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公園管理處主任講述:江青和我摘蘋果

上世紀80年代攝於靜心齋

葉帥和幾位老同志及家人在北海觀賞菊花

鄧小平、萬里夫婦和馬文貴在北海公園留影

1957年攝於景山公園

1964年北海白塔修繕時攝於頂端銅盤內明火焰旁

北京青年報1月8日報道

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前公園管理處主任——講述北海里鮮為人知的故事

■講述者：馬文貴

■人物小傳：前北海景山公園管理處主任，現已86歲高齡，曾在北海工作了三十多年。

“百團大戰”之前，16歲的馬文貴已經成為女兵。1949年2月，北京解放前夕，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軍代表小組共五人進駐北海公園，全面接管。從此，她從一位拿槍的女戰士，轉為園林的管理者、建設者。

她自己不願意多說，可實際上對北海的極大功績是，歷盡曲折，“收復失地”——新中國成立初期，許多單位和機構由於沒有辦公場所擠占了園林古建，騰退則是漫長的馬拉松。收復闡福寺、靜心齋、澄觀堂、快雪堂、浴瀾軒……都各有曲折故事，她卻說，這些就不用提了，最惦記的就是那些沒能完成的“任務”。

她也是北海公園三十年間風雨的見證人，因為特殊的位置，還目睹了一些鮮為人知的秘密。

■北海仿膳的肉末燒餅，按照總理的提議進行了改良，一直延續至今

■總理遺體前我完全失控、高聲質問，被視為“反對中央決定”

周總理數不清多少次來北海，後來患病住在305醫院，與北海一牆之隔——過去那邊還有個門，總理去世後，那個門給堵上了。總理在住院的那段日子裡，常常從305醫院進到北海公園裡來散步。

周總理來北海公園一般都是午飯後。醫生常要帶些水果給總理吃。每次吃水果，總理都讓秘書數一下在場的人數，按人數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環顧四周問道：“都有嗎？”待得到肯定答覆後他才肯吃。有時，我們就故意躲開或再三推讓。每到這時，總理就會不高興。秘書便低聲說：“快去拿一份吃吧。不然總理也不會吃。”一次，醫生只給總理帶來一隻芒果。總理見無法可分，就讓服務員將芒果泡水，分給在場的同志們每人一杯芒果水。但是我們北海人就沒有跟總理的一張合影，實在是不忍心。

雖說總理是到北海公園來休息，但每次來時秘書都提着一兜子文件。總理就在仿膳的過廳里批閱文件。那時的總理已經經過多次手術，並經常尿血。我們的服務員打掃完衛生間悄悄跟我說：那麼多血，總理尿血太嚴重了。

周總理一直喜愛仿膳的飯，仿膳還在公園北岸時，總理就到這個小餐館吃過。“仿膳”就是仿照御膳房的意思，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故宮後，御膳房的御廚也都失業了。我們接管北海的時候，御膳房的6個廚師在北海北岸船碼頭那個地方開了個小飯館叫“仿膳”，挺破的小房子。總理去那兒吃飯，為了安全，我就去摸了摸情況，得知這個私人飯館原來還是公安局七處的一個派駐點——那時剛解放，北京城裡的好多特務、壞人都去公園裡碰頭，公安局在北海也有兩個點開展工作，這個飯館就是其中一個。經商量決定，把仿膳和漪瀾堂的飯館對調，仿膳就從北岸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仿膳後來聞名京城，都喜歡選擇仿膳宴請外賓。

總理來了也不愛上屋子裡去，就喜歡在大門口那過廳里坐坐。開始我們給沏了壺茶，擱個手巾板兒，他不要，說以後別給我弄這個，以後我可能經常來，我帶什麼用什麼，別麻煩你們。

總理對園林古建和文物的保護，人們已經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為保團城，拆中南海福華門，將中南海國務院紅牆向南移。來園散步時，向我詢問起園內文物在“文革”期間遭受破壞的情況。我向總理做了匯報，哪些受到毀壞，我們也採取“瞞天過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蹟倖免於難。比如我們將白塔的眼光門用三合板封住，而後在白塔基座上寫上革命標語和毛主席語錄，在很遠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總理聽後非常高興。

又一次，周總理走到閱古樓前，詢問王羲之的書法摹刻在什麼地方？陪同人員告訴他就在閱古樓的二樓。總理嘆息道：“二樓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囑要把閱古樓的牌匾掛出來。要將裡邊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後來公園的同志將園內保存的三冊《三希堂法帖》拿給周總理看。總理就自己出錢，叫秘書將《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宮，對缺頁、破損、排序顛倒等問題一一進行了修正，並重新裱糊後，又送還了北海公園。之後特別讓鄧穎超轉告國家文物局局長，要他去看看北海閱古樓《三希堂法帖》的保護情況。

