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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從廉潔的紅軍後勤到“總後一霸”
(博訊2007年3月24日 轉載)
   
     邱會作出身貧苦，從小就參加了革命，受到黨的培養和重用，當過高官，在革命戰爭年代也有功勞，但是，他卻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緊跟林彪，最終走上了犯罪之路。

     搞後勤的好手，受到林彪重用 
     1914年4月15日，邱會作出生於江西省興國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929年，邱會作參加了紅軍。這一年，他僅15歲。
   
     1930年，邱會作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邱會作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
   
     紅軍中的黨組織很快就發現了邱會作的宣傳才幹，也注意在這方面培養他。紅軍每到一地，都讓邱會作擔任宣傳工作，邱會作在工作中也幹得很認真，組織能力也有所提高。搞牆報，寫標語，編快板，演活報劇，唱歌，每一樣他都能組織得起來，而且自己帶頭干。

1931年7月，組織上讓他擔任了紅五軍團的宣傳隊隊長。
   
     邱會作還有兩個長處，一是腦子好使，計算能力很強。邱會作從小沒有多少文化，但當上紅軍後，在紅軍這所大學校里，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在計算和記數字方面，尤其表現出一定的才幹。不論什麼數字，他只要聽一遍，就能記得住，他還能準確地分析、判斷數字之間的數量關係。二是管理物品的能力很強。凡是經他手管理的物品，他都搞得井井有條，絲毫不差。對物品的調配、使用，他也心中有數，從不亂套。因此，他被調到軍委總供給部工作，先後任軍委總供給部統計員、政治指導員。
   
     邱會作調到軍委機關後，職務有過變化，但是，不論是擔任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擔任中央軍委四局三科科長，還是後來擔任西北供給部糧秣處處長，他都是干後勤這一行，並且幹得都很好。

在長征中，邱會作仍然做後勤工作。紅軍長途行軍中的物資供應，困難就更大了。不用說更多的方面，僅每天要解決行軍打仗的紅軍戰士的鞋子的問題，就很難解決。

同時，還要解決數萬紅軍的吃飯問題、穿衣問題。

紅軍的武器彈藥的供應就更困難了，幾乎百分之百都要從敵人手裡繳獲。

對這些問題，邱會作都與紅軍中搞後勤供應工作的領導一起，想盡種種辦法，加以解決。

他們還找到了許多代用辦法。例如，以能找到的各種野菜、野果代糧食，動員紅軍戰士自己動手打草鞋。

紅軍過草地前，邱會作等後勤幹部，搞到了一些青稞，給戰士們帶上，儘管數量很少，行軍中，戰士們還要靠吃野菜，甚至吃牛皮帶、殺戰馬來生存，但發下來的青稞，還是起到了關鍵作用。

當年，邱會作在做軍隊後勤工作時，有一個特點：凡事，他都按規定辦理，從不講人情。他自己也很廉潔，從不多吃一點糧食，不多占公家一分錢。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邱會作仍然做軍隊的後勤工作。1937年7月，他擔任過中央軍委供給部副部長。
   
     1940年，為了加強新四軍的領導力量，調邱會作到豫皖蘇邊區財政委員會擔任主任，兼任新四軍第六支隊供給部政治委員。

1941年1月，任新四軍第四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43年，邱會作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邱會作是中共七大代表之一。這一年，他剛剛31歲。
   
     1946年，中央調邱會作擔任軍調處北平執行部秘書人事組組長。後又派邱會作到熱遼軍區去出任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熱河第二十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治委員。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央派邱會作到東北工作。
   
     邱會作到東北不久，即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後改稱東北野戰軍，再後，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第八縱隊副政委(不久後任政委)。

當時我軍的縱隊，相當於軍一級。八縱政委，實際上就是軍政委。

東北民主聯軍一開始只有六個縱隊，後來，仗打得很順利，進一步徵兵，擴大隊伍，又增加了幾個縱隊。八縱就是新增加的縱隊之一。
   
     八縱是1947年八九月間編成的。編成後不久，即在當年的9月上旬，投入戰鬥，與第九縱隊一起，在錦西以西的楊家杖子殲滅敵軍三個師大部，共1.5萬多人。緊接着，八縱與九縱一起於9月底，在北寧路錦榆段展開了大規模的破襲戰，攻克敵據點十餘個。10月，八縱與七縱、九縱一起，又向北寧路沿線積極出擊，全殲敵暫編第五十師兩個團，解放黑山縣，攻克阜新。八縱還單獨包圍了義縣，迫使華北援敵改變了方向。
   
