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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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紅彥（1909年9月13日－1967年1月8日），生於中國陝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

生平[編輯]

1924年入陝北軍閥井岳秀部當兵。先當號兵，後當李象九的勤務兵。連長李象九不久入團入黨，謝子長也在李象九連，閻紅彥受連隊革命氣氛的薰陶，1925年4月，經李象九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與吳岱峰、拓可寬、楊重遠等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1932年1月省委將部隊編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2月12日，在甘肅正寧縣三甲原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指揮，李傑夫任政委，閻紅彥任第一支隊支隊長；1933年到上海中央局學習。1934年被選派為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到蘇聯莫斯科，入國際馬列學院、蘇聯紅軍陸軍大學學習。後因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失去電訊聯繫，於1935年4月受命送密電碼回國，同年底到達陝北。1936年初任中國工農紅軍沿河游擊司令，擔負保障紅一方面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的任務。 後任紅三十軍軍長，率部參加東征戰役。

抗戰爆發後後任八路軍129師後方留守處主任、警備第三團團長、警備第一旅兼關中軍分區政委，戰後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第三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參加鄭州戰役、淮海戰役等戰鬥，全殲國軍黃維兵團。1949年4月參加渡江戰役，進駐蕪湖地區；10月中旬到湖南常德集結；11月第三兵團進軍川黔，月底解放重慶，閻紅彥任重慶軍管會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四川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55年被授銜上將，1959年8月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1963年12月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雲南省委員會主席，並獲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文化大革命”時受到四人幫迫害，1967年1月8日在雲南服安眠藥自殺。留有“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字條。1978年1月，中共中央對其冤案予以平反，並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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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
 
文· 王樹恩
2012年11月23日08:3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黨史頻道

《世紀風采》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在57位開國上將中，閻紅彥在軍隊中的職務並不是很高，而且授銜時他已在地方工作，按照中央的規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銜，如鄧小平、譚震林等許多同志。但是閻紅彥作為陝北紅軍的傑出代表，還是被授予上將軍銜。就是這樣一位曾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赫赫戰功的開國上將，沒有在槍林彈雨中被敵人擊倒，卻死於“文化大革命”初期。

赴莫斯科學習軍事，將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進行電訊聯繫的密碼安全送達陝北；東渡黃河，閻紅彥將渡船問題順利解決，受到毛澤東盛讚

閻紅彥，原名閻候雁，曾用名周濟、陳一川，1909年10月26日生於陝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是西北工農紅軍和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閻紅彥16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大隊長，陝甘游擊隊大隊長、總指揮，紅三十軍軍長，警備第一旅政治委員，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東區黨委副書記、行署主任，川東軍區副政委，四川省委書記，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黨的八屆候補中央委員等職。

1927年10月閻紅彥參加清澗暴動，失敗後在陝北、晉西一帶進行兵運工作，1930年後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領一部分武裝在汾陽、孝義、中陽地區開展革命鬥爭。1931年春閻紅彥與吳岱峰等人創建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任副大隊長，與吳岱峰率部西渡黃河來到陝甘後，擔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副總指揮。閻紅彥是陝甘晉紅軍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是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之一。1932年底受“左”傾路線排擠離開游擊隊赴上海學習。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閻紅彥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共產國際匯報華北和西北的情況。接到命令後，閻紅彥從上海出發，闖過幾十道封鎖線，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10月份到達了蘇聯莫斯科。在蘇聯，閻紅彥先後進入莫斯科國際列寧學院和蘇聯紅軍陸軍大學附設的共產國際軍事研究班學習馬列主義和軍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由於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壞，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失去了無線電通訊聯繫。1935年4月，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了儘快恢復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以便及時地了解和指導中國革命，特派閻紅彥帶着密電碼回國。密電碼由英文字母編排，閻紅彥不懂英語。為了工作的需要，他廢寢忘食，用極大的力氣，背熟組編的電碼。由於提前回國，閻紅彥未能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4月下旬，閻紅彥從蘇聯起程，進入我國新疆後，又喬裝打扮成富商，騎着駱駝，載運着毛毯和燈心絨，經伊犁、迪化（烏魯木齊）輾轉來到蘭州、寧夏、綏遠。但因國民黨封鎖嚴密，閻紅彥不知道中央紅軍的確切地點，不得不到北平打探消息，後又到洛陽、西安。最後他終於在西安聽到一些陝北紅軍的消息，於是想方設法來到陝北根據地。這時，中央紅軍已經長徵到達陝北。閻紅彥聽到這一消息後非常高興，立即去找黨中央。1935年12月25日，閻紅彥在瓦窯堡見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了帶回來的密電碼。

