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部長的中等收入陷阱才是一個陷阱

“假共已經完全質變成為一個為世界財團服務有中國社會特色的法西斯賣國買辦集團！” – 公孫明

作者：求是學會 發布時間：2015-04-27 來源：清華求是學會 點擊： 2915 字體： 大  |  中  |  小

世界銀行向中國展示"中等收入陷阱"，進而推銷"華盛頓共識"，在某種意義上迎合了中國一定階級與利益集團的需求。因此，中國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而且是一副經過精心包裝、中外合制的毒藥。

清華求是學會按：前兩天，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提出中國有可能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並提出了五方面的建議。其中包括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增加進口糧食；避免出現歐美那樣的情況（即勞動者跨行業區域聯合與雇主進行談判），“讓企業和員工自主決定，增加就業的靈活性”等。樓部長提出的五條建議，無一不體現了新自由主義的精髓。

這種觀點並不令人意外。樊綱等新自由主義學者早就提出過，“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福利陷阱”，是因為收入和福利的增長超過了“生產力”的增長速度，所以導致“競爭力下降”，進而陷入經濟停滯的泥潭。所以這種觀點合乎邏輯的結論是，只有採取各種措施繼續壓低工人的工資，讓中國持續保持在“低收入”水平，才能避免工資和福利的增長超過“生產力”的增長速度，這樣才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世界銀行和新自由主義學者對發展中國家量身定做的一個“陷阱”和毒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際是後進國家現代化陷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阱。只有遠離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江涌：遠離資本主義體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多年來，世界銀行一直在製造與傳播新概念、新命題以及新理論、新政策，諸如“華盛頓共識”、“包容性增長”等等。2006年世界銀行又違背歐美等發展歷史史實，無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周期規律，以拉美為標本，生搬硬造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一出世，迅即在中國得到異乎尋常的追捧，經濟學人們蜂擁而上，為中國經濟把脈，為中國避免“陷阱”而殫精竭慮，由此生產出的文字文章汗牛充棟，似乎足可以把該“陷阱”填平。其實，“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個陷阱，一個自由主義的陷阱，是發達的強權國家通過世界銀行這個工具給發展中國家設置的依照“新殖民主義”政策路線前進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世界發展史上並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原因，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增長停滯、國民收入徘徊的一種狀態。表面看，“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基於對世界各國現代化歷程的分析考察而得出的一個經驗性描述，實質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結論，是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

“中等收入”框架裡面裝不了任何實質內容。“中等收入”是個相對概念，在橫向上可以相對於其他國家——在高低收入國家之間處於中不溜的水平，在縱向上可以相對於自己的過去——在歷史發展階段上告別初級階段。“中等收入國家”是一個空洞而飄忽的框架，裡面裝不了任何實質內容。例如，1774年殖民地美國(自由人加奴隸約合250萬人)的人均年收入在15-25英鎊，相當於2000年的3875-7250美元。若依照公民身份——自由人(當時存在白人契約奴隸、土著印第安奴隸以及非裔黑人奴隸)統計，當時美國人均擁有的實際財富是76英鎊，這一數據相當於2000年的11100美元(這一不合理統計的合理存在有其現實依據，我們今天廣東、上海等省市計算GDP時也沒有包含外來務工人員，儘管這一隊伍相當龐大)。依照今天世界銀行與相關經濟學家設計的標準，顯然是跨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在富裕程度上，當時的美國人至少跟其宗主國英格蘭人是一樣的，而當時的英格蘭是最發達國家，在那個時代工業製造無所不能，而美國——依照宗主國英國的要求——連一個馬蹄釘都不能製造，是個道地的農業國，百業待興，經濟上嚴重依附英國。類似早期美國“富裕而不發達”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一些加勒比國家、石油輸出國家他們的人均收入早就超過1萬或1.2萬美元，但是不僅發達國家沒有接納他們進入OECD(即“經合組織”，被視為發達國家的俱樂部)，世人沒有將其視為發達抑或先進國家。

此外，不同國家以及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國民的消費資料構成大不相同，貨幣購買力大不相同，因此在所謂“中等收入”的數量(1000-12000美元)的背後，相關人的生活質量有明顯差異。還是用美國為例，殖民地美國不僅富裕，而且那裡的人民享受着高品質的生活——食物充足、用於建築與供暖的木材價廉、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身高是一項非常好的衡量社會營養狀況的指標，那時殖民地新兵的平均升高為5英尺8英寸，接近現在的平均身高，超過當時同種的英國皇家海軍新兵的平均身高整整2英寸。依照2000年的價值折算當時美國的人均收入在3875美元至7250美元之間，很顯然，今天的美國人倘若擁有這樣的收入，那是要接受政府救濟的，根本無法過上高品質的生活。