1975年5月的一天，周總理來公園散步，仿膳的經理知道總理愛吃肉末燒餅，雖然只吃了不到4塊錢的飯菜但總理還特意囑咐秘書必須交錢。吃完後，對仿膳的經理說：“仿膳的小窩頭很受歡迎，要保留下來。肉末燒餅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點荸薺和筍末，吃起來就不感到油膩，更加爽口。”從此，仿膳的肉末燒餅就按照總理的提議進行了改良，一直延續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總理最後一次來公園散步。總理注重儀表，以往來公園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齊，這次卻穿了一件醫院的白色病號服。當時總理的病情已經惡化，我就怕碰上人結果還碰上了，在那兒跟總理說話還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後來我說大夫你給那個人遞個眼神，讓她走得了，總理這兒站不了了。那天，荷花開了，總理在湖邊看了一會兒荷花就走了。

總理逝世後，北海公園的30位同志獲准去北京醫院向敬愛的周總理做最後訣別。我們來到北京醫院那間小小的告別室，好幾個員工乾脆就跪在地上失聲痛哭，不肯離去，後被現場工作人員強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聲道：“為什麼把總理放在這麼個小地方？我反對！為什麼不讓群眾見總理最後一面？如果北京醫院沒有地方。把總理的遺體拉到北海，我們開開四個大門，讓北京城的群眾都來跟總理告別！”我被帶到院子裡，被視為“反對中央對總理喪事的處理決定”，要我準備接受審查。由於悲憤交加，我突然昏倒。後來，趙鵬飛同志出面擔保，說明我是出於對總理的深厚感情，並沒有反對中央決定的意思，並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這樣才免於對我的處理。

■葉帥釣到一條40斤的青魚，興奮異常；他累得滿頭大汗，卻怎麼也弄不上岸

■卓琳一見我就掉眼淚了，說：“沒想到我們又見面了。”

過去中央對我們公園有規定，叫“三為”服務方針，就是園林要為中央服務，為生產服務，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分指揮部決定將北海景山公園作為施工基地，從1971年2月21日至1978年3月1日，兩座公園停止對外開放。在這7年中，北海公園主要的任務就是接待中央首長來園休息。僅1975年一年，北海就接待中央首長370人次。主要有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聶榮臻元帥，還有鄧小平、萬里等很多老同志。當然也有當時中央、國務院的領導者。那會兒主要是中辦，有時還有軍辦給我電話通知，說首長要去。

有時，一些老同志剛剛到園，另外的什麼人也不期而至，就得提防備，別讓他們碰頭了。好在我有“打游擊”的本領，就把不同的幾批人分別安排在瓊島、北岸，甚至是景山。一般葉帥都在仿膳和北岸活動，聶帥在前門雙虹榭一帶，再來其他人我就安排在慶霄樓。當時，我給員工制定了一條鐵的紀律——不能傳話。特別教育職工不能多嘴，不管什麼人來北海，對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說。因為江青有一次去一個公園遊覽，陪同的軍宣隊代表在向她介紹公園情況時，無意中提到了周總理對公園的關心，江青聽後不悅，第二天那位軍代表就被免職了。

“文革”期間黨內高層鬥爭尖銳，局面複雜，“四人幫”又將矛頭直指周總理，那些年間，也稱不上是“阿慶嫂”，反正我那會兒也是急中生智想很多辦法，才沒有給園林局和北京市委帶來任何麻煩。

1975年的一天，周總理辦公室來電通知下午總理要來園散步，在仿膳小憩。沒過多久，又突然接到江青要來仿膳吃晚飯的通知。最着急的就是我，我也不能跟別人說，也不能跟誰請示，那天我飯也沒吃，轉了半天幺子，怎麼辦？思前想後，最後我還是撥通了總理貼身警衛小高的電話，將實情和盤托出，讓他跟秘書商量，跟總理說不說，怎麼辦。秘書請示總理後給我回電說，今天總理不去了。難題解決了，可我卻非常難過。

葉帥“靠邊站”以後，曾提出回廣東老家，但遭到拒絕，只好留在北京。那時候，工作人員常常安排葉帥來北海釣魚，以排解憂愁。葉帥身穿短褲短衫，頭戴大遮陽帽，在水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很少說話。只有釣到魚時，葉帥才會顯露出笑容。一天，葉帥釣到一條40斤的青魚，興奮異常。他拿着魚竿在岸上來回遛，累得滿頭大汗，卻怎麼也弄不上岸。最後，我讓一位保衛幹部下到水裡把魚抱了上來。葉帥興奮地叫他的衛士長給大家分魚。我讓人從職工食堂拿來了案板和刀，葉帥親自分配，讓秘書把最好的一段送到305醫院周總理處，另一段送給西哈努克親王，又給其他幾位老同志分了一些。自己僅剩下尾巴部位很小的一塊。