1936年2月，黨中央決定組織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挺進抗日前線。渡河以前，黨中央派閻紅彥組建黃河游擊師，並任司令。黃河游擊師任務艱巨，擔負着警戒黃河沿岸清澗、延川、延長一線，保衛駐在瓦窯堡的黨中央和陝北省委的任務。黨中央還命令閻紅彥協助周恩來為紅軍東征抗日準備渡河船隻。由於地方軍閥長期搜刮掠奪，陝北百姓非常窮苦，後勤準備工作的難度很大。尤其是閻錫山害怕紅軍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盤，把全部船隻拖到了黃河以東，因此，解決渡船成了頭號難題。閻紅彥與清澗等地方黨的負責同志組織和動員群眾日夜造船。同時，閻紅彥還領導遊擊師協助地方籌糧、籌款，發動群眾做軍鞋等。經過閻紅彥等人的努力，渡船問題順利解決。

毛澤東後來曾談道：“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東渡黃河的時候，渡船的解決，主要是靠他。閻紅彥同志主動承擔這個任務，他解決得很好，解決得很快，因此，紅軍能夠順利地完成東征抗日的任務。”

1936年2月21日，閻紅彥奉命率黃河游擊師從河口東渡，先後占領了義牒鎮和隰縣的午城，拆毀了沿河敵修築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隊攻占了大寧縣城，並在石樓、永和、大寧、蒲縣、隰縣、中陽一帶圍殲敵人，有力地保障了東征紅軍與陝北蘇區後方的通道。不久，黃河游擊師奉命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閻紅彥任軍長，蔡樹藩任政委。紅軍東征取得節節勝利，為避免大規模內戰，保存實力，1936年5月5日，紅軍回師陝北。“西安事變”後，黨派閻紅彥到西安楊虎城的部隊從事統戰工作。1937年2月，閻紅彥奉調返回部隊，仍任三十軍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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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2】
 
文· 王樹恩
2012年11月23日08:3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2】--黨史頻道

整風運動中，同高崗展開鬥爭，高崗懷恨在心；高崗反黨陰謀敗露後，毛澤東說：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當時只怪我看錯了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紅三十軍改編為警備三團，閻紅彥擔任團長，杜平任政委。後來，警三團、四團、炮兵團合編為留守兵團警備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長，閻紅彥任政委。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開始，閻紅彥帶職到中央黨校學習。閻紅彥光明磊落、耿直剛強的性格，在與高崗的鬥爭中表現得非常鮮明。1942年9月，中央決定同年10月召開陝甘寧邊區高幹會議，以總結邊區黨的歷史經驗，確定今後的基本任務。一天晚上，擔任西北局書記的高崗找到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閻紅彥。高崗先是封官許願：“前幾年陝北幹部議論過成立陝北師的事，現在還是應該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陝北師，由你作師長，我作政委。”閻紅彥義正詞嚴地說：“成立陝北師的意見，不是向中央反映過了嗎。中央決定不成立，大家都沒有意見，現在你又要成立陝北師，是要弄個一一五師、一二O師、一二九師那樣的地位嗎？”高崗慌忙換了話題，接着說道：“西北紅軍和陝甘根據地，不就是子長、志丹、你和我創建的嘛！”

