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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日誌正文 

1959 年3月1日，在停靠鄭州的專列上，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召集13位省委書記，討論進一步糾正高指標“浮誇風”等左傾錯誤，合理解決農村所有制分配問題，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擬了一個整頓人民公社的方案，總結為十四句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 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但是高層領導屢教不改，迫使毛澤東親自向全國六級幹部寫公開信。

參會人員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國家計委副主任譚震林、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山東省委書記舒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陝西省委書記張德生、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洛陽地委書記紀登奎、新鄉地委耿起昌、許昌地委書記趙天錫、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上述官員需要為大躍進浮誇風承擔責任。

1960年11月，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因瀆職罪被依法逮捕，開除黨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省委書記中除李井泉外，其他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蜜蜂）。1966年文革爆發後，劉少奇、鄧小平、李先念、譚震林、胡喬木、彭真、江渭清、江華、陶鑄、 王任重、周小舟、曾希聖、吳芝圃、李井泉、舒同、張仲良等責任人被打倒審查。（以上轉貼來自萬維博客，文革期間群眾揭露控述他們的罪行許多是欺上瞞下、虛報浮誇、打擊瞞產私分、過度強迫搜刮農民。阻止人民逃荒等，人為製造災難造成大饑荒餓死人——蜜蜂）
還查了一下維基百科“趙紫陽”，發現第二次鄭州會議竟然是從趙紫陽的報告引起的：
大躍進時期的全國冒進：
 
從1953年開始，廣東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大力興修水利，開展農業技術改革，促進糧食增產，1955年秋收，潮安縣縣委稱潮安縣成為全國第一個水稻千斤豐產縣。（看見沒有，廣東省委書記是陶鑄，省委書記處書記是趙紫陽，當年第一個糧食產量虛報浮誇縣出在廣東——蜜蜂）上海市委柯慶施最早提出畝產萬斤的報告，毛澤東將信將疑，柯慶施、還找來錢學森和一些假證據欺騙毛澤東，膽大妄為。

在1958年中央糧食徵購指標提高的背景下，陶鑄堅信當年糧食大豐收，懷疑農村幹部隱瞞產量，陶鑄於1959年1月中旬到東莞調研後得出的結論為，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

另外一個重要資料

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2/4765698.html說：

.......毛澤東的心情一點也沒有輕鬆，他感到很煩惱，睡不着覺。有一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他：一九五八年農業大豐收，為什麼從一月開始，特別是二月，全國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這時，一個材料送到他手裡，是廣東省委轉發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關於雷南縣幹部大會解決糧食問題的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晚造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

報告還說，必須交待兩條政策：一、糧食政策。明確宣布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前糧食消費以生產隊為單位進行包幹，以解除大家對糧食問題的顧慮；二、對待瞞產幹部的政策。應明確宣布瞞產是錯誤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給以處分，甚至法辦。（糧食就是這樣法辦出來的——蜜蜂）

廣東省委的批語也說，去年糧食大豐收、大躍進是完全肯定的，糧食是有的。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

毛澤東看了報告，異常興奮，認為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把這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毛澤東為中央寫了一個批語。其中寫道：“趙紫陽同志給廣東省委關於解決糧食問題的信件及廣東省委的批語，極為重要，現在轉發你們。

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瞞產私分是公社成立後，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懼怕集體所有制馬上變為國有制，‘拿走他們的糧食’，所造成的一種不正常的現象。

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肯定了公社在現階段仍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這一點使群眾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隊小隊仍怕公社拿走隊上的糧食，並且在秋收後已經瞞產私分了，故必須照雷南縣那樣宣布糧食和幹部兩條正確的政策，並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

（趙紫陽的什麼經驗？就是強迫搜刮農民的糧食，忽悠毛澤東，毛信以為真還說“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在這個背景下，地方政府開始搶光農民手中的救命糧。災難接着就發生了！後來的杭州會議上中央所有地方官和國務院把大饑荒責任都推到毛澤東身上，——蜜蜂）、

毛澤東轉發這個報告時，擬了一個醒目的標題：《中央批轉一個重要文件》，可見他對這個報告之重視。令他十分煩惱的問題仿佛終於有了答案：大豐收年鬧糧荒，原來是普遍存在的瞞產私分造成的！所以他說：“我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趙紫陽那封信給了我很大的幫助。”為什麼會發生瞞產私分的現象，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他要追根究底地弄個明白。