葉帥待人和藹，他總感覺每次來釣魚給我添了麻煩，就交待衛士長請我到他家去玩兒。那時，每到周末，他家會放電影。葉辦就會安排車來接我去看電影。不光接我自己，還讓帶上全家。在葉帥家總能看到一些老首長、老同志。還有一次，葉帥又來釣魚，他望着身邊的保健護士馬望蘭和我，感慨萬千地說：“我身邊還有三匹馬……”（註：衛士長馬西金、保健護士馬望蘭、加我馬文貴）

一次，在萬里同志的安排下，葉家、萬家，還有剛剛從江西回到北京，還沒有正式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一家來北海。他們是從後門進來的，我安排了一個小畫舫去北岸接他們。當畫舫靠在漪瀾堂碼頭時，從船上下來，小平同志沒有說什麼，只是握了握手，而卓琳同志一看見我就掉眼淚了，說：“沒想到我們又見面了。我們又回來了。”當天還有好幾個小孩，毛毛的孩子，楠楠的孩子都來了，萬家的孩子也在。那天，小平同志除了跟萬里同志說說話外，始終少言寡語……

那個時期，鋼琴家殷承宗也曾住在園內，是為了創作鋼琴伴奏《紅燈記》。他住的地方就是南門過了永安橋，右手邊的那幾間南房。當時拉來一架鋼琴，就在那兒作曲，試驗怎麼讓京劇跟西洋樂配起來。他有時來有時不來，來來回回的，住的時間比較長。

■江青有時候來也不為吃飯，就坐這兒設計服裝

■江青和我在摘蘋果，這可惹出了大麻煩

“文革”期間，江青也是北海、景山公園的常客。1972年五月初，江青來到景山公園看牡丹。當她登上景山萬春亭時，對眼前的美景十分欣喜，她拿出照相機，給天空中飛舞的燕子拍照。在景山頂上看見了北海的美景後，她提出，改天要到北海看看。去了北海之後，江青發現這裡的各種條件設備比其他公園完善，從此就經常光顧北海。

江青也老來北海仿膳吃飯。一次由於時間倉促，她喜愛的宮廷冷點豌豆黃沒有來得及做。江青當場並沒有流露出任何不悅。只是晚上中央開會時，她遇到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抱怨沒有在仿膳吃到豌豆黃，並要求吳德再請她吃一次。事後，吳德秘書給我打電話，要我在仿膳安排一頓飯，無論如何要有豌豆黃。江青主要愛操持改造戲裝、改造音樂這些，有時候來也不為吃飯，就坐這兒設計服裝。

江青最後一次來，就是1976年的國慶節，那是江青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她摘蘋果的照片上報紙了。

那是10月2日到4日之間，我忘了具體是哪天了。那時候毛主席的喪事辦完了，她們來不戴黑箍了，我們還戴着呢。那天上午，江青帶領毛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和醫務人員共六十多人來到北海，在這裡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會，並指定每個人都要發言。中午在仿膳吃過飯後，下午到景山公園的蘋果園摘蘋果。

隨行的新華社攝影師還為她拍了不少照片，最後刊登在報紙上的那張，這邊是江青摘蘋果，這邊就是我在摘蘋果。過了沒幾天，抓了江青的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中央一號文件的第一頁就是這張照片。因為這，組織上對我進行了背靠背審查。“背靠背”，就是我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審查，可我也知道審查我了，因為那攝影師也被審查了。我後來說他：你幹什麼把我給照上啊？他說不照行啊？還不得挨罵，這還說沒照好。那會兒是中央統一規定的，毛主席逝世後的第一個國慶節不搞慶祝活動，不搞文藝活動，領導幹部都下到基層去跟群眾一起勞動，所以江青來這裡摘蘋果。

審查期間，老帥們身邊的工作人員多次為我證明：我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感情深厚。在經歷一年的審查後，組織上對我給出了明確鑑定：馬文貴接觸“四人幫”是工作需要。與他們完全是工作關係，並沒有賣身投靠。

實話實說，我要說的還有一點：不管江青在別的地方怎樣跋扈，耍淫威，但她對北海的員工和我本人始終都很客氣。大家都叫我馬主任，她也叫我馬主任。一次她在北海公園遊園時看上了一個水泡植物標本，就拿回了釣魚臺。不久，她讓我到釣魚臺去給她修理那棵植物的說明牌。我沒有去，只是告訴釣魚臺的同志如何修理，請他們代勞，江青也沒有為此生氣。江青曾邀請我去她居住的釣魚臺玩兒，我從來沒有去過，她也沒有因此不滿。

■提前給仿膳的“御廚”們做工作，不要見了溥儀又下跪、又叩安的

■從那時起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溥傑遇到我，都會稱我為“領導”