原來高崗是要求閻紅彥作偽證，證明他是紅軍陝甘游擊隊的隊委。閻紅彥聽後，馬上嚴正地指出：“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陝甘游擊隊的領袖。你的歷史我知道。組織晉西遊擊隊時沒有你，成立反帝同盟軍時沒有你，陝甘游擊隊成立後，你只是三支隊二大隊的政委，不是陝甘游擊隊的隊委，那時候你沒有負責任。在臨鎮戰鬥中，你火線上當了逃兵，大家都很氣憤。隊委會決定開除你的黨籍，並下令通緝。按當時游擊隊的紀律，叛逃者抓回來是要槍斃的。後來你回來了，編造了一套謊言。當時，我任游擊隊總指揮，考慮到你是自己回來的，給你留黨察看的處分。劉志丹要你立功贖罪，隊委會決定讓你到一個游擊小組去當戰士。”高崗見閻紅彥不給他作偽證，惱羞成怒，倒打一耙，利用自己中共西北局書記的職權，在西北高幹會議上誣陷閻紅彥“對他造謠、陷害”，並且無中生有地反誣閻紅彥有野心，說閻“企圖組織陝北師，向中央奪權”。

1945年，閻紅彥被選為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的七大。當高崗在會上被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時，閻紅彥根據對高崗多年的了解觀察，認為不妥，直接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但受到了誤解和批評。高崗在七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閻紅彥再次以對黨高度負責的精神和敢于堅持實事求是的勇氣，向劉少奇、任弼時反映了“幾條意見”，指出高崗偽造歷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希望黨中央注意，並要求中央記錄存檔。事後，閻紅彥主動向高崗本人說明此事，希望他改正。高崗卻對他更加懷恨在心，和康生勾結起來，在1945年7月第二次西北歷史問題座談會上整閻紅彥，閻紅彥始終沒有屈服。高崗指定人揭發閻紅彥，結果碰了一鼻子灰，於是康生在會上宣布：“高崗是西北的革命領袖，今後不准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高崗還對人說：“我原來要閻紅彥當邊區保安司令，因為他和我鬧彆扭，沒讓他當。”

1954年，高崗反黨陰謀被揭穿，黨中央查閱了當年閻紅彥要求記錄存檔的原始檔案。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充分肯定了閻紅彥同高崗進行的鬥爭。周恩來說：“歷史證明閻紅彥對高崗的看法是正確的。”

1958年3月，黨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時，毛澤東還專門把閻紅彥叫到身邊，向他公開道歉，說道：“閻紅彥同志，很對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當時只怪我看錯了人。”毛澤東說：“閻紅彥是一位好同志。在陝北蘇區、陝北紅軍、陝北黨的建立過程中，除了劉志丹、謝子長，數閻紅彥的貢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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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3】
 
文· 王樹恩
2012年11月23日08:3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3】--黨史頻道

解放戰爭中率晉冀魯豫三縱屢立戰功；閻紅彥由於勞累過度，突然白了一塊頭髮。鄧小平開玩笑說：“老閻像伍子胥一樣啦！沒關係，以後還會變黑的”

黨的“七大”結束後不久，閻紅彥奉命調晉冀魯豫野戰軍工作。1945年9月，閻紅彥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任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副司令員，率部參加了邯鄲戰役。不久，閻紅彥被任命為第三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閻紅彥作為三縱首長之一，與司令員陳錫聯、副司令員曾紹山三人共同指揮了這支部隊。陳錫聯後來回憶說：“紅彥同志是從戰爭中打出來的幹部，有指揮大部隊作戰的經驗。自衛反擊戰開始，我在生病，坐着擔架指揮，紅彥同志不讓我到前面去。以後，我住院，動手術，三縱部隊就由他和曾紹山同志指揮。閻紅彥和趙蘭田同志帶領部隊插到敵人後面，活捉了敵師長趙錫田，對全殲國民黨整三師起了重要作用。打湯陰、打快速縱隊、打龍風戰役，他都和曾紹山合作得很好。我回部隊後，指揮縱隊作戰，主要是我們3個人。”

