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火車站和一個打工者閒聊

我和小崔，在成都火車站等車時，遇到第一位打工者。

我們去得早，排在第一和第二個。其他人覺得開車還早，均淡定地坐在候車室的長椅上。這時，過來一位扛着大包的婦女。

她問我：是去西昌嗎？

我說：是的。

她說：可是找到了。

我說：您跟着我吧。不會錯的。我還可以幫你背包。

她說：那可謝謝了。她雖是吃苦的人，身體也很結識，可那個超大的行李，還是讓她吃力。我這麼一說，她鬆了一口氣。

我說：您是回家過年，是嗎？

她說：是的。

我說：您是從哪兒來呢。

她說：從寧波來。在那邊給人家做飯。做兩家人的飯，一家是工人的，有四五十口；另一家是老闆一家人的。老闆家人的，要做得精細，可口；工人的，是大鍋飯，就和餵豬差不多。老闆開了一家塑膠廠，僱傭了四十多個人，她也是之一。不過，她是負責做飯的。

我說：那可是辛苦啊。四五十號人，工作量不小啊。只是你一個人嗎？採購買辦，您也做嗎？

她說：我不。我只負責做飯，採購是另一個人的事兒。

我問：那麼辛苦的工作，吃得消嗎？會生病嗎？

她說：不辛苦。和在家種地比較，也不辛苦。生命在於運動。我打工八年了，一次都沒有病過，連感冒也沒有。老闆一家都感冒，也傳染不了我。我身體好，不生病。

說着，她臉上掠過自豪的微笑。

我不是領導，但是，關心老百姓疾苦的。再問：您和老闆之間有合同嗎？

她說：第一個半年，有合同。後來，就沒了。都是口頭的，老闆人很好，待我也很好。她們老擔心我不做了。我要說不做了，她們的孩子也不答應，哭着不讓我走。才去，一個月1200元；現在，漲到4000元了。我什麼花費也沒有，吃他們的，穿他們的，用他們的，洗髮水，也是老闆家的。還給我買衣服，買了好幾件，我都不喜歡。我還是喜歡穿我自己買的衣服。我就把衣服帶回來了。

她指着大個子的行李，示意衣服都在裡面。

她接着說：寧波那邊真是有錢啊，都是有錢人。老闆的孩子花錢，都是沒數的。老人給孩子零花錢，一給都是一百兩百的，也不問花哪兒了。今天給了，明天接着給。孩子的零花錢，比我工資高。

我沒插話，可我對這種教育孩子的辦法，存疑。老說中國教育不好，其實，中國教育之不成體統，不只是教育部門的事兒，是學校的毛病；中國的家庭教育，一樣不堪。其中，溺愛和毫無規矩，是兩大表象。

我問有拖欠工資的事兒發生嗎？

她說：沒有。老闆也不敢拖欠，要是拖欠了，打個電話，就會有人來幫助要錢。

我問：往哪兒打啊？

她說: 電視上有。就往電視上那個電話打。

這是我沒想到的。因為，拖欠工資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政府頭疼不已。我和小崔說：這大概和寧波那邊的勞動力供給有關。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者就處於強勢地位。再拖欠工資，就沒人去了，企業就做不下去了。

我問她多大了，還要干幾年？

她說，今年五十八歲了，計劃再干五年，到63歲，就不幹了。她還強調，只是自己計劃，沒和別人說。誰也不知道未來會如何。

我說:你可是你們家的大功臣啊。給家裡掙了一大筆錢，還帶了不少禮物回來。我指指她的行李。

她很靦腆地笑了，說：明天一早就見到他們了。為了接她，家裡人今晚就住到西昌市裡的賓館了。

開始檢票了。我幫她拖着行李，進站。即便是拖着，兩個人，也不輕鬆。上台階的時候，除了我幫忙，又有一個小伙子，搭了一把手——大概是受了我的感染吧。我們在4車廂，她在11車廂，距離不近。

小崔把我的背包，拿走了。我一直把她送上車，安置下來。行李太大，行李架放不下，只好放在臥鋪車廂兩個座位之間。

臨走，我很小心眼地想，我這也算做好事了吧，怎麼沒見給雷鋒叔叔拍照的記者同志們呢？雷鋒每做一件好事兒，都事無巨細地被記錄下來了。我做好事，也不是一件兩件了，怎麼一次也沒被曝光呢？

這，是不是一個問題？

我想是。你們可以說不是。

我做了多少好事呢，小崔同學說，我做了一路——從西昌到成都的路上。這只是其一。

我不會為曝光、為沽名釣譽而去幫助他人，我只是質疑雷鋒同志為什麼做好事都那麼巧呢？或者，他帶着隨行記者？或者，是後來擺拍的。或者，還有或者。

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春節假期，山西陽泉，父母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