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傳奇女人跨國大案

1976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平凡的龍年，發生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周總理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澤東逝世等。這年5月，在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進行了一場不同尋常的庭審。法庭裡面坐着一個叫趙碧琰的中國女人，她是為了要回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自己遺留在日本的財產，包括很多的地產和珠寶。這筆財產到了1976年，隨着日本經濟開始騰飛，已經升值到了240億日元，當時的240億日元要比今天的240億日元值錢的多，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為了贏得這筆巨款，還引發了國外各種騙子的野心，都說自己是巨額財富的所有者，更有甚者冒充是所有者的兒子，把自己好端端的左眼挖去……

為了這筆巨額財富，5個同名同姓的女人，來自不同的國家地區，她們都號稱是當年偽滿州國立法院長趙欣伯的遺孀，訴爭目的直指留在東京的一筆巨大不動產。為了便於識別，津村用居住地作為5個同名涉案人的姓名前綴，他把她們標註為馬來西亞趙碧琰、新加坡趙碧琰、中國台灣的趙碧琰、香港趙碧琰、和大陸趙碧琰。

  到底誰是真趙碧琰？ 為何一個中國女人在日本有這麼大一筆財富？這筆財產為何散失在國外30多年後才想起追回？這到底是個怎樣的經濟大案？今天我們根據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孫旭嵐所著的《滄海一笑》改編成兩期節目，來說說這位“傳奇的瀋陽女人”

  1976年5月一天，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開庭，對於從中國大陸來的76歲的趙碧琰來說簡直就是讓歷史重新演繹。趙碧琰自1951年曾被當做漢奸的丈夫去世後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也再沒有重新踏上日本，但那痕跡是輕易不會磨滅的。東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上，法官的問話還沒有經過翻譯趙碧琰就聽懂了其中的意思。但她並不着急回答問題，而是等待翻譯。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她給自己留有充足的考慮時間，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有力的回答方式。她的思緒又回到久遠的滄桑沉浮的歲月。

女主人公原名叫耿維馥，1900年生於瀋陽，父親是做煙草生意的，家裡條件還算不錯。她是個典型的新時代女性。在那個年代，中國的漢族女人都是要裹腳的，腳大的女人都嫁不出去，可她偏偏執拗的堅持不裹，就這樣一直到了十八歲。

一個機緣巧合，耿維馥看到了報紙上的一則徵婚廣告，上面有相片還有聯繫方式，主人公是一個在日本念書的帥氣中國男人，他叫趙欣伯，就是這個男人讓耿維馥一見傾心，第六感告訴她，這男人就是她終身的緣分。為了不裹腳，也為了能夠有一個新的人生，耿維馥決定遠走高飛，去沒有裹腳習氣的日本賭一賭運氣。儘管父母給她的阻力很大，但最終她還是以堅持以要去日本讀書為由，成功遠離故土。

在東京的碼頭，兩個年輕人都有種相見恨晚的感覺，耿維馥跟着趙欣伯去了他在日本的家。很快，耿維馥考上了日本的東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學校。還學會了日語。就在一切逐漸趨於溫馨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不和諧的音符。耿維馥發現，趙欣伯的家裡供着他前妻的亡靈。原來趙欣伯的亡妻本命叫余銘盤，是北平一個大富翁的三姨太，後來和趙欣伯意外邂逅而墜入愛河，萌生了私奔的念頭，最終她們成功逃離到了日本。在那裡，趙欣伯成為了日本明治大學法律系的學生，而余銘盤則改名為王碧琰，成為了趙欣伯的太太。在念書期間，趙欣伯結識了他的同學——後來的二戰中的日本甲級戰犯岡村寧次、土肥原賢二等，這也為他後來做了漢奸埋下了炸彈。

趙和王的甜蜜愛情沒有維持多久，王碧琰居然因為子宮癌，永遠的離開了他。趙欣伯雖然再遇見了耿維馥，但他還依然愛着他的亡妻。雖然耿維馥知道此事後一度糾結，但真情還是戰勝了一切，耿維馥和趙欣伯還是於1921年的七月初七，在趙欣伯的老家——大連完婚。

婚後雙方又都回到了日本。接下來牽涉一個風俗的問題，就是女方出嫁，姓要隨夫家。耿維馥本來可以接受自己改名為趙維馥，但在趙欣伯的思想中，不僅要改她的姓，還要改她的名，且還是他亡妻的名字“碧琰”。耿維馥頓時覺得趙欣伯從來沒愛過自己，而是一直把自己當成王碧琰的附屬物或者影子。耿維馥一時間有些悶悶不樂，但趙欣伯堅持的認為“碧琰”兩個字就是他的最愛，同時為了給耿維馥一個交代，還把自己在日本的房產都寫上了趙碧琰的名字。最終，耿維馥還是無奈地接受了，從此她的名字就變成了趙碧琰。

兩個人婚後生活了四年，終於有了愛情的結晶，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農曆乙丑年五月初五，他們的兒子出生了，趙欣伯給兒子起了名字叫趙宗陽。

隨後趙欣伯也順利的博士畢了業，他期待大幹一番事業。這時候他在日軍本庄繁的介紹下，和東北王張作霖有了聯繫，最終做了張作霖的法律顧問。

就在一家人的生活看似其樂融融的時候，變故卻連續出現。一個是兒子趙宗陽三歲的時候，因為一次發燒，左眼永遠的失明了。在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炸死了張作霖，積極策劃東北獨立，並相中了趙欣伯做偽滿洲國立法院院長，並把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陸軍大將板垣征四郎介紹給了趙欣伯。這讓趙欣伯感到又有了新的靠山，原本有些猶豫糾結的他決定接受這樣的安排，同意做立法院院長。就這樣，趙欣伯變成了一個幫助日本人做事的漢奸，而趙碧琰則跟着變成了漢姦夫人。

後來，由於趙欣伯和偽滿洲國皇帝溥儀發生了一些不愉快，溥儀一邊把趙欣伯支開，讓他去日本辦事，並在同時決定把趙欣伯的立法院院長職務撤銷，但鑑於他在建立滿洲國時的功績，滿洲國國務院決定為他發放建國基金三十萬大洋。趙欣伯只能欣然接受這三十萬的建國基金。可以說這三十萬買了他後半輩子的前程。但趙欣伯不是等閒之輩，他暗下決心，他要把這三十萬變成三百萬、三千萬。

在這段時間裡，趙家內部事情也不斷，趙碧琰懷的第二個孩子流產，自己還被迫做了切除子宮的手術。趙欣伯家一個下人小鳳懷的趙欣伯的孩子也沒有成功來到這個世界上，也就是說趙宗陽依然是趙家唯一的命根子。趙宗陽後來一直在日本念書，由於當時的中日實力對比非常懸殊，日本明顯占據上風，因此趙宗陽在小學裡總遭到歧視，小宗陽也不明白，為何父母要讓他在這裡遭別人的冷眼。

就在這一時期，趙欣伯開始用那三十萬建國基金在日本神秘地購置地產，並把那些地契所有者的名字都寫為“趙碧琰”。

很快，日本侵華開始，趙欣伯被迫不斷地為日本人做事。而他的兒子趙宗陽卻從日本人的屠刀下救了一位中國婦女陳淑貞，陳淑貞來到趙家做了下人，後來兩個人走到了一起，並於1946年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趙昭明。

世界戰爭不斷，風雲變幻，讓人捉摸不透。趙欣伯也預感生活的許多不定數，最終他再次出奇招，和趙碧琰遠赴日本，併購置了很多的地產，除此之外，趙欣伯還隱瞞了她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前妻王碧琰曾經收藏的珠寶首飾和金銀條等以後可能瘋狂升值的物件，全都藏在一個大皮箱裡，隱匿在一個地庫里。他把秘密全部的告訴了趙碧琰，為的是在他不測的時候，家人還能有生活的指望。

誰也料想不到若干年後，社會是什麼樣子，人變成什麼樣子。趙欣伯夫婦決定把那些東京的不動產委託出去，無論世道如何變遷，只要能夠妥善保管，土地是永遠不會丟棄的。選擇可靠忠實的委託管理人是他們人生的一次豪賭。他們在自己所認識的日本人當中，經過了千挑成選，最終把這枚決定勝負的棋子落在了趙欣伯的摯友鈴木彌之助身上。在簽署委託協議書的時候，趙欣伯決定讓趙碧琰來簽字。隨後夫婦二人與鈴木彌之助告別，又回到了中國。

 

轉眼到了1945年的8月，抗戰結束，日本戰敗，由於趙欣伯戴着漢奸之名，國民政府很快就派人把趙欣伯夫婦抓走了，被關進了“炮局”監獄長達五個月之久。在趙家人的打點和努力下，趙碧琰在律師的指引下，他們選擇了“法外就醫”的辦法，成功讓趙欣伯離開了監獄。雖然出了監獄，但也有隨時被再次抓緊監獄的可能。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趙欣伯夫婦又在惶恐中度過了近2年的時光，趙欣伯的身體也每況愈下，最終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傳訊過程中離開了人世間。由於當年家庭的輝煌已經不復存在，很多財產都被政府查封了，從此趙碧琰帶着一家老小背着漢奸家庭的惡名艱苦度日。

   趙欣伯去世後，趙碧琰也老了，趙昭明還是個懵懂的孩子，陳淑貞是本本分分的家庭婦女，這時候一家人都暫時靠着趙宗陽的工資勉強維持生計。趙宗陽有文化，又肯學習，很快就被調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了。他被安排在民政局所屬的永定門接濟站當辦事員，抄抄寫寫的很適合他。

