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極限

手上有一份有關“大歐洲”的發展簡史。1950年9月，法國外長舒曼提出了最初的設想，他提議通過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歐洲的統一—這是“大歐洲”的思想啟蒙。

第二年，“大歐洲”具體實施步驟開始啟動。1951年4月18日，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6個國家，在法國巴黎簽訂了《歐洲煤鋼共同體條約》。這是最初意義上的“大歐洲”，從條約來看，參與國僅在經濟上進行有限度的合作。

14年之後——1965年4月8日，上述6國在布魯塞爾簽訂《布魯塞爾條約》，決定合併原有的煤鋼共同體、原子能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並正式使用“歐洲共同體”的名稱。此時的歐洲共同體仍然是一個區域性經濟合作組織，但是，“歐洲共同體” 的稱謂已經顯現了其向統一的政治組織邁進的決心。

又一個14年之後——1979年，歐共體巴黎會議決定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建立“歐洲貨幣單位”。

90年代，東歐發生劇烈的社會動盪，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中東歐國家在經濟上逐步確立了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政治上也與前蘇聯漸行漸遠，掉頭轉向“歐洲共同體”的懷抱。

1991年是“大歐洲”非常重要的一年。1991年12月11日，歐共體馬斯特里赫特首腦會議通過了以建立歐洲貨幣聯盟和歐洲政治聯盟為目標的《歐洲聯盟條約》。至此，“歐洲聯盟”一直隱隱約約的“政治抱負”浮出水面，躍然紙上。建立一個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大歐洲”的夢想，不僅縈繞在各國政治家的心中，也使歐洲大陸的各國民眾感到異常興奮。

2000年12月7日，歐盟在法國尼斯舉行首腦會議，會議通過了旨在改革歐盟機構、為東歐國家加入歐盟鋪平道路的《尼斯條約》草案。如果一切順利，中東歐的10個國家，包括波蘭、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拉托維亞、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將於2004年集體入圍“大歐洲”，歐盟也將從一個3.8億人口的區域組織擴展為囊括4.55億人口“超級大國”。

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以一個政治色彩十分濃厚的組織的變遷作為管理學案例不是十分恰當，但是，就組織規模、組織結構、組織內部的信息交流等方面來看，政治組織和一般的企業組織並無本質的差異。尤其是，相當多數的企業在飛速的成長過程中，遺忘了自己的“歷史”，而歐盟十分透明的發展過程恰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

組織的規模究竟有沒有極限？或者說，一個規模龐大的組織的邊界究竟應該在哪裡區分？經濟學者通過自己的研究已經給出了答案。就經濟組織而言，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生產可能性邊界是邊際成本等於價格的臨界點。在這一點之前，每生產一個單位的產品，都會獲得一定的盈餘，產量越多，利潤越大；但是如果超越了臨界點，做的就是賠本生意，生產的越多，虧損越大。這是將企業看作生產函數的結論。

另一方面，制度經濟學認為，組織的出現是節約交易成本的一個理性選擇。這就意味着，如果單獨的個人相互交易的費用十分高昂，將這種交易內化為企業管理成本就有利可圖。企業組織的邊界就在交易費用與新增管理成本的均衡點上。如果，內化之後新增的管理成本大於交易費用，企業就不會選擇擴張策略，企業的規模自然就停留在這一點上，反之，經濟激勵會刺激企業進一步“跑馬圈地，封疆拓土”。

如果說這就是“管理的極限”的答案，本文的討論也就沒有任何價值了。事實上，經濟學家給出的結果是非常理想化的。簡單來說，在經濟學家的假設中，人是理想化的經濟模型，人的理性總是能將企業擴展到邊際成本等於單位產品價格那樣的經濟規模。我們的疑惑正在於此——人的智力水準果然能夠滿足經濟學家的理想假設嗎？通俗地講，建造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一定要用特殊的石材，換了其他建築材料，就達不到金字塔現在的高度；或者高度達到了，卻不能持久，過不了多少年，就像雪崩一樣倒塌了。

