡，也碰到不少好人，他們在關鍵時刻幫助了我。

    五年大學學習生活不僅給我打下了比較堅實的數學理論基礎和自學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老師的言傳身教、諄諄教誨，同學間無形的相互影響，我懂得了應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影響了我的一生，使我在畢業後的50多年裡踏踏實實地工作，碰到困難時，敢於面對困難，鍥而不捨地盡力去戰勝困難。

    有幾件事值得回顧一下。

    1961年我們所招了50名女兵，要求把她們培養成具有大專水平的程序員。領導要我去教數學分析的習題課。那時我們所開始歸入部隊序列。1962年初的一天班主任趙德仕和指導員廖興文突然找我，告訴我因為單位歸了部隊序列，剛下了一個文件，已經傳達到中層領導，很快就要傳達到群眾。他們倆告訴我像葉其孝這樣的家庭出身，在單位是不允許你和他結婚的。但是他們還說，我們了解你們兩人的感情，建議你們商量一下，可以先不結婚，但把結婚證領了，做到法律上已結婚。我說我們本來準備等葉其孝研究生畢業後再結婚的。他倆叫我們好好商量、考慮一下他們的建議。我們認真考慮了他們的建議，於1962年3月去領了結婚證。果然，沒過多久文件就傳達下來了，因為這個文件，許多人中止了原來的戀人關係。這件事使我感到老革命還是很有人情味的(廖興文是參加過長征的紅小鬼，趙德仕是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革命)。

    我在單位里自知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有問題”，所以不願意參加保密工作。約在1976年前後我就參加了計算機名詞術語和程序設計語言標準化方面制訂國家標準的工作。1985年起擔任全國程序設計語言分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1987年四機部派我一個人去華盛頓參加ISO/IEC JTC1/SC22[1]的會議。辦出國手續時，我想起文革中辦我學習班整我時，要與我比較接近的人供稱我有叛逃國外的工具。我就問所長，放我一個人出國放心嗎? 他回答說：沒事的。後來，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所的總工程師林惠修親自到機場為我送行，並交待任務：雖然我們國家在漢字加入程序設計語言和操作系統標準化方面工作開展不多，但是你這次去開會要儘量爭取、利用一切手段使漢字能夠加入到有關的國際標準中去，你回來後我們再積極開展工作。

    我一個人帶着這項沉重的任務到了華盛頓參加會議。會議開始由每個國家匯報兩次年會期間開展的工作。然後有一段時間是大家提建議。我提出如下建議：把多字節字符集加入程序設計語言和操作系統國際標準的提案。立刻遭到以英語為母語國家的強烈質詢。有的人提出咄咄逼人的問題：你們多長時間能夠拿出多字節字符集的方案? 我面對我座位桌子上放着的我國小國旗(每個與會國座位桌子都有一面該國的小國旗)進行答辯說：“歐洲國家可能只要處理幾個字母和語音標識，日本也只要處理平假名和片假名等有限個數的符號。可是大家都知道在康熙字典中漢字有三萬多個，每個字的字形都不一樣，這還不包括我國56個民族中有文字的17個少數民族的文字，我們對每個字都要進行分析研究，這個工作量如此之大，我能給你們一個確切時間的回答嗎?”與會者頓時都感到確實不好回答，就建議先到工作小組會中去討論。在工作小組會上我和FORTRAN工作組組長(美國)仔細討論之後，她再到會上反覆說明研究多字節字符集確有必要，但不能限定時間。經過反覆艱難的討論，最後形成了兩項決議：

決議34：程序設計語言中的字符處理 —— ISO/IEC JTC1/SC22要求它的成員和SC22秘書聯繫關於在程序設計語言中對字符處理時，考慮他們的要求，包括對多字節字符集的要求。

    —— ISO/IEC JTC1/SC22 指示它的工作組召集人在下一次SC22諮詢組會議上報告他們的工作項目所能迎合這些要求的範圍。

決議40：多字節字符集 —— ISO/IEC JTC1/SC22 指導它的工作組保證今後的標準將包含處理非英語、單字節和多字節字符集的適當條款。

    對於這兩項決議還有一些小插曲，其中之一就是：日本代表團7個人都沒有看懂。想反對。後來我向他們解釋後，他們才恍然大悟，知道這項決議的重要性，沒有再反對。

    這次會議作出的決議是英語國家和非英語國家的一次抗衡。會議結束時，歐洲的一些代表團(如西德、荷蘭、法國、丹麥等國)的團長圍着我，向我表示感謝。他們說在1985年第一屆年會上(我國未參加)，他們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但以美、英為首的英語國家不理睬他們，日本也因為只提出加入漢字字符，就更沒人理睬了。

   這次我提出非英語字符問題，要他們必須考慮廣大用戶的要求，考慮市場的需求，迫使會議不得不成立特別工作組並形成決議。

   會議結束後，我因為完成了任務，終究不辱使命，我感到真正對得起面前的這面國旗。我更要感謝我國由四機部、七機部和高校組成的強有力的團隊在後續工作中不計報酬、全力以赴的辛勤工作，首先在國際標準FORTRAN90 中做出了零的突破，成功定義了多種字符數據類型的CHARCTER(KIND = N,), 並在國際標準中被採納。

   我回國後，全國計算機與信息處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任、工程院院士陳力為在我的總結報告上批示：吳慶寶同志這次一個人前往美國參加SC22的第二屆年會，能按我國預定目標完成任務，比預期的還要好。對我國“程序語言漢字化”打下了國際基礎，而且促進了計算機的漢字化以及機內碼的標準化問題，頗有成績。（陳力為 87.12.19。）

    這次我單人去華盛頓開會，也有很多令人不能忘懷的人與事。這次會議建議的旅館標準大大超出了國家允許的標準，那時候我也不懂如何事先想辦法預定比較便宜的旅館，只想到了華盛頓找我國駐美大使館，大使館應該有招待所！在舊金山換機去華盛頓候機時，我遇到了一組去華盛頓出差的原子能所的同志，他們聽說我到華盛頓後還沒有確定住處，又是女同志，就說他們到了後有車接，讓我坐他們的車，先送我到大使館；如果大使館不能住，就先到他們住的地方暫住。到了華盛頓已經是深夜，他們送我到大使館，大使館大門緊閉，我們就使勁敲門，門開後，我把情況告訴門衛找科技處的人，他們查了確實有這個會議，就臨時開了一個房間給我住。我謝過原子能所的同志，當晚就這麼住下了。第二天早上科技處按照國內所定的標準在使館附近給我找了旅館，並告訴我如何坐地鐵去會議所在地，在什麼地方可以吃到中餐。回國後，我想想當時一心想着開會的任務，也真大膽隻身去了華盛頓，想想都後怕。

    這次開完會我真是筋疲力盡了。開會時要用英語和與會者辯論，但是我的英語只有中學的那點底子以及閱讀專業文獻的能力。開會時要匯報國內工作的發言稿，是在國內準備的，還是葉其孝幫我念好，做好錄音，帶到美國後，我反覆聽了、念了，再去發言的，所以效果還比較好。但是開會現場都是別人提問，我要現場作答。我覺得因為有責任在身，人一逼急了，相應的詞語也都會蹦出來，雖然發音、語法都不太靈，不過好歹也對付下來了。

    我絕沒有想到回京後在四機部財務司報賬時所遇到的困難。報銷時，那個財務(幹部子女)說我發票不齊，還說華盛頓雞蛋很便宜，你為什麼不去買雞蛋，氣得我說：超市在那裡我都不知道，何況旅館房間裡連煮水器都沒有，即使有雞蛋，你讓我天天吃生雞蛋嗎? 她甚至狂妄地說：“你至少貪污100美元(指餐飲、地鐵沒有發票的部分，當時的匯價約合人民幣500多元)”，她說要報告部里發文進行通報(按那時的規定貪污50美元就可以法辦)。這樣的侮辱我的人格，我簡直被氣瘋了。我說：我無權、無勢、無後台，你只要在部內進行通報，我就一定訴諸法律，去告你們。當時也在那裡報銷的別的單位的同志好意告訴我，出國回來要報銷的人都要給她送小禮品，否則她就故意刁難。我說，我開會忙得連我老母親都沒有帶禮物，那會有時間給她買禮品。最後，我們所的所長讓我寫了“情況說明”，拿着陳力為主任親筆寫的批示到部里去“打圓場”，我回國三個多月後才辦完報銷手續。這次報銷簡直就是一場惡夢！通過這件事我對某些掌握一點權力的幹部子女實在不敢恭維！

我在單位工作幾十年，雖然從未得過什麼先進、模範，但是我時刻記得北大五年學習期間老師們的教誨，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做事，無愧於自己的良心。

 

簡歷

1951, 9 – 1954, 7  北京師大女附中

1954, 9 – 1959, 7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9, 9 – 1962, 3  機電部第15研究所(報到後即被派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教研室進修半年)

1962, 3 - 1962, 7  石家莊北京軍區文化學校

1962, 8 直到退休，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十五研究所(現名，單位曾多次改名)，期間1962,10 參軍，1963, 6 轉業

1985年起擔任全國計算機與信息處理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程序設計語言分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

     ——蔡元培·《北大1918年開學式演說詞》（1918年9月20日）

 

 

終生難忘的幾件事

武際可

 

到今年已經滿80歲了。人老了，都不免要回顧過去走過的路。這輩子有三件事是我終生不能忘記的。這就是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傾”和1966年開始的“文革”。這三件事是禍害國家的大事，這三件事，北大都處於漩渦的中心，目睹和反思發生的一切，對我自己是人生的轉折點，算是一次真正的啟蒙。

 

（一）

1957年，我是一個入黨不久的新黨員。滿腦子的服從黨的需要，準備做馴服工具，黨指到哪兒便打到那兒。1957年經過“鳴放”和“反擊右派進攻”的“陽謀”，我們系學生中劃了六十多位“右派”，我們數力系54級特別多，大約有四十多位“右派”，占到系裡學生“右派”的三分之二。

57年暑假前，系總支林建祥老師找我談話決定要我脫產一年作輔導員。我雖然想繼續讀下去並不情願，由於受黨的教育，便“服從安排”脫產接替邱乃賢擔任系分團委書記。系裡的考慮，大概是因為我入學前工作過一段，在一所中專學校擔任過政治輔導員和團幹部。

那年暑假前，從5月19日張元勛沈澤宜貼出《是時候了》大字報開始，到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這算是鳴放。6.8社論之後，多數人並沒有馬上轉過彎來，連我自己當時也沒有想通。《人民日報》在6月21日報導了陳奉孝、張景中、楊路等組織四十二人。可見要對“右派”組織有力的“反擊”，頗不容易。為推動反擊“右派”，據說彭真到北大蹲點，鄧小平到清華蹲點。彭真親自聽取總支關於數三（二）班情況的匯報，並且親自點名劃了幾個“右派”。後來學校宣布開除譚天榮團籍，開除龍英華黨籍，“反右”運動才靠組織手段逐漸在北大推開。

那時畢竟很年輕，不管內心如何想，行動上要緊跟。心想已經開除了幾個黨團員，把一些和上面不一致的思想批判批判，運動就會結束了，下學期還會照樣上課。後來的進程大大出乎我的預料。北大換了黨委書記。新書記來了以後，又補劃了一批“右派”，學生中“右派”總計有五百多。有一大批同學被開除學籍勞動教養，個別還有被判刑的。凡是劃了“右派”的團員，一律開除團籍。這樣嚴厲對待“右派”，在我內心是無法接受的，我那時是分團委書記，不管想得通與不通，都只能在開除出團的團員處分表上逐一簽字。後來在文革後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時，又是我，逐一簽字平反撤銷處分，這是後話。

“反右”使我第一次領略到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特別是中國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當時我就曾想過，為什麼自辛亥革命之後的政治家，不是軍閥、反革命，就是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多沒有好下場，到“文革”時，進一步坐實了我的想法。“反右”的嚴酷事實，和我自己的樸素的想法，為我以後遠離亂整人的政治運動，埋下了伏筆。

 

（二）

1959年底廬山會議毛澤東黨中央批判彭德懷而展開了“反右傾”運動，北大也不能例外。我經歷了全過程。

事實是，1957年北大反右運動之後，因為原來黨委書記江隆基“反右”不夠有力，北大教員中只劃了九十多個“右派”，而清華教員中就劃了二百多“右派”。相比之下，清華的書記蔣南翔馬上提升為高教部長，而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以“保護了教員中的右派”的罪名，被貶官到蘭州大學，後來在“文革”中被整死。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從鐵道部和部隊調來一批幹部。校系兩級的領導都“加強了”。新來的黨委書記是陸平，數力系新來的黨總支書記是一位叫劉沙的女老幹部，她是呂正操的夫人。新來的領導們，對於教育是完全的外行，再加1958年的“大躍進”氛圍下，出現層出不窮的瞎指揮。例如，實驗室車間化、苦幹三年建成共產主義，到了數力系就變成苦幹一個月就要建成共產主義，下鄉下廠開門辦學，等等，不一而足。

數力系的原來黨總支書記林建祥和丁石孫先生他們難免要對五八年的“大躍進”和瞎指揮提一點不同意見。這就成了後來他們所謂的“反黨”的口實。

參加“反右傾”的是由全校各系黨總支委員和黨員正副系主任以上的幹部，大約不到三百人組成學習班。先從法律系和哲學系的“河南河北調查組”開始整起。原來1958年學校要緊跟“大躍進”的形勢，派出了兩個調查組，調查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豈料這些不懂跟“風”的“書呆子”們，他們如實調查，如實寫調查報告，卻帶回了農村人民公社的一大堆問題，如食堂吃不飽、產量浮誇等。於是上頭說他們詆毀人民公社，組織全校幹部的批判。結果，調查組領隊，副校長鄒魯風自殺了。調查組的骨幹有數人如哲學系的汪子嵩和法律系的馬振民全校學習班上揭發批判，開除出黨。

這個批判，並沒有就此為止，延燒到在大躍進中，對學校工作中的瞎指揮也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人。批判範圍逐步擴大。先後有技術物理系、數學力學系、無線電等系的部分系主任和教師受批判。批判的根據是他們既是黨員又是專家，說他們以業務專家為資本向黨討價還價，不服從黨的領導，說他們站在群眾運動的對立面指手畫腳。這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學“黨內專家”一案。數力系前黨總支書記林建祥和系秘書丁石孫，技術物理系的孫亦梁，無線電系的張世龍，就是其中的典型。最後把他們都開除出黨或給以處分，並且找個理由說，林建祥是“漏網右派”，丁石孫是“階級異己分子”。

我那時剛留校，又是系總支委員。因為在批判他們時表現不夠積極，被認為對他們劃不清界限。事實上，我從根本上就不認為應當批判他們。心裡認為他們才是辦學校的主力，一切對他們的批判，只不過是一場胡鬧而已。一個剛從學校進入社會、參加工作的我，這樣的指鹿為馬的把戲，在我的心靈中引起的震撼是終生難忘的。我想，像江隆基、林建祥，他們都是我心目中的好幹部，他們在“反右”中，儘管還是服從和貫徹了上級要求，只不過態度沒有某些人例如蔣南翔那樣積極，保留了一點個人的看法，即使這樣也是絕對不允許的，所以後來都受到了嚴厲的懲處。也只是從那時起，我才真正體會到對一切問題獨立思考的必要性。從前那種盲目認為凡是領導說的都是正確的，那可不一定。

如果說“反右”使我對黨所領導的一些亂整人的政治運動有了警惕，開始思考運動的殘酷性。那麼“反右傾”運動，就使我弄清了是非，這完全是一場顛倒是非運動群眾，是一場指鹿為馬的鬧劇。由此，偉大領袖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不僅不那麼高大了，而且產生一種獨斷專權和顛倒是非很壞的形象。自那以後我對“政治”產生了厭惡感，慢慢由消極到逐漸遠離，專心於教學了。

1964年，也正因為“反右傾”的消極，丁石孫和我被下放到懷柔縣參加“四清”，我們被分在一個公社。後來又轉移到朝陽區“四清”。在一起有一年半的樣子。在這段和丁石孫先生接觸中我更加認識到，丁石孫是一位值得我尊敬的人。他對人對事，他辦事認真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實在是很難得的。他擔任工作隊隊長，手中也算是有一點權，可是他從不把上邊的精神“放大”去亂整人。

 

（三）

1966年5月25日聶元梓在大飯廳東牆上貼出大字報說宋碩、陸平是修正主義，並且6月1日，中央廣播台廣播了這篇大字報。這件事標誌着北大“文革”的開始。從那時起學校天天處於動盪中，六月三日北大在外搞“四清”的師生全部回校參加運動，我也回到了學校。

1966年的6月18日，吃過晚飯後，我照例到學校看看。那時，數學力學系的活動場所是在哲學樓。

那一天，一些學生未經工作組同意，就在全校範圍內對那些已經被“揪出來”的人展開了大規模的暴力攻擊。在化學系、生物系、東語系、西語系、中文系等單位，先後發生一些亂鬥的現象。在多處場地，把校系兩級和學校附屬單位的正在受到“批鬥”的人拉來“鬥爭”，實際上是進行體罰、拳打腳踢和人身侮辱。後來聽說“鬥爭”最熱鬧的是在學生宿舍38樓前頭，設了一個“斗鬼台”，把從各系和學校揪來的“修正主義”或“反動知識分子”輪流到台上鬥爭和侮辱。據說中文系總支書記程賢策就是6.18挨斗後於次日自殺的。

我到哲學樓前時，樓前已經聚集了不少人。只聽見人們在高聲呼喊，但聽不清他們在呼喊什麼。在遠離人群的地方看了一會，我進哲學樓的洗手間解手，這時突然聽見樓道里有人喊“丁石孫是壞人”、“打倒丁石孫”，我連忙到樓道看個究竟，發現人們給丁石孫先生頭上扣了一個廁所里盛手紙的紙簍，還將一桶寫大字報的墨汁劈頭倒到他身上。後來的事情我不敢再看下去了，心情很壞地慢慢回家。

6.18學生們在斗鬼台上鬥了些什麼人，並沒有引起我多大注意。因為大多不熟悉，最多也是聽到一些片段的情況。可是對於丁石孫的遭遇，就大不一樣。他是我們一年級的啟蒙老師，又是我們的級主任。他教我們的代數課，絕對是一位最優秀的教師，同時，他和學生親密無間。無論是業務還是人品，都是我們的楷模。我們都想，如果將來作教師，一定要像他那樣。

由於有多年接觸和了解，又由於丁石孫先生在“反右傾”運動中的挨整已經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親身經歷的不平和冤屈事件，他的挨整一直在我心裡成為揮之不去的情結。在哲學樓前丁石孫又一次挨斗的一幕，我沒有勇氣繼續看下去。儘管劉少奇當時的黨中央認定6.18是反革命搗亂，可是後來中央文革卻認定它是革命行動，是“造反有理”。從此也便對“文革”究竟是要幹什麼，產生了自己的看法。從此也便“逍遙”了起來。文革中撤工作組、江青在東操場講話、大串聯、分派、武鬥，亂糟糟地進行了兩年，學校什麼都干，就是不上課。我一直是在圈子之外的。其間，我回了一次農村老家，農民是樸實的，別看他們沒有文化，大字也不識幾個，不過還是有常人見識的。記得與堂姐夫談起“文革”，他只說了一句話：“鑼鼓長了沒好戲”。這是一位地道的農民對文革的看法。

把亂批亂鬥的魔鬼祭起來，就不那麼容易收場。文革初期，劉少奇為了把6月1日“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引出的亂批亂鬥壓下去，想出了派工作組辦法來收場。這被認定是劉少奇的嚴重罪行之一。後來，劉少奇倒了，卻仍然是用劉少奇的辦法來收場的。不過派出的不是工作組，而是工、軍宣隊，只是名字變了而已。

1968年，工、軍宣隊進校，首先是把造反派的頭頭，就是當年文革小組和偉大領袖祭起來的“革命人物”們和“小將”們控制起來。然後進行請理階級隊伍，簡稱“清隊”。辦法是，將全部教師集中居住，與外界隔離。個個寫檢查交代歷史問題。我們這些小助教，因為解放時年齡還小，所以沒有什麼歷史問題，也不怕“清”。至於那些年齡較大的老師可就大不一樣了。留蘇的被說是蘇修特嫌，留美的說是美帝特嫌，從國民黨統治下被解放出來的，又說是國民黨特嫌或反動文人，早年參加革命的人又要嚴格審查是不是叛徒和假黨員。一時間整個校園布滿了恐怖氣氛。在“清隊”的個把月時間裡，自殺就有二十多個。黨委副書記崔雄崑、歷史學家翦伯贊、校醫院副院長郭湘賢、物理系的老教授饒毓泰、數力系教過我們的老師陳永和，都是那時前後自殺的。其中給我刺激最深的是董鐵寶老師的自殺。(1966年7月27日江青陳伯達來校，在東操場開大會並講話，支持學生揪斗老師。董懷允老師是在次日1966年7月28日自殺的)

董鐵寶是1956年攜全家歸國的專家。他在固體力學、計算機和抗震方面堪稱一流的專家。他是世界上最早用隨機過程分析地震現象的學者，有關的著作至今仍是這方面的經典文獻。他又是計算機方面的專家，他曾經在美國第一代計算機上算題並擔任伊利諾伊大學計算中心的負責人。回國後，開始分配在數力系固體力學教研室，和我同在一個教研室。1958年，教研室有一半人下放勞動了，教研室里只剩幾個教師。董先生負責教研室的工作。我被他指定去開結構力學課。這是我第一次走上大學的講堂。在講第一堂課時他來聽講，課後給了我許多鼓勵的話和改進的意見。後來他還指導我和幾個學生進行混凝土蠕變的研究。後來，由於在大躍進的氣氛之下，領導號召學生批判老師，號召學生走上講堂。他教的材料力學課，被有人批判為有資產階級教學觀點。於是他一氣之下，轉到了計算數學教研室。

“清隊”開始，和董先生同住在一座樓里。一次在走廊里遇見了，我們便聊了起來。閒聊中，我發現他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我告訴他，我兩年期間學會了裝半導體收音機。一談起這個，他挺來勁，他把他裝的一個巴掌大小的超外差式的有短波段的收音機給我看。並且說，原來買來許多元件，準備給孩子玩的。結果孩子沒有興趣，只好自己裝來玩玩了。

大約那次閒談之後，沒有幾天，聽說他自殺了。據說是，一天旁晚，他乘看管不嚴之機，走出去了。後來人們發現他時，已經吊死了。又聽說，為了逼迫他承認是特務，對他進行了難以忍受的侮辱和體罰。我們都知道，董先生是一位有自尊心，而且自尊心很強的人，他不能忍受那樣的屈辱和糟踐，就選擇了自殺，也算是為了維護知識分子尊嚴的一種抗爭吧。

時間已經過去了40多年。丁石孫老師的挨斗和董鐵寶老師的自殺，一直是文革中對我刺激最深的兩件事。事實證明丁石孫不是壞人，文革後他擔任數學系主任，後來1984年他被推舉為北大校長，他都幹得不錯，很得人心。而董鐵寶，是一位深受人們懷念的我國計算機、力學和抗震學界的先行者和專家學者。事情恰恰相反，文革中那些出盡風頭，亂整、亂鬥、亂批的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組的那些骨幹們，沒有一個是好人。那些響應號召，斗老師的大學生們，後來發現跟着起鬨了幾年，什麼也沒有學下，倒是許多人產生了負罪感。

 

我所經歷的這三場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荒唐的，後來都被否定了。儘管“反右”運動至今還留有一個尾巴，不過全國錯劃了五十多萬“右派”，那個尾巴只有五、六個人，也實在是“擴大化”的可以了。其實儘管否定了，可是並沒有正確評估它們的價值。應當說“反右”是鎮壓了一次民主的啟蒙運動。而“反右傾”則是封死了黨內正確的聲音，扼殺了黨內民主。這兩次運動封殺了黨外、黨內的不同聲音，就是封殺了任何不同意見的可能性。這才為“文革”這場浩劫，製造了先決條件。

回顧我在這三次運動中的心態，使我感到，我還是能夠保持一個常人的是非觀的，而且常人的是非觀，經常就是正確的是非觀。正是基於這一點，我經常為“反右”中服從組織，做馴服工具，做了一些傷害同學的事而有一種負罪感。後來的幾次運動中，由於遠離亂整人的政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學上，這種事情就基本上沒有沾邊了。我想如果我們的大人物們能夠保持一種常人見識，而不是“英明”和“洞察一切”的見識，我們就會幸福多了。我逐漸認清楚了，自從辛亥革命以來政治家沒有好下場，是因為我們的政治鬥爭太殘酷、太否定一切、以至於否定有同情心、正義感的常人見識，一句話，太獨斷獨行。

我是一個弱者，權勢面前，儘管有我自己的看法，我無力、也沒有膽識去公開捍衛真理。我想，什麼時候，具有常人見識的弱小人們，能夠變為強者，我們的國家才會變得更好，才有希望。

 

簡歷

1934年4月17日，出生於山西霍縣聖佛村

1946——1952 山西進山中學求學

1952——1954 山西省工業學校教導員

1954——1958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求學

1958——2002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系任教

2002         退休

這些年來教過十多門課，出版（含合作）專著四種、教材三種、科普著作四種、譯著四種、發表論文百餘篇。獲國家獎兩項、省部級獎8項。退休後對科普和力學史仍保持濃厚的興趣。我在科學網上有一個博客，歡迎有空去逛逛，網址是：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9472

 

住址  北京海淀區展春園西路3號院3號樓1單元1101（郵編100083）

電話  010-82432513    手機  13521303212

Email：wu_jike@sina.com

 

 

點滴回憶

武禮廉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至今己整整六十年了。記得那年8月底的一天，上海考入北大的新生組成一個大隊，同坐一列火車前往北京。我帶着那隻貼有“北上新生團”標籤的箱子與其它新生一起坐上火車，當時正逢南方發大水，火車開得非常慢，從上海開到北京竟然走了二天三夜。那隻皮箱跟隨我走南闖北，一直捨不得扔，直到三年前，從鄭州搬家回上海時，發現箱子上“北上新生團”的標籤還在，只是退了顏色。這一切，猶如昨天。

北大學習的四年，對我的一生來說是短暫的，但她卻是我回憶最多，印象最深，收穫最大，難以忘懷的四年。未名湖的湖光塔影;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校風;知識淵博、學風嚴謹、誨人不倦的老師;還有朝夕相處的同窗好友，這一切常引起自己美好的回憶。有一件‘小事’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因為它徹底改變了我的學習方法。那是一年級的高等代數的考試，也是我進大學的第一門口試，我在完整回答完所抽到的題目後，丁石孫老師還問及幾個有關題目周圍的一些問題，我回答的不全面,有的我根本沒有考慮過，最後丁老師給了我“3”分。這對我可是一個不小的刺激，因為我自上學讀書以來，成績一直很好，從未得到過這樣的分數。當天夜裡久久不能入眠，回想自己學習還是很努力的，上課專心聽講，認真記筆記，下課後複習，做習題都還可以，為什麼這些問題卻答不出來？通過認真總結檢查，發現自己學習方法上存在很大問題，明白了要掌握一門知識，必須從概念着手，深刻領悟其實質，反覆推敲，多問幾個為什麼，要學會讀書，學會思考。之後我更加努力的腳踏實地學習，在以後的課程中都得到“優良”成績，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學習和思維的能力，為日後的學習和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受益匪淺。

1958年畢業，我被分配到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這應該是很理想的。9月28日宣布我具體的工作單位是二分院六支隊“水聲組”，是搞魚雷“聲納”。當時我給幹部部門提出這不是我的專業，幹部部門的一位同志回答的是“水就是流體，不是很對口的嗎？”簡直是“亂彈琴”。當時六支隊正在籌建“水聲組”急需要人，其實五院三分院就有搞風洞的科室，我卻無法如願。這個“亂彈琴”使我大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碰過流體力學了。第二次的“陰差陽錯”發生在196O年，我愛人在南京大學任教，原來要去莫斯科大學進修，因中蘇關係緊張，出國之事暫時擱下。當時部隊去南京大學調人，南大幹部部門誤認為“部隊”就是國防部五院，為照顧我們團聚，就同意放人，可是到江蘇省組織部門報到時，發現是總參解放軍外語學院到南大調教員，不是五院，而且這所院校己從北京搬到張家口了。當時檔案已發，不可更改，就這樣陰差陽錯，致使我們分居16年。

在錢學森的建議下，1962年由科學院數學所牽頭，國防部五院參加，共同籌建控制論研究室，開展我國最優控制的研究，數學所抽調6人，五院派出3人(宋健，唐志強，本人)，主任由數學所著名數學家關肇直擔任，副主任就是國防部五院的宋健(錢學森的得力助手，後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我們從基礎理論學起，關先生和宋健親臨講課指導，每周有二次討論班，大家都廢寢忘食，天天搞到深夜，研究工作有條不紊的進展。我依靠北大培養的自學能力和思維方法，很快基本搞懂了最優控制的前沿知識，並開始了一些研究。但是好景不長，出於體制、編制調整的原因，1964年五院派出的三人全部抽調回去，我的研究工作從此中斷。1965年整個五院全部集體轉業為七機部。     