依照世界銀行以及相關學者的分析資料，1978年美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不知什麼邏輯，此前半個多世紀的世界，如果美國不是高收入國家，誰是高收入國家?)。今天，那些跨過1萬或1.2萬美元門檻的國家，其國民生活品質與幸福感如何和半個世紀前的美國人相比——二戰後的美國成為世界最牛的國家，“美國夢”、美國“很行”的神話風靡世界。

“中等收入”及其“陷阱”的界定是隨意的、邏輯是混亂的。其一，世界銀行將中等收入水平定義為人均年收入在1006美元到12275美元之間，這裡的上線與下限的數字界定的科學性、合理性充滿了疑問。由於中等收入的“門檻”很低，很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啟動發展進程，就給世界銀行“被中等”了，被拿來當靶子、當標的而說三道四。

其二，世界銀行的報告稱，在1960年101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中，到2008年，只有13個變為高收入國家。世界銀行給出不到40年的時間，便要求“被中等”的國家跨入“高收入”行列，這種隨心所欲的主觀臆斷，不僅違背歷史——西方國家走出“黑暗中世紀”而成長為發達國家無一不是以百年計，而且有欠公允——很多“被中等”的國家還沒有摸到適應本國國情的發展策略，如此就給他們烙上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印記。

其三，國民收入用信用貨幣——美元來計量，而今日美元的購買力，遠遠不是1971年與黃金脫鈎前美元的購買力，更無法與19世紀末期(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購買力相提並論。收入的高低是相對的，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後，主要國際貨幣紛紛擺脫黃金約束，成為純信用貨幣，不僅喪失了貨幣的“儲藏手段”功能，而且其購買力在不斷波動中持續降低，由此基本失去了在長時間序列上的“價值尺度”功能。今天，以美元計值的“中等收入”只有在橫向上(與他國比較)考察才有實際意義，而“中等收入陷阱”的邏輯要求卻是縱向上(與本國歷史比較)的，這是明顯的思維混亂。因此，以今日1000-12000美元作為衡量“中等收入”國家的尺度，並裝模作樣說這裡存在一個“陷阱”，是非常不嚴謹的，可以說的荒謬的。

“中等收入陷阱”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周期。在資本主義制度與體系下，一國經濟增長停滯與國民收入徘徊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或經濟周期緊密相關。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些資本主義的先行者，在成長與發達過程中，並未遭遇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當今，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相關經濟學者所羅列的經濟停滯甚或倒退，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的必然。熟悉世界經濟發展史的都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增長總是被周期性經濟危機所打斷。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近乎一統天下，全球化下經濟危機愈發頻繁，經濟周期也更加明顯，所以相關後進國家的經濟增長道路也更加坎坷。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痼疾，與生俱來，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具有標準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以來，經濟危機便在資本主義國家乃至資本主義世界周期性出現。除了大約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機”外，還有結構性危機(如1929-1933年大蕭條)以及系統性危機(如2007年由次貸危機引爆的國際金融大危機)。一國在經濟危機爆發後，經濟增長與國民收入一般都會陷入停滯甚或倒退，這種情形在歐美日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或大或小、或長或短都有呈現。例如，美國1929-1940年間持續停滯12年，此後在1944-1963年間持續停滯20年;英國1943-1954年間持續停滯12年;德國1913-1926年間持續停滯14年;日本1940-1956年間持續停滯7年;法國1929-1949年間持續停滯21年(數據來源Maddison，2010)。這些發達國家，縱向看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高收入國家，橫向看即比照當前名義美元價值則是中等收入國家。但是，經濟危機並沒有改變這些鞭先着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發達國家，成為高收入國家。

世界銀行以及主流經濟學家，並沒有把歐美日經濟史上因經濟危機而出現的經濟與收入停滯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歐美等西方國家不曾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新興市場(如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成長過程中，也沒有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儘管它們也曾因經濟危機而出現經濟增長停滯與收入徘徊不前。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下，經濟增長階段性停滯與國民收入階段性徘徊非常正常，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亦然。用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來掩蓋或替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似乎新穎，但是除了故弄玄虛與譁眾取寵外，不利於對矛盾的深刻揭示與問題的有效解決。