新中國在建立之初政局還不夠穩定，很快就出現了劃分“右派”的狂潮，趙宗陽沒有逃過這一劫，不僅被定為“右派”，還被降低兩級工資，趙昭明一天天長大，後來又有了弟弟妹妹，家裡需要的各種費用越來越多，趙碧琰一家人的生活更為困難。這樣的生活一過就是十幾年。

1963年的一天，趙家突然來了兩位客人，一男一女，男的叫廖承志，是國家僑務委員會的主任，女的是書記員。他們詢問的正是趙欣伯和趙碧琰當年在日本曾經購置了大量土地的事情，說現在在日本有騙子知道了那些土地的情況，準備占為已有。所以想和趙碧琰女士了解一些情況。

事情源於東京華僑總會副會長陳焜旺接見了一個日本女子，那女子說自己的丈夫正在和別人合夥，想把本屬於趙碧琰的那些地產占為己有，然後變賣。結果被東京警視廳以詐騙罪抓捕，女子希望陳焜旺幫她想個辦法救出自己的丈夫。這個事件引起了陳焜旺的高度重視，因為二戰後東京的地價突飛猛漲，已經超過了很多人的想象，而這本屬於中國人的資產，一定要想辦法留在中國。陳焜旺當機立斷，立刻坐飛機從日本回到了中國，找到了廖承志。

陳焜旺告訴廖承志主任，趙碧琰的大部分土地都在，有的已經在日本城市建設規劃中了。但情況非常複雜，必須儘快找到趙碧琰。他們經查閱大量的資料，得知這個趙碧琰是中國偽滿洲國立法院院長的夫人，那些不動產都是她的名字。另外還在她的住宅中發現過地庫，裡面的寶物不計其數。當時，是美國兵發現的，挖出後交給了日本大藏省，後來存放在日本造幣局東京支局。

廖承志主任驚訝到中國人在日本竟然有這麼大筆的地產，還有如此巨額的寶藏。他當時就決定，只要趙碧琰活着，就一定要找到她。

就這樣，中國僑委廖承志，東京華僑總會陳焜旺，他們與趙碧琰的名字緊緊連在了一起。於是就有了廖承志登門拜訪的一幕。趙碧琰可能不知道，廖承志為了找她，讓工作人員跑遍了北京，瀋陽，長春，山東等地。而且國家僑委不計前嫌，不計較她是漢奸的遺孀，就是要保護她的正當權益。原本，多年的磨難已經讓趙碧琰老人忘卻了日本。但從現在開始，她平靜的生活又盪起了波瀾。

   趙欣伯的漢奸身份帶來的後遺症一直存在，不僅兒子趙宗陽總被扣帽子，孫子的大學夢也跟着破產了，曾經家庭富足，如今卻如此的落魄，命運真的很捉弄人。但還好天無絕人之路，不久，教育局的通知書來了，分配趙昭明到北京市東城區帽兒胡同小學當老師。這樣一來，趙家有兩個男人上班掙錢養家，按理說經濟壓力應該變小一些，但誰承想，很快政局又發生了變化。

文革的突然到來，讓趙家人措手不及，首先苦了趙碧琰，突然有一天，一群紅衛兵衝到了他們家，不僅拿走了他們家很多東西，還逼迫過了花甲之年的趙碧琰從第二天開始打掃街道。從解放前的貴婦到文革時期打掃街道的老太，命運發生了天與地的轉變，但趙碧琰依然硬挺了過來。隨後趙昭明又因為爺爺是漢奸這個惡名，他又被踢出了教師的隊伍，成為了被勞改的對象。

就這樣過了好幾年，1971年的一天，僑辦的倆人又來找趙碧琰，一男一女，李木和小陳，還是詢問東京財產的事。從第一次僑辦的人來找她到這次再次上門，一晃過了八年了。“文革”動亂時期，家庭成員很多人都陷入困境，趙碧琰早就沒有心思關注遠在東京的那些不靠譜的財產了。八年前她從僑辦人的口中得知很多騙子在盯着那些財產，而委託人鈴木彌之助拿着他們夫妻倆給的管理費用，使用着他們的地產，卻不盡委託管理的責任，她非常的氣憤，後來多虧了僑辦的廖承志主任給她引見了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和吳甫文兩位先生，他們答應一定幫助她奪回屬於她的財產。有國家僑委的支持，有東京華僑總會的幫助，趙碧琰毅然決然地重新寫了委託書，撤消了鈴木彌之助的委託管理權利，重新委託了陳焜旺和吳甫文兩位先生作為她的代理人，管理她的在日財產。

然後這八年間，國家僑委一直沒有給她任何消息，東京華僑總會也沒有給她任何反饋，如同石沉大海。趙碧琰覺得那些人都不可信，從那以後，趙碧琰對日本的財產更是閉口不談，家裡面有一個算一個，誰說她跟誰急。後來家裡面出現了那麼多的事情，讓她自顧不暇，能活着她就知足了。

面對這次，僑辦派來的兩個人的問話，趙碧琰一聲不吭，心裡卻想，八年了，你們幹什麼去了？現在又來找上門來了，要不是我這把老骨頭硬朗，早就去見上帝了，還能等到今天你們來找我。一時間，屋子裡的空氣有些緊張，小陳和李木也看出了趙碧琰不同於八年前的那次談話了。

小陳希望率先打破僵局，對趙碧琰說她在日本的財產代理權有了新的情況，原來的委託管理人鈴木彌之助五月份去世了。趙碧琰聽到這個消息，才算是關注了一下，但她也只是冷冷的說了一句“那又怎麼樣呢？”小陳看到僵局打破了，馬上就開始把這幾年發生的事情慢慢向趙碧琰匯報。

小陳對趙碧琰說：“當年，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和吳甫文兩位先生，回到日本後，立即找到了鈴木彌之助，要求人家交出您在日的財產管理權，並且出示了您親自簽署的更改委託代理人的文書。可是，鈴木彌之助不承認那是您的親筆簽名，他說那上面的趙碧琰三個字是假冒的……。”

趙碧琰聽到這兒，生氣地說：“這個鈴木彌之助怎麼變成這樣的人呢？真可惜我丈夫對他的信任啊！”

小陳接着說：“讓您生氣的事情還在後面的呢。後來陳焜旺和吳甫文先生反覆找他時，他竟然說當初您和您丈夫趙欣伯有話在先，數年之後，你們不來收回財產，就將其全部奉送給他了，隨他自行支配。”

趙碧琰氣得站了起來，顫抖地說：“這就是人心啊，見利忘意的小人。他也是日本有頭有臉的人物，也是個知名的律師，怎麼這麼厚顏無恥呢？”

小陳看趙碧琰很激動，趕忙勸說她：“您老別太激動了，注意身體。”

隨後，小陳端起了桌上的藍花茶碗，喝了口茶，又接着說：“趙老，您也知道這八年間中國發生的事情，您可千萬別怪罪廖承志主任，他……”

趙碧琰聽到這兒，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就沒那麼大氣了。她說：“我理解，我能理解。”

小陳繼續說：“現在好了，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決定由日本律師協會會長山本忠義繼任您在日本的財產代理人。

小陳還告訴趙碧琰，時隔八年，她在日本的地產卻一刻也沒有清靜過。國務院僑務委員會和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先生更是沒有放過任何一次努力的機會。現在，她在日本的那些土地情況不妙。其中有非法占有的，在上面蓋了房子，一間變兩間，兩間變樓房，愈發擴大自己的非法占用地盤；還有日本的一些黑幫集團乾脆把建築垃圾倒在土地上面，強行霸占。這都是當初鈴木彌之助管理的時候，沒有盡到管理的責任，給趙碧琰在日的財產造成的巨大損失，也增加了收回財產的難度。

她還說到目前為止日本東京裁判所已經接到了眾多起訴，都說土地是自己的。一時間，東京家庭裁判所讓趙碧琰的地產官司攪得烏煙瘴氣，孰是孰非令他們一頭霧水，反正東京家庭裁判所收了錢，立了案，不審是不合法的。倒是東京家庭裁判所以“假處分”的名義，收取了相當大的幾筆押金，當真的所有者被證實後，其餘人的押金均會被沒收。

日本東京裁判所兩年一次催促曾經立案的當事人，既然都說土地是自己的，就要拿出足夠的證據證明自己是地產的真正擁有者，這也包括中國的趙碧琰。言外之意，小陳這次來是代表國家僑委提醒趙碧琰拿出證據來，證明那些房產就是她的。趙碧琰聽出來了小陳今天來的目的，卻異乎尋常的平靜，沒有半句話。

當時中日兩國還沒有正式建交，所以她的這起財產案還是得通過民間組織配合才能解決。但無論小陳怎麼說，她仍然無動於衷。只是剛才氣憤了，後來又恢復了平靜。

小陳還是順着她的話題說：陳焜旺先生在日本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以趙碧琰的名義在東京裁判所備案，並交納了訴訟的押金。

趙碧琰聽了，想了，也消化了，可她確實不想說什麼。她想的是，什麼土地啊，財產啊，金錢啊，都是身外之物。我都這把年紀了，土都埋了大半截兒了，都是我的又能怎樣呢？何況，我現在還是一個改造分子，每天早晨掃帚就是我的伴兒，我又求什麼呢？只要全家人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滿意足了。

李木在旁邊沉不住氣了，對趙碧琰和善地說：“趙老，八年前廖主任拜訪您的時候，您不是承認了您就是當年的趙碧琰嗎？趙欣伯是您的丈夫；您不是也承認了您在日本有筆巨額財產嗎？如今，已經火燒眉毛了，您怎麼卻一言不發了呢？

