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只要開車上路，就得把駕照帶上，無照駕駛是會受到處罰的。

解放前有沒有這個規矩呢？咱們看過幾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則》：“若須在北平市內駕駛汽車，須持有駕駛執照，無執照者罰銀十元，已領執照而駕車時不攜帶者罰銀四元。”沒有駕照就上路，罰你10塊大洋；有駕照卻不帶駕照，罰你4塊大洋。

1932年，漢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規則》：“汽車及汽力腳踏車司機應向公安局登記，並考驗合格，發給執照，方可駕車。無司機執照者罰銀十元，已領執照而駕車時不攜帶者罰銀三元，借用他人執照者罰銀五元，另將該執照吊銷。”汽力腳踏車就是摩托，無論開汽車還是騎摩托，都要經過漢口市公安局登記，都要考取駕照，否則罰款10塊大洋。如果你考了駕照，開車或者騎摩托時沒有帶在身上，罰你3塊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駕照，罰你5塊大洋，同時將所借的駕照吊銷。

1943年6月22日，蔣介石給重慶國民政府下達了一份手令：“凡汽車司機均須持有駕駛執照方可准其駕駛，至於外籍司機，其欲在我國境內駕駛者，不論其有無本國執照，均須經我國政府之核准，領得我國執照方准行駛，否則概予取締，希即擬定條例實施為要。”蔣介石的意思是說，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你在中國開車，就不准無照駕駛。

由此可見，在解放前開車一樣要帶駕照，不帶駕照一樣會受罰。

現在的駕照是考出來的，在解放前領駕照需不需要經過考試呢？同樣需要。只是民國時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終沒有搞過統一的駕照考試。

以上海為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這座城市有三個衙門可以頒發駕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駕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試；想拿法國駕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參加考試；想拿中國駕照，去上海公安局參加考試。好在這三種駕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駕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為北平市政府有規定：“持外地執照者若須在北平市內駕駛汽車，須到公安局呈驗執照，經考試合格後，方得駕車入市。”也就是說，當你從上海開車到北京的時候，必須把車停到郊區，然後搭車去北京市公安局參加一場臨時的駕照考試，考試通過了才能把車開進去。這一點跟我們現在大不一樣，現在不管是哪個地方頒發的駕照，在大陸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駕照或者外國駕照。

為什麼民國時代的駕照在國內不能通行無阻呢？因為各地的駕照考試區別太大，對駕駛員的要求千差萬別。北京是這樣規定的：“年齡在二十歲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聰明、無神經病者，方可考取駕駛執照。”上海的條件卻比較寬鬆：“年齡在十七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經考驗合格，即可領取駕駛執照。”開個車而已，管你有沒有神經病幹嘛？現在司機堵到尿急的時候，繞一個鐘頭也找不到停車位的時候，有幾個不犯神經病？

再說考試。

北京的駕照考試包括兩大部分，先是口試，再是“實地考驗”。口試相當於現在駕照考試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車構造和駕駛規則，只是我們今天全是電腦答題，而民國北京卻是口頭答題——考官發問，考生回答，答得好，讓你通過，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實地考驗又分兩個環節。先是場考，考啟動、掛擋、換擋、轉向和熄火；然後路考，考轉向、倒車、上坡和下坡。現在駕照考試里的“單邊橋”、“S彎”、“左右庫”、“定點停車”等等，在民國北京統統沒有。

上海的駕照考試一般沒有口試環節，直接考你實戰技術。具體怎麼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區別。公共租界按美國辦法考，場地先進，無需上路，考場裡有寬道、窄道、彎道、土坎、山坡、停車場、交通管制的各種燈光，考生一一通過，場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法租界也是這樣，只不過考場裡又加了一段特別光滑的玻璃路面，這段路面專門用來測驗考生的雪地行車技術。至於華界是怎麼測試的，暫時還沒找到相關記載，估計當時的上海市公安局應該又有一套獨特的測驗方法。