當全面內戰爆發以後，作為主力的三縱隊比起其他兄弟縱隊來，仗打得不算理想。閻紅彥經過調查研究，向縱隊黨委提出，在部隊開展反對“和平思想”的教育工作。縱隊黨委同意了這個意見。“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老婆、孩子、熱炕頭”等舊思想受到了批判，老大、疲塌、鬆懈、渙散的作風受到了抵制，集中優勢兵力、火力打殲滅戰的戰略戰術思想得到了貫徹。以後三縱打的仗，一個比一個打得漂亮。三縱的這個經驗，立即受到劉伯承、鄧小平首長的表揚。

1947年7月魯西南戰役結束後，劉、鄧大軍向大別山挺進。8月下旬，越過淮河後，陳錫聯、閻紅彥奉命率三縱隊開赴皖西，掃除地方保安團隊，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10月下旬，大別山進入深秋，寒氣襲人，晉冀魯豫野戰軍十幾萬大軍此時仍然穿着單薄的衣裳。黨中央原打算從晉冀魯豫根據地送棉衣或送銀元來就地採購，但是，千里迢迢，封鎖重重，這些計劃無法落實。劉、鄧報請中央，決心自己設法克服困難。三縱隊領導會議上，陳錫聯問閻紅彥：“你能不能和資本家打個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個袷衣也好。”會後，閻紅彥在六安地方黨組織的協助下，做商人和資本家的工作，很快籌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們用竹鞭、樹條製作的彈弓彈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不久，戰士們都穿上了新棉衣。陳錫聯說：“穿衣是當時一個帶關鍵性的問題。仗打不好，站不住腳，沒有棉衣，過不了冬。閻紅彥為部隊做了件大事。”經過一個多月的鬥爭，大別山的部隊，粉碎了白崇禧的殘酷“圍剿”，在大別山站穩了腳跟。

1948年5月，晉冀魯豫野戰軍奉命改編為中原野戰軍。11月6日，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戰役打響了。戰役的第一階段，三縱奉命阻擊從蚌埠向北增援的國民黨軍。其後，陳錫聯和閻紅彥各率一部，於11月15日攻克宿縣，殲敵一個師，切斷了徐州與南京的聯繫，使解放軍完成了對徐州的大包圍。戰役的第二階段，在圍殲黃維兵團的戰鬥中，陳錫聯奉命統一指揮三縱和一縱，閻紅彥和劉昌義為前線指揮。

哪裡戰鬥打得最艱苦，閻紅彥就到哪裡。有一次，他到前沿陣地七旅去視察，指揮戰鬥，敵人排子炮打來，警衛員迅速將他按倒在地；衛生員立即拿來擔架，準備抬他，見他還活着，好端端的。閻紅彥嘿嘿一笑說：“還是我的命大！”

淮海戰役結束後，閻紅彥由於勞累過度，突然白了一塊頭髮。鄧小平曾經和閻紅彥的夫人王騰波開玩笑說：“老閻像伍子胥一樣啦！沒關係，以後還會變黑的。”

淮海戰役後，中原野戰軍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1949年2月，閻紅彥被任命為第二野戰軍第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揮師西南，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閻紅彥兼任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12月，中共川東區委和川東行署成立。閻紅彥任川東區黨委副書記和川東行署主任。1952年起，閻紅彥先後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副省長、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成都部隊政委、中共西南局書記處書記、西南行政委員會委員。1955年9月，閻紅彥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榮膺“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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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4】
 
文· 王樹恩
2012年11月23日08:3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4】--黨史頻道

獨樹一幟的“生產書記”：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不以階級鬥爭為綱”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閻紅彥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58年“大躍進”開始後，浮誇風盛行。閻紅彥對虛報浮誇深惡痛絕。