     在遼瀋戰役期間，八縱是攻打錦州之敵的五個縱隊之一，在攻錦戰鬥中，在解放瀋陽戰役中，八縱也起到了關鍵作用。
   
     1948年11月，解放軍實行統一編制，東北野戰軍八縱改編為第四十五軍，邱會作擔任四十五軍政委。四十五軍在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後，南下作戰，先後參加了渡江戰役、衡寶戰役和廣西剿匪，為中國革命勝利，立下了戰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邱會作仍然在部隊中工作，先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桂東南軍政委員會主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軍委總後勤部副部長兼黨委副書記。1955年，邱會作被授予中將軍銜。

1959年，邱會作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黨委第一書記。1962年，任國防工辦副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為軍隊一個方面領導人的邱會作也受到了衝擊。

邱會作寫信向林彪求救。林彪看到信後，知道邱會作處境困難時，立即表態：“邱會作是左派，不能打倒。”

林彪還派葉群調動部分警衛人員，衝進批鬥會場，把邱會作救出來，由幾個人保護着，坐上小車，快速駛出北京，藏在西山一座別墅里，還讓那裡的工作人員嚴格保密。

邱會作在別墅里過上了有服務員照顧的生活。林彪還派人把邱會作的妻子胡敏接到這個別墅來，陪同邱會作。

不久，經林彪提名，邱會作參與領導軍隊的“文革”工作。邱會作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升了官。這件事，使邱會作對林彪感激不盡。
   
     為林彪效命，成了總後一霸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野心膨脹，他要打倒一大批老幹部，然後，篡奪黨、國家、軍隊中更多的權力。

為此，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陷害一批他認為對他篡權有威脅的人。而邱會作則緊跟林彪，林彪授意他陷害誰，他就陷害誰。
   
     本來，邱會作對朱德是很尊敬的。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誣陷朱德，打倒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好便於他們搞“上層、中層、下層全面奪權”。

林彪有此意圖，邱會作就當起了誣陷朱德的“先鋒”。

1968年底，邱會作在總後勤部黨委三屆十次全體(擴大)會議上誣陷朱德說：他(指朱德)“從井岡山開始就反對毛主席”，“他那個‘總司令’一天也沒有‘總’過”。他還說，朱德“野心很大，想當領袖”。邱會作的這個講話，經他的秘書整理出一份記錄稿，送給邱會作。邱會作在這份材料上批示：“此件已閱，可以印發。要用機密件發，並要編號，不能失掉。”此件下發後，影響極壞。
   
     林彪要“抓軍內一小撮走資派”，誣陷徐向前，邱會作就當起了誣陷徐向前的“先鋒”。

1967年6月，邱會作指使總後勤部“文化革命辦公室”主任等人編寫誣陷徐向前的材料。當年7月，他們又盜用群眾的名義，印發傳單，誣陷徐向前是“埋在黨內軍內的一顆定時炸彈”，“是一個標準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他們在傳單上煽動“打倒徐向前！”“打倒拿槍的劉鄧！”

經邱會作布置，總後勤部編寫了一份《徐向前對抗毛主席、對抗林副主席、對抗中央文革小組的罪行必須清算》的傳單，在全軍散發，使那些要打倒徐向前的造反派手裡有了“炮彈”，一時間形成了一股誣陷徐向前的惡浪，影響極壞。
   
     林彪歷來對總政治部有成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要從根本上搞垮總政治部，並於1967年7月25日公開提出“徹底砸爛總政治部閻王殿”的口號。

林彪此話一出，邱會作立即緊跟。邱會作利用其副總參謀長和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的身份，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的幹部中，大肆宣傳說：“總政治部和國民黨特務機關差不多，有生殺予奪之權”，總政治部“在全軍很臭”，總政治部是總後勤部“資本主義復辟逆流”的“總司令部”，總政治部的領導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大小閻王”，並且把誣陷材料送給了葉群，由葉群送給林彪，向林彪“邀功”。