各種人類組織的規模取決於兩個因素：一，個人能力的大小，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技術是否有效。應該說，這兩個問題都是不言而喻的。一個人無論具有怎樣的天賦和後天良好的教育，個人能力的控制幅度總是一個相對狹小的範圍。組織中的個人應該儘量在個人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活動，不要勉強；“超越自我”的行為的負面影響短時期之內可能並不顯見，時間長了，對於個人和組織都會產生難以預計的危害。

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生理試驗，測試“超越自我”是一件多麼“不可能”的事情。讓一個書寫非常流暢的人，雙手各握一支筆“雙管齊下”。這時，本來很輕鬆的事情變得非常困難，兩隻手同時書寫不僅沒有增加雙倍的效率，反而不如一隻手寫字的速度更快。在一些雜技和娛樂節目中，我們常看到表演者雙手各握一支筆，龍飛鳳舞，酣暢淋漓，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能力區間。實際上，這種表演之所以吸引人正在於它展示了平常人難以企及的能力和技巧，這種能力和技巧的培養是長時間刻苦訓練的結果。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能力”和“技巧”是非常單一的，兼容和擴展性很差。比如，雙手運筆如飛的人要是雙手運球肯定沒戲，反過來也是一樣。

早期的管理學研究者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提出了管理跨度的概念和數量界限。英國的漢密爾頓將軍依據軍事組織的歷史經驗得出結論：控制跨度應在3~6人之間，他認為，管理3 個人將使一名將軍相當忙碌，管理6個人，也許一天要工作10個小時。這種經驗數據雖然缺乏嚴格的數學邏輯，但是在實際管理實踐中卻行之有效。可是，偏偏就有不信邪的，漢朝的大將軍韓信就是其中一個。漢高祖劉邦與韓信一起飲宴，不拘君臣，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酒酣耳熱之際，高祖問韓信：大將軍熟讀兵書戰法，運兵如神，請問將軍，可以帶多少兵啊？韓信酒後狂言：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送走高祖劉邦，韓信酒醒了大半，想起剛才說的話，自知失言，但悔之已晚，為日後的殺身之禍埋下隱患。

還有一個例外的案例是美國二戰時期的總統羅斯福。羅斯福自小天資聰穎，非比常人。他曾經非常驕傲地跟自己的表妹說：如果我不能同時做兩件事情，而且把兩件事情都做好，就是我的恥辱。事實上，羅斯福並沒有實現自己的諾言。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他就歸西了。在二戰的最後一段時間，我們常可以看到羅斯福疲憊的身形。與丘吉爾、斯大林相比，羅斯福面色蒼白、形容枯槁，總有一種憂鬱的神情籠罩全身。看來他確實是累壞了，沒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他就提前退場休息去了。

組織規模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溝通的技術是否有效。溝通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信息的交流，二是物資和人員的交往。羅馬帝國為了維護和加強統治，建設了以羅馬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驛道，中國自大秦帝國開始也建立了以都城為中心輻射全國的“通衢大道”，“一騎紅塵妃子笑，緣是嶺南荔枝來”，新鮮的荔枝可以不遠萬里從廣東送到西安仍然美味可口，可見當時的道路狀況良好。烽火狼煙作為戰時緊急信息傳遞系統也發揮着相當重要的作用。

但是，歷史上所有的大帝國都是短命的。以中國為例，秦是其一，隨後的隋朝、元朝也都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一個幅員遼闊的所謂“帝國”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灰飛煙滅了。在此，我們需要拋開許多“人為搗亂”的因素，比如民族仇恨、文化侵蝕所導致的顛覆政府的行為。也就是說，假設帝國治下的所有臣民都是安分守己、安居樂業的“順民”，在這樣的前提下，再來觀察溝通技術對帝國統治是否有效的影響。

