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餐飲中心文藝匯演有感

1月18日晚，我去大講堂參加餐飲中心的活動。本來以為只是看電影，不想進去之後才知道當天晚上首先進行的是餐飲中心的迎新春文藝匯演，並且為每位來賓都發了節目單。我當時還有幾分抱怨，早知如此還不如等電影開始後再來呢，不過既來之則安之，就坐下來看看演出吧。

我對這場演出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在北大呆了這麼多年了，高水平的專業文藝演出都看過不少，一台餐飲中心的業餘匯演能有什麼名堂。於是抱着試試看的態度，如果節目不好看，就隨時準備走人。不想一開場的健美操表演就把我吸引住了，看到那些平時在餐廳里為我們打飯、服務的姑娘們換上漂亮的服裝，展現了她們青春、靚麗、活力四射的一面，不覺使人眼前一亮。當晚的演出進行了大約一個半小時，還表演了獨唱、合唱、舞蹈、詩朗誦、相聲、京劇、情景劇、樂器演奏等節目，形式多樣、色彩豐富，內容生動、貼近生活。大部分是由各個食堂、餐廳的外來務工人員表演的，也有一部分餐飲中心的正式職工參加演出。坦率地講，節目的總體水平畢竟是業餘的，但看的出來他們進行了精心的排練。尤其是那些在北大打工的年輕姑娘、小伙們，雖然他們的表演不乏稚嫩之處，他們的歌聲、舞姿、舞台形象、節目內容不算完美，但都是非常真實、生動、有活力的。觀眾多半是他們的同伴，台上台下不時互動，氣氛熱烈，掌聲、喝彩聲不斷。

我在北大看過多次專業文藝團體的演出，也參加過不少學生、教職工的文藝晚會，但印象中還沒有看到過北大打工群體的文藝表演。目前在北大從事各種服務行業的打工者，其總數絕非一個小數目，雖然每天都能看到他們，但他們的心理狀態、生活狀態並不完全被我們了解。從這場演出中不難看出，他們也渴望豐富的精神生活，渴望在北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風采。從那些精心準備的節目形式，自編自演的節目內容，到漂亮的服裝、道具，人數眾多的演出陣容，都可見他們為此付出了很多業餘時間，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後來我聽餐飲中心崔芳菊主任介紹：他們為這場演出付出了極大辛苦，在兩個月的排練時間裡有許多事情都讓她非常感動，他們在舞台上賣力的表現，比得到獎金更感到榮耀，真是非常可愛。

北大應該是有博大的胸懷和包容性的，校園裡不僅有風度翩翩的學者，有風華正茂的學子，也有許多普普通通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雖然不是校園生活中的主角，也許只是一些匆匆過客，但他們同樣也在北大生活，也在為北大做出奉獻。還是崔主任的語言更準確，他們是在“用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樸實的感情在豐富着北大的每一天……”。他們不僅需要關懷，也需要有自己的追求和認可，一台晚會也許說明不了太多問題。但是這些打工的男女青年在辛勤的工作之餘，進行這樣一場演出，不僅自身的才能得到了展示，而且在共同的排練中培養了多方面的能力和團隊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精神生活得到了豐富。也許在他們離開北大很久之後，都會感謝北大為他們提供的機會和舞台，為自己的人生留下值得回味的一頁。

我們應該感謝餐飲中心組織了這場演出，他們付出的不僅是時間和精力，是物質上的支持和保證，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北大的精神和氣度。前不久香港大學為一位長期在學校里做飯、掃地的老婦人舉行了專門的儀式，授予她“榮譽院士”稱號，她以自己平凡的勞動影響了大學，成為“香港大學之寶”，此舉得到了內地媒體的一致好評。不管是對自己的老師和學生，還是那些在大學打工的聘用人員，都絕不應該看作是一種簡單的利益關係、僱傭關係。大學不一定要有多少大樓，也可以暫時沒有大師，但是一定要有大愛，要有一種強烈的人文關懷。

