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是八國聯軍侵華的主要列強之一，其樁樁罪行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至今提起來仍有人咬牙切齒。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是，在中華民國這段湮沒的歷史中（“舊社會”），德國曾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傑出的貢獻。她不僅幫助中國訓練了一支現代化陸軍、建立了國防工業、制訂抗日持久戰策略，甚至推動中國工業現代化。可以說，沒有德國的幫助，中國就沒有進行抗戰的基本物質基礎，中國就不可能取得抗戰的勝利。

一、清帝國與德國建交

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被迫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與俄國簽訂《璦琿條約》。眼見列強正在從中國攫取大量利益，德國不甘其後。1861年普魯士派遣一支配備三艘軍艦的使團來到中國，脅迫清政府仿照《天津條約》簽訂了《中德通商條約》。該條約使德國從中國攫取了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條約還規定德國軍艦可駛入中國各口岸，“船上水師各官與中國官員平行相待”。由此，中德兩國正式建交，並在不平等的基調上建立了貿易關係。

當時，中國與歐洲各國之間的貿易受控於英國。德國首相俾斯麥為平衡英國影響，熱切希望在中國建立立足點。1885年，俾斯麥派出第一支德國銀行業和工業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投資機會，並最終促成1890年德華銀行的建立。到1896年，德國已經成為繼英國之後第二大對華貿易國。

俾斯麥的東亞政策相對懷柔，對華亦多有援助。軍事方面：德國克虜伯公司作為中國的合同商，負責修築旅順港和大沽炮台附近的一系列防禦工事；北洋水師從德國採購了主力艦定遠艦，以及經遠號、來遠號等裝甲巡洋艦；德國軍事教官幫助張之洞建立了“自強軍”，並協助袁世凱培訓“新建陸軍”，這是中國最早的現代軍隊。工業技術方面：西門子公司、克虜伯公司的工程師幫助中國建立了近代的發電廠和鋼鐵工廠，如漢陽鐵廠；西門子公司的工程師在頤和園中安裝了中國的第一批電燈，北京的第一家自來水廠使用了德國AEG電機和水泵。

二、德國的帝國主義野心

1890年，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二世革退首相俾斯麥。威廉二世生性衝動魯莽，推行著名的“世界政策”，幻想通過殖民擴張，為德國尋求“一個太陽下的位置”，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色彩。

1，1895年，德國攫取天津、漢口兩租界

1894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日清戰爭），中國戰敗。 1895年4月17日，中日簽署《馬關條約》，按該約第二條，清朝須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遼東半島為俄日必爭之地。德國為換取俄國支持其在東亞的擴張，與俄國、法國組成“干涉集團”，對日本發出“友善勸告”，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日本則向中國索取3000萬兩白銀作為贖遼費。干涉成功後，德國藉口“干涉還遼”有功，脅迫清政府同意其在天津、漢口設立兩塊租界。

2，1898年，德國將山東納入其勢力範圍

1897年11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張家莊的天主教堂遭到當地大刀會匪徒的洗劫，兩名德國神父被殺死。德皇威廉二世聞訊，認為“華人終於給我們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和事件”，他電令遠東艦隊“立即駛往膠州灣，占領該處現有村鎮，並採取嚴厲報復手段”。德國遂出兵山東，強行占領山東膠州灣（今青島）。經外交折衝，清政府承認過失，將山東巡撫李秉衡撤職查辦，並賠償白銀22萬兩，用於在濟寧等地建造3座大教堂。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德國還通過1898年3月6日簽訂的《膠澳租界條約》，取得山東膠州灣99年租借權，以及山東半島的開礦權和鐵路鋪設權，德軍獲權在膠州灣沿岸100里內自由通行。從此，青島成為德國殖民地，山東變成德國的勢力範圍。

