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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的另一面：保護同僚並非“迫害狂”
2014-12-01 22:50:06 多維歷史

康生（1898-1975）是“文革”期間中共極為重要的核心領導層成員，同時，也是一個至今尚未研究透徹的神秘人物。《記憶》2011年2月28日第3期發表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撰寫的文章《康生的另一面》，作者在文中指出，在一些材料中，可以讀出與官方判定不同的康生。而這些材料，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康生，以及全面認識其在中共高層的同儕。

“文革”期間，江青與康生合影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如此評價康生：

“康生，一八九八年生，一九七五年病死。山東省膠南縣人。地主出身，學生成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在上海做白區黨的工作和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蘇聯，當王明的副手，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要負責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黨的六屆五中全會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七年冬回到延安以後，歷任中央社會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四七年曾到隴東、晉綏、山東渤海等地區搞土改，後留山東工作。一九五○年後長期養病，六年未做工作。黨的‘八大’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參加編輯《毛澤東選集》、組織寫‘九評’等文章，並做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九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十屆一中全會選為中央副主席。

“幾十年來，康生這個人一遇適宜的政治氣候，就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善於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在黨內興風作浪；屢屢利用職權，捕風捉影，捏造罪名，陷害同志。由於他慣於耍反革命兩面派手腕，長期掩蓋了其陰謀家，偽君子的本相，歷史上欠的許多賬一直沒有得到清算。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的醜惡面目充分暴露。從運動一開始，他就與林彪、江青、陳伯達等人勾結在一起，積極出謀劃策，殘酷迫害幹部，從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竭力製造混亂，進行了一系列篡黨奪權的罪惡活動，民憤極大。”

該《審查報告》列舉了康生的五大“主要問題”（即“主要罪行”）。其第二大“主要問題”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捏造罪名，蓄謀陷害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

《審查報告》稱：

“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康生一直夥同林彪、江青等人，緊緊把持中央專案工作的大權。在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由他分管的彭真、劉仁、陶鑄、賀龍、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王任重、林楓、‘新疆叛徒集團’、‘蘇特’等專案組，據現有統計，‘審查’對象達二百二十人。對其他三十三個專案組（包括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周揚、小說《劉志丹》等大案），‘審查’對象一千零四十人，他也參與謀劃，直接控制。中央專案第一、二、三辦公室，十年中陷害了成千高級幹部，康生都負有罪責。

“從檔案中查出，許多冤、假、錯案都是由康生點名批准、指使逼供，以至定性定案的。據現有確鑿的材料統計，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誣衊和迫害的幹部竟達八百九十三人（包括曹軼歐點名誣陷的一百二十二人）；在康生親自審定的報告上點名誣陷的有二百四十七人。被點名的八百三十九人中，有中央副部長、地方副省長、部隊大軍區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三百六十多人，其餘的大部分也是老幹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已查明被迫害致死的有八十二人；致殘致病的，則無法統計。”
 
筆者最近讀了一些有關康生的材料。這些材料中的相當一部分，可以看到與官方上述判定不同的康生的另一面。這些材料，似應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康生，以及全面認識其在中共高層的同儕。本文僅舉三例如下。

一、關於譚啟龍的批示

譚啟龍（1913-2003），1967年1月前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兼任濟南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政治委員。1967年11月間，經周恩來同意，原在北京受到保護的譚啟龍，回到山東接受批判。

12月初，譚啟龍給中央辦公廳負責與他聯繫的孫吉太寫了一封信，叫他的兒子帶到北京。信中稱：回山東已二十多天了。回來第三天（十五號）就要我作檢查交代，我要求先見見王效禹同志，希望得到指示幫助未允，要求推遲檢查讓我作些準備亦沒有批准。因此只好以我原在京寫的學習總結改為補充檢查。結果認為是假檢查，真反撲。後來即接受大會、中會、小會批鬥，開始進行得很好，受到很大教育。但由於大家一定要我承認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思想上不通，只承認忠實、頑固地執行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是劉、鄧在山東的代理人和忠實走卒。引起革命派義憤，結果於昨夜開中心組批鬥會議，實行坐噴氣機，下跪，我提出意見這樣做不合乎主席指示，引起更大義憤，給我拳打腳踢……因此，我只好寫信簡單告知你，希你轉告汪主任一下，我當前處境較困難，可否給我一點幫助請告知。