1978年我調入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後改為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第二次參軍，開始了我的教學生涯。畢業後，一直從事其它領域的科研工作，根本沒有講課經驗，一下子接受高等數學的講課任務，而且是20O多人的大課，如何勝任？我想起北大基礎課都是德高望重的教授親自授教，如程民德老師講“數學分析”，循序漸進，推理嚴密;周培源老師講“理論力學”從不帶講稿，發揮自如;丁石孫老師講“高等代數”，口齒清晰，板書流利。我任教後，就以北大的老師為榜樣，深入鑽研教材，廣泛閱讀參考書，大量做習題，並研究如何從便於學員接受的角度來講解，提高講課藝術。板書方面，自己先在紙上模擬六塊大黑板，使之做到安排合理。通過自己的精心備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學員的高度評價。憑藉北大打下堅實的數學基礎和自己的努力，我圓滿地完成了“高等數學”，“複變函數”，“工程數學”等課程的教學任務，並培養了我院“最優化”方向的研究生，也得到領導的多次肯定。先後獲得“先進工作者”，“優秀教員”，“總參三八紅旗手”等稱號，二次立功受獎，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對這些成績的取得，我始終感謝北大對我的培養。

退休以後，因身體不太好，為鍛練身體，我選擇了練習太極拳。1998年拜道明拳社80歲的馬劍華老先生為師，系統學習楊式太極拳。雖然太極拳有“重意不重形”的說法，但對初學者來說，還是需要先“重形”之後，再進一步“練意、練氣、練功”。通過認真模仿，反覆練習，力求姿勢正確，動作規範，在基本姿勢動作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功夫不負有心人，2000年我們參加了上海市第五屆武術社團觀摩評獎大會，並榮獲集體二等獎(共1O人) 。15年來，我基本上做到“天天練”，自己身體素質有了很大改善, 腿腳也比較靈活，嘗到了甜頭。如今，我們己踏入“老人”之林，事實上，能走過來享受老年生活的人就是一種福。讓我們借用朱自清的一句名言“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來共勉之。我衷心祝願老同學們身心健康，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簡歷

1948—1951 上海市麥倫中學(初中)

1951—1954  上海市市東中學(高中)

1954—1958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

1958—1962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1962—1964  中科院數學研究所控制論研究室

1964—1976  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七機部

1976—1978  洛陽礦山機械研究所

    1978—1997  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副教授，教授, 研究生導師         

1997—至今 退休

 

通訊處:   上海市靈石路666弄15號樓10O1室

Email:    wllian2010@126.com

電話:    021-81842849

 

師不必賢於弟子，能培養出勝過老師的學生是為師的最大快樂。    段學復先生語

                      

 

一甲子感懷

謝昌年

 

時光荏苒，已一甲子。1954年數學力學系54級開學之時的情景，仍似眼前。華羅庚、周培源等重量級數學、力學大家親臨講話。華羅庚說，讀書要從厚到薄，再從薄到厚；周培源講，學習數學，要巧用方法，並以“兩人相向而行、小鳥在其間往返而飛、求解小鳥所飛路程”為例。思路大開，向我開啟了數學、力學誘人之門。學習從數學分析和解析幾何開始，老教授江澤涵、程民德親自授課，嚴密的思維、嚴格的推理，使我終生受益。記得丁石孫講高等代數併兼任我們大班主任之時，還剛27歲，已顯露非凡才華，時感相當枯燥的高等代數，在他的講述下是那樣生動，“‘1’就是最高度的抽象”，使我不再感覺抽象的神秘。周培源的理論力學課，講得那樣流利，不拿講稿，在黑板上飛快地寫出一行行複雜的力學方程，使我深感他的功底之深。……一位位老師的出色表現不可能一一列舉。錢學森回國以後，曾受邀到數學力學系作航空工程、力學各個領域的發展歷史和現狀、以及他豐富工作經歷的精彩演講，更使我大開眼界。短短四年，數學力學係為我們打下牢固的專業基礎，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影響之深，難以忘懷。

走出校門，進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感覺自己對導彈工程完全無知。那時還沒有電子計算機，也沒有超音速風洞，要拿出導彈超音速飛行時各種馬赫數下的表面壓力分布，是一大難題。經過錢學森的點撥，大膽使用手搖計算機和圖上作業法，在校學習的“特徵線法”了用武之地，得出一條條壓力分布曲線，也使我對超音速流場加深了認識。錢學森強調理論和工程實踐密切結合，發展技術科學，曾對我講：在美國時，有一位教授開的課程叫做“有用的數學”，以與別的課程有別。與北航畢業的同學一起工作，看到他們學習的空氣動力學與我們有很大差異，理論深度有別，但更加實用。那時，我國導彈事業還是一張白紙，還沒有使用單位，為了制定導彈規劃，需要進行作戰使用研究。錢學森提議成立專門單位，抽調些有一定數學基礎的人，到科學院力學所運籌室學習，開展此項工作，我也從此離開力學專業，聆聽許國志等教授專門為我們系統講授的運籌學各分支課程，從事用概率論方法分析導彈威力與命中精度相互關係之類的問題。幾年之後，奉調進入科技管理部門，離開入門不久的數學力學領域，進入了一個完全生疏的崗位。從理科跳到導彈與航天工程管理，要跨越一條很寬的深溝，自己幾乎是一張白紙，一切要從頭學起，是一個十分痛苦的歷程。火箭、衛星、發射場、測控系統、衛星應用系統，一點一點接觸，一點一點學習，一處一處不恥下問。關注航天事業的整體發展和決策，協助領導和總工程師做好日常工作。航天事業這樣一項複雜、多專業、多學科、多工種、高投入的系統工程，成千上萬人環環相扣的集體智慧和勞動。任何一個環節都需要做到嚴格、嚴肅、嚴密，深入細緻紮實，來不得半點馬虎，要確保衛星的發射、運行成功，必須層層嚴把質量關。一個元部件的失效、一根導線斷開、不到一毫克的金屬屑，都曾造成火箭、衛星的全盤失敗，造成重大損失。這樣龐大的工程，任何個人都只是做了一些原則或具體的添磚加瓦的工作，深知個人的渺小。總體設計部、專業研究所、生產廠、試驗站，長征運載火箭、遙感衛星、通信衛星、氣象衛星、導航衛星，……，在一次次火箭發射的轟鳴中、在衛星測控中心晝夜監視電腦屏幕和X-Y記錄儀的數據和曲線中，見證了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壯大。既經歷了成功的喜悅，也承受過失敗的痛苦。又從失敗的故障分析中，增長了見識，從黑暗轉向光明。這是一個難得的經歷。

1954級數學力學班，是一個值得驕傲的班。大學畢業後，全班同學各奔東西，分散到祖國各地和各行各業。許多同學到各大專院校、研究所……，辛勤耕耘，成果纍纍，桃李滿天下。許多同學成了各行各業的中堅。200多人的班級，湧現了7個院士，在基礎理論和工程領域為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一小班的王選，在激光照排技術中，為中文印刷事業開闢了新時代；同一小班的張景中，歷經二十年的磨難，在40歲以後煥發了學術青春，在理論領域、教育領域、科普領域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績。同在流體力學班的朱建士，在核武器的研製中，為國防建設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記得1954年剛到數學力學系報到時，沿途的樹上不斷見到醒目的標語：“歡迎你，未來的數學力學家！”大學一年級時，洪允楣、張景中在班裡熱情編寫和組織小班同學排練朗誦和合唱：“我們是未來的數學家”，幾十年後程民德先生在我們班同學聚會上，還特別提起這次演出。當時，由於我是北京口音，讓我在合唱前朗誦，但是說老實話，雖然自己在高中時數學還算學得不錯，入北大後，見班上有些同學學習中那樣駕輕就熟，充滿自信，自感相形見絀，不曾夢想自己能夠在數學這樣抽象、高奧的理論世界中成 “家”。幾十年後，大班中的張景中、張恭慶、周巢塵等出色的同學，果然在數學領域的群峰中脫穎而出，取得出色成果，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4級數學力學班的同學，也曾屢經磨難。在極“左”路線的籠罩下，幾十名同學被劃“右派”， “5%”的“指標”亦極大超過，二十年後方得以改正。許多勤於思考的同學，年紀輕輕，被不公正地殘酷打擊，淹沒了他們的聰明才智，毀滅了可貴的青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多少同學和可敬的老師受到了嚴重的摧殘和踐踏。這些嚴酷的事實都刻骨銘心。

北京大學具有突出的學術地位，也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1919年“五四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1935年“一二九運動”，高舉愛國救亡的旗幟，……都為推動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起了先鋒的作用。我們在校期間，馬寅初校長經常邀請中央和各部領導、知名專家及社會名流，在大餐廳為全校師生講解國內外大事，使我們大大開闊了眼界。周總理平實又高屋建瓴的報告、陳毅副總理演講時的生動場景，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馬寅初校長在全校大會上專題論述中國控制人口生育與國家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重大戰略思想，不料沒過多久竟遭到無理批判，二十年後才得以糾正，但全國已多出生了幾億人口。北京大學是知識的殿堂，精英的集中之地，在那個年代，也成了踐踏科學和摧殘扭曲知識分子的重災區。北京大學倔強進取、曲折發展的歷史，也成為中國百多年發展歷程的一個縮影。

“知識就像一個圓”，所知有限，外界無窮。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電腦和互聯網已成身邊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高速公路鐵路、手機視頻WiFi通信、機器人組成的汽車裝配線、電子商務、3D打印技術、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電動汽車、海洋開發、頁岩氣開採、……，生活日新月異，很多都超出以前的想象，真是目不暇接。從小成長，常常以為人類對真理的了解已經到達頂點，出乎意外，又不斷出現多少重大突破。學而後知不足，還有無數未知。在校學習和工作幾十年，着重於自然科學和技術工作，退休以後，渴望深入了解和認識曾經和目前發生的一切，迫切希望補充了解歷史和社會科學知識的不足。

回顧100多年，中國曾那樣積貧積弱，多少志士仁人追求國家的獨立富強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創建了新中國，近三十多年來經濟建設又取得長足進步，得到世界的公認。但正視現實，政治經濟生活也確曾走過相當曲折的道路。回顧北京大學乃至中國發展的歷史，滄海桑田，不能不百感交集。為了使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建設更健康順利地發展，全面深化改革走入了深水區，還有很多難關需要攻克，還有很多阻力需要排除。我國的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希望國家一天比一天更好。1954級同學，現在都已上了年紀，早已過了“古來稀”的年歲，正向80歲逼近或已越過80高齡。深望大家身體多多保重，精神越來越年輕，祝大家健康長壽，闔家幸福，共同見證中國和世界不斷進步發展。

 

簡歷：

1937年1月生於北京。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基礎課後學習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

1958年畢業，進入導彈和航天領域，開始在火箭技術研究院總體部空氣動力研究組，1960-62年在作戰使用研究處。

1962年起調入航天機關。1965年直至退休，均在科研生產局航天型號研製管理崗位，先後任助理員、副處長、處長、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多年來，主要從事人造衛星的研製管理工作。

 

通信處：北京市海淀區阜成路8號75-12

郵政編碼：100830

電話：010-68371686

 

 

思   念

徐從德

 

籌備組希望每位同學都能寫稿。我認為自己工作很平凡，沒有什麼值得寫的，內心矛盾。最後鼓起勇氣寫下以下內容。

我在農村一所中學讀書。1950年，初二年級我在班級中成績還好，人又單純、老實，團組織吸收我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那時，在班級中團結全部同學起核心作用的是青年團。每個星期六下午，班主席站在講台上主持班級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同學們都很直爽，有什麼話都可以說出來。那時，大部分同學經濟都很困難，生活很艱苦。鎮政府分給學校幾畝地，解決伙食中吃蔬菜的問題。學校師生一起種菜，在勞動中師生有說有笑，很是愉快。同學們還參加鎮政府辦的碾米廠勞動，勤工儉學。女同學幫助男同學編織毛衣。在課間休息時，同學們跳集體舞，互相邀請。在學習中互幫互學。晚自修，四個同學圍着一盞煤油燈學習。同學們都無憂無慮地生活，真是像歌曲所唱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進入高中階段，全部時間都用在學習上，但沒有大城市的學校學習抓得緊。遺憾的是我沒有重視語文學習，影響我表達能力和寫不好文章。

最值得我想念的是北京大學五年的學習生活。一踏入北大校園，首先看到的是宮殿式的雕花的房子、綠樹成蔭的林蔭小道。美麗的未名湖，水塔倒映在湖水中，美麗動人。北大的校園是非常適合學習的環境。學校里有藏書很豐富的一流圖書館供同學們學習之用。教授都是著名的科學家，老師都是最優秀的。在老師們諄諄教導下，我獲得了科學知識，培養了我刻苦鑽研、勤奮好學的求學精神，使我在日後工作中受益匪淺。我在工作中接受課題時，能夠廢寢忘食地去完成。刻苦鑽研、努力工作是我的樂趣。這些好的品質是北大老師辛勤培養教育的結果。

我想念北大。

 

簡歷

1942-1943 浙江省黃巖縣蓬街鄉花門小學

1943-1946 浙江省黃巖縣路橋扶倫小學

1946-1948 浙江省黃巖縣鎮鮑中心小學

1948-1948 浙江省黃巖縣黃岩場鹽工子弟小學

1948-1954 浙江省黃巖縣路橋中學

1954-1959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

1959-1964 撫州地質專科學校（原二機部）

1964-1972 浙江地質技校（原二機部）

1972-     浙江石油勘探處     已退休

 

通訊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留下鎮浙江石油勘探處宿舍3幢4單元502室 郵編：310023

 

 

 

幾句真心話

許綏文

      

博雅塔高聳，未名湖悠悠，難忘在老圖書館旁那棵綠葉紅花滿枝頭的芙蓉樹下靜心的複習功課、思考問題、在那裡回味課上課下老師們語重心長的諄諄囑咐，默記入心的我那小天地。

    北京大學，用她豐富的源泉，造就出我們難忘的人生之路。

    我是一個特平凡的人，在中學時由於老師講課很好，幾乎每門課我都感興趣，又愛看小說和課外書、愛唱歌、愛跳舞、尤其喜歡課外一個人獨自去實驗室做物理、化學實驗 。然而，以數學力學作為我一生的事業，是在1954年4、5月份學校組織大家參加北京大學的開放日，尤其是聽取了近一個小時周培源先生關於數學、力學對祖國未來強盛的重要關係的講話後，自己才決定的。回想當年，祖國的需要真的就是我們的志願，為了成為祖國急需的專業科技人才，我想到了自己必須做很大的改變，但我願意放下所有其它興趣和愛好，進行這個重大的改變。

    進入北大後，北大數力系的老師們不但對我們系統學習數學、力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和思路着力的加以嚴格訓練，並以線性代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課程，大大擴展了同學們對於高等應用數學的發展視野，為當時在我國即將出現力學的快速發展與數字計算機大量應用於工程技術，做了重要的人才儲備，使我們畢業後能較快適應進入國家研製“兩彈一星”所必需的高新技術環境。

    老師們非常注意提醒我們要準確把握關鍵的專業技術，我記得有一次在上孫天風教授的流體力學課時，在談到對國外一些專業圖書質量的看法上，他明確地說：“不少書有錯誤，你們要仔細看。不要認為寫成書了，出版了，就沒錯了。這種事情，國內外都是一樣的。”這段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在研究所，我所在的研究組，既負責某部件的氣動設計和氣動特性計算也負責模型設計和風洞試驗，十一、二個人來自全國八個重點大學的相關專業： 哈軍工、北航、南航、北大、清華、復旦、浙大、華東師大，工作量很大 ，大家都非常努力。絕大多數的技術實施方案都經過大家討論後，分工完成。1959年夏，從蘇聯請來了一位專家，領導我們開始預先研究的型號設計。他每週只短短的講約三十分鐘的原理和要求，如何做設計和使用何種計算方法完全由我們組自行研究確定。我們大家都動員起來，通過各種關係，去尋找各種可用的計算方法、計算手段、製作多種計算模板、放大必須用到的圖樣，三天后，全體人員參加24小時白天黑夜換人不停活，對五大氣動流場圖的計算開始了，歷時三周終於勝利完成。這是集體力量的生動體現。最令我們萬分高興的是，在考慮了附面層效應後，我們最終計算出的部件氣動性能，與專家所帶來的風洞試驗結果完全一樣。(那時，我們大院裡可是連一台數字電子計算機都沒有啊。)

    這以後，還有一個小插曲，有一天專家問我們有沒有讀過一本蘇聯教授寫的書《**空氣動力學》，我們都說沒看過。專家讓我們補讀一下。第二天，資料室給我們每人都送來了一本，晚飯後我就開始初讀它了。看到數十頁後，我對其中一頁里的一組四個相關的實驗性能圖線發生了疑問，其中一個關鍵的線圖，像是有意作的假。我一下想起了孫天風先生的話，找出筆和紙，詳細的算了三遍，證實了它確實是篡改貨！第二天早上上班時，我找到了我室的俄語翻譯，和他一起去找到了專家，講了我昨晚的“發現”，專家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這本書在蘇聯大學中已使用了近二十年，在北京航空學院也用了四、五年了，不會有這種問題的。”我說：“請你在晚飯後，用二、三十分鐘看一下這一頁的圖線，就能看出來究竟有沒有問題。好嗎？”專家說：“好吧。”轉天早上上班後俄語翻譯笑嘻嘻的來跟我說：“你對了！今天一早，專家來了就對我說——許是對的”。後來，專家又加了一段話：“許,才是個本科畢業生，居然能看出這本經典書有問題。”“以後，你們中國的科技發展速度一定會超過我們。”這句話，給了我巨大的喜悅和力量。

 

    文革歲月品艱難

文革,一個可怕的、長長的、顛倒黑白的歲月，對我而言尤其困難。

中學六年我一直住校，對許多同學、特別是室友的家庭真實情況相當了解，文革開始，當老賀回家告訴我，那個別有用心的人，在北大全校大會上，大大地說了幾段煽風點火、挑撥離間的很惡毒的話時，我對他說：“她是在胡說八道！不知道她想幹什麼？不過，你在討論會上可要小心點，不能這樣說，要不然會倒霉的。”但是，我一直擔心他會出事。因為，我認為老賀是一個比較簡單實誠的人，不善於編一套套的話說，而在文革這種大環境下，簡單實誠的人平安生存很難。我提出來把他調到空動所工作，空動所莊逢甘所長願意接收，但是，北大不同意放人，只得作罷。不久，果真出事了。老賀在下放到江西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的同時，被作為黨內的清理對像處理。一年後，老賀回北京時，變為一個精神分裂病的患者，他說話的內容只有一個，就是在五七幹校挨整的情況，根本無法繼續堅持原來的工作；這與他在莫大隻用半年時間，就完成了原本三個莫大研究生都沒能做出來的化學流體課題時的狀態相比，實在呈現為一個難以想象的可悲結果。當時我想，我們只能堅持下去，難道天能塌下來?先看好老賀的病再說。

1978年10月10日北大黨委對賀覺民做出恢復黨籍的決定。

    在文革這種非正常期間，我自己應該干哪些事？這是那時我常常琢磨的問題。後來，大院裡的空動所計算機室要開講《數字計算機及其應用軟件開發》，我就和組裡幾個有興趣的同事一起，去學了這個以後肯定用得上的新技術。

約兩年後，我們使用中科院計算中心的數字電子計算機，採用中科院計算中心朱幼蘭研究《初邊值問題的差分方法與繞流計算》中的一整套計算方法，解決了我們部件設計所需的流場計算問題，達到二級計算精度。在這個項目進行中，我們得到朱幼蘭以及老同學敖超多方面的幫助。就這樣，我們在文革中完成了部件氣動流場數值計算的升級版。

 

去新的領域闖蕩

    在老賀的病有些好轉後，他很想離開我們住的地方，想進城住。我想，換換生活環境，也許對病的好轉，效果會更大些。1986年6月，我決定改行到中國國家圖書館自動化部工作。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我結識了很多頗有才識的圖書館人和一些很有靈氣的軟、硬件工程師。我參加完成的項目主要有：

    各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的發展現狀研究；

    中國國家圖書館計算機網絡系統的建立；

    中國國家圖書館計算機系統的引進；

    中國國家圖書館全館應用軟件系統的開發；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工程的立項；

     建立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XML試驗系統；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XML應用軟件系統的開發。

     特別不能忘的是王選和陳堃銶對中國國家圖書館數字圖書館整個XML應用軟件系統的開發，給予了特殊的大力支持。當時，由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對數字圖書館項目根本沒有經費投入，該項目是由北京大學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合作建立，北大方面是由所長王選特批的，是在國圖方無經費投入的情況下合作進行的。而XML技術的應用，保證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數字圖書館項目的水平，能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我很高興，在國圖十九年中，促進了國圖向世界一流圖書館前進的步伐，在祖國的這個文化總基地里，我仍是一個為祖國奮勇前進的哨兵。

 

Email：xu050114@163.com

 

 

歲月回憶

許為厚(W.H.Hui)

 

我1938年8月21日出生於廣東省普寧市一書香之家，從小愛好數理，1951至1954年在廣州培正中學讀高中，1954年9月至1958年7月在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讀書，1958年7月畢業被分配到福建省廈門大學數學系當助教。

1962年我申請去香港，看望患病的母親。抵港後才知道母親患糖尿病拾餘年，生活困難，乏人照顧。憶家父許杏蓀，出身於殷商和書香之家，青年時期接受馬列主義，背叛家庭，以半工半讀靠自己完成大學教育，早於20世紀20年代到上海投奔革命，置妻兒於不顧，卻於1958年被打成右派（1979年平反改正），翌年去世。我環視老母孤苦伶仃，生活無着，便決定留港侍候老母以盡孝道。此事當時已報告廈大數學系，這一決定亦使我逃過文革的厄運。

香港謀生並不容易，香港對大陸人諸多岐視排擠，連北大的文憑都不承認，找合適工作真不容易。經過4年的掙扎，我終於在1966年10月獲得獎學金到英國南安普頓(Southampton)大學航空與航天系讀研究生，以18個月的時間取得4項研究成果，破大學記錄取得哲學博士學位 （PhD)，並在同系任講師。1983年12月獲英國南安普頓大學航空與航天系科學博士(DSc)榮銜，即所謂博士之博士。此等成績應歸功於北大老師的教導和北大學風。1967年香港暴動，我邀請在香港的女友梁國欄到英國結婚生活。老母亦隨之赴英共享天倫，後來同赴加拿大，她於1980年去世，享年80歲。

1974年我攜夫人到加拿大任教，擔任加拿大滑鐵盧(Waterloo)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1979至1994任應用數學和機械工程教授。 1991年12月至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數學系教授, 1994至1997年任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副院長，1999年至2004年任香港科技大學科學計算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從香港科技大學退休，為榮休教授。 2005至2006年應聘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特聘教授，協助建立力學研究中心。

1980年我應聘出任美國太空總署(NASA) Ames研究中心和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客座教授，1994年至今任加拿大滑鐵盧(Waterloo)大學應用數學系榮休教授，1997年至今任浙江省水力河口研究院名譽顧問，2000年至今任北京計算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名譽顧問。

2007年我退休後和夫人一起定居加拿大多倫多市。Since then we get to see our two sons more often。 They were both born in England and grew up in Canada。 The older son, Charles Hui, is a medical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his wife, Sarah Rice, is also a medical doctor。 The younger son, Edward Hui, is an Actuary working in New York City; his wife, Casey Gaetano, is a school teacher。

我的研究領域：計算流體力學；高速飛行空氣動力穩定性理論；水波的非線性理論；偏微分方程的相似解方法。共發表論文140多篇，對每個領域均作出獨特的有系統的貢獻，獲同行引用很多次。有代表性的十篇論文列下：

1 Hui, W. H.，Stability of oscillating wedges and caret wings in hypersonic and supersonic flows，AIAA Journal，1969 年，7，1524-1530 (This paper was singled out by the Journal editor for its excellence; see Astronautics and Aeronautics, Vol. 8, page 23, January 1970。)

2 Hui, W. H., Tobak, M.，Unsteady Newton-Busemann flow theory, Part I: Aerofoils，AIAA Journal，1981 年，19，311-318

3 Hui W. H., Tobak, M.，Bifurcation analysis of aricraft pitching motions about large mean angles of attack，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1984 年，7，113-122

4 Hui, W. H., Hamilton, J.，Exact solutions of a three-dimensional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 applied to gravity wave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1979年，93，117-133

5 Dungey, J. C., Hui, W. H.，Nonlinear energy transfer in a narrow gravity-wave spectrum，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79 年，A368，239-265

6 Donelan, M. A., Hamilton, J., Hui, W. H.，Directional spectra of wind-generated waves，Philosphical Transaction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1985 年，A315，509-562

7 Ma, P. K., Hui, W. H.，Similarity solutions of the two-dimensional unsteady boundary layer equations，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1990 年，216，537-559

8 Hui, W. H., Loh, C. Y.，A new Lagrangian method for steady supersonic flow computation, Part II: slip-line resolution，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1992年，103，450-464

9 Hui, W. H., Li, P. Y., Li, Z. W.，A unified coordinate system for solving the two-dimensional Euler equations，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1999 年，153，596-637

10 Hui, W. H., Kudriakov, S.，Computation of the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using the unified coordinates, SIAM Journal on Scientific Computing, 2002 年, 23，1616-1654

近期主要研究成績: After retirement I have written a monograph (with K. Xu) titled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based on the Unified Coordinates”, and it was published in 2012 by two publishers (Springer and Science Press) as two separate books。  The following is a review of it: “The book is a good and very helpful description of the UC system, clearly organized and well written and illustrated。 …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benefits of using UCs in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It is a useful textbook for graduate students or advanced undergraduates who are studying the mathematical and numerical models and methods in hydrodynamics。 There is also much to find, learn, and enjoy in this book for experts in hydrodynamics, applied mathematicians and other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this area。” (Yuri N. Skiba, Mathematical Reviews, December, 2013。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短短的一生中我有幸在世界很多國家和不同社會制度生活：從少年時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到殖民地社會的香港，到老牌資本主義社會的英國，到新興資本主義社會的加拿大和美國，再回到四不像的一國兩制的香港。從而有機會接觸和親身體會了各種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

我所住過的英語國家——英、美、加——都非常開放、平等和友善，樂於吸收人才，亦沒有種族歧視。個人事業能否成功全靠自己的競爭能力和機遇。政府的權力極小，而且依法行事。社會的真正發展動力來自民間（且看Microsoft、Google和Apple等等大公司是怎樣發展和由誰發展起來的）。整個社會都是講理和依照規則辦事，無需搞個人關係，這使外來者容易融入，所以內子、我和孩子們都喜歡在這些國家生活。我的兩個兒子都與當地女子結婚，孫輩亦頗聰明伶俐。

現代文明社會最主要的標誌是：自由、民主、法治（Rule of law，not Rule by law）、人權和科學。綜觀各國和各社會制度的優缺點，我認為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去發展和競爭，同時又照顧弱勢社群。至於從個人層面，獨立思考是最主要的，不可人云亦云。不管從事哪種職業，一個人一生最主要的是要親身經歷過成就感，這才是最高尚的精神享受，非金錢可以買到的。如果子女輩成就比我們更大——一代比一代好——那是更加難得之事。

最後我祝各位老同學身體健康，繼續享受餘生，更盼五年或十年後再歡聚於母校。

 

 

 

 

 

 

 

 

 

 

 

 

                                                 

普寧市占隴鎮僑聯等接待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許為厚

揭陽市僑聯

近日，國際著名流體力學教授許為厚攜夫人蒞臨普寧僑鄉觀光訪問，受到當地黨政領導及僑界人士的熱烈歡迎。

許為厚教授祖籍普寧，後為香港科技大學數學教授兼科學計算研究中心主任，是世界上計算流體力學統一坐標法的創始人。

在普寧市外事僑務局、普寧市占隴鎮僑聯等單位負責人的陪同下，許為厚先生參觀了位於占隴鎮的母校興文中學，與母校師生進行了學術交流，併到家鄉郭厝寮尋根問祖，敦睦鄉誼，密切與家鄉父老鄉親感情。2007年5月21日（摘自互聯網）

 

簡歷

PRESENT POSITION:

Emeritus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ACADEMIC  DEGREES:

BSc (Bachelor of Science, September 1954-July 1958) i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October 1966-April 1968) in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England

HONOURS AND AWARDS:

Doctor of Science degree (DSc) awarded by 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to original research in Fluid Dynamics, 1983

FIELDS OF INTEREST:

(1)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2)    Aerodynamic Stability Theory of High Speed Flight

(3)  Nonlinear Water Wave Theory

(4)    Similarity Solutions of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1968-73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England

1974-78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1979-94  Professor of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1980  Visiting Professor at US NASA Ames Research Centre, Moffett Field, California and, concurrently,

Visiting Professor (Navair Research Chair) at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lifornia