對於小陳和李木的來訪，趙碧琰只能感謝國家僑委對她的關心，她只有無奈地笑。因為在這八年裡，從日本傳來的消息，或是她跑出中國，或是她已經離開了人世，說是廣州第一醫院有她死亡的證明書，或是她的養子眾多，什麼趙國章，趙忠誠，趙立男，趙祥。簡直讓她自己都快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兒了。

今天，小陳和李木的出現，似乎是八年前的那個圓圈繼續延伸，畫來畫去，又畫回了起點，還是老生常談，不一樣的是鈴木彌之助死了，騙子多了。趙碧琰不想再揭開心底的傷疤，所以她什麼也不想說。

小陳和李木走後不久，趙碧琰的生活又發生了變化。她被告知不用再打掃街道了，可以享受晚年了，很快又從小石橋一號搬到了布巷子十號。

又過了兩年安穩的日子後，一天，來自外交部的一男一女來找趙碧琰，女的就是此前來過的小陳，她這次來是要告訴趙碧琰，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終於要開庭了，但需要趙碧琰親自到庭質證。

這回趙碧琰卻嚴肅起來，她說：“我就是趙碧琰，有什麼好證的，況且我不是把代理權都交給了日本東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嗎？”

小陳說：“雖然您全權委託了陳會長，但這個財產的案子錯綜複雜，不是您想的那麼簡單，您是真正的財產擁有者，您怕什麼？”

趙碧琰陷入了沉思，她又開始了沉默。跟小陳一起來的小伙子忙着記錄的筆停了下來，幾雙眼睛盯着趙碧琰一個人。

小陳很怕趙碧琰又像兩年前的那次會面似的，一言不發，但此時屋子裡的人誰也猜不透趙碧琰此時在想什麼，為什麼聽到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就要開庭的消息，不但不高興，反而惆悵起來。

趙碧琰沉思了一下後，看着小陳說：“小陳，不是大媽不給你面子，大媽是不能答應你去日本啊！”

小陳愣了，簡直琢磨不透這個老太太。身後那麼大一筆財產，眼看就要弄個水落石出了，她卻撂挑子了。不過，小陳好像看出了趙碧琰的心思，她一定有什麼難言之隱，說不出口，又想說，說了又怕不妥。

小陳直截了當地說：“大媽，您是不是有什麼顧慮啊？有什麼您儘管說，我做不了主的，我會向領導反映。”

趙碧琰嘆了口氣說：“我聽說咱們國家有政策，對出國人員有嚴格的政審。尤其家裡有‘殺、關、管’的，更不能出國了。我那大孫子還關在監獄裡頭呢？我要是答應了出國，那不是違反了國家的政策，犯了大錯誤嗎？”

此時的趙碧琰心想，我孫子和日本的財產比起來，還是孫子重要。錢財都是身外之物，我可以過清苦的日子，我也可以身無分文，但我決不能放棄我的孫子。

也許是趙碧琰的幾句話有了效果，在北京第一監獄關押改造六個年頭的趙昭明，突然被監獄長召見，說他有機會和他奶奶見面。同時，監獄長讓他好好勸勸他奶奶，要積極配合關於日本財產案的事兒，讓她去日本出庭。

祖孫倆見面後，趙昭明有些哽咽，還是趙碧琰表現的比較老練，在一頓寒暄之後，她穩了穩情緒問孫子怎麼看待日本財產的事情。趙昭明勸告奶奶應該配合國家，畢竟廖承志主任還有那兩們副會長，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將案子捋到今天這個程度。

趙碧琰顯出有些不高興，對趙昭明說：“你這小兔崽子，是不是還惦記着你爺爺在日本留下的那些財產，卻不顧奶奶的死活，我都七十六歲了，飛那麼高，摔死我怎麼辦？再說，那財產……”說到這裡，奶奶卻戛然而止了。她忽然想起了自己是在一個特殊的場合，旁邊還有那麼多聽眾呢，怎麼能信口開河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呀。

趙昭明似乎明白了奶奶那幾個字的含義，也許奶奶擔心財產回來的真正去向，也許那些財產對奶奶而言已經不重要了。可他還是耐心地對奶奶說：“奶奶，您別生氣，我不是那意思。財產的歸屬並不重要，您在我心裡才是最最重要的。可您也得想一想，當初爺爺因為歷史問題站錯了位置，做了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的事情。現在，有國家給咱們撐腰，能夠拿回財產也是為國家做貢獻呀，還有一層最深的意思，您沒想過嗎，財產拿回來了我們也可以為爺爺贖罪啊！再說，從廖承志主任去咱們家到現在都十幾年了，好容易開庭了，您哪有不去的道理啊。”

孫子真真切切的話語，卻把奶奶惹生氣了。趙碧琰的聲音提高了分貝：“你爺爺是你爺爺，我是我。我從嫁給你爺爺那天起，就從來沒有參加過，沒有干預過他的任何事情，財產是我們共同的，也是他留給我們祖孫幾代以後生活用的。”

趙昭明說：“奶奶，您別激動，我勸您還是好好想想吧，您這次去日本，雖然辛苦，可於國家，於小家都是有意義的事情，您要是徵求我的意見，我就說應該去。”

趙碧琰聽了孫子的話，沒吭聲。沉默過了一會，趙碧琰貌似想通了，她覺得孫子說的有道理，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同志們費了那麼大力氣，她一個漢奸的遺孀沒有理由再較勁兒了，她決定拼上這把老骨頭，再為孫男娣女們奔奔命，也為那死了的老頭子贖贖罪。

這時候，廖承志復出恢復了工作，再次擔任國家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中日兩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也為趙碧琰在日財產案提供了良好的機會。

廖承志認為趙碧琰的丈夫雖然有悖於中國人民，但是，趙碧琰是中國的公民，是歸國華僑，她在國外的財產只有自己的祖國才能保護她的合法權益。

於是，廖承志給中央領導打報告請求幫助趙碧琰，為她辦理了出國護照，還申請資金解決陪同她出國人員的差旅費用，還有包括趙碧琰本人出庭所需的押金，日本方面的律師費用等等。

根據日本的相關法律規定，負責這起案件的律師將要離任，意味着這起案子移交其它法官後，僅閱讀案件的卷宗就要讀上兩年，何況這時候的財產擁有者趙碧琰已經七十六歲高齡了，萬一趙碧琰突然故去，財產回歸將遇到更大的難題，跨國財產案將變成遺產繼承案，百分之七十的繼承稅收也將是個天文數字。

就此，日本方面在中國動盪的十年中不止一次請中國趙碧琰出庭，都被迫終止，原因不能不說是文化大革命阻止了案件發展的進程。這次趙碧琰到日本出庭將是此案的歷史性轉折。

趙碧琰很久沒有出過家門了，就別提出國了。國家考慮趙碧琰此行非同一般，必須有國家外交部人員陪同，即能夠照顧趙碧琰的衣食起居，也給日本法院的一種無形的壓力，更體現了中國外交部對這起財產案的重視程度。

最終陪同趙碧琰的是國家外交部的一個女同志，她叫陳會茹。她在大學的專業是日本語，這次出國的任務，她不但要照顧趙碧琰的起居，還要擔任趙碧琰的日語翻譯。

他們坐飛機到達東京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這時候的東京市區和幾十年前相比，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了，趙碧琰記憶中的街巷已經被高樓大廈淹沒了，十字路口也被立交橋取代了。

陳焜旺已經把他們的住宿安排妥當，按照外交部的指令，趙碧琰和陳會茹下榻在東京第一飯店的同一個套間。當天晚上，陳會茹就開始了工作。她把一天的時間排得滿滿的。緊張地幫助趙碧琰回憶過去的人，過去的事，特別是過去的一些年代和大事記。過去的老房子。讓她儘快進入角色，以保證庭審的順利。

開庭的時間到了，按當庭的法律規定除了日本律師以外，只准許當事人本人進入，其它任何人不得入內。

陳會茹不免有些擔心，就一個勁地穩定趙碧琰的情緒，為她預測了將要發生的事情，叮囑她遇到自己無法應對的問題要冷靜，拿不準的事兒最好不說。

趙碧琰對陳會茹說：“放心吧，我知道該怎麼回答他們，這次來日本不同於幾十年前，我不是單槍匹馬，我的祖國是我堅強的後盾，我沒有什麼可懼怕他們的。”她又拍了拍陳會茹的肩膀說：“我不是還有你呢嘛？”說完這些話的同時，趙碧琰似乎感覺輕鬆了，衝着陳會茹露出了久違的笑容。而她的一席話也讓陳會茹心裡踏實了許多。

76年5月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開庭就是驗明身份，對於趙碧琰來說簡直就是讓歷史重新演繹。

 

趙碧琰自丈夫去世後就再也沒有說過一句日本話，但那痕跡是輕易不會磨滅的。東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上，法官的問話還沒有經過翻譯趙碧琰就聽懂了其中的意思。但她並不着急回答問題，而是等待翻譯。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她給自己留有充足的考慮時間，可以選擇對自己最有力的回答方式。

雖然趙碧琰向外交部人員下了保證，在法庭上一定說實話，但她還是有自己的那份小九九。十年浩劫讓她難以忘懷，財產可以不要了，但全家的性命攸關。如果再來一次什麼大革命她這把老骨頭也就罷了，可她的兒子、孫子以將何去何從，她不得不另做打算，縝密的思索之後，對待日本法官的問題她時而對答如流，不假思索；時而又問非所答，令在場的人瞠目結舌。

