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公知”利在亂世
二．文人“公知”熱愛亂世、讚美亂世的例證
三．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亂世禍國殃民
四．文人“公知”如何以文亂世

一．文人“公知”利在亂世

文人“公知”必圖大事。不圖大事，不當“公知”。大事者，得勢也。文人“公知”得勢即得志。得志必不可一世，不得志必謀亂世：亂世才可得勢——亂世才有軍閥割據，有軍閥割據才亟需邀買人心，亟需邀買人心才不得不“禮賢下士”，才不敢在整體上得罪善於呼風喚雨製造輿論的文人“公知”。亂世才有縱橫捭閡；亂世才有“周遊列國”；亂世才有蘇秦張儀；亂世才有“三顧茅廬”；亂世才有“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天下統一、強國富民”對文人“公知”沒什麼好處——天下統一，“讀書做官”面臨的是“買方市場”：止此一家，別無分店，想往上爬就得歌功頌德。只有亂世才是“賣方市場”：“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強國富民，實幹能幹兢兢業業創造財富的工農兵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吃香，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巧取豪奪空手套白狼賣嘴吃白食的文人“公知”吃癟。天下大治，創造財富的吃香；天下大亂，掠奪財富的吃香。天下不亂，“公知”不賺。渾水才能摸魚，趁火才能打劫，亂世才能讓文人“公知”如魚得水左右逢源進退自如。這一切決定文人“公知”的私利在天下大亂而不在天下大治，在軍閥割據而不在國家統一。

中國的文人“公知”從來就沒有滿意的時候。稍不如意即不得志，一不得志即謀亂世，因此文人“公知”或遲或早必謀亂世。

二．文人“公知”熱愛亂世、讚美亂世的例證

1．亂世有自由，有自由就有一切，因此亂世的人活得滋潤、活得人模人樣：

——“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這樣的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隨便拎出一個來，就都有故事，個性鮮明。一句話，活得人模人樣的。”（人大張鳴）

——“的確，民國沒什麼了不起，國家窮，政府亂，還受外國人的欺負。但是，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尤其是姜文這樣的電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人大張鳴）

——“民國是戰亂頻仍的時期、軍閥割據的時期、國家力量不強的時期，但是文化還不錯，教育還不錯”、“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還是說文化藝術，民國都是很可觀的，我們後來稱之為大師的人都是民國產生的，1949年以後是大師的人，觀點很正確的人，也是民國產生的，沒有一個不是”、“民國政府其實還是做了一些事情，經濟、軍事上都有一些準備，都做了一些事情”（人大張鳴）

2．亂世是文人“公知”揚眉吐氣的黃金時代：

——“中國‘士’的黃金時期在春秋戰國，真正的‘百家爭鳴’發源於此時”、“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專制制度，到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一家之後，思想開始受到禁錮。”（資中筠）

——“民國是個亂世，但這個亂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逛胡同成為常態，放言無忌”、“讀書人精神和肉體，無比舒泰，創造力陡然增加”、“文化藝術和教育領域，人才輩出”、“現在民國很讓我們懷念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他們都對政府保有很強的批判精神”、“民國給了他們創造的空間，也給了他們批評的空間，他們就用這個空間去罵給他們空間的政府。面對這樣的批評和罵街，北洋政府沒脾氣，國民黨政府想要干涉一下，但基本上也沒脾氣。他們沒這個膽量，去給文人們的嘴上貼封條”、“軍警不僅不敢再抓捕學生，而且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於有跪地哀求的”。（人大張鳴）

——“這是一個文化人牛皮哄哄的年代”、“無論牛人還是不牛的人，大多保持了行動的自由，和則干，不和則散，沒有人為了權勢低三下四”、“那時候知識分子的力量大，《大公報》一篇社論就是能左右國內輿論”、“一個媒體人聳動天下的時代”、“一支筆，任你總統還是總理，都得掂量掂量”、“社論一出，天下景從”。（人大張鳴）

3．亂世無礙中國民族產業打下天下蓬勃發展：

——“民國的企業家，是在亂世打天下，而且打下天下的經營奇才”、“在幾乎沒有國家保護的條件下，開創出一條中國民族產業的新路。”（人大張鳴）

——“除了教育以外，民國的實業也辦得很好，”、“民國時期的關稅還不自主，那時的企業家都能做出成績”。（人大張鳴）

4．亂世的三教九流土匪流氓黑社會很精彩很可愛：

——“連民國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有的驕橫，有的謙恭，有的快意恩仇，有的陰險狡詐，有的老謀深算，有的魯莽裂滅。但個個都個性鮮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人大張鳴）

——“那個時候流氓土匪好像也想很精彩，幹了一些事，像杜月笙這樣的都很精彩”、“連幫會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兒這樣的可人，令學商各界翹楚，稱道不已。國學大師章太炎總統和主席都不放在眼裡，偏偏要給杜月笙的家譜作序”、“在國民黨政府控制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罷工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為了支持這些罷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黑社會也自然會以下層社會的執法者面目出現，在很多場合充當裁判”。（人大張鳴）