1991-2004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Associate Dean of Science(1994-97) and Director(1999-2004), Center for Scientific Compu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2005-06   Visiting Professor, Division of Mechanics, Research Centre for Applied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E-MAIL ADDRESS: whhui@ust.hk

 

 

祝願生命之樹長青

 楊九高（楊路）

   

1954年8月的一天，我和一些朋友興高采烈地背着不多的行李到成都市鹽道街集中，每人被發給一個“西南地區新生赴校隊”的胸牌，分乘若干輛大棚卡車，沿着川陝公路（當時寶成鐵路尚未開通）顛簸前行，開始了其後半個世紀的坎坷旅程。

    我當時畢業於成都市一所歷史悠久的著名中學，現在叫做“石室中學”。據說西漢時期蜀郡的郡守文先生曾在此地建石室辦官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優秀人才，歷代傑出校友據說包括司馬相如、揚雄、陳壽、李密等知名人士。這一開創性的壯舉（過去孔丘先生辦的是私塾，辦官學是文先生首創）得到了不久前還在熱播的“漢武大帝”的充分肯定，於是後來咱就有了由中央直接領導的“太學”和“太學生”云云。不久前我參加了石室中學第二千一百多少年的校慶，那個才叫自豪，就像某影星服用了“蓋中蓋”，感覺真的不錯。

    那一年，石室中學有五位同學考上北大，其中李權和我進了數學力學系。其他三位化學系和物理系的出於各種原因在上個世紀即已英年早逝。感覺還是咱們系的風水較好。

    我們擠在大棚卡車上，一路高唱“共青團員之歌”一類的革命歌曲，穿越成都平原和川北丘陵，出劍門，跨秦嶺，到寶雞坐上了往北去的火車，雖然是硬座，當時的心情那個好，其後的數十年再也沒有過那樣的好心情。

到學校報到註冊之後，每人被發給一個捷克造的搪瓷碗，意味着“免費的午餐”，當然還有免費的晚餐和早餐。隨後是安排宿舍，暫住臨時工棚，在那裡首先認識的是主動關照我們外地同學的周巢塵、李頤黎等幾位高個兒的北京人，一個個熱情洋溢，彬彬有禮。2004年聚會他二位都做了“大會發言”，但我沒注意聽，我一直在回憶這二位當年雄姿英發的模樣。

    人說北大人善於獨立思考。在20世紀50年代的多事之秋我經過“獨立思考”總結出兩條“公理”：一、一切真理服從人道主義原則。二、人與人之間應為合作關係，不應該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按照這兩條來立言行事，於是在1957年夏天遭遇到難以承受的打擊。

    現在反思起來這可能是一誤會。其實我並不反對領袖，我實心實意地相信“領袖”真是人民的公僕。我只是擔心個別公僕用權不慎傷及無辜。用現今市井流行語來形容，我是“操心丸”吃得太多。那以後的18年，我在公安局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體力勞動改造思想，其中農場12年，煤礦6年。從21歲到39歲就是這樣度過的。

    1975年7月我獲准離開煤礦回家自謀職業，在街道上做臨時工。雖然還是重體力勞動，雖然失去了鐵飯碗和公安局的堅強領導，但那個心情，怎麼說呢？前某年春節晚會有句歌詞兒：“老百姓呀，今兒個真呀嘛真高興！” 在這沒有崗位的崗位上一干又是4年。

    1979年經由55級洪加威同學牽線搭橋，陶懋頎先生、趙立人同學和56級熊金城同學的舉薦和努力，我和景中被中國科技大學正式收編。闊別22年後終於又回到原先的起點。高興的是，我們自1950年代開始的相互“切磋”，終於有了較好的環境和條件。

    1995年咱們的系擴充為數學科學學院，聘請我擔任新建的“信息科學系”的主任，我同意兼職。從1996到2002我在這個位置上做了兩屆。這期間由於種種原因，我在咱學校的時間並不多。每次來我都住勺園，經常去未名湖邊散步，但再也找不回當年的感覺了。

    2014年聚會時被勉勵要保持良好心態，類似於老幹部要保持革命晚節的意思吧。也許還有多一層意思：如果把每位同學比作一本書，這本書已經翻過了七、八十頁，但後面可能還有許多頁，最精彩的故事可能還在後面。

親愛的同學，祝您生命之樹長青。

  （本文選自《五十年情懷》，作者對原稿進行了少量補充修改）

 

簡歷

1936年農曆9月9日出生於四川省渠縣。在成都市完成小學和中學教育，初、高中畢業於成都石室中學（成都四中）。

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8-1969年 在清河農場、團河農場勞動。

1970-1975年 在四川大邑縣新源煤礦勞動。

1976-1978年 在成都市街道生產組/街道工廠做臨時工。

1979-1985年 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任教（講師、副教授）。

1986-1991年 中國科學院成都數理科學研究室 研究員、副主任。

1992-1996年 中科院成都計算機應用所 數學與計算機科學中心 研究員、主任。

1997-現在 中科院成都計算機應用所/成都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員。

1996-2002年 兼任北京大學數學學院信息科學系 教授、主任。

1996-2006年 兼任廣州市數學與人工智能國際交流中心/廣州大學 教授、主任。

2004-2012年 兼任華東師範大學計算機理論研究所 教授、所長。

 

 

通訊處：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9號中科院成都計算機應用所 （郵編 610041）

手機：13550395068

電郵：yanglu8628@163.com;  luyang@casit.ac.cn

 

 

難忘師恩和友情

葉其孝

 

高中畢業前，我的班主任(物理老師、老革命)把我找去“通知”我，要我去留蘇，當時我很高興，但是結果卻沒有我，有同學告訴我，因為你父親在香港，社會關係有問題，不能留蘇(我後來才逐漸意識到社會關係有問題的嚴重性，我的弟弟、妹妹沒有一個上大學的)，加上我母親剛去世幾個月，對我這無疑是一個打擊。我比較喜歡物理，但是因為紅綠色盲，不敢報物理，三個志願都是數學，所以當在報紙上看到發榜的信息，雖然也高興，但有很多顧慮：我這種人到北大會怎樣? 我想我個性比較內向又不善交往，所以我首先要努力學習，要誠懇待人、不要得罪同學，要聽領導和老師的話。後來和考上北大的同學一起坐火車北上時，我還是在胡思亂想、自尋煩惱，所以王選等同學所說途中“驚險”、有趣的事情，我都沒有太深的印象。

  其實從上海中學考上北大數學力學系的有9位同學，除我外還有：沈立、陳天權、莊國強、趙立人、胡耀鼎、王雲波、葛顯良、馬名揮。我想這對上海中學和北大數學力學系都是空前的。可惜的是三位同學被錯劃為右派，沈立則因為工作特別認真負責而不幸中毒英年早逝。在來北大前我只認得胡耀鼎(因為中學是同班，實際上我和他是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同學)，其他幾位都是來北大後逐漸認識和熟悉的。

    到了北大，我被分配到九班，住在11齋，但是我住在樓上，和七班的同學住在一起，我也被指定為生活委員。我對九班有非常溫馨、愉快的回憶，在二體附近打雪仗、去頤和園玩、去八達嶺長城等等，對我都是第一次。九班還有一批“活躍的搗亂分子”經常互相開玩笑或給人取“綽號”，我估計九班有綽號的同學居各班之首。由於我不善交往，所以在九班我接觸比較多的只有兩位：張恭慶和馬希文，但“方向是相反的”，我是主動找張恭慶請教學習中碰到的問題(在大學畢業後的50多年裡在學術和工作上，他都給我許多幫助)；我和馬希文的交往則多是他找我，或是要我教他上海話，或是周末邀我出去玩(他絕頂聰明、學習毫無困難，一年級時就編寫過“蒙漢字典”，而且交遊廣闊，我相信即使在九班，他交往最多的肯定不是我)，僅舉一例：我會騎自行車，但我沒有自行車，有一次周末，他給我借了一輛自行車，一早出發一直騎到模式口水電站，回來又在海軍大院參觀了一個展覽，把我累的夠嗆。

    在五年的大學生活中有兩位老師對我今後的學習、工作產生重大影響，他們是丁同仁先生和周毓麟先生。

    記得大約在二年級，丁同仁先生帶我們幾個同學到系資料室介紹如何使用各種資料時，他指着Mathematical Reviews說了一句影響我終生的話， “(大意是)數學研究的最新方向和最好成果都可以從中找到線索。”我畢業後在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或要做什麼工作時經常思考、回味丁同仁先生的這句話，當然，我的學術水平和能力尚不能找到最新的方向和做出最好的成果，但是經過我的努力鑽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可以識別什麼是最新的方向和最好的成果。丁同仁先生在我研究生畢業後做助教時，就如何做教學檢查等方面所給予的指導，大大提高了我的教學水平和應該怎樣教學生的認識。他在許多方面給予我的幫助和支持當時我都不知道，是我後來聽人說了才知道的。

周毓麟先生是我一生中零距離接觸最多也是影響最大的老師。他57年留蘇回國後就教我們偏微分方程專門化的課，教給我們研究偏微分方程中泛函分析、先驗估計、不動點定理的應用等最新方法，還給我們開討論班，特別是他讓我們在討論班要念的書是1955年剛出版的，Fritz John 寫的, Plane waves and spherical means applied to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而不是蘇聯的文獻。雖然由於政治運動討論班沒有堅持下來。後來我才知道他是陳省身先生的學生，陳先生教他做研究就要博採眾長。周先生為了幫助我們學得紮實並獲得初步的研究能力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試，最突出的一次，他給了一個題目要求我們專門化的同學各自獨立去做，三天后交卷，這樣的考試方法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周先生後來告訴我，大家交上來的實際上就是一篇研究論文。唯一不足的是，當時沒有搞一個報告會，讓大家在會上報告交流、切磋，這樣收穫會更大。我考上周先生的研究生後不久，他給了我論文題目就被國家調走從事重要的保密工作。直到研究生畢業期間我只找過他不多幾次匯報學習和論文進展情況。他在緊張的工作中還給我和黃乘規仔細安排論文答辯。文革中我不敢去找他，直到改革開放我們恢復了偏微分方程討論班，他每次都騎車來參加。他的豁達和為人更是我學習的榜樣。他並不要求自己的學生一定要繼續他的研究方向，而是支持我們自己去選定方向，他會提出建議，他認為對的就會大力支持。後來我每年都要去看望他幾次，幾乎是無所不談，他對我的幫助也更多了。

    大學期間至今讓我感到內疚和遺憾的就是我沒有守住自己“不要得罪同學”的底線，那就是在反右期間，我是團支部書記，我主持過我們小班被錯劃為右派同學的批判會，我的發言傷害了這些同學。儘管多年後我和這些同學都有一些溝通和交流，取得了他們的諒解，但總歸是做了不對的事情。

    1965年“四清”我和教研室的陳亞浙還有62級的四位同學參加了正定縣的四清工作隊，我是這些人的組長兼四清工作隊文書，把上面發下的文件摘編成隊長和書記的發言稿，可能書記認為我表現不錯，他主動讓我填寫了入黨申請書，我如實填寫後交給他，他第二天就找我談話，很直接的告訴我：“像你這種情況是不能入黨的”，對我這無疑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不過總算是直截了當的給了我絕對否定的回答，我也死心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就親眼目睹紅衛兵來抄家(我們和我岳父母住在一起)，紅衛兵把我女兒的玩具也扔在被抄家的東西堆里，我女兒要去拿回來，但被紅衛兵一腳踢了回去，我當時真的感到很可怕。隨着運動的發展，我從我叔叔、娘娘那裡知道了北大有人專門到上海調查我的情況，我真怕是否有人要來整我了，我的精神極度緊張。但是我有幸和姜禮尚、吳蘭成一起擔任1973級工農兵學員一個班的教學工作並全程參加了葛洲壩二江船閘的設計工作，完整的數學建模和軟件編制、調試、培訓相關工程技術人員，我全身心投入這項工作既緩解了我的緊張情緒，更使我親身體會抽象的數學是有用的，關鍵是要建立合適的數學模型這座橋梁，這直接影響到我後來選擇反應擴散方程作為我的研究方向以及從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活動的工作和熱心投入。直到1969年10月到江西鯉魚洲勞動，遲群要我們做鯉魚洲第一代農民，我倒反而“寬心”了，死心塌地做農民算了。在鯉魚洲也有不少我們的老師，最讓我受教育的是程民德先生，他管養牛就和牛住在一起，只隔着一個竹籬笆，但是他高高興興、踏踏實實地鑽研養牛技術，把牛養得非常好。這給了我極大地教育，即使受到委屈，也仍然能夠踏踏實實工作做出成績，甚至從中找到樂趣，即所謂的苦中取樂吧！正是在鯉魚洲我開始認真考慮我經歷的各項政治運動中的得與失。

    1971年10月回到北京我和李正元一起給工農兵學員編寫高等數學講義，逐漸有了相互了解，為後來1982-83年開始的反應擴散方程討論班打下良好的合作基礎，我們合作的時間長達20多年，不但合作編寫了專著《反應擴散方程引論》，而且培養了一些優秀的研究生。這裡要提一個小插曲，大約在1983年吳新謀先生得知我在北大搞反應擴散方程討論班，他非常支持，自費坐三輪車來北大參加討論班，對我們師生都起到了鼓舞作用。

    改革開放後，1977-78年政府決定選派一些高校教師去國外進修做訪問學者，大約是1978年初某一天朱德威先生在學校遇見我，和我說：“系裡要派你出國做訪問學者”，我不信，因為我的社會關係不好領導會放心讓我出去嗎? 我就說：“根本不可能。”到後來，丁石孫先生找我談話說要推薦我去做訪問學者時，我脫口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丁先生，你告訴我，我的政審通過了嗎?” 丁先生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說了句“這不是你要考慮的問題。”我當時真正感到高興的不是能不能出國的問題，而是感謝領導和老師對我的信任。當然，我也沒有辜負這種信任。

    1979-1981年我在明尼蘇達大學做訪問學者，1980年系裡認為我可以做一些教學工作，給了我一個相當於習題課 (recitation course) 教職，同時也可以給我一些資助 (我後來就放棄了包括回國機票在內的大部分國家資助)。但是，我從來沒有用英語講過課，怎麼辦? 我想到了當時在加州講學的錢敏先生，我就向他求助，他毫無保留地教我他用英語講課的經驗，告訴我什麼地方必須注意，什麼地方可以略為放低一些要求，不會影響教學效果。我基本按照錢先生的指示和我自己的努力以及對學生的了解，果然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也得到了系裡的肯定。

    我做北大數學系副系主任也值得一提。1984年4月武漢大學數學系路見可、齊民友先生邀請我去武漢講一個月的反應擴散方程及相關問題，我4月28日回到北京後，沒幾天總支書記林建祥先生找我談話，他開門見山地說：“系裡希望你來擔任副系主任，校黨委的任命書在我的抽屜里，你要同意，我明天就貼出去，你回去和吳慶寶商量一下。”我回家和吳慶寶一說，她堅決反對，甚至說要去貼大字報，我一聽嚇了一跳，就勸說道，這是我的老師和領導對我的信任，我怎麼能夠拒絕呢，總算說服了她，我就這樣做了副系主任。當然，我自認為沒有辜負老師和領導對我的信任，為數學系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這裡，我要特別談談林建祥先生，在這之前我很少有機會單獨接觸林先生，因為他是領導，但是我聽說過有關他的許多故事，我崇敬他。直到上世紀90年代，我們一起搞大、中學的數學教學改革時才有機會和他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更有幾次單獨和他聊天的機會，直接聆聽他講自己的經歷，包括他被三次開除黨籍是怎麼一回事等等。我從心底欽佩他的剛正不阿、堅持真理、為理想不懈努力的人格和精神，也是我學習的榜樣。

    還應該講講許多老師、同事和朋友對我的幫助和關心，但是限於篇幅，我只好暫時不寫了。但是有一位老師我必須要講，他就是吳文達先生，吳先生雖然沒有直接教過我，但是我們倆好像很投緣，每次偶然相遇，只要時間允許他都會滔滔不絕地從學術到時政講給我聽許多看法，解答我的各種問題，對我大有啟發。特別要提的一件事就是大約在1989年底或1990年初，他和我詳細講了什麼是符號演算和計算機代數系統(他是這個領域在我國的開拓者之一)等問題，解答了我的許多疑問，使我意識到了數學軟件這個領域的重要性。我就請他來北工應用數學系做題為“符號計算介紹 — 計算機能幫助我們做些什麼數學計算”的報告，作為系主任的我要求全系教師都要來聽，他站着從歷史、發展到展望講了將近兩個半小時，中間都沒有休息，使全系教師都開闊了眼界、受益匪淺。他還請他們研究所的閻守禮先生親自給我們演示了數學軟件Derive的功能。我從他那裡更是得到了直接的幫助，1992年我和裘宗燕在北大舉辦了Mathematica數學軟件的培訓班和研究班，我也在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中率先推廣和應用Mathematica數學軟件。吳文達先生開朗、直率、說真話的作風對我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最後我想談一下也許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我怎麼也不會想到的最大打擊，以及我從中得到的教益。這是我1987年調到北京工業學院(現在叫北京理工大學)後發生的事。我本來要求不做行政工作，他們也同意了。但是1988年我訪問Duke大學回國後，校長找我說：“我知道你對教改有想法，你不做系主任怎麼能實現呢?” 我被說動了(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想拉攏我)，經過組織部的民意測驗我做了系主任。我倒真是想把北工應用數學系辦好，開始許多工作都得到校領導的肯定，我在系裡的一些做法被學校採取，例如，公派出國必須在全系答辯通過，系主任再去爭取名額，等等。但是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這位校長是個心胸狹窄、獨斷獨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拉幫結派的人，後來在辦學理念、具體措施、用人、進人等諸多方面分歧越來越大，而我的做法得到廣大教師和一些中層幹部的支持，這絕對不是他和他的幫派所能容忍的，於是就開始瘋狂、不擇手段整我的活動，我則堅決抵制，我不能違背我做人、做事的底線，於是他們一再升級，甚至無恥到了大約在1994年初工資調整時要強壓我一級工資，原來說我這也好、那也好的人事處長竟然口出狂言：“葉其孝，我告訴你，你這輩子別想漲這一級工資！”把我氣得夠嗆，我和吳慶寶商量後決定，你們不說清楚，我就不要這個工資了。我拒絕領工資近三年。實際上，不到一年，他們就知道錯了，偷偷把我的工資改了過來，並請各級領導不斷地找我和吳慶寶，說已經改正，勸說我們把工資領了吧，我們則堅決要求他們說清楚，讓肇事者和幕後指揮向我們賠禮道歉，否則我們要去法院告他們。最可笑的是，紀委書記也來勸我去領工資，他明明知道錯了，卻不去查辦，反而要我不明不白地去領工資！我卻底氣十足，工資又不是我個人能說了算的，我一點也沒有影響我的教學、科研工作，我不斷地溫習清代東閣大學士閻敬銘寫的《不氣歌》中的兩句話“他人氣我我不氣，我本無心他來氣。倘若生病中他計，氣下病來無人替。”我一點也不生氣，要和他們斗到底，看看在中國還有沒有公理。其實，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校內外知道這件事的人早就看出他們的無恥整人把戲，都在看戲，等着看結果。最後，他們黔驢技窮扛不住了，於1997年3月28日由黨委副書記、統戰部長和另一位領導到家裡來“賠禮道歉”，哪位黨委副書記拿出蓋了紅色公章的證明信給我，一邊說：“我們學校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我們要求當事人和幕後指揮親自來道歉，他們就用什麼黨委換屆了等說法搪塞過去，而且一點不提經濟賠償問題，我們也沒有辦法，只好說我們保留追究的權利。這件事使我受到很大的教益，我看到了一個法制不健全的社會才會讓這些人無法無天，我也看到了這件事中各色人等的充分表演，我也為沒有違背老師的教誨而感到驕傲。

    我寫了這麼多就是要說師恩和友情對我的一生是多麼重要。它們不是掛在口頭上的，正如俄國革命者、哲學家、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1811—1848)所說的“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誼掛在口上，他們並不是為了友誼而互相要求點什麼，而是彼此為對方做一切辦得到的事。

”從我的人生經歷中，我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我還從我的老師的經歷和教誨中，以及自己的切身體會中總結出了我的座右銘之一的四樂精神，我還讓我的外孫女寫了條幅掛在家裡經常自勉。我女兒家也掛了這個條幅，我希望它能夠成為我們家的家風。

    從1954年到北大念書至今60年過去了，我知道不少同學是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強地堅持自己的理想，克服無數困難為祖國做出了重大貢獻，甚至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他們的事跡也曾經感動並鼓舞着我儘可能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我認為：我們54級的同學都是好樣的！

 

簡歷

1948年前上海民智小學(現為上海威海

三小)

1948 – 1951私立民智初級中學

1951 – 1954 上海中學

1954 – 1963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本科、研究生

1963 – 1987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數學系工作

1987 – 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工作、退休

 

代表性著作：

葉其孝、李正元著，反應擴散方程引論 (現代數學基礎叢書之一)，科學出版社，1990年.

葉其孝、李正元、王明新、吳雅萍著，反應擴散方程引論 (第2版)，科學出版社，2011年.

葉其孝主編，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輔導教材(一 —— 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 2008.

 

通訊地址：北京北京理工大學89單元082號 (郵編 100081)  電話； 010-68913150

Email：yeqx@bit.edu.cn

 

 

 

我們——北大數力一九五四級

於  劭

 

一、中學時代

    1949年‘建政’之時，我們這些人（除少數調干生外）正好上初一。

    這一年級的學生有一些‘特點’：

    1、 我們沒有參加‘解放前’歷次學潮的‘資格’，但是，對那些洶湧澎湃的學潮，我們是‘知情者’、‘崇拜者’。

    以我自已為例，是在1948還是1949年，‘國立河南大學’的許多‘流亡學生’來到了蘇州——我也實在弄不懂，既然這些學生那麼激進，為什麼還要‘逃’出來，留在河南迎接或等待‘解放’豈不更好，這些學生在政治上非常激進。我還記得，一天晚上，我的一個‘進步’的親戚（文革時期才弄明白，實際上他早就是共產黨員了，只是‘組織’和他本人都沒有明白這一點）帶我去參加了河南大學學生的一次晚會（地點在蘇州東北街），那“團結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歌聲對我確實是一個震憾。

    也就是說，我們這些人，是在‘進步學生運動’的鼓勵下成長起來的，在我們看來，爭取‘民主’、‘自由’，是我們這些人的‘權利’、‘義務’。

    2、 整個中學階段，我們這些人沒有當過真正意義上的‘教練員’或‘運動員’。

    從1949年到1954年，這五年中，國家經歷了許許多多的‘運動’——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知識份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但是，不能不說，我們那個時候年紀還小，運動衝擊不到我們，我們是旁觀者。

    一些人的家庭經歷了土改的衝擊，但是，我們在學校，沒有感染到運動的衝擊，而且，家庭成員中絕大多數也為孩子着想，不會把所經受的一切告訴孩子們。

    同樣，‘五反’時也會有不少家庭受到衝擊，但傳到孩子身上的衝擊波也是很小很小的。

    抗美援朝時，我們也不過是跟出跟進，喊喊口號的小角色…………

    舉個例說，高中階段，我有一個政治老師叫李紹中，解放前他應該是一個報紙的記者，解放後改行了。李先生的表現很激進，當年算是一個‘進步人士’吧，記得他曾多次給全校師生做‘大報告’，談時局。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談了時局，他說：世界革命形勢非常非常好，而在他看來，當時最可能出現革命的地區是日本。

    可是在其後好多天，李先生在學校‘失蹤’了，後來，逐漸有消息傳來，原來，李先生是‘歷史反革命’，被抓起來了。當然，這對我們這些高中生來說，是一次衝擊，但是，也得說，這衝擊波很小很小。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平反潮後，我們這些學生也曾經打聽過李先生的消息，最後，總算知道了李先生終於落腳在安徽屯溪教師進修學校，沒事了。

    3、 實話實說，我們這些學生真正切身經歷過的‘運動’是‘三好學生’運動——這也許是那個年代的一個奇蹟。

  這是由於我們的年齡造成的，我們這一屆，出生年大致是抗日戰爭爆發前後的1935年到1938年，以我自已為例，我出生於1937年底，中學階段的年齡是11歲到17歲。

    而這一‘奇蹟’所帶給我們的是什麼呢？

   （1） 由於‘三好學生’運動，我們受到了很不錯的基礎教育，知識學得很紮實，以致丁石孫先生（我們那時大學的授課老師，後來做過北大校長）在幾十年後公開說過他“一生從教中，印象最深刻的年級是1954屆和1956屆”——這裡，丁先生的深刻，所指既有政治上的（右派多），也更多的是指學習上的。

   （2） 也正由於基礎紮實，進北大後，一般說學習並不十分吃力，由此，愛好也就比較廣泛了。

   （3） 沒有經歷‘運動’的真正磨練，不知社會的深淺，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不明輕重，這正是我們這一級‘受難深重’的根本原因。

（4） 抗戰勝利時，我們都是小學生。而這一勝利所帶來的是民族主義的高漲，因此，我們從小就接受了《岳飛·滿江紅》和《文天祥·正氣歌》的教育，不用等到文革“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早十多年，我們就已經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留心”了。

   （5） 五年半的中學政治教育下，我們（沒有一絲的虛假）都是毛澤東的好學生，只要是毛澤東的號召，我們一定真心實意地擁護。（實事求是的說，1957年的“五一九”中，當聽到說整風是毛主席的號召，黨內幹部中絕大多數不贊成——至今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謠言”——時，心裡總有一種要捍衛毛澤東的想法，這和九年後那些後來插隊下鄉的紅衛兵想法基本相同。

    4、 儘管我們在中學階段所受衝擊不多，但是，也不能不說，這社會並非真空，許多‘不公正’的現象，也不能不給我們這些‘幼小的心靈’帶來陰影。

    舉個例說，對我們這些進入北大數學系的學生來說，不少人在高中就是‘尖子生’，因此，留學生的選拔，對他們關係不小，但就是在那個時期，這種選拔也已經帶有許多‘關係’的關係了。

    後來在‘五一九’時的我們年級的‘全校第三張大字報’里，所提四點中就有一點：“應改進留學生選拔制度”，應該就是指此而言的。

    該大字報的四個作者中的三位（第四位的張世林，其實並不能算是‘作者’，只是‘簽名者’，他之所以簽名，是因為出於義氣，其他同學沒簽，他就簽上了）——陳奉孝、張景中、楊路（楊九高）應該都是高中生里的冒尖者，他們在學業上都有資格成為留學生選拔的優勝者，而由於‘種種原因’，才失去了這一資格。

    就在1956年左右，已經有出版社和陳奉孝聯繫，請他翻譯大部的國外數學專著了，至於張、楊，那就更是十分冒尖的人材了，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苦難後，張終於成了中科院院士，楊的成就也很大。

 

C ：

    你發來的文章我看了兩遍，對於你寫的個人的心路歷程，我覺得不僅真誠，而且也是絕大多數我們同時代人共同的心路歷程。我可能是因為早熟，對國民黨政權沒有任何好感。我對共產黨政權從它執行的土改政策開始就產生了懷疑。特別是51年的鎮反，他完全背棄了自己的承諾，許多不應該殺的人給殺了，其中包括我崇敬的幾位老師和幾位要好的同學的父親。五四年從高中畢業生中選拔留蘇預備生，我是濰坊市出名的尖子生，卻沒有被選上，從此後我對共產黨再也不相信了。

Y ：

    看來我對你們在留學生政策上的“猜測”是蒙對了。

    我自已沒有這一經歷，那個時候，蘇高中是人材輩出，因此，我充其量也不過中上水平，自知輪不到出去留學的資格的。

    那時，我同桌的一位同學留蘇了，但是，他的成績確實很好。當年蘇高中有一位老校長叫陳六中，是個老幹部，印象中好像是“團級幹部”，此人作風正派，也懂教育，也因此，蘇高中的良好學風得以保持下來。

    在這一段里，我其實寫了二點：

   （1） 由於我們的年齡構成，使我們這些人處於不斷的“運動”中，卻不是“教練員”或“運動員”。

   （2）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社會的不公平和“階級鬥爭”的殘酷。

    補充一點：在我們班的右派同學中，我最看不透的是‘談論’兄，他的出身應該是很“好”的，他在大學裡的“表現”，一方面他對出身‘高’的同學似乎成見很大，這很好解釋；但同時，他又對中共組織、對黨團員似乎成見也很大，這就難以解釋了。後來他寫的小字報（署名‘劉枯骨’的）我看到過，裡面對社會（不僅是對‘黨’）似乎確實有着“刻骨”的仇恨，我一直想不通這一點，是為什麼？

 

二、大學前二年半

    1954年九月我們進入了北大數學力學系，全年級約二百人左右。

    那一年的高考，報考人數和錄取人數間差數甚小，因此，錄取的難度不大。也據說，那一年的錄取分數最高的前三名分別是：北大物理、清華電機、北大數學，也就是說，我們這些人多數是高分錄取的。

