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改革最偉大——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21周年而作

作者：文言 發布時間：2014-12-23

 

原標題：十唱毛澤東之一：毛澤東的改革最偉大——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21周年而作

《現代漢語詞典》對改革這個詞的含義是這樣解釋的：把事物中舊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適應客觀情況的。從詞義來看，這是一個褒義詞，它代表着積極的，健康的，向上的，光明的一面。

歷史猶如一條長河，改革猶如河水，大河的常態是水在不停地流動，歷史的常態是改革在不斷地進行。水在不停地流動中保持活力，不停向前，最終到達浩瀚無際的海洋。歷史在不斷地改革(或者革命)中保持動力，在改革中不斷發展，最終到達無比壯麗輝煌的共產主義社會。

因為改革代表着積極、健康、向上、光明的一面，因而它是溫馨的，是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希望的一個詞彙。因此，它不應該與恐怖和血腥聯繫在一起。

高舉改革大旗，高喊“殺開一條血路”! 與改革的含義，與改革的事業不合拍，不着調，不搭界。我們看電影知道，當我們的部隊陷入敵人重重包圍的時候，為了掩護主力部隊突圍，必須組織一支突擊隊，向着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突擊。這時候，就必須“殺開一條血路”以便主力部隊突圍。這條血路有敵人的血，也會有突擊隊戰士的血，即使突擊隊打光了，所有戰士的血都流盡了也在所不惜。因為不以少數部隊的犧牲，就不能換來主力部隊的生存，這樣的代價是不得不付出的。

現在的改革也要“殺開一條血路”!究竟是誰的血路呢?

工人階級的血路嗎?那不可能。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當然不可能是工人階級的血路!農民階級嗎?也不可能。因為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可靠同盟軍，當然也不可能是農民的血路!知識分子嗎?似乎也不可能。因為按照毛澤東1957年2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的分析，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 “對於我們的國家抱着敵對情緒的知識分子，是極少數。”即使大部分知識分子在世界觀來講，仍然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也不可能對他們“殺開一條血路”!要對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殺開一條血路”嗎?也不可能。因為剛開始改革的時候，走資派並不明顯，而且文革剛剛過去，也不講走資派了。所以，要“殺開一條血路”，似乎沒有對象。若說要對那些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殺開一條血路”，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五類分子帽子才剛剛摘了下來不久，馬上就要對他們“殺開一條血路”，道理上也講不通。

那麼，作為一個集團或者階層來說，要殺他們“一條血路”的應該沒有了，那些散兵游勇，不成集團和階層的少數壞人，對他們就沒有高喊“殺出一條血路”的必要。像前面說的突擊隊，如果前面只有一兩個敵兵，乒乓兩槍就把他撂倒，大部隊就可以突圍了，用不着“衝啊!” “殺啊!”的高聲叫喊。

有人會解釋說，所謂“殺開一條血路”，並不是說要殺掉一批人，而是指衝破某些習慣勢力以及制度藩籬之類，是一種比喻，表明改革的決心大而已。但你考慮過沒有?中國剛經歷文化大革命，那些挨過斗，掛過牌，游過街，甚至挨過打的，被關進過牛棚的人，對一些詞眼是極其敏感的，十分忌諱的。像“打倒某某，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所以他們把文革稱為“浩劫”。雖然批鬥打人只是文革頭兩年的事，後面八年不打人了。為什麼還叫“十年浩劫”呢?因為心有餘悸啊!

我是堅決反對戴高帽，掛牌遊街，甚至打人的非法行為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也明確規定：“要文斗，不要武鬥”。你搞武鬥或者變相武鬥，有損人的尊嚴，又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更違反文革的規定和精神。

因此，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你就殺氣騰騰地高喊要“殺開一條血路”!比起文革“戴高帽遊街示眾”，“再踏上一隻腳”來，似乎還更顯得恐怖，更顯得血腥，那些在文革中受過傷害的人，一聽心裡就會發抖!

你要表示自己的決心很大，也不必非用“殺開一條血路”這樣的詞眼，很多詞都可以用的。毛澤東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就很能表明決心大，又沒有血腥味，還能表現出一種英雄的氣概來。用“堅定不移”這個詞也可以，也能夠表達決心非常大。何必非用“殺開一條血路” “不改革就死路一條”這樣的讓人一聽就感到不寒而慄的詞彙呢?