“中等收入陷阱”無視一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性。從歐美等發達國家成長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從低收入國家成長到高收入國家，都有一個是漫長的歷史過程，尤其是低收入大國。20世紀50年代，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沃爾特?羅斯托提出“經濟增長階段論”。該理論認為，一國從“傳統社會”經由“準備起飛”、“起飛”到“成熟”，再到“大規模消費”(即高收入)，全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全程大約要60年左右，相當於中國的“一甲子”。而且，在具體發展與經濟增長過程中，大國與小國也存在明顯差異。通常大國尤其是傳統包袱沉重的大國，其人均收入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非常困難，是一個更加漫長的過程。而人口小國，相對來說要簡單得多，從3000美元到10000美元，如文萊歷時4年(1974-1978年)，赤道幾內亞也用了4年(2001-2005年)，卡塔爾只需3年(1971-1974)，都迅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國際上很少有人羨慕這類國家成功，或借鑑他們的“發達”經驗。因此，以暫時的增長停滯或緩慢增長，來斷言該國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並不科學，而且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會使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發展焦慮症，將人均收入高低與中等收入陷阱掛鈎，導致片面追求GDP增長，甚至陷入GDP崇拜。

如果存在“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也存在“低收入陷阱”與“高收入陷阱”。前者如諸多中亞、南亞、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長年處於不發展或發展十分緩慢的狀況。後者如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20多年來，國民收入一直沒有增加，只是隨着日元的升降而變動。既然中、高、低都存在所謂“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特定意義又在何處?在資本主義於世界出現以前，全球生產力普遍低下，世界各國哪怕是最強大國家(如四大文明古國)的人均收入千萬年間折合年增長率可謂忽略不計，可謂持久徘徊不前，難道這也是所謂“收入陷阱”。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長期甚或漫長的過程，一些經濟學家或經濟機構，以短短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來衡量一個國家民族的得失成敗，是極其膚淺的。1871年之前，在德意志民族活動的土地上，沒有中央集權或政府，諸侯割據，關卡林立，政治腐朽，經濟停滯，年輕人給英國、法國甚至美國當僱傭軍，社會沒有一點生氣，被眾多有聲望的人士看成毫無希望的國家。如今，環顧世界，有幾個國家在綜合國力上能夠與德國一較高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際是後進國家現代化陷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陷阱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自成立以來，一直是美國霸權、西方強權的工具，多年來孜孜不倦、兢兢業業推行新自由主義理論與“華盛頓共識”政策，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實施新殖民主義服務，因此而在多年前即己聲譽敗壞而慘澹經營。當今世界附和、聽從世界銀行與IMF的理論宣傳與政策建議的國家越來越少，頭腦清醒的學者早就不拿它們的報告與說教當回事。

但是，世界銀行與IMF的理論宣傳與政策建議符合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符合發展中國家的買辦階層與權貴資本的利益。經濟全球化便利跨國投資，世界各國的工人因爭搶工作崗位而彼此對立甚或敵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成為泡影。但是，經濟全球使國際壟斷資本與東道國買辦階層、權貴資本日益勾結起來。因此，以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殖民主義理論與政策在一些國家仍然有市場，甚至很叫座。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世界銀行遵照強權國家或壟斷資本的意旨，為發展中國家與新興市場精心埋設，然後以智者、甚或長者的口吻告誡相關國家，你們必須依照我的建議行事，否則你們就會落入“陷阱”。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標本”就是拉美。

自20世紀80年代初，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甚或趨於停滯的困境，像阿根廷在60年代，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國在70年代都已進入“中等收入”，但是直到21世紀頭10年，這些國家人均GDP仍然徘徊不前，基本停留在3000-5000美元，至今仍未能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其中，阿根廷停滯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滯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滯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滯16年(1980-1995年)(以上數據來源為(Maddison,2010)。

其實，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選取拉美作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標本”，非但不能自圓其說，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那麼那個推手或牽引者，恰恰是世界銀行與IMF、美國自由主義學者。

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的鼎力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並殺死了阿連德總統，由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偉大實驗”。新自由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親自設計改革藍圖(即“弗里德曼金馬甲”)，指派眾多嫡傳弟子——“芝加哥男孩”回智利實施，並多次親臨智利，現場指揮與督導。為達目的，他們不擇手段——拋棄民主與法制，不惜用“鐵掃帚”(軍事恐怖主義)等方式強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原教旨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的壓制所接生”，國家政策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