    1954年9 月到1956年7 月，是我們年級同學的打基礎的二年，1956年9 月進入大三時，開始分出專業，重新編班了。如果用八個字來概括我們這二年半的話，那我以為是：風波不斷、基本穩定。

    1、 1954年 2月 6日至10日，中國共產黨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開始着手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案。在我們進入北大不久，就聽了關於高饒事件的傳達。

    也要實事求是的說，這一運動其實和我們這些人關係不大，也就是聽聽報告，‘學習’一下而已。

    2、 1955年 5月13日至 6月20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由此，學校在統一組織下開展了肅反運動。

    而由於我們這些人的年齡，夠不上“被肅反”的資格，因此，在年級中，‘肅反’最終轉化成了“批判反動、落後思想”的活動。在我的印象里，年級里似乎沒有同學被“隔離審查”，而在物五四級，則有劉奇弟等同學被“隔離審查”，這也就造成了後來‘五一九’時的差距——“胡風不是反革命”的呼聲在我們這個年級似乎不是很高，而劉奇弟的這一呼聲則成了全校性的一個重大事件。

    3、 1956年 2月14日至25日舉行的蘇共二十大，在北大學生中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波動。

    這一波動大致可分為幾個階段：

   （1） 1956年上半年（大二下學期），蘇共二十大召開、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泄露，反‘個人崇拜’成了一個重要的共識。

    期間，雖然4 月5 日中共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但是還沒有開始組織學生進行“學習”，因此，在師生中，“要反對斯大林式的‘個人崇拜’”應該可以說是共識，即使在‘左’得很的師生中，也沒人在那時出來反對這一共識。

我印象很深的是，考試那天上午，正好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文章談蘇共二十大，其中說到，在斯大林時期，為什麼人們都不敢說真話。

    下午，輪到我參加政治課考試了。那時的考試，是單獨抽題加上面試結合的。面試考師中，鍾哲明老師是主試。

    非常巧合，我抽到的試題正好和上述內容相關。於是，我就用了報紙上的說法作為主旨，回答了問題。可以看得出來，鍾先生對我的回答（肯定不是標準答案）非常滿意，稍為問了幾句，就在我的記分冊上寫上了“五分”。

從這一點上看，後來加入到“梁效”里的“左派”鍾先生在當時也並不是很“教條”的。

    （2） 1956年下年年到1957年初（大三上學期），思想上開始收緊，組織‘學習’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後，學校組織學生進行學習，批判‘錯誤思想’。

    這次學習的目的是要讓學生接受《論》和《再論》的觀點，給我印象較深的有兩點：

    一是這次學習沒有最終的結論，這可以理解為當權者已無法壓制學生接受他們的‘結論’了，但是也可以作另一種理解，那就是當局也不想用強制的方法來勉強作出令他們滿意的結論。

    二是，這次學習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爭論。而爭論的主要問題是是否應該容許‘大民主’的形式。

    不少人以為，‘大民主’是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創造，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在‘再論’的‘學習’中，當權者不主張，或者說是反對‘大民主’的形式，而那些後來成為右派的學生們則主張應該容許人們使用‘大民主’的形式來反對‘官僚主義’。不過，還得說明，這些學生並不是主張使用‘大民主’來反‘黨’，而是認為當‘官僚主義’在某些地方嚴重地出現，百姓的合理要求無法得到當權者的贊同時，應該容許百姓運用‘大民主’作為‘武器’來反對官僚主義。而在這些學生的認識中，所謂的‘大民主’其實就是在解放前學生經常使用的‘示威’、‘遊行’等手段，絕對沒有想利用示威遊行來‘推翻’中共的意圖。說實話，其實就是認為應該容許百姓運用‘大民主’的手段來讓他們的合理要求“上達君聽”——毛主席是英明、偉大的，黨中央是正確的，只是下面的幹部‘官僚’了，這應該是絕大多數持‘反面’意見的學生（後來的右派學生）的觀點。

 

    對於這二年半的總的情況，我有如下看法：

    1、 總的來看，可以認為：中共的基層組織在這二年半里對學生所進行的‘思想教育’沒有起到作用，學生對這種‘教育’，特別是政治課的‘教育’抱反感態度，認為這種教育是教條主義式的。這裡，引用1956年 6月18日刊登在‘光明日報’上的一封‘讀者來信’來說明問題：

            

    希望改進政治理論課的教學

    編輯同志：

    我們是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二年級學生，對我們的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有一些意見。其他學校也可能有類似情況。所以希望能把我們的意見在報紙上刊出來。

    在政治課的學習中，鼓舞學生進行獨立思考、開展自由討論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夠的。大家感到學習收穫不大。特別是每當考試的時候，總是人心惶惶，教研室不得不以思想動員來解除學生的顧慮。可是結果大家仍然以死記硬背的方法來應付考試。我們認為，政治理論課的學習的實際效果是與高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要求相距很遠的。主要原因是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的問題。

    教學內容重複。我們在中學學了總路線後，大學裡還要在中國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及政治經濟學中，大同小異地學三遍關於國家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的理論。內容瑣碎，包含了許多可以不提的理論問題與歷史事實。而且講授不深入，結論多，論證少。有時為分析問題而分析，在分析時總離不了“必要性”、“可能性”、“意義作用”等等一大套。談到組織工作，總是“為政治工作服務”，談到黨的代表大會總是“武裝了黨”。然而到底如何“服務”？如何“武裝”？卻缺乏具體的闡述。說老實話，這樣的講授是使我們大家都厭煩的，因為它使我們得不到什麼。

    在教學方法上，教研室很少鼓勵同學進行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特別是表現在課堂討論上，似乎在訂討論計劃時就不打算開展討論，同學們寫發言提綱，只是把筆記改寫一下。討論時，即使有人提出了較有意思的問題，也往往為了保證執行原計劃，被簡單的解釋一下便過去了。有時對不同的看法進行討論時，老師往往又用“立場”、“思想方法”的帽子把他不同意的看法否定掉，而不是以理服人，不是幫助同學們站穩立場學會分析問題的方法。老師有這樣的提法：“應該首先肯定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正確的，再來體會它的正確性，”我們認為，這種提法限制了學生的思考，使得有些同學有這樣的感覺：學政治理論是去體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性，只要背熟就行，可以不求甚解。以至在一些問題上暴露出了那種不求甚解的非科學態度。例如，講課講到蘇聯鋼鐵年產量“平均每人能分到……基羅格蘭姆”，到底一個“基羅格蘭姆”是多少卻不知道。那麼，這數字用來說明什麼問題呢？講到蘇聯衛國戰爭頭兩個星期“消滅了德軍三百萬人”，顯然，沒有去想一下三百萬到底是多少，結果引錯了數字。

    我們認為，有許多問題是不能容忍它長期存在的，政治理論教學必須好好改進。必須從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際效果中來加以檢查，痛下決心，大力改革，才能使政治理論教育不致成為學生厭煩的課程，而成為學生喜愛的課程，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我們是衷心想學好政治理論課的。目前的政治理論課實在使我們學不下去，我們希望教育領導部門和教師們重視這個問題，不要強調困難再拖下去，而要迅速予以改進。

北京大學學生  洪允楣  劉景麟  張景中  於 劭

黃乘規  徐元洪  張恭慶  王 選

 

    必須說明，雖然看來這八個學生中後來有五人成為右派，似乎這封信只能代表右派學生的看法，但實際並非如此。

    我們只要看一下這八個人後來的景況，就可以了解到許多：

    中科院院士三人：張景中、張恭慶、王選；

    大學名教授五人：劉景麟（河海大學）、張景中（廣州大學）、黃乘規（天津師院）、張恭慶（北大）、王選（北大）。

    事實上，這八人在當年絕大多數是學習上的‘一時之選’，而這封信的觀點，可以認為是代表了當年年級中占絕大多數的‘中’和‘右’學生的共同觀點。

    2、 “向科學進軍”和“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這二件事，給我們這些學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前者，讓我們奮發向上，後者，讓我們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看不到“秘密報告”，但是，能夠從報紙上知道它的大致內容，還可以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的《斯大林時代》一書中基本上了解到斯大林的惡行，這就為1957年的“五一九”打下了思想基礎。

3、 但是，必須強調的一條是，無論我們中這些人在1957年是那一“派”，在大學的前二年半，我們都崇拜毛澤東（我要到二十一世紀上網後才對毛有了較深入的了解）。

 

簡歷

1954年 9月—1958年 3月  北大數學力學系學生

1958年 3月—1959年11月  北京無線電器材廠（電子儀器廠）勞動

1959年11月—1960年11月  北大數學力學系學生

1960年11月—1978年 3月 務農

1978年 3月—1978年12月 崑山正儀中學教師

1979年 1月—1982年 8月   崑山一中教師

1982年 9月—1997年12月  崑山教育局教研員、教科員

 

通訊地址：215300  江蘇崑山北柵灣 9-203

Email:ggffvv@sina.cn

 

 

思   念

余慎之

 

我常思念我的母校，那美麗的燕園，小橋流水，湖光塔影， 古樸建築，典雅莊重，鳥語花香，曲徑通幽。我常思念我的師長，那白髮蒼蒼睿智博學的大師，帶領我們在神秘而有趣的數學王國里翱翔，大師們循循善誘，諄諄教導，教給我們知識，也教會我們如何學習，如何做人，如何工作，使我們終生受益。我常思念那些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那並肩度過的如火如荼的日日夜夜，以及在校園中留下的串串腳印；那晨星下朗朗讀書聲；那上下課的鈴聲；那飛奔在運動場上嚓嚓腳步聲；那圖書館中柔和的燈光下，埋頭鑽研、苦思冥想和偶爾發出的翻書聲；那大食堂門前的敲碗聲。在我們共同度過那人生絢麗的五彩的歲月中，同窗們兄弟般的互相關心、幫助和鼓勵；以及敞開胸懷對那燦爛美好的未來無限憧憬的高談闊論；緊張的學習，愉快的課外活動，假日的郊遊，各種各樣的社會勞動；經過一個又一個“運動”：這如歌的歲月，像詩篇、像夢幻、像戲劇、又像戰鬥，這一切的一切，令人難忘，又令人回味無窮。啊！這一串串的思念，一條流不盡的江水；這思念像一片溫柔輕拂的流；這思念像一朵朵幽香陣陣的花朵；這思念像一曲餘音裊裊的琴聲；這串串思念在我腦海中時時隱現，令我陶醉，令我辛酸，令我心碎。終於，我想到了將這些思念化作點點繁星，讓它高高地掛在夜空中，每當晴朗的夜晚，當你打開窗櫺，你都可以看到閃爍的星，像一張張笑臉向你問候，那笑臉就是我對所有關心幫助過我的人的思念與祝福， 祝福你幸福安康，直到永遠。

余慎之   2014· 4·9

 

 

 

 

人生歲月中的師友身影

曾錦光

 

畢業56個年頭，三易工作單位，穿越東西南北，除“文革”浩劫期間阻絕一切音訊外，無論走到何處，身在何方，工作和生活中總常有師友的身影閃現，帶給我許多支持和幫助，平添了人生的許多欣慰和光彩。如今老來靜思，往事縈懷，恍如昨日猶歷歷在目，現擇其中印象最深的人和事若干件，簡略記述，以作雪泥鴻爪之志。

 

董鐵寶先生

我畢業後被分配到中科院機械研究所，適逢大躍進正如火如茶的展開，中央準備上馬三峽工程“高峽出平湖”，錢學森提出搞10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這當然成了當時機械所的中心任務，於是我接到的第一個工作即是如何根據小試樣的材料強度試驗結果推算巨型水輪發電機主軸的強度，即解決所謂的“尺寸因素”問題。在日以繼夜的查閱了大量有關文獻資料之後，發現解決這一問題能依賴也是最關鍵的理論是Weibull於1934年發表在美國機械工程學會（ASME）學報上的一篇統計強度理論的文章，為了獲得該文，我專程從長春到北京，遍查北京圖書館和科學院圖書館的藏刊，由於該文發表的年代較早，結果一無所獲。當時我除了收集資料的任務外，還在北大做材料強度試驗，得以與力學專業的老師多有接觸，一次偶然的機會從董鐵寶先生處得知他從國外帶回的資料中竟有該文翻拍的縮微膠捲（當時還沒有複印機），於是大喜過望，如獲至寶，立即借來沖印放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真沒想到，踏破鐵鞋之後在董先生的幫助下順利完成了我的第一項工作任務。

我當時的研究方向是金屬疲勞問題，而董先生早已將目光和興趣投向了金屬力學性質這一領域，他在中科院力學所正組織力量準備開展一項飛機疲勞壽命的研究工作，並約我參加，我當然非常希望能在他的指導下學習和工作，可惜未獲單位領導的批准，只得抱憾返回了長春。

    記得王選在他的回憶中提到他最初收集閱讀計算機文獻，受益最多也是最重要的資料都是來自董先生處借來的美國計算機學會（CACM）雜誌。董先生是參與世界第一代電子計算機伊利亞克機的設計與編程使用者之一，同時在工程力學領域又具有廣泛的興趣和精深的造詣，他回國後在指導中國的計算機研製和開展金屬斷裂力學的研究方面都是先驅者之一，對於這樣一位學識淵博、研究領域廣泛的專家，不意在文革中競橫遭迫害至死，令人扼腕深深嘆惜。他那頭戴一頂絨線小帽的身影連同一封我保留至今的他的來信將永遠留存在我的記憶之中。

 

沈立

沈立已經逝去四十餘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腦海中仍時有浮現，尤其是保存在青年時代的回憶里。六班同學之中，沈立、朱建士和我三人最為投契，除了志趣相投之外（後來我們都選擇了力學專業），使我們接近的一個共同因素是響應馬寅初校長倡導的冷水浴，不論寒署，每晚臨睡前都堅持一起去沖洗鍛煉，這一習慣我一直保持到65歲，對我的健康終身受益。

沈立父親在中科院應用化學所工作，與我所在的機械所僅一街之隔，而兩個所的宿舍連成一片，難分彼此，因此他每次從北大回家探親，必定來邀我到他家小聚，有時還約上他在應化所的朋友一起到附近的南湖划船、游泳。後來我母親到了長春，他也到我家玩過，當時大家都還沒有成家，青年人的友情更覺純厚，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文革風暴驟起，以後由於運動不斷，人人自顧不暇，才中斷了一切聯繫。文革期間，也曾聽到過他父親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殘酷批鬥的消息，但迫於當時的形勢已不可能去他家探望了。緊接着清理階級隊伍之後，開始了大規模的幹部下放，我被插隊落戶到延邊農村當起了農民。

四年之後的1973年秋，一個機會使我有可能調回四川成都，因此回到長春原單位辦理調動手續，在等待期間無所事事，為打發時光，每天下午都去附近的南湖游泳，一次在更衣室偶遇沈立的應化所朋友，他一見我就迫不及待地問我是否知道沈立遇難的事情，我被他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震驚得不知所措，再問詳情他也不甚了解，於是立即趕到沈家去訊問信息，見到沈伯伯一家都沉浸在悲傷之中，他們也是剛從下放的農村調回不久，家中的凌亂景象說明還來不及收拾整齊便又一次遭到這一重大打擊。沈伯伯拿出了北大漢中分校報導這一事件的詳細資料，並說正在為沈立等幾位遇難者申報追認烈士，我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也是他們家最需要也是唯一能得到的慰藉了，在說了一些安慰的話以後，我默默無語的告辭退了出來，心中升起一種莫明的空虛和悲哀，從此失去了一位曾經朝夕相處的摯友，一個那麼年輕朝氣蓬勃的生命就此嘎然而止，怎不讓人深深的痛惜感嘆！

四十一年後的今天，僅以這段難忘回憶作為對他的紀念吧！

王仁先生

“文革”結束前的二十多年，一直沒有機會再見到王仁先生。其間我已於1974年從東北調到了成都地質學院（現成都理工大學），面對的領域從機械轉到了地質，從事數學地質和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這時看到了王仁先生領導編寫的專為地質類專業教學用的《固體力學基礎》一書，才知道王先生也已轉到了北大地質地理系，從事力學與地質學相結合的新方向的開拓工作，這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舞，不僅使我堅定了將力學、數學應用於地學領域大有可為的信心，也對於這條道路上能有王先生這樣的學術領路人而倍感欣慰。

1981年4月，應王先生之邀參加了他主持召開的全國第一屆地球構造動力學會議，記得會上他談到力學與地質學相結合這一新方向時，認為本應稱為“地質力學”最合適，但由於李四光先生創立的地質力學學派已經成為地質學中的一個固有分枝學科，而其研究方法與用力學理論定量分析演繹地質現象和解決地質問題的方法又大相庭徑，因此推敲之後決定採用“地球構造動力學”（geodynamics）命名，從此在王仁先生的領導和推動下，正式誕生了“地球動力學”這一新興學科。

當時我正好完成了一項科研成果，即是用模擬古構造應力場的方法解決預測構造裂縫的分布規律問題。雖然方法上並未涉及多少高深的力學理論，但因這一方法在石油勘探領域取得了較好的應用效果，已經在多個油田被推廣應用，取得了良好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在會上發表後，受到了王先生的充分肯定，並立即被推薦到《力學學報》發表，時至今日，這篇文章仍被幾乎所有研究油氣藏裂縫問題的學者作為開拓性的基礎文獻所引用，而王仁先生與作者也被認為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奠基者。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王仁先生作為著名的力學家與地球動力學的創始人，對點滴創新的敏銳洞察力和對後輩學生的關愛與支持，充分顯現了一個仁厚長者的風範。

這次會議後的數十年生涯中，不論在成都還是後來在寧波，王先生與我都有過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機會。記得在成都時有一次我與苟興華曾陪王先生游過武候祠，並企圖尋找他40年代在成都進修過的航空學校舊址，可惜無果。另一次是他應成都地質學院的邀請來校訪問講學，曾到我家中小坐，我調到寧波大學後，他也曾幾次來寧大參加評審或作報告，最後一次見到他大約是2000年，得知他到寧大的信息後我便一早去賓館看望他和張崇靜先生，當時只感到王先生清瘦了一些，但仍精神矍鑠，沒有料到這次見面竟成永訣，直到一年多以後得悉噩耗，已是王仁恩師逝世兩個多月以後，當時已經無法表達悼念之情，只能將哀思埋藏在心底，這一段文字追憶就作為彌補對王仁先生永遠的紀念吧。

 

朱建士

人生難得一知己，我與朱建士相識相交57年，算得上相知最深的摯友了。記得54年入學之初，我對他的印象是純樸、寬厚，他來自長沙，我家在武漢，有近距離感。以後交往漸深，愈發感到他待人真誠，心胸豁達，又樂於助人，因此經常同習同游，一起探討問題，一起鍛煉，例如他、沈立和我三人堅持洗冷水浴即是一例。通過長期相處，感到彼此性格相投，志趣相近，遂成為知己。三年級分專業以後，他在流體班，我和沈立在固體班，在一起的機會少了，但仍經常聯繫，友誼長青。畢業時我分配到長春，先走，他還在等待分配。臨別互相贈書，我把一些影印版的流體力學書送給了他，他也把一本穆斯海里什維利的《數學彈性力學中的幾個基本問題》（俄文版）回贈與我，至今仍保留在我的書櫃裡。

我到長春一個多月後，收到他來信，說他分配到二機部的一個保密單位，信中既無單位名稱，也無地址，只留給我一個通信聯繫的信箱號，從此我們一直保持着通信聯繫，雖然來往書信不多，但音訊從未間斷，信中也只是談一些生活近況，從不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父親去世後，他春節回家探親路過武漢時還專門代我去探望我的母親，我母親來長春時，路過北京轉車，也是由他接送安排，這些兄弟情誼令我終身難忘。這一時期我有時出差北京，必定約他見上一面，一般是星期天相約在西單碰頭，共進午餐後漫步返回，送他到花園路口便珍重道別，因此儘管知道他單位在花園路，但具體地址從未問過，直到40多年退休以後參加他的課題組，才多次出入他的單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62年以後他去了青海，失去了見面的機會，但書信往來仍保持不斷，直到文革風暴襲來，才吹斷了我們之間的一切聯繫。

風暴過去以後的70年代末，人們都在尋找和重續那些失去的親友聯繫，他從老同學（大約是金和）處得知我已調到成都地質學院，便特意從綿陽九院專程來成都看我，闊別十多年未見，特別是中間經歷了文革大難，老友重逢，相見之外欣喜和興奮之情難以言表，自然有說不完的話題，我太太為照顧我們談話方便，特意讓出床位供我們作徹夜長談，並效法古人抵足而眠。我們雖然是無話不談，但建士對於他所從事的工作則是絕口不提，我自然是從不問起，這一條彼此心照不宣的原則貫穿了我們幾十年交往的始終。

自從這次見面開了一個頭以後，他因為經常要出差綿陽九院總部，而成都是必經的中轉地，所以只要逢他有空我們總有機會見面。80年代初地礦部在十三陵舉辦短訓班，我們夫婦應邀去講課，於是利用星期日專門去建士家拜訪，得以認識了他的夫人張秀琴女士，並把他當時只有8歲的小兒子帶到十三陵度暑假，從此兩家交往更加密切。

97年我調到寧波大學後，他和夫人利用一年一度的休假專程來寧波旅遊，我們又得以在寧波重聚，並一同暢遊了這座對我們彼此都感到新鮮的城市。不久以後，寧大與九院開展合作，建士作為九院的代表團成員之一再次來到寧波，此後由於有了這層協作關係，他也偶爾會來寧大開會，這樣又增加了我們在寧波的接觸機會。

2001年春，建士來電話要我去上海參加一個由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主持召開的國家973項目會議，會上拿到一個有關CO₂驅油的基礎理論課題，從此開始了我和他在油氣能源領域的科研合作。這項課題完成以後，我於06年退休，當年暑期回到成都探親住在我妹妹家，一天，建士突然從綿陽來電說他返京路過成都時要來雙流看我，見面後才知他主要來意是徵詢我是否願意繼續與他合作搞石油領域的課題，這對於退休後正愁無事可干的我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於是欣然同意之下開始了我們的再度聯手。接下來的四年間（06年—09年），我參加了他的課題組，每年2-3次到他的單位——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出差，介紹課題進展情況和討論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建士每次都親自主持研討會並自始至終參加討論，直到09年課題完成為止。

這次合作以後，沒有再繼續搞新課題，我們也就沒有機會再見面，直到2010年11月，建士來寧大參加一個評審會，一年多未見，我去賓館看他時順便帶去家中現有的一瓶五糧液酒，開始時他不肯收，經我說明：“酒是別人送的，而我又不能喝酒，你對酒頗有偏好，因此借花獻佛而已；再說彼此都已進入耋耋之年，活動範圍越來越小，今後見面機會不多了（回想起來這句話一語成讖，追悔莫及），權當作個留念”，這樣他才收下。這次見面暢談了半日，共進午餐後才辭別，當時見他身體情況比我好（血壓、血糖、心臟等都沒發現問題），決對沒有料到這一面竟成永決。

此後的一年時間基本上與建士沒有什麼聯繫，我只知道他的大部份時間都忙於在北京——綿陽之間往來奔波、開會、工作，我這個閒人無事沒必要給他的工作、生活帶去干擾。2011年12月19日我正在醫院陪護住院的太太，突然收到一條短信：“朱院士昨晚在綿陽逝世”，發信人是建士的一個學生，也是我曾經參與工作的課題組的成員之一，短信消息不容置疑，這一消息仿佛晴天霹靂，震得我和臥床的太太都差一點跳了起來，馬上回家與那個學生聯繫，詢問詳情，但他人在北京，也不知究里，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乾脆直接撥建士的手機，想不到竟然撥通，那頭接話的是建士的長子朱衛紅，他說他們全家也剛趕到綿陽不久，現正在醫院詢問情況以後再告訴我詳情，於是只好耐心等待，這一夜輾轉反側幾乎無眠，腦海中總是翻騰着種種往事和對這一突發事件的迷惑不解，心裡反覆問自己：“怎麼會這樣？”。不久後才得知詳情：建士在綿陽出差期間感染肺炎，住院治療後因突發窒息搶救無效逝世，他的追悼會在綿陽舉行，不可能去參加，只好委託那位學生代獻一個花圈表示沉痛哀悼。兩個月以後接到建士夫人的通知，2012年2月16日在八寶山舉行建士的骨灰安放儀式，我知道這是為建士送別的最後一次機會，我無論如何也要參加，終於在他的家人幫助下讓我實現了送建士最後一程的心願。

回顧建士一生，正如王選對他的評價：“建士自身具有很高的EQ（情商）”，加上機遇和堅持不懈的努力，使他在我國核武的研究中成績斐然，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中國的兩彈功臣。可惜天不假年，先我而去，從此使我痛失一個一生的摯友和知己，能不長期緬懷追思！

最近報載美國最新研究成果：“好友之間具有相似的DNA”，也許如此！納蘭性德有詞：“後身緣恐結他生里”，但願如此！

 

簡歷：

1949—1952：上海聖芳濟中學

1952—1954：廣西桂林中學

1954—1958：北大數力系力學專業

1958—1963：中科院機械研究所

1963—1974：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

1974—1997：成都地質學院

1997—2006：寧波大學

2006—    ：退休

 

家庭住址：浙江省寧波市環城北路西段709弄4號308室

郵    編：315016

電    話：0574-87217351

E-mail：  zengjgnb@126.com

 

我的大學生活片斷

           張恭慶

 

1954年8月下旬，長江流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京滬鐵路被淹中斷， 直到8月底才發幾班特別客運。我們從上海地區考上北大的新生由“招生辦”統一安排，包了幾節車廂送學生直達北京。由於沿途大水茫茫，車行緩慢，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足足開了60多個小時。一群初次離家遠行的新生擁擠在悶熱的車廂里，不停地高唱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再見吧，親愛的故鄉，……”。

金秋的燕園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多的新生。學生宿舍建設跟不上，一到校我們就住進當時的“棉花地”（今五四體育場）東側臨時搭起的大蓬里，好幾百人住一個大統間。秋天的蚊子很厲害，我們都支起了蚊帳。帳子是學生宿舍里唯一保護隱私的地方。我們南方來的學生沒有午睡習慣，午睡時間就躲在帳內寫家信、讀外語或看小說。入冬，蓬子太冷，學校調整了住房。我們搬進了十一齋（今理科一號樓到農園食堂之間，當年有十幾棟二層樓簡易房）24人一大間，內有三格，每格4張上下鋪，共住8人，中間兩張四屜桌，可供一部分學生自習。每早6：30吹起床號，晚10：30息燈。用餐在大飯廳（今大講堂），第一年伙食費由國家包了，第二年開始，每月收9元。十個人固定一桌，等所有人都到齊後，由“值日生”分菜用食。下午4：30-5：30，是體育鍛煉時間，東操場、二體、棉花地擠滿了人群，跑步、跳高、打球、體操，……等等。那個年代推行“勞動衛國制”，有許多運動項目都要求達標。上課的教室主要在教室樓（今一教， 後來又蓋了二教），也有的課安排在哲學樓、文史樓。當年海淀鎮有一條巷子在第二體育館-哲學樓與燕南園-大飯廳之間，穿過北大， 把校園隔成南北兩塊。化學樓（今現代物理中心）前上坡處原來有一座木製天橋橫跨兩邊，課間人來人往，橋上擁擠不堪。自習時間我喜歡上圖書館。當年北大有三個開放的閱覽室：大圖書館（今西校門內辦公樓南邊）、第二閱覽室（文史樓三樓）和第三閱覽室（今東校門內生命科學樓附近， 現已拆除）。每天學生們都到圖書館去“搶”座位，因為閱覽室容量不夠，如果“搶”不上，那就只好去教室或回宿舍自習。而在閱覽室里，人人全神貫注，鴉雀無聲。在這種氣氛下，思想特別集中，效率極高。

當年北大數學力學系的教授絕大多數都是從歐美著名大學留學回來的。他們有真才實學，有為新中國數學、力學發展培養人才的事業心。1954年是我國高等教育全面向蘇聯學習的一年。北大數學力學系從課程設置、教學大綱、教材選用一直到考試方式等等，都全面照搬莫斯科大學數學力學系的培養方案。蘇聯的數學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大學教育的水平也很高，又有系統而完整的幾套教材。教授們都非常用心學習蘇聯的經驗，並組織和參與教材的翻譯。我們基礎課的大課都由一些著名教授講授，如江澤涵教授教解析幾何，周培源教授、王仁教授教理論力學，程民德教授教數學分析，徐獻瑜教授教常微分方程等。基礎課要配備習題課並由高水平的教師擔任， 這也是學習蘇聯經驗的一個舉措。像丁石孫、王萼芳、丁同仁、董懷允、陳永和等當年全系年富力強、很有實力的幾位講師都被安排來擔任我們的習題課。無論大課還是習題課，老師都十分敬業，他們針對同學情況，備課非常認真。尤其是年輕的教師，和同學的關係特別親近，經常到學生宿舍來答疑和了解學習情況。有時大課老師外出開會，習題課老師代為上課，他們講解清晰生動，毫不遜色。 丁石孫、董懷允老師還擔任過我們小班的班主任，經常參加班上的集體活動，與我們的接觸就更多了。我們全年級共209人，其中有應屆高中畢業生，也有相當數量的“調干生”。“調干生”是從工作崗位上抽調出來的，大都比較成熟，但學習基礎不太整齊。他們有的學習能力很強，也有的人一時不太適應。老師們特別關懷學習感到吃力的“調干生”，常給他們“吃小灶”；同學之間也建立起“一幫一”，好讓他們跟上課程的進度。後來“調干生”中的大多數人都趕上來了，不少人畢業後在工作中很有成績。