3，1900年，德國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的反人道罪行

八國聯軍進京起因於義和團之亂。在清政府支持下，義和團大舉進京，到處殺害外國人和教徒，並圍攻使館界。德國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往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遭清軍虎神營士兵伏擊被殺死。1900年8月，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實行分區占領。其中，德、俄、法、意軍隊最為野蠻兇悍，軍紀最差，到處燒殺擄掠、濫殺、強姦、縱火，無惡不作。德軍如此兇殘，執行的正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們，記住，不要同情他們，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不敢窺視德國人”。其實，威廉這番話來自對公元5世紀匈奴人入侵歐洲的回憶，而德軍也因兇殘被稱作“匈奴”。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日軍隊“嚴守紀律，不擾居民”。時人記載，“俄軍界內，存者唯狗而已，法意軍界內，觸目蕭條，幾無人跡，德軍界內，慘況倍之，英軍界內，雖有人煙，亦甚寥寥，日軍界內，熙熙攘攘，往來如市，而美軍界內，安堵如故，市肆全開”。八國聯軍最高統帥為德國人瓦德西，他沒有滿足於僅僅攻陷天津、北京，四處進行“討伐作戰”。他指揮聯軍東侵山海關、秦皇島，南犯保定，北攻張家口，使聯軍的鐵蹄踏遍直隸全境。瓦德西承認，聯軍所到之處“沿途房屋未經被毀者極為罕見，大都變為瓦礫場”，至於“隨意殺人、無故放火等事，為數極屬不少”。據相關文獻，八國聯軍侵華過程中，還使用了為當時國際法所禁止的毒氣彈。

1901年9月7日，各國與清政府正式簽訂和平協定，即《辛丑條約》（又稱“北京議定書”）。由於清政府不承認與各國正式交戰，因此辛丑條約只屬於一個協定，而非和平條約。按該條約，清政府須賠償各國損失總計白銀4.5億兩，其中德國9007萬兩，占賠款總額的五分之一。此外，該條約第一款還規定，清政府必須派遣醇親王載灃前往德國，就克林德公使被殺一事向德國謝罪，並在克林德被殺的東單路口為其樹立一座品級相當的牌坊以示紀念。1901年9月4日，光緒皇帝特使醇親王載灃在柏林向德皇威廉二世道歉。1903年1月8日“克林德碑”牌坊竣工，該石牌坊橫跨在繁華的東單北大街上，是漢白玉藍琉璃瓦廡殿頂式，形制為四柱三間七樓，碑文用拉丁文、德文、漢文三種文字，表達清朝皇帝對克林德被殺的惋惜。

三、中、德恢復平等的國際地位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德關係有了一定的恢復。慈禧太后似乎變得開明了一些，她不僅試圖引進德國的先進工業和技術，還在載澤、端方等五位大臣的建議下開始進行憲政改革，接續在她手中中斷的維新運動。清朝滅亡前夕，清政府“修訂法律館”仿照德國式民法，主持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儘管該法典尚未實施清朝就滅亡了，卻成為中華民國1930年代民法典的基礎，至今仍在台灣施行，大陸1985年通過的《民法通則》亦受其影響。民國建立後，中德保持了友好關係。台灣學者陳存恭統計，1911年至1913年，中國採購自德國的軍火占中國購買軍火總量的60.8%。

“一戰”時期，德國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為避免日本對膠州半島的野心，德國向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外交部表示，願意將膠州灣租界地歸還中國。日本威脅中國不得接受這一返還，並出兵中國山東，強占青島及臨近的大片區域。中國無可奈何。是否參加“一戰”，當時國內爭議很大。隨着戰爭形勢的明朗，以段祺瑞為首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決定主動介入戰事，藉以提升國際地位，收回德、奧等國在華特權。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交，並派警察收回德國在天津、漢口兩租界。1917年8月14日，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奧宣戰。北洋政府《宣戰報告》雲，“所有以前我國與德、奧兩國訂立之條約，及其它國際條款、國際協議屬中德、中奧之關係者，悉依據國際公法及慣例，一律廢止”。北洋政府頒布一系列法令，實施沒收德國政府在華公產、收管和清理德僑在華私產、勒令德華銀行停業、凍結德國發行中國債票之還本付息、收容德國軍人為俘虜、遣送德僑歸國等戰時措施。協約國表示，可以緩付《辛丑條約》所規定之庚子賠款五年，同意中國提高關稅，允許中國軍隊進駐天津、大沽間的中立區域。實際上，北洋政府並未派兵直接參戰，而是向歐洲戰場派遣了以14萬北方農民為主的20萬中國勞工，以滿足協約國西線戰場的人力資源需求。這些勞工主要從事挖戰壕、築工事等戰地後勤工作。據統計，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至少有數千勞工犧牲在歐洲戰場，數萬勞工再也沒能踏上故鄉的土地。中國勞工的流血和犧牲換來了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巴黎和會。學者張勇進認為，北洋政府參加巴黎和會，是中國加入國際社會的開端。

