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什麼不把陳章良立此存照？》的結尾，方舟子擺出了中國學術打假“唯一人”的架勢總結說： 
“學術打假，要有根有據、有理有節，切忌淪落成造謠、誹謗。公平地對待每個人，不要因為遇到的是‘名人’，就頭腦發熱，降低標準。” 
實際上，遇到名人“就頭腦發熱，降低標準”的，恰恰是方舟子自己。但是，遇到陳章良時，我們這位鬥士的頭腦不僅沒有發熱，它簡直就冷得如同一塊堅冰，並且，豈止是不降低標準，他還要把自己打假的標準提得高高的，其目的當然只有一個，就是要放陳章良過關。其實，儘管方舟子百般狡辯，他也不得不承認陳章良確實有假可打。但他先把自己打假的範圍縮小，放過四點中的兩點，然後又把陳章良的抄襲責任轉變成了“名義上的責任”、“管理、領導責任”，而“恐龍蛋基因研究”之假雖然夠得上“立此存照”，但那“已是幾年前的舊新聞，也就算了”。方舟子突然間成了一個寬大為懷、大慈大悲的活菩薩了！ 
問題是，方舟子以尖酸刻毒聞名於世，與人為敵、搞打砸搶是他的本性，而看名人出乖露醜，又是他的最大娛樂，他為什麼會一反常態，獨獨對陳章良如此寬宏大量呢？他為什麼要干與自己的本性完全相反的事情呢？這真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之謎。 
2005年12月，網易的新聞中心製作了一個專題節目，《陳章良的張揚人生》。其中有一節的標題是“事發要有人保航護駕”： 
“上世紀90年代，陳章良嫖[原文如此，很可能該文作者用這個字來暗示所謂的‘第三點’——引者注]竊論文事件和恐龍基因研究，招來全國罵聲一片，鬧得沸沸揚揚。專司‘捉鬼’的‘反偽鬥士’方舟子偏偏對陳章良客客氣氣。不僅手下留情，還辟文為其辯護。” 
“方舟子聲稱與陳章良素昧平生，為何扯開大旗為陳章良保駕護航不得而知。而陳章良就算‘醜聞’纏身卻金身不倒，張揚有理。”（見：[news.163.com]）。 
其實，所謂的“不得而知”，不過是一個含蓄的說法。“專司‘捉鬼’”的閻王爺，看到鬼不捉，反要倒貼本錢為他鳴鑼開道，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貓膩——這一點，並不需要有多麼高的智商就可以猜出。問題是，這個貓膩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人說，方舟子和陳章良都是福建人，並且都是留美出身，所以方舟子特別護着陳章良。實際上，方舟子為了成名，可以做到“六親不認”，連自己的父母都不放過（為了顯示自己是個天才，方舟子在敘述自己的身世時，一再強調自己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連母校都不放過（如他反覆地打中科大校長朱清時、教授郭光燦的假，罵中國科大是“南七技校”），區區一個福建老鄉，怎麼會讓他做出如此之大的犧牲！1999年，方舟子在與人辯論時就明說：“就算你是正宗漳州人，也別指望我會對你這種人另眼相看。”（見：《“法輪功問題”讀者來信選登（二十四）》，XYS19990816，[www.xys.org]）。果然，從2007年12月底起，新語絲又大張旗鼓地打新科院士謝華安的假。方舟子的老家在閩南雲霄，謝華安的老家在閩西南龍巖，二地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僅120公里。從地理上說，方舟子和謝華安都是閩南老鄉。而陳章良的老家在閩中福清，與雲霄相距約270公里。方舟子對家門口的閩南老鄉都照打不誤，那個遠在五百里之外的閩中老鄉又何足掛齒！ 
還有人說，方舟子因為在最初想進北大當教授，所以對陳章良這個北大副校長網開一面。其實，仔細分析起來，這種可能性也不大。確實，在最初，方舟子與北大的劉華傑、清華的劉兵、上海交大的江曉源等人打得火熱，每次回國，似乎都有“知識界人士為我洗塵”。當年劉華傑自掏腰包為方舟子買了個到北大作講演的門票，方舟子喜不自勝，把講演前的廣告和講演後的照片都貼在新語絲上向世人顯擺。由此可見，方舟子對北大還是充滿敬仰之意的。 
