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之革命

劉雲楓

中國人在兩個社會單元中展開自己的生活：一個是家庭，一個是工作單位。這兩個“單位”十分重要，離開了其中之一，困頓就會接踵而至。也許有人會說，世界上其他國家、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在家庭和工作單位之間奔波，與中國人的生活大同小異。但問題在於，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認為，個人是家庭的附庸。家庭不僅在物質上外在地提供了一個四面封閉的四合院，也掩蓋了幾乎所有因人而已的個人行為。與西方人始終將個人作為基本的社會計量單位不同，中國社會一直是以家庭為計量單位的。

既然家庭觀念根深蒂固，將這樣的觀念推及社會，也就變得輕而易舉。在中國人看來，個人一旦進入某一個社會組織，個人就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所在的“單位”。因此，本文所述“單位之革命”，不是討論某一單位發生了驚心動魄的革命風潮，而是想說明計量單位的不同會給人的思想帶來怎樣的震撼、給社會帶來怎樣的變革。

先看一個司法判例。

河南農村的王姓老人在北京承租了一個報攤，與女兒一起經營。父女二人不辭辛苦，苦心打理，一年下來，收入十分可觀。或許是為了激勵女兒的工作熱情，王老漢曾許諾，今後如果承租新的報攤，就讓女兒獨立經營，所需承包金由王老漢支持。可是，王老漢總是愛子心切，重男輕女的觀念還是很嚴重的。新的報亭開張之後，王老漢並沒有把報亭交給女兒，而是把遠在河南洛陽的兒子召到北京，由兒子一手管理。父親的承諾沒有兌現，自己辛苦勞動一年也沒有任何酬勞，不僅如此，父親重男輕女的作為也刺痛了女兒的心。情急之下，女兒和父親打起了官司，要求父親給付自己一年的勞動報酬。

法院判決如下：因為父親和女兒之間不存在法定意義上的雇用關係，經營報亭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共同生產過程，因此，不支持女兒索取勞動報酬的訴訟請求。如果女兒想拿到自己的勞動所得，可以以析產方式（財產分割）再次提起訴訟。這個案例，實際上隱含着一個基本假設，家庭成員之間並不是獨立的經濟單位，父女、父子以至整個家庭的經濟活動天然地視為共同生產和經營，正所謂“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

或許這不是一個一般意義的案例。再看：

上大學本是年輕人消磨時間的最好方式，再加上免費教育，更增加了青年人對大學的憧憬和嚮往。從經濟學上看，免費的資源總是被濫用，比如免費醫療導致的亂開亂用藥品等。為了抑制人們非理智的需求欲望，除了軍事院校，所有的大學都開始收費了，而且價格不菲，還有超過GDP增長速度的上漲水平。理論上講，收費是面向學生的，而事實上，“大刀向家長的頭上砍去”，沒有哪一個學生是自己“買單”的。99年擴招以來，每年新入學的大學生以百萬計，雖有助學貸款等各種措施，但除了少數家境寒微的貧困學生，真正自己供自己上學的大學生微乎其微。暫時拋開這種家庭辦教育方式的優劣不說，可以肯定的是，對中國人而言，家庭是一個默認的經濟計量單位。

中國人的家庭觀念，與5000年歷史一樣長久。儒家學說以血親構建社會秩序，親疏遠近，等差級別，因血緣關係而定，“疏不能間親”。實際上，遠在儒家學說鼎立之前，家族組織已經確立。堯典有：“九祖既睦，平章百姓”。經過周朝800餘年的洗禮，家族政治的根基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從家族的關係進一步，推而及於家族以外之朋友君臣，又進而及於朋友君臣以外之人，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因此，中國之社會組織，完全經由家族觀念而創建。雖朝代變遷，皇帝更迭，家庭觀念卻衣缽相傳，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即使在受到異族統治的年代，也是如此。因此，與其說中國皇權統治歷經2000年不衰，不如說中國的家族觀念始終屹立不倒。

“修身齊家平國治天下”，孔孟一流的儒家學說從家庭窺視整個社會，家族結構是龐大的皇權制度的簡化版本，父子之於君臣、孝道之於忠行、長幼有序之於尊卑有秩，家庭和社會之間是一種近於刻板的相似關係。反過來，皇權統治不過是家庭政治在大千世界的一種映射，駕馭國家的各種手段和技巧大多來源於最初家庭政治的薰陶，熟諳家族治理之道是輔佐皇帝管理國家的第一個台階，即使不能入朝為官，號令一個家有萬貫、子嗣滿堂、僕役成群的大家族也有一種紙上雄兵百萬的成就。因此，家族觀念之深，除了儒家學說廣為散布居於社會正統地位之外，還在於家族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類原始的政治快感，就像王熙鳳在榮寧二府所享有的榮耀一樣。

