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來，奧巴馬任命的駐日大使或者是克林頓國務卿選舉時論功行賞的律師，或者是名門的閨女，完全不懂日本，好像只是一個點綴；實際上，美日關係是由一小撮封閉的特殊利益集團嚴密操控的。我在《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第一章“美日關係的基礎”開首介紹過：奧巴馬剛上台，【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 、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和Pacific Forum CSIS 在舊金山召開由50名美日“專家和政策執行者”參加的第15次美日舊金山安全保障會議，之後作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發表了題為“美日安全保障關係：對同盟的試金石”論集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雖然註冊為民間非贏利機構，但實際上是由25個國家組成的“產業、官方、學術界”三者聯合的國際組織“太平洋經濟互助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員會的事務局，隸屬日本外務省 ，其成員多來自退休的外務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在檀香山的亞太獨立部門。由此論集的開首“謝辭”中對日本外務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課 表示感謝，也可以看出，這次會議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奧巴馬新政權之下借用美國的“智庫”機構對美國政府的試探氣球。不用諱言，會議的中心圍繞着美日同盟的目標和對手--中國--展開。】

現在，奧巴馬的任期接近結束，在美日關係利益集團的操縱下，這次訪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意外得到殊榮。首先，日美兩國政府2015年4月27日在紐約舉行外長和防長出席的安保協商委員會（2+2）會議，18年來的首次修定了新《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雙方決定把自衛隊和美軍的合作擴大到全球規模，新指針強調了日美同盟將為“亞太及其他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發揮主導作用”，並在太空及網絡空間領域共享信息,反映了安倍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容，特別寫明將共同防衛釣魚島/尖閣諸島。在會議後的記者會見中，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說：以往美軍與自衛隊的軍事合作是以一個地區為焦點，現在這種合作範圍擴展到了全球。就是說，以往日美合作的範圍限制在日本周邊，而今取消了這個地理性的限制。另外，日美雙方共同牽制中國在南海有爭議島嶼附近填海和建設人工島的行為。包括在野黨日本民主黨在內的國內輿論和政局如何抵抗這種違反包括憲法在內的一些列日本法規，值得拭目以待。

其次， 4月28日， 奧巴馬在白宮南為安培晉三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兩位領導人在會晤中討論了美日防衛和經貿合作等方面的議題。 顯然是在安倍的要求下，奧巴馬也提到尖閣諸島（釣魚島）， 說：“他們不是通過正常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解決問題，而是炫耀武力。我們曾經對中國表示了對任何國家都表述的立場，即那種做法是不對的。”安倍沒有具體指明中國，但他表示，日本和美國“一致反對以任何方式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企圖”。他說：“任何爭端都應依據國際法和平解決，而不是脅迫和恫嚇。”安倍還說，他歡迎美國戰略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的再平衡政策。

對於國際關注的“慰安婦”問題（有一位韓國的倖存者專程趕來抗議），安倍沒有直接道歉，還把罪責推給“人口走私”之徒，好像與日本政府無關，又錯過了一次歷史的和解機會。

然後，作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日本首相，得意的安倍4月29日今天上午在美國國會對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1]。安倍用英語從他的外祖父岸信介說起，看來，國會的議員們知道岸作為日本首相壓制國內的反抗運動簽署了美日安保條約，但誰知道或在乎岸的戰犯身份呢？安倍有什麼資格講民主、自由、人權？進一步看，誰知道或在乎安倍為日本國內政治和美日關係乃至亞太安全、全球和平帶來的危害呢？問題是：如何提醒、警告、教育美國公眾呢？

我在“以IBM的公司治理推動東亞的正義進程”[2]中問到：如何以最小的代價能夠同時幫助世界頭三號經濟大國美中日呢？在2014年4月30日，我致函IBM公司秘書長，提案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內容包括：“2014年4月25日的美日聯合聲明包括以下的危險內容: "這些條約的義務延展到所有日本行政管轄下的地域，包括尖閣諸島"，"美國歡迎和支持日本考慮實行集團自衛權"。…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悲劇放棄日本的和平憲法（戰後亞洲的和平基礎）走向軍備、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在美日安保條約下誤導美國與崛起的民族主義的中國衝突.。…日本政府雖然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簽署了保護中國留學生的宣言，但卻迫害我這樣的不肯與日本政府作幕後交易的在日中國留學生。” 這樣的警示文件應該與安倍的國會演說並列存入歷史記錄。

正如我12月19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發出電郵、反駁IBM雇用的律師行的離譜理由那樣，我的提案不是“個人對日本政府的控訴”，也從未期望得到個人利益，而是為了提醒美國公眾關於日本政府軍事化政策的危害。 幸好，如2015年1月20日至律師行和我的電郵所示[3]，SEC全面反駁了律師行排除我的提案的所有理由，三次重申SEC不同意IBM可以把我的提案從股東大會資料中排除掉。

昨天4月28日，我的朋友代表我在IBM 股東大會宣讀了上述提案，以我的15股份，得到29,669,123股份(4.95%)的贊同[4]。這是兩百萬倍的“投資回報”！為了推動東亞的正義進程，首先要追討我親歷的1989年那段最黑暗的中日當代史的真相[5]，因為沒有歷史真相就不可能有正義和持久的和平與繁榮。