“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這樣的說法就很好，聽起來使人感到舒服，感到溫馨，能讓你自覺地參與到改革的潮流中去。

前面已經說了，改革，很正常、很普遍、人類天天都在做的事情。當然，改革有大的改革，有小的改革，有整體的改革，也有局部的改革，世界各國都在做。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拉美各國都在搞經濟改革，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國家都在搞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英國也搞醫療改革，美國200年資本主義也在不間斷的進行改革，現在的醫療改革仍在進行中，日本內閣還專門設置了“行政改革擔當大臣”這樣一個部長級的高級職位。所以，改革本身沒有什麼神聖可言，它太普遍了。

在我們國內，有些人把改革拔高到無與倫比的高度，甚至將改革神聖化，誰也不能對“改革”這兩個字說三道四，誰觸動了“改革”，誰就等於觸動了“聖教”，等於犯下了彌天大罪一樣，就會受到主流媒體的一致聲討、打壓、圍剿、謾罵，甚至發出“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這樣的威脅的恐怖咒語來。

改革，這個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當今世界各國都在做的東西，不是我們在哪一年的突然發現和發明，不是我們的專利品，它沒有什麼神聖的地方，值得我們像維護聖教一樣的去維護。更何況，改革雖然是褒義詞，但在各種改革中，有很多是成功的，也有不少是失敗的。就是某種成功的改革，在它的過程中，也會有走彎路的時候，也會有失誤，需要在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最後成功地完成改革。

失敗了的那些改革，往往是改革者在走了彎路，在碰到牆壁的時候，都不知道回頭，都不知道調整一下方向，改變一下策略，還是硬着頭皮去撞，死抱着“開弓沒有回頭箭”的信條。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和當今世界上並不少見。

就說拉美的經濟改革，後來叫“拉美化陷阱”!前些年，關於我國的改革會不會陷入拉美化陷阱的問題，不是很熱鬧地討論過一回嗎?

所謂拉美化陷阱，是在各國討論和評價上個世紀80和90年代拉美地區國家經濟改革的成效時提出來的。它主要是指這些國家進行經濟改革以確保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形勢不斷惡化，最終改革結果與預期相去甚遠的矛盾現象。由於這些改革主要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所以有人認為拉美化陷阱一定程度上也暗指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國家實踐的失敗。(上述解釋見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陳江生、郭四軍“拉美化陷阱：巴西的經濟改革及其啟示”一文的注釋)

拉美化陷阱是拉美國家改革中產生的。拉美國家的問題在我們的改革中有沒有呢?要不要總結一下呢?如果有的話，要不要調整一下方向或者策略呢?沒有!半點反思的姿態都沒有，對批評意見半句都聽不進去，硬邦邦的回應一句“開弓沒有回頭箭”就作數。更有甚者，竟然對批評者高喝：“不改革，就死路一條!”

前面說了，人類歷史上和當今世界各國，各種各樣的改革從來沒有停止過。有大的改革，也有小的改革，有全面的改革，也有局部的改革，有成功的改革，也有失敗的改革。縱觀古往今來各類大大小小的改革，都不如毛澤東領導下的改革來得偉大。

毛澤東領導的偉大的改革都有哪些呢?

第一、 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民主改革運動，首先進行了土地改革，通過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後按人口平均分給全體農民，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現了先哲們“耕者有其田”的偉大理想，農民歷史上第一次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在工礦交通企業的民主改革中，通過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實現企業管理的民主化，使工人真正成為企業名副其實的主人;

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利的婚姻制度;

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賣淫嫖娼、販毒吸毒、聚眾賭博等醜惡現象，在不長的時間內，這些在舊中國屢禁不絕、在西方社會也被視為不治之症的社會病毒，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基本被禁絕，引起了全世界的驚奇和讚許。

西藏在民主改革前，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貴族、寺院的上層僧侶等農奴主，占有西藏幾乎全部耕地、牧場和絕大部分牲畜。農奴超過舊西藏人口的90%。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隨意支配，可以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1950年的西藏有100萬人口，其中沒有住房的就達到90萬。農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貸對農奴進行殘酷地剝削，僅當時的西藏地方政府徵收的差稅種類就達200多種。農奴為農奴主支的差，占農奴戶的勞動量的50%以上，高者可達70%到80%。西藏民諺中描寫道：“農奴頭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錢高;農奴面前三條路，逃荒、為奴和乞討”。

他們說：“我們住在地球的最高處，卻生活在世界的最底層!”

舊西藏地方政府有法律、法庭和監獄，領主在自己的莊園內也可以私設監獄。刑罰極其野蠻殘酷，有腕目、割耳、斷手、剁腳、抽筋、投水等。

1959年平定西藏叛亂後，成立了西藏地方自治政府，實施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和土地所有制，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了人身自由，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沒收的農奴主的財產，並享有法律規定的各種政治權利。

當時的人們，不管男女老少，都從家裡出來，圍着火堆跳鍋莊舞，徹夜狂歡，他們歡呼：“達賴的太陽照在貴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陽照在我們窮人身上。現在達賴的太陽已經下山了，我們的太陽升起來了。”

請問：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這樣的改革麼?沒有!有過這麼多窮人熱烈擁護的改革麼?沒有!這是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呢?是的!你還能找得到比中國的民主改革更偉大的改革嗎?找不到的!