5．竊國大盜並不壞，軍閥割據並不壞，軍閥混戰既文明又好玩：

——“袁世凱是一個雄才大略之人”、“找不到皇帝了，只好就袁世凱去當了。袁世凱其實不太情願”、“袁世凱死了，中國也跟着輸了”、“倒袁正中日本的下懷，日本當時弄《二十一條》，就是要把袁世凱搞臭，現在看來就是一場得逞的陰謀。”、“袁世凱是不是罪人？段祺瑞是不是罪人？我覺得都不好說，很難下一個斷言說肯定是罪人。”（人大張鳴）

——“清末民初的中國有自由，軍閥戰爭相當文明”、“當年這些老軍閥打得還是比較文明，他們有老道德，毒氣彈打得也不是你死我活”、“他們是儘可能不傷及無辜，現在回過來看是相當文明的。那時候戰爭力度不大，真有人願意看熱鬧。成都第一次巷戰，這些老百姓搬板凳出來坐着，像看足球一樣地看。”（人大張鳴）

——“新式軍閥很多都是紳士變的”、“不能說軍閥是外國的走狗，國內軍閥接受外國支持很正常，因為中國是弱國，接受別國支持，不等於說就是它的走狗和提線木偶。中國歷史研究，受階級鬥爭觀念的影響，極易把問題的分析簡單化，很難說明歷史真相”、“軍閥混戰。當然有些軍閥是比較不錯”、“民國也有建設，很多小軍閥比如劉文輝，在那麼偏僻的地方搞建設，做好事，建學校，老師也有板有眼的”（人大張鳴）

——“過去說北洋軍閥，多少帶有污名化的意味。其實，北洋軍人，曾經是中國的精英，他們是中國近代軍事現代化的產物”、“儘管他們中很多人成了割據自雄的軍人統治者，但也在各地的統治中，做了很多的事情”、“在各自區域，都有很多貢獻，很多建設”、“就個人品質而言，大多數軍閥都還可以，至少對當地老百姓，他們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糟”、“吳佩孚就比較好，不花錢，閻錫山也是，他把山西當成國家來建，自己卻不怎麼用錢，把山西建得很棒”、“好客的張宗昌”、“段祺瑞不愛錢”、“一點積蓄也沒有”、“段祺瑞就很好，不抽大煙，也不賭博、貪污，他也不需要錢，甚至不買房子、不置地、不搞產業”、“孫傳芳，待人接物，極其紳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對他個個稱道。滿口五常八德的吳佩孚，偏偏要聲援五四學生。執意復辟清朝的張勳，對他的家鄉人，好得不得了。滿嘴粗話的張作霖，進了他拿錢辦的學堂見先生，卻一個勁兒地鞠躬作揖。用水龍頭給部下洗禮的馮玉祥，掌兵十萬，自己卻總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人大張鳴）

6．無政府的亂世比有政府的治世好：

——“政府不幹什麼比幹什麼更重要”、“沒有強有力中央政府給索馬裡帶來的無政府狀態，既給予了索馬里人經濟自由，也塑造着未來的索馬里國家形態：聯邦制、地方分權與自治，這已經改變了並還將繼續改變索馬里人的生活。”“在武裝勢力控制地區，大多數情況下是有秩序的”、“當各武裝派別為了保存地盤而對經濟無暇管制時，索馬里人享受了在非洲國家還不普遍的經濟自由。”“在缺乏政府介入的情況下”“醫療衛生和教育能穩步提升”、“認為無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亂的觀點，忽略了這種無政府包含着相當的經濟自由的事實”、“經濟自由，哪怕是產生於各武裝勢力忙於爭權奪利而無暇顧及民間的隙縫，也可以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南方周末：“索馬里：民眾生活不太壞”）

——“一個社會發育完善的國家，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有沒有政府，其實沒有太大關係。一個縣有點警察維持一下社會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規模，連警察都可以省了。”（人大張鳴）

7．動盪的亂世豐富多彩，又有意思又好玩：

——“民國時代雖是社會政治上的動盪亂世，卻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斕的時代”、“民主受尊重的時代”……（“民國范兒”）

——“民國很不幸，國家很弱，又趕上一個叢林時代，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總是惦記着欺負我們，近鄰日本，還老是打算把我們滅掉。所以，難怪文人們老是罵街，老是抱怨。幸好，在抱怨和罵聲中，民國給我們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記錄下來，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可，作為更深層的思考，也可。”“這就是民國，一個說不完、也說不清的時代，一個有故事，有個性的時代。”（人大張鳴）

——“民國時代國家很弱，總是挨列強，尤其是日本的欺負。但民國卻是一個充滿了生機，也充滿了色彩的時代”、“有特別的‘范兒’，屬於自己的‘范兒’，有意思，好玩。”（人大張鳴）

8．亂世不會導致中國滅亡：

——“列強一時半會兒，又沒有吃下中國自己來管的意思”、“壓力僅僅來自西方列強的國內。畢竟，20世紀了，西方國家的民主人道的思潮今非昔比。對列強落後國家過於放肆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果比較不那麼費事的話，西方也不是不想瓜分這個古老的大國。但是，這種欲望，顯然要低於馴化這個國家，將之納入西方世界的願望”。（人大張鳴）