不過，方舟子與北大的關係，在那次講演前後就鬧僵了。據方舟子自己說，先是因為北大哲學系的網頁不再刊登他的文章、他在北大哲學系兼職的事情不了了之，後是原定給北大哲學系的“講座”受到“北大哲學系的老師普遍反對”而“最終也沒了下落”；再後來，那個付費的“北大博士生聯誼會”講座邀請內幕被人揭開。（見方舟子：《我看北大》，XYS20001228，[www.xys.org]）。 
【據方舟子自己說，他“在離開美國的前夕，總算知道了是怎麼回事”。也就是說，方舟子在去北大講演之前，就已經知道那個講演是花錢買吆喝。但這並沒有降低他顯擺自己“曾到北大講演”的興致。新語絲“新到資料”在那段時間曾登有“方舟子在北京大學的演講海報”（2000年10月22日新到資料）、“10月23日方舟子在北京大學演講的照片”（2000年11月7日新到資料）、以及“方舟子10、11月間在北京活動的剪影一束”（2000年11月20日新到資料）等廣告和照片，可見劉華傑那三百元人民幣被方舟子利用了個充分。】 
暗中的窩囊氣，方舟子可以忍受；明地里的羞辱，方舟子卻絕不會輕輕放過。方舟子的那個北大講座，顯然不是那麼成功。劉華傑說“當晚聽講座的人數不算多，也不算少”，“據我印象，方在北大的講座基本成功”，這顯然是有所保留的評價。後來方舟子說，“這次去北京，種種遭遇，讓我對北大的印象極壞”，可見他確實是在北大“遭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他在2000年12月22日借批評北大BBS上一篇文章的引子，狠狠地發泄了一下自己的怨恨。（方舟子：《評北大BBS的“精彩文章”〈給方舟子進一言〉》，XYS20001223，[www.xys.org]）。可惜的是，這篇文章引來了北大學生的不滿。12月29日，北大學生BBS“一塌糊塗”上出現了一個帖子，題目是《方先生您又何必？談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講座情況》（見：XYS20001230，[www.xys.org]），把方舟子付費到北大講演、並且要在講演後從事“商業活動”（即簽名售書）的老底給揭了出來。至此，老羞成怒的方舟子接連寫了《我看北大》（見：XYS20001229，[www.xys.org]）、《答〈方先生您又何必？談我所知道的方舟子講座情況〉》（見：XYS20001230，[www.xys.org]）、《北大名聲也能賣》（見：XYS20001230，[www.xys.org]）等文章，算是和北大掰了。再過幾個月，方舟子與“北京知識界人士”們鬧僵，方舟子於是在2001年8月寫了篇《北大教授從來不難當》（見：XYS20010814，[www.xys.org]），後來又寫了個《現在的北大教授更不難當》（見：XYS20020118，[www.xys.org]），算是取得了精神上的勝利。但是，他進入北大的大門似乎也就此被堵死了。 
也就是說，在撰寫《為什麼不把陳章良立此存照？》之前，方舟子就已經對北大“懷恨在心”了；在那之後不久，這暗中的仇恨就已發展成了公開的咒罵；不到一年的工夫，北大就成了他的最大假想敵人。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影響方舟子為陳章良當辯護律師七、八年如一日的決心和恆心。所以說，方舟子保陳章良，不大可能是因為要藉助對方進入北大。 
那麼，方舟子死保陳章良，還能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 
俗話說，“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又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方舟子乃是一個名利之徒。當年逐利不成，轉而求名（見本系列《敗運商人方舟子》）；後來求名得手，又轉而逐利（如他辦網上書店、抄書賣錢、以及非法募捐，等等）。所以，要尋找方舟子死保陳章良的動機，就要從“名利”二字上着手。 