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一次開庭就是驗明身份，對於趙碧琰來說簡直就是讓歷史重新演繹。她在法庭上的敘述的時候，從趙欣伯到櫻花，從住進東京都神田區猿樂町到富士山；從青春少女懵懂的耿維馥到御茶水學校的女學生；從趙欣伯的博士論文“刑法過失論”到後來的趙碧琰，都講到了。法官都聽入了神。……就這樣，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對趙碧琰的第一次開庭順利結束了。

有了第一次開庭的經驗，趙碧琰沒有先前那麼不安了。

陳會茹是帶着任務來的，時不時要和趙碧琰聊天，以便掌握更多的信息。她在言語中總是不斷地試探趙碧琰在日本是否還有過去的老朋友，有沒有跟他們聯絡過，知不知道他們還是不是健在……

一提到日本朋友的事兒，趙碧琰的那根神經便緊張了起來，一口否定沒有朋友，更別提來往了。而陳會茹一覺出趙碧琰因為敏感而謹小慎微時，都安慰她說這是為了案子有所突破，當然絕不是為難，如果不願意說，就先不說。

陳會茹的一席話說得趙碧琰很受感動，心想，這是何苦呢，人家雖然是國家的工作人員，為國家辦事，可對我這一個老太太卻照顧的無微不至，我還有什麼瞞着掖着不說呢？

隨後就是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二次庭審。庭審一開始，山田忠浩法官請趙碧琰講一講昭和十八年 (一九四三年)趙欣伯回國後的情況。趙碧琰並沒有馬上回答法官的問題，而是靜靜地坐了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

這一分鐘是趙碧琰急速地在腦子裡轉動的時間。她考慮怎樣回答才不傷害自己，更不殃及家人。她畢竟是剛剛在北京的胡同里掃過街的老太太，大孫子還在監獄裡不知道命運如何，兒子，孫子，孫女，這時候都一股腦攪進了她的腦海，她下意識地用手敲了敲自己的腦袋。

趙碧琰清了清嗓子，開始說話：“一九四三年，我跟我丈夫趙欣伯曾在日本將自己的財產妥善安頓好以後，又將其財產管理委託給了親密朋友鈴木彌之助，我丈夫的好友，你們日本的在冊律師。那一年，我們從中國來的時候，到天津坐船先抵達漢城，會見了正好在漢城的板垣征四郎，受板垣君委託，我們在東京期間還拜訪了板垣君的太太板垣喜久子……。”

山田法官這時候請她再詳細地說說與板垣君太太的事情。

然後趙碧琰繼續說：“我在東京居住時，板垣君與我丈夫是好朋友，男人事業上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只是後來認識了板垣喜久子，我們很說得來，也成了好朋友，經常互相串門，也經常互送各國的禮物給對方,閒暇的時候我們還互相切磋日本和中國菜餚……”

山田法官問：“請問趙欣伯君昭和十八年回國後，是不是以漢奸罪被關押到監獄服刑？”

法官的話音剛落，這回趙碧琰回答得快而且利索：“不是，他回國後一直在家，生活得很好。”

山田忠浩不動任何聲色，按照自己的程序繼續詢問：“據我們掌握的資料，趙欣伯是以漢奸罪被捕，最後死於中國北平監獄。”

趙碧琰聽了山田忠浩的話以後,斬釘截鐵地說：“不是。”

這時候，趙碧琰疑慮叢生，心中的陰影久久不能散去，臨來日本前與孫子的特殊會面歷歷在目，她不知道失去自由的孫子是否還能走出監獄，她害怕自己哪句話說錯了，會給家人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她在告誡自己，錢是身外之物，家人的平安才是最重要的。

庭審繼續着，趙碧琰好像只是一個軀殼擺放在那兒，任憑山田法官有千言萬語，趙碧琰要麼就是不開口，要麼就所問非所答。

山田忠浩着急地搓着手，然後不停地擺弄着中國外交部對此案的照會全文。一邊是中國政府的壓力，一邊是中國趙碧琰在法庭上的不配合表現，他不知道怎麼繼續了。

山田忠浩不得不叫停了第二次庭審。但庭審並沒有結束。

之後，趙碧琰的身體還出現了一些狀況，這讓隨行的陳會茹此後一步也不敢離開趙碧琰了。陳會茹向外交部匯報了趙碧琰的病情，並通知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趙碧琰因病，第三次開庭不能準時到達，請准予推遲開庭時間。

東京家庭裁判所山田忠浩接受了她們的請求，將第三次開庭的時間向後推遲了十天。

就在趙碧琰養病期間，日本東京華僑總會委託的律師小川休衛已經對板垣喜久子進行了調查，她還健在並且住在東京。

陳會茹也決定說服趙碧琰前去拜會板垣喜久子。如果真像趙碧琰在第二次開庭時說的那樣，與板垣喜久子友情頗深，那麼板垣喜久子一定會給趙碧琰出庭作證，她是趙碧琰的一個重量級證人,也是財產案的突破口之一。

不久，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三次開庭開始了。山田忠浩法官依然提前到達法庭，拉開了今天庭審的序幕，

山田法官說：“趙碧琰女士，您還能回憶起在東京都世田谷區成城町居住時的傭役嗎？”

趙碧琰說：“都世田谷區成城町168番，是我們在日本擁有的第一所房子，也是我丈夫使用‘懷恩廬’作為趙宅堂號的開始，它也見證了我們在日本的奮鬥經過。”

山田法官點了點頭繼續問話：“好，趙碧琰女士，您還接着回答我剛才的問題，您還記得成城町的傭役嗎？”

趙碧琰還是微微一笑說：“當然。”接着趙碧琰說出了一連串的名字：“麻田沙樹、池田裕子、馬場初子、井上陽子、宮澤山……”

山田法官打斷了趙碧琰的話語，說：“好，佩服您的記憶力。”

聽到山田法官這樣說，趙碧琰還是笑了，但這次的笑是開心的笑，接過話茬說：“不好意思，您問的問題正好是我那個時候特別記憶的。”

山田法官覺得趙碧琰的談話很有意思，問：“一個個傭役的姓名有什麼可以讓當年的太太那麼感興趣？”

趙碧琰似乎是聽到太太的字眼比較敏感，特意直起了腰板說：“說起來慚愧，我那時候的日文還不是很好，在中國生，中國長，對日本文化實在匱乏。在瀋陽跟我的同學藤田幸子學過一些日本話的皮毛，就算是我最初日語的基礎了。“

山田法官似乎也對日本名字突然有興趣了，他說：“不好意思，打斷了你的談話，請問這個藤田幸子又是誰呢？”

趙碧琰微微地一笑，好像回到了少女日期。她說：“那是我在瀋陽上護士學校時的同學，那時候她父母在瀋陽做生意，後來我還在東京見過她呢。”

山田法官急忙問：“你知道她如今在哪裡？”

趙碧琰說：“很早以前，她就跟着丈夫去了韓國。”

山田法官有些失望，示意趙碧琰繼續剛才的話題說。

這回趙碧琰沒跑題，接的還挺快。她說：“嫁給我的丈夫之後，我便對日本文化有了濃厚的興趣，日本國的姓氏與中國的姓氏大相徑庭，我總是記不好。於是就從自己家的傭役記起，所以對他們我的記憶很深刻。”

山田法官說：“好，趙碧琰女士，我們現在請一個人出來，你是否認識她。”趙碧琰心裡嘀咕着，原來問了一大堆是為了考察我啊！”

山田法官說：“請證人進入法庭。”

趙碧琰聽到證人，神情也立即警覺了起來。

證人進入法庭的門不是剛才趙碧琰進來的大門，而是法庭旁邊的一個側門.只見一位耳順之年的老人，身體依然硬朗健壯，眼神中帶着溫和。他看着趙碧琰沒有任何表情，只是站在那裡時有些不自然。

趙碧琰並沒有認真地端詳此人，只是用眼睛一掃而過，雖然幾十年過去了，臉上已經寫滿了內容，但趙碧琰還是從他的眼神和舉手投足般的謙卑中找到了當年的影子，但她沒有作答，表情中似乎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山田法官認真地觀察着他們，說：“請問趙碧琰女士，您認識這位先生嗎？”趙碧琰有些滑稽，卻反問了一句：“法官大人，你可以問一下這個人認識我嗎？”

山田法官立即嚴肅了起來，他沒有想到趙碧琰竟然質問起自己來了。他說：“請你遵守法庭紀律，你要回答我的問題，認識還是不認識。”

趙碧琰也有些被激怒了，接過山田法官的話說：“對不起，我不認識他。”趙碧琰的話音剛落，站在角落裡的證人卻有些着急，雙腳向前蹭了蹭，腰稍稍的向前傾了傾說：“太太，您怎麼不認識我了，我是您的車夫麻田沙樹啊！”

趙碧琰聽着麻田沙樹的講話，連眼珠也沒向他這邊動一下，依然清高地看着山田法官。

山田法官制止了麻田沙樹的話語說：“請證人退下。”

隨後又看了看趙碧琰，似乎知道趙碧琰其實是認出了麻田沙樹，但她為什麼不承認認識這個車夫，便不解地搖了搖頭。

山田法官隨後把臉扭向了剛才麻田沙樹進來的那個門，說：“請證人馬場初子進入法庭。”趙碧琰對這個馬場初子再熟悉不過了。

趙碧琰當年見到她的時候還是個妙齡少女，對主人畢恭畢敬，做起事情乾淨利索。也可能是她的年齡小，當初有些懼怕趙碧琰，尤其是趙碧琰說中文的時候，她聽不懂卻總是猜想是不是在說她。

