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
| 送交者: 春秋戈博客 2014年12月29日08:15: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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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尚昆
“恩來同志曾多次講過，他天性富於調和。在我看來，他所說的調和是個好字眼，決不是那種無原則的‘和稀泥’。在黨內鬥爭中，有時就需要善於調解矛盾，精心維護團結……恩來同志對待和處理黨內矛盾，從不整人，不以勢壓人，因勢利導，求同存異，必要時採取折衷方案，適當妥協，使矛盾得到化解，為維護黨的團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1998年2月27日，楊尚昆在《人民日報》撰文《相識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來同志》如是說。同年9月14日，楊尚昆病逝。  工作中的周恩來 今年是恩來同志誕辰100周年。回想1976年初，當恩來同志逝世的噩耗傳來時，我和伯釗被監護在山西臨汾。在悲痛欲絕中，我們當即致電鄧大姐表示弔唁，同時向中央請求到北京參加悼念活動，但這樣的要求卻遭到拒絕。懷着滿腔悲憤，我曾陸續記下一件件恩來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 我同恩來同志相識於1928年夏天。當時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在那裡籌備和出席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那年他剛剛30歲，英俊瀟灑，幹練老成，令人親近和佩服。 1933年初，我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不久後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接受紅軍總政委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同朱德、葉劍英、彭德懷等同志朝夕相處。在浴血奮戰的反“圍剿”中，在艱苦卓絕的長征路上，我和恩來同志都保持着密切交往，從他那裡受到許多教益。 解放戰爭時期，恩來同志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我相繼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後委副書記等職。從延安到西柏坡，我一直在恩來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經常到他的辦公室開會，研究和處理各種複雜問題，留下了難忘的記憶。 新中國成立後，恩來同志長期擔任中央副主席、共和國總理。我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副秘書長、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這期間，親眼目睹了恩來同志日理萬機、辛勤操勞的工作情況。 如果從1928年與恩來同志初次相識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長的歷史征程中，他給我的教益，是說不盡的；我對他的經歷、思想、工作和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有責任把我對恩來同志在黨內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寫出來，以緬懷先人，告訴來者。 一 恩來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也是人民軍隊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921年，他在法國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和創建人之一。大革命時期，他出色地領導過國民革命軍的軍政工作、廣東東江地區的政權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黨內出名的實幹家。國共合作破裂後，他領導了着名的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第一支人民軍隊。從1927年5月起，他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六大後的一段時間內，由於擔任政治局常委會主席的向忠髮根本沒有能力在中央起領導作用，恩來同志實際上是黨的主要負責人。在白區工作中，他發展組織，開拓局面，機智果斷地處理顧順章、向忠發叛變事件，挽救了黨的中央機關和大批工作人員。遵義會議，他排除干擾，旗幟鮮明，擁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長征途中，他有理有節、針鋒相對地同張國燾分裂紅軍的行為作鬥爭。西安事變，他運籌帷幄，順應民心，團結張學良和楊虎城，贏得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大好局面。重慶談判，他協助主席，縱橫捭闔，挫敗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解放戰爭，他精心謀劃，周密部署，協助毛澤東作出重大的戰略決策和完成戰役行動，導演出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開國伊始，他知人善任，團結各方面人士，悉心組閣，恢復國民經濟，三反五反，抗美援朝，開創建國初期的穩定局面。三年困難時期，他殫精竭慮，顧全大局，提出並堅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調整國民經濟，從嚴重的困難中擺脫出來。十年“文革”，他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保護了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 自1927年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到1976年病故，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子裡，恩來同志一直是黨的核心領導成員。這在中國共產黨內，只有恩來同志一個人。他長期在中央做實際工作，是黨中央各個歷史時期幾乎所有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參與制定者和指揮者。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作為全黨的領袖是當之無愧的主帥，恩來同志是名符其實的副帥。他在政治、經濟、軍事、國防、外交、統戰、科技、教育、文藝等多方面的建樹，極大地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寶庫。他一生走過的革命道路，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重要縮影。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層曾有過多次更迭。恩來同志能夠在黨的領導集體中長期保持核心成員的地位，時間達50年之久，這是極不平常的歷史現象。除了客觀原因外，主觀方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恩來同志作為具有領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終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他善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對外國成功的經驗，不盲目照搬，在鬥爭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發展理論，和全黨同志一道頑強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和建設道路。 恩來同志作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始終保持崇高的革命信仰。無論革命處在高潮還是低潮，抑或重大歷史轉折關頭，他都堅韌不拔，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恩來同志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時時處處以黨的事業為重，顧全大局，謙虛謹慎，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全力維護黨的集體領導的權威。 恩來同志作為成熟老練的政治家，既講原則又不失靈活，既講鬥爭又不失分寸，既寬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專橫。