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最近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连话都讲不通的马屁不值钱，如果连这样的马屁精都能得到赏识，只能说明接受马屁的人可怜，他们太想要马屁了。”

“连话都讲不通的”而得到赏识的“马屁精”是谁？那可怜的“接受马屁的人”又是谁？张先生没有明说，所以读者也只能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然而看了读者的反应，还是吃了一惊。根据这段微博下面的统计，有131人转发，59条评论，最可怕的是还有62人“举报”！换句话说，在252位参与者中，竟然有62个告密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我无法理解，这些人究竟在举报什么？张先生说的是拍马的和被拍的，又没有指名道姓，难道这些人认为这是张鸣在讽刺周小平和习近平么？其实就算张先生在讽刺他们，又有何罪？此二人都是公众人物，凭什么不让公众点评呀？

老北京有句俗话：“只见过捡金子、捡银子的，没见过捡骂的”，可是偏有这些自作多情的奴才，非要把人家漫空撒出的屎盔子尿盆子抢一顶扣在自己主子头上。你说他们傻不傻？

古今中外的告密者，或是为了荣华富贵，或是为了身家性命。可是到了“主义”横行的近现代中国，又多了一类“忠党爱国”的告密者。这些自发的或为官方豢养的愚民为当局做鹰犬来监视民众，成为“把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不可或缺的工具。国民党当局曾在学校里安插特务学生来监视师生的政治言行，中共更是不遑多让。大学里有大量党委秘密掌握的“学生信息员”，教师在课堂上的一切言论无不在这些密探的监控中。北大原副教授夏业良先生被以“业务不精”为由解雇，但其真实原因，恐怕还是夏先生在课堂上鼓吹“普世价值”和批评当局的言论遭到举报，激怒了当局。

出于公义而举报自己犯罪的亲属，古时叫做“大义灭亲”。这可以理解，但也不能要求人人做到。但是出于对统治者的愚忠或者自身私欲而去举报别人乃至亲友的言论，就十分可恶了。言论不能入罪，更何况有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言论自由？但中共建政以来一直就在鼓励这种卑劣的告密行为，而这种行为在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记得看过一个红卫兵的忏悔：他向当局举报了有过激言论的母亲，结果母亲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逮捕并处决。这位红卫兵追悔莫及，几十年都是在罪恶感和负疚感中度过的。

告密者令人痛恨，而且由于其扭曲的人性，基本不会有好下场。“六四”事件后，北京某单位动员职工“反思”。有个人向保卫部门举报自己的几位同事“参加动乱”。被举报的几位恨得咬牙切齿，便联合举报那个告密者在动乱中“进行反革命煽动”。结果，告密者也遭到了审查，最后被调离北京。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然而，近四分之一的人在充当告密者，这个事实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试想一下，你和四五个朋友去饭局，你的头脑被酒精燃烧着，说了一些不入时的疯话。事后你自己早忘了，你的一位朋友却没忘。他把你每次的疯话都记下来，添油加醋地向上面举报一把，你可就惨了。最近《辽宁日报》发表社评，批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丑化中国”，所依据的就是“匿名”学生的揭发和举报。这不是很可怕吗？

令人不解的是，当局不是说要坚定“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么？连人家批评几句都不能容忍，还要收买一大批青年在学校和网站上盯着人家的嘴，这是“自信”还是自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