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禮”（之二）

摘要：“禮制”是一張看似嚴密的蜘蛛網，強權者像石子一樣穿過去了，網住的，都是“翅膀太軟”的弱勢階層，這就是“禮制”的唯一價值——判別你是組織之上、逍遙於“禮制”之外的“天馬”，還是小心翼翼呆在鳥籠里的“燕雀”。穿越者，都是有能耐的，而被“蜘蛛網”套牢的，都是沒本事的。“禮制”這種內在缺陷，成了鼓勵中國人競相踐踏“禮制”的興奮劑，能否闖過“蜘蛛網”成了區分一個人是“英雄”還是“狗熊”的最重要判據。中國人都是好樣的，誰也不想當狗熊，人們像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鎖線一樣越過“蜘蛛網”，“禮”之不存，“禮制”之破爛不堪，也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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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弟弟，比我小7歲。這種年齡差距，應該說，他的成長“歷史”我是很清楚的，或者說，我是看着他長大的。可實際上，我上高中的時候，就離開本縣，到外地去了。那一年，我14，我弟弟才7歲。所以，我弟弟小時候的事跡，對我來說，反倒成了“傳說”。既然是“傳說”，肯定有不實的成分，好在我弟弟也不是什麼“神仙皇帝”，沒有人替他“塗脂抹粉”，也沒有人惡意貶低他，從這個角度看，關於他的“傳說”不是“神話”，盡可以相信其真實性。

我父親是中學教師，對外人和藹之極，對自己的孩子則是“暴君”，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嚴父”。弟弟的小學，就在我父親任職的中學隔壁。原來，兩個學校是在一起的。一個很大的院子，大門朝南，四周圍有很高很高的土牆。大院兒的前面是操場，中間是教學樓，後面是辦公樓，再後，則是一長串平房，是教師宿舍，其中一間是我們家的。這種布局，是“作坊式”學校的布置，校園前半部分用於教學，後半部分則用於教職員工和家屬居住。20世紀70年代之前的學校大都是這種格局。

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改革了，校園中間添了一堵牆，把原來的學校一分為二，西邊是小學，東邊是中學。本來在一個大院裡來來往往的學生和教師，都分成兩部分，各自獨立了。這其中，最不便利的要數我弟弟了。我們家住在中學和小學的分界處，也就是“分家”之後中學的西北角，家屬宿舍是一個狹長的胡同，出入在長長的排房的最東頭兒。這樣一來，原來的地理優勢，一下子成了劣勢，到隔壁的小學，我弟弟要繞中學校園轉一圈，才能到。上學，倒沒什麼要緊，反正我弟弟對學校沒什麼渴望，可放學的時候，對一個飢腸轆轆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遠了。

有一天，父親的一位女同事正在做午飯，突然，一個身影從牆頭上一閃，就落在廚房門口，這就是我弟弟。那個時候，居住條件比較差，每一戶有一間房子，已屬不易，廚房是一個臨時簡易的大棚子，裡面有7，8個爐灶，作公共廚房。我弟弟就落在公共廚房門口，被父親的女同事看見了。這下麻煩可大了。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自從中小學分開之後，我弟弟從來沒有走過大門，每一次出門，別人向東他向西，爬上後牆，上了房頂，在牆頭上如履平地，不過3分鐘，他就跳到小學院子裡了。

小孩子爬牆頭，說大就大，說小也小。要是上綱上線，這就是無組織、無紀律，今天翻牆頭兒，日後就可能作“梁上君子”。要是看淡了，無非是小孩子懶，肚子又餓，着急回家吃飯抄近道，而已。小學、中學的領導也堅持後一種看法，再說，我父親也是單位的積極分子，口碑甚好，沒有人往壞處想。於是，好言撫慰，勸我弟弟以後別再“不走尋常路”了，還是老老實實繞道吧。可是，讓領導同志們吃驚的是，受到感化的小孩子居然說：我爬牆頭，是給我爸爸看的。沉默——我弟弟說了這句話，所有人都不說話了，小孩子也不知道大人都怎麼了，他就這麼被“放走”了。

