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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習近平遠看是暴君　近看是小丑
(博訊北京時間2014年4月11日 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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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民主中國
     毛澤東自詡身上兼有“虎氣”與“猴氣”，即霸氣與痞氣。與毛相比，習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氣，多了一分猴氣。習近平上台之後，一方面重判薄熙來，高調反腐敗，拉攏各方軍頭，恐嚇周邊國家，與美國“無聲較量”，命令空殼航母“遼寧號”巡航南海；另一方面嚴控媒體，偽造歷史，掃蕩網絡，抓捕公民社會的活躍人士，發動意識形態的“保衛戰”。這些舉動就是向毛太祖看齊。在習近平眼裡，鄧小平不是名正言順的“毛二世”，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是不入流的“過渡者”，惟有他才具備做“毛二世”的願景和決心。沒有哪個暴君會承認自己是小丑，但當權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時，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終暴露之時。那個時刻，離習近平還有多遠呢？
    一直以來，權力的部分神化都是俄國政治文化的信條之一，晚近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被視為聖人的沙皇畫像高掛在教堂里。布爾什維克黨欣然樂意地採用了這個傳統，領導人的生活被包裝得極端神化。領導人類似法老的木乃伊，走路僵硬、不太微笑、保持緘默，目光定在空中某個點上。
    ————卡普欽斯基《帝國》
     毛澤東自詡身上兼有“虎氣”與“猴氣”，即霸氣與痞氣。與毛相比，習近平的身上少了一分虎氣，多了一分猴氣。習近平上台之後，一方面重判薄熙來，高調反腐敗，拉攏各方軍頭，恐嚇周邊國家，與美國“無聲較量”，命令空殼航母“遼寧號”巡航南海；另一方面嚴控媒體，偽造歷史，掃蕩網絡，抓捕公民社會的活躍人士，發動意識形態的“保衛戰”。這些舉動就是向毛太祖看齊。在習近平眼裡，鄧小平不是名正言順的“毛二世”，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是不入流的“過渡者”，惟有他才具備做“毛二世”的願景和決心。
     作為“一貫偉大，而又一貫平庸的獨裁者”的習近平的出現，放在世界其他獨裁國家的坐標中就可以看到，不是偶然、也不是孤例。早已有一群與之臭味相投的同類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卡普欽斯基筆下的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赫塔&＃8226;米勒筆下的羅馬尼亞共產黨黨魁齊奧塞斯庫（《國王鞠躬，國王下台》），巴爾加斯&＃8226;略薩筆下的多米尼加獨裁者特魯希略（《公羊的節日》），烏斯拉爾&＃8226;彼特里筆下的委內瑞拉獨裁者畢森特&＃8226;戈麥斯（《獨裁者的葬禮》）……他們像是從同一個模子中造出來的、大小不一的“俄羅斯套娃”。半邊臉是暴君、半邊臉是小丑的習近平，與這些傢伙一樣怯懦、卑賤、虛偽和兇殘，也絕對有資格與他們並肩而立，分享他們的榮耀、輝煌、孤獨、焦慮以及窮途末路。
     習近平就是翻版的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
     波蘭作家卡普欽斯基的《皇帝：一個獨裁政權的傾覆》一書，是埃塞俄比亞末代皇帝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的“別傳”。所謂“別傳”，乃是與“正傳”相對而論。卡普欽斯基“所採訪的都是那些曾經在宮廷內室、皇帝身邊工作過的人”，這些人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述了關於皇帝的種種軼事，在此基礎上他寫成了一本“他者眼中的皇帝”。這本書發表於一九七八年，在英國、德國等國家洛陽紙貴。之後被改編成戲劇，一九八九年被搬上波蘭話劇舞台，上演多次，觀者如堵。