9．根本不用怕亂世餓死老百姓——只要穩住“精英”，老百姓餓死都不會造反：

——“在歷史上，農民活不下去了，真的會造反嗎？未必。一般來說，農民活不下去的時候，首先的選擇，是逃荒，攜家帶口逃離活不起的家鄉，到別的地方去。其次，就是等死，逃不走，就待在家裡，活活餓死，或者自盡。其三，如果有領頭的，去吃大戶，一般來說都是和平地吃，不是把大戶搶了，把人殺掉。即使到了這一地步，離造反還遠着呢”、“即使有了活不下去的情形，只要民眾相信，導致饑荒的是天災，是不可抗拒的理由，他們就會認命；只要民眾沒有感到其中有特別的人為的因素，或者即使感覺到了這種因素，也沒有力量去抵抗，他們也會認命；只要不存在抗爭的文化和風習，他們也會認命；只要沒有反抗的種子，沒有領頭的人，也沒有社會組織資源，他們也只能認命。有的時候，即使所有導致造反的因素都在，沒有即時發生的巨大而且難以克服的恐懼，而且導致集體的恐慌的情況下，也未必會有造反”、“有心造反的火種，幾乎在任何時代不缺乏，但火能不能燒起來，還要有乾柴和煤油。即使三者皆備，還要看社會精英的態度，如果精英都無心力撐，甚至要倒戈了，那麼統治者也就到壽了。在所有的革命機制里，只有革命跟進性的民眾，其實並不是決定性因素”、“革命的共性，是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社會的精英階層”。（人大張鳴）

10．中國不該結束亂世，需要回到亂世重新補課：

——“不能一言蔽之說民國沒有搞好就否定它，這是不對的，可能中國早晚還是要走民主共和的路。”（人大張鳴）

——“今天來看，當時唯一正確的途徑是慢慢把民國辦好，而不是急於再改變”、“慢慢走下去的話，也許這個夾生飯是可以煮熟的”、“中國後來走上共產主義革命的道路，可能具有某種偶然性”、“民國的課題是今天我們的課題”、“現在看來我們還得重新翻這一頁。”（人大張鳴）

三．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亂世禍國殃民

天下大亂、軍閥混戰，遭殃的是國家和人民而不是文人“公知”。文人“公知”的利益與人民和國家完全對立，當然不在乎亂世會禍國殃民。

1．文人“公知”根本不在乎老百姓遭殃

文人“公知”自命“精英”。“精英”意味着“優等”，“優等”意味着“優勝劣汰”，“優勝劣態”意味着“淘汰垃圾人口”——茅于軾說：“勞動不創造財富”。這就是說，創造財富的不是勞動人民而是“精英”：“精英”創造財富，“精英”創造歷史，“精英”養活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既然靠“精英”養活，那人家可以養，也可以不養；用得着就養，用不着就不養；高興就養，不高興就不養，跟家畜沒什麼兩樣，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工具”。既然不是人，那就不配享受人的待遇，不配被當人看——“勞動不創造財富”意味着勞動一文不值，勞動一文不值意味着勞動多餘，勞動多餘意味着勞動人民多餘。既然多餘，自然可以消滅——“淘汰垃圾人口”。從文人“公知”自命“精英”、宣布“精英創造歷史”的那一瞬間，“淘汰垃圾人口”的結論就不可避免了。

（文人“公知”禁提“階級鬥爭”，卻鼓吹“優勝劣汰”。他們說“階級鬥爭”殘酷，卻不說“優勝劣汰”更殘酷——毛澤東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專政少數人，文人“公知”堅持的“優勝劣汰”是少數人消滅多數人——“優等人”淘汰“劣等人”、“消滅垃圾人口”。毛澤東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否認專政對象是人，不否認其生存權，所以有“給出路”。文人“公知”堅持的“優勝劣汰”不承認對方是人，不承認對方的生存權——“頂層設計”了“改革代價”、“下崗三千萬”還不算，還要指着鼻子喝斥下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斬盡殺絕連活路都不給，更談不上“給出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給出路”與“你就不配活者！”哪個殘酷？哪個滅絕人性？）

人大“公知”張鳴說，亂世好，亂世有自由。“這樣的自由，不僅讓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來。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無論人壞人好，都很有性格，隨便拎出一個來，就都有故事，個性鮮明。一句話，活得人模人樣的”——被列入這個“人模人樣”清單的有“文化人”、“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三教九流”面面俱到，唯獨沒有人民群眾。這決不是疏忽和無知——人民群眾在文人“公知”心目中不是人，當然不在“人模人樣”之列，同樣也不在文人“公知”的“人性”、“人道”、“以人為本”中的“人”之列。