譚啟龍的這封信，有幸還是轉到了汪東興手中。汪東興於1967年12月19日批示：“請總理閱。”周恩來次日簡單地批了幾個字，轉請負責山東問題的康生處理：“康生同志閱轉楊得志、王效禹兩同志閱。”

康生看到譚啟龍這封信後，其批示是具體、負責的：“請楊得志、王效禹同志查清，如確是坐噴氣式、下跪、毆打等違反政策的行動，應嚴加禁止，並耐心地向群眾進行教育。”

康生的這個批示，並沒有絲毫“誣陷”、“迫害”的痕跡，相反，是保護譚啟龍的態度。

“文革”結束後，譚啟龍寫了一篇題為《周總理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我的關懷與保護》的文章，提到了這一段歷史。唯文中稱：

“我回濟南前，總理派人向我轉達，只去兩周時間，東西不要帶回去。並向王效禹交代：只准文斗，不准武鬥。然而，王效禹大耍兩面派，當面答應總理，回到濟南，對我批鬥更凶了。除了大會批鬥之外，小會輪番斗，不時被一群群的人拉到黑暗的小房間飽以拳腳。我終於被打成了重傷，躺在床上不能平臥，只能長時間地趴着，經常嘔吐黃水。這次王效禹等造反派是下了決心的，‘政治上斗不垮，就把身體鬥垮’。那時大會小會批鬥我倒不怕，就怕被人拖進小房間毆打，萬一發生不測，造反派反咬一口說‘畏罪自殺’，那什麼事都說不清了。因此我下決心一定要向周總理報告。

“在有關同志的幫助下，我與大兒子見了一面，要他代我寫了一封詳細的信，通過中辦同志轉交給周總理。

“這封信很快到了總理手中。總理讀後，即打電話給王效禹，責問為什麼打我。當王抵賴時，總理嚴厲地批評了他。後來在一次會議上總理又當面批評他：‘你們不按我交代的辦，這種做法是不對的，錯誤的。’

“為了確保我的人身安全，總理具體指示楊得志同志派部隊保護我，楊司令立即下令派了一個班對我監護。每次批鬥時，均有兩個戰士陪同，站的時間長了，戰士拿個凳子讓我坐着聽。由於總理有了明確的指示，楊司令等軍區領導堅決執行，在戰士的具體保護下，武鬥被制止了。此後，在濟南重點大企業、大專院校及省級召開的各系統批鬥會上，沒有再發生武鬥。”

與檔案材料相對照，譚啟龍的“回憶”很大程度上是失實的。

一、譚啟龍這封信，是寫給中辦的工作人員孫吉太，請孫轉告汪東興，而並非是想通過中辦直接轉交給周恩來。以譚當時的處境，沒有直接向周轉告的奢望。

二、這封信是譚啟龍本人的親筆信，並不是他兒子代寫的。

三、康生對這封信作了具體的批示，要求楊、王查清情況，“嚴加禁止”。譚啟龍在其回憶中半句也沒有提及，可能是並不清楚這一過程，亦有可能是有意迴避了康生對其處境的過問。

四、譚啟龍不提康生，而將其處境得以改善歸功於只對其來信簡單批一句話的周恩來，從批示上看，周恩來不過是要楊得志、王效禹看一看這封信而已，下一步如何，周並沒有表態。而所謂周恩來打電話責問王效禹，“具體指示楊得志派部隊保護我”等等，不知譚是如何得知的？

二、關於彭真的批示

彭真（1902-1997），1966年5月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66年4月16日，毛澤東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5月4日-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人的錯誤問題。會議決定，停止彭、陸、羅、楊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候補書記職務；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的職務。並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彭真自此失去自由，前後長達十二年。

1968年7月9日，中央專案第一辦公室所屬的彭真、劉仁專案組，向負責中央專案審查工作的康生、謝富治、黃永勝及葉群作出《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該報告稱：