林彪看了這份誣陷材料後，很高興，對邱會作的行動表示肯定，還授意邱會作繼續大干。邱會作即在總後勤部成立了“批鬥總政領導幹部小組”，他利用這個小組，非法批鬥總政治部各級領導幹部59人。他們還編寫了 16萬字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內容則是誣陷總政治部的，材料中誣陷總政治部領導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份材料印了一萬多冊，向軍隊後勤部門散發，煽動軍隊幹部“砸爛總政”。
   
     邱會作為林彪效命，不光表現在政治上緊跟林彪，還表現在為林彪的“家事”“操心”上。林彪的子女大了，葉群有意要給他們找個好對象，向邱會作表示了這個意思。邱會作立即行動起來。邱會作以副總參謀長的身份，親自出面去給林彪子女選對象，親自找人談話，並讓他的老婆出面找人談話，還動用大量軍隊組織幹部，內查外調，動用大量地方和軍隊的人員、物資、交通工具，跑了全國幾十個大中城市，看了上萬人。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定了一個調子：“要革過去革過命的人的命”，“要打倒一批、罷免一批、殺掉一批”。邱會作對林彪的指示，加緊落實。為了落實林彪指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總後勤部軍以上領導機關進行衝擊，總後勤部18個軍以上的政治部被砸爛了17個，大部分政治工作幹部被罷了官。
   
     邱會作對總後勤部各級領導幹部進行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的陷害。邱會作把迫害的矛頭指向了原總後勤部政委李聚奎，總後勤部副部長饒正錫、湯平，副政委李耀文、彭嘉慶，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給他們扣上了“叛徒”、“階級異己分子”、“牛鬼蛇神”、“裡通外國分子”等罪名，對他們進行逮捕、刑訊逼供，實施迫害，湯平、傅連暲被迫害致死。
   
     邱會作迫害傅連暲，尤其表現出他的毒辣。傅連暲本是早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紅軍醫生，在延安時期，是外國記者筆下的紅軍的優秀醫生，是陳雲親自介紹加入共產黨的好同志，建國後曾任衛生部副部長、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

但建國後，傅連暲與林彪發生了矛盾，原因是傅連暲曾經說過：林彪嬌生慣養。

林彪聽到此言，氣壞了，從此與傅連暲結了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指使邱會作誣陷傅連暲。邱會作就立即行動。

1966年的八九月間，邱會作在總後勤部黨委會上多次說：“傅連暲是個大毒蛇，他放過毒”，“他反對過林副主席”。“我們一定要火燒傅連暲”，要由衛生部組織火燒，“一定要燒透，衛生部不燒，就沒有黨性”。

當毛澤東得知傅連暲被斗後，曾指示，對傅連暲“應予以保護”。

可是，邱會作卻依仗有林彪的支持，根本不聽毛澤東的話，仍然由總後勤部成立了傅連暲的專案組，將傅連暲逮捕下獄。傅連暲在獄中，僅僅15天就被迫害致死。死後，被送到北京東郊火葬場火化，只有一張序號為001435號的火葬證，沒有住址、年齡、死亡原因，連姓名都沒有，死亡時雙手還戴着手銬。傅連暲死後，邱會作仍然不放過他，還指使人搞了一份傅連暲的“罪行”材料存檔，其目的：一是為了把所謂“傅連暲案”搞成“鐵案”，掩蓋自己的罪行；二是想繼續陷害傅連暲，讓傅連暲“永世不得翻身”。
   
     邱會作在總後勤部迫害幹部的範圍是很廣的。他不僅對總後勤部領導幹部進行誣陷，還對總後勤部二級部以下幹部進行迫害。被迫害的幹部有：政治部主任盧南樵、副主任張敏生、新斧，軍需部副部長趙宗一，財務部副部長宋西侯，衛生部部長張汝光等。邱會作成了總後一霸。
   