中國雖以戰勝國的姿態出現在巴黎和會上，處置德國的《凡爾賽和約》卻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移交日本。北洋政府對這一做法不能接受，沒有在和約上簽字，轉而尋求與德國單獨簽約。1919年10月，中華民國北洋政府外交總長陸征祥派遣外交部參事赴柏林，中德展開外交談判。經漫長的討價還價，中德兩國於1921年5月20日達成《中德協約》。該條約不僅從法律上正式廢止了德國的領事裁判權、收復關稅主權，還獲得了協約國後來所放棄的戰爭賠償。據相關材料，中國所得德國之戰爭賠償總額達8400萬元，連同宣戰期間所捕獲之德國船隻、收回之德國租借利益、停付之庚子賠款，中國從德國共取得2.5億元的賠償和利益。這是中國在近現代史上唯一一次以戰勝國身份取得戰事賠償。關於山東問題，協約明載，德國“因戰事及和約已拋棄山東權利，故失去歸還中國之能力”，此說對中國維護山東權益甚為重要，成為日後美國斡旋解決山東問題提供了依據。《中德協約》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第一個平等“新約”，使中德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外交關係。

《中德協約》是平等互惠的條約。德國雖然付出了賠償，德國卻得以迅速重返中國市場，德華銀行亦重新開業，使戰時損失降到最低。尤其是德國放棄在華特權，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對德國在華商業利益反而有幫助。如五卅以後，國人抵制英貨，而德國商行則得到廣州政府和商家的格外優待。至1927年，德國在華商行及僑民人數均已超過1913年。同期，中國學生則大批赴德留學。中國和德國維持着平等而友好的國際關係，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兩國關係更進入蜜月期，史稱“中德合作”。

四、中德合作進入蜜月期

德國在“一戰”中戰敗後，德皇威廉二世退位，被《凡爾賽和約》列為戰犯。因受到荷蘭女王威廉明娜的庇護，威廉二世沒有受到審判，在荷蘭多倫度過餘生。德國在經歷短暫的國內政治動盪後進入“魏瑪共和”時期。這是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民主制度。魏瑪共和國成立之初就醞釀着危機。經濟方面，它經歷着西方民主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惡性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生活品質的大幅下降。政治方面，魏瑪政府因簽署《凡爾賽和約》受到普遍質疑。《凡爾賽和約》使德國損失了資源豐富的國土並承擔巨額賠償，被認為是德國經濟危機的重要成因之一，而承認戰敗之前，德國似乎是有機會取勝的——“當時德國已經取得了東線的勝利並和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簽訂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而西線德軍仍在法國和比利時境內”。隨着人民的憤恨和不滿情緒的滋長，主張國家權力絕對集中和種族主義的納粹黨獲得了人民的支持。1933年，納粹黨利用魏瑪憲法的制度漏洞攫取政權，德國進入“納粹德國”時期。

魏瑪德國和納粹德國（早期）均與中國發展友好關係，是當時對華最友好的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中德雙方沒有地緣衝突，貿易又能使雙方各取所需。如德國受《凡爾賽和約》的限制，被迫縮減軍備和軍隊的規模，使大量與軍需有關的企業面臨困境，而中國因內戰及抵抗外國侵略者（主要是俄國、日本）需要購買大量武器裝備；後來納粹黨為擴軍備戰，需要大量鎢、銻、錳、錫等資源，而中國稀土資源豐富。台灣學者陳存恭統計，1924年至1928年五年中，中國從德國購買的軍火占同期各國輸華軍火總量的41.87%，居各國輸華軍火數量之首位。1930年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有資料統計，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與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從中國大量進口鎢礦石。1932年至1938年7年間，德國每年需輸人世界鎢產量的一半，其中60-70％從中國進口。1935年更高達90％。到1938年，中國鎢砂出口79％輸往德國，軍火進口的80％則來自德國。