     那時的波蘭，光明與黑暗即將展開最後決戰。獨裁統治四十多年的共產黨政權，在團結工會的挑戰下搖搖欲墜。人們湧入戲院觀看《皇帝》，不是對埃塞俄比亞和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的歷史感興趣，他們在舞台上看到的，其實是波蘭社會活生生的現實。
     最偉大的畫家，都不是寫實主義的，畫一張跟照片一樣栩栩如生的畫，有多大價值呢？同樣道理，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都不是對現實生活簡單的臨摹和複製，而是將故事升華成預言，照亮未來的道路。每一個頂級作家，其作品都是向聖經的《啟示錄》鞠躬致敬。在此意義上，卡普欽斯基筆下的“皇帝”只是一個象徵、一個符號，甚至它是不是指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都無關緊要。對許多在專制高壓下生活一輩子的波蘭人來說，埃塞俄比亞是個陌生的國家，但抽掉這個令人陌生的背景板，故事本身卻是他們所熟悉的，甚至讓他們不由自主地感到：不幸的國家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而《皇帝》的簡體中文版於二零一一年在中國出版，亦成為習近平時代啟幕的一則預言——原來，習近平就是一個翻版的“皇帝”啊，他們的基因毫無二致。
     卡普欽斯基曾經作為波蘭派駐中國的記者，有過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生活的經驗，多少算是“知華派”。他在《皇帝》中有一處提及中國：“一般來說，埃塞俄比亞人很少對別人袒露心聲，他們會像中國人那樣保持沉默。”僅此一句就足夠了，韓寒不是說過“通往北韓的道路，是以人民的沉默鋪就的”嗎？在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統治的埃塞俄比亞：“即使最親近皇帝的報紙也不能大量印刷，因為這樣會培養更多人的閱讀習慣，他們由此就離思索更近了一步。眾所周知，思索會造成困惑、煩惱、麻煩和憂慮。換句話說，儘管所寫的文章可能是忠誠皇帝的，但讀的人未必以忠誠之心去理解。”與之驚人地相似，習近平上台之後，立即封網抓人，企圖造成“普天之下，道路以目”之局面。他發現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失敗，始於意識形態的失敗，故而先不惜一切代價鞏固這個“陣地”。
     獨裁者大都很“勤政”，秦始皇每天批閱數百公斤竹簡，斯大林和毛澤東常常通宵不眠地工作。在卡普欽斯基筆下，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也是一個“好皇帝”：黎明即起，十分勤政；雖然沒上過學、也從不讀書、從來不寫任何東西，但他的頭腦“能儲存一切細節，甚至非常具體的數據”。他對財務一筆不苟，帝國超過十美元的每筆開支都得由他親自批准。然而，和所有深宮中孤獨的統治者一樣，他看到的世界是極不完整的：他每到一個省份，地方官都會精心準備，他看到的只是官員想讓他看到的東西。這是一個歷史上反覆上演的悖論：一個精明的、擁有極大權力的統治者，卻從來不能、也無權知道自己統治下的真實情況。習近平也是如此——在新華社發表的長篇報道《十八大以來中央治國理政紀實》中，習近平確實是“日理萬機”，他不是無所作為的“懶人”，從幕後的權力運作，到台前的親民秀，黨、政、軍一把抓，內政與外交兼顧，一點都不能馬虎。但是，在“皇帝的新裝”的既定模式中，他越是勤勤懇懇，對民眾越是貽害無窮。
     對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來說，政權就意味着一切。他必須蠱惑人心，必須舉行各種儀式，大講經濟發展等問題。他還發展出一套嚴密的監控系統，“所有的居民不得不互相監督、互相刺探、互相猜疑。這其實就是一場變相的國內戰爭”。卡普欽斯基說，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物、睿智的政治家、悲劇性的父親，以及病態的守財奴。他赦免罪犯，又判無辜者死刑。經過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他在國內塑造了一種 “處於無序邊緣的基本秩序”。