而眼前的這個馬場初子與少女時代簡直判若兩人，清秀的面龐已經被許多碎細的皺紋淹沒，肥碩發福的身體替代了曾經苗條的身軀。趙碧琰等待着山田法官讓她確認的問話，卻出乎趙碧琰的意料，山田法官卻把話題給了這個馬場初子，說：“請你向法庭申明身份。”

趙碧琰有些驚愕，被山田法官搞糊塗了，她想：本來嘛，我是主子，他們都應該來認我，豈有我去認他們的道理，還算你這個山田忠浩識相。

就在這時法庭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馬場初子向法庭報告了自己的基本情況，然後對着趙碧琰向法官說出了這樣一席話：報告法官，這個坐在我對面的老女人不是世田谷區成城町趙欣伯的太太，她是個假冒的趙碧琰。我在趙府做過多年的傭人，我不認識她。

山田法官很鎮靜，聽到馬場初子的語言後並沒有任何表情，而是目不轉睛地盯着趙碧琰，而此時的趙碧琰更沒有表情，卻笑了。

馬場初子退庭了，山田忠浩對趙碧琰說：“趙碧琰女士，她是你剛才說得那個馬場初子嗎？”

趙碧琰仍然是若無其事地樣子說：“她不認識我沒關係，但她不能說我不是趙欣伯的太太，更不能說我不是趙碧琰！何況一個小小的傭人，就連日本赫赫有名的律師鈴木彌之助都會說假話，我可以理解，都是為了錢，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我不予理睬，隨他們怎麼編造，我還是我，我是住在世田谷區成城町的主人趙碧琰，信不信由你們吧！”

山田法官完全具備一個法官的基本素質，法庭上這個小小的波瀾對於他根本算不得什麼，經他審理的案子多了，什麼情景沒有見過。他仍然保持着那份矜持，但卻不忘記觀察趙碧琰的言行舉止，在這個小小的插曲中辨別趙碧琰的真偽。

其實這個馬場初子就是趙府以前的女傭，她今天不認證趙碧琰，卻也證實了趙碧琰剛才的一席話，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嘛！

原來馬場初子現在的住宅就建築在趙碧琰名下的土地上，她擔心如果認證了趙碧琰，土地一但成了有主土地，她的住宅基地便成為了非法建築。

她很清楚，如果政府認定了非法建築，結果將是兩個出路，一個限期交出所在住宅，二是交付巨資買下宅地。二者對於她來講無一可取。

而如果今天做了假證，不認這個趙碧琰，她便可以妄想着自己下半輩子將無憂無慮地享受着這塊不費吹灰之力而得到的土地。

本次庭審結束了。其實趙碧琰可能還全然不知，在她經歷的三次開庭過程中，還有三位同樣頂着偽滿州國立法院院長夫人趙碧琰名字的女子，同樣在接受着東京家庭裁判所的庭審。

 

（到底有什麼樣的特殊情況在等着趙碧琰，請看下期

 

 

1976年5月，跨國財產大案在經歷三次庭審未果之後，又進行了第四次庭審，這次庭審可以說是規模空前，因為在這一天的早上，東京家庭裁判所的法庭內要迎來同一個姓名的四個主人公，她們都自稱是偽滿州國立法院院長的夫人趙碧琰；她們都自圓其說自己是巨額財產的歸屬人；她們還都認為自己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自己就是趙碧琰。

今天，山田忠浩格外的興奮，他覺得一下子同時看到四個趙碧琰坐在他的面前很過癮，這是他法官曆程中最有挑戰性的庭審。

四位趙碧琰徐徐到庭，雖然山田忠浩已經單獨開庭並接觸過她們每一個人，可把這四個人擺在一起，簡直讓山田法官多少有些驚詫。他們的眉眼真的有些相像，一樣的清瘦，一樣的優雅，一樣的落落大方。

因為都是叫趙碧琰，她們面前的桌牌上便以地名區分，從左向右一字排列，第一位是香港趙碧琰，保養得十分在意，看上去也就五十歲左右。面龐清秀，一副金絲邊眼鏡，整齊的短髮，感覺風度翩翩。

挨着她旁邊的那位是第二位台灣趙碧琰，體態勻稱，身着合體的中式絲綢上衣，有機的將服裝和文化結合在一起，似乎在她的身上蘊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蘊。

依次排序的第三位是新加坡趙碧琰，她端莊秀雅，淡施胭粉，一個心型掛墜恰到好處地懸在兩邊的鎖骨中間。

而在座次最後一位的，也就是我們排序的第四位桌牌標示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趙碧琰，也是唯一一位沒有任何修飾的趙碧琰，更是真正貼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花白的頭髮，嘴角下垂，眼神混濁，在她身上簡直找不到“文化”、“氣質”、“高雅”、“修養”的字眼，更難與將要“爭搶”的巨額財產畫上等號。

境外還有媒體報道還有一位馬來西亞的趙碧琰盤着高高的髮髻，方形的棕色眼鏡後面是一雙冷漠警惕的眼眸，舉手投足中滲透出貴婦的氣質

隨着一槌重音敲過，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四次庭審開始了。

山田法官說：“各位女士好，你們都說自己是趙碧琰，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從世界各地來到我們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那麼，趙碧琰只有一個。你們當中誰是誰非呢，請記住，法律是相信證據的，下面我將提出問題，請從左邊第一位趙碧琰開始，依次回答。”

第一個問題：“請各位女士回答，您與趙欣伯君相識、相戀、婚育的過程。”

前面三個趙碧琰講述的版本大致相同，似乎是商量好了似的。最讓山田不可理解的是中國趙碧琰，她不卑不亢地說：“山田法官，您剛才提到的問題，我記得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我已經陳述了，如果今天您再要求我說一遍的話，我認為是在玩弄我的感情，我拒絕回答。”

山田法官無語，只好說：你有拒絕回答的權力。

山田忠浩定了定神，看着各位“趙碧琰”，他說“各位女士，請回答我的第二個問題，請回答你們藏匿財產的地點。”

眾“趙碧琰”似乎是異口同聲：“東京都世田谷區成城町168番的地下。”中國的趙碧琰是等她們都說完了才回答這個問題。

山田法官點了點頭說：“下面是我的第三個問題，請各位女士回憶一下，秘庫的位置和秘庫的形狀，然後用剪刀剪出紙樣兒。”

好戲開場了。此時的她們遲遲沒有拿起剪刀，有的愣愣地看着山田法官，有的盯着剪刀和紙張凝思，還有的索性提出了抗議。

只見中國的趙碧琰掏出老花鏡，然後很自信地開始了行動。她拿起紙張，對摺了一下，用左手拿起剪刀順勢剪出了一個出頭的“E”字。平鋪在桌子上的時候，露出了一人鏤空的“豐”型。隨後，她把剪刀噹啷一聲扔到了桌角。

看到這裡，山田忠浩的目的達到了，他的這一環節就是想驗證兩個問題，一個是誰用左手操作，另一個就是地庫的“豐”字形狀。

此時，四個“趙碧琰”當中，終於有一個與眾不同了。

山田忠浩又提出了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問題，也許是想緩和一下庭內緊張的氣氛。他說：“各位女士，既然是趙欣伯君的夫人，你們能拿證據嗎？比如書信，照片或者互送的禮物。”

停頓片刻，來自台灣的趙碧琰舉了手，請求發言。她說：“我是趙碧琰。我父親叫趙明，母親叫趙黃氏，祖籍是中國的吉林省長春市，我這裡有一張我和丈夫趙欣伯當年的合影，還有他給我的親筆信。”

趙碧琰斜眼看了她了一眼，嘴角露出了輕蔑的一笑。她心想，請您弄清楚了再來好不好，假的也別太離譜了。我姓耿，不姓趙。當然父親也不是趙明了。

山田忠浩也覺得這個趙碧琰有點兒不打自招，誰問你父母姓什麼名誰了，更沒說什麼祖籍啊。但他還是讓旁邊的法警把證據拿了過來。他看到照片中一對夫婦，男的是趙欣伯，在照片的右邊，左邊就是眼前的台灣趙碧琰。他又拿起了那封信，文章開始的稱呼：“碧琰”，落款為“愚夫，趙欣伯”。他沒有看中間的內容，也許是篇幅太長，庭審中沒有那麼長時間。

這時候，沒等山田法官說話，又站出了一位，說她也有照片為證。

是那位新加坡趙碧琰。她把心型掛墜從乳溝的上方託了出來，打開掛墜的剎那眼角還擠出幾滴淚珠。她說：“這是我跟欣伯的約定，不管走到哪裡，我們都會在一起。”

山田法官說：“您能把它摘下來，讓我看看裡面的照片嗎？”

新加坡的趙碧琰帶着哭腔地說：“對不起，法官，我答應過欣伯一刻也不能離開他，要不，我走過去讓您看。”

山田法官笑了笑，他心裡在想，我確實也不能趴在你的乳溝上仔細端詳。

旁邊的幾個趙碧琰也為她的舉動躁動起來，中國的趙碧琰只是低頭聽着，沒有表情，也沒有言語。

山田法官衝着新加坡趙碧琰說：“那好，我們不在這裡耽誤大家的時間了，休庭後我再看你的證據。”

山田法官的最後一個問題更為蹊蹺。他用目光掃了一遍眼前的四位老人說：“各位女士，昭和八年，你們在哪裡？”

看得出來，幾位趙碧琰的腦子都在急速地轉動，尋找着正確的答案。

這時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東京、奉天、北平”。山田並不理會誰對誰錯，繼續問他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各位女士，你們的兒子昭和八年在什麼地方？”