“大叛徒、大特務彭真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迄今，一直由北京衛戍區負責監護（康生加：對審訊、監視、防止泄密，很不便利。）現在根據查證，彭真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在監護期間他的反革命氣焰一直非常囂張，拒不交代問題。同時為了徹底查清彭真的內奸罪惡活動，建議將彭真立即逮捕，送交秦城監獄關押。

“一、一九二九年，彭真在天津被國民黨一經逮捕就跪倒在敵人腳下，出賣組織和同志，成為可恥的叛徒，現在根據大量事實又證明，這個傢伙還是暗藏在我黨內部的大特務。彭真在北平獄中，曾接受國民黨反動派任務，答應‘為國民黨工作’。一九三五年出獄後，在大叛徒、大特務劉少奇的旨意下，經過日、蔣特務李鐵夫、張秀岩的介紹，到北平住在漢奸、特務機構‘大義社’內，和大漢奸張璧、宋哲元，張自忠、潘毓桂等秘密勾結，進行了一系列出賣民族利益的罪惡活動。抗日戰爭初期，彭賊和中統特務胡仁奎串通，在晉察冀各地，設立國民黨部，建立特務組織，向國民黨反動派發送大量情報，破壞我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東北和林楓、呂正操搞‘桃園三結義’，結成反革命聯盟，猖狂反對我們敬愛的林副主席，並陰謀搞軍事叛變公開投靠蔣匪。解放後，彭真夥同羅瑞卿、劉仁、馮基平等，盜竊大量國家核心機密，送給敵特機關。尤其是一九五七年，公然派遣潛伏匪特，去台灣參加蔣匪的‘八全’大會，向其獻計獻策，效忠其主子蔣介石，攻擊、破壞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二、彭真賊心不死，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一直懷着刻骨的仇恨，對他的種種罪行，至今不但拒不交代，還藉機大肆放毒。在歷次審訊中，他氣焰囂張，在事實面前百般狡辯抵賴，甚至進行瘋狂反撲。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罪大惡極，應該逮捕關押對他採取專政措施，同時為了徹底查清他的內奸罪惡活動，也利今後對他的鬥爭。”

為什麼彭真要由衛戍區監護上升至逮捕關押，送至秦城監獄？上述報告缺乏有邏輯性的理據。不過話說回來，在那個年代，並不需要什麼理據不理據，關鍵在於彭真是毛澤東欽點的，文革伊始即被打倒的“重犯”。毛澤東在1966年4月就說過：“北京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水也滴不進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觀改造黨，事物是向他的反面發展，他自己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這是必然的事情，是從偶然中暴露出來的，一步一步深入的。”

一步一步深入，彭真就從“反黨集團”的頭子，令人匪夷所思地深挖成“不僅是一個大叛徒，而且是隱藏在我黨內部罪惡累累的大特務”！

彭真、劉仁專案組的活動，是為中央政治服務的。對於這個小組所報告的重大問題，康生一個人並沒有決定權。故而，康生在這個報告上批示：“擬同意。呈主席、林付（副）主席、總理、伯達、江青（請假暫不送）、永勝、富治、葉群同志審批。”我們可以看到，毛、林、周、陳、黃、謝、葉都劃了圈，周恩來、陳伯達還特地將自己的名字引至“同意”兩字處。

僅就《關於逮捕大叛徒、大特務彭真的請示報告》而言，如果“同意”就是誣陷和迫害，就負有罪責，那不僅是康生，以及“壞人”林彪、陳伯達、黃永勝、謝富治和葉群，“好人”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同樣逃不掉“罪責”。

三、關於吳德峰的批示

吳德峰（1896-1976），中共黨內曾長期從事秘密情報、交通工作的老人。1924年即加入中共，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交通科科長。1931年起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政治保衛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軍區政治保衛分局局長兼紅六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長征後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白軍工作部部長，中共中央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西安事變後隨周恩來到西安，參加領導秘密情報工作，後任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長。建國後，歷任武漢市市長，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政法辦公室副主任。文革前，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文革中，受到衝擊。

1969年3月4日，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對外身份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為吳德峰事給康生、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據外調人員反映，吳德峰同志年老有病，身體很不好，現仍被高等法院群眾專政，因兩派爭議，問題不能解決。”