人民群眾既然不在文人“公知”的“人模人樣”範圍，那自然殺了白殺。張鳴讚美“亂世有自由”時“真話不全說”，不肯說的正是最要害的：張鳴們那美妙的“亂世自由”中最大最核心的“自由”是“殺人自由”——“高等人”草菅人命濫殺百姓的自由。“亂世人命不如狗”。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說：“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眨眼。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裡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蔣介石下令花園口決堤，秘而不宣，根本不許組織百姓轉移，毫無準備的老百姓突如其來遭到滅頂之災，直接淹死和餓死多達八十九萬人，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所殺中國軍民的三倍——這是不是不折不扣的“殺人自由”？這亂世中國的“殺人自由”有多兇狠？新中國1953年人口普查6億，50年代人口每年增長至少1300萬。1949年前無官方人口普查（既然不把老百姓當人，當然不屑在全國搞“人口普查”）。既然如此，那就只能假定人口無增長。這意味着1949年之前的亂世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300萬。（有人拍腦袋一口咬定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口5億。就算如此，那也意味着中國人口從1900年的4億增長到1949年的5億用了50年，即平均每年增長200萬——這仍然說明1949年前的亂世中國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100萬。）對如此駭人聽聞的“殺人自由”，整天滿口“人性”、“人道”、“以人為本”的文人“公知”從來無動於衷置若罔聞——俞可平說沒有了這種殺人自由的“1949年之後”沒有了“以人為本”。換句話說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1300萬的1949年之前的亂世中國是“以人為本”的時代。這並不奇怪，因為文人“公知”心目中老百姓不是人，不管死多少也僅僅是個數字，毫不足惜，更不是罪惡，所以即使每年“非正常死亡”1300萬老百姓也仍然屬於“以人為本”。

文人“公知”既然自命“精英”、認定人民群眾是“劣等”、“垃圾人口”，當然不會在乎老百姓的死活，當然不會在乎亂世必使老百姓遭殃。

2．文人“公知” 根本不在乎國家滅亡

創造財富的需要國家保護，掠奪財富的需要權力保護——國家的存在是長遠的，必須深謀遠慮持久打算，必須保護創造財富；權力的存在是暫時的，只能只顧眼前，為此不惜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掠奪財富。文人“公知”只掠奪財富不創造財富，需要的是權力而不是國家。天下大亂崩潰的是國家而不是權力。即便中國被侵略被瓜分被滅亡，消失的也是國家而不是權力，不會從根本上損害文人“公知”的利益——所以才會有“三百年殖地”。

文人“公知”的唯一能耐是舞文弄墨搬嘴弄舌。他們只認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就能獲得一切的體制，只認同靠舞文弄墨搬嘴弄舌就能獲得權力的國家——資中筠、張千帆說“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明確宣布只有文人“公知”通過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談出來的”政權才是國家，而共產黨“打出來的”政權不是國家。既然他們說不是國家就不是，那自然可以隨意推翻，包括製造亂世來推翻。

文人“公知”說，歷史是文人“公知”創造的，財富是文人“公知”創造的，國家靠文人“公知”治理。不是文人“公知”靠人民存在，而是人民靠文人“公知”存在；不是文人“公知”靠民族存在，而是民族靠文人“公知”存在；不是文人“公知”靠國家存在，而是國家靠文人“公知”存在——人大“公知”張鳴說：“祖國沒了我們這些一個個的人，也什麼都不是”——既然張鳴早把人民群眾排除在“人模人樣”之外，那“我們這些一個個的人”當然只包括“文化人”、“軍閥、流氓、土匪、商人、掮客、買辦”。這跟陳有西說的“先有家才有國，沒有家哪有國”、“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都是一個意思：“國家靠文人‘公知’存在”。既然國家靠文人“公知”存在，那文人“公知”不高興就可以不讓國家存在。

既然文人“公知”自認為可以不靠民族生存、不靠百姓生存、不靠國家生存，那他們又怎麼可能在乎百姓的生死、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存亡？所以他們會“頂層設計”出“改革代價”、“下崗三千萬”、“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優也是次優”、“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帶血的GDP”、“犧牲環境保發展”、“犧牲健康保發展”、“任憑假冒偽劣泛濫”、“銀行私有化”、“允許外資控制中國金融”、“強制推廣轉基因主糧”、“銷毀核武裝取信美國”、“學習日本，讓美國保護中國；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你就不配活着！”……

認同“人民創造歷史”的結論是“為人民服務”；認同“‘精英’創造歷史”的結論是“優勝劣汰”。在文人“公知”看來，天下大亂不過是大規模的“優勝劣汰”，雖禍國殃民但不傷文人“公知”，反而使文人“公知”如魚得水、“無比舒泰，創造力陡然增加”、“活得人模人樣的”。國家民族和老百姓的命在文人“公知”心目中根本一文不值——那麼多文人“公知”一天到晚那麼多連篇累牘，說過中國幾句好話？說過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中國老百姓幾句好話？只要一提就是鄙夷不屑冷嘲熱諷陰陽怪氣，連汶川大地震都要說成“天譴”，變着方地幸災樂禍挖苦老百姓死了活該。所有這一切都證明，文人“公知”的利益與人民和國家完全對立。文人“公知”不但根本不在乎天下大亂，而且歡迎天下大亂——為了文人“公知”高高在上，天下必須大亂，國家必須分裂，社會必須動盪，老百姓必須家破人亡

