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恥下流余英時 |
送交者: 公孫明 2015年04月27日11:32:2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以余英時的無恥和下流,李繼宏實在是夠寬容的了。 (公孫明按:余英時靠在洋人面前招搖撞騙,干盡反華賣國的勾當,於是反華洋人給了他頂高帽子戴戴,余英時得意忘形後轉而內銷在中國國內也招搖撞騙起來,可他的無恥和下流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有些網上靠領糧吃飯的垃圾寫手仍然在奉命吹捧他,給他塗脂抹粉是當然的事。我們還得時不時地跟一些無辜的讀着提醒,不要中計! 現在就在抄襲方面扒一扒余英時的老底!) 新到的太多,很多人沒有見識過余英時的醜惡嘴臉。 # 摯執《何其惡劣低能的謗文!》 余英時篡改引文誣陷郭沫若的鐵證
·方舟子·
余英時在《〈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一文中,列舉了十二 條郭沫若抄襲錢穆的“證據”,其中最後一條“呂不韋與秦始皇”,他認為是“ 最嚴重的抄襲”。這一條原引文甚長,這裡只摘錄與問題有關的部份。余氏對我 這樣的摘錄一定是滿意的,因為這更可以突顯二書之間的“驚人的相似”。
余氏摘錄的《十批判書》云:“……明時的湯聘尹認為是‘戰國好事者為之’ (史稗)……例如王世貞的《讀書後記》便有兩種說法。……”
余氏摘錄的《先秦諸子系年》云:“……王世貞讀書後記辨之曰……又明湯 聘尹史稗辨之曰……”
余氏得出結論說:“更明顯的是《系年》援據湯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貞 的《讀書後記》兩說,而《十批判書》也恰好同引此兩書,這便決不是‘巧合’ 了。”
(以上摘自《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0 9,110,112頁。亦見《猶記風吹水上鱗》三民書局1991年版第11 9,120,122頁。)
在余氏所舉的所有“抄襲”證據中,這一條是唯一有說服力的一條。《史稗》 和《讀書後記》都是罕見書,《十批》和《系年》又都引用了,確實很難讓人相 信這是巧合。在寫作《郭沫若抄襲錢穆了嗎?》一文時,我只挑了余氏所舉“證 據”中有代表性的幾條加以批駁,對唯一有說服力的這條也不好意思繞過,但批 駁起來最感困難,所以我只能採用開脫式的辯解:“《史稗》和《讀書後記》的 確不算是常見文獻,但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博學如郭沫若者就沒先看過,當然也許 真的是從《系年》知道這兩條文獻的。然而,從別人的著作中獲悉了自己不知的 史料,是不是一定要註明發現過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襲?如果這也算是抄襲的 話,許多史家也都要頂這項罪名了,誰敢保證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發現 的,而不是從別的著作輾轉得來的?錢穆自己就那麼清白?”說實話,我當時是 傾向於認為郭沫若的確是從《系年》一書中轉引了這兩條的,當然,轉引不等於 抄襲,僅僅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也構不成“全面的、根本的抄襲。”但究竟是郭 沫若自己的獨立發現還是轉引自錢穆,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這還得感謝那位罵我“無知”的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傅傑,從他的謾罵中我知 道在《中國史研究》上有一篇批駁余氏謬論的論文。我翻檢出了登在1996年 第3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樁學術公案的真相──評余英時〈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系年》互校記〉》。它批駁余氏的第一點,恰恰就是 “呂不韋與秦始皇”這一條。
翟、耿二先生說,他們開始也認為郭沫若這兩條材料有可能是從《系年》轉 引的。但是經過查對文獻,發現不是這麼回事。原因說穿了不值半分錢:郭、錢 二人其實都是從一本常見書──清人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轉引這兩條材料的, 而且轉引的時候都出了錯。如果都錯得一樣,倒也算是抄襲的證據,可惜錯得不 一樣。在《史記志疑》中有這麼一段話:“王世貞讀書後辨之曰”,正確的標點 應該是“王世貞《讀書後》辨之曰”。郭、錢二人大概都未讀過王世貞的這本書, 不知道《讀書後》這麼個較為奇怪的書名。郭沫若順手給加上了個“記”字,書 名成了《讀書後記》。而錢穆呢,則把後面的“辨”字當成了書名的一部份,在 他的筆下,這本書成了《讀書後辨》。
當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處,當然發現郭、錢二人對王世貞著 作的叫法不同,若讓讀者發現了這個不同,這條抄襲的“鐵證”也就泡湯了。怎 麼辦?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沒讀過王世貞這本書,也不知道正確的書名是《讀 書後》。將《讀書後記》和《讀書後辨》這兩個名稱比較,看來前一個更象是書 名。於是余氏竟然讓他的老師錢穆倒過來抄襲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 讀書後辨》”改成了《讀書後記》”,以與《十批》相一致。於是在余氏的筆下, 《系年》的這一條便成了:
“王世貞《讀書後記》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評論時,也用的是《讀書後記》這一繼承自郭沫若的錯誤,可見 絕不能怪給“手民誤植”。余氏註明這一條引自《系年》原版第453頁,可惜, 在《系年》原版中並沒有欺師滅祖的這一條“讀書後記”。不知這是余氏蒙着老 師的犯上作亂呢,還是老師雖然知道而忘了與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 包括原版、增訂版和最新的《錢賓四先生全集》,在此處都令人尷尬地寫着:
“王世貞《讀書後辨》說之曰”(《錢賓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567頁)
在全集該卷的書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寫的是《讀書後辨》,而沒有《讀書 後記》,當然也沒有正確的《讀書後》。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誤導讀者 以誣陷郭沫若的企圖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襲錢穆的, 否則何須如此下作?在《是誰“冤枉”了余英時?》一文中,我才答應可以為余 氏摘掉“篡改引文誤導讀者”的帽子,現在只好再給他戴了回去,而這回要再摘 帽可就不那麼容易了。我已比較過台北版和上海遠東版的《〈十批判書〉與〈先 秦諸子系年〉互校記》,對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樣,上海遠東出版社學術集林叢 書的編委這回沒有機會來頂替余氏戴帽。
我本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出身,知道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誠實:你也許可以在 生活中不誠實,卻絕對不能在科研中不誠實。偽造數據是科學研究中的最大犯罪, 被抓獲者都可能喪失了從事科研的資格。我想,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為達到不可告 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當於偽造數據的,一被抓獲,即使不至於喪失 了研究的資格,卻不能不讓人對其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一切成果表示懷疑。至 少,如果我以後再讀到余氏的論文,對其中的引文,如果不親自去查證,是不會 再輕易相信的了。余氏自詡信奉陳垣論考尋史源的兩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 實誑汝”,那確實是推己及人的經驗之談。書到此,雖然傅傑嘲笑我學余氏套用 舊詩是“拙劣的句型練習”,卻也忍不住還要再套用一下:
《系年》、《批判》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
199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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