此言一出，似乎鴉雀無聲，只有最後的中國趙碧琰，用眼睛掃描了一下在場的各位趙碧琰，看她們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的意思，才開口說了話。

她說：“在高輪學習日語，後轉入日本東京市立赤羽小學讀書。”

這時的山田忠浩似乎還沒有問過癮，繼續他的問題：“各位女士，在昭和八年，偽滿洲國立法院院長的夫人趙碧琰，在東京帝國醫院做了婦科手術，請做過此手術的女士把手舉起來。”

戲劇真的發生了，四位老人一齊把手舉了起來。

山田法官不禁暗暗地一笑，他說：“昭和八年，趙碧琰女士在東京帝國醫院做的手術是子宮切除手術，東京家庭裁判所已經聯絡了該醫院配合，休庭後，也請各位女士配合，前去驗證。”

山田忠浩講完後，眾趙碧琰譁然，只有坐在角落裡的中國趙碧琰不動聲色，她心想：沒想到，我身體中丟了的那個零件還做了證據了。

庭審之後，陳會茹提議，為了找到對案子最有力的證人、證言、證物，想和趙碧琰去拜訪一下板垣夫人板垣喜久子。說行動就行動，很快，日本律師小川休衛，外交部陳會茹還有趙碧琰，他們一同前往板垣喜久子的住所拜訪。兩個人見面後，顯得分外親切，言談不止。板垣喜久子成為了很有力的一個證人。

東京家庭裁判所的第五次開庭比起前幾次有些隆重，除了山田忠浩法官之外，他旁邊還增加了一個法官，前幾次開庭趙碧琰沒有見過他。

律師小川休衛這次也在庭內，坐在趙碧琰的旁邊。座位上還有鈴木彌之助去世後管理她財產的代理人山本忠義。

開庭了，還是山田忠浩法官問話：“趙碧琰女士，你能確認你給本法庭遞交的身份證明是真實有效的嗎？”

趙碧琰一聽便想起了陳會茹的話，輕蔑地看了一眼山田法官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的國家，還有我的國家公證部門證明的文件怎麼可能不是真實有效的呢？”

山田法官看出了趙碧琰的不滿。他說：“你不要誤會，我身為法官必須遵照日本國法律辦事，在法庭上也要遵守法庭程序，你只說“是”，或者“不是”就可以了。”

山田法官問：“請問你在日本所有土地的地契及一切說明財產是你所有的文書為什麼不提交本法庭？”

趙碧琰還是三個字：“沒有了，但財產確實是我的。”

  後來趙昭明介紹奶奶在法庭上沒敢說出實情因為當時“文革”還沒結束，那些東西在文革中已經被燒了。老太太一直心有餘悸。

山田忠浩聽到趙碧琰一問三不知,也沒有充足的理由為自己辯解,便斜眼先看了看臉色一直嚴肅的小川休衛。然後把臉扭過去看了一眼山本忠義,卻宣布了暫時休庭，過二十分鐘繼續開庭.

也許是奶奶的功勞，趙昭明被提前四年釋放了。趙昭明回到家的第二天，奶奶也從日本回來了。趙昭明很關心奶奶的事，趙碧琰本不想和家人提開庭的事情，但架不住趙昭明的刨根問底，她還是決定讓孫子知道一些相關的情況。

日本的庭審沒有結果，四個女人都無法證明自己就是真的趙碧琰，而在世界的另外幾個角落，還有人在盯着這筆巨額財產。

在香港的醫院裡，一伙人中的一人弄瞎了自己的左眼，之後，這夥人從香港飛抵了日本東京，向東京家庭裁判所提起訴訟，證明那個失去左眼的男人才是財產的擁有者，他的名字叫趙宗陽，是趙碧琰的兒子。

還有一個叫李岳的人，以趙碧琰姑爺的身份密謀着這筆巨款，並聲稱趙碧琰及其兒子和女兒已經去世，只有自己具備了繼承遺產的資格。但假的終歸要被識破，李岳很快便被公安機關抓獲。

 

時代總在進步，黑夜總在呼喚黎明，趙家人在等待中終於盼到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很快，趙宗陽就收到“關於錯劃自己為右派分子，應予改正”的平反文件，恢復幹部名稱，恢復原工資級別等。

而趙昭明呢，從監獄回來的第二年就平反了，還補發了工資，又回到了他熱愛的七尺講台。要說現在這一家人應該是幸福的，也“平反”了，也“摘帽”了，但這時，他們依然忘不了趙碧琰一九七六年的日本之行，忘不了仍然沉睡在日本的本屬於她的巨額財產。

趙宗陽一直希望能夠幫助母親贏回這筆財產，所以也是想了很多辦法，但一直都沒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直到有一天，趙宗陽在日本的好朋友楊嫣然給他寫來一封信。趙宗陽看到那封信非常高興，頓時閃出一個念頭：趙宗陽想求助楊嫣然幫助他在日本的報紙登則“尋人啟示”，尋找他的同學，進而以自己來證明趙碧琰的身份！趙昭明得知這個想法後也不得不稱妙。因為趙碧琰只有一個趙宗陽一個兒子，而趙宗陽又只有一個母親，用兒子的身份證明母親，還能是假的嗎？”

楊嫣然真不愧是趙宗陽多年的好朋友，沒過多久，在日本的《讀賣新聞》報上，就出現了一個六厘米見方的尋人啟示，尋找趙宗陽在昭和八年至昭和十年間在日本東京市立赤羽小學的同學。

這個時候，由中國外交部，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中國律師協會等幾個部分組成了趙碧琰財產調查小組，國家為趙碧琰財產案指派了律師付志人和馬德昌兩位同志負責。兩位律師都是我國律師隊伍中的佼佼者，是資深的法律學者。特別是付志人，他曾經擔任過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出庭辯護律師，積累了豐富的庭審經驗。當他們接受了趙碧琰財產小組的委聘之後，僅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審閱了陳焜旺從日本法院拷具的全部法律文件，了解了整個案件的情況。

付志人、馬德昌兩位律師接到任務後，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布巷子十號見趙碧琰。不久，陳焜旺從日本回到了中國。陳焜旺拿出了足足六十份全權委任狀需要趙碧琰簽署，這樣有了她的親筆簽字，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干預不法分子的行動了。

但趙碧琰當時沒有簽署任何文件，而是在和兒孫協商後，過了一段日子，才讓孫子趙昭明代表自己去簽字。在經過北京市公正處的公正後，從此趙昭明便成了趙碧琰的執筆人。陳焜旺雖然拿到了趙碧琰的全權委託書，但他所要做的事情並不輕鬆。因為日本東京裁判所並沒有承認中國趙碧琰的存在，山本忠義的趙碧琰土地管理者仍然有效。此時，證明趙碧琰的身份已經是迫在眉睫。

就在這兩位律師同陷困惑之中時，趙碧琰的獨生兒子趙宗陽卻不斷的帶給他們驚喜。他把所有能證明趙碧琰身份的證人名單詳細的記錄了下來，並加上了詳細的說明，每一個姓氏中間都有一段鮮活的故事，而故事之中都會牽扯到一個共同的名字——趙碧琰。

趙宗陽去過北京市律師協會見過付志人和馬德昌之後，他更堅定地走自己的取證之路，而此時一個喜訊接着一個喜訊地找上門來，令他似有撥開烏雲見晴日的感覺。政府先是分配給他們家一套四居室的新房，隨後趙宗陽就在這裡接待了第一位客人——他在日本的老同學湯川正三。湯川正三對中國文化頗感興趣，曾經為中國方方正正的漢字所傾倒。這次他有機會隨日本民間攝影愛好代表團訪問中國。說來也巧，他正想找機會來中國會會他的老同學，身上還帶着趙宗陽登報的那個尋人啟示。老同學相見別提有多激動了，他們擁抱在一起，久久地沒有分開。

酒足飯飽之時，湯川正三從隨身的皮包中拿出了一摞精緻的信封，數一數足足有十一封。他告訴趙宗陽日本同學看到那則尋人啟示之後互相聯絡奔走相告，當他們知道我要隨日本民間攝影愛好代表團訪問中國，便紛紛寫好回信讓我帶給你，並讓我轉告對你的祝福。

趙宗陽看着那些信件，淚水濕潤了眼眶。他知道那不是普通的信件，而是他的寄託和希望。湯川正三臨行前，趙宗陽全家在他下榻的北京華僑大廈宴請了他。趙宗陽特意邀請了國務院僑辦的同志參加。因為他要當着他們的面兒，把十一封給日本的回信讓湯川正三帶回日本，請他轉告同學們，他一定力爭在有生之年去日本拜訪他們。

倆律師仔細閱讀了趙宗陽父子倆交給他們的名單，記錄十分詳細，從民國時期到解放後，凡是與他家有密切關係的人一個不落地寫在上面。有趙欣伯立法院的秘書、庶務、職員到家庭中的陪讀、裁縫、傭人、車夫，甚至連趙欣伯的看墳人都在其中。唯一的親戚是居住在瀋陽瀋河區的趙碧琰的弟弟耿維耕。

很快，趙宗陽還給了兩位律師一個特大的驚喜，他提出了一個與趙碧琰關係密切的重量級人物，那就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的三妹妹金韞穎和她的丈夫郭布羅潤麒。這個郭布羅潤麒是清朝大臣榮源的兒子，宣統的皇后宛容的弟弟。