新自由主義實踐，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實施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國、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80年代新自由主義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廣，然而給出的答捲成績，依舊是一塌糊塗!20世紀60、70年代的保護主義(新自由主義者描述這段時期為“糟糕的過往歲月”)，實現的增長更達到3.1%，然而自80年代實現新自由主義以來，增長率只有1.7%。1950-1980年間，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GDP年均增速分別為6.8%、3.4%和6.5%，而在1981-2000年這20年間，則分別降至2.2%、1.7%和2.7%。

實際上，拉美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是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體系下，發展中國家致力於現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實施自由主義政策的困境。多年來，發展中國家普遍依照發達國家指引，或世界銀行、IMF標識的路徑——集中體現為“華盛頓共識”(“弗里德曼金馬甲”20世紀90年代升級版)——去實現現代化。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顯示，現代化的關鍵與核心是工業化，由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語)。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獨門秘笈”在於，在保護主義下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但是，發達國家或世界銀行、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現代化路線圖中，抽掉了工業化，或用自由主義下的工業化取代保護主義下的工業化。然而，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通衢”上，由發達國家設置路障，比17世紀萊茵河上的關卡還要多(這曾經是德國落後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技術專利、標準化坐收漁利，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產業鏈、不平等貿易交換條件，占有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芭比娃娃”利潤分配就是一個典型實例：在美國市場銷售的芭比娃娃若以10美元計，其中8美元是美國境內的運輸銷售成本與利潤，1美元為管理運輸費用，65美分為日本等國的原材料成本，發展中國家製造只能拿到35美分的加工費。如此，發展中國家越是努力，生產產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勞而不富裕”的困境。

歷史反覆證明，成功的工業化是一國發達(包括由中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關鍵，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個共同的典型特徵代表，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了明顯的工業化進程的停滯抑或倒退，即“工業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抑或“工業國際化”(即由外資主導的工業化，跨國壟斷資本壟斷高端、高附加值製造，而本土企業釘死在低端、低附加值製造，或本身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代工製造)。更有甚者，連代工製造都難得一見，紛紛發展服務業、地產業、旅遊業，沒有基本的生產能力——財富的創造能力，只有所謂的價值創造能力，而價值的最終決定權依然為跨國資本所控制。

在“華盛頓共識”的系列政策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論基礎是“金融深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的顯著結果是經濟金融化——資產乃至債務證券化，如此使資產、財富可以流動起來。金融自由化最為關鍵的是國際化，本土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金融接軌，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國市場。由此，國際資本其實主要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可以興風作浪，引發金融危機，藉以巧取(買空賣空)豪奪(發動襲擊、製造危機)發展中國家辛苦積攢的財富。東南亞的“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闡釋。在危機發生後，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痛斥這些國際投機資本為“國際強盜”，但是他似乎沒有指責引盜入室者。

馬來西亞經濟在1991年至2000年間以7%的速度增長，在2001年至2010年間增長率卻只有4.6%，遠低於7.5%的10年增長目標。上世紀60年代，馬來西亞要比韓國富裕得多，但如今乾坤顛倒，要比韓國窮得多。在東南亞，馬來西亞並非特例，與其同處東盟的泰國和菲律賓，都因為遭遇了“國際強盜”而大傷元氣，因此被相關機構與學者當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標本。而這些新標本恰恰是遵循世界銀行、IMF實施“華盛頓共識”、推行金融自由化而結下的苦果。

其實，不單是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還有蘇東國家、一些非洲國家，凡是遵照世界銀行與IMF建議——積極落實“華盛頓共識”的國家，多半都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發展中國家遭遇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則是“現代化陷阱”——增長而不發展的困境，是世界銀行、IM與發達國家埋設的“自由主義陷阱”。發達國家正是憑藉這些陷阱而保持先進並過着優裕的生活。環視當今發達國家，除了德國及斯堪的納維亞幾個小國外，普遍產業空心化，製造外包，服務外包，沒有了生產力，沒有了財富創造能力，但是他們的大企業富可敵國，他們的大富豪腰纏億貫，他們的小市民仍然在高收入中過着優裕的生活。當然，人們不能貿然地說他們只是坐享其成，他們也在創造，創造概念，創造規則，創造價值，利用不公正的國際秩序——經濟金融體系，把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悄悄地轉移到他們的口袋。

