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曾寫過兩篇博客涉及到井岡山根據地，最近收集了一些新資料，對毛澤東建立井岡山根據地的前因後果有了一些新解讀，在此重講井岡山根據地的故事。

蘇聯代表鮑羅廷鼓動地痞流氓作革命先鋒，搞亂了北伐農民運動，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公開破裂。但鮑羅廷不想承擔責任，據張國燾回憶，當時鮑羅廷找瞿秋白密談，說：“中共的一切，雖然事實上是遵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但不能讓共產國際擔這個失敗的責任，因為莫斯科威信的喪失，將會影響世界革命，也會助長托洛茨基派攻擊斯大林的氣焰，更會使中共黨員不信任共產國際的領導。為了使共產國際今後能夠領導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來負擔起這個責任”。瞿秋白則認為，如果讓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來承擔這一責任，會造成中共領導層破產，損失太大，不如讓陳獨秀一人承擔責任。就這樣，鮑羅廷把國共合作失敗的罪名加在陳獨秀的頭上，免去了陳獨秀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讓瞿秋白頂替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

1927年7月，斯大林給中共派來一個新任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他被授予全權“糾正中共過去的錯誤”。羅明納茲一到，立刻指揮中共掀起武裝叛亂的第一波浪潮-“八一南昌暴動”。1927年8月1日，當時任中共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在蘇聯顧問的直接指導下，領導張國燾朱德賀龍等在南昌策反部分國民革命軍士兵暴動，脫離國民黨，創建了中共紅軍。1927年8月7日，羅明納茲主持召開了中共緊急會議-八七會議，確立中共“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三大政策，強調要建立“真正革命的工農武裝隊”。會議決定發起第二波武裝叛亂浪潮，毛澤東被指派在湖南建立工農武裝，發動秋收暴動，攻打長沙。秋收暴動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毛澤東臨陣脫逃原計劃的攻打長沙，帶領殘餘的工農武裝，掉頭逃遁到位於江西與湖南交界處的井岡山。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深刻領會到莫斯科老闆對不折手段的鼓勵和讚賞，敢做過去不敢想，世人不屑於做的事，將鮑羅廷之地痞流氓為革命先鋒的理論再次付諸實踐。1927年10月，毛澤東與占據井岡山的土匪頭子袁文才和王佐合作，在井岡山建立了“革命根據地” ，成立了井岡山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土匪頭袁文才任蘇維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後來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中說：“邊界（指井岡山根據地）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

為擴大自己手中的武裝力量，毛澤東到達井岡山後，立即寫信建議朱德的軍隊與自己的工農武裝會合。1928年4月，朱德與毛澤東會合，組成中共紅軍第四軍，以井岡山為大本營，毛澤東與朱德從此建立了毛做黨代表軍政委朱做軍長司令的終生合作關係。毛澤東在朱毛會合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軍權轉移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毛澤東沒有軍事資歷，但他依靠的是黨指揮槍，把蘇聯紅軍每個團建立一個黨支部的制度推進一步，在紅四軍里實行把支部建在連隊上的體制，以“主義”的名義來牢牢地把握住槍，軍事資歷比毛澤東深得多的朱德，很快就變成了接受毛澤東指揮的下屬。毛澤東一方面靠黨指揮槍來抓住軍權，反過來，毛也離不開槍，黨的存在和黨的權威完全依賴於軍隊的存在，完全靠軍事力量來維持，井岡山成為中共最早完全靠武裝力量創立維持的紅色根據地之一，成為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理念的第一次實踐。

最初，井岡山根據地的經濟來源主要依靠傳統的土匪手段-打劫沒收“土豪劣紳”的財產來維持，但靠搶劫財產創收只能是一次性，“土豪劣紳”被消滅了，下次就沒有財產可搶。為了給蘇維埃政權提供長期的財政來源，1928年初，毛澤東開始在井岡山地區實行土地革命，沒收所有土地，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權所有，土地使用按家庭人口數平均分配給當地住民，所有成年人都必須參加勞動，土地不得買賣，等，靠沒收土地後再強迫人民在土地上勞動，來養活蘇維埃政府和紅軍士兵。毛澤東的土地革命，使得當地人大量逃離井岡山，留下來的人也不再進行商業活動或手工業勞動，井岡山的物質變得越來越匱乏，最後連食鹽，布匹和藥物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極度短缺，紅軍戰士每天以吃南瓜充飢，士兵們到冬天仍然穿着夏衣，很多人不堪忍受，做了逃兵。面臨人員大量流失，物質極度緊張的現狀，毛澤東採取了更加嚴厲的“黨和群眾一齊軍事化”（毛語）的政策，男女老幼，全民皆兵。但是，這一切都無濟於事，到1929年初，毛澤東終於意識到，井岡山這片土地已經被榨乾摧毀，必須重新尋找更有油水的新根據地。彭德懷後來在其《自述》中回憶說：“當時紅四軍還是草鞋單衣，冬服未解決，無鹽吃，每天三分錢的飲食也難解決，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解決。”