這樣的一台晚會也許不宜一下子賦予太多的含義，但希望這在北大是一次好的開始，是一種值得效仿的行為。

（《北京大學校報》2010年3月15日第四版）

要形成一種敢於表達意見的氛圍

我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留校參加工作的，在參加工作的最初幾年裡，印象中不管是教師還是幹部都可能會對學校的工作提出不同意見。在一些重要的會議上，例如學校的黨代會、教代會上，更可能會集中提出一些比較尖銳的意見。但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這些不同意見的聲音變得越來越少，乃至於在近些年來幾乎銷聲匿跡。不僅是學校的幹部，甚至教師也不提意見了；不僅領導層聽不到不同聲音，在院、系及各個職能部門內部，也很少聽到不同意見；不僅下級對上級不提意見，同級之間、上級對下級之間也很少提出批評意見。

出現這些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還是和領導體制有關。由於現行體制下各級領導掌握着更多的權力、資源，相當程度上掌握着幹部、教師的晉升、提職，自然很多人就會擔心影響自己的職務和職稱的晉升，影響自己資源、利益的獲取，從而不敢得罪領導，不敢提不同意見。但情況又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同志職務、職稱已經到了頭，甚至年齡也快過線了，但仍然不敢講真話、不敢提意見；還有一些離退休的同志，對現狀有許多不滿，也只是私下嘀咕嘀咕，不正面發表意見。有些同志甚至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也仍然不敢表達任何不滿。

對於那些由於自身原因而不敢、不便於發表意見的同志不妨多一些理解，畢竟在現有體制下提意見可能會得罪領導，而得罪領導就可能會影響自己的前途；對於一些有意見要講但又沒有什麼機會講的同志也不必強求，他們可能連見到各級領導的機會都沒有，更不用說坐下來提意見了。問題在於那些有條件發表意見而自己又可以不受什麼影響的同志，不知是出於何種考慮？總之是幾乎不談任何自己的意見或看法，或者只是輕描淡寫地談一些問題，甘願做好好先生。

現在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社會輿論環境越來越寬鬆，言論越來越自由，各種批評的意見越來越多，要求公開、透明的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卻是在各級政府機構、各個部門、各個單位內部，一言堂的情況越來越嚴重，不同意見的聲音越來越少，監督的力量越來越弱，決策越來越缺乏透明度。對於這種現象我始終無法理解，無論是黨的領導人一貫提倡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還是黨章中規定的“堅持民主集中制”，“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原則，或是現實生活中有更多途徑表達的群眾意見、群眾呼聲，都好像在權力面前基本失效，對這種奇怪的現象毫無觸動。

任何領導人，任何決策都可能會有失誤或不足之處，意見不見得都是正確的，但只有充分發表意見，才能集思廣益，有效地避免決策失誤。能夠從各種意見中總結提煉出值得採納、參考、借鑑的內容，從而形成更加完善的決策，更能體現出領導人的智慧和把握全局的能力。反之如果領導人所說的每句話、所做的每項決定都受到一致擁護、齊聲稱讚，自己也可能逐漸喪失正常的判斷力，真以為自己一貫正確、英明，實際上對領導者本人也不是什麼好事。就像有的領導人有點業餘愛好，例如寫寫字、吟吟詩什麼的，水平很有限，本來自我欣賞一下也未嘗不可，但周圍抬轎子的人多了，必然會一致稱好、哄然叫妙。時間久了，領導們自己也難免糊塗起來，以為自己真是什麼大詩人、大書法家了，拿出去廣泛示人，不免貽笑大方。如果一些有明顯錯誤和弊端的重大決策也是這樣在一片叫好聲中出台的話，那可就貽害不小、後患無窮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凡是黨內能夠充分發表不同意見，暢所欲言的時候，往往意味着形勢的好轉、歷史的轉折。遵義會議上，正是毛澤東等同志對當時中央負責人的激烈批評，才挽狂瀾於既倒，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與會的各級幹部用毛澤東的話講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所謂“出氣”就是對各級領導提意見、發泄不滿。正是在這種能夠比較充分表達意見的氛圍下，經濟困難的形勢較快地得到緩解；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正是陳雲等一批老同志直面一系列歷史問題的發言，才開始了糾正長期以來的極左錯誤，撥亂反正。即使是歷史上一些比較開明的君王，有時候也是能夠虛心“納諫”的，能出現這樣的局面，一般也是君臣比較和諧、社會比較安定的時期。