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今天，資本積累規律——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在世界範圍內發生作用，少數發達以多數不發達存在為前提，富裕的孤島為貧窮的汪洋大海所包圍，應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有一個精闢論斷：資本主義是以非資本主義存在為前提。因為資本主義本質是寄生的，需要宿主提供養分，需要後進國家提供資源、市場，需要不斷出現的有待開拓的處女地。如此，英國的發展需要並導致歐洲舊大陸、美洲新大陸的停滯，西歐的發展需要並導致殖民地的停滯，今天發達國家不事產業又要保持富裕生活必然需要並導致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停滯。

只有遠離自由主義，遠離資本主義體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當今整個世界被資本主義體系所籠罩，貫穿資本主義體系、遍及世界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這個層級分明的體系中，西方發達國家高居“金字塔”頂端，也是國際分工、國際產業鏈、國際食物鏈的頂端。發達國家由過去的製造業、交通運輸業發達轉化為今天的金融、意識形態發達，他們以強大軍事力量做後盾，以不公正的國際秩序做基礎，在發達與不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不平等交換，對參與國際分工的後進國家實現持續的經濟剝削——後進國家只是掙點“麵包屑而已”，並通過金融手段(如華爾街“金融狩獵隊”)，對不斷擴大開放的後進國家實施周期性掠奪——乞丐缽中搶錢。被持續剝削與被周期掠奪，這才是後進國家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徘徊不前——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作為西方強權工具、新殖民主義工具的世界銀行，怎麼可能說出這個秘密。有學術良知的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委婉地道出了一些內幕，違背了“職業道德”，很快被無情地解僱了。但是，面對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停滯、收入徘徊不前，世界銀行需要給一個說法。與此同時，要把更多的國家、更大的國家納入現行資本主義體系，好讓西方強大國家持續剝削與周期掠奪，世界銀行需要拿出一套說辭，於是便有了“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6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世界銀行及相關經濟專家看來，中等收入國家普遍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那麼中國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後，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呢?世界銀行還有同一類聚的亞洲開發銀行為中國把脈：擺在中國面前的新問題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一本正經：中國的經濟模式並不具備“可持續性”，如果該國不接受重大改革——特別是要提高生產力以及積累人力資本——的話，該國可能遭遇與巴西和阿根廷同樣的命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進行改革，該國未來有可能爆發經濟危機，進而還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似乎“十分充分”。“中國奇蹟”在於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而“中國製造”在於低廉成本。然而，正在到來的人口老齡化會導致人口紅利消失，用工成本上升，外國投資減少，經濟增長緩慢，收入降低。人口老齡化還會導致社保壓力增大，醫療保健支出增多。波士頓諮詢集團預測，到2015年，中國將失去大部分成本優勢，從而加快已經使一些工廠就業機會從中國回到美國的回流趨勢。此外，不可持續的對外出口與政府投資、廣泛的政治腐敗、巨大而且仍在繼續拉大的收入差距、持續惡化的環境狀況等無一不是構成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由。依照世界銀行以及國內相關專家分析，如今的中國不是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而是已經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經濟增長正在迅速放緩——過去30年中的平均增長率為10%，2011年到2030年平均增長率將放慢到6.6%，到2025年增長率將減慢到年均5%。

社會發展不等於經濟增長，國家經濟增長不等於國民收入增長，經濟增長放緩不等於國民收入停滯，國民收入一時的停滯不等於就會長期停滯，即便長期停滯也不等於就會落入所謂“收入陷阱”。世界銀行急於把“陷阱”兜售給中國，要中國儘快接受它的報告及其建議，似乎不顧、也不需要什麼邏輯了。

“陷阱”已近在眼前，中國若要避免，就必須依照世界銀行的建議——《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就引入矚目。這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成功故事，…，在未來15至20年，中國將逐漸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列。中國領導人正在集中努力調整國家的增長戰略，以應對新挑戰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倘若中國能夠依照世界銀行的建議行事，那麼未來呈現在中國面前的不僅不是什麼一團漆黑，而是無限光明。

對於世界銀行的警告，國際學界商界有不同的解讀，或肯定;或否定，或質疑。“中國懷疑論者又重新集結起來。他們的到來就像海潮一樣，每隔一段時耐就會出現一次。如今這種中國懷疑論者的狂熱，反映出一系列對中國經濟的憂慮：特別是對通貨膨脹、過量投資、工資飆升以及銀行壞賬的關注。許多有名的學者警告道，中國很可能成為“中等收入陷阱”的犧牲品。”質疑有助於我們深化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以及中國發展前途的認識，但是無益於對世界銀行與新自由主義的認知，因為每過一定時間，這些機構與人士都要炒作一個概念或一個命題，掌控話語權，鞏固利益鏈。