“據了解，德峰同志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長征途中，他任當時中央局的白區工作部長，是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康生批註：在1931年前後，當王明等簒黨時，他是堅決反對王明的。）雙十二後在負責西安秘密情報工作中，是忠於毛主席的，反對王明、博古的，在總理、康老領導下，他對敵鬥爭是勇敢和機智的，對黨是有很大貢獻的，有關文電檔案，現均存我部可查。”

“德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部門工作中的情況我不了解，如果歷史上沒有查出重大問題，希望中央能通過高法院軍代表向群眾組織作些工作，對他作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對他生活上作可能的照顧，幫助他向群眾作認真的檢查，爭取群眾的諒解。妥否，請予考慮。”

當天，康生收到這封信，即作如下批示轉給周恩來：

“吳德峰同志在思想作風上有許多毛病甚至有許多錯誤，解放後他的工作不了解，表面上看是官氣十足。但他在上海和西安的白區秘密工作中，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是否可請富治同志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幫助他認真檢查取得革命群眾諒解，解除群眾對他的專政。據說他病的很厲害，應給以適當照顧。”

周恩來當天也作了批示：“同意康老、羅青長同志意見，請富治同志辦理，仍以一批、二保為妥。”

第二天，主管政法、公安工作的謝富治也作了批示：“完全同意康老和總理的批示，對吳德峰同志應該是一批二保，軍代表和×××同志（余註：原件字跡不清）應向群眾做工作。”

康生曾經擔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的前身--中央社會部的部長，對建國前吳德峰的工作，應有一定的了解。故而，康生對吳德峰的批示，無疑比周恩來的具體、詳細，“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是忠於黨的，我覺得對他應是一批二保”，有這麼一句話，也足夠了。

從康生的批示中，是可以感受到他對吳德峰的同志之情的。這無論如何也不像一個“迫害狂”所說的話。康生類似這樣的保護性的批示，還有多少？在康生文革中所有的批示里，類似的批示，占了多大的比例？這是我們甚感興趣的課題，因為，弄清了這一問題，也就會使我們向了解一個真正的康生的目標，前進一大步。

(一青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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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21分前
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是一丘之貉。
他們有十個共同點：
1)三人都是‘歷史靠編，功勞靠造，成績靠吹’的無恥之尤。
2)三人都是賣國賊、漢奸。
3)三人都是共產黨的叛徒。
4)三人都是殘酷的劊子手。專門屠殺共產黨人與鎮壓老百姓。
5)三人都是極左分子，心狠手辣的小人。
6) 三人都是剛愎自用、品格卑劣的偽君子。
7) 三人都是厚顏無恥，貪天之功據自己有的小人。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
把一切錯誤推給別人。
8)三人都是欺下怕上的小人，他們對上面像狗；對下面像豺狼。
9)三人都是忘恩負義，殘害恩人的狼心狗肺之徒。
10)三人都是極為嚴重的貪污腐敗分子。