趙宗陽跟兩位律師說的就是這位當初的“三格格”，她跟母親趙碧琰早在一九三零年就是好朋友。在日本他們一起度過了人生的青春年華。她們都喜歡旗袍，當初還都讓一個叫孫永亭的裁縫給她們倆一人製作一個呢！

付志人聽了趙宗陽的講述，興奮地說：“太好了，這位金韞（運）穎可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據說她還是東城區政協常務委員。末代皇帝的直系親戚在日本更是享有名望的，她的證人證言的份量可想而知啊！”

在成功的取得金韞穎的證言之後，趙宗陽父子又有機會和律師付志人和馬德昌一同去瀋陽搜集證據。趙宗陽探望了自己的親三舅耿維耕，並成功取證。還利用這個時機去了一趟哈爾濱，找到了當年給趙碧琰做旗袍的孫永亭。兩位律師成功在遼寧省檔案館搜集到了有關趙欣伯和趙碧琰許多相關的資料。這次東北之行，這四個男人可謂收穫頗豐。

從東北回到北京後，趙宗陽在家裡找到了他珍藏了許久的他十二歲時一家三口在日本的合影。趙宗陽把這張照片視為生命，每每坐在書桌前他都會對着照片凝神片刻，趙昭明還把所有記錄着他所參加的趙碧琰財產案的一切相關內容都寫進了一個硬皮本里。打開硬皮本，漂亮的小楷寫滿了一整頁，上面清晰地記錄着瀋陽之行的證人、證言及所述情況的詳細內容，註解中還有當地職能部門的認證。共有七個人，那麼也就有七份證詞可以證明趙碧琰的身份。

趙宗陽還把湯川正三回日本後，將他的同學們給他的十一封回信都搜集整理到了一塊。還給兒子趙昭明念信里的內容， 其中一封信里寫道：宗陽，你可還記得赤羽小學的那塊特殊的地方——貓塚嗎？

貓塚是趙宗陽在日本小學校里念書的時候，班裡同學在廢墟中救出的一隻小貓，一直在班裡豢養，後來死了，我們就在校園裡把小貓厚葬了，還為它立了一塊墓碑，上面寫着‘貓塚’兩字，以此來紀念小貓。

趙昭明突然高興地說道：“爸，您怎麼沒想到呢，這不都是很好的人證、物證嗎？”趙宗陽被兒子的一聲尖叫嚇了一跳，想想兒子說的話，也對啊，我小時候的細節只有我這些同學們能夠證明，我是趙宗陽，那麼母親只有一個，也就證明了趙碧琰的身份了。兒子的一席話提醒了趙宗陽，也就在此時他心中隨之生出了又一個證明身份的計劃。

趙宗陽像寶貝一樣 把同學的十一封信讀了又讀，看了又看，還把每一封來信的信箋中附加了一份說明，說明寫這封信的主人是誰；當初家在東京的什麼位置；在赤羽小學上學時坐在哪個座位上；他們一起玩耍時有什麼趣事；互相贈送過什麼禮物；甚至還努力追憶了他們小時候的音容笑貌，乃至舉止言行。

雖然趙宗陽在一天天的變老，但有些記憶卻永不可磨滅，他還能清楚的畫出他在日本上學時的赤羽小學平面圖。還能記得和同學們之間發生的各種故事，這都成為了財產案取證的要件之一。

不久，國務院僑辦電話通知這趙宗陽父子倆去開會，第二天一大早，他們倆就直奔了國務院僑辦。趙宗陽鄭重地提出：“我母親的財產是在日本，官司又是在日本打，那麼會不會在日本的證據越多，打贏的可能性越大。我是在日本出生的，又在日本上學，上學時同學很多，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講述我在日本生活的那段歷史。”

彭主任聽後，不住的點着頭說：“好想法，新突破。”趙宗陽得到彭主任的讚許更興奮地說：“您想想，如果能證明我的身份，趙碧琰的身份不就迎刃而解了嗎？母親只有一個，我又是她的獨生兒子……。”彭主任非常認同趙宗陽的想法。

付志人和馬德昌已經幾天沒有回到辦公室了。為了趙宗陽的那份證人名單，他們沒黑天沒白日的走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很快，他們也接到了“趙碧琰財產調查小組”領導的命令，要求儘快整理好手頭掌握的證據。

律師協會辦公室里，付志人和馬德昌也開始審核他們辛苦弄到的資料，很快，一封國際掛號信便飛向了日本東京。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趙碧琰東京財產案又一次被推向了風口浪尖。這一天，趙宗陽和付志人，還有國務院僑辦的李森，一同奔赴首都飛機場，飛往日本。

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繼一九七六年宣判趙碧琰“不在者”之後，已經過去了八個年頭了。而在這當中，中國政府一天也沒有放棄。終於，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終於宣布再次開庭了，決定對案件進行重新審理。而這次出庭的關鍵人物就是趙宗陽。

庭審當天，陳焜旺陪同趙宗陽和付志人一同等候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律師黑田壽男，還有東京第一律師協會副會長及日本律師聯合會的常務理事小川休衛先生的到來。人到齊了之後，陳焜旺給他們互相介紹。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

很快，山田忠浩敲響了法槌，趙碧琰東京財產案再次庭審開始。

山田忠浩看着趙宗陽，聲音低沉地問：“趙宗陽，你還有其它的名字嗎？”

趙宗陽馬上回答：“我三歲時因患急性腦膜炎入北平協和醫院就醫，因後遺症左眼水晶體混濁，導致左眼失明。”說話間，趙宗陽摘下了茶色眼鏡，指着左眼說：“您可以驗證，我這隻眼睛是沒有視力的。由於眼睛失明，我父母不情願接受這個現實，他們總有一個美好的願望，希望奇蹟會發生，曾給我起名叫趙重光，希望我有朝一日能重見光明.但這個名字沒有叫起來，大概只有家裡的傭役們知道。而我上學、畢業證件、工作履歷、戶籍證明都用的是趙宗陽這個名字。”

山田忠浩走下審判台，近距離地觀察着趙宗陽的左眼，看到了白色的眼球沒有神采，上眼皮的肌肉稍稍地萎縮，能夠感覺出左右兩隻眼睛的高低區別。其實山田忠浩早就在卷宗中知道了這個細節，這是一條證明趙宗陽身份的重要線索，但出於職業，他親自進行了認證。

趙宗陽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出生時日本帝國醫院的證明，說：“我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農曆乙丑五月初五晚上十二點出生的，也就是大正十四年。這是我的出生證明請您驗證，您也可以到日本東京大塚警察署查證我的出生戶籍。”

從法庭的角落走來一位年輕帥氣的法官，雙手戴着白色手套，拿過趙宗陽遞上的證明走到山田忠浩面前呈上。

趙宗陽繼續說：“我出生後與父母住在東京都小石川區第六天町五十番地。一周歲時隨父母回到中國奉天，也就是現在的瀋陽市。那時候是因為父親任張作霖臨時政府的法律顧問。兩周歲與父母一起回到中國的北平，四周歲時因為眼疾隨父母到日本東京治病，住在東京都慶應大學附屬醫院大樓。後來五歲到七歲時都隨父母在中國的奉天和新京，新京就是現在中國的長春市。”

這些內容對於山田忠浩來說其實早就知曉了，但他願意傾聽證人本人的陳述。趙宗陽再往後的表述卻驚動了山田的那根特殊的神經。“我是八歲的時候隨父母回到日本，住在高輪區南町七番地，我還記得那裡的電話是高輪2380。母親為了讓我儘快掌握日本語言，還聘請了日語教師佐井茜，教授我日語兩年之久。”

山田忠浩打斷了趙宗陽的話說：“停！你還記得那個左井茜的情況嗎？”趙宗陽稍稍想了想說：“時間已經久遠，但我還記得她的模樣，細高的身材，皮膚白皙，一笑還有兩個酒窩，嘴角的下方有個痦子。後來關係很熟了的時候，我媽還跟她開玩笑說，我們中國人把長在嘴角的痦子說成是‘說痦’，就是能說會道的意思。”

聽到這兒，在場的人都覺得趙宗陽說得挺有意思，相對而笑。趙宗陽卻一本正經地繼續說：“一九三四年的十一月五日，也就是昭和九年。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刮着風，是個陰天，父母親兩個人帶我去日本東京市立赤羽小學校報到，學級是小學三年級。在這裡我一直讀到五年級，那時的班主任名字叫藤井元子。法官大人，我今年五十九歲了，通過尋找，我的赤羽小學同學們很多還都健在，我想他們也一定能證明我的身份。”

山田忠浩聽到這裡，問趙宗陽還能記起他在日本的同學姓名嗎！

趙宗陽聽到山田忠浩問到這裡，簡直是心花怒放，他就盼望着那十一封來信能夠派上用場；盼望着他把“貓塚”的故事講給當庭法官聽；盼望着在法庭上展示他精心繪畫的赤羽小學平面圖紙。他抬高了嗓門說：“當然記得，比如湯川正三、西島富江、太原美久子、杉山翰雄、井坂裕子、竹島隆夫、伊東順子……”

山田看他說得興致勃勃，便打斷了說：“好了，暫時說到這吧，你把你知道的同學姓名寫出來，遞給本法庭，我們會做進一步的取證工作。”……

庭審結束了。從目前的情況看來，東京家庭裁判的第一次開庭確實開了一個好頭，為下面的庭審做了良好的鋪墊。

下一次開庭的時間安排在了半個月之後，這不免讓付志人和趙宗陽覺得時間抻得太長，但是他們卻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既來之則安之，山田忠浩這樣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