他處理黨內矛盾的能力和參加政治鬥爭的經驗，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正是由於恩來同志這種崇高的精神、堅強的意志和深厚的修養，造就了他的領袖風範，成為革命楷模。由鄧小平同志主持起草、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核心成員達成了歷史性的共識。 恩來同志緊接着毛澤東同志之後，排在第二位。這是對恩來同志的歷史地位和功績的公正評價，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也代表了黨和人民的意願。 二 恩來同志擁護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協助毛澤東同志的工作，共同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寫下不朽的歷史篇章。這兩位偉人長期合作，相輔相成，是一對難得的革命戰友和政治夥伴。 恩來同志和毛澤東同志的親密合作，開始於遵義會議前後，這正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轉捩點。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長征路上，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同志一起行軍，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並在通道會議上力主西進貴州，變被動挨打為主動進擊。12月18日，恩來同志在貴州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不顧博古和李德的反對，採納毛澤東等同志放棄去湘西同紅軍二、六軍團會合、北渡烏江的正確意見。 這次會議，是中央紅軍戰略轉變的開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領導人思想逐漸趨於一致的重要轉折，直接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好了準備。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當時我任三軍團政委，和軍團長彭德懷同志專程從前線趕去出席。會上，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推卸他和李德的一系列嚴重錯誤。同博古的態度相反，恩來同志在副報告中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同時嚴肅地批評了博古、李德的錯誤。當毛澤東同志作長篇發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後，恩來同志又不計個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具有革命膽略和卓越軍事才能的毛澤東同志參與領導中央紅軍今後的行動。這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恩來同志在會上所表現的鮮明立場和高風亮節，使與會同志深受感動。 遵義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同志為中央常委，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下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在軍事上的幫助者。但恩來同志從中國革命的最高利益出發，出於對毛澤東同志的充分信賴，自覺地把自己置於助手的地位，讓毛澤東同志全權指揮紅軍的軍事行動。可以這樣講，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期間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別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實正如毛澤東同志會後所說的那樣：“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 恩來同志在遵義會議上對毛澤東同志支持和維護，不是偶然的。1929年6月，紅四軍內部發生嚴重分歧，毛澤東同志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選舉前敵委員會書記時落選。恩來同志於9月聽取陳毅同志的詳細匯報後，明確指示紅四軍前委和全體指戰員要維護朱德、毛澤東等同志的領導，並肯定地指出毛澤東仍應為前委書記。這是在關鍵時刻對業已離開前委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同志極為有力的支持。 1931年底，恩來同志離開上海到達中央蘇區，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和毛澤東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直接接觸。無論哪一方面的工作中，他都十分注意聽取毛澤東同志的意見。1932年7月，他力舉毛澤東同志出任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委。10月上旬，當蘇區中央局舉行全體會議，批評毛澤東同志，並撤銷其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時，恩來和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是反對這一做法的。在隨後的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恩來、朱德等同志從實際出發，仍按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圍剿”。 中國共產黨人幾經挫折和失敗，經過遵義會議這一重大歷史轉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正確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從一個主要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成為主導全黨全軍的領袖，是一個充滿鬥爭和艱難曲折的過程。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主張逐步深入到全黨，他在粉碎敵人“圍剿”中表現出的軍事指揮才能為全軍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像恩來同志這樣一些黨的負責人，在血的教訓面前，以黨的利益為重，胸懷寬廣，服從真理，堅決擁護和信賴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以後，恩來同志一直作為毛澤東同志難以離開的親密戰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戰爭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記得解放戰爭後期，恩來同志在一次談話中說道：“我不能作一把手，只能作為正確路線領導下的好助手。”那時，他還擔任着人民解放軍的代理總參謀長，毛澤東同志對戰爭問題有什麼新的考慮，總是首先找他商議。有關重大軍事行動的決策，在毛澤東同志下定決心後，由恩來同志具體部署兵力，組織實施。 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恩來同志是我指揮人民解放戰爭的最主要助手。” 建國以後，毛澤東同志作為黨的主席，主持一切；恩來同志身為總理，是共和國的大管家。他們和黨的其他核心領導成員一起，共同撐起了共和國的大廈。那時候，恩來同志的工作範圍比民主革命時期要大得多，廣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領導人之一。西花廳的燈光，經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謂日理萬機、嘔心瀝血。我曾勸說他：“總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會休息。”他卻認真地回答說：“黨和國家必須有個全面負責實際工作的人，我應該擔起這個擔子。這樣好讓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來，對黨和國家的大事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我們黨的領導集體內，周恩來與毛澤東相差不到5歲，他們屬於同一代人。但由於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成長經歷，使他們形成了不同的氣質、性格和特點。毛澤東舉重若輕，提綱挈領，大刀闊斧；周恩來舉輕若重，處事周密，思慮精細。毛澤東質樸而豪爽，幽默而風趣；周恩來文雅而機敏，嚴謹而認真。他們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列寧曾經說過，領袖是一個集團。