四．文人“公知”如何以文亂世

文人“公知”孜孜不倦告訴人們：

——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尤其不能愛中國——希特勒講愛國，所以誰愛國誰就是希特勒，就是納粹，就是愛國賊。“當年要是日本占領中國就好了”，袁世凱雄才大略，汪精衛完美無缺，秦檜應該站起來，愛國可恥，賣國英雄，漢奸可愛，帶路黨光榮。是不是國家得我說了算，“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不符合我定義的“談出來的國家”就不是國家，就可以不愛，就可以背叛，這不叫叛國而叫“愛國不愛黨”。中國正道是“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普世價值”、“夫妻關係”、“中美國”、“救美國就是救中國”、“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假如廣東是一個獨立經濟體”、“廣東共和國”、“三百年殖民地”、“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為民主而分裂不過是一時的代價”、“民主的獲得往往必須經過陣痛、甚至經過暴力”、“民主的到來，幾乎都多少伴隨着某種程度的暴力”、“人民最終看來還是不得不使用暴力”、“顏色革命”、“獵鷹計劃”……

——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中國人民統統劣等——“語言決定了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其實，自石器開始，文明歷便遠遠落後於西方文明”、“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上海女人是為外國男人而生的”、“龍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為什麼要崇拜它？”、“龍在西方形象不好”、“在西方世界被認為是一種充滿霸氣和攻擊性的龐然大物”、“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漢族才是劣等種族”“怎麼看都是個劣等民族”、“中國人出了毛澤東，不但不反省還無休無止地頌揚他，那這個民族也是劣等民族”、“這樣的民族難道不是奴才民族？——連做奴隸都不夠格”、“這民這族確是徹底死逑”、“中國人可能是地球上多餘的人”、“中國人對全世界的貢獻約等於0”、“流氓無產者的卑劣，是建築在自己的沒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這輩子都競爭不過人家”、“這個國家的人種不好，沒有膝蓋的人太多”、“有的殘種是嚇出來的，有的殘種是殘羹餵出來的”、“除了垬這惡魔，這國還有一大問題是儲存着一群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群眾’永遠是一些沒有身份與人格的工具，是一些從來也不要負責、不需要腦子，只需要聽從號令、遵守指揮的衝鋒隊員。‘群眾’並非個體的‘人’，就算是在網絡這樣的公共空間，‘群眾’也是作為一股威脅力量，供‘領袖們’驅遣、揮耍、消耗與儲存。它（而不是他們）不是一種可以對話、需要對話的理性個體，而是永遠只作為一種壓力、一股污穢物，一種語言巫術出現”、“毛主義和毛黨之下的群眾都是一群沒有姓名、沒有人格、不顧忌任何道德底線與法律的群氓，一群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群氓”、“你就不配活着！”……

——中共非法，中共政權非法——賀衛方說，共產黨從來沒有註冊登記，“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整個權力架構的反憲政”，“人大本身的反議會性質”，共產黨行使的權利“是法外權利”、“是嚴重的違法”，必須“圖窮匕首現”、“黨和議會之間的關係，黨和司法之間的關係，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大學裡面有沒有必要成立黨組織的問題”、“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多黨制度”、“台灣現在的模式”……“這個問題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了”。陳有西說，“國民政府當時還是一個合法政府，後來被共產黨推翻了”，“我們的制度設計有那麼多的原罪”，所以共產黨政權非法。如今講法制講憲政，共產黨就應該交權，“不要把政權都壟斷在紅色後代手中”，必須“‘繼絕世、舉逸民”，吸收各類社會精英到體制內做事”、“法院與法律人應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是“法律至高無上”，而是“法律人至高無上”；由“法律人”來領導共產黨。

——中國歷史漆黑一團，共產黨一無是處，毛澤東一無是處，中國革命一無是處罪大惡極——“黨史從頭起就應該改寫”、“錯、錯、錯！1．朝鮮戰爭打錯了，不該打；2．對越戰爭打錯了；3．解放戰爭（國共戰爭）打錯了，千萬軍民的死亡，換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原來卻沒有道理，被改革開放否定了；4．抗日戰爭，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5．土地戰爭，打土豪分田地，有什麼道理？符合什麼原理？什麼法理？6．辛亥革命，不革又如何？君主立憲，未嘗不可。苦難深重的中國啊，一直在錯、錯、錯！仍然錯、繼續錯、尤其錯！”、“餓死三千萬”、“殺人X千萬”……