秦帝國的滅亡緣於陳勝、吳廣起義，可是導致陳勝、吳廣起義的原因卻非常簡單。按照周朝的兵役制度，每一個成年男子都要戍邊，費用自己負擔，戍邊的期限是3天。春秋戰國時期，國家規模小，方圓百里就是大國。由中央到邊疆，最遠也就是百里為限。若在邊3天，前後總共5天就回來了。秦始皇統一天下，沿用舊制，所有成年男子仍然是戍邊3天。由會稽（江蘇）到漁陽（天津薊縣），路途往返半年以上，衣裝糧草自己攜帶。遇到天陰下雨，道路泥濘，就不能按時戍邊。陳勝吳廣就是遭遇連日淫雨，不得已揭竿而起，反了政府。

始皇帝天縱英才，威加海內，堪稱一代天驕。赴東嶽泰山祭天途中，路經項羽的家鄉。那時的項羽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少年，看到秦始皇華蓋遮天蔽日，儀仗綿延不絕的帝王氣勢，不禁為其震懾，但項羽也非等閒之輩，他很堅定地說：這就是大丈夫的威嚴，我，也可以像他一樣。這個小故事，把兩個蓋世梟雄的大丈夫氣概刻畫得淋漓盡致。可是，我們所應該注意的是，就是這樣的始皇帝也難以克服“溝通”技術落後帶給大帝國的致命傷。交通不便，通信手段粗鄙不堪，在這樣的技術條件下統治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一定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或許，歷史沒有給秦始皇更多的時間去展示如何駕馭一個疆域廣闊的國家，但是，後來的統治者，在吸取前世統治者“經驗”的基礎上，也並沒有做得更好。大清帝國是另一個榜樣，康熙和乾隆是比較能幹的皇帝，為了上令下達、下情上傳，清朝建立了非常嚴密的直接與皇帝聯繫的情報機構。皇帝的指令不再周轉曲折，而是直接到達執行者手裡，反過來，縣令、巡撫、總督也直接向皇帝匯報情況。到了雍正，這種制度發展成一種特務體系。在當時，全國各地地方長官一切活動他都知道，大概全國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務人員。因此許多人的私生活，連家人父子親戚的瑣碎事，都瞞不過他。另外，為了查閱民情、訪問地方官員的政績，康熙和乾隆都不辭辛苦地一次一次地南巡，國家的財力、人民的資產也就這樣無端消耗了，而其所要達到的目的僅僅是獲得“信息”。

如果，我們對歷史的記憶還不是很麻木，即可發現，在漫長的中國歷史案卷中，始終瀰漫着一種恐怖陰森的氣氛。這種氣氛雖然傷害了一般百姓的生活，但對於安撫四海之內的臣民，對於穩固遠在天邊的吾皇的統治卻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中國的臣民始終謹小慎微、中國的官僚始終按部就班、中國的皇帝永遠英明絕頂，這一切的緣由全在於龐大的帝國難以實現有效率的信息傳播，只要一個小小的漣漪，就能把整個帝國之舟掀翻。因此，作為統治者而言，時常會在一般百姓的生活中散步詭異的消息，偶爾還會有一些事實是可以證實的，比如某人寫了一句藏頭漏尾的“反詩”而被押入大獄。信息失去了其原本的價值，僅在於營造一種皇權無所不在、皇帝無所不能的氛圍。即使如此，維持這樣一種信息傳輸系統也有非常高的成本。經濟的成本姑且不論，在政治方面，最大的風險在於逐漸地受命於皇權的特務系統與現行的政府正規體制產生摩擦、間隙甚至走向公開的對抗，導致整個皇權旁落、朝代覆滅，中國歷史的每個朝代的結尾幾乎有着千篇一律的結局，就是這個道理。

援引台灣學者黃仁宇先生所著《萬曆十五年》，可見中華帝國不僅在信息的交流上處於一種盲目、混亂、不知所措的局面，物資和人員的交流也是毫無章法。在歐洲文藝復興的時代，明帝國的軍事物資供給與秦帝國相比並沒有值得推崇的進步。洪武21年，朱元璋親自批示，讓人民納稅實物不進倉庫，直接供應於軍士的家庭，軍士則不再發給軍餉，並規定在應天府（南京）抽調若干稅民，和守衛南京城的軍士對口。試驗一年之後，朱元璋認為成績良好，通令全國一起實行。可以設想，這樣的物資供給辦法只能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通行，一旦在全國推行必然招致失敗。這種辦法雖然不再執行，但是其危害影響到與此相關的其他經濟措施。國內的交通、通訊以及銀行金融系統均受牽連，沒有適宜的生長空間和土壤。萬曆20年，北京的宛平縣知縣聲稱，他每年要向27個不同的機構交款，總數卻不到2000兩白銀。與此相似，全國布滿了來來往往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南北交錯，靡費了多少人力物力和金錢。這種落後的農業經濟，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由盛而衰的根源。