     當上政治局委員，死心塌地跟林彪
   
     早在1968年中央準備召開九大之前，林彪就醞釀把他的幾個親信拉到中央政治局中去，當政治局委員。

林彪初步擬訂進政治局的親信，原來不止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還想把這五個人之外的一些人拉進政治局。

為此，林彪曾經正式向毛澤東提議、推薦了一些人，還同參與籌備九大的康生談過。

但是，由於江青集團的反對，毛澤東也開始猶豫了。

後來，林彪推薦的人中，有些人未能進入政治局。在權衡人選時，林彪還是把邱會作保留下來，決定讓他作為進政治局的人選之一。
   
     為此，邱會作對林彪十分感激。

在九大召開之前，林彪一夥為了報復江青等人，由黃永勝出面，串聯軍隊一些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結果，九大正式召開後實行選舉時，果然有一些軍隊代表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在選舉後計票時，搞得江青等人很尷尬。

康生也發了火，揚言要派人查對，到底是誰沒有投江青等人的票。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制止了查票行為，這件事算是壓了下去。在中共九大和九屆一中全會上，邱會作順利地當上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當年，在林彪手下的幾個人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四個人，不管有什麼事情，都要先請示葉群，向葉群匯報，然後由葉群根據情況，向林彪匯報。

邱會作也不例外，他不管有什麼事情，都要經過葉群，然後經葉群向林彪談。邱會作也是軍委辦事組成員，但在軍委辦事組，邱會作一切都要聽葉群的。軍委辦事組開會，都是先聽葉群講，然後再由他們討論落實的問題。

1970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也發現了這一不正常情況，說過這樣的話：為什麼他們四個人都要經過葉群？
   
     在廬山會議上，邱會作在西北組會議上發言，根據林彪的講話精神，支持要設國家主席，鼓吹“天才論”。邱會作在小組會上，還手拿陳伯達搞的“國家主席”憲法條文和“論天才”的語錄，振振有詞地說：設國家主席、承認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誰反對這兩點，就是反對馬克思主義。邱會作還攻擊那些不贊成設國家主席，反對“天才論”的人，是“反對毛主席”。

他說：“有人說天才、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邱會作的發言，在西北組造成了惡劣影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便十分氣憤，也紛紛發言，予以譴責。

毛澤東及時發現了林彪一夥的陰謀，在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林彪等人掀起的惡浪被止住了。
   
     到此時，邱會作已經明白了毛澤東與林彪的意見分歧，也知道了廬山上這件事情的分量。但他認定要緊跟林彪了，也就很不在乎毛澤東的話。

九屆二中全會開會時，邱會作在廬山仙人洞和林彪、葉群、林立果、李作鵬合影；九屆二中全會結束時，林彪又與他的親信在一起合影。我們現在仍然可以在一張歷史照片上看到林彪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合影的情形。邱會作坐在林彪的左手，與黃永勝緊靠在一起，在這個照片上，邱會作笑眯眯的，表現出一臉滿不在乎的樣子。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讓包括邱會作在內的在廬山上起鬨的人寫檢查。邱會作不得不寫出檢討書上交毛澤東。邱會作寫的檢討書，秉承林彪關於“都往陳伯達身上推，就說是上了陳伯達的當”的旨意，寫得很不真實。儘管如此，毛澤東為了爭取、團結他們，也沒有過分追究邱會作等人的責任。
   
     但是，林彪一夥一方面在他們控制的單位和地方，拒不傳達廬山會議情況，另一方面，用假檢討書欺騙毛澤東，而林彪自己則一句檢討的話也不說，並且用種種行動對抗毛澤東。

毛澤東決定到南方去看一看，一方面做南方數省黨政軍領導幹部的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林彪一夥的情況。

毛澤東南下，巡視大江南北，在同各地黨政軍負責人的談話中，把林彪等人在廬山上的事情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高度，並且說了很重的話。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廬山會議上的那場鬥爭提到了“大的路線鬥爭”的高度。
   
     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發表這些談話時，邱會作正在北京。他從李作鵬、黃永勝那裡，得知了毛澤東談話的內容。
   