初等數學和高等數學在學習方法上有很大不同，對中學數學，只要會做題就差不多了。在大學，特別是按蘇聯教材（歐洲國家除英國外大都如此）講授，數學分析課重視邏輯推理，內容十分嚴謹。因為分析學是建立在“實數系”之上的，所以為了建立完整的理論體系，需要從頭定義“實數”，還要去證明一大堆似乎屬於常識的“定理”，為了弄清抽象概念之間的似是而非的關係，往往還要通過製造“反例”來排斥直觀。這些做法對於培養抽象的、理性的思維習慣是必要的，但大多數一年級學生在這個階段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困惑。能考上北大數力系的人，在中學大都是學習“尖子”，剛進大學，突然挨這樣一頓“殺威棍”，自然會產生了一大堆思想問題。 有一部分同學覺得數學搞的是邏輯遊戲，脫離實際，沒有意思；還有一部分同學卻又反過來，只重視推理，輕視實驗，甚至連物理課都認為講得不嚴格而不願學。不過一年以後，大多數人漸漸適應了這種思想方法，兩年後又按志願分了數學、力學和計算三個專業，大家各得其所，學習自如多了。

蘇聯經驗還提倡大學生做科學研究，在教學秩序穩定以後，1954年底學校提出“因材施教”。各年級成立了“科學小組”，開始時是一部分同學在教師指導下看些參考書或小文章輪流報告。1956年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五四科學討論會”上，許多教師都有研究報告。各年級的學生“科學小組”也組織了學生科學報告會，其中，陳天權同學的“非局部凸拓撲空間中的黎曼可積性”和張景中同學求解一個函數方程的報告令人矚目。這在當時對大家是一個啟發和鼓舞。同學們紛紛按照自己的志趣選擇參考書來念。比起聽課-記筆記的模式，學習主動多了，自學能力和獨立工作能力逐漸也有了提高。可能是這個原因，後來我們年級即使在不很順利的環境中，仍然湧現出了不少優秀的人才，許多同學畢業後在各自的教學、科研和其它崗位上都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績，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王選同學。

大學前期只有一次“反胡風集團”的政治運動，那時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還不到20歲，運動和我們關係不很大。同學間充滿了真摯的友情。和我比較接近的，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同學中有陳天權和馬希文。陳天權同學，從學生時期就表現出非凡的數學才能。因為那時我們都對泛函分析感興趣，便共同組織了一個學生討論班。我們常一起走訪老師，請教學習方法，了解數學發展動向。他始終注意數學的主流，把握學習方向，當時作為一個學生，這是非常少見的。我們經常在一起談論數學，包括德國的哥廷根學派，法國的布爾巴基學派，波蘭的巴納赫學派，相對論、量子力學與數學的關係，電子計算機和維納控制論對科學及社會的影響，……等等，興趣極大。五十多年了，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至今。文革之後，他毅然獨闢蹊徑，從分子動力學基本方程出發研究湍流，做出了基本的貢獻。馬希文同學當年是一個神童，15歲戴着紅領巾上北大，上大學前華羅庚先生曾送給他一本別爾科夫、麥克蘭的“近世代數概觀”，因此他早有抽象思維訓練。他的特點是：思維敏捷，興趣極廣，天文、物理、文學、歷史、語言、文字以至音樂、戲曲無所不讀，而且過目不忘。他還會賦詩、作曲，指揮樂隊，堪稱奇才。大學五年中我們一直在一個小班，畢業後又留校共事。準備考試時，我們常一起到未名湖畔去背誦政治和外語，平時也經常一同上圖書館，邊走邊談各種知識和學問。我們之間的交往總是這個模式：他滔滔不絕地講，我邊聽邊問邊聊。二十多年後，一次在美國相遇，從午飯後一直聊到第二天天明，仍意猶未盡。在數學上，他理解問題既快又深，我們曾一起讀過幾篇文章，他總有些理解是我沒有想到的。他後來從事計算機科學和數理語言學，頗有成就。在大學期間， 我還有幾位很要好的同學，當年正值十八、九歲，青春年少。他們心地善良，風華正茂，思想敏銳，上進心強。他們興趣廣泛，知識面寬，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後來畢業分配， 天各一方，但時不時還會有些聯繫。 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他們幾十年兢兢業業，誨人不倦，開創事業，卓有成效，成為了受幾代年輕人尊敬和愛戴的老先生。 我這裡就不一一列出他們的名字了。

除了數學，大學期間我們也看了不少“閒”書。北大圖書館以藏書多著稱，即使我們理科學生也喜歡借些別的門類的書來看。有些同學特別愛好文學，就到中文系去旁聽“紅樓夢”，他們興趣很大，回到宿舍後還繼續熱烈地討論。我本愛看小說，但為了不影響自己更喜愛的專業學習，便訂了計劃，對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選擇一些大作家的代表作，先中、後外，先古、後今，一本接一本地讀。 當年北大第三閱覽室是開架文藝閱覽室。我利用午休、晚飯後和節假日讀了不少名著。那些書籍開闊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精神。特別是那些理性地探討民族興衰、人生價值和道德標準的書，看完以後我總是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好多個夜晚，我們幾位同學總喜歡漫步在校園裡，圍繞着書中的情節反覆地探討：真誠與虛偽，善良與邪惡，美好與醜陋等主題。如果說我們此後在漫漫的長夜中良知沒有泯滅，在無助的困境中希望沒有放棄的話，那麼在北大的大學生活中這一段心靈的歷程是有一定影響的。

然而， 1957年的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和以後幾年不停頓的政治運動無情地終結了我們同學之間這一段美好的大學生活。

（本文選自趙為民、郭俊玲主編 北大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精神的魅力》一書中第85-90頁）

 

Email：kcchang@math.pku.edu.cn

 

 

紀念我的父親張錦文

張紅銳

       

去年底我打電話給媽媽，媽媽說你爸爸的大學同學，我們家六十年的老朋友廖祖緯叔叔說，北大數學力學系54級同學入學六十周年聚會，要出一本紀念冊，你爸爸不在了，希望孩子們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這幾個月我常常回憶和爸爸的往事。我親愛的爸爸，我敬愛的爸爸，我思念你。

    對我來說，爸爸是我依靠的大山，我是爸爸懷裡的小樹，爸爸離開我們21年了，山倒了，爸爸懷裡的小樹卻長成了大樹，在維也納這個依山傍水的城市，我這棵大樹守護着我的家。爸爸，你這座大山，是我的精神力量。

    我一直自豪地說，我的爸爸不僅是一個數學家，還是一個哲學家，他的推理能力很強，有着尖銳的眼光和十分嚴謹的思維。他三歲上私塾，文學功底很深，我小時候最喜歡坐在爸爸身邊聽他背北宋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或是劉禹錫的《陋室銘》，爸爸背這種文章，只會用濃重的河南口音背，逗得我和妹妹開心極了。記得80年代初有一次人口普查，我還小，街道的大媽看着我爸爸填寫的表格突然問我，你爸爸是搞數理邏輯的，啥叫數理邏輯？我只記得模糊數學，就說是模糊數學，她更糊塗了。回家後，我問爸爸，那時我們家剛買了洗衣機，爸爸說：以後的洗衣機讓電腦用數字去管理它，比如說衣服有多少，多髒，要放多少洗衣粉，洗幾次，幾點洗，給它制定一個程序，它就會自己工作了。再比如以後的人每人都有一個小電腦，可以放在口袋裡，可以打電話看電視，還可以看着對方打，直接用手指按。我聽着聽着，至今記憶猶新，也是從那時起，愛上了數學，也決心當個數學家，小學畢業時還寫了個作文要當數學家，成了全校的範文，老師評價說我有志向，爸爸自豪了好多年。可惜陰錯陽差，兒時的夢想未實現，但是我對數字的敏感和對數字的愛，從爸爸那裡遺傳過來了。可惜爸爸英年早逝，沒有看到現在的手機和電腦，要知道那時連遙控器都沒有，他卻想到了“touch”和視頻電話。我常常想起爸爸，爸爸，你要是現在還在的話，我會買最好的手機和最好的電腦給你，我能想象得到你會怎樣的愛不釋手。剛來奧地利時，每到我休息的那天，爸爸就不出門，因為我會一天打十幾個電話，問這問那，就為聽到爸爸的聲音，一個月下來，電話費夠買一張機票了，如果是現在，每天能看到爸爸，多好。

    爸爸對我們是慈愛的，但也是很嚴厲的。在我的記憶里爸爸只打過我一個手板，那時應該還是在小學吧，我和妹妹下午貪玩兒沒有寫作業還騙了爸爸，爸爸打了我一手板，不許吃飯，他和我們說不勞者不得食，直到我們寫完作業他才給我們用小鍋做飯給我們吃。爸爸常說：吾日三省吾身，我們吃飯前先想想我們做事了嗎? 我們對得起手裡的飯嗎？直到現在每次吃飯，我都告訴我的孩子們，人要對得起自己手中的飯。爸爸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麼錢財，我到奧地利時他給我寫過一封長長的信，要求我做到“自強，自力，自愛“。爸爸，我做到了，沒有給你丟臉。從小，我們家是爸爸管學習，媽媽管生活，媽媽在醫院工作忙，常常上夜班，而且她聽力不好，我們多和爸爸談心談理想談人生。剛出國時，爸爸每次寫信總是說，紅紅，你要好好學習德文，不要忘了英文和日文，要讀書要上學。後來爸爸走了，慢慢的我把讀書忘了。兩三年過後，結了婚生了孩子，突然有一天，我哭了，我象一個丟了寶的人，身邊少了一個督促我前進的人，我能依靠的大山倒了。這世上除了媽媽，連叫我紅紅的人都沒了。第二天，我就跑到維也納大學報了個德語班，幾個月下來，那種失落感才消失。這20年我一直堅強地生活着，勤奮地奮鬥着。爸爸，你在天有靈，應該為你的女兒自豪。

    小時候，爸爸常說人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人的生命就這麼長，要愛惜時間愛惜生命。我的孩子們沒有見過姥爺，我常常告訴孩子們有關姥爺的情況。孩子們常常和我說 :你再給我說說姥爺的事兒，他怎麼上學的，怎麼小時候生病的，怎麼和你說的，我們什麼地方是從姥爺遺傳的。孩子們也要象姥爺一樣。

    爸爸是個非常要強的人，心胸坦蕩，追求科學的嚴謹，不懈地努力奮鬥。從小在我的記憶中，爸爸從早到晚都是坐在他的書桌前寫書，分秒必爭，不僅嚴格要求自己，對我們和對他的學生同樣要求嚴格。爸爸的墓碑上他的老朋友袁萌叔叔給他題的字: 追求真理，胸懷無限。 正是他的這種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使我在奧地利這麼一個講德語、有着嚴謹的作風的國家裡，生活得如魚得水。我有五年多的時間在一家會計師事務所工作，天天和數字賬單打交道，沒有出過任何差錯，還常常把電腦程序改得更簡潔更快速。

    我小時候常常聽爸爸說: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不要被眼前的小是小非而忘記了自己的志向;  笨鳥先飛，比別人想得周到做得仔細，比別人先飛就會成功;  人要早起早睡，要勤快，要持之以恆;  不要朝三暮四 ......  現在想想，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了。

    爸爸，你離開我們21年了，我們時時刻刻都想念你。去年我和媽媽坐地中海豪華遊輪，在克羅地亞的最南邊的城市Dubrovnik，媽媽站在山上，看着湛藍湛藍的大海，突然大聲地喊你：張錦文，我這一輩子值了，我在你墳前說過，我要替你好好的活，你沒吃的我替你吃，你沒看的我替你看，我替你吃了，我替你看了，這輩子值了。張錦文，我知足了。那一刻，我哭了，媽媽哭了，這世界這麼美，又這麼殘酷，生離死別，真希望爸爸也能看到今天。慶幸的是，媽媽還能和我在一起，還能陪媽媽看看世界。

 

                                       2014年7月22日

 

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社會，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

          ——馬寅初講演《北大之精神》，1927年

 

 

難忘的伊不是龍逮兒它

張景中

 

六十年前進北大數學系，開始一板一眼地學習微積分。課程的名字是數學分析。程民德先生授課的奕奕神采，滿黑板的工整的板書，特別是“給了任意小的正數伊不是龍(ε),要找一個逮兒它(δ)”的聲浪，都留在終生記憶之中。

在習題課上，在作業本里，在口試的講台上，伊不是龍逮兒它的語言將一種嚴謹的數學思維風格滲入腦海。 從莫名其妙到心神領會，從照貓畫虎到運用自如。 對微積分的模糊認識漸漸變成清晰地理解。一個一個的直觀猜想或判斷,或者被反例無情否定，或者被一絲不苟地邏輯不容置疑的證明。

理性的權威，邏輯的力量，給青春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

一旦明白了伊不是龍逮兒它，感到妙不可言！

當時用的教材是蘇聯數學家辛欽寫的《數學分析簡明教程》。其中頗重視數學思想的發揮。 例如，談到瞬時速度時大意說:

我們的任務是求瞬時速度；但我們不知道瞬時速度是什麼。因此我們面臨雙重任務，即給出瞬時速度的定義並提供計算方法。 把瞬時速度定義為平均速度的極限，雙重任務一舉完成了。

同樣的思想模式還有：

我們的任務是求曲線的切線，但我們不知道切線是什麼。把切線定義為割線的極限，一舉回答了兩個問題。

我們的任務是求曲邊梯形的面積，但我們不知道這面積是什麼。把這塊面積定義為黎曼和的極限，兩個任務都能完成。

 

在欣賞崇拜之餘，有時也會思考求索。

柯西當初是怎麼想到了伊不是龍逮兒它這種絕妙但又頗不自然的極限概念表述方法呢？

能不能不用伊不是龍逮兒它，更簡單明白地表述極限概念呢？

不用極限概念能不能說清楚瞬時速度、切線以及曲邊梯形的面積呢？進一步，不用極限概念能不能建立微積分呢？

這些問題對當時的自己是高山仰止而深不可測的。畢竟這裡面藏着幾百年來多少卓越的數學家參不透的奧秘。

然後就是那20年，中國人不想回憶又不敢忘記的20年。

多少似乎違反理性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

但是，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

然而，一切合理的也必將成為現實。

後來，輪到自己在黑板前面講伊不是龍逮兒它了。學生先後是中國科大的少年班和1系。 少了習題課，少了口試，伊不是龍逮兒它的魅力似乎難於和記憶中的50年代相比。 於是又思考起曾經想過的問題：能不能不用伊不是龍逮兒它，更簡單明白地表述極限概念呢？

自然數學生很熟悉；

自然數列遞增而無界；

把遞增而無界的正數列{D_n}叫做D數列；

若有一個D數列{D_n}使得|A_n|≥D_n對所有自然數n成立，則稱{A_n}是無窮大列。

有了無窮大列不難定義無窮小列，

極限就是一個常數加上一個無窮小。

這樣，不用伊不是龍逮兒它的數列極限定義就出籠了。函數極限可以類推。

在簡化實數理論的教學思考中，發現了連續歸納法。

可惜在科大的工作已近尾聲，沒有做充分的教學實踐。

幾年後這些想法寫入了《從數學教育到教育數學》一書。又過了幾年，看見過三種微積分教材採用了這種表述極限的方法。有位老師還寫了論文，說是這樣講極限基礎較差的學生也能接受。

但關於伊不是龍逮兒它的思考，似乎再也深入不下去了。

後來得知，林群先生十幾年來在從事微積分的改革。他提出不用講極限，用一個不等式定義導數。而且不是在一個點，而是直接在區間上定義了導數,大大簡化了推理。

由此大受啟發。 原來受思維定勢所限，不用伊不是龍逮兒它的極限概念也好，連續歸納法也好，邏輯上上和原來的定義都是等價的。林群的工作使我認識到，只要有效，何必拘泥於和原來的等價？

新的想法來自對瞬時速度的再思考。

我回憶起辛欽的說法：我們不知道瞬時速度是什麼，於是我們把瞬時速度定義為平均速度的極限，雙重任務一舉完成。

不知道瞬時速度是什麼，就非得把它定義成平均速度的極限嗎？

有沒有更具說服力的思維方式？

 

在數學上還不知道瞬時速度是什麼，在物理上我們對它還是有直觀認識的。 不藉助數學上難以理解的極限，僅僅基於物理上的直觀，能不能提出一些瞬時速度與平均速度的關係呢？

這關係是有的。對於勻速運動，瞬時速度就是平均速度。對於非勻速運動，瞬時速度有時大於平均速度，有時小於平均速度。

從這個關係出發，能不能定義導數，計算導數？

先用簡單的函數試試。平均速度就是差商，差商是個二元函數。找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元函數來代替或估計差商，用差商取極限的手段來確定這個一元函數，就是微分學的基本思想方法。

瞬時速度有時大於平均速度，有時小於平均速度。因此要找的一元函數有時大於差商，有時小於差商。能不能從這個條件出發，直接尋求這個一元函數呢？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動手試試看。

對平方函數的差商估計，得到                            

於是y=2x就滿足這個一元函數應具的條件。

   對立方函數的差商估計，得到    

對平方根函數的差商估計，得到   

對倒數函數的差商估計，得到 

    歷史上所有的關心微積分數學家，似乎都沒想到用這個平凡的關係來確定導數。 不少數學家曾致力於不用極限建立微積分。 拉格朗日甚至在他的名著《解析函數論》的封面上作為副標題宣稱：“不用無窮小，或正在消失的量或極限與流數等概念，而歸結為有限的代數分析的藝術”。但是他用了無窮級數，實際上仍然離不開極限！

把直觀想象和簡單的算例抽象為數學概念，就是下面的定義：  

    定義（甲函數和乙函數）設函數和都在數集S上有定義，若S中的任意兩點，總存在[u，v]中的p和q，使得不等式

成立，則稱是在數集S上的甲函數，是在數集S上的乙函數。上述不等式稱為“估值不等式”。

從這個定義立刻得出

（i）       若乙函數恆為0，則甲函數為常數；

（ii）      若乙函數為非0常數，則甲函數為一次函數；

（iii）    若乙函數在某區間上恆正，則甲函數在此區間上遞增；

（iv）    若乙函數在某區間上恆負，則甲函數在此區間上遞減。

由此可見，甲乙函數的概念多麼有用！

   上面定義中的估值不等式，起到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作用。當初拉格朗日如果想到用這個比較弱的形式代替中值定理，並以此作為微積分的入口，很可能在200多年前就建立起不用極限的微積分。 近代數學史和大量的教科書就不是今天這樣了。

    今天，絕大多數學過微積分的學子，說不清“導數正則函數增”的道理。 說不定是由於拉格朗日的一念之差？！

但是，上面定義的乙函數還不是導數。

道理很簡單。不難構造出在任意長度非零的區間上既無上界又無下界的函數。這樣的函數豈不是任意函數的乙函數？

所以要給乙函數加上條件才有用。例如，最省事的條件是差商有界。差商有界的乙函數就是導數。（為了區別於傳統的點式導數，不妨稱之為強導數）有了這個條件，不用極限也就能建立初等函數類的微分學。

不用極限，定積分怎麼辦？

其實，定積分無非是滿足某些條件的一類二元函數。受傳統的面積公理的啟發，可以給出

定義（積分系統和定積分）設在區間I上有定義；如果二元函數，滿足

（i）       可加性：對I上任意的u，v，w有

；

（ii）      中值性：對I上任意[u，v]上必有兩點p和q，使得

；

則稱是在I上的一個積分系統。

如果在I上有唯一的積分系統，則稱在（I 的子區間）[u，v]上可積，並且稱數值是在[u，v]上的定積分，記作

    不用極限建立微積分，難的就是新思想。 導數和定積分的定義，是分析問題的新思想的結果。 思想有了，剩下的基本是體力活。 對於受過伊不是龍逮兒它訓練的人，幹這些活無非是做習題，比起吉米多維奇裡面的難題容易多了。 微積分基本定理也好，泰勒展開也好，推廣到多元也好，都是體力活。(詳見《直來直去的微積分》,科學出版社)。

     微積分能否超脫無窮小或極限的羈絆，還原為“有限的代數分析的藝術”，是歷史上數學家們爭論的熱點之一。自拉格朗日的努力失敗以來，在兩百多年間，微積分必須以極限概念為基礎已成定論。但這定論不過是來自經驗，它並沒有被證明。

這一定論今天被顛覆，並非不可思議。

極限或無窮小是人類智慧的創造。 微積分能夠與極限或無窮小切割，是返璞歸真於自然。 這是60年間使自己最震撼的事件。

但是，以極限概念為基礎的微積分，應用問題的解決處處被極限概念所滲透。 很現實的問題是：不用極限，如何定義曲線的切線？

    如何定義切線，曾讓歷史上不少出色的數學家傷透了腦筋。

    圓的切線給我們啟示:

    看看圓的切線有何特點。如圖，過O上的一點A作一切線AB，再作圓的任一條割線AP。作圓弧的中點M，則直線AM是的角平分線。顯然，在切點A附近的圓弧和切線AB在角平分線同側，而與割線AP分居異側，這表明，在切點A“附近”，切線比任意挑割線更接近圓弧。

 

 

 

很奇怪，為什麼歷史上數學家們沒有想到如此自然而然地定義切線呢？

切線，不過是在切點附近最接近曲線的直線。有那麼難定義嗎？

類似的，對瞬時速度也可以做類似的思考。

所謂某時刻的瞬時速度，無非是在此時刻附近最接近真實運動的勻速運動的速度而已。

這些，對於受過伊不是龍逮兒它訓練的人，都是容易定義，不難證明的。當然，基於不用極限的導數概念。

說起這個話題，總有人質疑：什麼叫做“在切點附近最接近曲線的直線”? 什麼叫做“在此時刻附近最接近真實運動的勻速運動”?

對於切線問題，最後只有這樣回答：

“任給另一條過切點的直線，總有包含切點的一段弧；此弧上不同於切點的任一點，到切線的距離小於到該直線的距離。”

    對於瞬時速度，不過是依樣葫蘆。

最近幾天豁然開朗，上面這三行，豈不就是伊不是龍逮兒它？六十年裡，曾經揚棄了伊不是龍逮兒它，依然可以表述極限;曾經揚棄了極限，依然可以建立微積分;在不用極限的微積分里，討論最基本的問題時，居然重新發現了伊不是龍逮兒它的胚胎！

    六十年前的問題得到了回答：當年柯西就是這樣想到伊不是龍逮兒它的吧？

 

簡歷

    河南汝南人，1936年生。

    1954年入北大數學力學系；

1958年2月到北京市公安系統所屬清河農場勞動；

1966年8月後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二師工程支隊修路；

1971年到農二師21團場勞動；1974年到農場子女校代課；

1979至1985年任教於中國科技大學，

1985年後曾在中科院成都分院數理室，成都計算機應用研究所，廣州大學，電子科技大學，中科院重慶綠色智能研究院等處從事研究與教學.

曾在距離幾何、動力系統、機器證明、教育技術及教育數學等領域工作. 熱心科普，作品有《數學傳奇》、《數學家的眼光》、《數學與哲學》、《從數學教育到教育數學》、《幾何的新方法與新體系》、《一線串通的初等數學》、《直來直去的微積分》等. 曾獲國家發明二等獎，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科普作品三次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

 

通訊處：成都237信箱(人民南路4段9號科分院計算所)

 

燕園情

周保平

紅樓飛雪，一時英傑，先哲曾書寫，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憶昔長別，陽關千疊，狂歌曾競夜，收拾山河待百年約。

我們來自江南塞北，情繫着城鎮鄉野；

我們走向海角天涯，指點着三山五嶽。

我們今天東風桃李，用青春完成作業；

我們明天巨木成林，讓中華震驚世界。

燕園情，千千結，問少年心事，

    眼底未名水，胸中黃河月。

 

 

三進三出北京大學

張世林

 

一

    1954年8月26日，我拿着北大入學通知書，乘火車從青島來到北京。下了火車，便乘坐專接新生的北大校車，於當晚10點多，從南校門進入被人們封為中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一個高中生變成一個大學生，那時我還不足18周歲，身高1米.49，不知人生是什麼意思，就開始了原定五年的大學生活。後來才覺悟到，這不是我該走的路，不是我該進去的地方。

    報上到，編在數學力學系54級5班，學號5401146。三年後，分到數學專業概率班。因為“反黨反社會主義” ，成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雖然還是上課下課，已經無心念書了，和同學們也不再有什麼來往了。一次批判會，由於我的攪合，沒開成（附1），當然不妨礙對我的處理，帶着“保留學籍、勞動察看”的處分，1958年3月8日，學校的汽車拉着和我同命運的13位同學，送到北京無線電器材廠一車間“勞動察看” 。學校每月送來生活費15元，不及當時一級工工資的二分之一。

    起初，過着“山中無甲子，世上幾千年”的日子。大約過了半年，事情起了變化，原來是不知不覺地被關進另類監獄，雖然有人們視為最高政治待遇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沒有人身自由，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

從1958年離校到工廠，過了不到兩年，即1959年的年底，宣布取消我的學籍，15元的生活費改由工廠支付！

1961年11月摘去右派帽子，學籍早就沒有了，只能留廠就業，領生活費改為拿工資，金額由15元猛增到32元，就是說我算是由學徒工轉成一級工。那時節，覺得能自食其力，心情倒也比較平和，至於下半輩子將是如何，沒有過多的考慮。很少的時候，想起自幼上學，到頭來半途而廢，放下書本，拿起鐵錘，整天敲打鐵板，十幾年寒窗付之東流，淒楚之感油然而生，不過很快就被機器的隆隆轟鳴驅走了。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二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到了1963年2月20日，忽然接到北大通知，我這種人可以回校繼續未完的學業。雖然年長了五歲，依然不知人世炎涼，抗不住大學文憑的誘惑，再說學的是數學專業，在工廠搞機械，學非所用，反覆考慮，最終頂着‘摘帽右派’的名分，再次坐上接我回校的校車，第二次踏進北大的校門，插班1959年入校的5 9級，接續五年前四年級的課程。原來和我同年入學的54級的同學，留校的都成了我的老師，大部分的課程由他們講授，不過我好像還沒有“堂上客階下囚”的感覺。

    我至今不明白，是什麼人叫我這樣的本來已經取消學籍的摘帽右派，時過五年，又安排回校上學，不用說，取消學籍一說成了屁話。

    回到學校，前半年和班上同學相處挺好，同窗之誼沁人心脾。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資本主義要復辟了！” “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了！” 等等叫喊聲中，政治形勢很快緊張起來，樹欲靜而風不止。北大更是不能例外，決定讓屬於階級敵人範疇的摘帽右派分子回校上學，是黨內階級投降路線的罪證，我算個當事人，就得自食其果不能逃脫。頓時，我變成了同學們‘不共戴天的仇敵’，仇人相見分外眼紅，一句沒有什麼意思的話，能分析上綱為階級鬥爭新動向，我就是黃世仁、劉文采，他們的苦大仇深也就是我造成的，大有要在我身上加以了斷的架勢，我的處境和農村的地富分子一樣，專人暗中監管，我只能夾着尾巴，老老實實，不能‘亂說亂動’——其實我也根本沒有想要什麼‘亂說亂動’的。

    好不容易熬到1965年，學業修滿就要畢業，一聲令下，不能參加畢業分配，先舉行一個潦潦草草的批判會（附2），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背上“勞動考察兩年”的處分，於1969年8月14日，又動用校車送我到北京南口農場2分場高校大隊，這是我第二次離校。 “勞其筋骨，空乏其身”，在那裡又走上用世間最艱苦的體力勞動改造成為‘共產主義新人’的‘光明’大道。

    所謂的高校大隊，是北京市委的一大創舉，當年集中了北京各高校在畢業班挖出來的形形色色的反動分子，按照57年反右運動之後對右派分子行之有效的模式，有組織有領導地努力地進行“人改造人”的偉大革命實踐。原本是想“利在當今，功蓋萬代”，其後被文革沖失了，其創始人彭真等的遭遇，比我們在南口的情況更加難堪，這恐怕是“始料未及”的。和我一起的50多人的“反動學生”，是新中國第一批“反動學生”，也是最後一批“反動學生”，其實和毛主席親自挖出來的幾百人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彭黃張周”，“彭羅陸楊”等等反黨集團一樣，一個什麼“反”分子也沒有，用現今常用的話來說，純是“瞎折騰”。

 