1958年秋天，閻紅彥聽說內江地區某公社水稻畝產3萬多斤，便親自前去察看。原來所謂畝產3萬多斤，是把若干畝已成熟的水稻，拼栽在一塊田裡。他批評幹部說：“這樣搞高產，不是實事求是嘛！”1959年夏秋之際，四川群眾生活發生了嚴重困難。閻紅彥帶了一個工作組到仁壽縣，了解和解決那裡群眾發生的水腫病問題。當時，幹部不敢反映真實情況，忌諱說浮腫病是缺糧造成的。閻紅彥深感痛心，他找縣委的負責人談話，解除大家的顧慮，要大家實事求是地反映情況。閻紅彥連夜召開各種會議，了解缺糧的情況，報請省委批准，調撥500萬斤糧食給這個縣安排群眾生活。

在四川，由於省委主要負責人缺乏民主作風，剛烈的閻紅彥與他在工作上出現矛盾。1959年10月，閻紅彥被調往雲南，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昆明部隊第一政委，成為雲南的一把手。由於1958年，雲南提出全省基本實現“公社化”，以及“大煉鋼鐵銅”、“大購大銷”、“大辦公共食堂”等舉措，雲南的經濟遇到了嚴重困難。閻紅彥是在剛剛參加完廬山會議後就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親眼目睹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罷官的厄運。而此時雲南的嚴峻形勢，對閻紅彥提出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是緊跟當時的“主流”以求穩，還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實際問題卻擔很大的風險。閻紅彥大膽地提出：“我們的制度，千好萬好，沒有飯吃就不好。我們的政策，千正確萬正確，不能發展生產就不正確。”“民以食為天，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在邊疆民族地區調查時，閻紅彥對被視作“社會主義的心臟”的公共食堂提出“能辦就辦，不能辦就解散”，閻紅彥的這些做法使許多習慣唯上的幹部們感到震驚。閻紅彥在當時獨樹一幟地力主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被百姓們親切地稱為“生產書記”。

1961年5月10日，閻紅彥根據自己的大量調查研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就社隊規模、公共食堂、供給制、耕牛和大農具的所有制、山林分級管理和實物分配等農村經濟中的敏感問題，坦率地向毛澤東說明自己的看法。閻紅彥在信中委婉地批評中央幾年來的農村工作方針政策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閻紅彥的這封勇於講真話的長信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5月16日，毛澤東作了批示：“此信寫得很好。他的調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與個別相結合。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供參考。”

1961年6月16日至7月16日，中共雲南省委在昆明西山的省委黨校召開了省委工作會議。閻紅彥在會議上坦率真誠地發表了講話，直截了當地指出：“我們違背了客觀規律，剝奪了農民，現在受到了沉重的懲罰。我們欠了農民的債，犯了社會主義的大法，只有徹底退賠，才能取信於民。”針對小組會上發生的爭論，閻紅彥大膽地說：“你們說公比私好，大比小好，我看現在辦不到就不好。集體比個體進步？公有比私有進步？我看不能促進生產就不進步。”閻紅彥在會議上這些講話，說出了黨內正直、清醒的幹部的心聲，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閻紅彥大力發展生產力的思想，也逐漸得到地、縣委書記的認同。會後，雲南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加快了糾正“左”的錯誤的調整工作，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狀況有了初步好轉，大部分外流邊民陸續回歸。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全國部分城鄉發動了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閻紅彥參加了八屆十中全會，會後，閻紅彥和雲南省省長於一川來到鄧小平家中。閻紅彥坦言這次會議“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不符合實際，認為“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鬥爭”！並大膽主張“該集體的堅持集體，該單幹的堅持單幹，有人怕一動百搖，我們應百搖不動”。鄧小平對閻紅彥的觀點很是欣賞，並告訴閻紅彥：“你們雲南主要是發展生產。”

