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的结尾，方舟子摆出了中国学术打假“唯一人”的架势总结说： 
“学术打假，要有根有据、有理有节，切忌沦落成造谣、诽谤。公平地对待每个人，不要因为遇到的是‘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 
实际上，遇到名人“就头脑发热，降低标准”的，恰恰是方舟子自己。但是，遇到陈章良时，我们这位斗士的头脑不仅没有发热，它简直就冷得如同一块坚冰，并且，岂止是不降低标准，他还要把自己打假的标准提得高高的，其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要放陈章良过关。其实，尽管方舟子百般狡辩，他也不得不承认陈章良确实有假可打。但他先把自己打假的范围缩小，放过四点中的两点，然后又把陈章良的抄袭责任转变成了“名义上的责任”、“管理、领导责任”，而“恐龙蛋基因研究”之假虽然够得上“立此存照”，但那“已是几年前的旧新闻，也就算了”。方舟子突然间成了一个宽大为怀、大慈大悲的活菩萨了！ 
问题是，方舟子以尖酸刻毒闻名于世，与人为敌、搞打砸抢是他的本性，而看名人出乖露丑，又是他的最大娱乐，他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独独对陈章良如此宽宏大量呢？他为什么要干与自己的本性完全相反的事情呢？这真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之谜。 
2005年12月，网易的新闻中心制作了一个专题节目，《陈章良的张扬人生》。其中有一节的标题是“事发要有人保航护驾”： 
“上世纪90年代，陈章良嫖[原文如此，很可能该文作者用这个字来暗示所谓的‘第三点’——引者注]窃论文事件和恐龙基因研究，招来全国骂声一片，闹得沸沸扬扬。专司‘捉鬼’的‘反伪斗士’方舟子偏偏对陈章良客客气气。不仅手下留情，还辟文为其辩护。” 
“方舟子声称与陈章良素昧平生，为何扯开大旗为陈章良保驾护航不得而知。而陈章良就算‘丑闻’缠身却金身不倒，张扬有理。”（见：[news.163.com]）。 
其实，所谓的“不得而知”，不过是一个含蓄的说法。“专司‘捉鬼’”的阎王爷，看到鬼不捉，反要倒贴本钱为他鸣锣开道，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猫腻——这一点，并不需要有多么高的智商就可以猜出。问题是，这个猫腻到底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方舟子和陈章良都是福建人，并且都是留美出身，所以方舟子特别护着陈章良。实际上，方舟子为了成名，可以做到“六亲不认”，连自己的父母都不放过（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天才，方舟子在叙述自己的身世时，一再强调自己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连母校都不放过（如他反复地打中科大校长朱清时、教授郭光灿的假，骂中国科大是“南七技校”），区区一个福建老乡，怎么会让他做出如此之大的牺牲！1999年，方舟子在与人辩论时就明说：“就算你是正宗漳州人，也别指望我会对你这种人另眼相看。”（见：《“法轮功问题”读者来信选登（二十四）》，XYS19990816，[www.xys.org]）。果然，从2007年12月底起，新语丝又大张旗鼓地打新科院士谢华安的假。方舟子的老家在闽南云霄，谢华安的老家在闽西南龙岩，二地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仅120公里。从地理上说，方舟子和谢华安都是闽南老乡。而陈章良的老家在闽中福清，与云霄相距约270公里。方舟子对家门口的闽南老乡都照打不误，那个远在五百里之外的闽中老乡又何足挂齿！ 
还有人说，方舟子因为在最初想进北大当教授，所以对陈章良这个北大副校长网开一面。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种可能性也不大。确实，在最初，方舟子与北大的刘华杰、清华的刘兵、上海交大的江晓源等人打得火热，每次回国，似乎都有“知识界人士为我洗尘”。当年刘华杰自掏腰包为方舟子买了个到北大作讲演的门票，方舟子喜不自胜，把讲演前的广告和讲演后的照片都贴在新语丝上向世人显摆。由此可见，方舟子对北大还是充满敬仰之意的。 
不过，方舟子与北大的关系，在那次讲演前后就闹僵了。据方舟子自己说，先是因为北大哲学系的网页不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北大哲学系兼职的事情不了了之，后是原定给北大哲学系的“讲座”受到“北大哲学系的老师普遍反对”而“最终也没了下落”；再后来，那个付费的“北大博士生联谊会”讲座邀请内幕被人揭开。（见方舟子：《我看北大》，XYS20001228，[www.xys.org]）。 
【据方舟子自己说，他“在离开美国的前夕，总算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方舟子在去北大讲演之前，就已经知道那个讲演是花钱买吆喝。但这并没有降低他显摆自己“曾到北大讲演”的兴致。新语丝“新到资料”在那段时间曾登有“方舟子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海报”（2000年10月22日新到资料）、“10月23日方舟子在北京大学演讲的照片”（2000年11月7日新到资料）、以及“方舟子10、11月间在北京活动的剪影一束”（2000年11月20日新到资料）等广告和照片，可见刘华杰那三百元人民币被方舟子利用了个充分。】 