這個例子，有點例外，可對中國孩子來說，不失一般性。“禮制”的內在不平等性，一方面強化了父親對孩子、宗族對家族成員的控制，乃至壓制，這種不容辯駁的“父權”在維持家庭穩定性方面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家長也獲得了“一方主宰”的榮耀；可另一方面，反抗總是與壓迫的力量成正比的，對抗權威、違反“禮制”恰恰是個人英雄主義的表現，恰恰是向“當權者”示威的最好形式。我弟弟，未必想到這一點，可是，他有一顆熱愛自由的心，他遵從了人性的自然指引，去對抗無處不在和不容置疑的父權。

“父權”並不是沒有限制和抗衡的力量，不過，這種限制是“純天然”的，是內在的，即“父愛”，畢竟，“血濃於水”。“虎毒不食子”，“父親”要不是權力欲、控制欲十分變態，以父子關係為核心的中國家庭，大體上是“開明專制”。在冷冰冰的父權之下常有一縷脈脈的溫情，此即為“嚴父”。

李斯是中國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主持朝政，秦朝的暴政世所公認，可罪惡不能都記在商鞅、秦始皇以及秦二世頭上，實際行政者李斯必然也是狠毒角色，這麼一位心狠手黑的人，在面對自己的兒子的時候，也是“柔腸寸斷”，可謂“慈父”。李斯被趙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那天，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場的，還有他的二兒子。父子相見，李斯說：我想再和你一起，牽着黃毛獵狗，到家鄉上蔡東門外的野地里逮野兔。可那樣的日子還會再有嗎？說完，父子倆一起痛哭。可見，苛政和暴行都是對外人的，對家人、兒女是“下不了手”的，原因不言自明。換言之，“家長制”是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設計，可是，因為血緣關係內置了制衡的力量，父權總會被親情所軟化，所以，家庭專制最壞也不過是“有限專制”，不會是“無限專制”。

即便如此，也不能忽視了“父權”對個性自由的摧殘。我弟弟，就是受害者之一。不允許小孩兒自由平等表達個人意見的後果是，小孩兒會越來越獨斷。即在父親重壓之下，循規蹈矩，可一旦壓力不在了，蓄積已久的反彈勢力會突然爆發，誘發“驚天動地”的反常行為。這些行為被小孩子看作長大的“標誌”，就像他的成人儀式一樣令他驕傲。

在日本，也有這種傾向。日本人把父親和地震、火山爆發以及海嘯並列，當作“最嚴重的自然災害”。“沉默的父親”，就像日本的富士山一樣，嚴肅而莊重，可是，在其內心蘊藏着火熱的力量，一旦爆發，其破壞力將是毀滅性的。不過，好在“自然災害”的持續性並不長，瞬間釋放之後，其餘威也就蕩然不存了。

“禮制”如果限制在家庭，基本可以。但也只能說是“基本可以”，因為，它不能做到最好，只能避免最差。換句話說，儒學那一套東西，說說“齊家”，也就行了。可偏偏是儒生頭腦發熱，要做“帝王師”，把在“家裡”已經捉襟見肘的一件破衣服，硬套在洋洋萬眾的大國之上，滑稽、可笑倒也罷了，真正的悲劇在於，“禮制”導演了人類歷史上最漫長、最黑暗的極端專制。

一種“文明”被定義為“最黑暗的極端專制”，不僅不熟悉歷史的一般人想不通、不答應——其實，歷史不是“人民書寫”的，而是當政者寫成的，這就帶來了一種不可避免的“歪曲”。凡是，於帝王、於皇室有利的一面都被大肆宣揚，而凡是有損帝王形象的言語，被全部封鎖了。所以，歷史就像深閨佳人，我們永遠也看不到其本來面目，能看到的總是當權者“想讓我們看到的”。比如說眼下，如果讓後來者回顧，他們一定會認為這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太平盛世”，可是，我們都知道現在的官員是多麼腐敗，社會是多麼不堪。可是，這些東西是“存不住”的，能留下來的都是“正面報道”。