去年南京某報記者採訪一個老司機，詢問解放前怎樣考駕照，老司機說當時根本沒有駕校，考生們都是跟着老司機在實踐中學會開車的。其實不然，我查閱民國報刊，發現當時還是有駕校的。

1934年，《齊塘月刊》提到了廣州西關的“南洋駕校”，該駕校除了招收廣州考生，還有惠州、雲門等地的青年前去報名。這所駕校主要培養公共汽車司機和貨車司機，培訓期為半年，半年後選送成績較好的學員參加廣州市公安局組織的駕照考試。一旦拿到駕照，這些學員會被廣東境內的運輸公司和客運公司搶走，月薪在70塊毫洋左右（折合50塊大洋）。而據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調查處1934年對廣州工薪階層的抽樣調查，車床工人平均月薪30塊毫洋，輪船工人平均月薪26塊毫洋，建築工人平均月薪25塊毫洋，碼頭力工平均月薪15塊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塊毫洋，電機修理工平均月薪46塊毫洋，都沒有汽車司機的收入優厚。所以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去駕校學開車絕對是一項理性選擇。用當時報紙上的評論說：“各處相繼築路，駕駛人員所需極多，少年人學習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華大學附中就設有駕校，該校學生課餘學習開車，每天下午練習一小時，一個月後參加學校內部舉行的駕駛測驗，通過後可以領到一個“駕駛徽章”。憑該徽章參加正式的駕照考試，可以能得到加分。

上世紀三十年代是國民黨基本統一中國的時候，經濟發展相對較快，汽車數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來越長，雖然汽車數量和各地路況跟今天遠遠沒法比，但學開車和考駕照在當時畢竟成了一件非常時髦的事兒。對窮人的孩子來講，有了駕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較高的好工作；對達官顯貴的孩子來講，他們家中不缺錢，甚至也不缺車，所以他們對學車和拿照的興趣更為濃厚。在這種“大好形勢”下，駕校自然應運而生。

那時候，江浙地區的駕校多半擁有教會背景，有些教會大學自身就辦有駕校或者駕駛培訓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會也相繼開設了一批駕校，這其中最著名的要數青島青年會興辦的“聖約翰汽車駕駛學校”。聖約翰駕校在1934年開辦，1937年停辦，三四年時間培訓了630名學員，其中490名順利考到了駕照。抗戰以後，江南城市大半淪陷，各地青年會駕校轉移到重慶、成都、昆明、柳州等地，為培養抗戰運輸隊出了大力。

解放前甚至還出現了女子駕校。

1947年，上海房地產大亨厲樹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創辦“女子駕駛人學校”。這位傅女士本人就會開車，1936年上海市舉辦過一次“滬杭公路汽車競賽”，傅文浩報名參加，她駕駛一輛跑車，用兩小時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個抵達終點，當時上海各大媒體競相報道，成了一大新聞。傅文浩說：“中國一切都落後，中國女子能駕駛汽車的真如鳳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見一個女子開車，莫不嘖嘖稱奇，偶然停在路口，總擁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實在外國女子開車十有九會，並無啥稀奇，我國這種舊腦筋實在大應改革。開車的技術並不十分困難，只要膽大心細，便可一學即會。況且我國公路已逐漸修復，駕駛人才實在需要。”所以在抗戰勝利後，她在上海辦起了女子駕校。她的駕校有一特色：既重視駕駛技藝，又重視機械原理，讓女學員掌握初步的汽車修理技術，萬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車打開引擎蓋，操起鉗子就能搞定，決不讓男司機看笑話。

除了傅文浩，國民黨時期上海市最後一任市長吳國楨的夫人也是開車能手。據當時媒體報道，吳國楨每天下午五點下班，其夫人每天四點半從莘福路家中開車出發，去市政府門口接他，然後夫妻雙雙把家還。市政府本來給吳市長派了司機，但是市長夫人的駕駛技術更為出色，所以吳市長寧可讓夫人來接。也許這位吳太太的駕駛技術就是在女子駕校學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