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網大陸消息一欄僅2月2日一天，就刊登了幾起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或即將被非法審判的案例。如遼寧省瀋陽市中級法院維持李方芳七年半、佟海波三年的原判；江蘇省崑山市法輪功學員李紀南、王春榮被非法秘密判刑四年；1月26日，北京朝陽區法院（溫榆河派出法庭）非法庭審法輪功學員關英山、杜貴芹夫婦；1月28日，遼寧省本溪市桓仁縣法庭對王仁秋和郭麗艷非法開庭；四川省眉山市東坡區法院欲在2月3日非法庭審萬武，2月5日欲非法庭審黃小麗；新疆烏魯木齊水磨溝區法院欲在2月6日非法庭審白雲、白怡、趙麗愛、孫莉……而這顯然是不完全統計。

歷史的教訓總是不能讓人引以為戒。60年多年前由納粹德國製造的人類浩劫後，諸多的製造者、參與者都在戰後的1947年站到了審判台上，這其中也包括諸多司法官員。然而，即便是站在審判台上，這些曾經身披法袍、手握法槌，頭頂法學專家、學者等高貴頭銜、面相莊嚴的前法官們，依舊是一臉的不屑。在他們看來，他們不曾親手殘殺猶太人，不曾焚燒猶太教堂，也不曾侵犯過他國領土，究竟何罪之有？

然而，在德國法學家英戈穆勒的《恐怖的法官——納粹時期的司法》一書中，卻記載了這些法官們的罪惡。正是他們，在經過嚴謹、縝密且賦予邏輯性的“法理論證”之後，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使反猶排猶具有了所謂的法律依據；也正是他們，端坐在國民法院、特別法院、黨衛軍警察法庭、軍事法庭之上，揮動法槌，將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和“社會蠹蟲”、“社會渣滓”驅趕進集中營，接受死亡的“洗禮”；同樣是他們，為了保證“德國種族的完美性”，作出了慘無人道的判決，即對智能低下者進行強制性絕育，令殘疾人、精神病患者在“快樂”中死亡；還是他們，把無數反戰的平民甚至德國軍人送到絞刑架下……這些手中看不到血跡的法官們，難道不也令人恐怖嗎？

而這些法官之所以會如此恐怖，是因為他們絕大多數成員是納粹黨或其附屬組織的成員，他們曾“以德國人民的精神起誓”，將希特勒“作為德國法官終生追隨的元首”。據《恐怖的法官》一書透露，“在威斯特伐里亞，有93%法院工作人員為納粹黨員或其所屬組織成員。在巴姆堡上訴法院轄區內，309名司法人員中的302名為前納粹黨員，而在希維恩伏特即決法庭，該比例則高達百分之百。在英國占領區內的美國轄區，美國人總共只找到兩名稱得上完全與納粹無染的法官”。

這樣的數字說明的一個問題就是：當元首要消滅猶太人的時候，法院和法官們不僅要服從，而且在法律的掩護下“合理合法”地完成任務。此時的“法院成了政治的附庸”。無疑，此時的法律——如果可以稱之為“法律”，充滿了血腥，而且無疑都是元首意志的體現，“希特勒就是法律”、“法律和元首的意志是一回事”被法官們奉為圭臬。

法有善法與惡法，而區分這兩者的惟一標準是看其是否體現了公平和正義。具體而言，就是是否符合人類最普遍的基本價值：人權、平等、自由、尊嚴等等。顯而易見，希特勒時期的法律無疑是惡法，而制定和執行這惡法的法官們不是幫凶，又是什麼呢？而建立在惡法和幫凶之上的司法制度又怎能不充滿了罪惡？

反觀當今的中共的法官、法院和司法制度，與納粹時期何等相似！“中共就是法律”、“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難道不是被中國的法官們奉為圭臬？幫助中共鎮壓、迫害良善的法官們難道不是幫凶？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滿了罪惡？

當年接受審判的納粹法官們不少被送進了監獄，如今仍在助紂為虐的法官們難道還要繼續將自己的靈魂出賣給魔鬼？難道不為自己的將來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