按道理講，從“求名”這個角度上看，方舟子打陳章良的假，比保陳章良的假，對自己更為有利。因為不論在當時，還是在現在，陳章良的名聲在學術圈內都不怎麼樣（陳章良到中國農大之後，在校內師生中的口碑不錯，這另當別論），並且他的地位高，名氣大，是方舟子打假的標準對象，也完全符合方舟子的打假標準。從另一方面講，因為死保陳章良，方舟子在名聲上付出了很沉重的代價，如鄒承魯就難免對他的打假誠意心存疑慮，更多的人則直接指責方舟子（如楊玉聖在2000年就當面指責方舟子）。精於算計的方舟子，對這其中的得失，當然心知肚明。但他仍舊無怨無悔地為陳章良作着默默的犧牲和奉獻。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方舟子保陳章良，不太可能是為了“求名”。 
從另一方面看，陳章良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從事的研究課題就是轉基因植物的研製。在轉基因植物這方面，說陳章良是世界級先驅，或許過分；但說他在國內首屈一指，卻貨真價實。華盛頓大學位於聖路易市，與後來的轉基因商業巨頭孟山都公司恰恰同處一地。據1987年10月20日出版的《熱科院熱農大報》上的一篇文章，《殷殷愛國心——訪回國應聘的26歲留美博士陳章良副教授》，其中說： 
“l985年1月歐州分子生物學學報發表了24歲的陳章良的第一篇論文，在世界上首次採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將大豆蛋白基因成功地轉移到矮牽牛（茄科植物）上，並使大豆蛋白基因在矮牽牛種子裡得到表達。……當陳章良取得這項舉世矚目的成果後，華盛頓大學孟山都公司立即把作為一般學生的陳章良吸收進公司給予專家學者的待遇——專門給他一套精密儀器設備，從事基因工程的研究。這種待遇在華盛頓大學中是寥寥可數的。這對於陳章良來說，正如虎添翼，到公司不久便在去年6月成功地把抗花葉病病毒基因，轉移到煙草、番茄等作物上去，解決了世界上長期不能解決的防治植物花葉病的難題。嗣後，他又把一種能使昆蟲致死而對人體有利的蛋白基因轉移到蔬菜上去，使蔬菜生長期不用農藥噴殺就能達到防蟲害的滿意效果。這些科研成果都有極為顯著的經濟效益，因此給孟山都公司獲得了巨額的專利費。”（見：[hongye.scuta.org]？id=6529。註：此鏈接已經無效。） 
也就是說，在1987年回國之前，陳章良就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員或准雇員了。回國之後，陳章良很快成為中國最早公開支持轉基因植物推廣的學術界高層人士。2000年8月2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江煒的《轉基因作物並不可怕》一文，其中說：“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陳章良教授非常支持轉基因作物在我國的推廣。他可能是中國參加國際生物技術安全會議最多的科學家之一。” 
事實確是如此。2000年3月14日，中新社發布的一篇報道說：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副校長陳章良表示，他已經關注到包括香港在內的海內外人士對轉基因農作物的憂慮，其實這種憂慮大可不必。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大的農業生產國，中國在關注生物技術安全性的同時，應加快推廣包括轉基因技術在內的農業生物技術成果。” 
“這位國家‘八六三’計劃生物技術專家委員會委員介紹，在農業領域中，可將轉基因生物技術應用到殺蟲、抗除草劑等方面，起到提高產量和質量、減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處。到一九九八年底，全世界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已近四億二千萬畝，多種相關作物進入市場，包括耐保存的西紅柿，抗蟲的馬鈴薯，抗蟲和抗除草劑的棉花、大豆、玉米，提高有效成分的油菜，抗病毒的南瓜、木瓜等等。在種植轉基因作物最廣泛的美國，兩億多人食用四年多來還沒有出現過任何不良影響，其他地區也沒有接到有問題的報告。”（張明新：《陳章良為轉基因農作物釋疑》，[news.sina.com.cn]）。 
2000年7月5日，《北京青年報》發表署名趙維的文章，題目是：《轉基因植物：沒有一個例子證明它們有毒》，該文的副題是：《北京大學副校長陳章良為轉基因植物的安全性釋疑》。文章的引言是這樣三句話： 