1954年冬，園林局把景山從故宮要過來。1958年以後北海景山兩個公園合併，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叫北海景山公園管理處的。

1959年國慶十周年，我國政府大赦第一批戰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獲得特赦。一年後的1960年12月，溥儀的弟弟溥傑獲得釋放。溥傑回京後不久，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了溥儀全家。其間，周總理徵詢溥傑的意見願意從事什麼工作。溥傑表示願意做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總理誠懇地請他說出真實心願。他就表示想做些文學和歷史研究，或者藝術方面的工作。周總理建議他先從事一些輕微的體力勞動，熟悉一下情況。於是，北京市委統戰部就把溥傑安排到景山公園邊勞動邊改造。

有一天，市委統戰部告訴我安排在北海仿膳吃一頓飯，參加者有廖沫沙同志、林副部長、溥儀、溥傑兄弟倆和我。統戰部還囑咐我，提前給仿膳的“御廚”們做工作，不要到那天見了溥儀後，一激動，又下跪、又叩安的。我交待仿膳經理事先一定做好工作，廚師們如果想見溥儀，就在遠一點的地方看看，不要靠近。後來，廚師就是在長廊里遠遠眺望。

那天我們剛上樓，溥儀就來了，那會兒他在西山“南植”種葡萄。廖沫沙介紹了各人之後又說，你們兄弟倆今天見面了就應該高高興興的，不是多年沒吃你們的風味了嗎？今天有你們的特色點心，好好吃一頓。早獲釋一年的溥儀埋頭大吃。而剛剛獲釋的溥傑則十分拘謹，幾乎沒有吃東西。他手中拿着筆記本，將各位領導的話一一記錄下來。廖沫沙同志告訴溥傑不要有思想負擔，只要好好接受改造，都可以轉變成為對新社會有用的人。他還說：“我們準備把你交給馬主任。你還有一段學習的時間。”——不說改造，說的是學習，也沒告訴他多長時間。按照市委統戰部的要求，溥傑必須每周向我匯報一次思想。 從那以後，我又增添了一個角色：監管、教育和照顧中國末代皇帝的弟弟。

剛到景山公園勞動時，溥傑的吃住都在景山園內。我安排一個工人和他同住在職工食堂廚房旁的一個房間內。什麼都得教。一開始，安排他在掃地班，工人們掃地都背上一個筐，筐里放着個簸箕，隨掃隨撮。而溥傑只背着一個筐，拿着一把掃帚。他把垃圾掃成一堆後，不知道怎麼處理，就用雙手把垃圾捧到筐里。我就告訴他：“你看別的工人筐里都有個簸箕，你的簸箕呢？”他說：“我沒拿。”我說：“你去拿個簸箕。用簸箕撮，不要用手捧，那樣手都扎壞了、磨壞了。以後幹活時，看別的工人拿什麼工具，你就拿什麼。”

1961年正是困難時期，食堂里的早飯是蘿蔔、蔓菁加大米煮成的稠粥，沒有乾糧。用那種藍邊大碗，工人們每人都盛上滿滿一大碗。溥傑擔心自己落後，每次也盛滿一碗，可他飯量小，吃不了，又不敢倒掉，就坐在一邊看着那碗粥發愁。後來，食堂的張師傅向我反映了這個情況，張師傅還說：“我不敢跟他說。他要是吃不飽呢？”我就去告訴溥傑：“別的你認為你沒有自由，咱們這個吃飯是自由的。誰願意多吃，能吃得下去，就多盛，像你，吃不了那麼多就少盛，吃多少盛多少。每個人的飯量不一樣，不用跟別人比。”溥傑聽着，是是是地連連點頭。

大約5個月後，溥傑的太太嵯峨浩在日本登報，說要回來跟他團聚，總理安排他們住在護國寺的一個院子。從那以後，每天他回家居住，白天來景山勞動，掃地、搬花，他的太太就老在最近的路椅上坐着，看着他幹活，中午也不回去。按照統戰部的指示，我開始對溥傑的監管逐步寬鬆化、人性化，我們彼此之間也越來越融洽。有時，他一周主動給我寫兩份思想匯報，也不多寫，就那麼一條，除了冠冕堂皇的那類話，還匯報他都學會了什麼，工人們沒有歧視他，對他關心、幫助，等等，反正就是感謝。大約用了一年的時間，我便向上級建議，對溥傑的改造已基本完成，可以讓他回歸社會。有關部門很快就安排溥傑到政協做了文史專員。

從那時起無論任何時候，只要溥傑遇到我，都會恭恭敬敬地稱我“領導”，北海公園建園800周年紀念。我邀請溥傑先生前來，他欣然接受，並為北海公園題字。其間，他又回憶起了在景山的那段往事，並給我寫了一幅字，題頭仍是：馬文貴領導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