     這也是習近平的理想：穩定壓倒一切！掌權就是勝利！對於改革，習近平既缺乏勇氣，也缺乏想象力。他清洗了掌管安全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卻不放棄強力維穩的路線。他將“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升格為“中央政法工作會議”，親自發表長篇講話，再三強調“政凌駕於法之上”、“黨權超越國家利益”的中心思想。穩定只能靠暴力來實現，用學者李偉東的話來說就是：“以每年發生十幾萬起群體事件的力度看，已經算是天下大亂了。但亂這件事，在中國是隱性的，因為處在一種高度彈壓狀態，稍稍有一點放鬆，這個亂就會發生。各種積怨太多了，又沒有發泄渠道，所以就越來越用一種激烈的方式爆發出來。”改革當然有風險，但不改革，最終就是火山爆發，玉石俱焚；然而，凡是有風險的事，習近平都不願做。習近平與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遵循相似的行為模式和治理邏輯，通過相似的博弈維持權力，最終權力也會以相似的方式消解。
     當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被反叛的軍官帶出皇宮，要求乘坐一輛綠色的大眾汽車前往囚禁地時，他嘟嘟囔囔地說：“坐這種車？”這是當天清晨他的唯一一次反抗——當然不會有任何結果，他還是心不甘情不願地上了車。卡普欽斯基準確地描繪了這個細節，這不是閒來之筆，它表明這個曾經的英雄和神王，有着怎樣卑瑣而低俗的靈魂，在那樣的時刻還在計較車輛的檔次。一年後，這頭八十三歲的“非洲雄獅”被宣告自然死亡——後來證明是被用枕頭悶死後砌入水泥牆裡。
     關於習近平的下台和死亡，人們當然可以有種種想象和預測，無論怎樣，可以堅信這一點：惡積禍盈的習近平，其命運不會比海爾&＃8226;塞拉西一世好到哪裡去。
     習近平就是翻版的齊奧塞斯庫
     通過對比齊奧塞斯庫統治末期的羅馬尼亞和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中國，可以發現，它們具備了很多相似的特徵。尤其是在批量製作和灌輸謊言和炮製偶像崇拜上，習近平把齊奧塞斯庫當做良師益友。
     習近平的語言是典型的毛式語言，這是一種奴隸的語言、流氓的語言、騙子的語言，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8226;米勒的話來說，是一種“臣僕的語言”。赫塔&＃8226;米勒在《鏡中惡魔》一書中，分析了“臣僕的語言”是如何形成的：“意識形態的短語和套話令羅馬尼亞語失色很多，在二十年間這類短語和套話數不勝數。人們可以滔滔不絕、嘴開嘴閉地大聲說上幾個小時，而言之無物。”個人崇拜讓齊奧塞斯庫和他夫人成了羅馬尼亞唯一的統治者，官員們講話的時候都得援引這對夫婦的“名言”。在官方媒體上，在公共場合，人們所說的話全都是“這個國家中最明顯的臣僕的語言”。這種語言內化為人性的一部分：“臣僕的語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和嘲諷。它要求大家都來反芻，它不要求有理想，它只要求自我鄙視和盲目重複，直到自己的思維能力被麻痹、萎縮和遺忘。”語言被毒化之後，道德也被毒化。然後，是人們失去反思的能力和反抗的意願，成為麻木不仁的、好死不如賴活的俘虜。
     所以，即便齊奧塞斯庫政權垮台、獨裁者夫婦雙雙死於非命，民眾仍不能掙脫已經習慣了的腳鐐手銬——鐐銬成了肉體和精神的一部分，或者說是肉體和精神的延伸。推翻齊奧塞斯庫政權的革命發生兩個月後，羅馬尼亞作家丁內斯如是說：“如果四十年都沒有獨立報紙的存在，那語言和思維習慣是不可能在短短數周發生變化的。這就像若果人們給土著居民送去一個電視機，打開只能聽到‘咕咕’的布穀鳥叫聲，那土著居民也只能學會‘咕咕’的叫聲。”自由的喪失可能在一夜之間，迅速而徹底；自由的尋回卻如同鵝行鴨步，緩慢而漫長。
     一個有趣的例子近在眼前：中共官媒《環球時報》為失去薩達姆和卡扎菲的伊拉克和利比亞鳴不平說：“薩達姆死了，並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今，天天爆炸、襲擊、派教衝突。卡扎菲死了，利比亞人民幸福了嗎？如今，遍地廢墟，重建遙遙無期。”那麼，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的下場如此悲慘呢？《環球時報》認為，是因為他們的人民太愚昧，他們的人民沒有全心全意地愛戴領袖，沒有與領袖同生死、共存亡。因此，《環球時報》大力號召中國民眾擁護習近平、支持習近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一黨獨裁：“我們擁護習主席，因為我們不想成為第二個利比亞。”言下之意是：卡扎菲的垮台不是因為獨裁，而是因為獨裁得不夠；習近平必須更加獨裁，才能保住政權，才能讓老百姓“雨露均沾”。這樣的千古絕唱，未來一定會被收入《今文觀止》之中，從而傳誦萬代。