毛澤東對斯大林；鄧小平對毛澤東；江澤民對鄧小平；簡直就是條狗；
但他們三個人對人民絕對都是豺狼！
如毛澤東的四五大屠殺；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江澤民鎮壓“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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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6小時前
82年那個不痛不癢迴避歷史事實的黨的若干問題的決定把一切壞事都推到毛的身上。其餘人做的壞事都避而不談。這是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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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康生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康生作的一切壞事情，都是毛澤東的密謀主使的！
因此毛澤東不死，康生絕對不會倒。但毛澤東一死，康生必倒！
毛澤東活時，鄧小平不僅經常拍毛澤東馬屁；而且還經常拍康生馬屁呢！
毛澤東、鄧小平是一丘之貉！
毛澤東、康生死後，鄧小平抓毛妻，封康生為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康生骨灰
搬出八寶山。毛澤東、鄧小平、康生絕對都是無恥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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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康生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康生作的一切壞事情，都是毛澤東的密謀主使的！
把一切錯誤全怪在康生頭上，
毛澤東在徹底落敗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是這麼作的，這是絕對錯誤的。
在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又把文革的把一切錯誤全怪在康生與四人幫頭上，
鄧小平這麼作是絕對錯誤的。
鄧小平忘記了他不僅經常拍毛澤東馬屁；而且還經常拍康生馬屁！
毛澤東、鄧小平是一丘之貉！
二個人必定遺臭萬年！
今天有人又把“延安整風”殺人無數的錯誤全怪在康生頭上，
難道他(她)想走毛澤東、鄧小平的老路？
難道他(她)想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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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劉少奇最後被毛澤東用亂棍打死。這就是拍馬屁的人的可恥下場！用劉少奇的兒子劉
源將軍的一句話說：“劉少奇是被自己發明和創立的豐碑砸死的！”如果不是斯大
林多次強烈指責。毛澤東可能還不會停下來，當時連周恩來差點都變成了肅反對象。
毛澤東搞得天怒人怨，最後因為名聲實在太臭，毛澤東推出康生作替罪羊不了了之。
毛澤東在作為七屆一中全會的預備會議的六屆七中全會上徹底落選後(連半數選票都
不到)時說：“看來同志們對延安整風的怨氣未消啊！”毛澤東後來在七屆一中全會
槍班奪權成功完全是周恩來幫助下搞的。為此周恩來痛苦了一輩子。
所以當時共產黨內不少人叫毛澤東為“毛奇”(“毛神經”)、或“毛亂黨”絕對是
正確的！中共歷次的殘酷肅反均為毛澤東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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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在延安整風期間，延安幾乎100%的知識分子都被審查。很多人被殺害。不少村莊“家
家批麻、戶戶帶孝”。比蘇聯的肅反有過而無不及。連肅反老手斯大林都對所謂的
“延安整風”都表示反對。斯大林對“延安整風”怒氣衝天(見“延安日記”)。胡
宗南攻下延安後，發現多個萬人坑，裡面有很多被砍頭的知識分子屍體。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期間，為了逃避被鬥爭，胡編亂造了‘毛澤東
思想’。深得毛澤東信任，因此成為“延安整風”的二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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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延安整風”的簡單介紹：‘延安整風’也叫‘延安肅反’，或叫‘延安文化學習運
動’，(即發生在發生延安的“文化大革命”)。發生在1941年到1943年期間。當時
延安混入了幾個冒充革命知識青年的國民黨特務和日本奸細，於是開展肅反。毛澤
東那時是共產黨政治局宣傳委員，他藉機把肅反變成了針對知識分子的整風運動。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負責延安整風的是中央總學習委員會。

1943年3月，在毛澤東強烈要求下，中共中央取消總書記設置，改為學習委員會負責，
由毛澤東擔任主任。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胡喬木。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下面有五個分區學習委員會，其負責人分別是：康生、李富春；
陳雲、王稼祥；任弼時、高崗；周揚；彭真。由於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具有廣泛的權
力，因此在事實上取代了政治局和書記處。
從這裡我們已經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毛澤東整風的目的僅僅一個：槍班奪權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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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8小時前
覺得幾件事無法代表總體．秦檜當年想必也做過好事，交了幾個好友，若能現在發表見報，也會有不錯的觀感．可惜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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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14小時前
康生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康生作的一切壞事情，都是毛澤東的密謀主使的！
因此毛澤東不死，康生絕對不會倒。但毛澤東一死，康生必倒！
毛澤東活時，鄧小平不僅經常拍毛澤東馬屁；而且還經常拍康生馬屁呢！
毛澤東、鄧小平是一丘之貉！
毛澤東、康生死後，鄧小平抓毛妻，封康生為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康生骨灰
搬出八寶山。毛澤東、鄧小平、康生絕對都是無恥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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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網友14小時前
康生就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康生作的一切壞事情，都是毛澤東的密謀主使的！
把一切錯誤全怪在康生頭上，
毛澤東在徹底落敗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是這麼作的，這是絕對錯誤的。
在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又把文革的把一切錯誤全怪在康生與四人幫頭上，
鄧小平這麼作是絕對錯誤的。
鄧小平忘記了他不僅經常拍毛澤東馬屁；而且還經常拍康生馬屁！
毛澤東、鄧小平是一丘之貉！
二個人必定遺臭萬年！
今天有人又把“延安整風”殺人無數的錯誤全怪在康生頭上，
難道他(她)想走毛澤東、鄧小平的老路？
難道他(她)想遺臭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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