根據閻紅彥的這一思想，1962年12月21日，中共雲南省委公開提出了“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明確主張從雲南的實際出發，“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生產力上去，這是廣大群眾的根本要求”。為了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雲南省委這個文件將當時全國各地秉承八屆十中全會“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定名為“以發展生產、改善經營管理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為省委一級領導機關，如此明確地在文件中宣稱“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中共中央西南局很快注意到了雲南省委的這一文件。西南局看到了它與中央提法不一致的嚴重性，不得不對雲南省委的這個文件提出“批評”，但並未就此上綱上線。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制定了更進一步強調階級鬥爭的《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杭州會議上，毛澤東已經知道了雲南省委文件的內容，十分不滿。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對毛澤東解釋道：“雲南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件，閻紅彥檢討了，他們自己解決了。”當時，毛澤東引用了胡適的話對閻紅彥進行批評：“這是大膽地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地主觀主義的求證。”

1963年5月底，中央專門派彭真到雲南作實地調查。彭真通過調查，認為雲南的形勢是好的，是認真貫徹中央方針政策的，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欠妥”。彭真安慰閻紅彥說道：“你們搞得還好嘛！我沒有什麼批評的，你們自己都解決了。”“錯誤人人皆有，大小性質不同，不管大錯誤小錯誤，大家已經犯了，改了就行了。”在當時的形勢下，閻紅彥不得不作了“檢討”。但閻紅彥對於自己實事求是的思想並未動搖，表示：“還是照我們的辦法辦，鄧政委批准了的，不搞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不搞運動嘛，不要受干擾嘛！”“我們想把生產搞好些，也是為國家着想……全國只有我們這個地方沒有爛，是否也非要我們折騰爛了才行？”

在閻紅彥的主持下，雲南省經過通盤調整以後，出現了政治上安定、工農業生產迅速上升、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可喜景象。1966年，雲南糧食總產量比1960年增加3成，超過歷史最高水平；豬平均每戶2.01頭，占全國第一位。人們稱閻紅彥在雲南執政的時期是雲南的黃金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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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5】
 
文· 王樹恩
2012年11月23日08:38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你不知的 開國上將閻紅彥的風雨人生【5】--黨史頻道
 
閻紅彥對於“文化大革命”想不通；臨終他留下紙條：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帷幕，針對林彪接二連三發表的講話，閻紅彥表示：“我怎麼都聽不進去。”不久，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閻紅彥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理解”。一天晚上，閻紅彥去找時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廖志高。廖志高和閻紅彥談到了許多跡象，兩人具有同樣的看法，並連連搖頭，不斷嘆氣。閻紅彥直率地提出：“我們應該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這樣搞法，既破壞了生產，又破壞了社會秩序，這哪裡叫革命麼！”他們兩個人都抓緊機會，在小組會上，坦誠而又委婉地講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積極的建議。他們的發言，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也驚動了中央最高層。閻紅彥和廖志高對於“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消息很快傳到毛澤東的耳朵里。毛澤東見到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李井泉時，問道：“聽說，閻紅彥、廖志高的思想到現在還不通呢？”李井泉連忙遮掩道：“他們想通了，想通了！”