■西方人已經吃了五年轉基因食品，為什麼突然爆發了一場關於安全性的爭論？ 
■不能因為某些缺乏科學根據的猜測而使這個技術死掉，這會傷害到整個世界農業的發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發展中國家 
■科學界絕大多數是贊同的。有這麼多的安全會議，是因為社會關心。科學家需要用科學的證據來說服 
（見：[mediawatch.cn]）。 
2001年2月19日，《中國青年報》發表劉萬永、李緯娜的文章，《陳章良“笑”說基因》。其中說： 
“轉基因食品能不能吃？當然能吃。據我所知，美國等國家有3億人已經吃了將近6年的轉基因食品，至今沒有發現一例因此患病的人。也許再過10年、20年，當轉基因食品在餐桌上非常普遍的時候，農學專業的學生會說，10年前，人們就像當年害怕吃西紅柿一樣害怕吃轉基因食品。說的就是我們。”（見：[www.people.com.cn]）。 
陳章良的上述言論都發表在方舟子對外宣稱自己是美國生物信息公司諮詢科學家、並且為轉基因植物和食品的推廣進行正式科唬之前。但是，從上面這些隨機選取的言論之中，我們卻幾乎可以找出方舟子後來“科唬”轉基因問題的主要論點和論據。請看： 
陳章良說：“轉基因生物技術應用到殺蟲、抗除草劑等方面，起到提高產量和質量、減少污染以及提高作物抗逆性等益處。” 
方舟子說：“發展轉基因作物有很多好處，可以提高產量、降低成本、減少農藥污染、提高食物的營養價值”。 
陳章良說：“轉基因食品能不能吃？當然能吃。” 
方舟子說：“我們天天吃的大米實際上不是‘健康食品’……吃這種轉基因大米，要比吃普通大米更有益身體健康”，“轉基因食品不僅比較便宜，也往往比同類食品更安全……比同類作物更‘綠色’”。 
陳章良說：“據我所知，美國等國家有3億人已經吃了將近6年的轉基因食品，至今沒有發現一例因此患病的人。” 
方舟子說：“轉基因食品進入美國市場，已有十來年的歷史，而目前美國市場上的食品中，大約60％含有轉基因成分”；“轉基因食品在美國上市已有十幾年，目前美國市場上的食品中有70％含轉基因成分，而且不做標誌，我多年在美國生活，當然已經吃了無數轉基因食品”。 
陳章良說：（轉基因植物的推廣）“在科學界反對意見只占極少一部分”，“科學界絕大多數是贊同的。” 
方舟子說：“支持轉基因是主流科學界的立場”，“歐洲科學界的主流對轉基因技術是非常支持的”。 
陳章良說：轉基因問題“這裡面有一個政治、經濟和貿易的問題，已經不單純是科學問題了。” 
方舟子說：“一些歐洲政客出於和美國打貿易戰的需要而反對轉基因”。 
陳章良說：“我認為農業生物技術是解決未來中國農業的重要手段，是解決未來食品短缺的重要技術，應當大力發展，不能因為某些缺乏科學根據的猜測而使這個技術死掉，這會傷害到整個世界農業的發展，尤其是食物短缺的發展中國家。” 
方舟子說：“如果我們聽任他們在媒體上愚弄世人而不加以反擊，那麼這項剛剛起步、有着無限美好的應用前景、甚至可能最終解決飢餓和營養不良問題的新技術，就可能被以正義的名義扼殺掉。” 
兩相對比，雖然這個兩個人的基本觀點相似，但陳章良的言論比較客觀，說得較有分寸，與他的政府官員身份較為符合（陳氏關於Bt毒素蛋白的言論極為無知，暫不討論）。而方舟子的言論，基本上就是陳氏觀點的發揮，只不過因為他的無知和狂妄而發揮過當，結果暴露出了自己這個街頭光棍的原形。比如，陳氏說轉基因食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時間，都是從1996年算起的（實際上應該是1995年底），而方舟子在2003年就叫喊“轉基因食品進入美國市場，已有十來年的歷史”。另如，陳章良在證明自己所說的（轉基因植物的推廣）“在科學界反對意見只占極少一部分”，“科學界絕大多數是贊同的”這個觀點時，就舉出了“培育出世界第一批轉基因植物的美國科學家畢齊，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科學家沃森，獲得諾貝爾獎的，被譽為‘綠色革命之父’的伯格”等人為證，儘管沒有舉出具體的言論。而方舟子在六、七年的科唬生涯中，從來就沒有敢舉出一個“主流科學界”的例子。還有就是，陳章良說生物技術“是解決未來食品短缺的重要技術”，而方舟子則把轉基因技術說成是“可能最終解決飢餓和營養不良問題的新技術。”總之，從對轉基因問題的宣傳、介紹這方面來看，陳章良的學術素養要比方舟子高得多，其言論基本上可以讓人們接受。而方舟子則象是一個窮得要馬上賺取一筆佣金來買麵包糊口的推銷販子，其迫不及待、胡言亂語，反倒使人們心生疑慮、望之卻步。 