——世上只有“公知”好，好得身上不長屁眼肚臍眼，半點暇疵沒有——“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幹大事”、“有思想、有知識、有責任心、能被委以重任”、“有科學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問題、有能力引領社會往正確方向前進”、“知書達禮、能承擔起傳承人類文明傳統重任”、“有惻隱之心、辭讓之心、廉恥之心和是非之心”、“社會楷模”、“社會的良心”、“民族的脊梁”、“國家的棟梁”、“社會和時代的眼睛和代言人”、“家國情懷”、“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有文化有學歷”、“有學識有堅持”、“重名節講骨氣”、“有自己獨立的價值體系和判斷標準”、“最有見識的中國知識分子”、“無愧於‘公知’稱號的社會精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帝王師”、“以致君堯舜為己任”、“真理在握”、“追求生命的意義、最終的價值、跟宇宙世界的接觸”、“求真的靈魂”、“宣說常識、激濁揚清、忠於真理”、“豐富知識、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反精英者皆腦殘”、“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者，上也”、“唯上智下愚不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最優秀的人在幹什麼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讓最優秀的人來治國”、“國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勞苦大眾治理”、“工程師都是造機器的，造機器的怎麼能夠治理好國家？”“文人的思維特徵是瞧不起工匠式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雲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後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經驗性思維就比較笨拙，總是貼着地面步行，就事論事，局部問題局部解決，甚至是技術性地解決，輕易不敢把很多不相關的問題攪在一個大局裡，然後發一通宏觀議論了事”……總而言之世界是“公知”造的，歷史是“公知”造的，財富是“公知”造的，社會是“公知”造的，老百姓是“公知”養的，社會必須由文人“公知”統治。

——“普世價值”高於一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的天性。人權高於主權，人權中自由為先。“自由先於法律，自由也先於制度”、“和自由相比，強姦算得了什麼呢？”捨己為公破壞人權。局部服從整體破壞人權。為國家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破壞人權，“當螺絲釘”破壞人權。個人利益、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只顧自己天經地義……

文人“公知”雲山霧罩羅唆了這麼多，其實繞來繞就圍着一個核心打轉：在中國當權坐天下者非文人“公知”不可，文人“公知”不當權乃萬惡之源——中國一塌糊塗，末日將至，大難臨頭，不是因為文人“公知”們“頂層設計”了“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寧要腐敗也不要毛澤東”之類，而是因為沒讓文人“公知”們至高無上——中國是個爛攤子：文化劣等，民族劣等，人民劣等，共產黨壞，中國革命壞……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只有一個：把共產黨趕下台，請文人“公知”這些救世主活神仙來主宰一切——歸根到底是推銷自己。為推銷自己而抹黑別人，商業推銷如此，政治推銷也如此。只是直截了當伸着手搶權說“把一切權力交給我文人‘公知’”未免太蠢了點，所以得設計出一套遊戲規則，讓人人都以為很公平而實際上只有文人“公知”能贏。這套遊戲規則就叫“民主”——“自由選舉”、“一人一票”、“多黨制”、“政黨輪替”……只要上了這條道，文人“公知”必勝無疑：“自由選舉”、“一人一票”的遊戲規則說白了就是比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而要玩舞文弄墨搬嘴弄舌誰比得過文人“公知”？中國古代寓言裡不乏這類玩弄遊戲規則的把戲——哥哥用遊戲規則耍弟弟：種玉米就規定地上長的全歸自己，種土豆就規定地下長的全歸自己。狐狸用遊戲規則耍仙鶴：共同吃飯，但只許用淺盤子裝食物，長嘴的仙鶴什麼都啄不着，狐狸舌頭一卷全部獨吞還算“公平進餐，機會均等”。文人“公知”的“民主化”不過是照葫蘆畫瓢，也用遊戲規則耍老百姓：誰能說會道嗓門大誰坐天下——建立一個“憑舞文弄墨搬嘴弄舌獲得一切”的機制，遊戲規則完全按文人“公知”量身打造。按賭場老闆的遊戲規則玩錢一定是賭場老闆贏，按文人“公知”的遊戲規則玩權一定是文人“公知”贏。而文人“公知”穩操勝劵還要得了便宜又賣乖：“自由民主”、“規則面前人人平等”。

文人“公知”利用“文憑主義”篡奪了若干政權機器的話語大權之後，他們的自我推銷就不再是局部的個人行為，而是某種政府行為——依仗國家機器的力量把文人“公知”上述神化自己、妖魔化別人、美化亂世的孜孜不倦編織成一張信息狂潮的天羅地網，把全體中國人團團圍住一網打盡，有條不紊、全天候、全方位、持續不斷、花樣百出地借古非今，借洋非中，借法非共——從“中國式過馬路”、“中國式離婚”到“毛澤東的稿費”、“毛澤東的身高”、“毛澤東的食譜”、“毛澤東的‘行宮’”、“毛澤東的兒子”、“毛澤東的孫子”、“毛澤東的親戚”、“毛澤東的秘書”、“毛澤東的衛士長”、“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毛澤東的醫生”、“毛澤東的護士”、“毛澤東的陪讀”、“揭開毛澤東用兵如神之謎”、“《沁園春．雪》的真正作者”、“《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的真正作者”、“毛澤東詩詞真相”、“毛澤東選集真相”、“‘論持久戰’是誰提出的”、“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整肅AB團”……無奇不有無孔不入，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鋪天蓋地，不計工本不厭其煩，“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造謠”。這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有目標的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對這種大規模軟暴力，無組織的個人力量無法持久抵禦，因為這是力量完全不對稱的一邊倒——個體對系統，人力對機器，支離破碎對組織嚴密；明的對暗的；有限對無限；消極被動對積極主動，個人思維、個人毅力的單打獨鬥孤軍奮戰對千軍萬馬有組織、有目的、大規模排山倒海的傾向性輿論狂潮。這是一場沒有懸念的抗衡。個人對抗不了組織；個人的毅力對抗不了權力機器成系統的大規模有組織的軟暴力。被灌輸者毅力再強、再聰明睿智也只能被動挨打窮於應付，時間一久總有堅持不住的時候。即便這一代人頂得住，下一代人也頂不住。