為什麼明帝國無法把號稱“物產豐饒、人民眾多”的中華古國帶到一個全新的工業文明呢？原因在於我們這個國家過於龐大，從來沒有一個人、一個朝代、一個皇帝把這個帝國理出一個頭緒來，所有的人只不過在“超級帝國”大廈的蔭涼里休息、乘涼、混日子。對政府來說，人多好辦事，雖然人均的GDP不是很高，不過，只要有那麼幾塊土地收成良好，政府的日子就可以高枕無憂。以總額來計，17世紀末期的英國稅收為2000萬兩白銀，與明帝國大體相當，而明朝的人口是英國的30倍。

這就回到了問題的開始，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秦始皇建立統一的秦帝國之於中華民族的歷史價值。在我看來，秦始皇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建立了一個完全錯誤的大帝國。因為基於當時的交通、通信技術水平，建立一個單一中心的國家僅僅是一個恐怖的幻想，人類還沒有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管理技術。在粗糙的技術基礎上，龐大帝國的前途只有一個就是陷於信息閉塞、疏於管理、貧困和周而復始的朝代更迭，而真正意義上的技術進步、體制創新完全在大帝國的慣性中消失得毫無蹤影。

對於龐大帝國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我們的先知們是有所察覺的。在儒家經典和老莊的治國思想中，“行其無所事”和“無為而治”的思想由來已久。孔子曾感嘆先聖堯帝的偉大，因為堯帝是實行“無為而治”的典範。《十八史略》記載堯帝統治天下五十年，卻不知道人民是否擁護他。為了弄清原委，有一天，堯帝出門微服私訪。堯看到一位老人，嘴裡含着飯，挺着大肚子，一邊敲打樂器一邊唱着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喝水鑿井，吃飯耕田；自己過日，不靠旁人；皇帝威力，與我何干。這個故事真偽難辨，卻一再被儒家學者引用，以說明堯帝的領導方式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而在我看來，“無為而治”所顯現的既有一種“有為始於無為”的大智慧，也有一種既然無能為力何不無所作為的無奈。老子的哲學精神始終縈繞着這種懶洋洋的與世無爭無所作為的消極思想，孔子的治國策略相對積極，但在進退失據的時候，也能發現這種信馬由韁的放任思想。因此， 如果我們僅在積極的一面詮釋“無為而無不為”，就不能發現我們的先人面對國家時曾經經受的困惑，也就不能明了我們目前所面臨的困境。

之所以在開篇不厭其煩敘述歐盟的成長，是因為歐盟的逐步擴大提供了一個組織成長的最佳案例。組織的擴大是一個蜂聚的過程，以某一個焦點為核心逐步延展擴充生長，與此相伴隨，組織中的人的文化意識、經濟發展水平、價值觀以及組織之間的信息溝通技術和水平也應有相應的提高。共同的文化價值觀、現代化的信息技術、順暢的溝通渠道------以此為基礎的組織才是可以管理的組織，才是高效運行的組織。

不妨再看看中國的歷史，所謂的中華大帝國，曾經有過行之有效的管理嗎？或者說在簡陋不堪的通訊技術和道路設施面前，中國是可以管理的嗎？這就是本文的結論，忽視技術的手段和人民的基本素質，在一個超前的時代建立一個中看不中用的大帝國，貽害無窮。更為可悲的是，後來的中國人完全看不清“統一大帝國”所帶給中國的貧困、戰亂和亂作一團，反而處處為秦始皇大唱讚歌，在民眾僅僅是為了滿足一時的觀感滿足，在領導者則是為了強化單一的集中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