問題是：方舟子死保陳章良，與轉基因問題有關嗎？ 
本文在前面已經證明，方舟子力挺轉基因食品、轉基因植物，和他受僱於美國生物信息公司幾乎是同步開始的，都在2001年的四、五月間。而方舟子公開為陳章良辯護，始於2000年10月23日的北大講演。在此之前，新語絲上批評陳章良的文字，基本上還能夠正常出現（見前面提到的幾期《讀者評論“陳曉寧事件”》）。方舟子在北大為陳章良辯護的言論，在一個多月之後，被他總結成《為什麼不把陳章良立此存照？》一文，在新語絲上發表。根據上述時間順序判斷，方舟子保護陳章良，似乎與轉基因問題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直到2001年春季，方舟子對這個問題尚且沒有明確的觀點和立場。 
【註：劉華傑在《關於方舟子來北大講座的經過》中說： 
“方當晚講的範圍只限於網絡和部分陳曉寧事件。講座唯一特殊之處是，有人問方能否講一下所謂‘陳章良’抄襲案及恐龍蛋化石的事，方的回答是：1）陳的事件他知道一些，不能全怪陳，方看過SCIENCE的說明；2）研究化石中保存的古DNA是允許的，也有這樣的一門學科叫分子古生物學，陳的工作是學術範圍內的事。此事以前我與方從未談起過，我也沒想到方有這樣的看法。”（見：XYS20001230，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essays/wo_beida3.txt）。 
另據文木的《記方舟子在北京理工大學和北京大學開講座》： 
“有一人問到北大陳副校長‘抄襲’案及恐龍蛋事件，方有些猶豫。聽眾堅持讓他講，方才作了坦率說明。他認為有關這兩件事的報道都冤枉了陳章良。他從自己了解的情況分析說，在那篇被指控抄襲的文章中，陳的署名列倒數第二，按國際慣例，陳對那篇文章所承擔的責任應當最小。另外那篇論文文字雖有抄襲，但數據是自己做的，只能說明中國科研人員英語表達有困難。從分子古生物學的角度看，對恐龍蛋的研究也屬於正常的科學研究，陳在國際不是第一個做的，猶他大學早有人做過從恐龍化石克隆基因的實驗。當然對於用PCR方法所克隆的基因是否是外源污染所致，學界有一些爭論。方說，這些爭論是正常的，不能說做這種研究就是搞偽科學。”（見：XYS20001030，[www.xys.org]）。】 
不過，本文至今所考證出的所有證據，都支持下面這個假設：方舟子之所以在中國支持、宣傳轉基因技術、轉基因食品，是在為那個“美國生物信息公司”或“美國生物技術公司”服務（這個假設的最終證實或證否，需要方舟子公布自己在美國的就業背景）。根據這個假設，我們還可以繼續提出這樣的猜測：這家美國公司在正式僱傭方舟子之前，很可能與他有所接觸，並且對方舟子在中國的“打假”表示了關切。陳章良是當時中國支持轉基因技術的最有力的發言人，同時他又是最受海外學人詬病的海歸，方舟子打假能否打到陳章良的頭上，顯然會是這個公司所關注的問題之一。只是在方舟子明確表態力保陳章良之後，方舟子才被這家公司正式聘用——在受到聘用之後，方舟子才知道自己的真正任務是宣傳轉基因產品。 
筆者承認，這個新的假設——方舟子保護陳章良是受到美國商業勢力的指使——並沒有直接的證據作為支撐。能夠支撐這個假設的，是大量的間接證據，以及世界上多數人都能夠認同的常識和邏輯。由於方舟子是公眾人物（科普作家、報紙專欄作家、打假鬥士），任何人都有權力對他的乖張行為（為了支持轉基因產品而欺騙中國公眾，極力隱瞞自己在美國就業的詳情，以及有假不打，反倒為假辯護，等等）發出疑問。而本人上面的這個假設，就是基於這樣的疑問產生的。解答人們的疑問，證否上面的假設，是方舟子對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即使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他也應該極力證明自己的清白。 
問題是：方舟子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