“三人成虎”、“眾口鑠金”、“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是心理規律。處於大規模軟暴力的長期包圍中的人很難不被潛移默化——中國婦女裹小腳的陋習是哪裡來的？文人“公知”用大規模軟暴力造出來的。這種中國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慘無人道，不折不扣是文人“公知”的“發明創造”。沒有文人“公知”製造的邪惡輿論環境的毒害，哪個婦女肯把自己好端端的腳變成殘廢？哪個父母捨得摧殘自己的女兒？而歷史事實是一代又一代的婦女自己被摧殘之後還心甘情願地摧殘自己的女兒，而且還視為天經地義，而且這種野蠻摧殘不是一家兩家、一代兩代，而是舉國普及、持續千年之久，滿清皇帝下令禁都禁不掉。而受到權力機器支持的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更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抵禦——希特勒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他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里。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這個新社會’”。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處於納粹思潮包圍中的德國青年不由自主接受了納粹思想，連種族滅絕的理論都認同了。

如今中國的文人“公知”不是正在干同樣的事嗎？他們的有組織的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不是正在使中國年輕一代“不知道別的”，而只知道文人“公知”鼓吹的一切嗎？只要大趨勢不發生根本性扭轉，今天中國文人“公知”很快同樣可以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你算什麼？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陣營里。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不但不知道別的，而且只知道反共：如今說是共產黨執政，但在文人“公知”成堆勢力龐大的地方實際上是共產黨被專政——“共產黨‘非法’”、“共產黨政權‘非法’”、 “中國革命‘非法’”、“毛澤東‘有罪’”成了文人“公知”的“常識”；愛國成了“愛國賊”，愛人民成了“民粹”、“極左”；擁護共產黨是“五毛”、“餘孽”；狼牙山五壯士退出課本，反共干將張靈甫則成了“烈士”，專門修了“烈士陵園”，還由共青團專門組織青年學生向這位剿共將軍憑弔致敬；連張輝贊都被共青團組織搬出來悼念；一貫草菅人命的蔣介石被“理論創新”成了大英雄：“蔣介石，一個憑藉自信和勇氣，憑藉權謀和激情，憑藉意志響徹整個中國和世界的名字；一個曾在中國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詛咒的名字；一個在歷史的空間震古爍今、空前絕後的名字”；唱“英雄組歌”的小姑娘王芳遭到鋪天蓋地的漫罵和謠言；力主保衛釣魚島的軍人遭到“群毆式圍攻”，被辱罵為“無知狂徒”、“不僅是國賊，還是人類公敵”、“應該法辦”——“獵鷹計劃在行動”；為了《南方周末》的新年特刊，公然大鬧並勒令共產黨罷免廣東省宣傳部部長；央視報道東莞掃黃，馬上掀起瘋狂支持東莞的“南娼起義”：“央視無情，人間有愛，眾志成城，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東莞挺住！東莞不哭！今天，我們都是東莞人！”；教育部長說了“三個決不允許”，馬上遭到“公知”大V的群起圍攻；圍攻《遼寧日報》、圍攻徐嵐……處處針鋒相對氣勢洶洶，對習近平照樣不例外：習近平說要依法辦事，文人“公知”馬上說共產黨本身就非法、依法必依“憲政”、“憲政”必須“一人一票”、“政黨輪替”。習近平說：“革命理想高於天”，人大張鳴馬上說“革命的理想……它已經崩塌了，在全世界範圍內崩塌了。如果有人覺得可以在市場條件下重建這個理想，這樣的人，不是出土文物，就是在夢遊”、“到了這個地步，還想整頓，不想更新，想靠學習革命理想，重建革命精神。我才知道，什麼中國夢，就是一場春夢”。習近平強調黨風廉政，張鳴馬上說：“黨在中國傳統文化里，是一個不好的字眼。君子不黨，結黨營私，黨跟幫派，在人們眼裡沒有多少區別。人一旦結成了黨，多半不干好事。”習近平提出整頓黨風，禁止鋪張浪費，張鳴馬上說：“對於病入膏肓的腐敗，開的藥方居然是節儉。好吧，少花點錢，多往瑞士銀行里存點。”習近平提出加強中國軟實力，吳祚來馬上指槡罵槐說“軟實力”是兩口子被窩裡的東西……這一切證明如今中國實際是兩個政權：名義上是共產黨當政，實際上上層建築主流領域是共產黨被文人“公知”專政，共產黨簡直成了“地下黨”，愛國愛黨愛人民反得有勇氣。