歷史學家也有持反對態度的。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指出：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的政治傳統，用黑暗專制四字一筆抹殺。不過，錢穆先生也坦承，2000多年的帝制索套是越勒越緊，到了清王朝康雍乾時期，已經無以復加。雍正在位的時候，一位大臣說：“君恩深重，涓埃難報”——這是拍雍正的馬屁，可是，雍正不這麼想，他痛罵那個大臣：“但盡臣節所當為，何論君恩之厚薄”。這就是說，別管我有沒有“恩寵”於你，你都必須無條件地盡臣下之忠——一副流氓無賴的下三爛嘴臉，在他眼裡，大臣不過是他養的一條狗，主人給不給吃的，狗都要搖頭擺尾，哄他開心。

可是，錢穆有點小心眼，他把“黑暗專制”的黑賬記到滿族人身上，不敢承認“禮制”的內在背反性是造成皇權“黑暗專制”的根源。他說：“尤其是清代，可說全沒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據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們許多的私心。這種私心，可說是一種‘部族政權’的私心。一切由滿族部族的私心出發，所以，全只有法術，更不見制度。” 當一個政府沒有制度的時候，君王自然“令從口出”，具有支配一切、尤其是任意支配一切的權力。

其實，“權力導致專制，不受約束的權力導致絕對專制”，並不是清朝開始的，往前，也不是明朝開的頭兒，而是儒學“禮制”賦予了皇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卻沒有設計一種與其制衡的力量，遂使皇權成為一種凌駕於所有組織、機構和權力之上的絕對權力。錢穆的說法，失之偏頗，既沒有切實依據，也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國人對自我文化傳統之熱愛和護短，其情可嘉，而其心可悲。

小時候聽故事，對皇帝威風八面，也充滿了敬意，覺得真是“男人所為”，只有一件事兒想不明白，就是皇帝一家為什麼總是自相殘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恐怕不是為了寫詩，要是那樣，寫詩的成本和代價也太高了，也辱沒了“中國人都是聰明人”的美名。在沒有生命危險的時候，中國人也應該能寫出詩來，而且應該寫得更好，要是只能在酒後和臨死之前寫詩，這個民族就有自虐傾向了。

後來，才知道，不光我對這個問題感到困惑，唐明皇自己為此也很鬱悶——他想不明白為什麼手足之情，卻刀劍相加。李世民因為“貞觀之治”被史學家捧得很高，可唐明皇對唐太宗殺兄逼父，是有看法的。因此，他當了皇帝之後，給自己立了一個規矩，決不對自己的兄弟動刀子，更仁義的是，他給自己的每一個兄弟，不管是不是一個媽生養的，都修建了豪華的府第，還經常抽空去看望他們。但這並不是皇家生活的常態， 真正的深宮秘事一定是血腥不斷，冤魂累累，而且，越親近的人、越是骨肉同胞，被殘殺的可能性越大。

因為，皇帝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大到動輒殺人而不經審判，不受約束。這就帶來了對“絕對君權”的瘋狂追逐，在這種競爭中，有的人並不是貪戀權力，而僅僅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命權。因為，一旦在皇位競爭中失敗，自己的生命就始終處於危險之中，除了皇帝，每一個人都必須“時刻準備着”，為皇帝陛下“獻身”。反之，如果皇帝的權力沒那麼大，至少不能隨便殺人的話，有些人對龍椅未必感興趣，比如宋徽宗更鍾情於美女、美食和花鳥樹木，曹植更願意寫詩，無意於權柄。“不是殺人，就是被殺”，這就是絕對皇權誘發的生存法則。在李世民與其兄的權力鬥爭中，也說不上誰好誰壞，因為，要不是他下手快，提前一天發動玄武門之變，第二天，身首異處的就是他自己。