在當前的社會背景和管理體制下，我們不能強求每個人都要敢講話、敢發表批評意見。但首先應該讓那些在其位、謀其政，有機會、有條件講話、發表意見的同志先講起話來，要本着對國家、社會、所在單位負責任的態度，明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這樣做甚至都不需要多大勇氣，更不必“五不怕”，僅僅只是正常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而已。但現實中許多同志卻是連這一點都很難做到。對於那些不在其位的同志，也不要認為自己講了都沒有用，“說了也白說，白說也要說”，說話的人多了，自然就會形成一種力量，可能會對某些不良現象多少產生一些制約作用。就是那些利益受到損害而仍然不敢講話的同志，往往越是不敢提意見、越是不敢表達不滿，也就越容易被輕視，自身利益越得不到保障。

我想如果在我們學校能有更多的人開始講話，對學校和各單位的事務踴躍發表看法和意見，學校及各單位也廣開言路，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建議，使全校的氣氛逐步活躍起來，形成一種敢於表達意見的良好氛圍。也許互相之間的理解和寬容會更多一些，許多事情做起來會更容易一些。

（《北京大學校報》2010年5月15日第四版）

不妨以先易後難的方式推進招生改革

近日，北大11位教授聯名致信周其鳳校長，對本科招生工作發表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看法、建議。周校長很快做出回應，親自向各位北大同仁、校友致信，就招生制度改革徵求意見。此事已引起校內外和新聞界的廣泛關注，或可引起新一輪關於招生改革的熱烈討論。

這11位教授都是各方面著名的專家學者，也都“長期關注並不同程度參與過招生工作”。他們從人才培養，特別是培養各行各業引領性人才的戰略高度出發，對目前“唯高考分數論”招生體制的種種弊端進行了深入剖析，並提出北大應加大招生改革力度，嘗試採用“高考成績與本校專家面試相結合”的招生選拔方式。正如周校長致信中所言，來信“對現行招生方式進行了客觀評價，對改革的意義、必要性和可行性都做了很好的闡述。”但同時周校長又指出：“招生改革事關重大，牽一髮而動全身，生怕考慮不周。”周校長的顧慮正體現出招生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複雜性，可能很多人都會同意來信中的分析和看法，但同時又會對任何一項針對招生制度的改革舉措顧慮重重。

人們對高考招生制度應該已經形成了一種共識：在當今社會權力和關係無孔不入，許多制度都形同虛設的背景下，儘管這項制度弊病很多、缺陷很大，但它仍然是目前最為公開透明，最為公平公正，最少產生尋租空間，更是最為公眾認可的一項制度。套用丘吉爾先生關於民主制度有很多不好，但是還沒有發現比它更好的制度，所以我們不得不用它的言論，對於高考招生制度目前也只能得出類似的結論。

來信列舉了招生中出現的許多怪現象，例如招生工作已演變為一場各高校之間拉高分考生和搶“狀元”的混戰，某些學生和家長憑藉高分待價而沽等等。應該看到這類現象有“唯高考分數論”的作用，但並不完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高考只是對考生學習能力的一種考察方式，高考分數並不能體現出考生的全面能力，對“狀元”和高分考生的過度追逐恐怕更多是相關大學為了自己“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需要主動選擇的結果。即便是在目前十分嚴謹的高考制度下，大範圍舞弊的現象仍屢見不鮮；為了克服高考招生單一分數論的弊端，多年來陸續出台了保送生、特長生、自主招生等措施，也出台了許多其他加分政策，不能說都沒有起到積極的作用，但確實也出現了不少漏洞，為各種權力、關係的尋租增加了機會。出現這些現象更說明對目前的招生制度不能輕易言變，對任何有關招生制度的改革都要慎之又慎。我願意相信北大出台的招生改革措施都會是非常合理的，也相信我們可以制定出非常嚴格的相關制度，但我仍不敢相信我們能完全抵禦住各種權力、利益、關係的影響、滲透，保證招生改革不受到各種干擾。