三

我到南口半年多後，由偉大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偉大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根據著名的公安6條，不准我這類人介入運動。不解的是不許和包括家人在內的“外界”有任何聯繫，一連三四年與家人隔絕。心中疑惑，是不是要這些人自生自滅呢？天天只有幹活，讀毛選，寫檢查，生活無望，難兄難弟們把28元的生活費全部吃掉，“人生”二字已經沒有意義了。

儘管如此，時光照樣流轉，忽然，1969年1月9日，高校大隊解散，人員哪來哪去，北大的校車又把我接回學校，編在1965年入校的某個班，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參加鬥批改的偉大運動，這是我第三次進校，身份升級為“反革命分子” 。除了挨了幾次小批判外，倒也沒有什麼大的折磨。家鄉路遠不可歸，老母病重不能探望，一天到晚不知所終。

忽然，最後一個忽然，1969年11月12日，駐校工軍宣隊宣布，撤銷我的一切處分，按當年大學畢業生的身份，拿着印滿毛主席語錄的北京大學畢業證書，分配工作，先去石家莊軍隊農場接受工農兵再教育，最終回到我的老家山東，落葉歸根，時過15年半了。此時此刻，我這才完全徹底和北大沒有干係了，也是第三次離開學校。從1954年入學算起，前後15年了——我的天哪，人的一生又有幾個十五年？從不滿18歲的孩子，混到三十三歲，已過了通常所說的“而立”之年了，人生的最美好的青春失去了，長成壯年人了，於國於民毫無所為，上學，勞改，再上學，再改造，直到----原本不知所終，還是老天見憐，1978年的以後有了另一樣的人生。

簡言之，原定五年大學的學業，我用了十五年又半的時間，三進三出才從北大走出來，如今我手持兩本“北京大學畢業文憑”，一份是1969年駐校宣傳隊發的；一份是原本1965年時任校長陸平簽發的，直到1979年學校才發給我，同一個人有兩份同等效能一個大學一個專業的畢業證書，恐怕也是難得的。可惜，按我的學業實際水平，辜負了那兩本“畢業文憑”的價值，至多算是“學過高等數學某些課程”；再加上“是在北大學的”。那兩本文憑，我一直置之箱底，從來沒有向什麼人炫耀，就連我身邊的老婆孩子，也沒有過問過我還有這樣的物件，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價值連城的“寶貝”，於我無用無益。     

 寫於2007 05 19

                                 2014 07 29修改

 

附1：1957年的一次批判會

1957年的八九月份，北大反右鬥爭的形勢已經相當明朗化了，右派分子成了過街老鼠，運動到了“定性”，“處理”的階段。先易後繁，班團支部決定先拿我小試牛刀，在小班範圍開個批鬥我的會，事先卻說是開個會幫助我提高認識。大約九月的一天，會場選在教學樓的一個小教室，屆時我踏進教室，睜眼猛一看，同班的同學們早已圍圈坐定，獨在其前有一空位，顯然為我準備的，好一派“世紀審判”的架勢。那時我剛剛21歲，少經世態炎涼，十足的“年輕氣盛”，頓時火冒三丈，不加思慮地聲稱拒絕與會，並立即退出教室。多少人熬過幾個不眠之夜，精心準備的一場“階級鬥爭”，如此流產了。當然對別人沒有什麼大的損失，事後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本來按我的言行，頂多算一個“小爬蟲”，不會給予太重的處分，這麼一鬧，對不起，態度極端惡劣，最後給了二類處分，即“保留學籍，離校勞動查看”。罪有應得，活該！

 

附2：1965年一次批判會

1965年 2月，學業修滿，接着自然是畢業分配。與我怎麼辦呢？不能畢業分配，交給下一級某班看管，具體由一位叫“馮泰”的同學負責。

    日出日落，日子不抗混，大約1965年的四月底五月初某一天，不知是哪級領導，在第二教學樓103，召開針對我的批鬥會， 會場坐的革命群眾，我原以為是在校的低年級的同學，最近才知道就是和我同級的59級畢業班的同學，他們沒有離校，在做畢業鑑定。那時我被安排在校內勞動幹活，他們的事全然不知，也沒有看到他們中的一位，不用說我也沒有資格做什麼畢業鑑定。批鬥會伊始，我被押進會場，站在主席台一旁，不准我申辯，只能老老實實接收革命群眾的批判，更休想再次自行退場。

1963年回校的兩年多，實在沒有值得提及的什麼言論和活動，幾位發言的人，把當年社會上一些著名右派言論，重新拾掇出來，什麼章伯鈞的“輪流執政”，羅隆基的“政治設計院”，葛佩琦“殺共產黨人”的叫囂，連錢偉長的“教授治校”等等言論，都算是我的“寶庫”。台上發言，情緒激昂，言辭激烈；台下呼喊口號，此起彼伏，幾次打斷台上的發言，追窮寇式的聲討我的反動罪行。如此這般急促不到一個小時，批鬥會結束，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之類口號聲中，押我出會場。過幾天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又領上“勞動查看二年”的處分，又是校車送到北京昌平南口農場。我在那裡一呆不是兩年，而是四年多。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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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瑣憶

趙立人

 

  1954年從上海中學畢業，輕輕鬆鬆的參加高考，絕沒有現在這麼緊張，這麼拼命。我因左耳受傷失聰，放棄了學醫的夙願，選擇北大數力係為唯一的志願，因為它雄厚的教師陣容和豐富的圖書資料深深吸引着我。初進西校門，古樸宏偉中西融合的建築，石橋流水，華表，未名湖的湖光山色和塔影，曲徑通幽，林木繁茂，古樹參天，草坪翠綠如茵，鮮花艷麗，鳥雀飛躍，就一一收入眼底。在這詩意盎然，寧靜平和的燕園，開始了大學生的花樣年華。感謝美國的教會組織和偉大的司徒雷登先生，是他們給北大留下了燕京大學的舊址，可惜司徒雷登葬身燕園的遺願竟不能實現！馬寅初老校長的迎新講演，給我終身的教益，他神奇的冷熱交替淋浴法，我一直在仿效，他那紅富士蘋果樣的頭顱和浙江口音的普通話，至今難忘。馬老在而後被批判時堅守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更令我敬佩。幾十年後我寫下了這樣的‘短句排列’： 煙酒不沾多跑跳，名利不求好睡覺，遠離煩惱開口笑，冷水洗澡學馬老。我做到的這四點，就是從馬老等前輩那裡學來的。在階級教室，教授們講授數學和力學的大部分基礎課，這在當年全國可能是獨一無二的。他們在教學中展示人格、學術、智慧、語言和風度的魅力，對我而後教師生涯的影響極深。還有多位講師和助教老師輔導習題，批改作業，指導研究。西語系美籍溫特（Winter）教授當年已是古稀老人，瘦高個兒，精神瞿爍。在頤和園昆明湖裡，我和很多同學跟他一起游泳。他能仰臥水面，或靜止，或進退，很自如，但我們學不會。我和表弟曾到他的小四合院的家去拜訪，獨身的他熱情地給我們沏茶，在留聲機上播放世界上頂級的小提琴家演奏的樂曲，他還如數家珍般地介紹擺放在臥室和客廳里的古董字畫文物。在這古舊的甚至有些破落孤獨的小四合院，住着一位獻身中國教育事業的美國教授，他是中西文化融合的象徵，他是那樣的友善，開朗，慈祥。頤和園是我一二年級時最喜歡的去處，差不多隔周要去爬山和划船，暑假裡我留在學校，幾乎每天去昆明湖游泳。運動的習慣伴隨我一生，使我擁有健康的體魄和樂觀的心態。藏書既豐富借還又方便的圖書館，以及分布各處的閱覽室，是我們必去自修閱讀的地方。在飯前用書包去占位，再拎着飯碗袋子去用餐。晚上往往打閉館鈴了，才回寢室。熄燈前後的短暫時間，是室友群聊，自由放鬆交流的時光，然後各進夢鄉。1957年不少右派就是在這群聊中的某些隻言片語或長篇宏論而獲罪。我大概是這樣被劃為右派的。不到三年，美好的大學生活嘎然而止。 

  陳天權、莊國強和我都是上中同一個班的。國強和我同在三班。我們都是右派，畢業後他在科學院，我在科大，文革後他調進科大，我們成為同事。  

  1959年9月，我到科大報到，分配在高等數學教研室，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我的父母和姑母都是小學教師，我繼承了他們的衣缽。我先後當過許國志、張宗燧和張素誠先生的助教。他們是兼職教授，坐班車來，課後就走，學生的疑問和作業就由助教處理。我非常認真負責地對待學生的提問和作業。61年，我開課主講，直到66年文革來臨。1962年摘帽，成‘摘帽右派’。在科大我沒有受到任何批判。科學院的右派，很多被調到科大來教書。與我住同屋的曾肯成教授是清華研究生，與丁先生同輩。他精通英、德、法、俄語，是科學院首席俄語翻譯，他的古漢語修養極深，他寫的高數講義不僅有深度而且有文采。他在莫斯科大學進修時被劃為右派。睡在我的上鋪的是數學所的右派陳龍玄兄，是我北大的學長。困難時期，我們每月的一個周四一起進城遊蕩，把當月一斤的糕點票消費乾淨。每月只有29元工資，經常入不敷出，常向互助會借錢。我有充裕的時間在圖書館讀書、備課，外文書和雜誌很多。常聆聽華老、吳文俊、嚴濟慈等名家的課，受益終生。所教的學生都很優秀，有好多位早已成為院士。我的同事都極其敬業。科大是安靜的學術殿堂，早期的教授幾乎全是留歐美的高研，他們把歐美大學的風格移植進科大。如果沒有文革的折騰，科大會成為一流的歐美式的大學。

  1966年文革開始，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我出言稍有不慎，可能冒犯了早請示晚匯報的事，被隔離審查，恰逢妻回溫州分娩，她無聞我隔離審查之事，逃過一劫。等她完假回京，工宣隊提前放我，到車站接她。感謝上帝使我轉危為安。在這兩個月的審查期間，我和龔昇、楊紀柯結為好友。

  1970年科大搬遷到安徽合肥。此時正籌建安徽維尼綸廠，我妻是北京維尼綸廠儀表技術員。71年安維廠調她，我也隨她調去。在那裡我只得改行做物資計劃和供應，我的工作很雜也很重，要保證這龐大的土建和安裝工程正常進行實非易事，需智力和體力的支撐，還要公關能力和口才，還需財務結算的知識，把賬目處理清楚，採購、運輸、裝卸都要顧及。我在團隊裡學歷最高，與人合作很好。我從不獻煙敬酒，也不吃請，但備受尊重，順利成事。該廠地處巢湖之濱，物產豐盛，湖水清澈，魚蝦蟹肥美價廉，此正是我們生兒育女的好地方好時光。1977年廠基本建成投產，適值文革結束，科大為落實政策，調我回科大，於是一家四口遷至合肥科大校內，妻也調入科大，兒女進科大附小。我再次感謝上帝，使我避開文革七年後又回到教師本位，重返講台。

  此時陶懋頎老師已從內蒙調入科大，我們會同北大學弟熊金城，共謀商調遠在新疆和四川的景中和楊路來科大之計。先由科大發函邀請景中來做學術報告，使他能離開新疆農場，把人‘扣下’，再由科學院院長李昌在人代會期間請新疆領導允許放人。事情進展順利，只待檔案到來。此時敬愛的陶老師怕夜長夢多，毅然決定赴疆取檔。他不顧寒冷坐火車到烏魯木齊，再坐小飛機到庫爾勒，顛簸且危險，他全然不顧，快速取得景中檔案，原路返回，完成全部調動手續。陶老師的精神，我感佩至深。此時北大也要調張楊，他們是仁義之士，還是選擇了科大。可惜科大未能及時解決家屬工作，幾年後被成都科院和廣州大學請走了。96年，已調到北京計算機學院的陶老師罹患胰腺癌住院，據說，景中親自在床邊服侍十多日，並用重金延醫購藥。陶老師97年逝世時剛過花甲，令人惋惜。他也把我當小弟看待，常提醒我莫太天真。80年合肥聯合大學創立後，我請景中給首屆學生講授數學，學生驚訝陶醉，至今還為得到院士教課而自豪。

  我的文革難友楊紀柯教授榮任安徽省副省長，主管科技。他是留美的生物統計的權威專家。他常邀我隨他去各地視察，提供意見、想法。我曾隨他視察皖西六安地區農業和五大水庫灌區，還到過阜陽、滁州、淮南、皖南地區，曾一起下到幾百米深的煤礦井下的採煤現場。楊先生睿智、務實、樸實、忠於職守，真乃我師也。80年5月，楊聘請中國科委、科協組織工農業、水利、經濟、環保等方面專家，來考察安徽六安地區的農業、水利，及淮南市的煤炭工業、環保，進行評估，提出建議。我被邀任聯絡員，從專家的討論中，我學到許多知識和真知灼見。後來由我書寫淮南煤炭工業發展的綜合報告書。在這多次的觀察和思考活動中，我形成了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動的方案。長期數學抽象、慎密、多維思維的習練，七年工業基本建設的實際經驗，對我有極大的幫助。在農業現代化概念上，我提出生命生產系統、有機化、循環化、立體化、企業化、商品化等觀念。我在多次會議上關於農業的發言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安徽省委黨校兩次請我講課，反響熱烈。在淮南煤炭工業問題上我提出整體引進的概念，希望全面引進德國現代技術和管理，逐步改變和改革原有的工業城市。我對德國戰後的‘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及其復興崛起的現實，極感興趣。我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遠不如‘社會市場經濟’，兩字之差，天壤之別。在一次省級的經濟座談會上我談了國土整治、發展教育、局部的整體引進、扶持私人中小企業、成立指導和服務機構、制訂企業破產法等建議。我最關注的是教育問題。80年五月下旬，我提出辦一所私立大學的新穎超前的‘自費走讀、不包分配、聯合辦學、餘熱發電’的辦學方針。幾天后就得到省委書記張勁夫的支持批示和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我就在暑期里把合肥聯合大學籌辦起來了。在這期間我錄用了第一個職員，說來頗有趣。我預聘的一位優秀的英語教師把妻子郭女士推薦給我。她是上海知青，剛從師專英語專業畢業。經面談，我很滿意，尤其得知她是上海位育中學出來的，是我的校友時，我立即決定錄用她，我相信位育中學生必是優秀的。很快她就成了我的得力助手。若干年後，她與一批同事到德國學習。她的德語水平超群，跳槽到一個跨國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很快就擔任行政和財務主管，退休了還被留任。可見我的判斷非常準，她因我當年的決斷而改變命運。白手起家辦學是千頭萬緒的艱難過程，最重要的是聘請最好老師來兼職上課(餘熱發電），我首先得到北大校友的支持，景中是我首選的數學教授，我自己為教務長，必須上課。科大的大課多在上午，我們就把大課安排在下午，以便利用科大的大教室。圖書館、實驗室都可用科大的，我還把星期日用來上課，星期一休息，學生大多家在合肥可以住在家裡，家庭條件好，家長參與管理，學校就省事多了。通過統一招生，首屆錄取了371名學生，把合肥市大學生錄取率提升了一成。教學秩序穩定，教學水平很高，社會反響很好。校長由科大副校長楊承宗擔任，我原定是副校長的，但作了種種考慮後，謝絕了這個職位，我適合當教師，不適合做行政領導。我兼職做了三年教務組織工作後，就離開了它。其中酸甜苦辣可想而知。我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開啟了民辦教育事業。很多革新的方案沒有實現，這是國情決定的，非個人能及。現在這所大學改為合肥學院，規模很大，校園宏偉，當年的首屆學生擔任院長和部門領導或教授。當年我設置的專業，後來發展成系或學院。當年的學生遍布合肥乃至全省，每逢我去合肥，必受到他們的熱情接待，甚感安慰。辦教育者應是不謀私利的，我完全做到了。我終生難忘一個人的故事。在辦聯大的初時，我接到一封來自白湖勞改農場的求職信，附中英文的履歷，文字漂亮，文辭得體。求職者鄭孝通先生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英語系畢業生，其父是海派名畫家鄭舞昌，解放初他在上海軍管會外事處黃華手下做英語翻譯，51年某天，他偶然把美國政府的《美中關係白皮書》拿到別處去看，結果被定為轉播反革命文件治罪，判處20年徒刑，送安徽白湖勞改農場服刑，刑滿留場，靠極低的工資生活，靠畫畫賺點錢買劣質香煙，年過五十無妻無家，十分悽慘。我非常同情他，一定要幫他離開農場，而且要發揮他的才華。但我的聯大還沒有條件收他，於是我極力向科大推薦，科大很快就接受了，但是農場卻拒絕放他，刁難他，把科大的調令隱瞞起來，並諷刺他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僵持達半年之久，逼得他幾乎崩潰，我也為之坐臥難安，最後我向省委副書記顧卓新（北大老校友）寫信訴說此事，該書記批轉了我的信，他終於脫離苦海，調進科大。想起來真是很氣憤很無奈。見到這樣的落難人，不平事，我豈能袖手旁觀！他到科大後又遭人嫉妒，只好安排在附中教英語。但他卓越的英語水平很快就被發現了，科大研究生請他上課，名聲鵲起，竟然成為聞名全國的《新概念英語》專家，寫了十幾本書。不久，他終於得到平反，此時他已蒙冤三十年！他對我非常好，送我好多幅表好的畫作。他退休後在威海定居，在那裡成家。幾年前他病逝了，我失去了一位摯友。這是上帝差遣我去救他的，感謝我的主！這樣的事我還遇到幾起，我都盡力去幫。

   莊國強調入科大後，我們一起創辦了振華農業現代化開發培訓中心，有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提供兩萬元的資助，租用一座大樓和車庫，聘請專人主持，舉辦很多種類的短期技術培訓班，三年裡培訓四千多農村青年，幫助他們創業致富。86年結束時把兩萬元歸還原主，這時我要調到新成立的寧波大學去了。寧波是我的祖籍所在，靠海，氣候比合肥好。95年我退休，但仍在多所學校上課。

   2004年承蒙其孝兄引薦和鄧東皋老師幫忙，我到了中山大學教書，我努力用英語教微積分和數學分析，教了七年，2011年，77歲時結束我的教師生涯。在這七年，我和妻子形影不離，和學生親切交往，快樂自在。學會了輪滑，習練瑜伽，能游兩千米，經常騎車遠遊，堅持快走慢跑，保持健康和樂觀，延緩衰老。我曾寫些短句排列自勉或贈送學生，包含我對人生的感悟：

人的一生是曲線，起伏凹凸駐拐點，

多維空間看世事，豁達冷靜心地闊。

生命瞬間是微分，人生就是微積分，

我本是個無窮小，分享快樂無窮多。

我心安寧，我身靈動，我思自由，我家溫馨，

有書在手，天天研讀，以生為友，切磋交流，

彌足富有，何有他求。

 

我無文采，望勿見笑。

   2009年我終於受洗，成為基督徒。

    老同學們，我愛你們，感謝你們。願我們平安健康快樂，享受夕陽。

 

簡歷   

   1935年生於溫州

   1942——1948年在小學

1948——1954年在中學，先後就讀於溫州中學，上海位育中學，上海中學

1954——1959年在北大

1959——1971年在中國科技大學教書

1971——1978年在工廠

1978——1987年回科大教書

1987——1995年在寧波大學教書直至退休

2004——2011年在中山大學教書

   

Email：zhaolirenlaoshi@163.com

lizhao1936@gmail.com

 

 

心   得

趙似蘭

 

會議籌備組希望每位同學能寫些入北大後至今六十年的經歷, 我就按要求寫下這六十年中主要的一些業務工作情況。

入北大前, 我是一個從小由家庭到學校的毫無社會歷練的人。 在抗美援朝的熱朝中, 參加了軍幹校。 經過整一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初步有了一切聽從黨安排的思想。 雖然我的家庭社會政治關係極其複雜, 但我本人在政治和社交方面卻還是一個十分單純又幼稚的年青人。 入北大後, 遇到的最主要的政治運動是反右。 當時令我最不理解的是一些和我一樣願意靠近黨要求進步的同學, 一貼了大字報就被劃成右派, 而我也看不太懂大字報的內容是如何反黨的。 我只是想可能是因為我出身不好的思想影響, 所以常常跟不上形勢的緣故。 總之運動對我沒有太大的直接觸動。 在業務方面,我認為我在北大的學習成績處於一般化的水平。 今後如要做純數學的研究工作。 難於有所作為。 但我感到在北大二年級以前, 校內無大的政治運動,我們年級又有最好的老師來上基礎課。 這是我今後的工作基礎。數學又是學習其他科學的基礎。 我希望今後能做些數學為生產服務的實際工作。 因此在分專業時, 我希望去學計算專業, 但由於我的家庭社會政治關係極其複雜,未能如願, 我只能學了統計專業,畢業分配時, 又被系統所退回學校, 變成由北京市另行分配。 不久我接到了去北京醫學院工作的通知。 這使我心中踏實多了。因為在我印象中，這是一所很好的學校。到校後, 學校領導對我的到來也很重視。基礎部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要我樹立一輩子在北醫工作的思想。我想我今後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數學工具如何為醫學作出一些有實際價值的工作了。因此我在完成不多的教學工作之外，就化了大量精力來了解醫學。我儘量多聽各門醫學基礎課，並查閱文獻，以尋求今後有可能進行的科研方向。不久，學校開展了科研大躍進的運動，號召大家寫大字報提出對開展科研工作的設想。為了積極參加運動，我也寫了大字報，提出在醫學院可開展生物控制論的科研，結合計算機程序，建立有生理或神經解剖背景的物理數學模型，可用於對實驗動物或人體在無損傷情況下, 用一些有關的實驗數據,來研究揭示人體各局部神經控制系統的控制機理, 這有可能對臨床的診斷、治療提供新信息。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一大字報居然引起了學院黨委的高度重視，黨委書記等領導要我詳細談清想法的根據和今後的實施辦法。我談了這一想法來自“維納”的控制論，此書中總結了神經生理學家和工程控制論學家經過一、二十年的多學科討論，把神經細胞放電的全或無特性應用到電子學的正、負兩極放電中，就開創了電子計算機的新時代。我在北大參加過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的製作勞動，計算機的原理很簡單，如有一定經費，有工程技術人員，我想自製小計算機是有可能的。而計算機是可以由人工編排程序來控制的，根據神經生理背景建立出的定量物理數學模型, 用無創性的臨床實驗資料, 就可用模型方法來研究人體的神經系統的功能特性。正巧的是黨委當時正想在大躍進時搞一個有創意的向黨獻禮的大研究項目, 黨委竟能立即決定成立多學科生物控制論研究討論組，有高年資的神經內科大夫、解剖學專家、生理學家、生物物理教研室中的生物學家等組成。共同討論應選那類模型着手研究。討論中我感到神經內科大夫對控制論的理解最具體和深入，這也更促使我今後要面向臨床實際的決心。這個討論班, 曾持續了一段時間,後來由於國家到了經費困難時期和醫學院缺乏計算機人才而終止。 整個項目也就下馬了。

1966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運動。 各種複雜的政治斗爭, 使我這個政治上太幼稚, 感情上又十分脆弱的女子, 無辜的受到了嚴重的打擊, 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殘,實在難以承受, 但又無法作任何辯解。 在面對無路可走的絕境時, 為人所固有的自尊心支持了我, 我想我決不能不明不白的被人無理愚弄。 我相信,實踐是檢驗是非的標準。 我要用我長期行動來說話,證明自已是一個誠實, 正直的人。 是一個有益於人民的有尊嚴的人。 這就成了我以後的行為準則。 為擺脫來自家庭對我內心的刺痛，和來自數學教研室對我的政治壓力和業務工作上的打擊，我就把全付精力用在分配給我的勞動或工作上，不管是什麼事，只要對實際有利，我就會全力去干，因為我把精力用在工作上，就會忘掉痛苦，一旦在工作中能有些實際的效果，也能使我感到一些欣慰。

首先我隨學校大隊人馬去江西幹校勞動了約兩年。兩年後回到北京，立即回學校上班了。在教學之外, 一有多餘的時間,我仍儘量熟悉各醫學基礎課程，以了解其對數學的應用和要求，以使數學課的內容儘量結合醫學的要求。這樣也可以提高同學的學習興趣，而且還可以尋求今後有可能進行的科研內容。這時系裡成立了針麻研究組，要調數學組的一人參加，教研組的其他同事對實驗性工作不感興趣，就讓我參加了，我們做了一定數量的在針刺條件下人體痛閾實驗，我發現在針刺的一定時間內,人體痛閾升高的曲線，有一定的數學規律，像是在一個代謝池中，由一定濃度的物質等速流入，同時等速代謝流出時的濃度變化規律。這說明針刺過程中, 有可能在人體內產生了一種物質,這種物質，按其代謝速度，不可能是神經傳導。這有可能是針刺時產生的一種化學鎮痛物質，使痛閾不斷上升。這對針麻研究是有很大的啟發的。這一結果刊登1973年的中華醫學雜誌上。以後，生理的同志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實驗研究，確實證實了這一鎮痛物質的存在，這一鎮痛物質就是嗎啡肽。這一發現是針刺研究中的一項重大進展。這工作對我有很大啟示, 即從實驗資料中總結成數學模型是可以對生理機制研究產生很有意義的結果的。 此工作後, 領導又讓我去臨床針麻組邦助做統計分析工作, 因我不同意個別大夫要我不科學的誇大統計針麻的臨床效果, 我向系領導談了意見, 要求退出針麻組, 但不要立即返回數學組教學, 能給我數月時間,使我能繼續作廣泛的調研在目前已有微機的條件下, 如何能從實際的小項目, 開始進行生物控制論的研究。 領導同意了。 我去了有關的中科院研究所, 重點是自動化所和生物物理所。 自動化所有個別從事腦研究的同志, 生物物理所有生物控制論組, 他們和上海生理所的個別同志共同組成生物控制論代表團去歐洲訪問剛回國, 正準備做推廣活動。 他們對我非常熱情的接待，給我看了剛帶回國的大量生物控制論應用的文獻資料。 我認真的研讀了大量資料後, 我感到意大利的工作中, 有兩項是我們目前條件下就有可能和醫學工作者合作開展而又有很大實際應用價值的項目。 一是有關藥物或人體內代謝物質分布規律的房室模型的辨識, 另一是前庭功能的生理模型, 它在飛行員和宇航員的選拔中有極重要的作用。 我當時就了解到北醫的臨床藥物研究所, 發現了一種國產抗菌素, 價格遠低於當前應用的進口抗菌素, 而且效果比進口藥要好。 但由於兩藥在人體內的代謝途徑不同。 他們無法直接用已有的藥物代謝動力學的公式來對藥效作比較, 因此難於在臨床作推廣應用。 我就協助他們用建立不同的代謝模型, 用臨床的實驗資料, 通過系統辨識方法, 估算出了兩種藥物的藥效參數, 從理論上征明了國產藥的優越性。 也開始證明了生物控制論方法確能有益於醫藥的研究工作。 至於前庭功能的生理模型, 其解剖結構較清淅, 便於建立數學模型, 其實驗條件主要是定量的轉椅, 和一台小型微機作定量計算即可。我尋訪了北京有此設備的有五個單位。 首先是耳研所, 其所長曾用轉椅做過若干例梅涅爾氏病人, 用經驗方法來做診斷。 和臨床的符合率不高。 我利用他已有的資料, 分析了眼振曲線用系統辨識方法, 估算出了反映前庭生理功能的參數, 提高了診斷的符合率。 這樣我就有信心去尋找有可能做大量實驗工作而又有人力進行研究工作的單位,最後我選擇了空軍第四研究所, 他們以提高飛行員前庭功能評價為主要工作, 已做了大量的眼振曲線, 其研究人員有深厚的生理功底, 聽了我的介紹, 很願意合作。 由於我們兩家都沒有微機, 我們又找了北大生物系生物物理教研室合作。 在分析了大量眼震資料後, 用模型方法確實堤高了對前庭功能評價的準確率。 此模型方法受到了來空四所訪問的美國專家組的好評。 軍隊領導立即就把此項目立為重要的三單位合作攻關項目, 給課題組大量的研究經費。 此兩部分工作, 我在自動化學會的小組會上作了報告, 大家一致推選我去學會的全體大會上作了報告, 大會一致認為此確有實效的工作值得推廣。 大會又把此兩篇報告推薦去參加在美國召開的國際自動化學術會議。( 此兩文後均被國際大會錄取, 因缺乏路費, 未能成行。) 專家們還向參加大會的科學出版社的編輯推薦了我的工作, 為我今後出書鋪了路。 由於我的這些工個作都是在數學組中承擔着最重的教學任務的條件下, 利用假期和業餘時間來完成的。 在趕寫兩篇出國的論文時, 由於長時間的開夜車而病倒, 教研組當時很多人教學工作不多, 願意替我代課。 可是主任不同意, 我只能帶病去上課。 這引起了科研合作組同志們的強烈不滿, 都希望我調離北醫, 我也就下了決心, 要求調離。 但院和系兩級領導也堅決不同意, 他們同意我離開數學教研組, 調到生物物理教研組中成立生物控制論研究小組, 給我配了一個助手, 並支持了一台微機。 我從此就有了開始合作搞科研的時間和基本條件了。 此後我首先把主要工作放在最容易入手的房室模型在生理等方面推廣應用上, 隨着所建立模型的複雜化, 系統辨識運算難度的加大, 我感到理論基礎的不足。 就參加了系統所舉辦的系統辨識學習班, 同時也在生物物理學會的生物控制論專業委員會的大會上作了普及性的介紹報告,並和老同學們合作寫成了“生物系統的房室建模和辨識”一書，1987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以上這些實際應用工作在1985年獲“生物控制論在醫學中應用”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獎。這些實際的生活經驗告訴了我, 只要長期的堅持努力, 踏實工作, 終究能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此後，我更集中致力於神經系統信息加工模型的建模和仿真，1991年，“系列化前庭功能檢查計算機處理和評定系統”的研究工作獲國家科技成果二等獎。對軀體感覺神經系統也進行了模型研究，並為臨床用體感誘發電位診斷疾病提供了新指標。開展了對各種不同類型失語患者的CT圖片處理，通過計算機將圖片按解剖特性標準化後，來研究不同失語患者腦部損傷定位和功能間的關係。此工作在1993年獲衛生部科技成果二等獎。1993年將已完成的科研工作總結成“控制論和計算機應用於醫學---原理和實例”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兩本專著外，共參於編著、譯著等數部，發表論文共70余篇。