     於是，羅馬尼亞人和中國人都異口同聲地“咕咕”叫——“齊奧塞斯庫是我們的救世主！”、“習近平是我們的救世主！”不接受這套語言體系的人、不承認這一陳述是真理的人，必然被定義為不可饒恕的、必須投入監獄或驅逐出國的“國家的敵人”。習近平說，你們要把解決所有問題的希望放在我身上，殊不知，他和他代表的獨裁的共產黨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視察山東的時候，習近平特意跑到孔廟去尋求治國的智慧，他大概相信“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傳說，偏偏忘記了毛澤東將“孔老二”視為敵人，他又如何“孔毛並用”呢？而《左傳》中有一句名言其實是說給習近平聽的：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齊奧塞斯庫的統治給羅馬尼亞造成的最大傷害，不是政治的獨裁、經濟的停滯，而是人性的敗壞。在其統治之下，異端思想還未破土而出就被連根拔起，由於外部環境過於嚴酷，羅馬尼亞國內無法孕育生長出優秀的反抗者群體。舉國上下都是大大小小的“齊奧塞斯庫”，像是孫悟空用一把猴毛變出的千軍萬馬，“平庸之惡”吞噬了大部分的百姓，赫塔&＃8226;米勒哀傷地寫道：“我拒絕為安全局做間諜，這給我在工廠中沒有帶來朋友，而僅僅帶來敵人。我拒絕在學校里講任何歌頌齊奧塞斯庫的詩，或是拒絕繳納工會會費，造成老師們不恨體制，而恨我。他們看見我繞道走，沒有人願意讓別人看到自己在與我交談。他們認為我瘋了，把我拒絕做的事當做是對他們的人身攻擊。這也是心理學：恨那個大聲說出自己偷偷想着的事情的人。”今天的中國何嘗又不是如此？對於那些挺身而出爭取自由的同胞遭遇到的迫害，大伙兒學會了視而不見；對於先行者承受的苦難，他們甚至還要抱以嘲諷和調笑。於是，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縮小版的“習近平”。
     志大才疏、格調低劣的習近平，是一個自以為是英雄的小丑，也是漢娜&＃8226;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之一員。漢娜&＃8226;阿倫特說：“我要揭露的不是所知道的行為及其結果，而是行惡者本身。”漢娜&＃8226;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提出了“絕對之惡”的概念，後來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中又發展出“平庸之惡”的概念。通過近距離觀察艾希曼這個罪惡滔天的劊子手和納粹黨徒，她發現艾希曼並非一個聰明絕頂的大奸大惡之徒，而是一名渾身上下籠罩着市儈氣的、如果隱身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會被發現的小市民。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他之所以執行上級的殺人命令，除了對自己的晉身非常熱心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動機。漢娜&＃8226;阿倫特評論說：“艾希曼並不愚蠢，卻完全沒有思想——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又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她進而揭示了極權主義統治的本質，而且恐怕是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質，就是“把人變成官吏，變成行政體制中間的一隻單純齒輪”。習近平如果不是先成為一顆專制機器上平淡無奇的螺絲釘，又如何能登堂入室、飛黃騰達呢？
     沒有哪個暴君會承認自己是小丑，但當權力的面具被摘下之時，也就是小丑的面目最終暴露之時。那個時刻，離習近平還有多遠呢？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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