1929年初，朱毛放棄井岡山，另闢天地。朱毛撤離後，中共中央從上海派來的巡視員對井岡山進行了巡視，他在過後的調查報告中寫道：紅軍到來之前，井岡山農民“頗覺安居樂業，有天下太平的氣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氣”，“自從紅軍到達井岡山以後，情形就大大改變了。因為紅軍經濟唯一的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後，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問題，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激烈的崩潰。”毛澤東的破壞能力在井岡山初顯崢嶸，當時有誰會想到，這份中共巡視報告所描述的情景幾十年後會在中華大地遍地開花？

井岡山根據地的失敗，使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受到了許多人的激烈批評和反對，甚至在朱毛大軍里，向來不善權鬥的朱德也最終站起來反對毛澤東，1929年6月，紅四軍在閩西龍巖召開黨代表選舉大會，毛在會上丟掉了紅四軍前委書記的職位。隨後不久，毛以養病為由，離開朱毛大軍，攜井岡山時期新得的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去鄉間休養。不幸的是，井岡山人的災難卻預示着毛的命運轉機，毛澤東給井岡山帶去破壞之時，正是斯大林看中毛澤東之機。

毛澤東在井岡山將蘇聯代表制定的“武裝暴動”，“發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三大政策付諸實踐，展示了毛澤東貫徹實施共產國際指示的力度，斯大林因此開始關注毛澤東，毛澤東手中的武裝力量，更讓斯大林高度重視。朱毛撤離井岡山時，蘇聯曾討論過如何能給朱毛大軍更具體的幫助，以支持中共的武裝鬥爭。但促使斯大林更迫切地感覺到需要毛式人物來領導中共的，是隨之發生在中國東北的“中東路”事件。歸旗於蔣介石手下的東北軍司令張學良，為從蘇聯手中收回東北鐵路長春以北鐵路線（簡稱中東鐵路）的管理權，於1929年7月指揮軍隊突襲搜查了蘇聯駐滿洲領事館，宣稱查獲文件，證明蘇聯扶持反中華政府的共產黨。張學良以此為理由，驅逐了中東鐵路的蘇聯職員，查封了哈爾濱市內的蘇聯商業機構。斯大林大怒，下令蘇聯軍隊集結遠東，進攻中國東北，蘇聯領導下的中共則收到了“武裝保衛蘇聯”的任務，裡應外合。共產國際在中東路事件後立刻給中共下達文件，肯定讚揚了毛式游擊戰政策，要求中共從北到南各個蘇區迅速擴大紅軍力量，開展毛式游擊戰爭，給民國政府製造麻煩。斯大林在1929年10月召開的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特別點名提到“毛澤東活動的地區”，稱之為開展游擊戰爭，幫助解決中東路問題的重要地區。蘇聯黨報《真理報》1929年在中東路事件後的幾個月內，對毛澤東進行了不下四次的報道，稱毛為中國“領袖”，使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獲得了“有國際聲譽的人”之名聲，讓黨內其他人敬畏。當時在中共任職地位遠高於毛澤東的周恩來，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從上海寫信力挺毛澤東，要求將毛澤東官復原職。閔西的中共組織這時不得不懇請毛澤東歸山，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古田召開黨代表大會，恢復了毛澤東的紅四軍前委書記職位，那些曾經批評過毛澤東政策的中共官員們，被迫紛紛在會上做自我批評，承認毛澤東的正確英明。

斯大林之所以看中毛澤東，首先是因為在對武裝鬥爭的信仰上，毛澤東與列寧黨合拍，毛澤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實際上就是列寧的暴力奪取政權理念的另一個版本；第二，毛澤東在井岡山土地改革中所展示的激進的階級鬥爭觀點也與蘇俄黨合拍，在井岡山土地改革中，毛澤東不僅沒收地主的土地，而且沒收富農小自耕農等所有人的土地，毛澤東認為，除了地主是要被打倒的階級敵人外，那些通過自己勤勉勞動致富的富農也是共產黨的敵人，也要被打倒，這與列寧和斯大林在蘇聯鎮壓富農的做法步調一致；第三，繼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熱情稱讚地痞流氓後，毛澤東在井岡山與土匪合作，再次展示了他不受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人類社會基本道德的約束，敢作敢為的能力。雖然毛澤東的井岡山實驗失敗了，但毛澤東在這期間所展示的觀念和手法，讓斯大林認定，毛澤東是蘇俄式的共產黨員，對列寧思想領會透徹，是列寧模式的忠實信徒和有力實施者，從此看好毛澤東。從那時起，在多次中共黨內鬥爭中，每當毛澤東處於劣勢時，共產國際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保護了毛澤東。1930年夏天，在莫斯科的支持下，毛澤東被提拔任命為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前委書記，1930年10日，共產國際給中共政治局寫信，要求讓毛澤東做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或至少讓他成為軍事委員會成員，目的是要給毛澤東一個政府職位，使毛不局限為軍隊領袖。