家庭處於中國傳統經濟和政治生活的中心，還有一個方面不容迴避，這就是自古有之延續至今的小農生產方式。據文字記載的周朝井田制度開始，秦漢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土地制度修修補補，不斷有藉以避免前朝之鑑的微小變化，但以家庭為核心的農業生產始終沒有較為徹底的改觀。尤其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為了維護社會穩定，嚴禁土地兼併，這樣一方面可以標榜“耕者有其田”的樸素理想，安定人心；另一方面，防止土地過度集中可以削弱藩邦勢力，消除地方割據，免除因失去土地而引發的流民盜賊之亂。

實際上，小農生產方式和家庭組織互為數千年來中國封建制度的表里。基於現代經濟學分析，農業生產總是表現為：勞動難以在數量上準確度量，難以實現有效的社會分工，低度的社會合作。這些特徵使得農業生產局限於小規模生產，並與家庭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必然關聯。比如，因為每一個人在穀物收成中的貢獻不可計數，在社會範圍內開展大規模生產勢必喪失效率，人民公社的低效生產和現代化農場仍然以家庭為單位為此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例證。如果同在一個屋檐下，精確計量每一個人的勞動就退居次要地位，血緣凝結的親情使得家庭成員的懈怠行為是可以容忍的。

再則，分工源於勞動的等值互換，既然勞動的計量十分困惑，分工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而沒有分工將使生產力水平停滯不前，民國時期中國廣大農村所使用的農具與宋元時期基本一致。但是，農業生產的小規模卻不能繼續細化為個人單獨的工作，像作家、畫家、音樂家以及其他自由職業者一樣。比如犁地，如果使用人力，一個人是不夠的，需要幾個人共同協作；如果使用牲畜，我們就會看到在現今農村依然存在的景象，耕牛悠然居中，前有少年牽引，後有父親扶犁。在農業生產中，這種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其程度較低，一般在三五個人之間。

作為社會緩衝和經濟救助的基本單元，家庭幾乎受到了眾口一詞的讚譽。以上大學為例，如果沒有父母不計代價的支持，有很多學生將失去進入大學的機會。但是，如果我們不再迷戀東方傳統文化，迷信中國傳統倫理中自然蘊藏着現代工業文明的種子的話，堅如磐石的家庭觀之於中華文明的遲滯作用就會顯露出來。

家庭首先是一個“大鍋飯”體制。平常百姓，度日艱難，均分食物和錢財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富豪巨賈，平均的原則照樣通行。曹雪芹筆下的榮國府，各房按月領取例錢，不論出力和人口多少，例錢是一樣的。中國人的財產繼承，更體現了“均分”的思想。一家不論有多少兄弟姊妹，財產一律平分，即使是不屑子孫，也可以分一杯羹。美國的財產繼承則不同，個人有處分遺產的絕對權力，不肖子孫，可以分文不給，日本則長子有單獨繼承權。在這樣的“平均”氣氛中，敗家子孫在所難免，不是家教不嚴，而是人性使然，“富不過三代”就是這個道理，鐘鳴鼎食之家的後輩常常與賭徒、嫖客、大煙鬼聯繫在一起。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上一個頂富裕，也是一個最肥沃，耕耘的最合理，最勤奮而人口最多的國家。可是看來它長久以來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在500多年前遊歷該國，盛稱其耕種、勤勞與人口眾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該國者所說幾乎一模一樣。可能遠在當日之前，這國家法律與組織系統容許它聚斂財富的最高程度已經到達。”

斯密所說中國的法律與組織約束社會財富的進一步增長，是合乎實情的。各個封建王朝所提倡的自耕農，其生產力水平一旦進展到某一飽和點，再也無法增進。大型商業資本，也羈絆於封閉的家庭組織。平均主義分配原則，非社會化用人機制，阻礙了基於血緣的家族企業轉向股份制企業，而家族企業的容量終究有限，加之遺產平分和後輩無能，使中國的家族企業常常像雪崩一樣很快地坍塌下去了。

其次，家庭是一個培養恭順、孝義以及禮節的特殊學校，作為家長的臣民，服從是第一位的，所謂“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家長具有絕對權威，違背家長意志的言行總是受到打擊，陽奉陰違自然成了處於被支配地位的晚輩的不二選擇。這種表面的順從，反過來助長了家長的獨斷和霸道作風，使家庭政治經常表現為命令——假意順從實則反抗——陰謀敗露——更嚴厲的壓制這樣的惡性循環中，紅樓夢中賈政賈寶玉父子之間的紛爭，就是這樣的過程。等到中了科舉，食俸祿在朝為官的時候，家庭最初的政治訓練可以原原本本移植到官場中。然而，不幸的是，一慣的恭順潛藏着一慣的謊言——賈寶玉對賈政沒有說過一句真話——除了空泛的道德議論，高高在上的皇帝所能聽到的只是山呼萬歲的回聲，以至於翻檢5000年文明史，寥寥可數的諍臣總是被人不厭其煩的提起。

