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的故事》以青花瓷為中心，從時間與空間兩個方向切入，追溯瓷器的來歷、變遷、用途、傳播、影響與魅力。由此帶入了中國文化史、中國藝術史、茶藝文化……也帶進了西方工藝史、西方飲食文化史、西方生活史等。由於中國瓷器也隨着中國人與歐洲人的帆船去到可以入港停泊的地方，於是東南亞、非洲與中南美洲也都早早接受了中國瓷器，因此《青花瓷的故事》也帶進了其他人類社會的相關歷史。

1712年，法國傳教士殷弘緒來到景德鎮，他立刻被震驚了。

這裡有100萬人，3000座窯，到處是挑夫試圖擠過街頭的吶喊，“如同無時無刻不置身於狂歡節”，工人們晝夜忙碌，“萬杵之聲”令人夜不成眠，整座城市猶如巨大的火爐，被形象地稱為“四時雷電鎮”。

整整3個世紀，中國平均每年向世界出口一百萬件瓷器。殷弘緒承擔着一個特殊使命：竊取中國瓷製造的技術秘密。

殷弘緒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但他並不樂觀，因為他認為景德鎮是不可超越的：這裡流水線生產模式極為成熟，工匠世代傳承着高超技藝，中國瓷在全球享有非凡聲譽，產業集中帶來規模效益……這一切，顯然比技術秘密重要得多。

但，殷弘緒錯了，幾十年後，中國瓷便從輝煌的頂峰跌落。領先千年，卻一朝被趕超，再沒有什麼，能比這個案例更好地說明什麼是古今之變，而背後的原因，值得人們長久追問與反思。

中國瓷是怎樣走上巔峰的

在歷史上，中國瓷並不是一直領先，它曾經被超越。宋代時，高麗匠人發明了獨特的鑲嵌青瓷，南宋《袖中錦》中稱：“高麗秘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但宋人並不緊張，因名窯遍地，定、汝、哥、龍泉、鈞、耀州、磁州、吉州、官、建等各具特色，不斷推出新產品。

除了內部格局多元化，當時中國與外部世界亦廣泛聯繫。元代之前，中國瓷多為純色，少繪圖，景德鎮早期青花只有小件，專為東南亞群島不太挑剔的客戶製作。但來自波斯的“回青”改變了一切，它獨特的光澤將白瓷優點發揮到極致，大名鼎鼎的青花瓷從此躍上歷史舞台，

中國瓷是一個巨大而開放的體系，它從竹器、青銅器、皮革製品、紙製品、木器等中獲得設計靈感，以軍持壺為例，器形原出自中亞，是雲遊僧、伊斯蘭教徒盛水洗手的用具，隋唐時傳入中國，以後成為中國瓷出口的拳頭產品。

文化交流總是相互的，中亞匠人也在摸索中國瓷的燒制方法。真正的中國瓷需1350度高溫燒制，以使高嶺土與瓷石產生反應，形成獨特品質。但中亞沒有瓷石礦，只好用1000度燒仿製品，按西方分類標準，這屬於炻器，不配稱為瓷。其缺點是易脫釉，表面看像青花瓷，可水一洗便掉色，只能擺設。

除了獨有的礦產資源外，中國瓷還擁有兩大競爭優勢：一是人力成本極低，以至於買中國產的正品比買中亞的仿製品還便宜許多，二是整合的優勢，政府介入瓷業管理，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天下秩序中，這兩個優勢看上去堅不可摧。

輝煌背後有暗瘡

16世紀起，西方勢力開始介入天下秩序。

按天下秩序的遊戲規則，多出口少進口、薄利多銷是王道，在人們意識中，始終存在着“財富靠積累而成”的觀念，在制度設計、文化準備等方面，均不鼓勵流通，對市場發展造成消極影響，交易規模雖大，卻始終達不到促成市場產生質變的水平。

而西方人更認同世界秩序，相信“財富靠交易而成”，交易越頻繁，市場化程度就越高，社會整體效率亦將提升。中國瓷的優秀品質、低廉價格，恰好給了他們一個空前的機會。正是在西方商人們的努力下，中國瓷出口量猛增，走向了所謂的“輝煌”。