毛澤東在井岡山建立根據地，改變了中共早期在大城市進行暴動，建立以城市為中心的蘇維埃政權的策略，被中共宣傳為毛澤東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創舉。真相是，毛澤東發動秋收暴動失敗，不得已才逃到井岡山，當時逃進山區的並不只有毛，幾乎所有其他帶有軍隊人馬的中共領袖都相繼逃離城市，各自就近進了山。而井岡山最重要的特點並不在於它是農村，而在於其特殊的地理條件和地理位置。如果你細數一下西安事變前中共盤踞的所有根據地，就會發現這些讓中共人馬得以生存下來的地區，有兩個共同特點，第一，都是山區，軍事上易守不易攻，第二，也是最關鍵的，是全都位於不同省之間的交界地帶：井岡山根據地-湖南與江西交界，幾乎與井岡山同時建立的大別山根據地-豫鄂皖三省交界，1931年中華蘇維埃國中央蘇區所在地瑞金-江西與福建交界，1933年建立的湘西根據地-湖南，湖北，貴州和四川四省交界，1935年長征途中中共曾試圖在遵義建立根據地-貴州與四川交界，劉志丹1932年建立的陝北根據地-陝甘寧三省交界，等等。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袖之所以在這些省與省之間交界地帶建立根據地，不是出於選擇，而是出於無奈。那時省與省之間由不同地方軍把持，是權力交接地帶，往往也是權力虛弱甚至權力真空地帶，有利於逃亡者生存，一向以來是土匪得以安身的地方，中共在這些地方建立根據地，不過是遵循土匪守則以求生存而已，如果沒有蘇聯的幫助和支援，毛澤東就算不像在井岡山那樣自取滅亡，最多也只能永遠在山裡打游擊，做一輩子土匪。對這一點，毛澤東自己心裡也非常明白，毛進井岡山之前，由於臨陣脫逃攻打長沙，被中共中央免除了所有黨內職務，進井岡山後，毛任紅四軍黨代表開始是自封的，但他不斷給中央寫信，要求中央給他一個正式的黨內職位。毛澤東知道，他離不開黨這面旗幟這個組織，離開了黨，他連軍隊都無力控制，他更不能沒有蘇聯這個依靠，離開了蘇聯，他最多做一輩子山大王。1928年6月，斯大林耗費巨資，將中共140多名代表秘密運送到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被解除黨內一切職務的毛澤東自然沒有受邀參加，但他請求中央給予黨內職務的信件被交到了斯大林的手中。雖然毛澤東違抗了共產國際攻打長沙這一具體指令，但毛在建立蘇聯式軍隊和進行蘇聯式土地革命上的堅定性，讓斯大林看到了毛澤東幫助實現蘇聯最終目標-赤化中國的巨大潛能，因此在中共六大上獎賞給毛以中央委員的職位。六大結束後，中共中央正式發出文件，任命毛為朱毛大軍的前委書記。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發展出來的著名的毛式游擊戰術，有人說是借鑑於孫子兵法，但其實毛的更直接的啟發來自井岡山的一個土匪王。井岡山“山勢大且險，路通兩省”，自古以來是土匪出沒之地，之前曾有過一個土匪山大王朱孔陽，帶領土匪武裝與官軍周旋，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不需能打仗，只要會打圈”，形容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毛澤東非常欣賞這種土匪戰術，將其拿來，為己所用，這個土匪游擊戰術後來成為聞名世界的毛式游擊戰術。不過，毛畢竟是文人出身的土匪，精通中國古文，他把山大王大白話式的戰術名言改成了有詩詞般重疊結構和韻律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還定下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後來改成八項注意），以改造“工農”紅軍隊伍里的土匪流氓分子。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籌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農民一個紅薯；六項注意里第四第五第六條分別是：做買賣要公平，借東西要還，打爛東西要賠。毛澤東一手舉着這些口號，另一手卻把農民的土地全部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權所有。土地都搶走了，還需要搶紅薯嗎？土地上種出來的紅薯直接就歸蘇維埃政權了，這比拿農民一個紅薯要邪惡得多。小商的資產也被沒收，歸蘇維埃政權所有，卻高喊“買賣要公平”，一個靠槍桿子奪取一切的政權，怎麼有可能與人民做公平的買賣？“借東西要還”，但沒收不是借，自然就不用還了；“打爛東西要賠”，鄉村被打爛，被摧毀，毛不過是一走了之。毛澤東擅長一方面干着土匪勾當，另一方面卻高呼漂亮口號的天賦，在井岡山時代就已經展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