第二、 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

私有制是萬惡之源。首先發現並提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的人，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英國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托馬斯~莫爾，他在《烏托邦》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私有制是一切社會禍害的總根源”，“必須消滅它”的思想。

意大利的康柏內拉在17世紀初也認為“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18世紀的德國人馬布利也認為“私有制是一切社會罪惡、暴政和奴役”的根源。

法國著名啟蒙思想家盧梭認為“私有制產生貧富對立，是社會不平等和一切罪惡的、禍害的根源”。

私有制最核心、最本質的東西就是一個字：錢!

我們看看英國的戲劇大師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這個劇中借劇中人泰門之口是怎樣詛咒代表私有制本質的這個“錢”的吧：

“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丑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它可以使異教聯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詛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癩病的人為眾人所敬愛;它可以使竊賊得到高尚爵位，和元老們分庭抗禮;它可以使雞皮黃臉的寡婦重作新娘，即使她的尊容會使身染惡瘡的人見了嘔吐，有了這東西也會恢復三春的嬌艷。來，你這人盡可夫的娼婦，你慣會在亂七八糟的列國之間挑起紛爭，我倒要讓你去施展一下你的神通。……(手捧金子眼睛緊盯着)啊，你可愛的兇手，帝王逃不過你的掌握，親生父子會被你離間!你燦爛的姦夫，淫污了純潔的婚床!你勇敢的戰神!你永遠年輕韶秀、永遠被人戀愛的嬌美情郎，你的羞顏可以融化了狄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你有形的神明，你會使冰炭化為膠漆，仇敵互相親吻!你會說任何的方言，使每個人唯命是從!你動人心坎的寶物啊!你的奴隸，那些人類，要造反了，快快運用你的法力，讓他們互相砍殺，留下這個世界來給野獸統治吧。” (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亞全集》第八集第176頁，第187—188頁)

莎士比亞對金錢，對私有制的罪惡作了淋漓盡致的揭露和聲討，讓我們更加感性的認識私有制的罪惡。

私有制既然有這麼多的弊病，有這麼多的罪惡，那麼，它還有繼續存在下去的必要嗎?沒有了!私有制已經成了人類社會的公敵，它已經到了壽終正寢的時候了!應該到了被消滅的時候了!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旗幟鮮明的向全世界宣告：

“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私有制已經腐朽了，已經到了消亡的時候了，那用什麼來代替私有制呢?當然是公有制。列寧曾經領導蘇聯進行了私有制變為公有制的改革，列寧的改革是偉大的改革。毛澤東領導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把私有制改革成公有制，這樣的有利於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改革，也同樣是人類歷史上極其偉大的改革!

在公有制條件下，所有的勞動成果都是所有人的共同財富，然後各人再從中拿回自己應得的那一份。勞動逐步地變得不需要強迫，而成為一種自覺的行為，變成一種樂趣，像廣場老大媽跳舞一樣。

除了資產階級，或者很想成為資產階級的人以外，大多數的人，都是喜歡公有制、熱愛公有制的，都會認為毛澤東領導的把私有制變成公有制的改革，是中國歷史上與日月同輝的一項偉大的改革。

第三、分配製度改革

在消滅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的剝削制度的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製度，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人民政府實行的又一項偉大改革，幾千年來階級社會中始終存在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合理現象破天荒地被消除了。

人人都參加勞動，人人都有飯吃，包括原來的剝削階級分子都一視同仁，同等對待，大家同工同酬，按勞分配，貧富差別不大。對這樣的改革，對這樣的分配製度持不滿意態度的，認為還是幾千年來的剝削制度更好一點，認為毛澤東領導的分配製度改革一點也不偉大的，只能是剝削階級以及夢想成為剝削階級一員的為數不多的人。

第四、醫療衛生制度改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領導了全世界有史以來，人類最偉大的中國醫療衛生制度改革。源起是這樣的：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聽取衛生部長錢信忠匯報，當錢信忠匯報時說，全國現有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城市則占去了75%。

毛主席聽了這些數字後發怒了，站起來嚴厲地說：

“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者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應該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1968年，毛澤東又批示推廣了湖北樂園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逐步形成了集預防、醫療、保健功能於一身的三級(縣、公社、村)衛生服務網絡。有數字統計，這個衛生服務網絡，有51萬正規醫生，146萬不脫產的大隊“赤腳醫生”，236萬生產隊衛生員，63萬多生產隊接生員，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公社”的目標。

中國以在落後的廣大農村建立合作醫療制度為主的醫療衛生制度改革，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讚譽為 “以最少投入獲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國模式”，並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推廣。

世界衛生組織稱讚中國只用了世界1%的衛生資源，解決了22%人口的衛生保健問題。這樣的改革，毫無疑問的，是世界醫療衛生史上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改革，是彪炳世界歷史的偉大奇蹟!