這才有了南下鄭州會議，會議之後毛澤東認識到：農村中是有瞞產私分的情況，但並不多。當時主要是缺糧而不是瞞產私分。反對瞞產私分更加重了農村缺糧的情況。

但是，毛澤東從“瞞產私分”這個問題得到啟發而提出公社所有制問題，是很重要的。 

（杭州會議最重要的目標是反冒進，毛澤東已經在改正冒進的政策。但是冒進是一種黨內的思潮，起來之後不是那麼容易平息。所以，大饑荒的出現和餓死人的災難，人為的錯誤不僅僅是毛澤東個人造成的——蜜蜂）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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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作者：香椿樹1  留言時間：2014-10-01 13:26:07 

 從二月二十二日發通知解決瞞產私分問題， 到 1959 年3月1日堅決支持瞞產私分， 不怕一個人做右派， 不怕開除黨籍， 重上井岡山。。， 趙紫陽確實想忽悠毛澤東， 但毛澤東並沒有上當。 59年末河南信陽的饑荒製造者們是“頂風作案”， 扣押了3月份鄭州第二次會議的決議內容， 而拿2月22日的批示當令箭，假傳聖旨搶奪農民糧食充當浮誇成果。

這是為啥吳芝圃文革時被“迫害”致死的原因， 文革中檢討可以說聲淚俱下， 但是59年後半年到60年這一段時間裡，假傳聖旨繼續”浮誇““共產”的不只是吳芝圃一個， 而是一批人，因為他們有後台支持， 少奇與小平。 毛澤東這個時期一廂情願傻乎乎地以為鄭州會議發脾氣，官僚體系讓步檢討就萬事大吉，老毛害怕少奇檢討以後沒有威信，推舉少奇當國家主席， 惹來彭德懷賞罰不明的一通亂罵，不聽主席勸告而私自串聯換了一頂反黨帽子。

老毛沒有想到人家用白區工作經驗對付他， 還以為是“工作失誤，急功近利”的技術性錯誤。 少奇小平要分田，浮誇共產的目的不是進入共產主義， 而是敗壞共產主義的名聲， 少奇浮誇共產的同時就吩咐海南的心腹搞分田了。 如此判斷失誤， 焉能不敗？

補充一點東西， 59年的時候旱澇災害就很普遍了， 但是， 集體力量強大抗旱防洪都很成功，雖然減產並不嚴重。 但是，分田以後各家各戶基本失去對抗天災的能力， 關於這一點， 可以在曾希聖的檢討中看到，當然，平反之後又不認罪了， 把分田導致的減產歸罪於公社。

 這段歷史被歪曲的不成樣子， 如果沒有互聯網， 後人可能就認為那是歷史了。 

 作者：花蜜蜂  留言時間：2014-10-01 21:36:54 

 香椿樹1，

蜜蜂早就評論過“大饑荒是一次中共執政的整體錯誤造成的，”毛澤東的冒進政策在先，陳雲跟他討論指出冒進錯誤，但是毛澤東沒有理會。當缺糧情況出現後，毛已經在糾正冒進錯誤，但是趙紫陽的報告誤導毛澤東。

這一群開會的13位省委書記，通通都有冒進浮誇和無視線農民利益的問題。過後是不是有所改變呢？趙紫陽後來成為“要吃糧找紫陽”好像從來沒有人提他忽悠毛澤東的事？

呵呵！ 

 作者：香椿樹1  留言時間：2014-10-01 21:42:52 

 蜜蜂你好， 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雖然強迫官僚同意了三級核算反對浮誇共產，但是，五風並沒有被制止， 連會上同意的三級核算都沒有被落實。 所以1960年1月又補發緊急通知。官員有恃無恐，對毛澤東的抵制出奇的堅決。 

 作者：香椿樹1  留言時間：2014-10-01 21:50:06 

 事實上毛一直很清醒， 我以前認為毛澤東沒有農業知識所以相信了畝產萬斤， 實際並非如此。 毛澤東出行用火車很有特色， 是調研的重要手段。 比如說趙紫陽欺騙毛澤東，最初毛澤東上當了，但是，火車出行幾天毛澤東就了解到了真相， 所已，鄭州會議上不論官僚如何異口同聲，信誓旦旦， 但是毛澤東毫不退讓。
問題是毛澤東沒有估計到劉鄧浮誇的真爭目的， 還以為只要認識到錯了就可解決問題了。 事實正好相反， 所有官僚離開火車照樣會去搞浮誇共產， 不死人不收手。 就如同高鐵一樣， 不死人雷電就不停， 因為他們需要輿論轉向， 必須靠血來實現。 

 作者：花蜜蜂  留言時間：2014-12-01 18:06:23 

 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卻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宣稱：“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

“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李銳回憶說，1958年12月他問毛澤東怎麼會相信那些衛星產量時，毛澤東回答說是看了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依照這種虛假報道制定的國家徵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於填補差額，直接加重農民與基層幹部之間矛盾，成為了導致後來災荒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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