這個集團中的成員都是經過大浪淘沙、千錘百鍊的優秀分子，他們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優長，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恩來同志在這個領導集體中，總是善於發現別人的長處，並積極創造條件，注意充分發揮每個成員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不爭名利和地位。這是恩來同志留給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三 恩來同志一生經歷了無數政治風浪，處理過許多複雜事件，具有高超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鬥爭經驗。當我們黨處於重大事件的歷史關頭時，他堅持革命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化險為夷，以必要的讓步換取大局的重新穩定；當黨內意見出現嚴重分歧的情況時，他努力維護黨的團結，求同存異，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責任，避免黨內出現分裂；當毛澤東同志晚年犯了嚴重錯誤、導致全局性災難時，他權衡輕重，相忍為黨，置個人的毀譽得失於度外，利用手中還保持的權力，相機挽回損失。寓剛於柔，融韌於忍，柔在外，剛藏內，勇於所當勇，退於所當退，這正是恩來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質修養。 長征途中，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兩大主力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張國燾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企圖由他擔任中革軍委主席。處在黨和紅軍有可能發生分裂的危難之際，恩來同志與毛澤東等同志商量後，主動提出讓出自己紅軍總政委一職，打消張國燾擔任中革軍委主席的念頭。決定作出後，恩來同志又多次找張國燾談話，終於使張國燾接受了黨中央的決定。這樣，為黨中央有效地反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創造了有利條件。恩來同志在這場鬥爭中，表現出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我國經濟建設開始出現急躁冒進的傾向。1956年，恩來同志和陳雲同志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然而這一正確的方針卻受到一系列錯誤的批評。恩來、陳雲、先念等同志精神的緊張和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儘管後來“大躍進”帶來大倒退的歷史事實證明，反冒進是正確的，批評反冒進是錯誤的，但是恩來同志卻不急於爭辯，主動承擔責任，不斷地作檢討，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緊張氣氛。 恩來同志曾多次講過，他天性富於調和。在我看來，他所說的調和是個好字眼，決不是那種無原則的“和稀泥”。在黨內鬥爭中，有時就需要善於調解矛盾，精心維護團結。過去，由於“左”的思想干擾，一講調和、折衷，似乎都帶有貶義，其實這是一種誤解。世間的矛盾有對抗性的，也有非對抗性的。黨內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矛盾，大多表現為意見不同、認識分歧，對這樣的問題，完全應當採取調解的方式來解決。恩來同志對待和處理黨內矛盾，從不整人，不以勢壓人，因勢利導，求同存異，必要時採取折衷方案，適當妥協，使矛盾得到化解，為維護黨的團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65年11月19日，在中央已決定調我到廣東省委工作後，我去恩來同志辦公室告別。這以前，得到毛澤東同志支持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許多猜測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麼運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在這種緊張氣氛下，我曾激動地對恩來同志說：“照目前的事態發展下去，可能將來要處分我，甚至開除我的黨籍。”當時，他兩眼一直盯着我，默默無語，然後才嚴肅地說：“不至於如此，你放心！”看來，他當時並沒有完全意識到他今後要面對的將是一種怎樣的艱難局面。我也沒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文化大革命”就這樣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來到了。 恩來同志被動地捲入這場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後果的深重災難之中。在那個大動亂的年代裡，他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選擇了一條比拍案而起更為複雜艱難的迂迴鬥爭的道路，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巧妙周旋，躲過一次又一次明槍暗箭，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維繫黨和國家機器的繼續運轉，千方百計地保護了一大批黨內外人士。“文革”初期，恩來同志因勢利導，力圖把無政府思潮所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程度。“九·一三”事件後，他抓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有利時機，在毛澤東同志的支持下，解放大批黨內外幹部，促成小平同志復出。他提出整頓和加強企業管理的幾項措施，避免嚴重經濟困難局面的出現。他協助毛主席一起打開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復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抱病前往長沙，同毛澤東同志商定人大和國務院的人事安排，挫敗了“四人幫”組閣陰謀。他告誡葉劍英同志：“要注意鬥爭方式，大權不能落在他們手裡。”他在四屆人大會議上，重新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錯誤發動的一場長時期的、全局性的內亂。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中，無論哪一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無法站出來公開反對。當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個個被打倒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就把鬥爭的矛頭直指恩來同志，視他為篡黨奪權的最大障礙。恩來同志幾乎處在孤立無援的逆境中，他必須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覬覦的權力，只有保住自己作為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的地位，才能實現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講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甚至說過錯話，辦過錯事，都是可以理解的。 陳雲同志曾經說過：“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設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還有什麼理由來指責恩來同志當時的所作所為呢?！畢竟，歷史留給他迴旋的餘地太小了。而在這樣有限的時空中，他獻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誠。小平同志說：“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這句話充分表達了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恩來同志這一巨大歷史功績的心情。 十年浩劫，一場噩夢。我們歷盡磨難，終究倖存下來，而恩來同志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堪以告慰的是，恩來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計地保護下來的一大批戰友和同志，繼承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未竟事業，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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