蔣介石在國家建設方面多以德國為參照。如他主張把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作為實現國家統一的路徑，把德國軍隊作為改造中華民國軍隊的楷模。1928年，蔣介石組織德國顧問團，先後聘請鮑爾（1928，德軍上校）、克里拜爾（1929，德軍中校）、魏采爾（1930，德軍中將）、塞克特（1934，德軍上將，德陸軍總司令）、法肯豪森（1935，德軍上將）等五人作為顧問團的核心人物。德國顧問團在中國軍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它不僅幫助中國訓練出一支現代化軍隊，建立國家防禦體系，還為中國建立軍火工業、興建戰略鐵路網，甚至在抗戰初期參與直接指揮了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等著名戰役。1937年，中日之間爆發全面衝突，德國顧問團也因此於1938年被迫離華。1928-1938年，是中德合作最為緊密的十年，這一時期德國幫助中國興建或完成了眾多項目，可稱作中德合作的“蜜月期”。

1，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軍隊

1928年蔣介石北伐成功，在形式上完成了國家統一。但中國的內憂外患並未因此而消除。1930年，各地軍閥因不滿中央整編全國軍隊爆發中原大戰。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對中國領土的野心昭然若揭，中日必有一戰。為了實現真正的國家統一和抵禦外敵，蔣介石在德國顧問的幫助下着手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

德國顧問團的組建始於鮑爾。1927年底，蔣介石在上海會見了朱家驊推薦的德軍上校鮑爾，進行了長達一周的會談。1928年3月，鮑爾隨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代表團赴德考察，11月，顧問團在德國組建完畢並啟程返華。按照鮑爾的建議，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教導隊，全部配發德式裝備，並由德國軍事顧問指導訓練，作為國軍的示範單位。1933年，塞克特向蔣介石提出《陸軍改革建議書》。他建議中國全力建設一支訓練精良、裝備齊全的武裝力量，而不是大型低素質部隊。根據他的建議，蔣介石於1934年年底提出“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劃”，準備裝備和訓練60個德械國防師，1938年完成。法肯豪森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工業能力、財力與官兵素質，要建立真正德國標準的陸軍有很大困難，中國的“國軍六十個師的整軍計劃”應首先成為“輕裝快速部隊”，不倚賴重炮、戰車等重型裝備，而是用鐵路實現大部隊快速移動，進行靈活機動的作戰。就當時的中國的國情與環境而言，這是中肯和務實的建議。根據法肯豪森的整軍備戰建議，中華民國政府於1935年春在武漢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陳誠任處長，總理整軍事宜。這是中國近現代第一次軍政軍令系統的大改造工程。截至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國軍共調整和裝備了20個德械師，另有10個師正在調整之中。實際已完成整軍的20個師，其裝備德式武器和接受德國顧問訓練的程度並不相同，系統接受過德國顧問的訓練與指導的部隊只有9個師團，即：第3師、第6師、第9師、第14師、第36師、第87師、第88師和教導總隊，以及不屬於正規軍系統的稅警總團。即使如此，這20個師仍是中華民國軍隊最精銳的部隊，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現代化的陸軍。

現代化的軍隊不僅在於裝備現代化，更在於軍事思想現代化。自中央軍校第七期起（1931年），各種兵科的德國顧問都來到中國軍校擔任教官。德國顧問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將西方軍事觀念如縱深布署、內外線態勢、機動作戰、攻擊/防禦重點……等理論帶入國軍訓練中，讓封建閉鎖的中國軍隊首度接觸到完整的西方現代軍事科學，大大提高了中國軍隊的戰術思想和作戰能力。

德械師對於中國國防具有重大意義。陳誠在1936年年底說，“抗日戰爭越晚爆發對中國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準備時間……如果目前發動，我方一定是處於被動局面，如再遲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動的機會，如遲兩年爆發，則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動局面……”。對此，著名史學家許倬雲持類似看法：“當時中國在選擇抗日的時機上還是太急了一點，假如能再延遲五年，情況很可能完全不一樣”。更有學者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戰爭晚打5年，中國的損失會減少一半。如果晚開戰10年，中日可能打個平手。如果晚開戰15年，那中國就有可能擊敗日本”。只可惜，歷史不給蔣介石機會。