暗中的窝囊气，方舟子可以忍受；明地里的羞辱，方舟子却绝不会轻轻放过。方舟子的那个北大讲座，显然不是那么成功。刘华杰说“当晚听讲座的人数不算多，也不算少”，“据我印象，方在北大的讲座基本成功”，这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评价。后来方舟子说，“这次去北京，种种遭遇，让我对北大的印象极坏”，可见他确实是在北大“遭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他在2000年12月22日借批评北大BBS上一篇文章的引子，狠狠地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怨恨。（方舟子：《评北大BBS的“精彩文章”〈给方舟子进一言〉》，XYS20001223，[www.xys.org]）。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引来了北大学生的不满。12月29日，北大学生BBS“一塌糊涂”上出现了一个帖子，题目是《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见：XYS20001230，[www.xys.org]），把方舟子付费到北大讲演、并且要在讲演后从事“商业活动”（即签名售书）的老底给揭了出来。至此，老羞成怒的方舟子接连写了《我看北大》（见：XYS20001229，[www.xys.org]）、《答〈方先生您又何必？谈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讲座情况〉》（见：XYS20001230，[www.xys.org]）、《北大名声也能卖》（见：XYS20001230，[www.xys.org]）等文章，算是和北大掰了。再过几个月，方舟子与“北京知识界人士”们闹僵，方舟子于是在2001年8月写了篇《北大教授从来不难当》（见：XYS20010814，[www.xys.org]），后来又写了个《现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难当》（见：XYS20020118，[www.xys.org]），算是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是，他进入北大的大门似乎也就此被堵死了。 
也就是说，在撰写《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之前，方舟子就已经对北大“怀恨在心”了；在那之后不久，这暗中的仇恨就已发展成了公开的咒骂；不到一年的工夫，北大就成了他的最大假想敌人。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影响方舟子为陈章良当辩护律师七、八年如一日的决心和恒心。所以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大可能是因为要借助对方进入北大。 
那么，方舟子死保陈章良，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 
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又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方舟子乃是一个名利之徒。当年逐利不成，转而求名（见本系列《败运商人方舟子》）；后来求名得手，又转而逐利（如他办网上书店、抄书卖钱、以及非法募捐，等等）。所以，要寻找方舟子死保陈章良的动机，就要从“名利”二字上着手。 
按道理讲，从“求名”这个角度上看，方舟子打陈章良的假，比保陈章良的假，对自己更为有利。因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陈章良的名声在学术圈内都不怎么样（陈章良到中国农大之后，在校内师生中的口碑不错，这另当别论），并且他的地位高，名气大，是方舟子打假的标准对象，也完全符合方舟子的打假标准。从另一方面讲，因为死保陈章良，方舟子在名声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如邹承鲁就难免对他的打假诚意心存疑虑，更多的人则直接指责方舟子（如杨玉圣在2000年就当面指责方舟子）。精于算计的方舟子，对这其中的得失，当然心知肚明。但他仍旧无怨无悔地为陈章良作着默默的牺牲和奉献。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方舟子保陈章良，不太可能是为了“求名”。 
从另一方面看，陈章良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从事的研究课题就是转基因植物的研制。在转基因植物这方面，说陈章良是世界级先驱，或许过分；但说他在国内首屈一指，却货真价实。华盛顿大学位于圣路易市，与后来的转基因商业巨头孟山都公司恰恰同处一地。据1987年10月20日出版的《热科院热农大报》上的一篇文章，《殷殷爱国心——访回国应聘的26岁留美博士陈章良副教授》，其中说： 
“l985年1月欧州分子生物学学报发表了24岁的陈章良的第一篇论文，在世界上首次采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将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转移到矮牵牛（茄科植物）上，并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牵牛种子里得到表达。……当陈章良取得这项举世瞩目的成果后，华盛顿大学孟山都公司立即把作为一般学生的陈章良吸收进公司给予专家学者的待遇——专门给他一套精密仪器设备，从事基因工程的研究。这种待遇在华盛顿大学中是寥寥可数的。这对于陈章良来说，正如虎添翼，到公司不久便在去年6月成功地把抗花叶病病毒基因，转移到烟草、番茄等作物上去，解决了世界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防治植物花叶病的难题。嗣后，他又把一种能使昆虫致死而对人体有利的蛋白基因转移到蔬菜上去，使蔬菜生长期不用农药喷杀就能达到防虫害的满意效果。这些科研成果都有极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给孟山都公司获得了巨额的专利费。”（见：[hongye.scuta.org]？id=6529。注：此链接已经无效。） 
也就是说，在1987年回国之前，陈章良就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或准雇员了。回国之后，陈章良很快成为中国最早公开支持转基因植物推广的学术界高层人士。2000年8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江炜的《转基因作物并不可怕》一文，其中说：“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章良教授非常支持转基因作物在我国的推广。他可能是中国参加国际生物技术安全会议最多的科学家之一。” 
