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利休其人其道

日本今日之成就，得益於三個人。其一，聖德太子；聖德太子是第一個“睜開眼睛看西方”的日本人。在他主政時期，引入了隋唐文化和印度佛教，使日本在物質層面，和大陸接軌；在思想和文化層面，向印度看齊。

其二，千利休；歷史之發展，如人步行，左一下右一下，左矯正右，右匡扶左，斷沒有兩腳並行的。一隻腳走到底，只能進入萬劫不復的死循環，如中國歷史；而所有的文明國家，必然是左衝右突、兩種勢力交互博弈、互相糾偏的結局。一陰一陽，之為道。

如果說，聖德太子是“崇洋派”，千利休則是“復古派”。在天皇、將軍和貴族一派奢靡之風中，千利休橫空出世，倡導“清靜和寂”、樸實無華的茶道之風，並一鼓作氣將此風吹遍了日本之建築、園林、裝飾、繪畫、插花等諸多領域，重新發現了日本上古時期的本土精神。換言之，千利休是對聖德太子之修正。

其三，福澤渝吉。沒有福澤渝吉，日本人就一直沉浸在“小島眾民”的日本夢中了。坦率地說，這種生活也沒什麼不好。迄今，仍然有一些懷舊的日本古典學者，在尋找江戶時代消失的背影。自然、清潔、儉樸、安靜的小日子，“一簞食一壺漿，民也不改其樂”。這是東方禁欲主義，是極小化物質、極大化精神的一種狀態。

福澤渝吉號召日本人，“脫亞入歐”。在其發表的最早、最重要的啟蒙讀物《勸學篇》中，第一句就寫着：天，不造人上之人。等級制無疑是中國禮制的遺毒，儒學在日本之擴散，不可避免地將這種病毒帶到了日本列島，並侵入了日本社會及民眾的肌體中。千利休之茶道，雖然，倡導平等的禪宗思想，可是，對等級制的打擊，並不是致命的。

畢其功於一役的任務，由福澤渝吉完成了。他的新式武器，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千利休的游擊戰術襲擾下，並不太強大、並不太有戰鬥力的儒家思想，終於被日本掃地出門。從此，日本告別了東方專制主義，大踏步地進入了世界文明國家的行列。

千利休是個茶人，可，要是只把他局限在茶道之內，就貶低了其在日本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千利休在粗陋的茶碗中，用纖細的竹質茶杓，攪動抹茶，掀起了日本社會變化的風暴。這正是千利休比之於陸羽的偉大之處，也是陸羽和千利休不可等量齊觀的原因所在。

千利休是織田信長選中的三個茶人之一。信長控制手下的一個辦法是，賞賜價值連城的茶具，並授予舉辦茶會的特權。沒有信長的允許，武士是不能隨便開茶會的。茶具和茶會，遂成為一種標籤；有了標籤，才算獲得了信長的賞識，才算是信長的親信，身份驟變而身價暴漲。由於，茶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追求茶器之豪華、高貴，茶室之宏大，與會人數之多，也就成為信長時期茶會的時尚和風潮。

如果沒有本能寺之變，如果不是明智光秀在本能寺之變中逼迫信長自殺，日本的歷史軌跡，該向何處？千利休和茶道之未來，是何面目，恐怕都是一個謎。歷史如此詭異，雄才大略、豪氣凌雲的織田信長正當盛年，卻不得不在本能寺滔天的火焰中，終了自己的生命，只留下一句“無關是非”的無奈嘆息。

豐臣秀吉繼承了織田信長的政治遺產，其中，也包括千利休。千利休大放異彩的茶道生涯，也是在與豐臣秀吉“蜜月般”的合作中展開的。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千利休之悲劇，也是豐臣秀吉一手造成的。豐臣秀吉以“天下人”自居，千利休以“天下茶人”自傲；一個以武力令天下武士庶民仰視，一個以“清靜和寂”的茶道精神及高超的審美旨趣，令眾人追隨；一個以“刀狩令”將天下鐵器盡數收繳，一個以兩疊半的茶室，收攏了日本民族的心靈。一武一文，各領風騷，堪稱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對手和夥伴。

偉大的對手之間，總是上演着精彩的故事。

聽說千利休在京都的家中，“朝顏”開得格外好看，看過的人，都說好。“朝顏”者，牽牛花也。豐臣秀吉就和千利休說，趕快準備一下，我去你家喝個茶，順便欣賞一下你的“朝顏”。第二天，豐臣秀吉興高采烈地來了，可是，進了花園，大為震驚。滿園失色，傳說中的牽牛花一朵也沒有。休吉不禁大為震怒，但也不好怒形於色。