這就是“權力悖論”——當集權者為了保障自己的絕對統治，而將其他所有人置於自己的“刀俎”之下的時候，他也把自己放到了“火藥桶”上。當你不給其他任何人分享任何權力的時候，你個人的絕對權力實際上處於更大的危險之中。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皇帝是一個“高危職業”，不是擔心權力旁落、操勞過度早死，比如秦始皇、雍正，就是被殺和自殺，比如末代皇帝崇禎。絕對權力並沒有帶來絕對安全，反倒加速了皇帝的死亡進程，這是對絕對權力擁有者的絕妙嘲笑。

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同胞兄弟，都可以大開殺戒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話，可以想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他下不了手的；如果一個人，對自己的同胞兄弟，都可以大開殺戒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話，可以想象，是否存在另一種力量可以對抗皇權。

可是，在儒家的政治設計中，皇帝不僅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是完美的道德模範，“內聖外王”，垂範天下，以德教化，以禮服人。這就帶來了一種最滑稽的邏輯背反，即最沒有德行的人，宣揚德性；最不受禮制約束的人，頒行禮儀；最沒有人性的人，教導他人如何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皇帝的角色是分裂的，一方面，“禮儀徵伐自天子出”，全天下的道德秩序均出自他一人之口；另一方面，他卻是“禮制”的最大破壞者，並且，他不會因為破壞“禮制”受到任何懲罰，相反，“禮制”之被踐踏、被蹂躪恰恰反證了皇帝至高無上的特權。

“禮制”是一張看似嚴密的蜘蛛網，強權者像石子一樣穿過去了，網住的，都是“翅膀太軟”的弱勢階層，這就是“禮制”的唯一價值——判別你是組織之上、逍遙於“禮制”之外的“天馬”，還是小心翼翼呆在鳥籠里的“燕雀”。穿越者，都是有能耐的，而被“蜘蛛網”套牢的，都是沒本事的。“禮制”這種內在缺陷，成了鼓勵中國人競相踐踏“禮制”的興奮劑，能否闖過“蜘蛛網”成了區分一個人是“英雄”還是“狗熊”的最重要判據。中國人都是好樣的，誰也不想當狗熊，人們像穿越日本鬼子的封鎖線一樣越過“蜘蛛網”，“禮”之不存，“禮制”之破爛不堪，也就不足為怪了。

周末，我常去中央美術學院打籃球。我進出校園，沒碰到過什麼麻煩，大概因為我有斯文若干，保安誤以為我是該校教師，所以，混進去了。實際上，籃球場是不允許外人進入的。一次，和幾個年輕人打球。他們皮膚黝黑，身體強壯，看上去有使不完的勁兒，“活力無限”，只是都長得不太規範，身體好像經過了“變形處理”。

打了半個下午，也就混熟了。問起他們的工作，說是美院的保安，東北來的，臨走和我說：以後再到美院，要是有人攔着不讓進，就找他們，東西南北四個門，都有他們的人。言語之間，多少自豪，全然忘記了自己的職責正是“拒他人於校園之外”。在他們看來，能壞了美院的“規矩”才是本事。

也許，你會說，農村來的保安素質低，沒有“法制”觀念。另一件事情，可證這種說法為謬。《南方周末》報道，某人拜會在政府部門任要職的同學。來人沒什麼要緊事兒，只是敘敘舊，聊了一會兒，即準備離開，因為，接下來這位同學要出席一個重要的商務活動。可是，他的同學一點也不急，話語連篇，眼看過了約定時間，來人再三告辭，並提醒他同學，商務活動時間到了。不曾想，他同學說：你真老外，你哪兒見過重要人物準時出席的啊，這是身份，身份的象徵。

來人明白了——中國人不守時，因為遲到是一種特權；以此類推，中國人不守禮，也是因為破壞“禮制”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象徵。高高在上的皇帝、飛檐走壁的弟弟、鄉下來的保安、身居高位的官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他，每一個中國人都以其特有的方式玩兒穿越“蜘蛛網”的遊戲，“禮”崩而樂壞，豈不是順理成章嗎？

2007年1月26日星期五 0：26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