事实确是如此。2000年3月14日，中新社发布的一篇报道说：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表示，他已经关注到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内外人士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忧虑，其实这种忧虑大可不必。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中国在关注生物技术安全性的同时，应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 
“这位国家‘八六三’计划生物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介绍，在农业领域中，可将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到一九九八年底，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近四亿二千万亩，多种相关作物进入市场，包括耐保存的西红柿，抗虫的马铃薯，抗虫和抗除草剂的棉花、大豆、玉米，提高有效成分的油菜，抗病毒的南瓜、木瓜等等。在种植转基因作物最广泛的美国，两亿多人食用四年多来还没有出现过任何不良影响，其他地区也没有接到有问题的报告。”（张明新：《陈章良为转基因农作物释疑》，[news.sina.com.cn]）。 
2000年7月5日，《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赵维的文章，题目是：《转基因植物：没有一个例子证明它们有毒》，该文的副题是：《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为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释疑》。文章的引言是这样三句话： 
■西方人已经吃了五年转基因食品，为什么突然爆发了一场关于安全性的争论？ 
■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有这么多的安全会议，是因为社会关心。科学家需要用科学的证据来说服 
（见：[mediawatch.cn]）。 
2001年2月1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刘万永、李纬娜的文章，《陈章良“笑”说基因》。其中说： 
“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也许再过10年、20年，当转基因食品在餐桌上非常普遍的时候，农学专业的学生会说，10年前，人们就像当年害怕吃西红柿一样害怕吃转基因食品。说的就是我们。”（见：[www.people.com.cn]）。 
陈章良的上述言论都发表在方舟子对外宣称自己是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并且为转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广进行正式科唬之前。但是，从上面这些随机选取的言论之中，我们却几乎可以找出方舟子后来“科唬”转基因问题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请看： 
陈章良说：“转基因生物技术应用到杀虫、抗除草剂等方面，起到提高产量和质量、减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处。” 
方舟子说：“发展转基因作物有很多好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减少农药污染、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 
陈章良说：“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当然能吃。” 
方舟子说：“我们天天吃的大米实际上不是‘健康食品’……吃这种转基因大米，要比吃普通大米更有益身体健康”，“转基因食品不仅比较便宜，也往往比同类食品更安全……比同类作物更‘绿色’”。 
陈章良说：“据我所知，美国等国家有3亿人已经吃了将近6年的转基因食品，至今没有发现一例因此患病的人。” 
方舟子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而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大约60％含有转基因成分”；“转基因食品在美国上市已有十几年，目前美国市场上的食品中有70％含转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标志，我多年在美国生活，当然已经吃了无数转基因食品”。 
陈章良说：（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 
方舟子说：“支持转基因是主流科学界的立场”，“欧洲科学界的主流对转基因技术是非常支持的”。 
陈章良说：转基因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政治、经济和贸易的问题，已经不单纯是科学问题了。” 
方舟子说：“一些欧洲政客出于和美国打贸易战的需要而反对转基因”。 
陈章良说：“我认为农业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应当大力发展，不能因为某些缺乏科学根据的猜测而使这个技术死掉，这会伤害到整个世界农业的发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发展中国家。” 