滿清皇帝下令禁止婦女裹小腳，但毫無用處。民國時期提倡文明抨擊婦女裹小腳，仍然不解決問題。解放後新中國一方面嚴令禁止摧殘婦女，一方面大張旗鼓反封建破四舊，利用國家機器在全國城鄉掀起了大規模輿論風潮，雙管齊下，這才根本杜絕了婦女裹小腳——以前人們習慣說“小腳女人”，我們小時候習慣說“小腳老太太”，如今“婦女裹小腳”徹底成了歷史名詞。這證明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只有同樣的系統性的大規模軟暴力才能抗衡，普通老百姓的自發抵制和個別政府官員甚至是最高級官員的單項禁令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政權機器製造出針鋒相對、大張旗鼓的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的抗衡，確保文人“公知”篡奪政權的“憲政民主”、“自由選舉”、“一人一票”的遊戲規則被確立是早晚的事。而文人“公知”當權則中國必亂，從此必成亂世。

國家生存必須有凝聚。社會生存必須有凝聚。沒有凝聚，分崩離析。而文人“公知”毫無凝聚。

知識分子都沒什麼凝聚——否則何必當諸葛亮給別人打工？自己那麼大本事，直接當劉備做老大不好嗎？文人“公知”不但沒有凝聚，而且專門破壞凝聚。首先文人“公知”自己就“文人相輕”，一個不尿一個——陳有西都承認他們這幫文人“公知”是“各自為戰，老是自己內鬥”、“都很有獨立性”、“我們今天講一句話，100句里有一句不好，不對的，我的‘戰友’就會來批判我，因為是不講聯合戰線的”。海外“民運人士”之間的惡鬥不休就更不用說了。文人“公知”不能凝聚文人“公知”，那能凝聚別人嗎？你能指望老百姓會擁護滿口“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屁民”、“淘汰垃圾人口”、“對待刁民不能手軟”、“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人嗎？你能指望軍人會擁護對誓言保衛國土的軍人破口大罵“無知狂徒”、“好戰鷹派”、“軍人干政”、“不僅是國賊，還是人類公敵”、“應該法辦”的人嗎？靠唇槍舌劍雄辯滔天盡可以把人罵得狗血淋頭，但可以靠這個聚攏人心、讓人們心甘情願追隨你嗎？

文人“公知”否定了共產黨，否定了毛澤東，否定了愛國主義，否定了為人民服務，否定了中華文明，否定了集體主義，否定了“甘當羅螺絲釘”……凡能凝聚人心的東西都被文人“公知”否定了。剩下的只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個人自由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既然個人自由高於一切，決不為集體委屈自己，那除了烏合之眾一盤散沙還能得到什麼？

文人“公知”說“打出來的天下談出來的國家”，意思是可以用嘴巴製造政權。這是彌天大謊。政權不可能用嘴巴製造，任何權威都不可能用嘴巴製造。俾斯麥說：“當代的重大政治問題不是用說空話和多數派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必須用鐵和血來解決”。人大張鳴說：“人活在世上，要講規矩。但首先是有權有槍的人要講規矩”——說得輕巧。靠什麼使有權有槍的人講規矩？哪個軍閥兵痞土匪流氓是被文人“公知”用三寸不爛之舌一通賣嘴馴服的？

真鬧“一人一票”，文人“公知”不可能靠凝聚贏得選票，只能靠煽動仇恨贏得選票，就當年南斯拉夫一樣：“一個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百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就是‘斯洛文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國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面爆發。”“在鐵托時代，我們大家都相處得很好，但是後來政客一煽動，人的民族情緒和宗族情緒就被調動起來了，人就成了失去理性的動物，互相廝殺起來。昨天還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類似苗頭不是同樣在中國萌芽了嗎？“河南人如何如何”、“新疆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文人“公知”還沒當政已然如此，一旦當政可想而知。

文人“公知”自認為“民主選舉、一人一票”能確保自己當權，不惜一切製造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強行“民主化”。明知自己的“民主化”必成亂世，他們也不在乎——他們自己利在亂世，熱愛亂世，讚美亂世，不在乎亂世，更不管亂世對別人的後果——大流氓花言巧語只要把小姑娘騙上床就成，後果是不在乎的；騙子花言巧語只要把錢騙到手就成，後果是不在乎的；納粹花言巧語只要把猶太人騙進毒氣室就成，後果是不在乎的；文人“公知”花言巧語只要“一人一票”就成，後果是不在乎的——當年拼命鼓吹“普世價值”、“多黨制”、“新思維”、“人道社會主義”、“休克療法”、“阿拉伯之春”、“顏色革命”、“人權高於主權”的文人“公知”們在乎前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分裂、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打得血流成河等等後果嗎？

文人“公知”必謀亂世。對此中國人只有兩條選擇：要麼用有組織的系統性大規模軟暴力嚴厲懲罰製造亂世的文人“公知”，要麼受到文人“公知”製造的亂世的嚴厲懲罰。至於中國人能否在天下大亂中僥倖大難不死、然後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更加嚴厲地懲罰製造了亂世的文人“公知”，那就不敢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