2，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國防工業

為了裝備德械國防師，中國從德國購買了大批武器裝備。1936年德國運交中國2300萬馬克軍火，1937年德國運交中國8200萬馬克軍火。但軍火不能總是依賴進口，為了滿足對武器裝備的迫切需求，塞克特協助中國發展兵工廠，法肯豪森提出“五年軍火發展計劃”，幫助中國興建現代國防工業。

塞克特認為，中國大約80%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他規劃了對長江沿岸已有兵工廠的擴建升級，並創建新的兵工廠和其它裝備的生產工廠。1935年，法肯豪森和兵工署長俞大維擬定“五年軍火發展計劃”，以使中國能夠獨立製造各種現代武器裝備，而不必依賴國外輸入。按該計劃，漢陽兵工廠於1935至1936年進行了現代化改造，實現了德國98Ｋ步槍——中正式步槍、馬克沁機槍，以及幾種82毫米迫擊炮等武器的生產。1938年5月，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實現了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的生產。1936年下半年，南京一家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竣工，能夠生產狙擊步槍瞄準鏡等設備。此外，中國其它新建或升級的軍工廠已經能夠生產MG-34機槍，及各種口徑的山炮，甚至還能生產輕型坦克的備件。一些研究所也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

1937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後，“五年軍火發展計劃”基本中斷。但仍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據統計，1935年，國軍步槍彈藥有半數需要進口，至1937年，國軍輕武器及彈藥生產已基本實現自給。淞滬會戰時期，國民政府將重要工業設施遷往內地，日後這些工廠在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又重建起來並擴大產能，基本上能夠滿足國軍對輕武器彈藥的需求，使中國得以進行持久抗戰。

3，幫助中國工業現代化

現代化軍隊離不開整個國家工業體系的支撐。鮑爾就曾向蔣介石建議：中國“必先有完整的軍火工業、交通、電訊、郵政，甚至市政與衛生設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現代化之國軍均將受其阻礙”，因此建議“中國必須從經濟建設開始，無論願意與否必須從遠處着眼，近處着手！”1936年，德國軍事顧問幫助中國制訂了雄心勃勃的《中國工業計劃》（“三年計劃”）。該計劃的短期目標是在一個非常短的時期內，把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建為工業基地，以抵禦日本的入侵，長期目標則是將這些地區發展成為全國的工業中心。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中國並不擁有實現該計劃的全部資金，主要是通過向德國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的方式來實現這一計劃。1936年4月8日，與中方合作的德國合步樓公司合伙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使該公司由私營公司變為德國國營公司。當日，中德兩國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按該合同，德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提供1億帝國馬克的無限期周轉貸款，由此，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合同簽署後，蔣介石、孔祥熙與希特勒、沙赫特互致賀電。