1966年9月以後，全國“大串聯”，黨組織癱瘓，地方黨的負責人也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雲南的“運動”雖然開始得稍晚一些，但來勢很猛。閻紅彥對於“文化大革命”想不通，便給在北京的老首長賀龍打電話，表示了自己的不理解和憂慮，並希望老首長們在中央說說話，不能像這樣搞運動。但閻紅彥料想不到的是，賀龍當時的處境非常艱難，已經說不上話了。1966年秋，雲南的形勢已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地方黨政機關癱瘓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就在這時，閻紅彥仍然帶領着省委一班人堅守崗位，抓工作，抓生產。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閻紅彥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會議期間，江青、陳伯達召集部分領導幹部揭發鄧小平的問題。謝富治說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動搖，企圖後撤”。閻紅彥立即站起來駁斥：“我怎麼不知道這件事？整個淮海戰役期間，中野總部一直是隨我們三縱行動的，鄧小平一直是和我們在一起的。”陳伯達、江青見會議開不下去，不歡而散。11月，閻紅彥受到了嚴重衝擊，但他仍然一邊挨批鬥，一邊召開省委工作會議貫徹十六條。11月中旬的一天，江青在北京召開大會，聽取了紅衛兵從雲南“放火”回京的匯報。他們匯報道：“昆明‘文化大革命’還是死水一潭”，“局面沒有打開”，“保皇派還在保護走資派掌權”，“要求中央文革增派力量，趕赴昆明，徹底扭轉局勢”。康生也把閻紅彥正式列入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名單。接着，北京街頭出現了“炮轟閻紅彥”和“江青、陳伯達派北京紅衛兵趕赴昆明衝擊雲南省委”的大標語大字報。在這種氣氛下，昆明造反派積極醞釀奪權。他們揚言：“哪裡抓到閻紅彥，就地處決。”閻紅彥聽了哈哈大笑說：“國民黨曾經懸重賞要我的腦袋，我都不怕，現在我又不是反革命，怕什麼！”有恃無恐的造反派進駐了雲南省委辦公大院，強占了雲南省委書記處辦公樓，集中火力揪斗閻紅彥，一天11個小時輪番批鬥他，不讓吃飯喝水，他的生命安全面臨着嚴重威脅。

1967年1月4日，造反派進駐了軍區大院，並多次衝擊昆明軍區機要大樓，把大院搞得混亂不堪。在紅衛兵的衝擊下，省委領導同志根本無法正常辦公。當時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住在秦基偉安排的雲南省軍區警衛團駐地小麥峪。為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儘量地做些補救工作，以減少損失，閻紅彥決定在1月8日召開一次省委書記處會議。

1月7日深夜12時閻紅彥還為明天將要召開的會議做準備。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便向他們的後台“中央文革”報告。1月8日凌晨1時，“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接通了正在小麥峪的閻紅彥的電話。陳伯達對閻紅彥指責道：“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麼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剛直不阿的閻紅彥激動地說：“‘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到底想幹什麼？”“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陳伯達不依不饒地說道：“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麼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陳伯達的無理指責，讓激動的閻紅彥無法入睡。他來到隔壁房間，對雲南省長周興說：“我要進城，去見那些造反派！”閻紅彥和周興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

清晨4點多，造反派得知閻紅彥在小麥峪的消息後，急匆匆乘車從昆明趕來揪斗。閻紅彥的秘書曹賢楨馬上去報告閻紅彥，但閻紅彥卻躺在那裡沒有反應。曹賢楨大聲喊他，還是沒有回應。開燈一看，才發現閻紅彥已經去世。閻紅彥在臨終前，憤然寫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江青、陳伯達逼死的。”事後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而死的。

閻紅彥之死，本來是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的，但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林彪、江青一夥還下令不准開追悼會。但昆明黨、政、軍機關幹部和群眾，自發地為閻紅彥舉行了莊嚴的追悼儀式。周恩來知道閻紅彥的死訊後大吃一驚：“閻紅彥真的死了？”1月12日，他用專機把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郭超和負責閻紅彥安全的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銀山等人接到北京，親自聽取匯報。周恩來嘆着氣，沉痛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在那樣艱難的處境中，他還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該死呀！”王銀山兩次檢討說：“總理，我沒有保護好閻紅彥同志。”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你一個人是保不住閻紅彥的。”

許多老同志聽到閻紅彥的死訊，都極為悲痛。在1967年2月的所謂“二月逆流”中，譚震林對“中央文革”一伙人憤怒地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光！閻紅彥有什麼罪，都給整死了！”1975年，復出後的鄧小平在與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談話時，就指示要抓緊為閻紅彥平反。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鄧小平、陳錫聯、耿飈、李井泉、王震、宋任窮、胡耀邦等380餘人參加了儀式。2月15日，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黨委聯合發出通知，為閻紅彥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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