我今己是年過八旬的退休老人, 回想自入北大至今的六十年, 其過程是十分簡單又十分艱辛的。 實踐使我懂得了任何人的成就, 都決不是他的個人行為所致。 因為每個人都是在特定的無法自我選擇的條件下生活的。 人只能在給他機遇的條件下去做工作。 懂得了這一點我就不會去羨慕別人的優越條件, 我就會隨遇而安, 在被允許的條件下, 盡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些我認為有益的工作。 即使如此, 我已有的每一點有益的工作, 也是在有單位關鍵領導的支持, 有北京有利的業務環境可利用, 及各合作單位中很多人的努力下才完成的。 我也盡了我的全力, 也無愧於我的人生。 在今後的餘生中, 雖然過去的磨難使我患上了各種慢性病, 但我仍會隨遇而安, 愉快的度過我的最後時日。

 

簡歷:

1959年畢業後，在北京醫學院任教,1982年調至生物物理教研室,致力於生物控制論的研究工作，着重於建立有生理解剖背景的物理數學模型研究，並通過對部分實驗資料用系統辨識方法來估算出有生理意義的模型參數，以揭示人體各局部控制系統的控制機理和對臨床的診斷、治療的新信息。於1985年獲“生物控制論在醫學中應用”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獎， 1987年總結成“生物系統的房室建模和辨識”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此後，更集中致力於神經系統信息加工模型的建模和仿真，1991年，“系列化前庭功能檢查計算機處理和評定系統”的研究工作獲國家科技成果二等獎。開展了對各種不同類型失語患者的CT圖片處理，來研究不同失語患者腦部損傷定位和功能間的關係。此工作在1993年獲衛生部科技成果二等獎。1993年將已完成的科研工作總結成“控制論和計算機應用於醫學---原理和實例”一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85年任付教授,1988年提前晉升為教授,發表論文共70余篇。

通訊地址: 北京大學醫學部24-3-10。 電話:010-82801845

 

 

愉快的四班

周巢塵

 

     1954年我剛入學時數學力學系一年級有九個班，我被分到四班（簡稱數一四班）；男生開始住在24齋，但開學後不久就搬往13齋；上學一年後就成為數二四班。在我心目中，這兩年的大學生活是快樂的、無憂無慮的。後來傳出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的說法，好像並不影響我們的快樂時光。

我們班有20多人。有年齡較大的調干生董緒清、錢璘、蘇先基、武際可、尤炳榮，也有1937年出生的程昌鈞、邵秀民、李旺堯，還有少年才俊、無所不曉的楊九高，精通俄羅斯文學的潘軺湘，執迷驢皮影和籃球的李灝，日日操練太極拳的蘇少華，詩詞不離口的馬乾初。我們在一起談天說地、無遮無攔：十三齋熄燈後往往是男生們海闊天空的時光，楊九高當仁不讓，告訴我們各種奇聞軼事。我們也深信勤奮學習必能收穫知識：當年的北京大學有一道特殊風景線—同學們邊走邊吃晚飯，去圖書館占座；為了期待兩年內打下紮實的數學基礎，潘軺湘、卜如屏和我相約都加入了這道風景。我們之間快樂相處、友好相助：王君山酷愛象棋“傳染”了大家，馬乾初和楊九高更躺在床上下起了盲棋；李灝曾半夜驚起，和“小偷”赤身搏鬥；我也清楚記得，當年參加校摩托俱樂部的李旺堯怕弄髒他的新棉襖而換了我的舊襖。我們還堅信只要努力，一切皆是可能：李灝異想天開，組織過我們試圖打破4x400北京大學校記錄。……

這樣的逸事數不勝數，談起愉快的四班就想談談我的父母。我的父親（周啟新，1906年2月14日—1992年11月22日）出生於浦東南匯的一個敗落的地主家庭；生母早逝，少年時就不得不赴滬，求學於漁撈學校，後迫於生計由漁撈轉航海。我的母親（王蕙安，1903年11月9日—1988年3月16日）幼師畢業，婚後相夫教子；一共撫養兄妹五人，我是老二，兄長已八十有餘。在四班時，作為北京有家的我，父母會不時請些同學來家一聚、打打牙祭。因此我的父母認識了不少同學，他們生前能認出楊九高、蘇少華、潘軺湘、武際可等各位。記得，有一次在我家聚會後回校路上，騎車不點燈，被警察抓住，集體送往派出所。這裡也作為逸事之一，供大家一樂。

我懷念四班的快樂時光，也懷念我的父母。但時光不會倒流，我的父母已經過世，有的四班同學也已謝世，健在的都已垂垂老矣。董緒清、錢璘、王君山、李灝已經先後謝世。卜如屏久已失去聯繫，不知生死。但四班在京的七位同學及其配偶和吳文達老師的遺孀姚曼華老師，在李旺堯組織下每年都要相聚一次，敘敘舊、拉拉家常，十分愜意。我去上海、武漢等地時，也看望過宋雲嫻、郭建民、程昌鈞、楊九高、潘軺湘和馬乾初，一起回憶過往，歡愉不少。

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唯願我們過好來日無多的每一天，我在此恭祝大家健康長壽、家庭幸福！

 

簡歷：

出生日期 1937年11月1日；出生地 上海，

1954-1959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9-1963 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助教，

1963-1967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生，

1967-1985 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

1985至今 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

1993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 中關村南四街4號 中國科學院軟件研究所 (郵編 100190)

     Email: zcc@ios.ac.cn

 

 

 

   

 

往事點滴

周  佶   

 

我們54級同學入學時有兩百多位，一二年級時大家都在一起上大課。到三年級分專業，我們計算數學專業是北大數學力學系第一屆正式成立的專業，一共才20位同學。在自報志願基礎上，據說是吳文達先生親自圈定的。記得原先的學制也是五年，在1958年全國當時形勢下，系裡宣布：由於國家需要，提前一年畢業。當時國家的遠景規劃中計算技術是急需重點發展的項目，急需人才。我們班應屆畢業的同學郭健民分配到上海復旦大學外，全都分配在北京的高科技科研單位和北大清華了。

畢業前夕，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參加了張世龍先生主持設計的北大一號機的研製工作，在實驗室小平房裡加班加點地干。那時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北大也得搞獻禮，記得當時系總支書記林建祥老師常常到實驗室轉悠，那急切的眼光掃視一遍後又一言不發地走了。

分配後，我們班部分同學又接受了兩項任務留在學校，直到年底才到單位報到。一項是計算任務，湯李明和陳華瑛參加了。一項是北大一號機調機任務，有王選、關治、尹桂彬、杜明笙、周佶 五位參加。計算任務當時是保密任務，只知是和瀋陽一飛機廠合作計算有關飛機機翼的設計數據，是用微分方程的數值解法做的。任務是由徐獻瑜先生和黃敦先生領導的，在未名湖畔南面的一座小樓里，集中了七十多人，用手搖計算器日以繼夜地算。後來才知道（從黃敦先生回憶吳文達先生的文章中）是計算超聲速飛機的空氣動力載荷。

我參加了“北大一號”電子管數字計算機的調試工作。這台機器是在張世龍先生領導下研製的北大第一台電子計算機，也是國內第一台自行設計的數字計算機。但準確地講，它只是一個電子計算機的運算和指令控制部件，沒有存儲裝置和輸入輸出設備。機器安裝在北閣樓上。由於電裝生產過程中缺乏嚴格的質量檢驗，機器電路板上存在不少虛焊點，導致機器調試過程中，機器狀態不穩定，運算結果時對時錯。所以機器調試時間很長。那時，我們和來自空軍系統的合作人員分組倒班調機，從八月到十二月，工作了四個多月。在張世龍先生的指導下，採取了多種補救措施，進入第四季度後，機器才可以勉強表演簡單的加減運算。

調機期間，張先生叫我做一個脈衝發生器，給我畫好了線路圖，但沒有標明元件的數值。我按照圖紙接好了電路，自己選擇了阻容元件。但通電以後，電路不產生振盪，產生不了脈衝。我多次更換不同數值的元件，還是沒有效果，就是沒有輸出。那天正巧是我值大夜班，在實驗室里找不到懂電路的老師，我耗了一夜，一事無成。第二天，我找到張先生，說明了情況，張先生給出一組阻容數值，我再去實驗，線路馬上產生了振盪，脈衝發生器做成了！

參加“北大一號”調試工作的時間雖然短暫，但我受益匪淺。使我從書本知識跨越到了實踐演練。對我隨後走上工作崗位能夠很快地勝任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光陰似箭，我們入學已六十年了。昔日的老師和同學的身影還歷歷在目。在北大學習的四年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也藉以此短文緬懷我們已故的張世龍老師、吳文達老師等。也緬懷我們班已故的同學：王選、杜明笙、陳景良、湯李明、龍世達。

Email: queendomchy@sina.com                2014.6

 

八秩抒懷

周錦君

 

破碎山河遍狼煙，獻身救國任雙肩。

去家投筆長城外，離職求學未名邊。

雨化三千澤尚淺，燕園幾度夢猶牽。

漸寬衣帶終無悔，喜看黃昏霞滿天。

 

附記：

    六十年後重聚北大，浮想聯翩。我五歲（1938年）上小學，正值抗日戰爭，大半個中國淪於敵手，我當時所在的江西小鎮也受到日軍騷擾，親眼目睹劫後慘狀。小小年紀便深深感受到國家被踐踏，人民受蹂躪的痛苦。中國人被蔑稱為“東亞病夫”，“一盤散沙”，讀歷史是數不清的賣國條約，列強誰都可以任意宰割中國，幼小心靈就背負着沉重的民族屈辱，憂國憂民，便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戰勝利，盼來的卻是接受大員滿天飛，貪污腐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生於教授家庭的我都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美軍吉普車在大街上橫衝直闖，美國大兵姦污北大女學生的“沈崇事件”更讓已讀高中的我震驚。

    1949年，抱着追求光明，創建新中國的美好願望，16歲的我離開風景如畫的江南，北赴荒涼的塞上。所幸當年領導還開明，也還有遠見，1955年送我們到北大進修。在北大，我們不僅學到了知識，學到了方法，更受到北大嚴謹求實的學風薰陶，使我受益終身。 從“ε-δ”的極限定義，實數理論（劃分，單調有界，區間套定理……），實變函數，測度論到概率論，我看到了數學怎樣從具體到抽象，到更高層次的抽象，而又覆蓋了更寬廣的內涵。自然數0,1,2,3,4,5，…。要用嚴謹的數學語言界定（公理），為什麼2+3=3+2？要嚴格證明。抽象的等價關係等價類其實小學生就遇到：1∕2=2∕4=3∕6……。數學無處不在，我感受到它的魅力，它的美妙和美麗。我們學院的某專業後來在國內小有名氣，我想和我們這幾個北大進修生帶回了一點北大的治學精神不無關係。1984年，我院正式招收研究生，我被逼上馬，怎麼帶？我不知道。就想到北大的一點，研究生總該有更堅實寬厚的理論基礎，也想把現代數學工具引進某部技術。於是開設了近世代數，交換代數，代數數論，代數拓撲，甚至還啃了點代數幾何，像啃天書。有點盲目性。很多我也沒學過，我在北大學的是概率論專門化，就和學生一起討論。儘管還有很多沒有真懂，但為我們後來的工作奠定了起碼的理論基礎。1988年，首篇橢圓曲線密碼文章問世，我們即跟蹤學習研究。1990年全國密碼學會議上，橢圓曲線密碼成為熱門話題。當時科學院數學所所長楊樂致辭：“數學所辦了‘數論與密碼’討論班 ，百餘人參加，經久不衰。”學長陶仁驥老師好心勸我：“周錦君，你不看看這次大會來了多少代數大家。”我自知我的代數和代數數論基礎十分薄弱，有點自不量力。是北大給了我不畏權威的勇氣，不計成敗的精神，也給了我毅力和智慧。硬是堅持走自己想走的路，終於取得一點點成績。目前它已是國際上最重要的公鑰密碼體制。2004年我國也制定了橢圓曲線密碼標準，作為商用密碼體制。

     回首往事，雖幾經坎坷，但對當年的選擇和走過的道路無怨無悔。我們的明天會更美好。

                                     周錦君 2014-5-6

簡歷：

1947——1949 長沙一中

1949——1952 張家口軍委工程學校學員，教員

1952——1969 外語專科學校，外語學院，工程技術學院教員

（1955——1958北大數學力學系進修

1969——1971 五七幹校勞動

1971——1975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1971——1982 解放軍洛陽外語學院教員，副教授

1982——1999 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信息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8年全軍優秀教員並立二等功，1989年全國優秀教師，1990年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參加全國勞動模範及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2000年學生博士論文被評為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1999——  離休

 

通訊地址：鄭州市儉學街6號信息工程大學第一干休所

    Email：jj____zhou33@163.com

 

 

五年大學生活片斷

周芝英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日子過得真快，一晃六十年就過去了。至今還記得六十年前八月廿六日深夜，北大校車將我們接到外文樓時的情景。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硬座，倒下就睡着了，睡得那麼香，直到第二天早上三年級同學來喊我們才醒來。老同學叫我們快去吃早飯，晚了就沒有飯吃了，並發給每個人一個白色、平底、搪瓷的捷克碗和一雙筷子。拿着碗筷，走出外文樓，迎着朝霞，三兩新同學相伴，趕往大飯廳，五年大學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54級新生入學時，女生宿舍還沒有蓋好，我們就分散住在老生宿舍里，過了一個月才搬到新宿舍——廿六樓，這一住就是五年，直到大學畢業。搬到新宿舍，大家都非常高興，四人一間，兩張上、下鋪，一張大桌，一張小桌，一個書架，兩邊牆上還各有一個小牆櫃。每層樓兩頭各有一個洗手間，有熱水供應，樓內還有洗澡間。與我在中學住校幾十人住一間，除了雙層床房間裡一無所有；洗臉間、廁所都在樓外的生活條件有天壤之別。現在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好了、太方便了。

        我們六班只有三個女同學，七班的管楚洤同學就分到了我們宿舍，四人家鄉相距約有一千五百公里，卻同住在一個12平方米的小屋，這是緣分。

       這是一個溫馨的小屋，我們之間沒有紅過臉，更沒有吵過架，四人友愛相處。冬天，有一次我打開窗戶，外出時忘關了，上完課回到宿舍一看，四個人床上都覆蓋了一層黃沙土，誰也沒有說一句埋怨的話，從鄰屋借來一把小掃帚，嘻嘻哈哈像掃地一樣把黃土掃掉。領教了北京冬天的風沙，以後誰也不敢隨便開窗了。夏天，在常常是38度以上高溫南方生活的我，習慣把棉被收藏起來，只留下一個被單。有一天夜裡，冷空氣來襲，我被凍醒，正想着這麼冷怎麼辦時，一隻手伸了過來，手裡托着一條毯子，放在我床上。哦！是睡在下鋪的管楚洤干的，把她的毛毯給了我。蓋上毛毯，很快進入夢鄉。

       金和是我們班唯一的一個北京人，周末她回家，常常給我們帶些好吃的，芝麻醬、北京棗……，芝麻醬真香，有次晚熄燈鈴已響過，我們就黑着燈繼續吃，直到把一瓶芝麻醬吃完才罷休。北京棗是金和家院子裡長的，完全成熟了才把它打下來，吃起來棗味濃，脆又甜。後來我再也沒有遇到過這麼好吃的棗了。金和及她的家人熱情、好客，有時我們參加十一遊行後，接着參加天安門廣場狂歡晚會，夜深了回不了學校，就住在她家，第二天吃完早飯才回學校。孫荀英是我們班的總幹事，性格直率，徐州人，常笑我這個南京人“蘭”“南”不分，並糾正我的發音。她喜歡唱歌，參加大學生合唱團。周日練歌回來，常在宿舍里唱會兒，在沒有電視又無錢買收音機的年代，聽到幾句歌聲也會令人心情愉悅。我不愛說話，也不善於說話，但喜歡聽她們聊天，談國事、家事、趣事。遺憾的是平時學業繁重，上課時數多，課後又各自上圖書館念書，只有睡覺時才回宿舍，閒聊的時候很少。

       我所在的六班，學習風氣很濃、很正。每個人都學習努力，大家相互幫助。小班上習題課時，男同學對女同學很照顧，前排座位總是讓給女同學，男同學龔光魯戴眼鏡，常坐在前排，離我很近，我發現他每次輔導老師說完題，不一會他題就做完了，然後就看他自帶的數學書，書常是英文的。陳天權同學常被丁石孫老師叫上黑板，去做代數習題課上最後一道難題，很快他就做出來了，而我看見他上大課時，也總是自帶一本外文書，一邊聽大課，一邊看書。我有點奇怪，上大課不專心聽講，也不記筆記，那時課程還沒有相應的教材，課後他們怎麼複習？不久，就聽班上同學講，他們對數學都非常有興趣，在中學就學了不少數學，甚至在數學刊物上還發表過文章，數學基礎雄厚，現在這樣的表現就不足為怪了。班上還有不少同學，像蘇乙波、沈立、曾錦光、毛德行等，他們對問題的理解很深刻，每當我問他們問題時，他們總是一針見血地把問題說到點子上，令我佩服。班上的團支書，王選同學，平時學習不顯山不露水，期末考試全優。班上的體育委員康繼鼎同學勤奮好學也是出了名的，他考慮問題全面而細緻。 有次數學分析期末口試，考官是陳杰老師。答完最後一道題，陳老師已很滿意，給他5分，但他沒有結束考試的意思，提出要把這題從各個角度徹底說清楚，共要舉出11個反例。陳老師讓他坐在考場的一邊去想這11個反例,自己進行下面同學的口試。等陳老師結束上午的口試後，他已想出10個反例，還差1個，他還想繼續做下去，因陳老師還有下午的口試，只得中止。此時已過了中午食堂開飯的時間，陳老師請他去成府小鎮吃了一頓。第二天，康繼鼎向我們說考試情況，我感到他對未能當場想出第11個反例似乎有點遺憾，他在做學問上，道道地地是個追求完美的人，不是十全十美，是十一全十一美。

       初入北大數學系，多數同學學習並不輕鬆。記得有一次我在第二閱覽室做數學分析習題，其中有一道題我想了很久未想出來，但又覺得應該做得出來，就這樣，想跳過這道題，又想堅持做下去，最後整整一上午毫無收穫，心情沮喪。回到宿舍遇見五班的陳華瑛同學，我問她這道題怎麼做，她說要根據定義做，經她一點撥，題很快就做出來了。從中我領悟到學習也要講究方式、方法。過去那種上完課就做題、題目會做就行了的學習方式要改變。並逐漸學會摳定義、舉反例、反覆琢磨定理的證明的這些學習方式。

       周圍同學刻苦努力、不斷進步的氣氛感染着我。第一學期期末，體育測驗，俯臥撐項目我得個2分，不及格，要求連續做兩個，我一個都做不合格，真納悶，我所在的中學體育課挺正規的，除一般球類、田徑項目外，爬牆、爬杆、跳箱、跳山羊等技巧運行一樣不少。再仔細一想，俯臥撐確實沒訓練過，怎麼辦？只有鍛煉。於是每天早上去大飯廳吃飯前，先在宿舍樓前台階上做幾個，練習臂力。經過一個月的努力，功夫不負有心人，第二學期開學初的補考，一次通過，如釋重擔。當時，北大考試制度非常嚴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不及格就得補考，毫不含糊，到二年級結束時，如果累計有兩門功課補考兩次還不及格，就得退學，以肄業論處。後來確實按規定執行了。

       在我們六班，政治風氣也很好，積極向上，要求進步，入學不久，班上就發展一名新團員，班支書王選同學工作認真，組織委員金和同學積極實幹，申請入團的同學也極其認真，入團申請書寫了十六開大小的紙整整十六頁，詳細介紹自己的家庭及其社會關係、對黨團組織的認識。支委會決定把申請書在團員中傳閱，準備支部大會討論。我當時覺得這樣的申請書比我想象中的入黨申請書還要真誠、深刻，表明申請人加入共青團的決心。最後支部大會一致通過。

       在緊張的學習之餘，班裡經常開展體育活動。我們班的三個女同學有時在棉花地操場跑跑步、玩玩雙槓，有時和班裡男同學一起打排球。說起來是打排球，實際上是跟着玩球。中間休息時，還會有人花一角錢買一臉盆西紅柿給大家吃，非常解渴。那時是九人排球，球場上跑動不大，只要敢把球接起來，或者能把球發過網就行。在男同學的帶動下，我們三人球技有了不小進步，後來在系與系女生排球賽時，我們都當過後補隊員。一年級時，系裡組織過文娛表演，六班自編自演了一個活報劇“我們的遭遇”。幾個男同學裝扮成饅頭、包子等食物，用語言、形體動作訴說各自的遭遇，諷刺大飯廳里出現的不愛惜糧食的行為，還得了系裡文藝獎。課間休息，同學之間不時地會逗逗樂，俄語課的俞老師是上海人，說話有點口音，一次課上，他解釋俄文單詞積分、微分，下課就被快人快語的孫荀英學着說“結婚”，“離婚”，經她這麼一學，這兩個單詞就記住了。

       56年暑假，二年級的課程全部結束了，六班也就消失了，但這兩年受到的嚴格的基礎課訓練和同學之間的友誼使我終生難忘。

       同學們努力學習的勁頭，在1956年國家制定科學規劃，提出向科學進軍的感召下達到了高峰。這年暑假學校沒有安排任何活動，不少同學都有自己的打算，上圖書館念書，念三年級即將開設的專業的書。一天中午，在大飯廳前，我遇見背着書包，剛從圖書館出來的周巢塵同學，我問他，你最近怎麼瘦了？他回答說：我正在看那湯松的《實變函數》，做後面的難題，體重掉了20斤。當時我很驚訝，記憶深刻。若干年後，得知他當了院士，我回想這次對話。他當院士是順理成章的事，除了他的聰明才智，早在大學時代那樣勤奮、執著、努力是他以後成功的堅實基礎。

       56年暑假過後，整個年級分成三個專業。我選擇了數學專業。四年級分專門化，我選擇了比較實際的，與應用比較接近的微分方程專門化。三、四年級課程不少，專業基礎課足有七、八門之多，加上選修課及各種討論班，學業負擔不輕。那時大家都想多學點專業知識，將來更好地工作，都自覺自愿地多聽一些課。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正當大家躊躇滿志，繼續奮力實幹的時候，政治風暴來臨、勞動鍛煉、大躍進、理論聯繫實際、人民公社化運動一個接着一個，課程時上時停，只要有某方面的意見，要求停課，課就停了，任課老師怎能說個不字？誰又敢逆潮流而動？在我印象中，只有丁同仁老師的常微分方程課從頭到尾上完了。最後還進行了口試。那是我在北大經歷的最後一次口試。陳杰老師講的複變函數基本講完了，但沒有考試。其它課程如實變、概率論、數理方程、計算方法、微分幾何等，最後都沒有結尾，也沒有複習考試階段，連筆試都沒有，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學習受到多大影響。

       專業的討論班也是如此，由周毓麟先生和肖樹鐵先生指導的偏微分方程討論班，每周一次，由學生輪流報告，只報告了兩次就停止了，令人遺憾。肖先生對業務非常熟悉，記憶力極好。講大課時沒有講稿，手裡拿着一本彼得羅夫斯基的《偏微分方程》，進了教室就放在講台上，整個講課過程不用翻一下。周先生剛從蘇聯進修回國，他做學問嚴謹，關心我們的成長。喜歡踩着上課鈴聲走進教室，給我們講授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受益匪淺。討論班停了，意味着失去兩位好老師對我們的具體指導，失去了這樣一次自己獨立而系統地閱讀一本英文專業書的鍛煉機會，實在可惜。

       不上課的時候，日子過得並不輕鬆。58年暑假前後，正值全國大躍進，學校里也熱火朝天，學生紛紛走出校門，理論聯繫實際。微分方程專門化的同學組成幾個戰鬥小組，去水利部、科學院、石油學院等單位，尋找我們可以做的實際問題。我們去科學院拜訪了學部委員、偏微分方程專家吳新謀先生，他向我們介紹長江三峽建壩的一些設想，着重談了壩的安全問題。聽後很受鼓舞。這可是一項共產主義建設項目。回校後，成立水壩戰鬥小組，研究水壩的溫度分布問題。從某單位得到一個水壩的原始數據後，用我們剛剛學到的差分方法，開始了持續半個多月的計算。系裡在北閣一層為我們提供了一間房和幾台電動或手搖計算機，還有不知從哪兒搞來的算盤。同學們分成兩組，日夜兩班倒。數理方程的輔導老師吳德佺也參與進來，對我們作指導。計算過程中，計算機常壞，用它省腦，不省時，用算盤不省心但可靠，大家喜歡用算盤。因為這裡遇到的只是幾個數的加、減、乘運算。就這樣我們一層一層，一個點一個點逐步計算。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是與政治相關聯的事情，表現很耐心。計算進行到第七天，發現較底層的幾個數據有誤，怎麼辦？推倒重新算，一切從頭開始。幾聲嘆息後，繼續鼓足幹勁，埋頭計算，只不過此時更加仔細，一人算，幾人核算，確認無誤後再往下算。又經過一周多的努力，終於完成了任務。黃乘規同學將此總結成一篇文章，以水壩戰鬥小組的名義，59年發表在北大學報上。後來學校在哲學樓一層舉辦了理論聯繫實際的成績展覽。我們水壩組（吳老師和當時輪班的部分同學）有一張照片放在展覽上。展覽會即將結束時，我和張學琴同學去參觀，工作人員將這張照片揭下來送給我們。至今這張照片還保存在我這裡。照片反面還留有粘貼的痕跡。上面寫着五八年暑假科研大躍進，為祖國第一項共產主義建設——長江三峽水壩日夜工作着（多麼會暢想！這比二十一世紀初正在建設的長江三峽水壩早了四、五十年）。看完展覽回到宿舍，張學琴和我為祖國欣欣向榮的景象和同學們理論聯繫的累累碩果興奮不已。張學琴當即提起筆寫下了自己的感受，沒過幾天就登在了校刊上，如今照片上有兩人（張學琴和白其崢）已離我們而去，願他們在天之靈能感受到老同學對他們的懷念。

表面上轟轟烈烈的理論聯繫實際運動，如同全國大躍進形勢一樣，逐漸降溫。畢竟這是一種得不償失的教育方式，很快我們又回到了課堂。

       58年後期從蘇聯進修回國的張芷芬先生為我們講授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論，並為我們和55級學生開設了常微分方程專門化討論班，大家共學一本關於控制理論方面的俄文原著，讓我們接觸一些前沿知識。但討論了幾次就壽終正寢了。去東升人民公社參加秋收勞動，與社員討論人民公社包幹問題。當我們從鄉下回校時，五年級上學期已快結束，眼看着就要從數學系畢業了。大概系裡考慮了我們的情況及當時全國的形勢，於59年初，讓大家安下心來讀一點書。總算有了讀書的環境。老師仍像以前一樣盡心盡力。張先生和丁同仁先生領着我們讀一本英文版的常微分方程理論書，為我們講解書中的難點。丁先生性情隨和，講課不緊不慢，話不多，幾句就把問題交代清楚。張先生對學生熱情、關心，對求知的勁頭，難以忘懷。事隔五十多年後，有一次遇到已是八十多歲高齡的張先生，問及近況，她對我說，每周除游三次泳外，每天上午還要研究問題，寫點兒文章。真是一位可敬的老師！這是後話。在二位老師的熱心指導下，經過三、四個月的最後衝刺，我們領到了微分方程專門化的北大畢業證，上面蓋有馬寅初校長的大印。這就是我後來從未用過的、在北大學習五年的、引以為自豪的“證明”。