世界銀行的建議轉彎抹角地、變戲法似地但是最終指向還是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這是什麼東東?無他，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一組讓發展中國家牢牢綁定於被持續經濟剝削、被周期金融掠奪的“新殖民體系”的經濟政策，這恰恰是令諸多拉美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毒藥。

中華歷史與文化源遠流長，兩千多年前，“諸子百家”開啟民智，薪火相傳不絕，由此塑造出一個辯證思維發達、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智力充裕的民族;“五四運動”後興起的社會主義革命，令“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民心。因此，對於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來說，既沒有所謂自由主義價值觀的羈絆，更沒有相關資本利益鏈的牽扯。對於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來說，只要能夠憑藉自己腦袋的獨立思考，憑藉常識常理，都能料到世界銀行是什麼貨色?它的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

2012年2月，世界銀行發布《2030年的中國》報告，在遭受中國激烈反彈後，行長佐利克先生隨後道出了苦水——這是你們中國邀請我們做的，邀請我個人來發布的。實際上，把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國際化的毒藥方完全歸咎於世界銀行，也不是太公平。說真的，僅憑世界銀行那些專家的專業與道德水準，寫不出那麼合乎中國思維的《2030年的中國》的報告，報告的真實操刀者是中國人，是中國的自己機構。

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或自以為掌握真理，或執迷於利益集團的豢養而不能自拔，或原本早就成為世界銀行與IMF的同路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似乎比其他任何國家的經濟學者，更倚重世界銀行、IMF，更倚重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因為狐假虎威是他們安身立命、自命不凡、養尊處優的基礎與前提。然而，這些狐狸恐怕並不知道，他們借重的老虎，早就成了紙老虎，成了人見人厭的病貓。它所代表的強權力量正江河日下，它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

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大危機，重挫了美式自由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神話破滅了，連自由主義的堅定支持者馬丁?沃爾夫在自由主義的重要輿論陣地《金融時報》上撰文無奈地宣稱：“又一個意識形態上帝失敗了”。美國現在再也沒有什麼不同凡響之處了，它失去了自己的極度自信。失去了世界領袖的聲譽。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在反思，西方乃至世界的那些自由資本主義的堅定擁躉們都在反思，反思自由主義的病理與痼疾，反思全球化與金融化何去何從?

然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對這些反思視而不見，閉目塞聽，依然要把“華盛頓共識”落實到底，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國際，強化金融管制、節制資本已成潮流，但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還在積極推動資本賬戶開放，解除管制，促進資本流動;在美歐，拋棄意識形態“遮羞布”，使用國有化手法挽救危機幾成共識，但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依然在“產權明晰”這個破敗旗幟下積極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在西方，不斷增加市場保護壁壘成為應對經濟低迷的當然選擇，但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在整個世界把新自由主義當做沾滿污穢的紙尿布一樣拋棄時，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卻依然緊緊摟抱，就像十世單傳的嬰兒。

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早已不在羞羞答答——打左燈向右轉(以左的面目掠奪，以右的手法分贓)，他們一面有恃無恐、毫無顧忌、毫不掩飾地推行“華盛頓共識”，一面不斷叫嚷“民主憲政”、“依法治國”，他們不管國企私有化是否違背中國的憲法法律。世界銀行炮製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者及相關機構，迅速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爭前恐後，紛紛著文附和，不僅肯定“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而且更肯定中國就要面臨“中等收入陷阱”，據此向執政者建言獻策，精心包裝的言策，無一例外都是世界銀行的牙慧——“華盛頓共識”。

相關人士在世界銀行的百丈深淵中更滑一步，即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與國際化之外，還必須附上民主化。“民主有利於一個國家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至此，國人應當清楚地看到，自由衛士與民主鬥士的合流，想方設法，利用一切機會與可能，包括引誘與恫嚇，來兜售他們——其實是後台老板——的理念。世界銀行向中國展示“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向中國推銷“華盛頓共識”，在某種意義上迎合了中國一定階級與利益集團的需求。因此，中國所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僅相關人士是對現代化陷阱的一種錯覺，是個徹頭徹尾的偽命題，而且是一副經過精心包裝、中外合制的毒藥。

本文被節選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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