第五、教育改革也是很偉大的改革。

舊社會留給毛澤東80%的文盲人口。列寧說：“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毛澤東用識字班、掃盲班的辦法，在五十年代就掃除了一半多的文盲，到毛澤東去世的時候，全國只剩下一部分年老的文盲了，小學五年教育得到了普及，新的文盲不再產生。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學制的改革，教育方針和教學方法的改革，以及教材的改革等，為如何培養社會主義的新型勞動者和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經驗。

第六、幹部制度改革，同樣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毛主席說：“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繫群眾。”(轉摘自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報》)

“必須堅持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我們黨和國家的幹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幹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繫。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於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轉摘自《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當時實行了直接從工人、農民中選拔直至副總理的各級領導幹部;各級幹部必須參加集體生產勞動，規定每年大隊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少於300天，公社幹部不少於200天，縣級幹部不少於100天;推廣“鞍鋼憲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等。這些制度的實行，使幹部隊伍永遠保持革命的本色，各級幹部永遠保持革命的熱情，永遠保持和人民群眾親密聯繫的作風，這對於克服官僚主義，剷除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產生的土壤及條件，使共產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證作用。

第七、司法改革把法院改成了真正屬於人民的法院。老百姓去法院告狀、打官司不收錢。

這樣的司法改革是不是也很偉大呢?一般的老百姓，特別是現在打過官司的，或者想打官司又不敢去打的那些普通百姓一定是這樣認為的!

在毛澤東時代，稱得上是偉大改革的，還有很多，比如前面提到過的，已經包含在民主改革這個總題目裡面的土地改革、婚姻改革等等，這些改革也都是很偉大的改革，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

毛澤東接手的中國社會，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身體羸弱、頭戴“東亞病夫”帽子的5億人群及其中的4億文盲大軍;是無水又無肥，只能望天討糧的貧瘠而又乾旱的土地;是連肥皂、火柴、鐵釘都要靠進口，連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會造的零工業基礎;是50年代美國在朝鮮打，60年代又在越南打，蘇修在東北邊境打，印度在西藏邊境打，蔣介石一直在東南沿海朝大陸騷擾這樣一種戰爭的年代;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圍追堵截的環境下進行建設和改革的。

而1978年開始的改革呢?是在土地肥沃、旱澇保收的農業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全體中國人民都能吃飽飯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國內已經建立起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已經成為世界六大工業國之一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我們已經能夠製造噴氣式飛機、原子彈、氫彈、核潛艇、萬噸遠洋輪、發射人造衛星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我們已經擁有了像雜交水稻、牛胰島素等一大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全國已經普及小學教育，青壯年中的文盲已經掃除，中等、高等教育取得很大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已經有100多個國家與我國建交，恢復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基礎上進行的;是在美國總統尼克松親自跑到到北京來謀求和解，並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以後，幾乎西方所有國家的首腦都爭先恐後地跑來北京，表示與中國友好的國際環境下進行的;是在一分錢內債和一分錢外債都沒有的財政基礎上進行的。

現在我們的確是吃的好了，穿的好了，住的好了，用的也好了，但這些的好，這些經濟方面的成果，帶來的負面效應太多，付的學費太貴，代價太高，發展又不可持續。這些成績如果當作在水瓢底掛數，等於沒有，這樣可能有失公允。但要跟“偉大”這兩個字聯繫在一起，恐怕要掂量一下。

在政治層面上，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改革，除此以外，還有那些改革是成功的呢?

教育改革是失敗的;

醫療改革也是失敗的;

國有企業的改革，造成了那麼多的失業(下崗)工人，造成了那麼多的國家財產的流失，那不是失敗，而是犯罪!

還有住房制度改革，就憑漲到天價這麼一條，且人均收入又如此之低，眾多百姓只能望房興嘆，居者難有其屋，而那些權貴者和暴富者，則幾十套幾百套地刮入囊中，直攪得民聲鼎沸，怨聲載道!這裡面哪有一點點成功的影子?

再有分配製度改革。那些私人老闆一年撈了多少座金山銀山，各級官員利用職權讓親屬經商發了多少大財，貪官污吏貪污受賄多少個億，這些都先放下不管，單拿固定的、公開的薪資這一條來說，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同行業不同單位之間、同一個單位不同崗位之間，薪酬差別之大，簡直匪夷所思。這樣的分配製度改革，失敗這兩個字，已經無法概括它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危害程度了;

再按照鄧小平的標準，“兩極分化”一條，我們該怎樣評價30年來的改革呢?

對比起來，我們發現，毛澤東領導的那些改革，許多都具有破天荒的性質，劃時代的意義，翻天覆地的恢宏氣勢。因此我們不能不得出如下的結論：

毛澤東的改革最偉大!

2014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