       五年大學生活結束了，相對六十年，五年並不長，但在我心中，這五年好長，經歷了那麼多事，認識了那麼多人，值得珍惜！     

好了，不回憶了，不寫了，把有限的篇幅留給那些會講故事的人吧！

 

簡歷

1954年畢業於南師大附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

1959年畢業留校，先後在高等數學教研室、數學信息實驗室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1996年退休。

 

現通訊地址：北京大學數學學院

聯繫電話：010-62758834

Email：zhouzy@math.pku.edu.cn

                          周芝英 二O一四年三月於北大暢春園

 

 

 

 

 

六十年思緒：點滴和片段

朱必文

 

1、北大五年學習生活自我評價

    北大五年是一段不短的時間，在此我只想做一個簡單的自我評價。通過在北大的學習和環境薰陶，我興趣較廣，眼界較開闊，但也養成了眼高手低，見異思遷的毛病。這種毛病與北大有關，但主要是由自己造成的。如果自己有所認識，則北大五年學習生活仍是一筆極有價值的財富。

 

2、1957年為什麼能僥倖過關

    我常常想，以我1957年的表現，如果給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一點也不冤枉的。那麼，為什麼我又能僥倖過關呢？有一種說法是，某高級領導人某夜到北大看了大字報後指示，鑑於北大的右派已經夠數，某月某日之前劃定的右派有效，某月某日之後就不要再劃了，而我就是屬於某月某日之後的。起初我對此深信不疑。後來，我又看了不少右派同學的言行記錄，發現自己當時的認識，與他們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才是我能僥倖過關的根本原因。

 

3、從北京到扎蘭屯

    我們數學力學系54級分三個專業。力學專業和計算數學專業都是四年制，1958年畢業。我是數學專業的，五年制，1959年畢業。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年畢業分配搞得特別晚。我記得數學系的畢業典禮是在8月1號舉行的，地點是辦公樓禮堂。領到畢業文憑後，並未馬上分配，還要等分配方案。等分配方案下來了，再填志願。最後，我被分到內蒙古，要求9月18日之前到呼和浩特報到。這時已經是8月下旬了，雖然時間很緊，我還是回了一趟家。我家在湖南省桃源縣，按當時的交通條件，乘火車和汽車，單程就要用三天到四天。除了看望年邁的外祖母，在家沒有呆幾天，就又匆匆往回趕了。在長沙我買了9月14號的開往北京的火車票，車次好像是6次或16次。列車從廣州發車，我正擔心上車後沒有座位，誰知進了站後，就聽到有人大聲叫我的名字。一看，原來是林埜正站在一節車廂的門口叫我。林埜和我一樣，也被分到內蒙古，也回了家。他在廣州上車，他想：說不定能碰到朱必文。真巧，果然碰到了，兩人都非常高興。16號早晨，到達北京。值得一提的是，離開北京時是在前門車站上車，而回北京時則是在新建的北京站下車了。新的北京站是北京市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成立十周年而建設的十大建築之一，當時給我們的感覺真是無比宏偉，無比輝煌。

我和林埜在北大住了一個晚上，各自取了存放在北大的行李，第二天（17號）下午就上了開往呼和浩特的火車了。

18號清晨，我們到達呼和浩特。從鐵路里程上講，呼和浩特離北京只有六百多公里，雖然當時的火車用了十七八個小時，我們並不覺得多麼遙遠。但是，氣候上的差別，一下火車就讓我們領略到了。可能老天爺有意要給我們一個下馬威：故意給我們安排了一次寒流，凜冽的寒風，叫我們哆嗦不已。對比頭一天在北京時的情景，不由得想起“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的詩句。好在經過打聽，知道內蒙古人民委員會（當時的叫法，就是內蒙古政府），距車站不遠。我們一路小跑，不久就找到了內蒙古人事局，還不到上班時間。等了一會兒，工作人員來了。他居然穿了一件軍大衣，而我們則是一身單衣單褲。

其實，到人事局並非真正意義的報到，而是第二次分配。那位穿軍大衣的同志對林埜說，你分到伊盟教師專科學校，學校在東勝，一會兒你去教育廳領路費。對我說，你分到內蒙古林學院，但林學院不在呼和浩特，在東部區的扎蘭屯，那個地方風景很好。我一聽他說風景好，心裡立刻對自己說：知道知道。原來在學校等待分配結果的時候，學生幹部們借了一些畫報，其中有一篇介紹扎蘭屯，稱之為內蒙古的杭州。我想，我又去不了那裡，不看也罷，以致連扎蘭屯的名字也沒有記住。經人一提起，心想一定是那個地方了。那同志又說，你去扎蘭屯，還得回北京。一會兒，你去林業廳領路費。

人事局在政府大樓里。大樓南面一點，東西各有一座小一點的三層樓，教育廳和林業廳分別在那裡邊。我和林埜從大樓出來就暫時各分東西，各自領了路費，再會合在一起。我因為要回北京，須在呼和浩特住一晚。林埜去東勝，要先到包頭，然後再換乘汽車。當天就有去包頭的火車，他決定當天離開呼和浩特。傍晚時分我們在火車站前話別，互相勉勵了一番，兩人都誠懇表示要加強思想改造，克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真是天真無邪。

我在第二天離開了呼和浩特，20日又回到北京。21日再乘火車去內蒙古東部區的那個風景很好的扎蘭屯。22日在瀋陽換車，有幾個小時的空閒時間。事先我不知道從哪裡獲知同屆畢業且同專門化的高如瑛已經分配到遼寧省煤炭廳，想去找找她。誰知到了煤炭廳辦公室，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我說我找高如瑛，對方回答我說:高主任開會去了。未找到“高主任”，便在街上閒逛了一陣，再乘車北上。23日到達齊齊哈爾，當天下午換乘開往滿洲里的列車，到達扎蘭屯時已經天黑。就這樣完成了由北京到扎蘭屯——我的奔赴工作崗位之旅。一周之後就是中華人名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紀念日，我參加了扎蘭屯的慶祝遊行。遊行尚未結束，天空飄起了雪花。好在前不久在呼和浩特剛剛見證了“北風捲地白草折”，對於“胡天八月即飛雪”也就能夠處變不驚了。

 

4、被分配到力學教研室

到達內蒙古林學院後，便去人事科報到。人事科長知道我來自北大後，問我是什麼系的。過去在北大，我們都只說數學系。現在新到一個單位，領導正式問我，我想應該回答一個正式名稱，便說：數學力學系。領導聽了就說，你去力學教研室吧。我不大情願，便強調我是數學專業的，但領導則強調我是數學力學系的。就這樣我被分配到力學教研室。內蒙古林學院是1958年新建立的，是大躍進的產物。成立之初，借用了扎蘭屯林校的校舍，兩年後遷往呼和浩特。學校除有林學系、沙漠治理系外，還先後設有森林採伐運輸系，林產化學系，森林工業系，林業機械系、林產工業系等工科性質的系，需要力學教師，我也就安下心來當一名力學教師了。以後，我的通訊處中便有力學教研室幾個字。時間長了，可能有人就認為我是力學專業的。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出了一個紀念光盤，其中1954級數學專業學生名錄中找不到我的名字，但後來居然在力學專業中找到了。

 

5、文革中生怕被打成敵我矛盾

    自己雖然安心教學工作，教學效果也很不錯，但終究是一個落後分子，大大小小的運動中經常挨批，經常做檢查。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被貼了許多大字報，生怕被打成敵我矛盾。人處於這樣一種境況是非常可憐的：明知自己並不是“敵人”，卻不能自信，而時時提心弔膽。好在我既不是什麼“權威”，也不是什麼“苗子”，僅僅作為“大白旗”受到幾次不大的衝擊。

 

6、曬幾首舊體詩

    文革中派仗開始時我成了逍遙派，對原來感興趣的舊體詩詞格律下了些功夫，並時有習作，現曬幾首如下：

 

一、游大青山喇嘛洞（七律）

一線輕車沐曙光，因游古洞閱滄桑。

穹廬有盡周圍碧，敕勒無垠馬脫韁。

學子各當才氣盛，老夫亦逞少年狂。

手中無有傳神筆，大好風光放眼量。

            （作於1968年6月）

 

二、筒子樓即景（西江月）

習道家家起灶，  修行個個煉丹。

 開鍋冒氣教人饞：黃燜紅燒白斬。

 學習天天布告，鏖兵處處棋盤。

 群居終日縱清談：南北東西長短。

                    （約作於1969年）

    註：當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常就各省市的武鬥或其他特別事件發表各種布告。

 

三、悼念翦伯贊先生（七言古詩）

五柳先生言不謬，我鄉民風貴古樸。秦人古洞今猶在，又逢憤世文士出。

我將文士比屈子，一人獨清舉世濁。遙向汨羅發一歌，亦當禮讚亦當哭。

先生出生桃花源，傳聞祖居傍和闐。世代書香高門第，父子桃李香滿天。

我生有幸為鄰里，得聞軼事廣風傳。奎午太翁諳速算，學子層出從教鞭。

從來名師出高徒，太翁教子成左丘。人文數理皆學問，不治九章治春秋。

憶我少年慕俊傑，先生砥柱立中流。文質彬彬詞章美，通史歷畫中國圖。

京師學堂執教席，小子僥倖充門徒。一睹真容真為快，聆聽漢學會北歐。

文壇一時風雲起，也曾高位論紅樓。陰山山麓印足跡，內蒙訪古味雋悠。

拈袖拭去昭君淚，青冢賦詩稱風流。俯瞰胡地三千里，千年迷霧辨匈奴。

真知灼見創讓步，由此與世結仇讎。有人破門抒海瑞，株連先生坐文獄。

霎時陰霾漫天起，山雨欲來風滿樓。豺狼當道狐群走，群狗猖狂撲老叟。

墜落陷阱被犬欺，忍氣吞聲待轉機。忽見頭上懸周粟，嗟來之聲如刻骨。

先生憤臂一聲呼，士可殺戮不可辱。呼聲到處山崩裂，不食周粟與世絕。

寧為玉碎不瓦全，鏗然有聲聲壯烈。細看玉石落地處，斑斑白髮斑斑血。

更有烈女殉夫去，可嘆雙雙成大節。視死如歸應無憾，先生門徒滿世間。

我取桃花源頭水，祭奠先生上九天。若把伊甸比燕園，清靜無為景物鮮。

我羨先生好造化，得此佳境度永年。 （1972年7月）

    注: 1956年先生參加北歐青年漢學家會議，回國後於北大辦公樓禮堂作報告。休息時先生步下講台走近聽眾，余少不更事，曾冒昧與先生攀談。

 

7、學習圖論並開始做研究

    1976年四人幫倒台前後，陶懋頎老師在內蒙古大學組織了一個圖論討論班，我聞訊後參加了。1977年年初，我們開始學習C.Berge的Graphs and Hypergraphs. 不久，陶老師調往中國科技大學，但他給我的影響卻是很深遠的。我試着在圖論中做研究，1979年寫出了第一篇論文（後來發表在《數學學報》1981年第四期），並參加了全國第一屆組合數學與圖論學術會議。以後我還結合教學，寫過幾篇力學方面的論文。

 

簡歷

1937年2月出生於湖南省常德市桃源縣。

1954年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數學專業學習，1959年畢業。長期從事於基礎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在圖論和一般力學中取得若干研究成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二十多篇，受到國內外同行的關注。

1959年起任內蒙古林學院和內蒙古農業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和教授，1991年訪問美國東密歇根大學數學系併兼任教職。獲內蒙古高校先進工作者、自治區科技進步二等獎、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政府特殊津貼等榮譽稱號和獎勵。愛好舊體詩詞，著有論文《(0,1)-矩陣和律詩平仄與韻律正誤判斷系統》（未正式發表），為用電腦判別詩詞格律的正誤提供了技術基礎和可行算法。

 

住址：天津市河東區太陽城紫玉園7號樓1門102室

郵編：300252

電話：022-24697548

Email：biwenzhu@hotmail.com

 

 

學校是一個搞學問的場所，而學術活動的特色乃是它的獨創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和尊重實際的科學態度。

——周培源《訪美有感》，1982年

 

朱建士——研製原子彈和氫彈的功臣

報紙和網絡評介文章摘錄

 

朱建士(1936.3.28－2011.12.18 ) 流體力學專家。湖南長沙人。1958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流體力學專門化畢業。歷任二機部九院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室主任、副總工程師、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副總工程師。是北京理工大學力學工程系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核武器理論研究和型號的物理設計工作，以及爆轟理論、爆炸力學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內爆過程首次計算和原子彈中子與中子源有關的流體力學過程的研究。主持完成的"核武器的一種新原理突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人工核熱微聚變增強裝置"獲國家發明三等獎；"核武器新構形的理論設計"獲國防科工委科技進步一等獎。1994年獲光華科技基金一等獎。2002年獲第四屆光華工程科技獎。合著有《理論爆轟物理》等；撰有《定常爆轟數值模擬中人為粘性與人為反應的選取》、《爆轟中側向膨脹和人為粘性反應》等論文和研究報告。 朱建士和鄧稼先老先生一起為我國兩彈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貢獻。

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長沙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湖南省戰時第二保育院過着流亡生活。少年時代酷愛學習求知。1948年考入長郡中學讀書,養成了對數學物理科學的濃厚興趣和鑽研問題的良好習慣,並在反內戰、爭民主的青年學生運動中經受了鍛煉。長沙和平解放後,他的家庭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上得以改善。他潛心讀書,是三好學生。1954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踏上理論研究之路。他學習刻苦,善於思考,注重研究方法,在同學中小有名氣。他說:“大學的一、二年級,是我這一生學習過程中承受壓力最大、最困難、最努力、收穫最大的時期。它使我逐步掌握了科學理論研究思維方式的入門一一要善於在紛繁複雜的問題體系中抓出主要矛盾,理論論證要嚴格,思維邏輯要明晰。”

1958年大學畢業後,奉命參加中國核武器科研事業,進入國家第二機械部九所從事研究工作,在著名核物理科學家的率領下開始鮮為人知的攻關戰鬥。鄧稼先進入九所，二機部又從各個高校挑選了28名大學生，人稱二十八星宿。朱建士便是其中之一。朱建士記得，剛進九所時他們管鄧稼先叫鄧先生，鄧稼先說，叫老鄧，叫老鄧。1960年參與中國首次原子彈力學過程的計算。1963年到核武器實驗基地參與現場實驗工作,以親身的努力參與迎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95年朱建士當選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院士。

據《長沙晚報》報道：

“2008年10月8日，闊別故鄉50年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功臣朱建士院士，在長郡中學105周年校慶之時重返校園。在校慶勵志報告會上，‘兩彈’研製背後的艱辛故事以及求知治學的心路歷程，成了他送給後輩校友們最珍貴的見面禮。回憶起在長郡求學時，鮮為人知的生活細節；講起在西北的茫茫戈壁，和同事們幕天席地搞科研，一磚一石築起現代化的科研基地；創業之初一個月洗不上一次澡，草繩捆起鋪蓋就是全部家當；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為國立下奇功的他們卻沒有享受慶功宴，甚至沒拿到一分錢獎金；從第一顆原子彈爆響到第一顆氫彈研製成功，他們在全世界創下了歷時最短、耗資最少的奇蹟……從中國首顆原子彈成功爆響，到主持完成‘核武器的一種新原理突破’科研課題，朱院士一個多小時的演講濃縮了一生的傳奇經歷。講到動情之處，先後6次被現場雷鳴般的掌聲打斷。”

“朱建士院士是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院士，核理論設計專家，參與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1948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長郡中學的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現場的‘小學弟學妹’們‘三個不放棄’——落後時不放棄，逆境中不放棄，堅持個人發展服從國家需要不放棄。儘管治學嚴謹得幾近刻板，但在當年的長郡同學眼中，朱建士不僅為人謙遜、隨和，講話風趣幽默，還是個浪漫的‘才藝青年’。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俄語，外國民歌唱得有板有眼。闊別多年後與老同學重逢，他用俄語高歌一曲《我的祖國》，贏得了滿座喝彩；在田徑場上，跑步、體操、玩器械，他更是全能選手……”

2011年10月25日，在去世的前不到兩個月，朱建士向北京理工大學的師生做了三小時的有關工程科學的報告。他說：“一個合格的工程科學家要知道所建議的工程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怎麼樣；如果該建議可行，要知道實現這個建議最好的途徑是什麼；如果失敗了，要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麼，怎麼改正。為此要求工程科學家掌握：工程設計和實施的原理、工程問題的科學基礎、工程問題的數學方法，而具有良好的數學、物理、化學、數值計算等方面的基礎，對工程科學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2011年12月18日晚飯後，朱建士吃了一個芒果，後來出現呼吸困難、心率減慢、血氧飽和度降低等症狀。經過近兩小時搶救，於21點17分宣布搶救無效，臨床死亡。死亡地點：綿陽科學城醫院。醫生的死亡診斷為：窒息（食物誤吸）。

附:悼念朱建士

94歲老人：潘老師作

朱子天賦智超群  勤學好問逾常人

猶記當年童稚樣  天真活潑顯聰明

國難當頭無日寧  雖為稚子亦憂心

每遇疑難雙眉皺  尋師解惑意方舒

立志科研忘晨昏  誓為祖國建功勳

長郡素稱湘名校  北大更為中華魂

躋身名校科技林  朝夕不忘報國恩

學成致力尖端技  兩彈一星中華興

全心報國志未盡  古稀勝似年輕人

不畏旅途遙與遠  無視生活苦和辛

有求必應欣然往  毫無半點自私心

可憐老母倚閭望  不見幺兒歸省親

惡耗傳來我心驚  哀嘆科海殞一星

鞠躬盡瘁忠心盡  如願魂歸八寶山

註：湖南第二保育院為抗日赴緬遠征軍中將師長，被譽為“當代文天祥”的齊學啟之胞妹齊新所創建，收容抗日時期的難童300余名。潘老師是當年湖南省第二保育院的保育員。朱建士的母親章荃一直從事小學教育，她受同學齊新之邀，成了保育院的老師，並先後將四個孩子都帶到了保育院讀書。朱建士是當年保育院的學生。

 

 

憶北大（詩二首）

朱學煜

 

我是8月14日才收到同學聯歡會通知的。我很激動，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回憶在北大的五年校園生活；回憶老師的治學教育；回憶同學們的音容笑貌；總之，回憶在北大校園的點點滴滴。它猶如就在昨天，它漂浮在我的眼前，轉眼間六十年。六十年的情懷忘不斷。揮揮手，六十年前同學難說再見。揮揮手，六十年後同學渴望再見。

北大教育了我，培養了我，首先感謝北大所有老師的教育之恩。

六十年相聚不容易，我隨筆幾言，以表心意。

 

（一）難忘的六十年

相聚難，別亦難，六十年相聚在校園。

千般話，萬言語，道不盡思念在盤旋。

在母校，五年整，感謝老師的教育情。

想當年，正年輕，刻苦學習不放鬆。

學做人，誠信重，從不害人自立功。

教學中，勤勞耕，桃李天下數不清。

知足樂，無人爭，逍遙自在樂無窮。

盼老師，和學友，愉快開心更康寧。

 

（二）  愛與情

愛，那是無以倫比的愛，

情，那是無法忘卻的情，

那就是你我同學之間的愛與情！

他象陽光溫暖着我們的肌體，

他象細雨滋潤着我們的心田，

忘不了，情更濃，

忘不了，情誼重，

忘不了，六十年同學之間的愛與情！

 

最後祝，同學在今後的日子裡，年年平安，歲歲如意！

朱學煜

2014年8月20日

Email：405214819@qq.com

 

北大百年校慶，使我再一次強烈地感受到北大精神的巨大感召力。畢業時間相差半個多世紀的北大校友，從千里萬里之外來到北京，雲集燕園。不論是白髮蒼蒼、步履瞞珊的老者，還是生命與事業正值黃金時期的中年人，抑或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他們都帶着孩子般真誠與激動的表情。年屆九旬的老校友張中行親切地稱北大為“娘家”。也有人把畢業之後重返北大叫作“朝聖”。的確，北大是許多北大人的精神聖地。回到這裡，年齡、地位、身份的差別都不那麼重要了，彼此之間都可以無拘無礙地交流，甚至面紅耳赤地爭論。應該說在北大最突出地體現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有人說，北大沒有權威；也有人說，在北大誰也管不了誰。這些都是北大精神的形象寫照。

                       丁石孫《北大的精神》

 

 

彈指一揮間60年

莊國強

 

1954年我從上海到北大上學，正逢華東地區水災，火車好像船一樣行進在水上，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才到北京。想起往事猶如昨天。

1958年我被劃為右派，回想當年我確實擁護中國共產黨，擁護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所以當時給我戴帽確實戴錯了。1963年摘帽時我就不再擁護了。戴帽戴錯了，摘帽也摘錯了！現在想想，當年的右派言論都是正確的，Right Is Right，右是正確的。北大的5.19將會像1919年胡適領導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名垂千史，林昭也會像秋瑾女士一樣成為民族英雄、民族魂，中華民族的脊梁。

畢業前夕，王仁老師把我叫到他家裡，送給我一篇他發表在力學學報上的論文單行本，簽上他的名字，寫“莊國強同學留念”，並諄諄教導我：畢業後不要自暴自棄，也許要去勞動，但我們都要去勞動。對此，我至今銘記在心，常常思念我的恩師---王仁老師。

畢業後被分配到力學所，三十多年後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范振民告訴我，原先我是被分配到力學所技校的，因為是右派，不要我，換成了范振民。我到力學所報到時，力學所的右派都到北大荒勞動去了，我成了“一枝獨秀”，實際上我就像現在中關村的農民工，凡是需要勞動的任務，我就頂個名額，在清河農場，石景山鋼鐵廠勞動。我從來不寫思想匯報，看見組織躲得遠遠的。

1959年幹部下放勞動，我隨力學所去了四川省資陽縣永太人民公社。由於李井泉的極左路線，天府之國已經餓死人，進入困難時期。我們到了公社，書記開會時對我們說，當地有一種地方病，這個公社已經死了一千多人，因浮腫而死，遺傳所的一個右派份子黃季芳也得了這種病，回北京後住北大醫院，後來才知道病因是營養不良，根本不是什麼地方病。當年公社的男勞力都抽調去大練鋼鐵，剩下的是婦女和老人，女的多男的少。當地養的雞是公的多母的少，因為養母雞有上交雞蛋的任務。我們十個月只吃過三頓紅薯乾飯，其它時間一天三頓紅薯，還吃不飽。當地農民男勞力一個月掙的工分相當於一元錢，婦女六角，半大小子三角。我住的村子都姓肖，有個小男孩叫肖明學，有一天我發現他妹妹發高燒，我問怎麼不送醫院看病，她媽媽只會哭，後來我知道因為沒有錢，我背上生病的女孩去了鎮衛生院，打了針，配了藥，我付了二元多錢。有時候小男孩來找我，偷偷塞給我二根烤熟的玉米，我想那是他從地里偷來的吧。不知道他們家現在過的怎樣了。

回北京後，沈志榮先生點名要我當他的助教，在科大力學系、工程熱物理系上理論力學習題課，三天去科大，三天在力學所，在科大的辦公室還有我一張床鋪，我把一本蘇聯的理論力學的習題集，全做了一遍。最開心的事是沒有人管我了。

1963年我調離力學所，文革時我在瀋陽自動化所，1967年清隊時我被五花大綁掛牌批鬥，關了十個月的牛棚，十人一間屋，天天勞動，當過木工、水暖工、泥瓦工、搬運工，打掃過廁所。我們十個“牛鬼蛇神”，品種俱全，掛牌時打上XX遊街示眾，也是一道風景線。後來我們都成了好朋友，以後分散到國內國外，彼此以棚友相稱。

走資派所長和我們一起勞動，他夫人是計算所所長，文革中自殺未遂，他們無兒無女，他每天要回家做飯，每次來牛棚坐在我床邊，有一天他感嘆說，還是你們好，吃食堂，不要自己做飯，我說我們是全托，你是半托。

1970年我到錦西出差，路過錦州看望蘇乙波，他在錦州師範學院，在實驗室，他用電爐煮麵條招待我。我告訴他很多小道消息，他是聞所未聞。分別時我們訂下攻守同盟，以後誰都不承認這次會晤。蔣巍也在瀋陽，文革時在建築隊當裝卸工謀生，他在文革中才摘帽，文革後在瀋陽工業學院當老師。

1980年我去長沙參加人工智能會議，在會議上遇見張錦文，他對我說：你猜我和誰住一屋，是譚天榮。譚天榮告訴我，他從勞改農場回到家鄉務農，幸虧已到文革後期，若早一、二年，就被農民打死了，即使當農民也是同工不同酬。文革後去了湘潭大學，他說湘潭大學四個骨幹教師就是北大四個右派，他還送我一本湘潭大學學報，內有一篇他的論文，是奧林匹克數學競賽題的一種解法。

後來我從事人工智能，與馬希文有多次交往，請他來所里講學，請他當所學術委員。丁石孫先生曾幫我邀請王浩先生與我所座談關於人工智能與機器定理證明。

1983年通過趙立人的幫助我調到合肥中國科技大學，一直到退休。在科大的17年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教書，科研，帶研究生，參加社會活動，我和趙立人一起做了很多有益社會的事情。

剛到科大時，我們同年級的同學有6人，科大有個北大同學會，最多時有一百十幾個會員。1958年科大剛成立時，科學院各個所的右派被驅逐出所，科大全要，當時科大書記劉達說：這些人都是寶貴財富。科大有北大的遺傳基因，我到了科大後，好像從來沒有政治學習過。

1984年我在青島和方勵之一起在石老人海濱游泳，他剛從歐洲回來，在上海交大、同濟作了全面西化的演說，我們很擔心他。他告訴我：胡啟立找他談話，說了三點，說他是黨內少有的專家，要他體諒中央的難處，叫他不要寫檢查，以後還要說真話。隔了一年，我在外地出差，從電視上看到免去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調到北京天文研究所。我回到科大後，上面布置學習，好像要大家批判老方，系裡的老師除了我沒有一個發言，我說中央這次調老方去北京天文台，也就是告訴老方，以後地球上的事你不要管了，要管你就管地球外的事。

1989年我們系裡的小馬書記對我說，上面要讓上北京的學生寫交待材料，有的學生老老實實寫了材料，她說這是要入檔案的，我對她說，你先不要交上去，我叫學生拿回去重寫。我把學生叫來，要他們相互轉告，取回材料重寫，就寫沒有去天安門。

2000年我退休後移民到美國，至今巳有14年了，民主的社會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相比於專制社會，不知好多少倍。到美國後，心臟搭了四根橋，胃裡長了腫瘤切除三分之一，享受了美國醫療福利。我在中國學習社會主義卻在美國享受社會主義。回想我這一輩子，過的生活並不是我想要的，當然比起夾皮溝的右派，我還算幸運的，但也影響了我的家人，我女兒在文革中讀中學，經常因為我這個右派父親而遭男同學痛打，我弟弟也因為我未能上大學。

我這輩子助人為樂、知足常樂、自得其樂，也能苦中作樂，故能活到現在，我幫助過很多人，影響過很多人。我的學生給我寫信說，有的事情對我來說也許是舉手之勞，但對他們卻是影響一輩子的事。我雖身在美國，但愛國之情永遠也割不斷，我體會愛國之情就是鄉情、親情、友情和舌尖之情，跟政府、政黨是沒有關係的。感謝在北京的同學讓我們60年後有一次相聚的機會，我還要感謝中美兩個大國給我養老送終。

（2014年6月）

簡歷

1936年10月生於上海，原籍浙江寧波。

1954年上海市上海中學畢業

1954—1958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力學專業固體力學專門化畢業。

1958—1961中科院力學所

1961—1964中科院山西分院自動化所﹝太原﹞

1964—1982中科院瀋陽自動化所

1982—1999中國科技大學自動化系，1987年分系後任管理科學系副系主任、享受國務院專家津貼、教授。1993年澳大利亜蒙納西大學訪問學者

 

通訊地址；美國；51 burnett ave s apt207 reton

WA 98057-2144

tel：001-425-917-2087

中國；安徽省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老幹部處

tel；0551-63603922

Email;zhuang3610@163.com

gqz3610@gmail.com

2875861640@qq.com

 

 

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滿天

                     劉禹錫句

 

編後語

 

這次《六十年情懷》文集得到同學們的熱烈響應，共收到來稿66篇，原稿按姓氏拼音順序收入。另外，收錄了三位老師（丁石孫、張世龍、陳耀松）的文章，把丁石孫老師的文章作為本文集的代前言。還收錄了已故王選同學在數學學院九十周年慶的回憶文章。收到朱學煜同學的文章時紙質本已經發排了，把它收錄在這個電子版本中。編輯組感謝同學們的支持。祝同學們身體健康、頤養天年。

   

編輯組（以姓氏拼音為序， *為組長  **為副組長）

陳家鼎**  洪允楣    金  和**  李旺堯   廖祖偉

   毛德行    沈國鈞    田立青    王振東   武際可* 

葉其孝    張恭慶    周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