山田把一本本關於趙碧琰案件的卷宗分成兩類，一類是來自中國政府所提供的趙碧琰的取證資料，另一類是日本本土的證人證言。而趙宗陽庭審中提到的戶籍、赤羽小學，他還是第一次從證人陳述中聽到。他決定事不宜遲，立即前去取證。

山田忠浩的第一站是東京大塚警察署，警官們熱情地接待了他。經過認真查找，一份原始的趙宗陽的戶籍證明出現了，那上面清楚地記錄着趙宗陽出生時的基本情況。出生時間就是大正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準確無誤，而父母一欄中分明赫然寫着趙欣伯和趙碧琰的名字。

他馬不停蹄，來到了赤羽小學。趙宗陽圖紙上的赤羽小學已經面目全非了，唯獨體育館後面的“貓塚”仍然存留在那裡。他走訪了當年的老師，講述了“貓塚”的由來，後來學校為了紀念同學們的那份善良和動人的故事，特意重修了“貓塚”，旁邊栽種了常青的松柏，修建了一個圓形的底座，把原來同學們用石塊戳在地上的墓碑，變成一米多的石碑，上面用漂亮的楷書刻着“貓塚”兩個醒目的大字。

而讓山田忠浩驚異的還遠不止這些，竟然在趙宗陽曾經就讀過的赤羽小學檔案中發現了他的畢業證書，還有黑白的免冠照片。從照片上單純、清瘦，天真無邪的少年趙宗陽，與庭審中的暮年男性相對照，二者的眉宇間有近乎相同的元素，在那瘦長的臉頰上添加了歲月的痕跡之後，不就是現在的那個趙宗陽嗎？

山田忠浩愈發興奮起來，為自己選擇趙宗陽作為第一證人而欣慰。他讓助理拿出庭審中趙宗陽提供的同學名單，請求學校幫忙查找。如果他的同學們能夠出庭作證，那將是庭審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人證、物證、理證聚齊的時候，案件必將進入尾聲。

趙宗陽雖然在休息中，但也沒閒着，幾天來他一直想去圖書館看看，恰好在他們下榻的地方不遠處就有一家六層樓高的圖書館，建築古樸，文雅大氣。走進靜謐的圖書館,他向工作人員提出了自己想尋找有關趙欣伯資料的請求。圖書館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他，很快就幫助他找到了趙欣伯的全部索引，讓趙宗陽欣喜若狂。趙宗陽迫不及待地抱着那些資料，把所有牽扯到趙欣伯字樣的文字全都複印了出來，他的心情很激動，手在不住的顫抖。

日本東京家庭裁判所關於趙碧琰財產案的第二次庭審如約而至了。庭審中，山田忠浩問趙宗陽：“請你說出你的父親趙欣伯的死因及埋葬的過程。”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十餘年，但對趙宗陽來說，那情景卻歷歷在目。

趙宗陽穩了穩自己的情緒說：“我父親趙欣伯在一九五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被公安機關傳訊，當日因心臟病猝死。是我父親的司機老六，還有我家的雜工，名叫馬青成幫助我一起把屍體拉回家，並給我父親換了衣服，裝棺後埋葬在北京柏彥莊我們家的祖墳里。後來到了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因為北京北大醫院占地，僅僅埋葬了兩年的父親屍體被迫起墳，遷移到北郊人民公墓七區四百一十八穴埋葬。”悲痛之中趙宗陽沒有忘記開庭前付志人律師的交待，從桌上擺放的一堆文件中抽出了那份領穴證明，說：“法官大人，我說的句句是實話，有它為證，請您驗證。

山田忠浩為自己不得已的問話所觸動，在趙宗陽的陳述中他也在分辨着真偽。一紙領穴證明更能說明一切，任何人不能拿這等事情開玩笑的。

山田繼續庭審說：“趙宗陽，你還記得你們家在日本的趙宅堂號嗎？”趙宗陽根本不假思索，隨口說：“記得，是懷恩廬三個字。”

山田忠浩看了看自己掌握的卷宗，一個字都不差。他又問：“你還記得哪一年用的懷恩廬的趙家堂號嗎？那時候，你們全家住在什麼地方。”

趙宗陽好像已經從痛苦的回憶中走了出來，山田忠浩的話音剛落，他就說：“記得，是我十歲的時候，昭和十年，那時我們家住在東京都世田谷區成城町一百六十八番地。”

一直在外面的付志人律師微微地一笑，他佩服趙宗陽回答問題的精準度，年代清楚，記憶清晰。

本次庭審後，山田忠浩又和助手找到了最有價值的人證來證明趙宗陽的真實身份。一個周末的早晨，幾輛轎車驚擾了赤羽小學的安寧。十一位已是耳順之年的老人回到了母校，他們是前來為同學趙宗陽作證的證人，山田忠浩的車直接駛入了校園，車上下來四個人，法院副院長，山田忠浩及助手，還有那位年輕的書記員。赤羽小學的幾位負責人已經一字排開迎接着這些不同尋常的客人。

臨時法庭被安排在二樓的一個學生教室，十一位同學坐在教室的前兩排座位上。山田忠浩坐在了教室的講台位置，邊上坐着趙宗陽。而中國的付志人律師、東京華僑總會的陳焜旺先生、赤羽小學的校長等幾位先生，破例作為旁聽坐在了教室的最後一排，別開生面的法庭庭審開始了。

山田忠浩望着眼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老人們，首先對他們能夠在百忙之中來到這個庭審現場表示感謝。他一邊指着趙宗陽，一邊問這十一位老人：“請問同學們都認識這位來自中國的先生嗎？”老人們全都像小孩子似的異口同聲地高喊：“認識，他是趙宗陽。”此時的趙宗陽臉上洋溢着親切與溫暖。

山田忠浩隨後給助手使了個眼色，助手立即站了起來給老們每人發了一張紙。山田忠浩說：“麻煩各位在紙張上畫出你們上學時的校園原貌、教室的朝向以及教室內部的擺設，謝謝你們。”

老人們像是上學時拿到試卷一樣認真地思考着。書寫時的認真勁不亞於小學時候的考試。幾分鐘後，在他們鄭重填寫了名字之後，交到了山田忠浩的手裡。山田忠浩迫不及待地把它們一一平攤在講台上，把趙宗陽此前的書寫與其它同學的一一比對，相同結果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山田忠浩隨後又開始了提問，他先叫了大谷旭乃。問道：“請問大谷君，你還有印象趙宗陽曾經送給過你一張畫嗎？”這條線索是趙宗陽提供給山田忠浩同學名單時寫的其中一個。而山田忠浩看到剛才的證詞中有大谷旭乃時，油然想起了這個證詞。

大谷旭乃畢竟是花甲之年，記憶力有了一定的減退，他先是拍了拍腦門兒，想了片刻，然後緩緩地說：“我想起來了，如果我沒有記錯，是一副炭畫，上面畫着一頭牛。”山田忠浩又問：“大谷君，你沒有記錯嗎？”大谷旭乃認真地說：“沒錯，就是一頭牛，好像還有小河、青草什麼的。當時我特別喜歡，因為我和趙宗陽都是屬牛的。那是我九歲生日時，他畫在賀卡上送給我的。”

這時候，下面的老人們像孩子一樣歡呼起來，笑容同樣落在了趙宗陽的臉上。

隨後的問題更讓這些老頑童們忘乎所以。老人們又一次拿到一張白紙。山田忠浩說：“請大家書寫出你們上學時經常玩兒的一個遊戲，是跟雨傘有關的。”教室里頓時發出了“哈哈”的歡笑聲，只見大家迅速地在紙上畫出了一筆畫的雨傘，在傘把的兩邊填寫着各式各樣的名字，最後他們寫上了遊戲的名字“雨傘下的真情”。

老人們指着趙宗陽七嘴八舌地說：“那時候，雨傘下的名字經常是趙宗陽和美久子。”坐在角落裡的美久子聽到同學們說起當年的事兒仍然不好意思。有意思的是山田忠浩沒有打斷老人們興致勃勃的回憶，在歡聲笑語中結束了這次不同尋常的庭審。

趙宗陽感慨萬千，同學們的到來讓他感受到了人間的真情。感受到日本東京裁判所的真誠，讓案件一步步走向光明。趙宗陽在日本的幾次庭審結束了，當庭沒有做出裁決。

經過幾個月的等待，1984年的中秋節這一天，趙家收到了從日本東京傳來的喜訊，東京家庭裁判所終於對趙碧琰財產案進行了最後判決。判決書中說：取消山本忠義律師為不在者趙碧琰財產管理人的決定，由趙碧琰本人親自管理自己的財產。趙碧琰勝訴的消息立即傳遍世界的許多角落，所有正義的人們無不為中國政府拍手稱快。

歷時21年的跨國財產大案能夠最終勝訴，趙碧琰心裡明白，如果沒有國家的幫助，是絕對不會有這樣的結果的，因此她對國家的感激之情一刻也沒有減輕，她已經暗下決心，財產回歸的那一天就是她把錢捐獻給國家的日子。她坎坷的一生中，哪一個劫難都是因為有了國家的寬容，有了黨的關懷，才有她趙碧琰的今天。

中秋之夜，花好月圓。趙碧琰全家圍坐在一起，享受人間團圓的幸福。就在這時，趙碧琰突然宣布把財產的百分之八十捐獻出來，用於我們國家的慈善事業。說完後，她穩穩地坐在了座位上。看得出來，她很欣慰。心胸坦蕩，別無他求。

她的這一行為還是為了教育自己的子孫後代，要永遠懷着一顆感恩的心，回報祖國，回報社會。趙碧琰於1989年九月去世，享年九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