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中共近年來下決心要依法治國了，專制之下也可以建立法治的說法在中國人里曾經頗有市場，不少人以新加坡為例，這其實是對新加坡法治的極大誤解。事實上，新加坡是先有法治，先有民主自由，李光耀是在民主法治的政體下成為新加坡首腦後，才將新加坡變成了專制國家，所以法治在前，專制在後，新加坡之例根本不能作為專制之下也能建立法治體系的證明。新加坡法治與香港法治都是英國殖民主義者給殖民地人民留下的遺產，這些法治之所以成功，之所以有益於人民，是因為它們是間接民主的產物，殖民者英國在自家本土實行的是民主自由政體，而英國輸出給殖民地的法治體系完全照搬了英國國內的法治體系，所以，新加坡和香港的法治雖然不是當地民主自由的結果，但實際上仍然是民主的產物，只不過是一種間接民主，殖民地人民是間接民主的受益者。

中國人民長期以來羨慕新加坡和香港的依法治國，希望在中國也能實現依法治國，在這種羨慕和期望的背後，人們其實在心裡不知不覺地做了一種假設，那就是，這個用來做治國依據的“法”是合乎人性的法律，是講道理的法律，是良法。我在網上經常看到有人解釋“法治”與“法制”的不同，如果僅僅從中文字面上看，用這兩個詞來區別兩種不同的依法治國很容易讓人覺得不知所云。我今天來提出一個更讓人一目了然的說法，那就是依法治國有兩種，一種是良法治國，另一種是惡法治國。只有民主自由政體下的法治，才能保證良法治國，專制制度下的法治，就有可能變成惡法治國，而暴政統治下的法治，則必然是惡法治國。因為依法治國，首先要有人來建立法律，在執行法律過程中，還要有人來解釋法律。在民主自由的制度下，制定法律和執行法律的人是人民選出來的，他們靠講理靠公開自己過去一貫的表現來贏得人民的選票。靠人民選舉產生製法者和執法者，只是保證良法的第一步，僅僅依靠選舉，並不能保證一定杜絕惡法，因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人民選出來的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也有可能會犯錯誤。在民主自由政體下，一旦出現惡法，人民可以公開批評，可以重新選舉，所以，民主自由制度下的法治至少有雙重的保護，從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惡法的產生。在槍桿子打出來的暴政統治之下，政府依靠槍桿子掌控一切，可以隨心所欲任意定義法律解釋法律，因此惡法叢生，人民根本沒轍。比如，在中共統治之下，法律完全掌握在黨的手裡，它可以任意規定任意解釋什麼是國家機密。它可以定出將“七不講”說成是國家機密的這種惡法；可以把自己手中的權力安全定義為國家安全，把凡是影響到中共掌控權力的言行都算到影響國家安全的言行範圍之內，給人判罪；它還可以將律師以法律來維護人民利益的行為定義為尋釁滋事和擾亂社會秩序；從劉曉波到許志永，浦志強，再到今天的高瑜，中共暴政下的惡法之例比比皆是。

前面說到，專制下的法治，有可能變成惡法治國，這裡再拿新加坡做例子。新加坡國父李光耀上台後，將新加坡變成了專制國家，人民不能自由批評政府。但對新加坡人來講幸運的是，李光耀是個有一定是非判斷能力和有相當管理才華的人，他沒有在自己專制後將新加坡變成一個完全靠暴力來維持自己權力的國家，仍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良好的法治制度。總體來講，李光耀專制下的法治，基本上還算是良法治國，雖然時不時也會有個別惡法的例子，比如最近就有報道一位新加坡青年因為批評李光耀而被捕，但比起暴政來，仍然是小巫，比如李光耀執政時期沒有對反對者進行過肉體迫害，也沒有人被殺害，最壞的命運是被流放國外。專制統治下的法治，到底是良法治國，還是惡法治國，完全看運氣，正好撞上一個明君，就可能基本上還算是良法治國，如果運氣不好，撞上一個惡君，那麼，英國人給的法律再好，在惡君的專制統治下，也有可能變成惡法治國。比如香港在中共長期統治之下，隨着時光的推進和中共勢力的滲透，原來英國人建立的良法治國，就有漸漸蛻變成惡法治國的可能。新加坡的成功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有中彩的特色，可以說是正好撞在李光耀本質上不是個壞人的這個大運上了。說實話，雖然新加坡有英國殖民史打下的良好體制基礎，雖然李光耀崛起靠的是民主自由，等等非常有利的先決條件，但人是不可以預測的，一個本來看上去不錯的人，當他手中有了不受約束的權力後，會變成怎樣的人，外人很難預料，而且選舉時，人民還有可能看錯人。李光耀正好是個不太壞的明君，實在是上帝給新加坡人的好運。所以，就算忽略英國殖民給新加坡打下的基礎，就算把國家大小放到一邊不講，中國要學新加坡，仍然非常可笑，就好像有人靠中獎發了財，中國人趕緊研究模仿他的所作所為，期望自己也能發財一樣，不明白中國人中彩的幾率可以說幾乎是近於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