同樣因1937年抗日戰爭的爆發，“三年計劃”的大部分項目沒能實施。

4，幫助中國制訂國家防禦策略

德國顧問幫助中國制定了國家防禦策略，包括中日持久戰戰略、江南國防工事和長江防禦體系等。

法肯豪森為中國提出了完整的持久戰戰略。1935年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蔣介石提交《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建議書認為，“目前威脅中國最嚴重而最切近者當屬日本。日本對中國之情知之極悉。其利害適與中國相反，故必用盡各種方法，破壞中國內部之團結與圖強，至少設法延期其實現”。這時，中國軍隊戰力弱小，對日宜採用持久戰戰略，“目前中國陸軍，固不能擔任新式戰爭，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敵，迫使其增加兵力……”。中日戰爭一旦爆發，其情景是，“一旦軍事上發生衝突，華北即直受威脅，若不戰而放棄河北，則隴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於罪前戰區，對黃河防線，不難由山東方面，取席捲之勢。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於是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因此，中國應加強徐州、鄭州、武漢、南京等地兵力，“目前國軍主力，俱集中於南部、西部，宜速抽調可以節省之兵力，分駐各區，使能應作戰之用。凡作戰所用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間。北方則掩護隴海路及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抵抗區務必向北推進，是以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劃之人工泛濫，增厚其防禦力。東部有兩事極關重要：一個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兩者有密切之聯帶關係。次之為武漢、南昌，可做支撐點，宜用全力固守，以維持通廣州之聯絡。終之四川，為最後防地”。不難發現，中國抗日戰爭的各個階段幾乎完全是《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書》的再現。實際上，中國正是在法肯豪森的戰略分析指導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33年7月塞克特向蔣介石提交了《陸軍改革建議書》。他在建議書中指出，為抵抗日本侵略，中國應把長江中下游作為戰略防禦的重點，並建立戰略交通系統。為此，他設計了從上海到南京間的江南國防工事，被稱為“中國的興登堡防線”。法肯豪森多次考察中國江防、海防。他親自主持了長江江陰要塞的布防，以及凇滬線、吳福線、澄陰線的構築。他看到了長江在戰略上的重要性，建議在長江兩岸及山谷建造一條橫貫鐵路，與南北向的滬杭和漢口到廣州的鐵路交叉，以貫通貴陽至昆明，將來再與通往緬北的雷多和通往仰光的鐵路線相接。

5，參與指揮對日作戰：“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

德國顧問親臨現場參與指揮了一些重要戰役，如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等。

抗戰爆發後，德國顧問法肯豪森受蔣介石委派赴華北前線，與中國指揮官一起會商抗日作戰方案。不久，他不顧德國禁令，奔赴淞滬戰場，參與指揮圍殲當地的日本駐軍。此外，另有大約70名德國顧問參與了淞滬會戰。淞滬會戰中，中國投入了全國約60%的精銳部隊，包括71個正規師及各種地方部隊，總兵力達75萬人，剛剛完成整訓的德械師亦在其中。

淞滬會戰結束後，法肯豪森又參與指揮了台兒莊戰役。他將台兒莊戰役與德軍統帥興登堡在1914年秘密包圍俄國軍隊的塔恩堡戰役相提並論，並為戰役後中國軍隊未能按他的計劃乘勝追擊而懊惱。德國顧問在抗戰爆發前和抗戰初期發揮了重大作用，英國駐東京大使評論道：“事實上，是德國人在組織中國的抗日戰爭”。

6，調停中日戰爭

1937年7月21日至28日，蔣介石先後會見了英、美、德、意、蘇、法等國大使，要求各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調停。因日本已有聲明，德國大使陶德曼起初不願出面調停。但蔣介石暗示，如果不加以調停，中日衝突可能使中國滑向與德國敵對的共產主義蘇聯。

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要求其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衝突升級為戰爭。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作為其侵犯中國的藉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的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因此，德國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10月初，德國向中日兩國表示，希望雙方通過談判儘快停戰。日本則出台《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願意在德國的斡旋下重新考慮中日關係，結束戰爭，恢復邦交。陶德曼由此展開調停工作。但日本提出的和平條件非常苛刻，包括內蒙古自治、在華北建立沿偽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擴大上海非武裝地帶、停止抗日政策等。11月4日，陶德曼將日方提出的條件轉達給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日本不恢復到七七事變前的原狀，中國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12月13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淪陷。日本提出了四項更加苛刻的條件，包括“日滿華合作”（即承認滿洲國）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12月28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日本第二次和平條件，最終決定不接受日本提出的屈辱條款。當日，蔣介石將中方的決定通知陶德曼。1938年1月14日，日本內閣議決“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這意味着日本不再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17日，日本發布《對華政策聲明》（“第一次近衛生命”），徹底終結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性。陶德曼調停失敗。

五、中德斷交

陶德曼調停失敗後，德國改變了對華政策。1938年2月21日，德國宣布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華軍事顧問返回德國。5月3日，德國政府下令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中國向德國訂購的2艘IIB型潛艇、8艘大型魚雷快艇和“戚繼光”號魚雷艇供應艦也遭扣押。

1941年7月1日，德國不再承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轉而承認汪偽政權。次日，國民政府宣布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兩國正式斷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