但，這個“輝煌”的代價是多大呢？

依靠中國瓷，西方商人們建立起世界市場（本書作者認為中國瓷是第一個“世界商品”），培養了國際貿易的人才團隊，並獲取豐厚利潤，從而進一步提升投資能力。

而中國獲得了什麼？中國瓷的價格依然低廉，只是擴大了就業而已，而這個就業是建立在低人權基礎之上的，普通工人年收入只有六兩半白銀，僅夠溫飽，到年長體衰時，只好餓斃街頭。此外，景德鎮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為了燒窯，周邊森林被砍伐一空。

這，顯然是一個完全不對等的交易，展現出兩種不同秩序間的優劣之別。

表面看，別人花錢買我們的東西，我們豈不是越來越富？其實，類似爭論在當年英國也存在過，許多英國人反對進口印度棉布，認為會抽空英國財富，但亞當·斯密認為：為了買漂亮的印度棉布，消費者會努力去賺更多的錢，他們將因此而免於織造棉布式的低效勞動，這有利於英國產業升級。

歷史證明，亞當·斯密是對的。

奇怪的應對策略

但，天朝並未意識到風險。

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力推中國瓷出口，由於此前多年戰亂，中國瓷退出了國際市場，日本瓷、東南亞瓷乃至歐洲低仿取而代之，為重振雄風，皇權加強了對景德鎮的管控，一切由特設官員說了算，從而形成了壟斷的局面。好處是，調撥資源更方便了，壞處是，創新衝動被抑制。

由於引進西洋琺瑯彩，景德鎮產品質量仍在提升，但這些創新僅服務於皇帝個人癖好，很少能進入市場，隨着清廷與傳教士關係破裂，中國瓷質量開始下滑。

在不經意間，中國瓷進入了一個怪圈中：明明天下秩序已不適應時代要求，可越是遭遇世界秩序挑戰，反而越要堅守天下秩序。

因為，天下秩序最符合皇權的利益。

皇權絕不容忍任何挑戰者，誰做強，誰在客觀上就已經是敵人了。只有均弱，才是皇帝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故政治上要“多封眾建”，經濟上要“不患寡而患不均”。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必然撞上玻璃天花板，由於投資能力不足，富人們只能靠壓榨工人獲利，而非研發新技術。

美國學者阿普爾比在《無情的革命》中說，一個人發明了新式捕鼠夾，如果他在英國，會立刻去申請專利，10年後，他的發明已被革新無數代，人人因此獲利，可如果他在中國，鄰居們會大肆誇耀他一番，10年後，人人都在用他的發明，可誰也想不起是誰發明的了，即使有革新，也只有很少的一點。

皇權始終不願真正保護投資人，也不願真正保護創新，世界秩序需要強者、需要競爭，可這恰好是天朝不能觸碰的底線，所以只好堅守老辦法。皇帝們想，既然過去有效，那麼將來也有效。

壟斷打敗了中國瓷

1765年，瑋致伍德研發出了乳白陶，中國瓷遇到真正的敵手。

瑋致伍德的勝利由一連串創新構成：他引入了景德鎮的流水線生產模式，不斷改變圖案、器形設計，引入市場調研、廣告等市場手段……他花了近20年時間，在此期間，中國瓷竟毫無應對動作。

壟斷生懈怠，即使是完美的中國瓷，也沒能抵抗住制度劣勢的消解力量。因馬戛爾尼事件，神秘東方的神話破滅了，任性、反文明、拒絕融入世界等負面性格不僅使當時中國形象一落千丈，也給中國瓷聲譽帶來毀滅性打擊。

其實，即使是中國瓷外銷的“輝煌”時代，它給中國帶來的收入卻很少，倒是西方商人們從中得到了80%-100%的暴利。生產者越來越窮，銷售者越來越富，中國瓷被替代的命運，其實早已註定。

作為專史，本書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從全球文化互動的角度來看歷史，像中國龍形象變遷、中國與西亞設計互動等內容，令人眼界大開。二是作者並非就瓷器談瓷器，而是以瓷器為線索，勾勒出千載以降，人類文明在互動、碰撞、交流中所呈現出的多元與豐富。

在細節處，本書也存在一些常見的誤會。比如將胡椒等香料流行歸因於古人肉食保鮮不易，要以它來掩蓋異味，但從史料看，在醫學不發達的古代，古人很少吃有異味的肉食。再比如，作者顯然不知道唐代中國已有唐青花。

然而，從資料豐富、論述嚴謹的角度看，本書顯然是一部特別精心、特別紮實的力作。更重要的是，在闡述器物文明同時，作者始終未忘對更高層面的制度文明予以關照，而其中味道，需要讀者細心去體會。（轉自凱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