看來，家庭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大”單位。因為大，就出現了以上種種弊端。如果細分，就是西方人習以為常的度量單位“個人”。僅僅將中國的落後歸結為使用了一個不適當的經濟計量單位，未免過激，但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發展方面都有單位觸發的革命性變化的經典案例，這些案例可以說明或許“計量單位”不是全部，但牽一髮而動全身之“發”則非單位莫屬。

計量單位的定義對於學科的發展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1638年伽利略定義了速度和加速度，在此之前人們只有快和慢的直觀感覺，缺乏精確度量快慢的計量單位，至於加速度則超越了常人所能理解的量的概念。沒有速度和加速度就不會有力學，甚至整個物理學大廈都無法奠基。1709年確定了華氏溫標，從此冷和熱的感覺可以定量，熱力學才得以建立。以後越來越抽象的量被確認：1865年克勞斯定義了熵，1926年哈來特定義了信息量。這些量都為學科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都是在科學史上堪為里程碑的重大事件。這些量之被承認是經過了學術界反覆鬥爭的，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效用是一個比信息更為抽象的量，但只要我們不抱任何偏見，沿着他被確立的邏輯過程認真地思考，最終將發現它是經得起嚴格檢驗的。而一旦效用的“量”被確立，經濟學的研究將呈現出新的面貌。

物理學的研究軌跡就是計量單位不斷細分的歷史。分子、原子、電子和夸克等基本粒子，細緻入微地描繪了物質世界的內部結構，展現了微觀世界的神奇景象。這些計量單位不僅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的發展進程，也為創立新的邊緣性、交叉性、綜合性學科提供了“量”的保證。像一塊石子投入平靜的水面，每一次計量單位的跳躍，都激盪起科學領域的層層漣漪，比如，微米和信息技術，分子測量與分子生物學等。近來，納米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納米產品如服裝、洗衣機、冰箱等不斷湧現，雖然不能排除商業炒作的因素摻雜期間，但不可否認，納米——一個新的計量單位，引發了技術創新、社會生產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劇烈變革。

78年冬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鄉親，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被稱為中國農村“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實質是計量單位的改變。原有的人民公社體制，隊為基礎，三級核算，共同生產，“按勞分配”，雖然不乏原始共產主義的浪漫情調，但對於8億農民來說，中看中聽不中用的“主義”並沒有帶來一點看得見的實惠，不僅如此，溫飽也難以為繼。18位農民簽字畫押的時候，廣大農民的生活就像南方潮濕陰冷的冬天一樣淒風苦雨，農村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短短幾年時間，糧棉油等主要農作物的產量都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度，農村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切變化的原因實際上僅僅是計量單位變了。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經歷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長之後，農村的改革再次陷入低潮。近幾年來，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民負擔日益沉重，“三農”問題日益引起學界關注。“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計量單位，將一家一戶的農民逐步納入社會化大生產組織中。聯產承包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的回歸，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農村的改革遠遠沒有結束，眼下我們所遇到的問題與100年前，或者說與中國5000年歷史上所遇到的並沒有不同。

筆者不贊成“家庭”作為基本的經濟計量單位，又對以家庭為基礎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表示贊同，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筆者堅持，穩固的家庭觀念在經濟上阻礙了中國經濟的工業化進程，而在政治上成為培養順民和豢養暴君的溫床，但比起假大空的人民公社還是稍勝一籌。3年困難時期，3000萬人死於饑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事實上，“個人”是現代社會的主要經濟單位。在美國，農業人口占全國人口的2%，98%的人口從事第2和第3產業。這就意味着，絕大多數社會成員是在經濟流程中“單幹”的。或者說，一個國家以“個人”為經濟單位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標誌着這個國家的生產力發展水平。

回到我國的現實不難發現，農村的家庭生產方式牢不可破。在城市，數以千計的國有企業仍然延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鍋飯”，計量單位並沒有細化到每一個獨立的“個人”。20餘年來，企業改革採取了可以設想的各種手段和措施，如利改稅、撥改貸、承包製、股份制以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組建現代企業集團等，但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國有企業的現狀，一個不容置疑的問題是，經濟計量單位從沒有明晰到“個人”。基本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動，從沒有與“個人”建立起利益攸關的緊密聯繫。資本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並不是一個斤斤計較的“理性經濟人”，大手大腳、不計成本收益是大多數政府官員的通病；另一方面，斤斤計較的“個人”在“大鍋飯”的稀粥里鈍化了自己的經濟敏感和工作熱情。

農村改革的成功之處，在於可以將土地平均分配到每一個家庭。國企改革之所以寸步難行，緣於廠房、設備、技術、原材料和資本，不能分割並賦予企業每一個員工。從這個意義上講，企業改革的道路還相當漫長，進一步說，任何沒有與“個人”建立起其切實聯繫的改革都是不徹底的，也是不會成功的。目前國企的困境正在於此。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將中國停滯不前歸咎於龐大的集權帝國始終不能以“數目字”管理，而我將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於能否以“個人”作為基本的經濟計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