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在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中，除了在公開戰場對敵交戰，還在隱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孫子兵法》曾闡述了戰爭的基本準則──“知彼知已，百戰不殆”。隱蔽戰線的鬥爭因具備吸引人的神秘性，長期成為影視作品的重要題材，近年來屏幕上還出現了一股“諜戰片熱”。但一些影片靠“奢華場景、奇巧武器、俊男美女”吸引眼球，對觀眾造成不少誤導。

中共地下工作主要任務不是搞情報，是爭取群眾

近年來的影視作品談及過去國共隱蔽戰線較量時，經常用“諜戰”一詞，這其實不合乎中國共產黨當年隱蔽工作用語，共產黨人一般只把對手派來刺探情報的人稱為間諜。當年蘇聯把派出的情報人員稱為“蘇聯偵察員”或“紅軍偵察員”，中國共產黨人對從事隱蔽鬥爭的人一般稱為“地下工作者”，對於隱蔽戰線的鬥爭也稱為秘密戰或秘密工作

當年黨的地下工作的最重要目標，是在政治上爭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眾擁護共產黨，而不是搜集情報。例如，在解放戰爭中，中共隱蔽戰線的最大成就，是發動國統區廣大群眾掀起轟轟烈烈的反飢餓、反內戰的群眾鬥爭。對這些看似平凡卻意義重大的工作，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電影和文學作品中有過不少表現，像《風暴》、《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工作者發動群眾的形象曾感動了億萬觀眾。影視作品進入市場商業化階段後，一些影片出現了“地下工作=搜集情報”的創作誤區。許多觀眾談到革命戰爭的地下工作，認為“就是搞情報”，這完全是錯誤的。

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從1905年成立起，在未執政前也主要從事地下活動，主要以暗殺、聯絡會黨等方式反抗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搞情報同樣不是主要任務。1925年國民政府在廣州建立，1927年在南京再建並獲得全國主導地位後，國民黨的秘密工作轉為以特務工作為主。蔣介石為了維持獨裁統治，首先以黃埔系軍隊作為支柱，其次網羅了一批黨棍，再則利用特務監視和剷除異已。國民黨政權因不得人心和缺乏群眾基礎，其特務工作注重於監視和打探情報，不過又進行策反、拉攏和思想滲透等特殊任務，也不能簡單以“諜戰”來概括。

周總理創建情偵機構，親自規定“三大任務一不許”

1928年，蔣介石建立自己的情報和特務機構，中統、軍統的規模在抗戰末期發展到頂峰，在編內勤(即專職特務)達幾十萬，成為人民痛恨的類似明代“東廠”、“西廠”或德國納粹蓋世太保的恐怖組織。那麼，中共為什麼要建立情偵機構呢？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由於在反動軍閥鎮壓下沒有合法活動條件，長期在地下狀態活動，只是在1924年至1927年間在國民黨當局轄區內才有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張聯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國民黨右派刺殺，據受傷被捕的刺客交待下一步還要暗殺共產黨，由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兩廣區委就此感到有必要建立偵察保衛組織。當時周恩來安排在黃埔軍校任職的陳賡等人掌握一些武裝保衛力量，並開始在國民黨內建立一些內線，就此建立了中共最早的情偵工作，不過組織還不健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前，雖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內線零星報告，卻缺乏其核心層的決策情報，臨機又緊急應變決心，上海、廣州等地的黨組織都遭到突然襲擊，大批幹部和群眾骨幹因未轉移而遭捕殺。

“四一二”事變1個月後，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倒要早於國民黨。

中共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對黨保存力量的起到了重要作用。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後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後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工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後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鬥爭，後來甚至發展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原因。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於偵察黨內異已，如李宗仁後來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蔣介石的偵探。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又越過警察、法庭這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並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則：不允許採取收買、色誘和暗殺

在近些年一些影視劇中，編導者憑想像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黨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關係等場景。早在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洐看過後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學者研究史實表明，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因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革命鬥爭的目標是推翻整個反動統治而不是消滅個人，暗殺敵方頭目不僅不能達到鬥爭目標，反而會引起社會反感並影響鬥爭方向。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只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

中共中央特科最早開展的除奸工作，主要是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組織局主任羅亦農在上海因叛徒出賣被捕，並迅速被國民黨殺害。特科的內線關係很快查明，這是因擔任中央秘書和接待的何家興、賀芝華夫婦從德國、蘇聯學習回來後經常出入燈紅酒綠場合，組織發給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無法滿足其奢華需求。他們便利用接待之機偷記下上百名領導人住址，隨後到租界巡捕房表示願以5萬美元和出國護照出售此名單，並先說出羅亦農的地址，待捕捉驗證確實後再做下一步交易。中共中央負責人聞知此訊後緊急搬家，中共中央特科人員以放鞭炮作掩護衝進這對叛徒住所，搜出名單後開槍將何家興擊斃，賀芝華頭上也中槍負重傷，從而斬斷了繼續叛變的線索。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5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逮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倖免。僅過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已秘密自首充當內奸。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設伏，連開90餘槍，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5人。“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此後，周恩來專門強調：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差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有一次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制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許多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也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面人物採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