隨着千利休，解下武士刀，半跪着進入茶室。猛抬頭，一朵嬌弱的“朝顏”，在釉色黝黑、質地粗糙的花插里，散發出微弱的光芒。千利休的茶室，是一個刻意營造的、與世隔絕的格子間，沒有直射的光線——直射的光線，過於強烈和耀眼，這是與千利休的美學觀不相容的；茶室四壁，是泥胎，為了營造滄桑、枯寂的氛圍，顏色像煙熏火燎過的。試想，在這樣一個封閉、灰暗、侷促的空間，豐臣秀吉一眼望見掛在牆上的、唯一的一朵朝顏，該有怎樣的激動和感慨。

豐臣秀吉被千利休而折服，千利休的茶室，遂成為豐臣秀吉及各路大名拜會的聖地。一時間，千利休之茶室，成為戰國時代武士們的精神家園。不過，日本不是中國，日本大名也不是劉邦手下暴得天下的草寇——樊噲等在劉邦的大殿，大塊吃肉大碗喝酒，杯盤狼藉，一派胡言，肆意撒野，隨地便溺。來茶室的武士，不是來喝茶的，更不是來撒野的，而是來虛心學習、接受教育的。茶道是一種教養，是修身養心、陶冶情趣的必修課，而他們的老師，就是茶人千利休。換言之，千利休是戰國時代最上層武士、即大名們的精神領袖。

千利休和豐臣秀吉合作的早期，是非常融洽的。豐臣借重於千利休及其茶道，籠絡各路大名；千利休則通過各地大名，將自己的茶道，遠播日本列島。如果說，豐臣秀吉和千利休之合作，是一出“二人轉”，則其最精彩的篇章，非北野天滿宮大茶會莫屬。

1500多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一張蓆子上，還有使用純金茶具的豪華茶室；山麓溪流，樹叢草甸，大茶會在京都郊外的原野上漫無邊際、無拘無束地展開；將軍和百姓，大名和商人，士民一體，天下同慶。如日本學者所言：千利休的理想，是創造一個超越身份、沒有名分限制的新世界，士民平等，天下平等。利休之意不在茶，而在乎平等；利休之茶道，不限於茶，而在乎以茶道打破人分高低物有貴賤的不平等的社會體制。

對此，權力基礎尚不穩固的豐臣秀吉，是贊同的。大茶會也是在豐臣的大力支持下進行的。秀吉還為大茶會寫了“廣告”：茶の湯に興味のある者は　武士も町人も農民も　それ以外の者も　皆集まって　思い思いの茶を點てよ——對茶道有興趣的，武士也好，町人也好，農民也好，其他社會階層也好，全都來吧！隨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歡點茶吧。

軍人是靠不住的，豐臣秀吉也不例外。天下稍定，豐臣秀吉就頒布了《身分統制令》——日本社會分為公家、武士、町人和百姓四個陣營。公家是以天皇為首的皇親集團，他們沒有政治權力和經濟實力，但有虛名和教養，是日本傳統文化的傳承者；武士是日本社會的實際統治階層，他們一手仗劍，一手抱着錢袋子和糧倉；百姓是住在農村，專門生產稻米和其他經濟作物的農民；町人就是商人，他們住在城下町——城下町，是武士居住的城堡的郊外；町人從事手工業以及貿易活動，為龐大的武士集團提供各種經濟服務，比如稻米買賣、貨幣兌換、貨物運輸、日用品加工等。

士農公商，四民分野；人分等級，群有貴賤。每一個人，都被固化在棋盤式的格子間中。階層之間的轉換，是不允許的；武士不可以脫離自己的身分，作與自己身份不相干、不相稱的事情，比如，武士去市場上買酒打醬油，是不允許的，是被恥笑的。反之，町人和老百姓，也不可能晉升為武士。

豐臣秀吉和千利休的蜜月期，基本結束了。雖然沒有馬上分道揚鑣，但分歧已十分明顯，且是不可調和的。千利休之茶道，倡導平等。要平等，自然是就低不就高，要讓平民百姓、讓權勢者之外的人，也有機會享受茶道。豐臣秀吉之國，是等級分明的金字塔。

千利休之茶室，是草庵風格的；木架土牆，萱草覆頂，屋檐低垂，小窗幽暗，與普通日本農家木屋，毫無二致。豐臣秀吉則在大阪城的天守之上，建造了一個舉世無雙的黃金茶室，金碧輝煌，極盡奢華；

千利休之茶器，不是唐物，而是和物。中國瓷，一是價格昂貴，一般人用不起；二是，釉面潤滑，光亮如鮮。千利休一改茶道中對唐物的推崇，轉而使用日本本土的黑樂瓷。黑樂瓷，釉色晦暗，質地粗糙，像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樣，不滋潤不發亮，卻有一種古拙質樸的美感。