方舟子说：“如果我们听任他们在媒体上愚弄世人而不加以反击，那么这项刚刚起步、有着无限美好的应用前景、甚至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就可能被以正义的名义扼杀掉。” 
两相对比，虽然这个两个人的基本观点相似，但陈章良的言论比较客观，说得较有分寸，与他的政府官员身份较为符合（陈氏关于Bt毒素蛋白的言论极为无知，暂不讨论）。而方舟子的言论，基本上就是陈氏观点的发挥，只不过因为他的无知和狂妄而发挥过当，结果暴露出了自己这个街头光棍的原形。比如，陈氏说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时间，都是从1996年算起的（实际上应该是1995年底），而方舟子在2003年就叫喊“转基因食品进入美国市场，已有十来年的历史”。另如，陈章良在证明自己所说的（转基因植物的推广）“在科学界反对意见只占极少一部分”，“科学界绝大多数是赞同的”这个观点时，就举出了“培育出世界第一批转基因植物的美国科学家毕齐，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科学家沃森，获得诺贝尔奖的，被誉为‘绿色革命之父’的伯格”等人为证，尽管没有举出具体的言论。而方舟子在六、七年的科唬生涯中，从来就没有敢举出一个“主流科学界”的例子。还有就是，陈章良说生物技术“是解决未来食品短缺的重要技术”，而方舟子则把转基因技术说成是“可能最终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的新技术。”总之，从对转基因问题的宣传、介绍这方面来看，陈章良的学术素养要比方舟子高得多，其言论基本上可以让人们接受。而方舟子则象是一个穷得要马上赚取一笔佣金来买面包糊口的推销贩子，其迫不及待、胡言乱语，反倒使人们心生疑虑、望之却步。 
问题是：方舟子死保陈章良，与转基因问题有关吗？ 
本文在前面已经证明，方舟子力挺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植物，和他受雇于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几乎是同步开始的，都在2001年的四、五月间。而方舟子公开为陈章良辩护，始于2000年10月23日的北大讲演。在此之前，新语丝上批评陈章良的文字，基本上还能够正常出现（见前面提到的几期《读者评论“陈晓宁事件”》）。方舟子在北大为陈章良辩护的言论，在一个多月之后，被他总结成《为什么不把陈章良立此存照？》一文，在新语丝上发表。根据上述时间顺序判断，方舟子保护陈章良，似乎与转基因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直到2001年春季，方舟子对这个问题尚且没有明确的观点和立场。 
【注：刘华杰在《关于方舟子来北大讲座的经过》中说： 
“方当晚讲的范围只限于网络和部分陈晓宁事件。讲座唯一特殊之处是，有人问方能否讲一下所谓‘陈章良’抄袭案及恐龙蛋化石的事，方的回答是：1）陈的事件他知道一些，不能全怪陈，方看过SCIENCE的说明；2）研究化石中保存的古DNA是允许的，也有这样的一门学科叫分子古生物学，陈的工作是学术范围内的事。此事以前我与方从未谈起过，我也没想到方有这样的看法。”（见：XYS20001230，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wo_beida3.txt）。 
另据文木的《记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讲座》： 
“有一人问到北大陈副校长‘抄袭’案及恐龙蛋事件，方有些犹豫。听众坚持让他讲，方才作了坦率说明。他认为有关这两件事的报道都冤枉了陈章良。他从自己了解的情况分析说，在那篇被指控抄袭的文章中，陈的署名列倒数第二，按国际惯例，陈对那篇文章所承担的责任应当最小。另外那篇论文文字虽有抄袭，但数据是自己做的，只能说明中国科研人员英语表达有困难。从分子古生物学的角度看，对恐龙蛋的研究也属于正常的科学研究，陈在国际不是第一个做的，犹他大学早有人做过从恐龙化石克隆基因的实验。当然对于用PCR方法所克隆的基因是否是外源污染所致，学界有一些争论。方说，这些争论是正常的，不能说做这种研究就是搞伪科学。”（见：XYS20001030，[www.xys.org]）。】 
不过，本文至今所考证出的所有证据，都支持下面这个假设：方舟子之所以在中国支持、宣传转基因技术、转基因食品，是在为那个“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国生物技术公司”服务（这个假设的最终证实或证否，需要方舟子公布自己在美国的就业背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出这样的猜测：这家美国公司在正式雇佣方舟子之前，很可能与他有所接触，并且对方舟子在中国的“打假”表示了关切。陈章良是当时中国支持转基因技术的最有力的发言人，同时他又是最受海外学人诟病的海归，方舟子打假能否打到陈章良的头上，显然会是这个公司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只是在方舟子明确表态力保陈章良之后，方舟子才被这家公司正式聘用——在受到聘用之后，方舟子才知道自己的真正任务是宣传转基因产品。 
笔者承认，这个新的假设——方舟子保护陈章良是受到美国商业势力的指使——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作为支撑。能够支撑这个假设的，是大量的间接证据，以及世界上多数人都能够认同的常识和逻辑。由于方舟子是公众人物（科普作家、报纸专栏作家、打假斗士），任何人都有权力对他的乖张行为（为了支持转基因产品而欺骗中国公众，极力隐瞒自己在美国就业的详情，以及有假不打，反倒为假辩护，等等）发出疑问。而本人上面的这个假设，就是基于这样的疑问产生的。解答人们的疑问，证否上面的假设，是方舟子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应该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 
问题是：方舟子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