按照來信中高考成績加面試的建議，如何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也將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比如面試成績將占多少比重？讓多少位考生來面試？需要多少名教師、用什麼標準進行面試？對於邊遠地區、困難家庭考生怎麼解決他們的面試成本問題？怎麼保證面試成績的公平、公正？這些都需要精心設計、嚴密論證。目前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說是採取了舉國體制，即使只有北大率先實行大規模的面試，所動用的人力物力都恐怕不是我們一校之力能夠單獨承受的，其困難和受干擾程度可能將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筆者既非專家學者又非實際從事招生工作，況又才疏學淺，但既然周校長親自致信廣泛徵求意見，也就不揣冒昧地談一點極不成熟的想法，以供識者一哂。來信認為高考成績達到一定分數段之後，高考分數在進一步的人才篩選和區分方面幾乎沒有實質性意義。而根據2009年中國校友會網發布的《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通過對1977年至2008年我國各地區高考“狀元”的調查，顯示“狀元”們畢業後職業發展較少“出類拔萃”，職業成就遠低於“社會預期”。我的大學同學中就有好幾位“狀元”，但從來沒有感覺到他們認為自己有什麼特殊之處，也沒有誰主動說起過自己是“狀元”。由於各地區文化教育水平的差異，某省排名在後幾十位的考生其高考成績可能還會高於另一個省份的“狀元”，“狀元”們的平均成績未必會高於不少其他不是“狀元”的高分考生。

如果按照來信中對高考成績分數段的看法，我們就可以完全不必介意每年招收“狀元”的人數，甚至退出對“狀元”的爭奪戰。我們可否以校方、新聞發言人、招生辦公室等名義並通過各種方式對外宣布：北大歡迎更多的“狀元”及高分考生報考，但北大學生的整體素質不會由於招收“狀元”的數量和錄取分數線的細微浮動而受到任何影響。如果今年北大招收的“狀元”多了幾個，錄取分數線高了幾分，並不意味着今年北大學生的層次就提高了；如果明年北大招收的“狀元”少了一些，錄取分數線低了幾分，也絕不意味着北大學生的素質就下降了。北大不介意招收的“狀元”比別的大學少，也不介意錄取分數線比別的大學低一點。對於那些憑藉擁有高分考生待價而沽的中學、考生本人和其家長，我們大可以聽任他們另選買家，北大不需要為錢而來的學生，可以把相關資金用於那些更需要幫助的學生身上。“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如果別的大學還想繼續爭，那就讓他們爭去好了，反正我們不再玩這種低層次的遊戲。筆者絕不相信我們做了這樣的表態，高分考生就都不報北大了，反而可能會更吸引那些一心追求理想和學問的考生報考，也不相信其他大學還會好意思繼續這種無謂的競爭。

同出台需要進行實際操作、面臨重重困難的新的招生舉措相比，我們只需要改變一些觀念，宣布某些主張，不必對現有招生制度做任何改變，憑藉北大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就足以對全國的教育界和廣大考生產生轟動性效應。我們不馬上採取實際行動並不是不贊成改革招生制度，而是要在改革的時機、方案上做出更合理、更穩妥的選擇，做到舉重若輕、刪繁就簡、化難為易、以虛促實。不僅對“狀元”問題宣傳我們的態度，也可以對高考的內容、方式以及其他關繫到教育改革、人才培養等一系列的問題上發表我們的主張，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促進國家中長期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待時機成熟後再推出具體可行的招生改革措施，以先虛後實、先易後難，虛實相應、難易結合的步驟和方式推進招生制度的不斷完善。

不知北大的各位同仁、校友以為然否？

（《北京大學校報》2010年12月5日四版）

從領導簽字談起

我在學校機關做職員已有二十多年，工作中沒有任何提的起來的成績，但似乎也沒有出現過大的失誤。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一些領導部門的工作要求越來越規範化起來，例如要上報的各種材料都要求單位領導簽字並蓋章。如果是比較正式的文件、報告，這樣的要求當然非常必要，但往往是一些非常簡單的內容，例如填報幾個數據，核對幾個電話號碼，也要求單位領導審核簽字。儘管通常也就是走一個形式，但類似的要求一多，我忽然開始對自己的能力懷疑起來，難道經過我認真核對的幾個簡單數據，幾個電話號碼，都可能是不準確的嗎？也許是我多心了，但一種不被信任的感覺卻不知不覺地產生了。同時又難免會想，既然什麼事都要由領導最後審核、把關，我也就不用那麼認真了，反正出了問題是由領導負責的。

我以為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想法，但有時候接觸到一些擔任一定職務的幹部，談到有些處理起來牽涉面稍多一點，稍微敏感一點的事情時，往往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這事得由領導拍板。我不禁有些困惑了，領導們又不是全知全能，就算他們的水平都很高，但管的事情也多，對許多具體工作不見得都很清楚，為什麼要把自己可以做主的事情都推給領導呢？我雖然一天的領導也沒有當過，但上上下下的領導們也見過不少，記得北大一位老同志曾說過：解放初期黨的幹部威信很高，我們以為領導的職務越高，道德品行就越好，水平就越高，後來發現不是那麼回事。現在人們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領導多了，恐怕更難得出領導職務越高，水平就越高，處事就越公正的結論。