     “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央對包括邱會作在內的林彪死黨，實行隔離審查。邱會作也知道了林彪出逃並自我爆炸的消息，他有一種恐懼感，因為他知道，成為林彪死黨後，與林彪一起幹了很多壞事，中央肯定要追究林彪的同夥，自己在劫難逃。於是，他開始銷毀林彪、葉群與他來往的信件、材料，同時，把自己記的林彪談話的筆記本，他與林彪等人在一起的照片等，也加以銷毀。邱會作儘可能地毀滅罪證，剩下的只有聽天由命了。
   
     但是，邱會作對於林彪在北戴河的決定，不知道，也很不理解。當中央把林彪死黨於新野等乘直升機外逃迫降，從直升機上查獲的林彪手令、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等材料，給邱會作看時，邱會作十分吃驚，一言不發。
   
     1971年9月24日，中央命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離職反省，徹底交代。

經毛澤東同意，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鑑於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加林陳反黨集團的宗派活動，陷入很深，實難繼續現任工作，已令他們離職反省，徹底交代。

此時，邱會作實際上已經被關了起來。1973 年8月，中央決定，開除邱會作的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被公審時態度較好，過上了安靜的晚年生活
   
     按照中央的精神，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了公審。作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邱會作出庭受審。邱會作在受審時，態度是比較好的。
   
     法庭在審訊邱會作時，邱會作曾當眾向被他迫害致死的總後勤部副部長湯平的妻子劉伯音下跪請罪。
   
     湯平在紅軍時期工作在紅三軍團，與彭德懷、黃克誠等同志有工作聯繫。1959年，湯平回老家接老人來北京。回來後向黃克誠匯報工作時，順便談了一些農村的真實情況。這件事讓邱會作抓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邱會作硬說湯平是回農村搜集情況，作為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向毛主席發難的“炮彈”。他還四次就此事給葉群寫信報告。邱會作還對湯平非法立案、關押，使湯平含冤而死。

1981年，在審判邱會作的法庭上，湯平的妻子劉伯音在出庭作證時，流着淚，講述了湯平被邱會作迫害致死的事情經過，悲憤得泣不成聲。邱會作當庭對這個犯罪事實供認不諱，他還良心發現，當庭向湯平的妻子劉伯音下跪請罪。
   
     邱會作對法庭指控的他的罪行，都予以承認。在法官詢問時，他多次表示：指控他的罪行，“都是事實”。“是我的罪行，我完全應當認罪。”“沒有什麼可說的，完全認罪。”
   
     邱會作還寫了一個《認罪書》。在法庭讓他行使最後陳述權時，邱會作當庭宣讀了他的《認罪書》。

邱會作在《認罪書》中寫道：“我對自己的罪行，完全認罪，永遠認罪！”“特別法庭即將對我的罪作出判決，我完全服從，並且要努力做到自覺地認罪服法，保證不再犯法。”“我犯下的罪行是歷史事實，改變不了的，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我決心接受改造。”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於1981年1月25日對邱會作進行了宣判，確認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他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
   
     邱會作被判刑後，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對待那些歷史上有戰功的人的方針是：要照顧。因此，邱會作在監獄中待遇較好。
   
     不久，他就被批準保外就醫。在保外就醫期間，中央對他的生活給予了妥善安排，給他安排了單獨的房子居住。他的家人可以和他一起生活。到1987年，邱會作的刑期就服滿了。出獄後，他生活過得平淡、安寧。
   
     邱會作在戰爭年代就養成了艱苦樸素的生活習慣，對生活方面要求不高，一日三餐，只吃普通飯菜，很少用補養品。穿衣也很樸素，經常穿過去的舊衣服，不讓家人給他增添新衣服，他常說：衣服只要能穿暖就行。邱會作有幾十年的軍旅生涯，長期以來，他養成了注意軍人儀表的習慣，平時總是軍裝整齊，風紀扣緊扣，軍帽端正。晚年的邱會作，仍然保持了這一風格。他雖然不再穿軍裝而是穿普通衣服了，但他仍然衣着整齊，乾淨利落，戴帽子仍然十分端正。走起路來，還是身板挺拔。由於他的心態比較好，心胸開闊，因此，他的身體與同被公審的其他人相比，算是好的。2002年，邱會作在北京逝世。
     文史長廊 (博訊記者：薰衣草)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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