豐臣秀吉之茶具，除了繼承石田信長的大量唐物之外，就是金制茶具，熠熠生輝，燦爛奪目。與利休之茶具，不可同日而語。在日記中，利休寫道：�い茶碗に　茶ゎW郡皮毪長趣頡⌒慵�が蠇朊ている�——秀吉討厭用黑茶碗點茶。另據日本學者近年的研究，利休所修建的草庵茶室，也因不合秀吉的喜好，被命令重建。

豐臣秀吉和千利休，漸行漸遠。導致兩人決裂的，是一朵野菊。

一次，千利休作茶會，豐臣和另外三個大名在座。利休離席之際，秀吉做了一個小動作。他把藏在自己懷裡的一朵野菊，插進裝有抹茶的茶葉罐和茶碗之間的空隙里，並以為得意。秀吉想，千利休曾經把所有的牽牛花剪掉，只留下一朵觀賞；我也如法炮製，用一朵野菊殺他個回馬槍，看他如何應對。不曾想，利休回來之後，一言不發，將野菊拿下去了，連正眼都沒看秀吉一眼。

秀吉傻眼了，比看見一朵牽牛花的時候，更加震驚。不妙的是，這一次，在場的不只是秀吉和千利休，還有另外三個秀吉手下的重要大名。利休完全無視秀吉之存在，既是作為天下茶人的一種捨我其誰的驕傲，也是對最高權力擁有者豐臣秀吉之挑戰和蔑視。利休無言，但是其作為明確宣示：我的地盤我做主，豐臣秀吉你別插手！

豐臣秀吉和千利休，在精神上，徹底決裂。之後的一切，都是秀吉主導的，也是豐臣秀吉對野菊花事件的報復。豐臣秀吉先是命令千利休，不能再舉辦茶會；要是舉辦，必須經過自己允許，並在自己眼前舉行。

天正19年初，在豐臣秀吉常去的京都大德寺，發現一座千利休木像。謠傳，是千利休自己造的。實際上，是大德寺為了感謝千利休的大額施捨，和尚們自發製作的。木像立在大德寺山門樓上，山門乃進出大德寺之惟一通道。秀吉認為，在自己頭頂上，立千利休的塑像，豈不是目中無人，要把我踩在腳下嗎？

對“天下人”豐臣秀吉而言，還有比這更大的屈辱嗎？是可忍孰不可忍。2月13日，豐臣秀吉下令，把千利休趕出京都，讓他回老家堺閉門思過。同時，將千利休大德寺的木像，在京都一條戾橋上示眾，並傳話給千利休，不謝罪，下場和木像一樣。

崇拜千利休的大名，紛紛勸千利休通過豐臣秀吉的母親和妻子，向秀吉疏通關係。千利休拒絕了。在千利休由緒書中，利休寫道：因茶道而天下知名的我，為了活命而求助於女性的話，真是遺憾啊。

驕傲的千利休，至此，依然是驕傲的；他沒有認錯，更沒有謝罪；他沒有一絲的懊悔，也沒有一絲向秀吉之乞求，他毅然決然地走向生命的終點，。

這，是豐臣秀吉最不能忍受的。他沒有直接殺掉千利休，而是將其流放。一是念及以往的情分，二是給了千利休一個回心轉意、服軟屈膝的時間窗。他在等待，等待千利休直接或間接地向其俯首稱臣。只要千利休說了軟話，認錯服輸，豐臣秀吉是會放千利休一條生路的。那樣做，既顯示了豐臣秀吉無上的、不容挑戰的權勢——連最驕傲的茶人，千利休也跪下了；其他人等，還能如何！——又搏得一個大肚能容大美名，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千利休不買他的帳，不給豐臣秀吉一舉兩得的機會。可想而知，豐臣秀吉該有多大的怨恨，不殺不足以瀉其忿。在長達半個月的等待後，豐臣秀吉作了最後的決斷：命令千利休切腹。2月28日，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3000多名日本武士，包圍了千利休在堺的房子。面對宣布切腹的使者，利休的反應是，以點茶招待使者。

千利休放棄了生，選擇了死；千利休之茶道，卻因此而獲得了最燦爛的光輝。反觀豐臣秀吉，卻是一個失敗者，徹底的失敗者。當一個人、組織只有以武力和強權，讓另一個人和組織屈服時，武力和強權是虛弱的，也是可恥的；當一個人和組織不得不以消滅對方的肉體，讓另一個人和組織順從時，勝利者是惶恐不安的，並將在永遠的天譴中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2013年11月6日，15：00

北京，望京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