許多本可以由普通幹部做的事情得由小領導把關，可以由小領導做的事情又需要大領導拍板，誰都不願意承擔責任，往往是小事情拖成大事情，小問題拖成大問題。有些領導一方面對什麼事情都親力親為，不願意放手，唯恐下屬越權；另一方面遇到關繫到國計民生、改革發展的重大問題，卻反而沒有了擔當的勇氣和把握的能力。甚至要發表一些重要的講話，要對本地區、本部門的工作進行安排部署，講話稿往往只是由身邊的秘書起草的；要到下面去考察指導，參加各類公務活動，也需要從全局高度發表一些針對性的意見，但往往也是由下屬部門起草好講話稿，領導們只是照本宣科念一下。

有些官員遇事的出發點不是實事求是，解決問題，而只是想方設法讓上級領導滿意，自己又不用承擔責任，其根本原因都是由於對上負責的領導體制。前蘇聯電影《莫斯科保衛戰》中的一個片段曾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當朱可夫質問西方面軍司令巴甫洛夫大將為什麼在戰爭爆發之際不採取任何措施，還在一味等待上級命令時。巴甫洛夫的回答是：我們是這樣被教育出來的，這樣保險。巴甫洛夫“保險”的結果是他指揮的蘇軍遭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他本人也很快被處決。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平時不一定會面臨這麼嚴峻的環境，所負的責任也有大有小，不見得都會造成災難性後果。但如果都從個人的“保險”出發，沒有一點承擔責任的勇氣，問題就會越積累越多，越積累嚴重，直到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面。

對於一位真正想要有所作為的領導幹部來說，即使是在當前的領導體制下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也未必會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產生多少不利影響。縣委書記在中國算不上多大的領導，但最近幾年卻有兩位縣委書記的作為令人耳目一新：一位是陝西神木縣的縣委書記郭寶成，由他主導的神木縣全民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的改革造成了重大影響，此項改革據說由於擔心上級領導不批准，未經請示就開展起來了。郭寶成後來儘管被免去了縣委書記職務，但仍然平級調動到其他領導崗位，而此項使神木群眾深受其惠的改革已很難被叫停；另一位是江蘇睢寧縣的縣委書記王天琦，3年前，睢寧縣各種社會矛盾交織，幹群關係緊張。王天琦書記和睢寧縣委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政改之路，他們通過嚴管幹部，嚴管民風，使縣委權力運行公開透明，支持民眾對政府和權力進行監督。改革使“睢寧縣初顯政通人和，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快車道”（《中國青年報》語）。我沒有看到睢寧的政改是得到了哪一級領導支持的報道，但也還沒有聽到王天琦被免職的消息。全國有2000多個縣，能被人記住名字的縣委書記恐怕沒有幾個，如果不是由於大膽的改革，神木、睢寧這樣不太有名的地方又會有多少人知道。其實現在各級領導人面臨的政治體制改革環境並不比當年搞經濟體制改革時更困難，至少當年還動輒面臨“姓社姓資”的嚴厲拷問，而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不僅政治領導人一貫強調，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幹部和廣大人民群眾更是有着迫切的願望，但就是很少看到各級領導人拿出實際行動來。

什麼事都要經過領導審核簽字的要求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但卻反映出許多領導部門對下屬、對幹部的一種習慣要求。我作為一名老職員事事請示自然不會有任何影響，但如果各級領導都是這樣要求下屬，年青一代的幹部還都是在這種循規蹈矩、亦步亦趨的環境下被教育出來的，也就很難培養出有主見、能擔當、敢做敢為的各級領導幹部。如同當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造就了許多經濟界的風雲人物一樣，在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同樣可能會湧現出許多新的政治明星。面對着日趨複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們的各級領導幹部如果是本着為國家、為社會、為人民群眾負責任的態度，“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敢於負責，銳意進取，中國的事情就會好辦的多；如果北大的各級幹部、師生也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到學校的改革發展建設中，北大的事情也就會好辦的多。

（《北京大學校報》2010年12月25日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